|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欧洲共同市场危机 （1974年6月） 译者按：曼德尔是比利时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经常以革命马列主义观点，严正的客观态度，对一些帝国主义经济制度之各方面的活动，提出深刻的批判，并以深入浅出方式，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纷扰经济局面，做出精辟的分析。本文是他研究欧洲共同市场诸论文之一，刊载于《洲际通讯》第十二卷第二十六期中。
欧洲共同市场危机再次爆发了严重的内部危机，这或许是它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九个会员国不能达成彼此货币“共同浮动”的协议；新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更要求重新谈判其入会条款问题；丹麦及意大利亦决定中止其他会员国享有自由入口之权利。最初爆发的危机，是表现在面对燃油问题上，如何共同对付一些产油国，各个会员国的政府竟然不能协议一个共同的立场。 要理解欧洲共市今次所发生的危机之内在各种因素，首先要充分认识共同市场的本质。欧洲共市是由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时只得六个国家）在国际范围上以经济集成方式，成立一个过渡性乌合式的组织，并允许会员国之间的商品及资本无限制互相流通。它们这种措施，并不是意味着它们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资产阶级性国家，或者一个统一政府，更不是要设立一个共同货币制度。 会员国替共市厘定一个模拟国家式的宪法，根据该宪法，共市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但是这个机构只拥有咨询权力，仅在资本及商品流通之范围，才有严格限制的权力。他的真正的权力机关是由各会员国召开的“部长级理事会”，不过实际上，如果某一会员国的政府决意不遵守决定，则这个机构亦无权强制该会员国服从。 共市这种过渡性乌合性，恰好反映出其过渡性乌合性的经济现象，这种经济现象表现在一个宪法政治的平面上：大资本企业组合之继续走向国际化。过去二十多年来，欧洲资本之相互渗透，已经扩张得甚具规模。事实上，一些新企业的所有权，已经不是当地的“民族”资本家独享，而是由几个欧洲的资本家们共同享有，再也没有“民族”集团掌握控制住的股权的现象了。例如邓洛普-比利尼及亚花-彻华瓦特这两个企业组合就是最具典型的事例。 欧洲资本之相互渗透过程虽然继续进行不息，但绝不是表示它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会遭到挫折。如快意-史特劳恩汽车制造厂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新的欧洲超级托拉斯已经瓦解了。在另一情况下，通过由单一控制性的“民族”资本吸收许多企业而达到相互渗透过程的目的。如西德的荷勒士达。花宾托拉斯并吞法国罗素-乌卡拉夫制药厂。大多数工业行业里，“民族”垄断企业宁愿选择与欧洲某些企业国际合作方式，而不愿把利益真正归并一起。 因此，欧洲共市内之资本国际化已开始超出“民族”垄断托拉斯的阶段了。美国、欧洲及日本的跨国企业组织已集中了无可置疑的霸权。不过资本国际化仍未达到这样的程度，即是一些以“民族”资产阶级国家为轴心而组成的资本家集团已经丧失了它们的采取相应行动的影响力。因此，在要求成立一个全欧规模的资产阶级国家的集团与一些仍然停留在民族资本阶级国家的集团之间的斗争，正在方兴未艾，不知鹿死谁手。如欲理解欧洲共市目前危机，必须先把握上述的时代背景。 虽然欧洲共市是一个超越国家的组织，但是它并未具备如国家那样的真实权力，国家是一个阶级不可缺少的工具，不但用来保持其资本在政治及社会方面的权力，而且还确保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我们早就预料到：只要资本主义欧洲碰上普遍的经济衰退，欧洲共市组织之基本矛盾就要立即表面化。正是在这次严重经济衰退时刻，资产阶级国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对经济生活的插手干涉，才有决定性的作用。 共市每个会员国之大资本家集团正面临着一次明显的进退维谷之抉择：要么把这个机构提升为一个真正的欧洲的超级国家，在国际范围上能够制订一个反危机的政策；要么任由其倒退到国家范围的反危机政策。无论采取哪一项决定，欧洲共市都是死路一条。 在第一项办法中，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会以联邦结合形式，共市组织被一个联邦制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取代，并扩大到包括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制订一个统一币制；成立单一全欧政府；确立全欧公共工程及雇佣政策；制订共同预算案；拟定共同财政政策。