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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工人运动面临经济衰退
曼德尔
1977年12月10日
原载香港期刊《十月评论》第五卷第二期（总第30期）
两年严重的衰退，接踵而来两年动摇不定的、非累积性的复苏，以及四年慢性的庞大失业，严重地影响着青年人，差不多使人人都认为失业会长期性地延续[1]——全西欧工人运动内的群众组织，过去倚赖“保证完全就业及社会进步的永久性扩张”的稳定基础，现已实际上消失了。工人群众逐渐承受的外来震荡，势将通过改良主义的群众工会和政党，演化为行动的要求、政纲和建议。而这些组织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是基于它们对目前危机的本质和根源，缺乏理论上的了解所致。
是短缺还是过剩的危机？
统治阶级的思想代表，正在策动发起一个庞大的运动，企图将危机“解释”为因资源的短缺，以此来迷惑工人阶级的思想。根据这个想法，由于工人阶级“过份的”花费，引起了投资来源的减少，使得石油及其它原料产生危机性的短缺，整个经济都因资本的严重缺乏而面临困难。
依据现有的实际资料，我们可以掌握到这项“解释”的玄妙。一九七三至七五年的衰退是一次生产过剩，而不是生产不足：石油是过多而不是缺乏、原料价格急降而不是剧升。资本主义经济远不是惨受资本的缺乏，反而因过大的资本化而呈现出紧张——大量的工业资本未被投资，而差不多有百分之三十的世界生产量未被使用。储蓄比例上升，银行储存的大笔金钱——资本主义企业并不动用其资本，造成商业的停滞局势。
既然消费部门（诸如纺织、石油化工、住宅建筑、电器和汽车工业）存有大量未动用的能力，工人阶级“过分的”花费和工资的急升，又怎会做成危机呢？如果说降低工资会使衣服、家私、住屋和雪柜的销路增加，这怎能算是严肃的解释呢？
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现象，界定它是一次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我们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上，这类危机都带有两个互相关连的特征，即是：利润率的低降，以及在消费者里找不到销路。前者造成生产性投资的下降，影响到生产性货品（主要是机器、重金属等——译者）的销售，后者则使消费品的销路呆滞。但这两者在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方面，却是结构性地相关连着的。所以，若企图以限制巨大的消费（例如通货收缩——译者）来解决危机，实在是一个太简单的政策。资本主义政府在一九二九与三三年之间（当时正发生世界性的萧条——译者）已经发觉到这一点。但今日他们似乎已忘掉了那个黑暗岁月的一些教训了。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像新李嘉图主义者，亦不像资产阶级或右翼社会民主党政客，我们认为利润率的下降，并不是由于工资的上升而产生，而是源于资本有机累积的增加。在战后经济加速膨胀的时期，固定资本（主要是自动化机械——译者）越来越取代了活的劳动（即工人——译者）[2]，因而走向利润率的减低。老板们的论据所含有的正确内容就是：强硬的工人阶级反对降低劳动力价格（降低工资——译者），加上当时的全面就业，使得抵消利润率下降的方法——即加大对劳动力的剥削率——不能运作。但认识到这一点，与直接了当地断言“高工资”造成利润率下降，显然是两样的事。
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性争论，并不完全是纯理论性的。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企图将责任推在工会和工人身上，以便于削弱他们对各种节约政策的反抗。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积极份子，有特别的责任去反对这些企图，坚决地保卫工人的权利，以维护购买力。而只有当我们对当前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能够提出另一个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保卫才能具有一贯性和说服力。
在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和保卫工人反对资本的工作里面，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起着一个政治和实际的直接作用。在这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直接地结合起保卫工人就业与有效地保障实际工资的斗争。这样，在过去一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所发动的总攻击，显然非偶然的，它是基于经济危机本身，在阶级斗争里扮演着一个突出的角色。
