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第四国际 （万明译自《托洛茨基》一书第10章） 俄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欧洲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斯大林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呈现出一种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特征。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中一开始就把三十年代末期总结为“反动时期”。任何人要怀疑这个判断都是很困难的，尤其是考虑到在那之后所立即发生的事情。 然而，托洛茨基热衷于把其余生献给唯一的目标：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即建立第四国际，这明显地是与他对时代的判断相矛盾的。 世界无产阶级不断失败，越来越多的成员士气衰竭，因而要完成这个计划是极端困难的，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他知道能够立即得到的成果会是有限的。他的追随者为数甚少，他们费力集合起来的组织毫无指望地缺乏物质资料，并且由于他们的根本弱点和他们在工人阶级群众中的根本孤立所造成的分裂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他仍然顽强地从事这项工作，甚至宣称这是他一生中要完成的最重要的使命一一这意味着比形成不断革命的理论更重要，比指导十月起义更重要，比建设红军并指挥红军在内战中获胜更重要。 怎样才能解释这个迷惑了如此多的传记作者和批评者的矛盾呢？一些人轻率地谈到，这是一个怀恨在心、利己主义的老人的自我幻想，他虽然处于彻底的政治失败和无能为力的境地，仍在幻想历史将以某种方式报复他的敌人。其他的人则把托洛茨基最后致力的工作视为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清楚地表明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有某种错误，如果不是从开始就有，那么起码也是源于他被从党和祖国驱逐出来并且不能与他的同僚进行知识交流和提出政治批评，如果考虑到他在为第四国际战斗的过程中撰写的政治分析时，这种解释的弱点便十分明显。正是在那段时期里他分析了苏联和西班牙内战的性质，提出了对莫斯科审判的毁灭性批评，并预示了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的签订和不可避免的废除一一这些成就比得上他以前做出的任何成绩，清楚地证明他的智力和分析能力正处于顶峰时期。 有一些作者接近了真理，他们试图把这一矛盾提到内在矛盾的高度——不仅仅存在于托洛茨基的思想中，而且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试图结合两种因素，这两种因素追究其逻辑结论通常是互相排斥的：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作为理解现实的一种方法，它倾向于宿命论。作为一种行动体系和一种革命技巧，它倾向于避开对客观现实进行费力的分析。要想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中间保持恰当的平衡，如果不是绝无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这些作者认为，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这种平衡在革命兴起时期得到维持，在二十年代晚期开始动摇，而在三十年代则决定性地遭到破坏。虽然托洛茨基作为客观现实的批评分析家仍然十分杰出，但作为政治家他却完全迷失了方向，成了乌托邦唯意志论的牺牲品：荒谬地希望，为他的主张鼓舞的几千人会成功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缠绕在一起的有趣问题，这既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又关系到整个社会科学和政治。然而要充分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停止做形式概念的游戏。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一种行动体系，一种革命实践。但是它通过建立由对能动的历史现实（一个特定社会的运动规律，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矛盾)所做的严格科学分析中得到的有效行动的总有局限的参数，尝试着避免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潜在危险，在特定历史环境中可以达到一些目的。其他的则不行一一即使有最好的政策，最高昂的战斗精神，以及个人和群众最高形式的自我牺牲。一些措施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其他的则不然，不管那些使用者的幻想如何。同样，受客观条件决定的社会矛盾的存在独立于人类愿望或决定之外，只要特定社会尚存，这些社会矛盾就不会消失，也许会导致非常不同的后果。这样结果将取决于谁起决定性的作用（哪个阶级，阶级的哪个部分，这个阶级的哪个政党，受哪种纲领的激励)，谁带头，谁蠃得争夺社会力量的战斗，等等。 这种方式表明，最初出现的分割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对立（“宿命论的决定”与“主观唯意志论”)在客观理论分析和革命实践之间越来越以一种更高的结合接近起来（也可以说是结合一斗争，结合一矛盾)。如杲没有一种科学的理论，革命的实践就会陷于乌托邦式的无效率之中：因为除非透彻地了解现实，否则是不能以一种自觉的方式改变现实的。但是如果没有革命的实践，科学的理论在双重意义上变得日益无效；它倾向于被动地观察，并且由于单纯地观察，而失去真理的那种最后标准，即实践检验。