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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危险及其可能性
厄内斯特·曼德尔
（1974）
Gnothi Seauton 译 吕杨鹏 校
这篇演讲发表于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在1974年夏季举行的一次外围工人会议上。后发表于《国际》杂志第2卷第4期，1975年冬春刊。
俄国革命深刻地影响并塑造了上一代及我们这一代的革命者。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大国的工人阶级夺取了权力，推翻了资本的统治，开始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在全世界的无产者眼中，那将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
今日的革命者仍然承认俄国革命的历史重要性及其对二十世纪的影响。但是，由于寄生在十月革命成果之上的官僚堕落，十月革命再也不能真正鼓舞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而言。
最近在法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直接地反映了这个反差，它调查了有多少比例的人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以及他们愿意选择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想要社会主义社会，但5%以下的人称他们赞成苏联模式。在法国共产党（PCF）获得20%选票的国度，这样的数据极为惹眼。甚至在亲莫斯科的共产党激进分子中，这种苏联实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已明显地失去了自己作为模范——一种能扩展到全世界的理想——的吸引力。
而且，正是这样的转变给了西欧的新改良主义政党立足点，以此去合法化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他们宣称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西欧行不通，但这样一来，他们借机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通过把“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和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模式的选择化约为一个单一问题，他们试图引导工人们因对后者的拒斥而自动接受前者。
工人自我管理的概念，在西欧工人运动中具有强烈的影响，其原因也基于同样的事实：正是由于大部分劳动者向往社会主义社会，承认社会体制转变的必要性，且本能地——少数人是有意地——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模式。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支持自我管理吗？
最开始，自我管理的观念是不清楚的。大部分人自然地把它理解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比如一个工厂内的工人，组织管理他们自己车间运作的所有方面。像是医院员工或教师，就在他们医院或学校的范围内组织，消费者则在市镇或区内组织。
这种简化的自我管理的看法明显不符马克思主义传统，它来源于蒲鲁东和无政府工联主义。欧洲各地几乎所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自我管理的最初反应都是怀疑，甚至是强烈的敌意，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还有待进行。面对“官僚社会主义”和“自我管理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我们倾向于拒绝所有，支持第三条我们自己的道路。
回想起来，我严重低估了自我管理的概念在西欧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其左翼中得到的共鸣。这对我来说，在智识上，心理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是一个错误的反应。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几年前同意改变我们的进攻路线的原因所在。现在我们不仅完全支持自我管理的观念，而且实际上，我们是唯一支持真正的自我管理的人。其他零敲碎打的，或者是由蒲鲁东主义者和工联主义一流提出的自我管理项目，充其量不过是真正自我管理的假象。他们仅仅给了工人们自我管理的幻觉，同时掩盖了主导我们时代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那么，我们的基本立场，就是坚决反对那种工人阶级没有真正行使权力的官僚社会主义；而且，我们完全支持自我管理的思想，因为它涵盖了一个非常简单且基本的前提：工人必须在所有社会层面上，即在工厂层面，在经济层面，在社会生活的非生产领域，最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行使权力。
自我管理不能化约为工人管理自己的工厂
这就引导我们对主张在各个工厂车间里实行社会主义自治的人进行根本性的批判。实际上，工人根本上不过是在自己工厂的层面去组织生产并分配社会剩余。这种自我管理想法的支持者，往好了说是乌托邦主义者，而最恶劣者，则是那些利用这种思想来达成自己目的的所谓“领袖”。
这方面的最佳例子无疑就是由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者提供的，他们创造了一种自我管理的幻象，将它等同于分配给生产者和消费者决策权。一方面，他们坚持认为（这是铁托主义的最新版本），自我管理不仅在工厂层面，甚至需要在每个车间和每条装配线上进行，而另一方面，他们更孜孜不倦地坚持，为了取得平衡，必须加强巩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政治权力的独占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明显地，工人经济权力的分裂是官僚阶层保持权力垄断的必要先决条件。这只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通过制造出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烂摊子，使人们感到自我管理的软弱无能，官僚才能在整体经济的层面剥夺工人全部的政治权力，并将其集中在自己手里。