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很久以前便已和马克思主义决裂，并且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传统的庸俗观点，混进到工人运动里面。这些观念是：“同舟共济”、“我们必须一齐去保卫民族经济”、“在危机时刻，阶级斗争停息了，牺牲无可避免，剩下的就是平均地分担责任”等等。
左翼民主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甚至那些仍然效忠于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的立场，却带着混乱的性质。他们企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变成一种仪式上的，和十分概括性的说法，从而与一种认为有可能无需消除资本主义政权，亦可克服危机的策略取向，结合起来。其所涉及的知识游戏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天真或无知的人，才会受到影响。[3]
所以，法共的领导经济学家保罗·保加拿（PAUL BOCCANA），自然也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显然“生产过剩”是难以听到的）。他甚而略提过“利润率”。但他所强调的却是：“物质生产资料的浪费”。[4]故而，他就能够避免承认：如果利润不急剧上涨，危机是不能在资本主义的架构内获得解决的，他转而论证以“消除浪费”和“民主策划”，就可克服危机，这是资本家亦能同意的——即将“混合经济”合理化。
以节约管制危机还是保卫工人利益？
自危机爆发以来，资本家向工人所发动的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大大地降低实际工资，与及重新建立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倒过来就能保证剩余价值率（即老板利润与工人所创造的财富之间的比率——译者），和利润率会有一个长时期的上升，最终会使经济再发展。而即使这个上升未能导致经济的恢复，它们仍会做成社会力量关系的一个长期性的转移：变成有利于资本家。这就是它们的真正历史性目标。
社会民主主义者，已经在一系列的国家里——最显明是在英国、西德、葡萄牙和丹麦——成为鼓吹和执行这项政策的主要力量。有些西欧共产党亦步其后尘，有时甚至比社会党还“大胆”。意大利和西班牙共产党尤其如此，而西班牙社会党亦走上同样的道路。西班牙共产党则采取一个有些微差别的立场：在原则上支持着节约政策，但在其工会和工人阶级基础的压力下，会容许自己去反对某些实际的措施。[5]
在西欧各大工人政党之中，法共目前宣称，它以古典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措施的名义，坚决反对任何的节约措施。在这一方面，它与大部分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相一致（英国的工党左派，德国和意大利社会党左派、法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研究、调查和教育中心C E R E S”、葡萄牙的工人协会、比利时的新左翼等）。
至于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共产党的右翼，则以两种理论来辩护支持节约政策的行动。第一个基本上是政治的理由，即是多年来一直强调的“较少坏处”理论。“如果我们不承担危机，反对派就会去担当，那时节约就会更凌厉”。换句话即是说：“让他们砍去你三只手指吧，免他们砍去你全只手掌。”
没有任何足以服人的论证能提出来支持这种失败主义的说法。有谁能够指出工人没有能力以积极和统一的斗争，来反对冻结和削减工资呢？有谁能证明出保守的政府，真正能够达到它们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计策呢？难道这些政治家们忘记了英国煤矿工人对希斯政府反工会政策所作的沉重打击吗？我们又如何去解释，在意大利，虽然意共完全支持节约政策，它却遭受相对性的失败呢？难道这不是由于工人在工作间及工会的平面上所作的积极抵抗吗？如果这些抵抗获得庞大的改良主义政党所支持，而不是被叛卖，它们岂不是会更成功吗？
第二个论点是较为经济性的，甚或是技术性的。工人运动的右翼断言：除非限制消费者的开支，完全就业是没有可能复现的——或者像舒密特甚为蛊惑的说法：“今天的利润，就是明天的就业。”
受到庞大失业之再次突然涌现所迷惑和威胁的工人，无疑会有很大数量受这类论据所影响。这不单在西欧会有，在日本亦如此。工会的官僚使出浑身解数对工人进行思想上的攻势。我们无需多大困难就能找出这类论点所隐含着的假设，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唯一可能存在的，所以必须去适应的并非一般的“经济”法则，而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则及其固有的逻辑。其实这是最好的写照，显示出这些工人运动内的官僚层份，如何将自己溶合进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并且认同着统治阶级的“价值”。
