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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埃内斯特·曼德尔
万明 译
张晓默 录入、赤心 校订
译自《今日的革命马克思主义》（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 1979）一书第4章
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坚持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但自从国际组织成立以来却先后有过数次分裂。托洛茨基主义者确实为此经常受到工人运动中其它流派的嘲笑。这些分裂中哪几次最为重要？它们是否有充分理由？人们是否认为世界上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力量在1963年的重新统一已终止了第四国际这种明显的分裂倾向呢？
我想先说一下，发生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分裂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遭到长久的孤立，增长缓慢，我们已经说过，这与托洛茨基的预言和期望截然相反。我以前指出过，国际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遇到了这种未曾预料到的延误，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世界革命在二、三十年代遇到的可怕失败所造成的积累性后果。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流派却断定，第四国际之所以不能发展不是由于客观因素的结果，而是由于一些特殊的主观因素的结果——关于苏联性质的错误理论、错误策略，对共产党所持的不正确态度、过分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这个主题有许多不同说法。在一个弱小的运动中，少数派明显地趋向于决定单干、分裂还有试图运用一切他们相信可以促成迅速发展的理论或策略。现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尝试的结果看来是一清二楚的。任何分裂出去的团体都未能获得比第四国际更大的发展——理由很简单，在这一时期内我们未能发展的真正解释不在于我们的主观弱点，而在于客观条件。
第四国际经历的重大分裂——实际上是唯一的重要分裂，因为其它分裂仅仅牵涉到微不足道的力量——是1952-1953年的分裂，这是由法国一个现在被称为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组织（OCI）的流派发动的，后来又波及到美国、英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这一分裂导致第四国际中的主要力量互相隔绝了十年之久。它之所以是重要分裂，不仅是因为牵涉的组织数目最大，而且是因为它关系到国际中——特别但不仅仅是美国——的一些素负名声的干部。
分裂的政治根源是对冷战开始后世界局势变化的看法以及这些变化对世界革命和第四国前途的意义有不同解释方式。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国际历史上最为困难的问题，它涉及到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世界局势的转变。仅举一例，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中国当时正经历着一场由一共产党领导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多年来托洛茨基主义者却被灌输这样的一种观念，即认为斯大林主义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明确投入到资产阶级秩序之中。
我个人仍然坚信，我们在1951年第三次世界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保证了第四国际能够渡过难关，米歇尔·帕布洛同志为这次大会做出过重大个人贡献。我们的一些分析确实有缺点，也确实犯了错误。但是，帕布洛做出的实质性——和积极的——贡献在一段时期内遭到彻底的误解，其内容是他断言，当时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与其表象相反，并非是斯大林主义的扩张和巩固，而是革命的发展，这场革命将引起斯大林主义中的一场巨大的危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危机，并将在官僚垄断权力的国家中引起一连串政治革命。我认为这种对五十年代初期局势的基本估计从大体上讲已被证明是正确的。
运动中的一些同志或者是由于对分析和预测中任何形式的变化过于敏感，或者是由于我称之为有一定倾向的庸俗斯大林恐惧症，怀疑这种解释会导致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例如，在事件发生后许多年，他们仍然墨守一种十分荒谬的看法，认为中国在1949年后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毛奉行了一种资本主义联合政府的政策。只要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澄清，就很难避免双方不断增长的怀疑。这是那场分裂的政治基础。
帕布洛使用的非正确的组织方法在其中也起了作用，但并非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其中的一些错误措施为后来分裂出去的组织所支持，并为帕布洛派中的领导人所反对。不管怎样，这些事情在我们运动的出版物上有据可查，在此没必要深究。更为重要的是，早在1956年，即分裂后的仅仅第三年，双方对匈牙利革命做出了实际上一致的反应，支持这次起义和匈牙利工人建立工人议会的尝试，并谴责苏联的军事干涉。 这件事表明分裂的所有政治基础都已消失，组织的快速重新合并是必要的。