科学理论和革命行动的这种“结合与矛盾”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也不是可以简单平常地实现的。这是一个倾向性的渐近结合：现实、意识和现实的自觉转变的完美结合对于人类来说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但真理却总是具体的。人们不禁要问自己：托洛茨基对于三十年代末期的历史趋势是持一种正确的看法还是不正确的看法？建立第四国际的需要是那种看法的逻辑结果吗？那是一种曾经可以并且现在仍然能够达到的可行目标吗？粗俗的嘲笑——“看看托洛茨基去世时第四国际是多么虚弱，看看甚至在创立四十年后的今天它们是多么虚弱”一一不能代替清醒的、批评的科学分析。确实，如果它变成这种分析的代替物，那么，那就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托洛茨基，而是他所谓的持怀疑态度的批评家，他们将体现出非科学和宗教的思想，如果不是魔术思想的话（幼稚地相信，通过否认一个问题的存在可以使之消失)。 因此让我们从最广泛的历史角度重新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处在无产阶级遭受到的一连串严重失败的最困难关头，人们相信这种失败是决定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退化是不可阻止的，那么降回到野蛮状态就是人类合乎逻辑的唯一命运，资本主义和古代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基本对抗阶级的相互瓦解将会消亡。它将不会引出一个更高级的文明。 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在三十年代末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并非完全是荒谬的。同样也不难表明，极端的悲观主义浸透了大部分的传统左派，如果不是极左派的话。就连托洛茨基本人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至少在两个场合也不得不与之作斗争：他于1939年写的《苏联和战争》和他作于1940年5月的有力的政治宣言《第四国际紧急大会的宣言》。他以其特有的清晰和视野把历史的选择集中于一个关键性问题，仅仅是一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按照社会主义模式重新建设社会的能力。因而他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点变成了他的最后信息。 除去无产阶级之外，当代社会中没有任何一股力量有能力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的重新建设。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他的社会力量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认为将永远不会有任何这样的证据。因此，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一一避免资本主义退化到野蛮状态的可能性——基本上依靠于无产阶级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的能力。确实，在六十年的伟大革命斗争之后一一在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论述这个问题的三十九年之后——无产阶级尚未有说服力地证明这种能力。他们具有能力以一种英勇的、有时是明显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方式进行战斗，但还未具有能力在一个存在着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先决条件的足够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 这样，托洛茨基就把问题罝于困境。或者说，在未来的岁月中，无产阶级将证明不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世界革命的衰落将持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文明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在经过一些新的起伏、一些新的局部胜利和失败后，工人的力量将在世界上的关键国家被征服和得到加强，世界革命将会胜利，世界社会主义将得到建设。 换句话说，一切都依照1923年至四十年代初期世界革命的失败的性质而定——这些失败是局部的还是全部的，是暂时的还是无限的。 托洛茨基坚持下列观点，即这些失败是局部的和暂时的，革命会再次高涨，法西斯（和日本的)专政以及殖民帝国将不会熬过这场战争和紧接着的战后时期。尽管他错误地把斯大林主义专政列入这张名单中，他的远见证明大体上是正确的：无论如何，比起悲观主义者的看法来说不知要正确多少，那些悲观主义者在1939—1940年之间一劳永逸地否定了世界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途。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世界革命会出现一次新的高涨一一这个信念不是建立在盲目的信心上，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矛盾的正确分析上，这些矛盾将再次把群众引到行动的道路上——他对一个自发性群众运动（更不用提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化错误领导人的愿望了)莫名其妙地盲目获得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能力不抱丝毫幻想，不管他们仍然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局部成功，托洛茨基确实低估了在社会和政治力量十分特定的战后关系中这些成功可以达到的程度——这种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世界的重大任务绝对不会由自发的群众本身完成，更不会由摧毁和抑制这种群众自发性的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机构完成。