但即使纯粹从“技术“的观点来看——即使我们故意站在节约政策的可能结果的平面上，这个论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从简单化的和错误的假设出发[6]，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分为两种一般的资金：生产者本身的消费，和生产性的投资。事实上却是颇不同的。
事实上，物质和人类的资源有三种而非两类：（一）生产阶级的消费金（包括无产阶级所有成员因任何原因不能出卖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保险性收入：退休、患病、残废、失业、怀孕、在职训练和再受训）；（二）生产性投资；与及（三）非生产性开支资金，它除包括公共服务、军事和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政府性质所做成的分配和零售消费外，还包括了资产阶级的消费及其庞大的积蓄——不论它们被收藏起来，用作投机买卖，还是带出国外。
当第一类资金缩少，甚有可能不会做成第二类的增加（当资本家的累积利润（以利润再作投资——即资本增值——译者）不是用作生产性投资，而是用作非生产性的巨大开支时（例如发展军备——译者），这就会发生）。甚至有可能第一和第二类资金同时地减少。这正是在一九七五年发生过，而且显然今天又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里重复着。
因此，说今天的利润就是明日的就业，是错误的：利润可能会大量上涨，但就业水平却下降。将投资与制造就业等同起来亦是另一个陷阱。因为越来越多的投资被用作合理化（即改善生产机器——译者），使到受影响的工业所削减的工人，比在生产性货品（工业制造母机的工业——译者）里增加的职位还要多。
正当实行着节约政策，慢性失业却蔓延和恶化，工人运动右翼所提出的上述无知论据，就越来越不受工会会员的信任，因而必须让路与别的新论据。而且，在过去几个月来，即使在较温和的成员里面，对于“左翼”、“中间偏左”或“右翼”政府之无能恢复全面就业，正产生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忿怒。
国际性竞争的约束
因为诚恳地支持着节约政策，而不理会它对工人生活标准和就业水平的影响，阶级合作的拥护者遂倒回到第二条保卫线上。依照这条线上的论据说，只有靠出口的重大增加和大量削减入口[7]，经济才有可能复苏。目前，“民族”工业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是依赖于工资上升“温和”。因此，为了在“开放经济所做成的竞争性限制”的架构内保障出口的增加，节约就有所必要。
在这里，实际的事实同样证明这个理论是个谎话。实行压低或冻结实际工资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意大利），在出口市场方面不比西德和日本较成功，上述两国，在过去两年来工资增加率和绝对水平都是最高的。工业的竞争力基本上依据每单位的成本。而在帝国主义经济之内，这是由科技进步、指标经济（生产运转的规模）、资本和贷款的供应、和固定开支的特殊比重，而不是由工资增长率或工资的绝对水平来决定的。应该不要忘记，在生产工业里，工资成本只占全部生产费用的百份廿五至卅多一点而已。
另一方面，将“出口造成增长”应用于所有国家，显然亦是一项颇为不现实的计划。当世界市场面临很有限的膨胀、甚或缩小时（这是七七年底时的情况），一些国家的权利，就无可避免成为其它国家的损失。因此，当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工人党参加他们老板的出口运动时，除了牺牲本国工人的工资外，还要减少其它国家内的阶级兄弟的就业机会。对于“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的口号，这些思想家们代以另一个新的，并且真是太有吸引力的口号了：“全世界的工人们，大家帮助对方减少工作，并且推使他们变成失业吧！”[8]每一个国家的老板们，都期望用国际性的竞争，来辩护他们之反对立即削减工作时间（并不削减周薪、不加强劳动，并且强迫性地雇用额外的工人）。几乎每一个西欧的大工会联合会都已宣布自己支持立即实施每周三十六或三十五小时工作制。必须号召一个紧急的全欧洲性运动争取每周工作三十五或三十六小时，若有可能更有扩大至北美洲和日本，并且以一次全欧洲的总罢工来争取这个目标，只有这样，失业才会在短期内迅速地减少。
但如果工人的领导，正参加“他们的”老板保卫“他们的”工业竞争力的斗争，要牺牲邻国的利益；那么，一个全欧洲争取每周工作三十五或三十六小时的运动，又怎会同时令人信服呢？与国际资本主义敌人结合，还是实行国际工人的团结：这是两条互相排斥的行动路线。
新凯恩斯主义的诱惑
那些反对或者企图掩饰节约政策的人们，一般都主张采用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技术。他们辩称，工人和最贫困的底层购买力的扩大，会做成额外的消费品市场，从而使到经济恢复增长（而且还与五、六十年代时不同，会有比较平等、更大的社会消费，等等）。法国的左翼联盟（这是法共和社会党的一个竞选联盟，最近已经分裂——译者）已走上这个方向——米特朗、路加、爱特里这一群比较谨慎一点，法共与C E R E S就明显一点。[9]