遗憾的是，我们花费了六年时间才获得统一，我相信为了这种延误，我们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许多人企图把一种明显是由于冲动造成的分离说成是正确合理的，在这些企图的推动下，双方的离心倾向和纲领性错乱开始发展。轻率的分裂带来的致命危险之一就是：一些组织希望维持分离状态，而其政治分歧的程度又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正确性，他们只得发明出“原则”来说明他们的行动。英国希利派后来的卑鄙堕落就源于这一时期，也许这本来可以由提早的重新统一来阻止。类似的评论也可以用在胡安·波萨达斯领导的派别身上，他们在分裂中支持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派。这个团体的堕落使我们失去了数百名非常宝贵的干部，特别是在拉丁美洲。
我认为，尽管第四国际中的不同力量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评价1953年的分裂及其后果，每个人都已经就无原则分裂的消极结果吸取了教训，如果这种吸取是必要的话。今天第四国际的成员有1963年统一大会时的近十倍之多。我们还没有取得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所预示的突破，但积极的动力很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就政治问题发生过几次异常激烈的倾向和派别斗争，国际自从1965年以来连一次国际性分裂都未发生过。我们一直能够在不发生分裂的情况下自由甚至公开地辩论，并保持内部民主，包括各派为其主张进行组织和活动战斗的权利。如果我们就此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其他倾向中发生的情况加以比较，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斯大林派、毛派和中派主义者在刺耳地指责托洛茨基主义先天性易于发生毁灭性的分裂时应该更加谨慎一些。
我下个总结，强调一下有关内部民主的问题。从第四国际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中得来的最重要的组织结论如下：与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所坚持的根深蒂固的神话相反，形成倾向派别的自由和尽力保护党内成员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党内为这些意见而斗争的权利（甚至到了过分强调这些权利的程度）的做法，已经证明是保持革命运动团结的有效保护措施，根本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在这方面，今天的第四国际是在保卫列宁的遗产，即保卫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在党内有形成倾向派别的权利。
这些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批评家大体上提出了两点主张。首先，历史事实将证明列宁主义的组织形式表现为沿官僚方向堕落的固有趋势，堵塞了普通党员完全参加制订党的政策的能力。其次，一个由职业革命家构成的组织的概念本身实际上排除了普通工人，因为普通工人没有时间，不能像专职领导人或其他没有工作或家庭责任的人那样参加大规模的内部争辩和讨论。在这种意义上，选取政治倾向的权利完全流于形式，因为党员经常在体力上不能给予那种形式以民主的内容。第四国际一向是怎样处理这类问题的？
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回答。首先，不管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可能有什么问题，反正用来替代的组织形式看来更趋向于沿官僚方向堕落。就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最普遍形式来说，例如拥有大批“挂名”成员的选民区的党，这种组织形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天多数群众性共产党所挪用。实际上，这些政党已经表现为同按照斯大林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政党一样倾向于官僚操纵。一个很好地与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一体的腐朽官僚对于广大消极的工人阶级成员所具有的控制程度和一个斯大林主义官僚所具有的控制程度一样大。诚然，这种官僚结构甚至是更易于复制，因它平行于资产阶级国家本身的结构。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说工人运动尚需创造出那种可供对付官僚化堕落的长期有效的制度性结构保障。我不会立即反对这种主张。这个问题的实质经常为过分重视问题形式方面的人所忽视，它就是，归根到底，对付官僚的唯一真正保障是一个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级，或至少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这并不意味着事情的形式方面-组织规则和保障不重要。政治上积极的工人阶级或工人先锋队若是遇上了1917年3月和4月的布尔什维克这样的政党，在党内可以把党的路线从危险的机会主义方针转变到革命的方针，若遇上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的政党，两者截然不同。为此，我坚信民主集中制的必要。人们也许可以套用温斯顿·丘吉尔的嘲弄，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组织系统，但这是在组织形式方面富有经验的工人阶级在其历史上所创造的最不糟糕的系统。
这种系统的实质是什么？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不是组织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或更准确地讲是社会政治性的。工人的直接经验总是不完全的和片面的。真正的工人与理想化的工人相反，他们活跃在一个工厂，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城市里。他们从切身体验中取得的经验因此也往往是局部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活动虽说变化多样，但总是参差不齐，因而也总是导致参差不齐的觉悟。民主集中制的基本作用是把工人阶级的经验集中在一起，从中得到适当的教训并组织一种可以为夺取国家政权结成无产阶级阵线的战略，通过这种做法来克服那种参差不齐的现象。