因此我们认为，将自我管理局限于某一工厂，更不用说某个车间或装配线，就是把它化约为徒有虚名的摆设。
我们将承袭的生产技术有着强烈的集中倾向
当下的生产力水平对应于一项具体的技术。我们不是这种技术的崇拜者，并且冒着被视为修正主义者的风险，我可以说，和列宁同志不同，我们不赞成泰勒主义或流水线。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认为这是先进技术唯一可能的形式。认为目前在生产中使用的技术是无可替代的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神话。诚然，这项技术是能提供最高资本回报的技术，但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技术。基于任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可能发展出某种程度的技术。对于经历了殖民地革命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来说，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例如，古巴没有足够的石油资源，经济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和化学家都面临着发展一个以糖化学工业代替石化工业的需要，即基于糖废品的化学工业。类似的工艺创新和技术革命的例子也可以在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找到。
然而，明显地，虽然现在的技术条件还不允许，但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希望有一天有一种技术可以允许相对较小的单位（用恩格斯的表述），即2万或3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虽然不能自给自足，但能自主控制大部分事务。
举几个例子：雇用两百到三百名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发电站为五十万人供电；一台机器可以生产足够的纸张来满足一百五十到两百万人的需求。认为与这种生产相关的经济问题可以在同一个工厂内两百到三百人的水平上得到解决，仅仅因为他们碰巧在这个工厂工作，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就这种工厂而言，产品的分配方式和必须满足的需要，不仅与生产者有关，还与所有要消费其产品的工人有关。发电站的工人应该有权对牵涉到数百万工人要消费的电力生产作出决定，这显然毫无理由。
今天的技术（工人阶级在掌握权力的时候将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它）存在着一种强烈集中的倾向。这倾向既不必然也不永恒，在构建一个无阶级新社会的过程中，极有可能会淘汰这些技术。然而，在开始建设新社会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的正是我们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的技术。在这种背景下，要把经济决策分解到单个工厂的层面可以说是完全乌托邦式的。
选择不在“官僚集权”与“分权自我管理”之间
非常多的经济决策涉及比单个企业大得多的一系列社会群体；这些决定必须在这些群体的层面上进行——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以民主的方式集中。我们支持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或者说是有计划的自我管理的支持者，这不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是集权者，而是因为它是与经济生活现实相对应的客观必然事物。
这种集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是现行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不依赖于我们的愿望。实际上我们必须做出这一根本性的选择：除非经济集中化是有意识地进行的，也就是有计划的，慎重的方式，否则就会背着工人以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出现。
因此，选择不在“官僚集权”与“分权自我管理”之间。推翻资本主义后，我们在经济领域面临的实际选择，将是社会主义计划基础上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与市场经济规律持续存在——大部分是为了奴役工人的——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选择。
为此，我们反对那些将自我管理限于这个或那个工厂的蒲鲁东主义支持者。我们声明，他们说的让工人在工厂层面上有决策权就足以实现真正去无产阶级化，是在向工人说谎。这种安排，令工人在工厂中自主做出的决定一次又一次地被市场规律所改写或推翻，使所谓的自主决定沦为摆设——当人们不能在整体层面对经济活动进行规划时，市场规律自发的集中化倾向就会发挥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投资工业的特定分支——鞋子的生产。只有两种选择，一方面可以设法制定社会主义计划，评估需求和生产能力（当然，对一定数量的库存和出口进行补贴）。若两者存在差距，就要提高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增加投资以满足需求。
另一方面，可以不用制定这样的计划。每个生产鞋子或电动马达的工厂，都会自动地，随着已被人们熟知的生产过剩和不足的结果来决定投资。两到三万个工厂单独做出的决定能够精准地满足需求，这只有极小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自我管理局限于工厂水平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定会再现资本主义一整套的弊病，其中包括对工人阶级的最大冲击——失业。只要看看南斯拉夫的例子就可以发现事实正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赞成民主集中和有计划的自我管理，或者说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在整个阶级层面上行使经济权力，而非由那个阶级中的一个个小群体各自去行使权力。