无可否认，增加“下层阶级”（它比资本家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储蓄较少）的收入，会有一种即时的“复合性”效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做成消费品部门的重大扩张。过去四十五年来的整个经验都显示出，即使在最不同类型的政府中，也有可能实行这种政策：从罗斯福的新政，到智利的“人民统一”（由七一到七四年阿兰特的联合政府——译者），从法国一九三六年人民阵线政府，到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七五年十一月的葡萄牙政府，都采取这类政策。
但经验亦同样肯定了如下各点：
（一）消费品部门的这种扩大，并非自动地会开展制造工作岗位的生产性投资的大规模复苏。正因如此，“新政”在反对失业的全面斗争中趋于失败。
（二）当工人工资的增长，达到严重地扰乱国民收入的工资与总剩余价值之间的现有分配之时，是不可能避免力量庞大的资产阶级作出迅速回避的。他们的反应会包括资金外逃、终止投资、经济怠工、直接反对政府的政策的财政（而假如需要，就会是政治和军事的）阴谋等。
（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上述两项特点的结合会无可避免地造成通货膨胀的加速（现实正被口头空话所掩饰：如“先进民主的阶段”、“维持开放经济”等）这种可能会变成急升的通货膨胀——是一个“自然的”杠杆，让资本家夺回工人先前取得的成果，并且让工人面临最基本产品越来越混乱的供应。
有一些作家，包括英国工党左派的理论家荷伦德（S T U A R T H O L L A N D）曾否认刺激技巧无可避免地会做成通货膨胀的后果[10]。他们论断，这些技巧，过去与国家的财政危机结合在一起实行——即是说：资产阶级拒绝交出足够的税款，与及国有化未达适当的水平——这才是一般地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
现在，我们再无需争辩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连续性是否属实了。资本家否认这一点既非偶然，亦非因他们缺乏“公民道德”：其实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明显的逻辑的一部份。依照无情的竞争规律，资本主义商行唯一有兴趣的一种利润，就是那些能用来改善投资、能扩大、有竞争力、以及能取得市场的利润——而不是“一般的”剩余价值，当为国民收入的一部份，而不去理会其雇佣的形式。人们是不能企望私有财产制会有集体责任意识的[11]。
经验亦显示出，若不结合起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那么，任何的税收改良或控制，与及加强限制利润，都只能是边缘性的，甚至乎会有反效果。为了阻止资产阶级捣乱一项并不为其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必须夺去其权力。一日它仍掌权，它在将来就会做出与过去类似形势下所作出的行动。
因此，利用新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技巧，只会有十分有限的积极结果——主要在时间方面。一两年之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压力将会大量出现。“混合”经济是一种神话：资本主义经济只会恢复和推进资本家的利益。所以这些压力只能用两个方法的其中一个来消除：走上节约的道路（正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或者是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且开始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企图停留在两种方法中间，或者企图结合二者，都只能迅速地做成经济的完全瘫痪和瓦解——正如智利一九七三年所发生过的一样。
在左派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更圆滑的左派西欧共产主义者（在法共有机会加入“左翼联盟”政府之前，由它所代表）中，有人企图提出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反危机政策的负面结论。带有不同意见的理论家们遂向三十年代的“计划主义”走近一步，主张通过庞大消费的经济复元政策，结合起大量扩张政府保证的或政府控制的投资。
他们认为这样就会将消费性开支变成生产性投资，从而扩大整个工业的上升。他们并以为这有可能做成累积性增长，而不是只限于第二部门（及消费品部门）的单独扩张。法共的经济学家们大胆地断言，差不多隔夜间就会达到百分之六的增长率，而无需理会世界的局势[12]。
这项有关投资的建议，尖锐地显示出“混合经济”的矛盾。
假如投资基本上降回到经济和社会下层结构的古典领域去——这正是提出靠“公共工程”来复元经济的要求，在三十年代时曾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意义——那么，它并不在原则上与大资本的利益有冲突，那些资本的生产开支逐部份地社会化了，结果增加了它的利润。但整个矛盾到时又转移到金融的领域内。