必须具有更高程度的工人阶级觉悟，集中表现在一个新型的、勇敢的和政治上敏锐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身上，并体现在一种新型的革命领导、新型的革命群众政党和一个革命的群众性国际身上。 为了促进这样一种新型先锋队和这样一种新型领导的出现，就必须保卫斯大林主义威胁要彻底摧毁的共产主义纲领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仅仅是用书本、小册子和文章是不能保证的。这种连续性必须体现在新的一代干部和战士身上。 在另一方面，苏联堕落得很深，以至苏联无产阶级不可能在苏联共产党内最终在政治上再次积极起来。（这种再生是肯定会有的，不管工人阶级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从其巨大的历史性失望中恢复过来。)苏联群众把整个苏联共产党都看作是享有特权的统治官僚阶层。因而，政治革命的观点不仅仅引起托洛茨基试图解决的重要政治问题和纲领性问题，而且也引起了在国际范围内的组织问题。如何才能保证面临另外一个敌人和其他战略任务的世界无产阶级一一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苏联的无产阶级重新联合呢？如果仅仅是因为第四国际把苏联政治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那么，它从长远观点来看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便具有历史性的决定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要建立第四国际的计划与对二十世纪历史主要趋势进行严格客观分析是紧密相关的。它合乎逻辑地出于下面的判断，即人类的危机是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危机。那种经常引用的公式之用意不仅仅是一种肯定，而且也首先是一系列的否定。我们否认不存在人类危机；否认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次要的意外事件；否认即使人类不战胜资本主义，进步和文明也仍将继续发展。人类的危机不是这样的危机，即生产力处于这样腐败的程度，以至社会主义从客观上来讲不再是可能的，人类的危机也不是这样的危机，即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剧烈持续地衰落，工人们被同化进（堕落进）资产阶级社会的程度非常深，以至再不能被看作是革命的代理人（“革命的国民”)。同样地，人类的危机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危机，即工人只能以一种压迫形式（被一种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联系的官僚政治？)代替另一种压迫形式。 必须说明，所有这些前提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都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得出结论，关键任务是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先锋队，并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阶级领导在质量上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否则，必将出现的世界革命的下一次高潮就将不会引向世界社会主义。 当托洛茨基把建立第四国际的计划紧密地与所谓的过渡纲领相结合（这份文件的标题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与为过渡要求而战的战略相结合——他最为敏感地意识到“主观因素危机”的双重方面：领导的危机和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危机。根据把两者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托洛茨基只能抵制一种荒谬的看法，即一个完全为改良主义思想统治的工人阶级可以被“哄骗”来进行一场“他们实际上并未做出努力的革命”。过渡要求斗争的主要作用是使工人通过自己的经验得出必须夺取政权的结论。纲领是沟通他们目前的觉悟状况和一场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觉悟之间的一座桥梁。但是，这座桥梁只能建立在极其坚实的支柱上：工人阶级的自觉需求和最关注的事物，这些要求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持续危机，并且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些要求加以。通过群众动员及工人阶级的行动和自我组织来满足这些要求的斗争：这就进一步给桥梁坚实基础的进一步支柱。 在1933—1940年时期，托洛茨基在其关于党的建设的评论中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的“人类的”“多数”或者人们愿意说“技术”方面。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先进分子不断出现并变得政治化。在爆发巨大的群众运动时期，在工厂这一层经常有一支新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走到前头领导这个阶级。但是这些先锋队成员不能自发地制订出具有全球性的正确革命纲领。 这样一种结合——这正是建立第四国际的关键！