在第二项办法中，由西欧全部（或者大部分的）的“民族”资产阶级国家都倒退到保卫主义去，欧洲共市在这一打击下，势必解体。 事实极明显表示：欧洲跨国托拉斯在面对一次严重经济衰退时的必然反应，就是要求组织一个全欧规模的超级国家，理由很简单，在这一全欧规模上，它们“反经济衰退斗争”的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这种情况亦适合那些企业组合，即是它们的资本股权基本上已经国际化。也适合一些仍然由单一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一些企业组合，这些企业，即使以生产领域来说，它的行动的范围已经大大地超出“国家”范围了。以菲立普电子工业托拉斯为例，单只荷兰政府怎样用尽千方百计，甚至制定各式各样的法律，亦难保卫其利益免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所损害。对此类工业托拉斯而言，一项有效的“反衰退”政策，必须至少是九个共市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反衰退”政策。 无论怎样，事实摆得明明白白，在缺乏一个真正的政府机构及真实的国家权力来统率这个拥有九个成员国的欧洲共市（或者最少能统率其大多数），若经济衰退来得更凶险时，更多个别国家的资产阶级将被迫要在纯粹的国家规模内，各顾各的进行反衰退斗争。事实上，资产阶级将面临的真正选择，就是要么以国家的名义行动起来，要么就静观其变。换言之，即是国家性行动与全不行动之分。在目前西欧所显示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如果在“民族”资产阶级在面对着如此凶险的经济衰退及大量失业的压力下会消极地不采取行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在如此情势下，束手无策不但会加剧社会革命及危机爆发，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 因此革命马列主义者经常预言着：欧洲共市不能抵受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打击，除非它本身在衰退发生前，已经转变为一个真正的欧洲政府。 共同市场危机之一：生产萎缩六个月来的事实已经证实上述分析之准确性。 现在，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及日本等，开始出现经济衰退现象，美国早已发展到严重程度。（在五个月内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下降百分之六），西德亦在衰退边缘摇摆，法国是帝国主义大国唯一尚未受衰退波及的一国。 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正在增加，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失业最高纪录——1970年冬季之一千万数字，极可能会在1974年——1975年间的冬季被打破，并且可能会接近一千五百万数字。 毫无疑问，由于共市缺乏了政府那样的国家权力，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在自己国家范围内进行反衰退措施，即保卫主义政策。意大利及丹麦政府所执行的贸易政策就是如此。事实上，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但对所有的入口商品实施限制，同时对共市会员国出产之商品亦无例外。 也许有些人士会论断这次危机只是“偶发性”的，仅仅由于“石油危机”所触发的“临时性意外事件”，进而引致欧洲某些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意大利及法国）产生支付结算之巨大赤字而已。 如此的议论根本上是混淆视听。事实上，欧洲共市一些会员国之支付结算赤字差不多大部分可以由西德之结算盈余来偿付。所谓“支付结算之危机”，全然是另一回事。意大利、丹麦及英国等政府被迫采取贸易保卫主义政策，是因为一些具备大量盈余的国家拒绝与共市所有会员国共享外汇储备。当然，缺乏共同货币、缺乏统一经济、币制、财经的政策及统一雇佣政策的基础下，换言之，没有一个共同政府形式及一个共同的“超级国家”的前提下，来侈谈共享外汇储备根本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 西德大资本家集团进退两难大资本家集团面对着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莫如西德的处境那么尴尬了。