上面已经说过，若从利润和资本处取得大规模公共工程的开支，会引起所有资产阶级的反对，而若靠对消费和工资的税收来达成目的，则会变成另一种节约政策。那么余下来的财源就只有靠财政预算的赤字——换句话说倚靠通货膨胀。但那时我们又会遇到刚才已讨论过的压力。
另一条路就是，以一个较有节约的公共工程计划，结合起国有化政策，或是重开破产的生产性工厂，这基本上就是以将赔本的工厂国有化来保障就业。这项政策，如果不包涵赔偿或卖回给资本家，或者以工人的消费来开支而工厂亦在工人监督的条件之下，是可以为工人当前的利益服务的。像前述情况一样，这次与资本家的冲突，仍然围绕着从工资剩余价值 里所抽取出来的纯粹的比率。假如资本家的利润和所得被严重侵犯，那它们的反应亦和以往一样：假如要阻止经济灾难，就必须直向前去迅速没收大资本的资产。
其中一种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政策，并不集中於广泛的国有化，而在于控制投资，它的论据是这会免于“过分集中”——及“国有化”——的危险。一个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于七七年三月在庇利法特（B I E L E F E L D） 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就会发出了这样的立场。对于这些问题，他们使用一些模糊的公式，诸如“对经济决策的民主非集中化”——在现实上，若将它译成这些可尊敬的西德左派们自动检查过的语言的话，就是流行与欧洲社会民主派里的非集中自管观念。
这种立场的弱点，在于它无能去掌握一种可能性——这样的制度是会结合着维持私有财产制和市场经济的，并且会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的。
谁去强迫大财团尊重工人机构有关投资的决定呢？在现存值得的竞争基础上，资本家能依照训令，而不是依照工厂主的图利的目标来投资，又不会遭致灾难的吗？怎样可以去压止竞争，而不压制私有的和财团的财产——不将处理生产资料的权利收归社会——呢？难道资本家对于任何这类的社会化——而不理它是否“法理上”被称为国有化、社会化、集体没收或计划的集体自管——不会作出最强暴和最激烈的反应？
最后一种经济复甦政策就是通过对国有部门的生产性投资，不单扩展至原料生产、下层结构部门和无利可图的企业，并且向一些大垄断财团中最图利的工业进军。在这种情况中，资本家无可避免得会在政治和经济的层吗上，发出最强硬的抵抗。而另一方面，私有部门投资的下降，会和缓公共部门的增加所做成的威胁，并会与厉害的竞争一起出现。
这种冲突，会带来一场比别的政策更尖锐的金融战。在下层结构，以及在新旧国有部门开展投资的大量金钱从何而来呢？这种两难的局面，甚至比前述的假设所产生的局面更为爆炸性。而选择甚至会更尖锐：向没收财产前进，或倒退回节约去。
这项计划的矛盾（消费上升+增加国有化+“民主计划”）是更深刻的。因为它的拥护者，除了谈及不稳定的保护主义及自足经济的形式外，并未会主张与国际资本主义决裂。以为若一个国家仍留在共同市场内，亦可施用贸易控制和日益加强的保护主义，着根本就是幻想。更为幻想的是认为在目前病重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气候之下，可以限制入口，而不会引起其余的资本家“伙伴”和敌对者的报复性措施。
法国社会党以特别显著的形式来表达这种矛盾。它断言地宣布：“阻止资本流出的最安全及最有力的杠杆，当然就是使经济的发展回归到正途上，因为经济健康的最好指标就是货币稳定。而在今天，只有左派才能达成这种经济复元。”
难道有一种能够脱离阶级利益，叫做经济健康的东西吗？假如生产复甦，就是以牺牲利润来作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难道资产阶级会感动地鼓掌？资本的外流难道会是纯技术性的反应吗？还是会有一场社会和政治的迅速反击呢？
任何严肃的监督政策和投资的重新规划，都必须开始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架构和游戏规则作一个决裂，并将经济转向国际性的生产和贸易计划，以国际工人运动、国家的经济计划，和某些半殖民地及依赖性国家为基础。但这同样会引起资产阶级作出迅速的反攻。在瘫痪、投降，与迅速走向没收资本和民生的社会化计划之间，并没有中间道路的地方。
在每一个转折时刻，混合经济对于工人运动都是一项危险的神话和一个陷阱。经济依照利润的法则而运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只有牺牲工人，让利润上升，危机才会有出路。或者，经济可以依照有计划地满足工人群众民主地表达出来的需要的逻辑而运转。但为了推使经济走上这条道路，就必须剥夺资本家的财产、推翻它的政治权力，并且摧毁国际资本流入的桥梁。在任何情况下，经济永不会同时依两种对立的逻辑而运作。任何想将它在如此一个乌托邦的基础上运转的企图，都只会推使它走向迅速而全面的崩解和瘫痪。