存在竞争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分化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局限于工厂、车间或装配线的自我管理，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幻觉，这种情况下工人不能违反市场规律运作来实施这一层面的决策。而且更糟糕的是，工人的决定越来越被利润所左右，这在南斯拉夫可以清楚看到。自我管理潜在的基本原则就是解放劳动，即工人主宰生产过程，自行决定装配线的速度和工厂的工作组织，这是那类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在一个允许存在竞争的经济中是不能实现的。
这在南斯拉夫的例子中表现得太明显了，存在竞争对生产单位有一些不可避免的要求。他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方面，他们可以接受合理化的逻辑：减少劳动力，加快生产速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可以拒绝该逻辑，从而使得某些生产单位亏本经营，以及支付的工资远低于平均水平。
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在社会层面上对工业进行管制，从而使经济得到有效地计划，由整个工人阶级自觉地来运营，并逐步实现去无产阶级化的进程。
阶级权力不是“群体权力”
因此，我试图澄清的问题的基础非常简单：对我们来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权力这个概念严格地指向阶级权力，而非群体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概念是相互排斥的。群体被赋予的权力越多，阶级权力就越小，因为阶级会分裂成为互相争斗的群体。
那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重新引入竞争的结果：给定市场经济和生产单位自主决策的条件下，将会引致彼此竞争的不同工厂的工人群体间的竞争，往往还非常激烈。从一开始，工厂的生产效率就不一样，所以如果工厂间相互竞争，每个工厂都保留了所谓的“劳动成果”，那么实际上保持的收入是由其最初的财务状况决定的。不管某些工厂的优势条件来自固定资本、工具、机械、设备、甚至当地状况是因为运气还是社会因素，相比那些在低于平均水平的工厂工作的人来说，有幸在高于平均水平的工厂工作的人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享受经济上的优势。
如果把每个工厂的决策和利润留给该工厂的工人来处理（即使像南斯拉夫的情况那样，征收一份“国民团结税”），就会在工人阶级内部创造公然的不平等，一旦存在着公然的不平等，工人阶级整体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斗争，就会被不同群体的工人间的斗争所损坏。
因此，让工人相信他们可以在工厂层面管理自己的事务就是在欺骗他们。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一系列的决策不可避免地要来自比工厂更高的层面，如果这些决定不是由工人阶级整体自觉地作出，那将会由社会中工人背后的其他力量所作出。
应该在什么层面制定决策？
看起来，我的论点类似于法国总工会[1]（法国共产党工会）在反对法国劳工民主联盟[2]（社会党工会）和社会主义自我管理派的论战中所用的论点。实际完全不是这样。这不是把“一家工厂的自我管理”这个神话与“官僚集权”理想对立起来的问题；相反，这是在挑战一个貌似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个选择是由官僚集权与市场经济分权间辩论的有限框架所提出的。我们所提出的是捍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自我管理的解决办法。
我们并非单纯地支持集中。我们一点也不相信集权意味着工人阶级内部必然出现新的劳动分工，即一小撮管理者、专业行政人员和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之间的分工，这种分工不可能民主地进行集中自我管理。我们支持民主集中的、有计划的自我管理，这也是工人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围绕着相互关联的工人代表会进行组织，它行使权力时尽可能广泛地包括最多数的工人。
如果我们拒绝这种观点——最民主的自我管理形式是基于单个工厂的——是因为唯有在一个复杂结构中，在那里自我管理发生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才有可能让最大数量的工人参与不同层次的决策。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可供参考：决定必须能在最有效的层面上进行。没有必要召集欧洲工人大会来制定考文垂的公共汽车时间表；考文垂的工人完全有能力在没有任何官僚机构干涉的情况下自行解决。没有必要组织一个全国工人大会来组织某个特定车间的生产：那个车间里的工人自己有能力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在制定鞋业投资决策、如何防治水域污染问题等方面，一个全国乃至国际的工人代表会大会是需要的，因为这种决策只能在国家或国际层面做出。这就是我们在描述决策机构的形式时想表达的意思。在经济问题上，每个决定最理想的是在其能得到最有效地决定和实施的层面上做出。
定义相对限制的架构
显然，这一结论会受到一些限制。我曾强烈批判过南斯拉夫的例子，但只说它坏话是不够的。与斯大林主义的经验相比，它代表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使我们今天能够给资产阶级的蛊惑——这仍然是最流行的对社会主义的“反驳”，工人们不能而且不想自己经营公司——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看看南斯拉夫，他们已经这么干了20年！我们对南斯拉夫模式有很多批评，并会在实践上有所差异，但南斯拉夫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斯拉夫提供了非常积极的经验，相比苏联那些管理生产的官僚机构，我们不能对它过度指责。然而，另一方面，我在上文简述过那种自我管理的相关联系统，南斯拉夫的例子能让我们提取出使它有效运作的一系列必要制约因素。让我们举两个例子。