在这种意义上，民主集中制的确切本质在于个别布尔什维克战士或至少是个别基层组织和党的单位具有发挥独立的首创行动和享受最大自主权的能力，否则的话就没有什么可以集中的了。如果党的领袖所发出的进军命令仅仅是为了答复在以前的命令发布后从战场上收到的报告，那么就不需要民主集中制了，因为我们涉及到的仅仅是军事组织。
顺便说，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其革命性的首创行动和成功的伟大时期中的光辉灿烂和不可思议的特质。正是布尔什维克这种整合和集中由成千上万先进工人所发挥的无数独立的首创行动的能力，把它与其它政党区别开来。在斯大林统治下，整个体系自然是被推翻了，这造成了人们对“民主集中制”极大抵触。然而，真正要反对的是官僚集中制，这种体制由斯大林主义党在民主集中制的废墟之上创建的。
现在毫无疑问正确的是，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解答涉及到政党组织的所有问题，因为随着我们成员的增加，我们也在不断地发现问题。在许多国家，我们现在已经把相当数量的工人争取到我们的组织中来，因而我们正面临着新的和特殊的问题，当我们还是一支极小的先锋队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尚未找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中许多问题只有通过长期的经验才能解决。不过我将会举一些直接关系到你的问题中第二部分的例子。
从党内民主的观点出发，布尔什维主义对于孟什维主义所占的优势恰恰是下述事实，布尔什维主义要求更高程度的献身和活动，因为这被看作是对付官僚操纵的保障。一个组织中成员活动的程度越相近，要想官僚地操纵这个组织便越困难。这项原则可以轻易地应用于一个小团体中，但在一个小党中就更困难了，而在一个群众性大党中则完全不可能。因此必须做出抉择。或者人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由一个有数千成员、能巧妙地指挥成百万工人的政党来领导，或者人们承认未来的革命党将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群众党，拥有几十万党员和更多的亲密同情者。那真正困难将是如何来建设一个越来越大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而又不能将一般的活动程度和政治教育削减到足以出现官僚操纵的危险地步。
这个困难不易克服，但并非没有可能。除去布尔什维克的例子以外，有一些真正的群众性共产党，具有这种丰富内部生活，确实设法通盘考虑了民主集中制的正式规则和多样独立的普通党员首创行动。例如，二十年代初期的德国共产党拥有几十万党员并进行了自由公开辩论，远远超过社会民主党内可以看到的程度。意大利共产党甚至当在波尔迪加和葛兰西两派中间发生严重分裂并在法西斯统治的早期阶段活动时，也还是维持了辩论和形成派別的自由，并允许其普通战士拥有广泛的自主首创行动。重要的是要承认这个问题，一旦它被承认，虽然棘手，但并非不可解决。
最后，你暗指的问题是：一方面普通工人接受严肃的政治教育和积极参加革命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经常遭受物质压力，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革命党内在较少政治化的工人和极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学生和“职业”革命家之间发生的社会分裂，因为这样一种分裂不可避免地是致命的。我们在第四国际的组织中已经确实遇到了这种问题，这里的成员比起改良主义群众性政党的成员来说积极性一般要高出二、三倍。产业工人每天要在工厂工作八小时或更长的时间，并负有家庭负担，不能维持包括每晚开几个小时会议的活动节奏。另一方面，革命党的任务通常比党的活跃力量扩展得更为迅速，许多党员能够也渴望着维持别人会认为是狂热的活动强度。处理这种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建立专门的组织——围绕特殊理论问题的讨论圈子、处理具体问题的行动组织等等——它们的职能平行。例如，这种劳力的职能分工原则被处于巅峰时期的德国共产党用于汉堡、莱比锡和柏林这样的城市中，在这些城市中党的战士每晚都可以选择参加五、六个会议和其他党的活动，但必须参加的仅是他们的基层组织会议。我们必须沿着这个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同时承认一定程度上必须按照经验克服这个问题，并承认不可能定下僵硬的规则。需要全力维护的唯一基本原则是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准则，这意味着党的战士必须有自由畅快地表达他们观点和在党内组织起来为其观点战斗的权利。这也意味着形成倾向派别的权利绝不能被剥夺。
你之前指出，第四国际自从1963年重新统一以来已经获得了重大发展，现在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不过，在经过四十多年努力后，它还未发展成其创建者所设想的群众性革命国际组织，而且它还未在任何国家中成功地从维持革命纲领连续性的相对弱小的先锋团体转变到真正的无产阶级群众党。同时，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使得既敌视社会民主党又敌视正统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赢得群众斗争的领导权，并至少在一个实例中——古巴——领导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权力。你从这张混杂的损益表上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第四国际最终实现其创始人梦想的前景如何？
