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报告 本文是曼德尔在1979年的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上的报告。
（一）我们在分析世界局势时，中心意见是自七五年以后，总的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改变，不利于帝国主义。导致这个改变的，是帝国主义者在印支遭受挫败，以及自第二次大战以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了第一次总衰退。 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局势中走向劣势，并非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就军力来说，他们比以前更强。原因主要是印支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美国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相对减弱，以及这些事态发展导致的帝国主义者的严重领导危机。即使是资本主义经济正经历的长期萧条也不过间接导致帝国主义者情势的衰落。目前这种衰落，已导致几十年来（即使不是自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来）所未有过的局势。在过去四年来，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任何世界警察头子能够派遣大批军队阻挡革命前进。 伊朗王独裁政权（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中东的支柱）和索摩查独裁政权（反革命在中美洲的支柱），都已经倒台，帝国主义者无法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来拯救他们最可贵的同盟。这些独裁政权的倒台，反过来又令到帝国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的战略性力量对比有新的衰落。 我们一方面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减弱和注意正震撼这个制度的危机的严重性以及这个发展所提供的世界革命新进展的机会。在同时，我们要正确估计帝国主义者仍具备的资源，用以扭转局势。 当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在过去四年来遭受相对瘫痪，直接原因是政治的而非军事或经济的，这时，我们是认识到帝国主义仍有巨大的力量和储备，使它有能力发动反攻。因此，这些瘫痪只是暂时性的。如果以为中东或远东地区将会有第二个伊朗，或是拉丁美洲将会有第二个工人国家出现，而帝国主义者不会作出剧烈反应（包括大规模军事努力），这就会是严重的错误。 对于这类干预的政治阻碍是严重，但它们短期内并非不可超越。如果不是这样想，就表示忘记了：除非在一个革命局势（这局势今天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否则占支配地位的意识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当这个阶级真正想去做，预备付出代价，在本身队伍内已取得一致时，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多数人口中扭转反对势力，走向外国冒险行动。 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已经开始准备这类反攻。美国军队正在建立一支十一万至十五万人的特别干预部队，专为在中东采取行动。此外有海军部队（正在增强中）、空降师，以及强大的舰队——美帝已在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驻守这些舰队。独裁者朴正熙被刺后，美军立即在南韩对开海面显示第七舰队的实力。索摩查倒台，五角大楼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基地和突击队，可控制加勒比海和整个中美洲。美英法的帝国主义者也正准备去控制它们在非洲的主要堡垒——埃及、摩洛哥、扎伊尔、肯尼亚，尤其是尼日利亚和南非。 在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烟幕掩饰下，华盛顿再一次加剧核武器竞赛。它已发动一个恐怖运动，宣称苏联可能在八〇年代中期取得的一些军事进展。这个核武装的新时期在北约的架构内将西欧也卷入。新的巡航导弹、中距离导弹、中子弹等，都不过是这个新时期的初期部分。而且，西欧的主要力量正等待美帝任何微小的犹豫迹象或华盛顿任何新的挫败，以便全力投入一个新的、质方面更高级的帝国主义欧洲重新独立武装的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潜力（它是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将令它们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弥补任何落后的情形，包括在导弹和核武器的领域。 当然，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同样的进展，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尤其在海军和海空军的领域。可是，苏联官僚层的基本保守性、它对世界革命的畏惧、它对现状的依赖（只有当所冒的危险是最少的，如在非洲之角，它才会打破现状），都令莫斯科非常不可能真正运用它已增加的力量，去对抗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干预。苏联军力与其说是为了在“地区性”冲突中真正行动，不如说是用作政治游戏中的棋子。 