我刚才说过，特定车间的生产的组织应当是该车间工人决定。这仍然正确，但必须更为精确：这必须在社会劳动立法框架内进行，它由国家甚至国际工人代表会大会建立。如果一个车间的工人每周想工作54个小时，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允许他们这样做；为限制地区差异，必须全国性地制定出某个框架。
考文垂巴士系统也是如此。当我提到考文垂工人能自由决定如何经营自己的交通系统时，显然应该从整个英格兰——更具体地说，英格兰该特定地区——公共交通资金分配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加这一条件，那么考文垂就交通问题做出的决定可能会将一系列事实上的优先事项强加于国家计划之上。反过来，这又会限制整个工人阶级在资源分配上的自主权。因此，这些制约因素对于行使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权力——而非各个小集团的权力，这些权力可能抵消，甚至削弱整个阶级的权力——绝对是不可或缺的。
“想像权力”
尽管有具体的例子，刚才我所说的可能还是比较抽象。这是因为我们都是某个特定意识形态，以及用特定的方式看待经济存在，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囚犯；我们的教育已经让我们习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我们都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相对应的生活组织方式的概念的囚犯。
1968年索邦大学的学生们在墙上写下了“想像权力”（‘L’imagination au pouvoir’ – ‘Imagination to Power’）这个口号。他们表达了对革命来说非常深刻的一个格言：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今天有必要发挥宏大的想象力，开始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现实形式，其中一系列今天不存在的社会态度，将成为生产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生产者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大部。
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为前共产主义者同盟（the ex-Ligue communiste）撰写宣言的同志修改了列宁的旧公式，解释说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自动化。就我而言，我会更进一步，认为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自动化和电视。在电视方面，我们掌握了一种直接民主的工具，这是马克思，列宁甚至托洛茨基无法想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同志对电视一无所知，也未能发明它。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特定技术水平的世界，我们应当评估技术的各种形式能拿来为工人民主——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服务的程度。比如，举办一个全国性的制鞋业工人代表会会议，并把会议进程即时传送给该部门所有工厂，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如果某位代表的发言与工厂委托他的不一致，工厂里的同志就很可能拿起电话，打给大会，说：“同志，你在撒谎”，或者，“背叛我们，你没有走我们的路线，我们打算立刻罢免你。”
在这里，我们能够在一个质量上更先进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列宁的旧理念：罢免被选出却不能坚持他们所托的代表们的可能。以前，这种罢免只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实现；使用上文提到的电视，可以行使的罢免权，不是在事发之后，而是立即简单地举起电话直接向会议上的人们报告。
只有思考今天资产阶级在电视节目、问答、室内游戏使用技术作为消磨时间和“麻痹”群众的手段，才能意识到电视作为真正大众传播工具的惊人潜力。试想一下这样的技术如何应用于经济和日常生活的组织。这可以是多么非凡的直接民主的工具！在我看来，我们的自我管理理念绝对没有理由比单个工厂层面的自我管理理念更少民主。正与之相反，我们的理念是与做出真正重要决定相关的。
削弱官僚倾向的方式
我们有意优先处理缩短工作周和工人参与经济社会生活与决策的问题，而不是像某些毛派分子提议的，首先考虑的是让人们从事越来越困难和越来越费力的体力劳动。
这些同志告诉我们，真正的工人权力已在中国建立，正是因为工人不时参加会议讨论管理问题，管理人员每周一天参加体力劳动。然而，这实际上意味着生产者与管理者间分工的延续，正是这种分工构成了官僚化的基础，而我们要尽快地、尽可能完全地克服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工作日的大幅度削减放在首位（在发达工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后，至少应该马上引入工作半天的制度），这样工人才有时间认真投入到自我事务的管理中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的工人都应该花费全部时间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这意味着他不会再工作了，因此会再次延续工作和管理的分工。恰恰相反！除马克思在他关于巴黎公社的文章中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阐述的对抗官僚化的手段之外，我们应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宪法中新增一条：在所有的最高经济和政治权力机构中，即工人代表会国内和国际的代表大会中，保证有某种最低比例的工人仍从事生产，他们仅在一年中的几个星期才参加大会。为了能够有效地对抗官僚化，这个比例必须确定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例如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之间。