必须在第四国际的历史上清楚地区分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其创建到六十年代末，第二阶段则从六十年代末算起，更具体地讲是从1968年算起。发生在第二阶段的增长不应低估。我们的成员成倍增加，而我们的政治影响、我们刊物的发行量、我们在工会中的分量甚至我们的选举影响比起我们实际的成员增长得甚至还要迅速。现在，第四国际在六十多个国家中设有支部，而六十年代末仅在三、四十个的国家中有支部。另外，没有迹象表明这种增长正趋于稳定。虽然要是认为自从1968年以来所发生的事情符合托洛茨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做出的预言是相当错误的，虽然我们还未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获得真正的突破，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能够导致在一些国家中建立真正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变化轮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阻止第四国际迅速发展的那些因素都促成了1968年以来的迅猛扩展。世界革命在二、三十年代遭受到失败所造成的累积影响逐渐地被世界革命兴起的累积影响所抵消，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尽管革命存在着地理和政治上的限制。南斯拉夫、中国、古巴和越南革命的积极影响又加上1968年五月风暴后同时爆发的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危机。从那以后新一代革命者出现了，不再留有二十年前挫败的痕迹，而是对革命斗争的命运抱有信心，并且恰恰由于这种信心准备献身于建立革命党的过程中。
这种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线性的，但是在许多国家和所有大洲中都表现得十分清楚。特别是它联系着时代的根本性质，这种性质看来并非要导致那种世代埋葬革命希望的毁灭性失败，相反将导致斗争的总高涨和从遭受到的这些挫折或失败中相对迅速地恢复。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正确地说，这是一个更有利于建设革命党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始于六十年代的后期。这是对迄今为止第四国际历史的唯一恰当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可以由两件有说服力的证据得以证明。
一方面，在前一时期有为数不少的人把第四国际的相对停滞归于他们称之为我们运动的“天生缺陷”——它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构成，它的“缺乏民族根源”，它“在苏联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它对托洛茨基著作这一圣经所谓的修正——并独自分离出来纠正这些缺点和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没有任何一个比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更左的组织所取得的成果，从实质上讲超过第四国际在1948-1968年这段时间内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一个新的群众先锋队出现在国际范围内时，相反的现象也就出现了。在一些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成员增长五至十倍的同时，其他一些比共产党和社会党更左的组织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与这些变化的客观条件相符合。
我要驳斥下列假设，即其它从弱小团体起家的革命组织能够在我们遭受到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古巴七·二六运动的例子在此不很合适。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成为革命者之前是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他是1952年议会选举的候选人，要不是由于发生巴蒂斯塔的军事政变他也许已经当选了。他是该国一个主要的民族主义组织——古巴革命党（真正党）的领袖。因而古巴所发生的事并非是从一个弱小的革命团体转变成一个群众党，而是恰好相反：在特定条件下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和民粹主义的群众流派通过实用主义的演化转变成一个革命组织。这是从一个对群众有影响，但在纲领上或成分上都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向一个拥有群众影响的半无产阶级运动，最后向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过渡。
但是古巴革命并非证明了：由于发现一些奇迹般的战略战术，一个孤立的革命团体在短短几年内转变成群众党。在这四十年中，为数不少的同志任由自己受诱惑，寻找这类奇迹。但是尚未有任何人碰到这样的奇迹。让我们补充一点，在1936-1938年期间有一些中派主义组织比第四国际的前身—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支部要大得多，有时大出二十倍。这些党在本国工人运动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在西班牙有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在德国有布兰德勒派，在英国有独立工党，在意大利有波尔迪加组织，在荷兰有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RASP），在法国有工农社会党（PSOP）。所有这些组织都诞生于本国工人运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阶段并在全国阶级斗争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比起第四国际的弱小支部所起的作用远为重要。然而，今天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都已经消失了，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组织比起同国中的第四国际支部都更弱小，在无产阶级中的根基更浅。
