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中国革命 （潘德智 译自《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第155—159页）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第5期
[编者按] 1979年伦敦出版了第四国际书记处书记、著名托派理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所著《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书，现将其中《中国革命》、《中苏争论》、《世界革命的三个组成部分》等三节，全文译载如下，供研究、批判参考。 一方面，中国革命优越于苏联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积极地动员了人口中更为众多的群众，自然也包括农民在内。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从此这种矛盾就一直影响着中国无产者的状态。中国的政治生活在下面这种意义上一直比较“健康”，即群众参与政治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群众未曾经历过苏联人所苦恼的非政治化。另一方面，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传统，在这种意义上工人阶级的政治生活一直是更为“原始”的。这是否意味着在中国反官僚主义革命的过程与苏联和东欧的反官僚主义革命的过程将有所不同呢？ 我不同意中国革命积极地动员了比苏联人口比例更大的群众的断言。这并不是因为我低估确实重要的中国农民群众动员的规模，而是因为我相信你的声明暗示出对1917年和1918年俄国的群众动员的规模的严重低估，我认为那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即使你把中国农民包括在内，情况也还是如此。不管怎样，苏联和中国的群众运动的后来的动力确实是极不相同的。 苏联在1920年和1921年之后存在着一个非动员化和非政治化的连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年之久。接着，经过三十年代畸形的清洗，这一过程导致了性质上更为深刻的道德败坏。在中国，另一方面，尽管农民动员有起有落，尽管群众运动在城镇即使在1947年至1956年期间也比苏联1917年到1921年期间的群众运动更受到限制，但也没有像斯大林主义类型的政治活动的那种历史性的崩溃。确实，在中国动员连续高涨：在五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和又在七十年代（1976年天安门示威，随后是清除“四人帮”之后大的高涨）。 在这方面，中国的形势比苏联的形势有利，虽然你正确地指出共产党传统的更为巨大的缺点，我还想补充指出，社会势力之间极不有利的关系。这也是推测，可是中国的政洽革命在苏联之前爆发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政治革命一定会采取与那些东欧或苏联的政治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反映出我们提到的有利或不利条件的组合。在到目前为止发生的群众政冶斗争的第一次浪潮中，每次都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要求，甚至连具有“贫乏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的“落后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这不是十分引人注意吗？ 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过分复杂和繁多，在这里无法讨论详细情况。然而，我想强调这场革命的一个关键方面，即在1945年到1949年推翻蒋介石统治的群众斗争当中农民所起的作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否向不断革命理论的基本论点提出了挑战呢？ 我首先想顺便指出在1946年到1950年的革命高潮中，城市工人阶级的比较有限的参加不是由客观因素预先决定的。确实，中国工人阶级在传统的中心例如上海市——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这是由于日本的占领，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内残暴行为，经济生活的部分无组织状态，等等。然而在中国北部，尤其是满洲，这就不那么正确。在这个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军事目的发展了工业。尽管确实生活凄凉低下，镇压非常残酷，非法斗争也不是不可能进行的；由于民族压迫和超经济剥削的刺激，这种斗争确实发展了。而且，战后紧接着出现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城市斗争高潮，尽管没有达到1925年到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那样的高度。这种高潮是大有前途的，但受到不需要独立开展的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扼杀。之后，在内战的最后阶段，蒋介石匪徒造成的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进行的残酷镇压，使得城市斗争极其难于进行。 然而即使有这条附加条件，也不能否认打倒蒋介石，为建立一个工人国家创造了条件的主要力量是以农村为基础的。这是出人意料的吗？我说不是。其实，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里，他相当明确地阐明，农民，作为落后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革命中总是要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罝”，这不仅仅是因为土地问题本身，而且还因为国家问题。在所有那些农民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情况都是如此。当今，这种情况越来越稀少（尽管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仍然是这样，象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印度和埃及）；但是，1945年中国的状况当然是如此。因此农民大规模地参加1945年至1950年的革命斗争，这根本不使人感到意外。 然而，真正的分析问题是以下这些问题：什么社会势力掌握着这些斗争的政治领导？人们怎样解释这次革命能够取胜的特殊的组织体制，也就是以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为一方与以蒋介石军队为另一方之间的武装对抗？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对我来说似乎无可置疑。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城市社会势力领导的，即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和军事人员。（我所以说机构和军事人员，是因为来自城市的军事人员不断地输送到游击队和解放区，由1937年一直到赢得大城市本身的解放，这种人员流动开始是数千紧接着是数万。）把这些势力的性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就是对不断革命论的一个基本信条产生疑问：即小资产阶级是不会起到一种独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政治作用的。尤其根据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国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这种特性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能够摧毁私有财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尽管从一开始就是在高度官僚主义化的条件下），并且在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并且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主要强国的战争？不可能。唯一恰当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除去它常常是与机会主义的和甚至是奸诈的战术迂回曲折，是在为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着斗争，所以它代表着主要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势力。党的机构体现了从一开始与大多数无产阶级相比就享有特权的官僚主义；但是这种机构是中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外部的组织结构。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比较复杂。任何仅仅使用军事手段来推翻支配成百万人民生活的所有制关系的社会革命都不能够获得成功。改变了居住在黄河北部地区的数百万人民的所有制关系的土地革命（即使不在长江北部），当然并不局限在两军间的军事冲突。大量的迹象表明在中国东北部农村大规模的起义，实际上是发生在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全面战争之前，很可能是破坏有关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之间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的谈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有证据表明在中国北部和中部这样的农民起义——一场真正的大众的土地革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爆发，而不是尾随于后；这些起义如果不是军事胜利的原因，那么也为军事胜利创造了条件。在中国南部，自然情况是相反的。土地革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后进行的，甚至为党的官僚机构有意识地抑制了一些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中国北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剧变，其革命锋芒大大超过中国历史上所有传统的农民起义，对此必须进行客观的分析。这一地区的农村社会遭到十年连续战争的彻底破坏：内战，日本帝国主义的苛捐杂税和镇压，反革命的国民党势力的掠夺和镇压，打击日本占领军和蒋介石势力的大规模游击战，等等。所有这些原因出现了一个拥有数百万赤贫农民的阶层，他们摆脱其传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事实上使他们已变为半无产者，甚至半贫民。这种社会变化说明了大规模范围的持久游击战，解放军的大量补充，自发的起义，对蒋介石在他的部队于1945年8月后占领中国北部后重新强行施行“正常的”雇农一一地主关系的企图进行了出色的抵抗，以及土地革命在乡村从开始就采取的激进形式。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从激烈的土地改革转变到对资本家阶级的私人所有权的镇压，而没有遇到来自农村居民的有效的抵抗。在剥夺城市资本家的财产之前，大部分农村的资产阶级的财产已经被没收并且为农村穷人所消灭。 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工人国家性质明显地不同于苏联，更不用说东欧一些国家，而且对中国革命的独立分析肯定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工作。可是尽管有这些重要的不同，显然我们对苏联社会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的主要性质的分析，苏联社会为特权官僚主义机构篡夺了权力这一情况所终止，要清除官僚机构只有通过一个反官僚主义的政治革命，也基本上同样适用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