要界定帝国主义者在力量对比中衰落的真正历史尺度，不是看它的拖长的瘫痪或军事削弱，而是看他们每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反革命干预（无论是在世界任何一处）时所要付出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将会是巨大的，远超于他们在印支进行反革命干预所付的代价。 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中美的革命，将会触发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真正反帝爆炸。对中东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将有激发阿拉伯世界很大部分的危险。美国本身的反战反应将会比印支战争时期更强烈得多。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等少数民族对于干预非洲或拉丁美洲将会有特别强烈反应。 假如当西欧一个或多个国家发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有大规模的军事干预，那么这类反应将更强烈。因此这类干预实际上是差不多难以想象的。帝国主义联盟内的分歧，反帝反资情绪的广泛，以及欧洲和日本反帝反资群众行动的发展，都很可能比美国反战运动的扩展有力得多。 只有当无产阶级和反帝群众在一连串国家遭受严重的挫败，可比拟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末期的挫败时，情况才会基本改变。而且，假如这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门已开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严重，需要与危机相称的“解决方法”。可是，主要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令这类挫败在短期和中期极不可能出现。因此，最有可能的变化，是“地区性”帝国主义反攻会延续，而为此，帝国主义者将要付出更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将会是延续的。 （二）如果检视经济事态，结论将相同。衰退将会持久，在持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后，可能持续于八十年代。 当然，这个前景不是指衰退直线发展，或是将长期停滞，或是货物生产绝对下降。复原时期将会尾随全面衰退，而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和更落后的半殖民地世界不同部门的复原时期都有广度和深度的显著不同。 然而，结构性失业和整个工业的长期危机会继续影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六十年代的乐观扩张不会重现。国际金融制度和整个不断膨胀的信贷制度崩溃的危险，会越来越近。同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贫乏——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一份报告说，这些国家有十亿人严重营养不良——和官僚化工人国家极端平庸的经济表现，将会限制了国际资本的“可选择的市场”，远比七四至七五年普遍危机之时和之后的情形为甚。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市场，证实比起帝国主义预期的轻微得多。而且，唯一不断快速扩展的“不选择市场”将会是武器市场，它已经成为四十年来不断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 衰退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它不能快速做到生产剩余周期性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必须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即制造条件以使平均利润大幅增加，基础是剩余价值率大量增加，以及重大的资本贬值。挡着道路的主要障碍是工人运动的完整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已曾力量。严重的经济衰退，结合着无产阶级已增的力量和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削弱（与二九年之后情形相反，最低限度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是如此），造成了资本家前所未有的严重全面社会危机。 当然，面对着七四至七五年的普遍衰退，国际资产阶级在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紧缩进攻。当然，在半殖民地国家（失业、暴升的通货膨胀和独裁政权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反攻能力），实际工资受到残酷削减，显著例子如印度、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智利和秘鲁。当然，部分国际资本主义工业正重组，走向半工业化的殖民地国家，以便利用当地的社会条件更有利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其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拼命吸引这类投资，显著的如设立“自由区域”，那儿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更坏。为了这个目地，从斯里兰卡到萨尔瓦多，政权都发动了打击工人的残酷进攻。 然而，大部分工业资本（它生产世界大部分的剩余价值）继续是投资在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发动的紧缩攻势成效非常小，很多根本给工人反攻所击退。