这个简单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运动代表了工人运动中一种普遍的组成部分，一种国际性的倾向，而那些五花八门的组织仅仅构成了对应于当代阶级斗争历史中特定时期的，局限于一国的现象。人们在把截止到1968年我们运动的停滞状态归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任何特性时必须要格外小心。毫无疑问，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偶然的组织因素在某种情况下减慢了我们的发展，但这些是其次要考虑的问题。事情的实质是，我们为建设一个真正的革命国际所作出的坎坎坷坷的努力最终要归于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的客观关系的演变。
另外还有两个与这个问题紧密相联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极左派组织对我们经常提出的指责，这些组织如果不提出指责的话本来在政治上与我们的立场接近。他们争辩说，托洛茨基主义迷恋我们称为纲领的连续性而我们的批评者称为教条主义的那种东西，阻碍了当前极左派的联合，否则它是能够获得统一的。在这方面经常提出来的例子是处于1970-1976年之间不同时期的意大利、法国、英国、葡萄牙和德国。我们总是作出应答，现在适合在这里重复一遍这个回答，即阻碍这种联合的原因并非是我们狂热地坚持第四国际这个标签，而是由于在欧洲进行中的阶级斗争过程的关键性战略问题上存在着非常精确具体的政治分歧。我们的观点认为，尽管总有新问题出现，尽管客观现实总在发生变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分析做出新贡献，但这种理论的以往成绩——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绝不应被抹杀掉。相反，这种理论的一致性必须保留下来。例如，要是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联合阵线理论不适于1975年的葡萄牙，或者认为列宁主义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被冠名为一个过渡纲领的过渡要求和政府口号的概念不再适用于1976年和1977年的法国或意大利，那就不对了。中派主义组织之所以不能理解和应用这些正确的纲领性立场，通常是由于他们屈从于“运动”而造成了灾难性的错误，并使得他们摇摆于宗派主义与迁就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机会主义之间。最终的结果是经过一个时期的迅速发展后大规模丧失影响和成员。
第二点涉及更为严格的组织领域。我们的运动是真正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唯一组织，并且我们强烈认同同时建立民族支部和世界组织的理念，这绝非偶尔。这正是不断革命的理论和我们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的组织表现。有一种概念认为首先应该建立强有力的民族革命党，之后再结成国际性联盟，这种概念的形成是由于对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和世界阶级斗争的有机性质严重缺乏理解。一个人要是看不出如今跨国公司并非是一种异变现象，而是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力和组织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那他就毫无识别能力。
过去提出来反对这种概念的论点不仅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要建立所谓民族组织的努力也是适得其反。今天阶级斗争的开展必须是国际性的，采取一种协调的方式，不仅仅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而且还有很务实的原因。这里仅仅考虑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在一些欧洲国家中的工会战士一直打着35小时工作周的口号，作为遏止失业的措施。雇主和劳工官僚回答说，这种要求如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实际上将会增加失业。这是否正确——我们恰恰不这样认为——回答很明确：在国际范围内为此战斗，首先是在欧洲范围内，因为这是立即和根本降低失业的唯一有效办法，而失业是当今整个资本主义欧洲工人阶级的苦难根源。
理解当代共产主义的这一伟大真理——我们生活在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也就是理解需要有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来集中和整合这一现实的所有方面。理解共产国际官僚堕落和灾难性后果也就是理解这一世界组织必须由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准则来支配。正如我们绝不会承认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绝不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官僚专政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同样，我们也将永远不承认国际民主集中制与官僚的“指导中心”概念——有权推翻各国革命组织的领导层并将民族党内多数战士不认同的民族策略强加给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建立一个团结和指导世界无产阶级，为其共同利益，针对共同敌人而战斗的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国际——这就是我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