无可否认，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西德目前的经济局面较为稳定，市场较为兴旺，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出口贸易增长最快，支付结算盈余最厚，失业数字较低。（虽然由1970-1972年开始，每年失业率有显著的增加。）舒密特接替布兰德为西德社会民主党的国家总理时，大多数观察家强调指出：比之于前任总理的“欧洲”倾向，这位新任总理具有一种“大西洋”倾向，不过，在数星期之后，当这位新总理与法国新总统：依斯坦举行会谈后，这种论调亦烟消云散。 现在，西德大资本家集团发现自己夹在两大灾祸之间，更不能决定谁是较大灾祸，谁是较小灾祸。假如西德政府决定选择“推助共市发展”之方针，则它需要一方面承担其会员国之支付结算赤字，另一方面要吞下三个难兄难弟：法国、意大利、英国之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的苦果。因此，为了达到共市之健全及稳固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及实行坡卡希与克里孟梭当政时代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古老口号：“由克拉兹KRAUTS来付账吧！”可是实际上，今日西德这一要求缺乏军事政治势力作后盾。 不过，加入舒密特总理决定不背起这个“包袱”，（在他荣登总理的典礼上曾表示愿意支付），这后果对波恩也不见得好得多。跟着，贸易保卫主义措施，会迅速从意大利及丹麦蔓延到法国和英国，甚至扩展到所有的欧洲国家。一旦这种措施一步步累计之下（经济上节约措施亦相应实行），对西德资本主义“繁荣”的唯一支柱：日趋高涨的出口贸易，实是一个重大打击。（西德国内市场的消费品销售已经呈现下降现象。） 西德的伙伴国们接着势必把经济衰退“输出”到西德来，如果西德不把它的外汇储备输出到它的伙伴国中去的话。而经济衰退势必招致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重新采用信用膨胀来应付这一社会危机，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压力了。可是，为了减缓这一危机而增加通货膨胀，势必使支付结算赤字愈来愈大，而外汇储备则愈来愈干。西德进退两难之处，就在于此。 在帝国主义互相竞争中国家的作用有些人士可能非难我们，认为我们上述分析，无疑向考茨基主义Kauskyists的“超级帝国主义”论神话让步。 缺乏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用强力吸收另一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实存在，好像在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帝国主义的野心，好像在这两次大战结束之后英法帝国主义的企图那样，而我们却仍断言某些欧洲帝国主义能够“和平合并”，我们岂不等于主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加剧而是和平地克服吗？事实上，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反对我们上述分析的人，只暴露他的思想上的空洞与形式主义，这种思想近乎诡辩，却与对客观现实的辩证法的分析，相距一万八千里。列宁用来驳斥考茨基的，乃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愈来愈深刻而不是愈来愈缓和这一论据而决不是另一种论据，即认为每一个别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一定经常处于加深状态。我们相信列宁的论据是绝对正确的，并吻合现在的事变发展。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正深刻变化而非缓和，这一点不但驳斥了超帝国主义论，同时也驳斥了那个认为美帝这个超帝国主义的绝对优势必然凌驾一切对手，使它们降至简单的卫星国地位这一论调。 列宁从未如此推论过：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一定会在彼此势力均等情况下发生，在列宁有生之年，曾目睹两个大帝国主义国家之没落，其一为俄国沙皇帝国，为十月革命所推翻；其二为奥地利—匈牙利帝国于1918年战败后而被瓦解。不过，若然根据“因为帝国主义竞争加剧”的特点，因而推翻它们之间不可能合并，一定会忽视了这一客观现实：正因为竞争加剧之故而促成了合并。 譬如最近关于燃油危机的例子，不但令全球大部分托拉斯为抢购燃油及铀的资源而手忙脚乱，同时对所谓一般性原料亦竞相搜寻。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亦分别为其国内的托拉斯四处奔走，不惜千方百计搜集资源。