工人的反抗，比老板、政府和向资本家投降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官僚所预期的为坚韧。反抗主要在工会平面，但它的政治反响不久将会被感觉到。 同样地，由于恐怕工人对于失业新的质的增加会作出剧烈反应，因此到目前为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还未牺牲不少临近破产的大公司；至于小型和中型的公司的破产则稳定增加。国家的补助正支撑着这些破产的垄断公司。 因此，经济衰退也将会持续，可能会给大资本带来有利结果（原则上不能排拒这点；克宁警告过我们说，“资本主义不会有无望的情形”），但只是当一连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严重挫败有可能。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卷入长篇大论研究实在的先后次序、地理分布情形、这次长萧条中每个衰退持续的期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类预测必然包含未知的因素，因而会是非常推测性的。一次衰退是否已在七九年在美国开始？我们认为是，但这点仍未完全得以证实。衰退会否在八〇年蔓延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半殖民地国家）？我们认为会，但德国和日本的情形则仍存疑。 与其将分析工作集中于这些短期的预测上，我们不如澄清这个时期的性质。在这点上是不再可能有疑问的。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长期的战后繁荣已经消退。一个长期的萧条开始，并注定持续七十和八十年代。它对于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幻想的致命的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地既不能保证充分就业，也不能保证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收入稳定增加。（在低发展国家，即使在“繁荣”时期这类幻想也不会有任何可信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由此得出必需的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工人阶级必须掌权。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消灭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双重罪恶。 （三）在上两次世界大会，我们已经指出世界局势的另一个新特点，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长时期相对稳定已经结束。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亦即前革命和革命危机）已再一次在议事日程上，不但历史意义上如此，而且是更直接近期的，最低限度在西南欧四国如此。法国六八年五月，意大利六九年五月，葡萄牙七四至七五年革命，七六年上半年西班牙的前革命危机，同时期意大利工人斗争新的爆炸性蜂起和政治危机，这些都证验了这个预测。在资本主义欧洲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日增的政治两极分化，日增加剧的阶级冲突，工人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越来越急迫地要与工人对抗的经济需要，都开启了一个比以前严重得多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时期，即使未达到前革命危机的地步。 在不同时候——七五年十一月在葡萄牙，七六年上半年在西班牙，七七年九月到七八年三月在法国和意大利——主动性从无产阶级手上转到资产阶级手上。这个转变的原因将在有关资本主义欧洲的阶级斗争的世界大会议程上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只是事态的变迁，不是时期的转变。上述国家（或其他不提及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无一能够重新取得五三至六八年的相对稳定性。而且没有一处，力量的对比因工人阶级重要挫败而改变。没有一处，资本家能避免局势突然转变而造成新的革命危机。 可是，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真正过程中日增的比重绝非简单由于革命再一次敲着帝国主义本国的门，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壮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帝国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都发生。 无产阶级在正发生的革命过程中比重增加，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无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力量增加，亦即雇佣劳动相对于整个经济活跃人口的比重。这个现象可以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都看到。主观原因是几十年来一直控制工人阶级的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官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机构等的控制有真正的，虽然不平衡的放松；它们之能够控制，是因为革命长时期受挫败令阶级意识水平低下。 从下列数字可见一斑：