关于南斯拉夫，最后一点就是很好的说明。工厂层面工人代表会代表的大多数经常是工人。在地区性代表大会上，工人代表会的代表经常包括约30％到40％的工人，他们积极从事生产。不时有一个全国性工人代表会大会——可能每十五年（南斯拉夫官僚显然非常谨慎！）——代表中只有两到三个百分点的代表是真正的[3]技术员，文秘或监督者。这不一定是某些安排的结果；相反，这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工人每周工作48小时，并原封不动继承了那个对任何工人参与管理自身事务都是不利的经济组织形式。
但是，工作日的减少并不是工人把社会和经济运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唯一必要的物质前提条件。还有其他几个条件也非常重要。
需要一个全新的教育模式
教育需要激进改革。教育体制的整体框架将转变，确保整个工人阶级获得最低限度的社会、文化和全面技术的教育。完全有必要重新思考教育的整个社会角色。
今天，存在某种教育模式，一个人以10到13年或16到25年时间受教育。这不是一个一直固定的模型；设想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遍及整个成年生活，持续提高工人的能力和技巧——是很有可能的。
公允地说，这是苏联经济引入重大变化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涉及到普及教育和培训工人时的投入，苏联当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不幸的是，成就背后的企图并非那么鼓舞人心：苏联体制的目标是单个工人的晋升，他们以这种方式永远脱离工人阶级；工人完成学业后，除了成为技术人员并等着被提拔为官僚，还能有什么情况？苏联社会的思想气氛，不利于足够水平阶级团结的持续，让已获一定技术认证的工人认为自己仍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因此，虽然这种技术教育在苏联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更广泛，但是是以牺牲阶级团结为代价，而且仅仅为了允许个人的晋升。
政党与自我管理
第二个关键问题就是社会自我管理，尤其是自我管理的政治层面。我们一下就遇到了难题：自我管理是否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存在相适应？它与资产阶级民主框架内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政治斗争是否可以和平共处呢？
解决这些问题之前，首先要一劳永逸地消除斯大林主义的神话，即每个社会阶级只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党可以代表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只容一个政党。这种诡辩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毫不沾边。首先，历史清楚地表明，由于社会阶级政治上的不同质，他们通常不是由一个，而是由几个不同的政党代表；而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全新的，产生了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物和道德问题。相信任何一个人——无论它是谁——能够变戏法似地解决所有问题，这只是欺骗自己，并表现出难以置信的天真。
相反，我们必须维护这样的概念，即彼此竞争的思想和倾向，包括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神圣文本”中没有正视的为选择和选择权进行的政治斗争。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所有著作和罗莎·卢森堡的一些著作汇集在一起，我们就会有一个小图书馆，但是我们绝不可能在那里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答案。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斗争，理论思想辩论和实践经验才能得到解决。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对于减少浪费，减少犯错次数，最重要的是把纠正错误的时间降到最低，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个必须被驳斥的论点是一个伪自我管理派别提出的。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政党继续存在，他们就会操纵会议，工人代表会大会就不会是真正的代表大会，而是政治派别的代表大会，只会浪费时间进行宗派主义争吵。他们说，政党将在工人背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神话：那些大量工人代表参加的、没有准备的、没有组织的辩论的大会才是真正操纵性的大会。在这样的辩论中，真正的决策是不可能的，因为选项没有明确的阐述。工人可以在三、四或五个提议中做出选择，但面对一千个提议就无法做出选择，尤其是以大声打断或煽动性喊叫形式提出来的议题。只有被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才能够带着明确的建议、纲要和方案来参加大会。没有这些的话，工人就无法在稳定一贯的政治立场间做出选择，只剩下了煽动者的表演。
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自我管理，这不仅意味着投票权和独立于工人国家的工会的存在，也意味着要积极捍卫工人的新闻自由和集会、结社及示威的自由。
实质上，工人做出真正的决定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能否获得真实的信息——获得彼此矛盾的信息——没有任何限制或垄断；反过来，只有各种政治派别才能够提出建议，让工人接受或拒绝。这种模式比许多“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所夸耀的要民主得多，这些支持者一方面保留了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工人运动中的政治组织自由，这将创造一个必然趋势——整个工人阶级的新垄断和新形式的异化。
一个工厂内的社会主义？