提出“私有部门”的生存、或“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时错误的。事实上，既非法国那“已修正和修改”的共同纲领，亦非英国工党左派的纲领——更不用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纲领了——会正视过整体地没收大资本（即财政资本，所有大型的本国及外国企业，主要的运输工具，以及所有大型的出入口、批发好零售贸易）的问题。如果全部没收它们，而且将资产阶级的政权推翻的话，那就有可能对危机作出社会主义解决方法。但假使国有化只限于经济的一个细小部分、假如大资本容许存在，或者甚而以大量的津贴来扩大它，又假如保留与国际资本的联系以及资产阶级的国家，就只会是一条绝路。
目前的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不与工人的利益冲突，而又能深远持久的出路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是，可以而必须保卫工人利益，而无需理会它对资本的拿主意利润率产生影响。但这种保卫性在长远来说，除非能够扩大至全面动员起来反对资本主义本身，否则是不能成功的——尤其是在就业方面。任何其它的道路就只能是一部廉价的小说，既欺骗自己，又欺骗群众。
感谢 莫谈国士 录入
[1] 据法国计划局说，假如在一九七四——八〇年期间，价值的增长是以4.5%这个缓慢的年长率计（几乎可以肯定这不会达成），则受雇人数每年只会增加0.8%——比新加入劳动市场的人数·为少。所以，由现在到七十年代末止，结构性失业会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倾向很容易延续至一九八五年。参阅七七年十月“经济统计”杂志候特（C H R I S T I A N S A U T T E R）所写文章：I V E S T I S S E M E N T E T E M P L O I D A N S U N E H Y P O T H E S E L E C R O I S S A N C E R A L E N T I E。
[2] 依照注一所引文章指出：在经济扩张时期，“以资本取代劳动”稳定地增，一九五一——五七年间为2.5%，一九五七——六三年间无4%，一九六三——六九年间为5.1%，一九六九——七三年间为5.8%。每年平均的纯生产固定资本增长率（一九五一——五七为3.4%，一九五七——六三为5.2%，一九六三——六九为6.6%，一九六九——七三为7.4%）亦同样上升，而且显然比产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升得更快。这些指数或可用来推论出资本的有机组合上升倾向。但不能将它们完全等同。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里，固定资本亦包括原料、副产品、能源等等部分的价值，这部分会变成现有生产的价值。
[3] 关于意共对这个问题的矛盾立场，特别表现与森格罗林玛（S E R G I O Z A N G I R O L A M I）的书：E C O N O M I A P O L I T I C A E C R I S T I A T T U A L E，（七七年在罗马出版），请参考我在七七年六月廿三日刊于“国际通讯”上的文章：“欧洲共产主义与节约：意大利的范例。”
[4] 见保加拿—凯苏格—里保兹—关恩（B O C C A R A –H E R Z O G-L E P O R S-Q U I N）著C H A N G E R L’E C O N O M I E,七七年巴黎出版，第八五、八九、九〇页。
[5] 在西班牙巴特朗拿共产党最近所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份经济文件，其中集中于反对通货膨胀，以及重建公司的利润和竞争力。
[6] 这与斯大林主义者将重工业置于消费品工业之先的主张极之类似，都同样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
[7] 法共亦采取这项策略，而（暂时）没有以它来为节约辩论。见保加拿等所注书，九〇——一九一页、九七页及一四六、一四九、一五〇页。
[8] 前荷兰社会民主派总理达尔斯（D R. W I L L E M D R E E S）,于七七年五月在接受“经济文集”（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杂志）的访问是指出：“庞大的失业，是由于我们容许外国工人担当荷兰人也能做的工作……只要荷兰工人仍容许，则这些外国工人也应仍留下，但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工作证的（外国）工人，必会被坚决排挤……。”
[9] 特别可参看上述保加拿等人所著的书，一四一页，及“社会党：八十九条关于经济问题的问答”，一九七七年巴黎出版，廿九—卅页，卅五—卅六页。
[10] 荷伦德（S T U A N T H O L L A N D）著：“对社会主义的挑战”，一九七四年伦敦出版。
[11] 赫高尔（R U D O L F H I C K E L）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见其著作：O E K O N O M I S C H E S T A B I L I S I E R I N G S P O L I T I K I N -D E R K R-I S E，一九七七年版。
[12] 见上引保加拿的书，一七四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