如果在帝国主义国家除工业外再加上服务行业的雇佣工人，无产阶级就构成经济活跃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美国、英国和瑞典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至于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在上述大多数国家，这个百分比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十，阿根廷也是，而该国产业无产阶级正确来说是缩小了的。如果不是看六〇年的数字而是看五〇年或五三年的数字，那么，已发生的改变就更为惊人。 在仍然主要是农业的半殖民地国家，资本加速侵入农村已在某些情形下导致一个农村无产阶级的急速成长，它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他们经常只是季节性就业。这类工人构成今日印度所谓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我们加上工业和服务行业的雇佣工人，我们会发觉，印度的无产阶级化群众构成经济活跃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个比例是大大超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更不用说一九四五和五三年的越南了。 这个客观事实已足够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走的迂回道路已近尾声。有无产阶级特点的斗争形势——即群众政治罢工、总罢工、城市起义等——和有无产阶级特点的组织形式——所有种类的委员会，导致代表会议亦即胚胎的苏维埃或不同成熟阶段的苏维埃——在世界革命所有三个部门都正开始占优势。伊朗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证实了这个分析的正确。巴西工人斗争惊人的上升无疑是这个倾向的最重要历史性表现。 如果世界大会特别强调继续和扩展令第四国际无产阶级化的路线（我们几年来已着力进行），就不只是永远都适用的原则性原因——即是我们运动的社会成分应该相应于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领导。一个快速的生长，像我们在六八年以后在青年运动中经验到的，必要要求有调整适应。 最重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真正过程中压倒性的比重，由于工人斗争的上升（虽然主要只是自卫性的）以发对危机和资本家的紧缩攻势，正培育和将培育新的一代工厂内和工会内的战士和激进工人领袖；同时我们的国际也极端需要影响他们和争取他们接纳我们的纲领。我们要能成功做到这点，只有稳固地扎根于大工厂内，不论这努力会需要多少时候，况且这努力会是长期的。 建立群众革命党和群众革命国际，将是我们的核心（因革命性重组而更加巩固）与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合并的结果，因为合并将会是与一些朝着我们的纲领和朝向与传统官僚架构决裂的工人运动群众党的流派和反帝运动的流派进行。 （四）资本主义欧洲和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现今的问题，将会在世界大会有关议程上讨论。因此，我们希望提出世界大会不会特别讨论的两个重要问题——伊朗革命现今所达到的阶段，以及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官僚专政的危机和政治革命的上升所提出的几个一般问题。 伊朗革命提供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一个最难忘的革命群众动员。数百万人川流不息地走上德黑兰街头。这个动员最后粉碎了军队抵抗的政治能力和精神能力（伊朗王曾以超过三百五十亿美元的最新武器武装这支军队，并以很高的生活水平满足这支军队）。尽管镇压导致革命蜂起和高潮期间数万示威者牺牲，人们终于也赢得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派教士——什叶派——接管了运动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战斗从反对伊朗王的专制和争取民主自由开始，发展到通过一个宪法，它同样限制民主自由（虽然限制较伊朗王时期小得多），同样建立一种专制——霍梅尼的专制。 霍梅尼的性格在某程度上是这个矛盾的象征性综合物。我们以前在别处说过，霍梅尼的现象在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更不用说在不但革命过程的最初阶段）是独特的，它结合了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者）和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良主义者）的痕迹。但我们必须了解到，霍梅尼能够扮演后者的角色，只因为他曾扮演了前者的角色，即是说，因为他在反伊朗王。反巴列维王朝和反君主制的斗争中表现了异常的坚定、不妥协和胆识。这就是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合法地位的真正泉源，他现在正努力通过反帝鼓动来加强这个声望，群众对这点有强力支持。 基本上来说，什叶派教士在群众中的声望不是宗教性的，而是该教派反伊朗王独裁暴政的政治声望，因此它才能暂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混乱和欺骗性的观念，以便加强宗教的控制。 当然，要解释霍梅尼到目前为止能够较容易地操纵群众，部分原因可以看伊朗大城市中心人口的特殊社会成分；严格来说，刚从农村出来的半无产阶级化层份仍然支配着工人阶级。但是，我们要重复强调，他能够升上来的基本原因是政治而非宗教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深入从事反伊朗王斗争的群众政治力量，而什叶派教士又扮演了组织和联系反独裁斗争的角色。在大部分群众（他们仍然只是在政治化的初步阶段）眼中，什叶派教士以革命的真正和合法领袖的姿态出现。