这些事实又一次证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及其国家之理论的正确性。当然一些在政治、军事及财政上较强的国家，在为其国内托拉斯抢购原料时也较占优势。纵观世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中，西德在财政方面最具实力，其次法国、英国及意大利也具中级财力，不过他们在政治实力方面则较弱，更谈不上军事实力了。日本虽然在军事上不堪一击，这方面的荏弱实力，最少部分上可以由其政治权力极度集中取得补偿，且其政府锲而不舍的精神及迅速行事的效率，亦是其雄踞一方的凭借，后果立即显现。在1973年10月至1974年4月，美国及日本的国内托拉斯成功地抢到了一些稀有的原料，但是，它们的努力却以牺牲其欧洲同业为代价的。 我们当可理解这次理论探讨的真正意义。在我们方面，并没有“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只存在于对方阵营中，他们是反对我们关于欧洲资本互相渗透的理论的，因为事实上，他们正在暗示，欧洲大托拉斯在帝国主义间的竞争斗争中运用恰当的国家工具是不可能（或者更坏的是，不期望）保卫它们的利益的。这个理论，如果并不包括这个意思，即这些托拉斯变成美国利益的附庸，换言之，即极端帝国主义（或其超帝国主义的变种）的理论，则它又包含什么意思呢？ 我们认为：美国、日本及欧洲的托拉斯之间的内部矛盾及斗争，不但愈来愈紧张，且一步步恶化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变成欧洲资本互相渗透长期倾向都倾向于建立一个全欧式的超国家组织。在日益紧张的帝国主义角逐中，欧洲托拉斯是需要这两项不可或缺的武器，才有可能争取胜利。 有鉴于此，我们不会对所谓“疆界论”有任何让步。那些反对我们观点的人士，断章取义征引一些事实，说什么“一些设立在法国、西德......等等疆界内的托拉斯。”可是他们忘记了欧洲托拉斯与美国托拉斯在利益上逐渐爆发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代表它们利益的各个资产阶级政府，亦不可能在此冲突中保持中立，亦不会充作仲裁人。 不管成效如何不济，代表欧洲托拉斯的利益之政府，会用尽千方百计来维护它们的权益。具体一点来说，就是维护菲立普、西门子、卜内门、荷核斯特、拜耳、伯澈尼、山特葛、巴恩、快意、荷兰皇家蚬壳公司、英国燃油公司、泰士生、戴恩拉、宾士等托拉斯之利益。同时也维护那些以财政支撑它们的金融集团。不过问题的实质是，它们在帝国主义集团间日益严重冲突中，究竟是应该使用怎样的政权组织作为最有效武器。或者有人否认这些托拉斯既需要也能够赋予自身一个国家的权力，来保卫自己，以与美帝对抗。（关于这方面的论点根本上是经不起一驳的，而且亦没有明显的先验例证。）事实上，坚持这个观点的人士，不管是有意或无意，客观上他们不自觉陷入考茨基主义的理论之泥沼中：一个超级帝国主义集团可以统一一切托拉斯，组成一个统一阵线，粉碎那些不听命于它们的托拉斯。 欧洲资本互相渗透仍然继续不息要正确评估欧洲共市的未来前途。首先在思想上要克服肤浅及短视的印象主义。并且要充分掌握欧洲经济、社会及政治方向的长期发展趋势，及其发展过程中所衍生的内部矛盾。正如过去错误地推断，认为欧洲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可能合并，今日亦不应该仓促结论说：欧洲共市已经开始瓦解，甚至已经死亡。 不管快意、薛高劳恩汽车托拉斯的合并失败的命运。（这事附带提出了薛高劳恩与雷诺合并或以薛高劳恩与福特合并的问题，因为欧洲汽车托拉斯似乎也不能以独立的姿态冲破最近汽车工业的危机。）又不管欧洲共市内部组织如何不稳，但亦不能阻止欧洲资本主义的继续互相渗入的趋势。即使一些资产阶级政府如何淡然漠视，其社会结构如何混乱不堪，但欧洲超级金融资本集团并没有停止行动。事实上，这些集团正在大张旗鼓推动欧洲资本互相渗透。 “能源危机”正好给予一些欧洲新的金融集团，乘机插手于过去十多年来组成的财务及银行集团中。法国巴黎国家银行·芝那劳里银行、瑞士卡狄坦士圆银行、意大利米兰银行、阿姆斯特丹·罗打坦银行，及比利时苏士狄·芝那劳里银行等全部被吞没，并以芬那集团成立起来。它们拟将其大量资金投资在开发能源的事业上，如建造原子反应堆、开采北海燃油、勘探新的能源等。这次投资计划又一次证实长期经济计划之威力，更给予欧洲资本互相渗透提供一个基础。即使最具实力的民族性企业组合亦无能负起继续发展业务的能力，又无足够资金及材料进行一些需要先进技术的投资计划，更谈不上与美帝及日帝争一日之长短。 一些欧洲垄断性超级企业组合在与一些半殖民国家及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时，它们大声疾呼要求欧洲政府大力支持，并让它们自由选择。正当美国政府运用其外交手腕，为洛克菲勒托拉斯重新打入埃及市场铺好路时，欧洲各个政府不服输，急起直追以其固有的外交手腕，向苏联、北非（钢铁、汽车工业及天然气）、黑色非洲及巴西等市场进军，并超越了美国。欧洲共市之未来命运，现在更加要取决于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各方面力量的斗争结果。