一一除了其他要求之外，还要求革命的核心在群众斗争中、在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讨论中进行正确的策略干预。它同样要求“干部的原始积累”应该跨过这样的关键性阶段，即这些革命组织是被阶级仅仅视为改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批评者，还是开始被阶级视为可靠的代替形式。这种分析从建立在阶级角度看是的工人组织的功能性质之上的。为此，它不会为了一个小铅笔刀而抛弃一件部分受到损坏和无效率的工具。在新工具可以实际上替换旧工具之前必须有最低限度的效率作保证。 当这样一种可靠的代替形式尚未出现时——这种代替形式不仅仅具有正确的纲领和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也具有足够的组织力量——工人阶级中先进阶层的批评性战斗精神的巨大潜力在每一次斗争高潮之后大都消亡殆尽。这反过来又对建立新的革命政党和一个新的革命国际造成了额外的困难。 非常奇怪的是，托洛茨基在其对第四国际的未来的设计中在几个较小问题上犯了错误。我说非常奇怪，这是因为他的基本分析使他很有可能避免这种错误，而实际上他的基本分析也含有与他得出的结论相反的结论。他主要错在相信第四国际在第二次大战后将会迅速地发展——这种预言没有考虑到二十年来革命几乎不间断地失败对于一般的阶级觉悟水平所起的破坏作用。他正确地预见到，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意大利、德国、俄国和西班牙克服这些破坏作用。但当他考虑到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作用弃而不顾。在这一点上他很明显地是错误的。第四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要想经历共产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的那种迅速发展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种过程将证明是极其持久和极其矛盾的。 另一个错误是托洛茨基充满信心的假设，即斯大林主义政权将不能延续到这场战争之后。托洛茨基没有象传说那样进行了叛卖，相反，他对苏联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遭遇不抱悲观的看法。他相信，苏联为了自卫，在社会与政治的结合和对工业资源的灵活分配方面将证明是远远优于沙皇俄国和帝国主义对手。尽管他担心官僚制的错误管理、专断和恐怖会持续地逐渐破坏这一优势——这一判断可以由任何对1941一1942年期间在俄国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客观分析所证实——他正确地倾向于同意下述结论，即占优势的社会制度从长远看将获得胜利。然而，托洛茨基把两种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这从根本上与他的整个分析的一些根据相抵触。恰恰因为世界革命在战后不可避免的高涨而不能迅速和自发地导致胜利，那将仅仅是一个局部的革命高涨。同时恰恰因为那只会是局部性的，斯大林主义专政的迅速垮台——即俄国无产阶级的新堀起一一就绝不是可以肯定的。 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发生的事倩比托洛茨基的一些有力的预言要远为复杂。这将涉及：世界革命的局部胜利和局部失败；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和苏联及其新“缓冲地带”中官僚统治的暂时稳定；内部矛盾和世界革命的局部胜利（其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震撼世界的事件，尽管它从开始就是官僚化的)对这种稳定的破坏，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和斯大林主义的日益严重的共同危机，这开始于1968年5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引起了世界革命新的和加速的高涨。但是，我们现在超出了对恰当地称作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围。 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他为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战斗是和他最后生涯中的整个历史远见紧密结合的：由于历史结果尚未决定而继续战斗的意愿。是野蛮状态还是社会主义将要获胜仍未决定。世界革命是将接连失败或是将最后胜利仍未决定。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苏联社会是将导致新的、可在历史上重现的剥削形式，还是苏联无产阶级借助于勃兴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将清除掉斯大林主义的令人作呕的残余仍未决定。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堕落是否将在所有新胜利的革命中重演（起码只要它们仍旧是在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内胜利)，社会主义能否表现出马克思寄予极大希望的那种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的能力仍未决定。无产阶级是否会证明出有能力建立一种人类文明和自由的水平远远超出资本主义在其最光荣的时期里所创造出来的一切的无阶级社会仍未决定。 在托洛茨基的眼中，为第四国际战斗意味着积极地介入当前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战斗，从而来帮助解决这种矛盾以有利于工人阶级、人类进步和最广义的人类利益。只有未来才能决定这是不是一种现实的，或是乌托邦式的努力。但是那最好是现实的努力，因为否则人类的前途将真的是一片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