这点明显类似许多半殖民地国家（最典型例子如墨西哥、阿根廷贝隆、玻利维亚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埃及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革命中起的领导作用。 在我们来说，国家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伊斯兰教义的彻底反动性，是无需怀疑的。但我们所明确清楚的，百分之八十的伊朗群众却并不清楚。而且，我们从不令群众运动被临时的领导层所混乱。因此，如果认为伊朗革命已被打败，或是它正走下坡，原因纯是革命过程现今领袖思想反动，那就是荒谬的。在我们来说，基本的标准是群众运动的动力。我们运动有些流派（更不用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了）在一九四四年至五〇年在阿根廷犯了这个错误，导致灾难性政治后果；当时，他们批判贝隆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运动的情况和性质，是按照贝隆的思想和起源，而不是群众运动的轨道和社会性质。 霍梅尼主义明显包含了三重性的矛盾。 他是在被剥夺社会权利的群众有力动员的顶点中取得权力。群众起来反对伊朗王的独裁专政，不但是要赢得民主权利或被压迫民族的自治权，而且是特别要结束他们的贫困，这就意味不少明确的社会经济目标——数百万失业者要有工作；数百万现在住在贫民窟的人要有不错的居所；百万计的工人要有不错的工资，而且要有工人监管；要终止暴涨的通货膨胀，主要透过国内食品生产的增长；要有一个真正的土地改革，数百万小农要有过得去的生活；要终止多世纪以来对妇女的压迫和令她们无法忍受的重担。 霍梅尼无法满足这些深切的愿望，正如其他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所不能一样。他现在在群众中享有的政治声望，暂时是唯一的堤坝保护着伊朗资产阶级抗拒革命动员的新阶段；革命新阶段正采取直接反资本主义的性质，真正社会革命的性质。因此，资产阶级容忍着霍梅尼，并利用什叶教派和“伊斯兰共和国”（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这个混乱的概念的影响，来尽可能拖延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组织自主权。 但群众的耐性是有限的，由于霍梅尼政权无法满足他们的物资和民族愿望，决裂将会发生，而教派本身的分歧也将加深。爆发将只会是时间问题。因此，就有需要施行镇压，特别是自七九年八月以后，他们也已开始镇压库尔德族人和极左派人士。但是，群众是富战斗性、已动员和充满自信的。许多工厂委员会正开始或正继续蔑视老板和政府的权威，伊朗王的压迫仍记忆犹新。直接打击这个运动将会自招灭亡。因此，现在有的只是试探式、有限的、选择性的镇压，并时常被迫退却。 而且，要进行直接的袭击，将需要有新的工具，在伊朗就只有军队。可是，军队有分歧、分裂、缺乏自信，尤其是在独裁王朝最后几个星期，军队遭受了创伤性震荡；要将它重整为反革命的有效工具需要若干时间。霍梅尼将无法将这角色扮演到底。他最多可以开其端。 最后，在伊朗资产阶级来说，消灭伊朗王政权的特别目的是令伊朗经济合理化，消灭或最低限度减少裙带关系、浪费、夸大狂、农业被摧毁，以及所有会因大量油元收益的理论上可行的资本积累的有机增长受到阻碍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立场来看，霍梅尼无法令任何东西合理化，除了是控制群众运动，因此便有在同一资产阶级内。在市场内、在国家机器内、在军队最高指挥内，不断发生有关实行什么路线的分歧。 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判断群众运动的动力，不让自己脱离它，将它推向前，不但是反帝和争取民主的要求，而且是反资本主义的要求；我们要成为群众深切愿望的最佳发言人，而且为他们所承认；同时，我们要发动不妥协的战斗，争取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独立。 （五）有关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一章，比起提交以往世界大会的政治决议的有关章节，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这个进步反映了我们运动对这些国家有更好的了解（原因是我们有更广泛的活动），以及这些国家里面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分化的增长。我们没有什么要补充政治决议草案在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些具体分析和政治策略的问题似乎在世界大会会前讨论里并没有什么争议。 然而，我们有必要大力反对以下间歇地重冒出来的观念：苏联、东欧和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的趋势，以及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与这些国家的当权官僚层之间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是可以导致资本主义悄然的复辟的。 四十五年多以前，托洛茨基就已正确界定这类假设的错误理论基础，是“将改良主义影片倒后放映”，以为工人国家可渐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正如改良主义者以为资产阶级国家可渐进至工人国家。 《过渡纲领》所称之官僚层的“布登科派”无疑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怀疑官僚层透过它的总经济和政治实践而削弱了工人国家的根基。可是，削弱是一回事，推翻又是另一回事。要推翻一个工人国家，缓慢的渐变是不足够的。所需要的积极的、暴力的、和残酷的反革命，而暴力和残酷将是更甚的，因为反革命将不但要摧毁国家机器，并压制认同于该国家机器的官僚层的不少部分的反对，而且尤其是要克服比以前更强大得多的无产阶级的反抗。 