对于我们这些在与一国社会主义思想斗争中成长的人，“分子自我管理”或“一个工厂里的微型社会主义”的概念，没有什么吸引力。然而，有些派别捍卫这种立场，把我们归于教条主义；他们认为，除非工人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就有管理经验，否则在权力转移的短期内，他们无法学会管理。他们解释说，资本主义下的小规模自我管理的经验是有用的教育和准备。他们引用了很多例子，其中有些例子并非没有价值。格拉斯哥上克莱德造船公司的例子受到很多吹捧。在老板管理下，这个公司倒闭了，但是，在工人管理下，结果却是灾难性的。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自己被迫裁掉自己人，这正是他们一直在试图阻止老板强制执行的。
有很多合作社出了问题，有些获得了“成功”——以资本主义的标准！但是，他们所取得的一切，都是把自己转变成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企业，同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
然而，有些例子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对此有更深入的回应。我有意用这些例子中最具矛盾性的作为说明，这事发生在弗朗哥治下的西班牙。曼德拉公司（Mandragore）在巴斯克地区的一系列工人合作社雇用了12000名工人，是西班牙最大的冰箱制造商。该公司是自我管理的，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惊人的成功。工人们不需要工头，降低了生产线速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比如实施每周37至38工作时。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非常赚钱；显然这是一个惊人的经济成功。
但这并不是全部。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合作社的经典批判，必须引入一条规则，即工厂工资不能超出西班牙当地平均工资10％，这样公司就不会剥削其他工人阶级。对于成功的生产单位来说，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某些以色列基布兹（kibbutzim）的例子已经很清楚地说明，这些单位已经成为资本家集体，甚至雇用工人而不让他们进入合作社，付低工资的同时，又用他们的份额充实合作社。因此，曼德拉合作社已经消除了这种可能性。
鉴于这一切，难道我们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一种有价值的经验？答案非常明显，在曼德拉的例子中，它简直是明摆着的：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框架内，没有银行、所有经济机构，尤其是国家的默许——在这个例子中，甚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专制——曼德拉的任何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默许，曼德拉实验无法活过一天！雇用12000名工人并生产了西班牙市场几乎一半冰箱的公司，显然需要银行的持续信贷。它被整合到银行系统中，因而依靠中央银行与当地和地区银行的支持。它只能在整个资本主义政权所容忍的范围内存在。因此，就没有办法为整个工人阶级提出任何解决办法。这是资产阶级因地方力量关系而容忍的一种实验，一旦冲突发生，它要么投降，要么被镇压。
因此，工人阶级参与这种实验是危险的。最好的情况是它可以为极少数人构成一个“试点计划”，效果是把工人阶级的能量从一个有活力的不断扩大的斗争转移到由“生产”带来的要求，这即使与工团主义也是毫不沾边的——更不用说革命马克思主义了。
当老板想要裁员，工人们通过占领工厂来做出反应的时候，通过像在法国的厉溥（Lip）手表厂那样夺取“战利品”，把他们的被动罢工转化为主动，我们应当把这些发展看作斗争的形式和提高意识的方式，而非经济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确定哪些行动最有利于集中力量扩大斗争，而不是解决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无情地导致人们走上宗派利益之路，最终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
今日的工人准备明日的自我管理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拒绝任何为了解决革命后将面临的自我管理问题而使工人准备的观念？绝对不是。一个只有为薪水和竞选权罢工经验的工人阶级，面临在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掌控经济的任务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我们认识到，准备和教育对于这些任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并不是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走迷你自我管理的断头路来实现的。工人阶级将通过工人监督并自我组织斗争来预准备自我管理。当工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管理下的工厂实施监督，控制工会，以最大程度的工人民主来将罢工组织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们就进入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开设的唯一真正的自我管理学校。
这种教育在实践中不仅限于获得准备自我管理的技术知识，还涉及这种自我管理的中心先决条件：提高自我组织和斗争的能力——提高他们的集体的阶级意识和团结。
1974年夏
译自：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75/xx/selfman.htm
[1] 法国总工会，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fr: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
[2] 法国劳工民主联盟，French Democratic Confederation of Labour, fr: 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CFDT。
[3] 此处文本上有一行缺失；我们建议下列斜体字对应所缺词句的意思：“……只有两或可能三个百分点的代表是真正的车间工人，大多数代表是技术员，文秘或监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