亦即说是取决于各方势力互相之间的真实关系，决不是取决任何所谓预先命定的前途或者所谓“铁则”。 怎样争取无产阶级方面的利益在争取无产阶级方面的实际物质利益时，无产阶级首先一定要保持其政治上的独立权，绝不与任何资产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即使资产阶级之间正在进行狗咬狗骨的斗争。某些资产阶级集团可能打着“民族利益”或“欧洲利益”的旗帜，进行欺骗工人，令它们在与大资本集团进行斗争时，放弃争取工人阶级方面的利益。 那些以当代一些资产阶级政府以维护民族权益名义而反对欧洲资本互相渗透，反对成立欧洲超级国家的人士，他们正在与一些保守及腐朽甚至无力保持其财产所有权的资本主义势力勾结在一起。（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妄图实行一些严厉的经济节约措施、通货紧缩、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便以为可以渡过危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出了削减人民购买力，降低工人阶级生活水准之外，便别无他途。又那些整天呼喊拿出“欧洲精神”来对抗“美国侵略”的人士，同时要求组织一个全欧政府，以阻止多国公司继续集结之趋势。他们这种表态，无非想加强欧洲多国公司的力量，以抵挡美国多国公司。站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加强阶级敌人的地位，亦不认为现今存在着的欧洲超级托拉斯比之民族托拉斯会显得“自由”及“进步”些。 根据其自身的逻辑发展，欧洲共市的危机，正好反映出生产力扩展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存在势不两立的矛盾。针对这势不两立的矛盾，我们提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要真正达成这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并保证它能够取得胜利，则无产阶级必须恒着创造一个真正革命局势，亦即是走向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在每次革命前夕的严重危机中，利用本国资产阶级的每次遭受到的致命打击。社会主义革命仍然能够在某一单独国家首先发动。事实上，目前，由于诸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的不平衡发展，又由于国家与镇压机器的民族性质，在某一民族规模上首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可能的。 同时，资本（就资本二字的最切近意义说，就是雇主）日趋增强的国际化促使向欧洲工人阶级及工人组织提出一个更重大任务，需要在全欧范围上彼此合作，进行各方面的联盟，即使最急迫的如增加工资的斗争，亦需要它们采取统一联合行动、统一步骤。就这样，在资本家国际组织的注视下，国际阶级斗争一点一点向前发展。革命者不应限于只参加这个国际阶级斗争而应该进一步成为这一国际阶级斗争的最透彻最热心最精巧的鼓吹者，在各托拉斯的工厂代表与战志旺盛的工会战士的基础上，提出种种彼此联系与合作的建议，这些托拉斯可能是某一多国公司所有，或分散于几个国家却属于同一工业部门。 这两种现象的结合——首先，在一个国家的规模上爆发了革命危机，跟着在国际的规模上工人斗争一步一步发展——具备了在欧洲规模上的革命危机的相互影响的动力，这一革命动力将超过1917年到1920年、1934年至1938年或1944年至1947年这几个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社会主义联邦这一纲领成为主观需要，而且还是实际上可能实现的。随着时日发展，这个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纲领，会首先成为广大工人先锋队，其后也成为整个劳动群众的愈来愈可信赖的奋斗目标。 总而言之，全欧革命的出现最先会以一个国家为基础，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逻辑发展，逐渐向全欧方面蔓延，因而形成一股革命推动力，互相激励，直向世界各地燃烧，那时这股烈火，比之1917年到1920年时期，1934-38年时期，或者1944-47年时期，来得更加猛烈，更加锐不可当。因此，提出建立一个全欧社会主义过联邦，不但在客观上迫切需要，同时在实践上亦是可行之事。而且，这个纲领最后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奋斗的目标，随着阶级斗争的蓬勃发展，最后会变成为全欧群众的行动纲领。 旭日译于1974年8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