相信韦根、希特勒、罗斯福或杜鲁门在对于帝国主义有利得多的情形下也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卡特的攻势”能够容易达到，那就是完全不明白力量对比关系在世界平面和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内的发展情形。在这些国家现正历史性地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尽管必然有事态性的上落），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是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峰起和胜利。 苏联官僚专政能够存活的主要基础，今天不再是该国的落后和贫穷，或是资本主义的围攻的压力，虽然这些因素继续扮演次要的角色。主要基础是能够动员苏联无产阶级（它的人数已居世界第二位，达八千万之多）缺乏明确政治出路和无产阶级的非政治化。这个非政治化在最初会逐渐消失，而在“人民民主国家”则会消失得更快，它将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同时发生。 正如政治决议所显示，如果我们小心比较毛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就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苏联无产阶级那么长久的非政治化程度和消极性。 事实上，以下说法并非夸大：在短期内，工人阶级更广泛政治化和我们的意见得到接纳的机会，在今天的中国是大于在苏联的。由于两国发展水平不同，这个无疑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我们应该由此得出全部结论，不但是关于我们所应采取的主动，而且是要分析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我们一致猛烈谴责北京官僚层外交政策的反革命路线，在上一时期它的最可耻的表现是支持伊朗王和皮诺切特以及军事进攻越南。但我们应该避免两个错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北京的统治官僚层，以及以为北京已经转变成华盛顿的仆从或永久盟友。同样的错误在判断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时期的苏联时也犯了，引致现已确证的偏差。 中国官僚层的利益（其专政乃建基于镇压私有财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之间有着不可挽救的矛盾。北京官僚层在世界舞台上冷然地、无原则地玩手段，就如克里姆林宫一直和现在也正在做的一样，不惜牺牲许多国家的工人、贫农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但它玩手段，为的是保卫它的权力和特权，而非保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正因这些是手段的玩弄，所有没有什么是长久的或确定的。急剧和无法预料的转向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层这种讽刺性手段的后果，就是给国际资产阶级的思想攻势提供有利的材料，使这个思想攻势能伴随资产阶级的反工人阶级攻势。资产阶级的十字军征战是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旗帜下进行。令人痛心的是各共产党（无论是亲苏的还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更不用说毛派的）在这个思想攻势下竟无能应付。第四国际的任务，是坚决带头保卫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来对抗这个蒙昧主义的全面复兴。我们坚信要有效保卫马克思主义，是不能限于维护它已有的成果，而必须在保卫这些成果的同时，进行大胆的理论战斗，通过对新现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唯一“现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有创意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会回避任何新的挑战。 作为一个必需的事件，这个世界大会在可行的国际主义（体现在一个组织内）的旗帜下举行。历史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像过去十二月以来显示的“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灾难那么多验证。我们的纲领和历史任务（领导世界革命到胜利）的基本现实主义，也从来没有如此好地表现过。 在帝国主义时期，在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日益国际化的时期，是绝对无法在口头上国际主义而同时在实践上自限于建立民族组织。一个人除非真正同意同时建立无产阶级民族党和无产阶级国际，否则他不能在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 第四国际在世界性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特别作用，可以总结于一个两重性的战斗：一个坚韧、不妥协、日常的战斗，争取无产阶级的自己组织，并争取可行的（和真正实行的）国际主义。但是，与无产阶级本身的深厚性质和历史性任务相符的，是它趋向自我组织的本能的倾向；而无产阶级是唯一的社会阶级可以完全和无条件地接受国际主义。正是它的本质特点，使工人阶级显示了它拯救人类不致走向野蛮主义和自我毁灭的能力。对于这些威胁（它们比以前更真实了），只有一个出路，也只有工人阶级可完成，就是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性工人代表大会共和国”的胜利。 载于《十月评论》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