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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ncipation, science and politics in Karl Marx

卡尔·马克思的解放、科学与政治

﹝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83
Peng Yu 译、K、素 校


　　原文发表于：Ossip K. Flechtheim (ed.), Marx Heute. Pro und Contra (Hamburg 1983)。本译本根据Ernest Mandel, Karl Marx - Die Aktualität seines Werks (Frankfurt am Main 1984)中的版本。由Alex De Jong翻译成英文。原文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ndel/1983/xx/emancipation.html


“人的最高价值”是人本身


　　马克思的思想活动是基于“解放”的必要性。这种观点很快与他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伴随终生。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自由思想的产物；自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起，自由思想经历了各种形式，突破演进：从法国大革命的斗士及其继承者，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再到青年黑格尔派和第一批美国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概括起来，就是渴望“推翻一切使人沦为堕落、卑鄙、被奴役、被抛弃的存在的环境”[1]。
　　终其一生，马克思都忠于“解放”这一目标。从小资产阶级过渡到无产阶级民主和共产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到革命实践的开始，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一目标。从早些时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到《政治经济学大纲》、《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再到晚期的《哥达纲领批判》，在他和恩格斯的主要作品里，我们都能找到“解放”的影子。[2]这个目标可以说是作为科学和政治活动的上游。马克西米连·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称之为道德视角（见Maximilien Rubel, Karl Marx, Essai de biographie intellectuelle, Paris 1957 (Bibliothéque Philosophique), p. 444），而其他人则从哲学角度出发。但这种哲学方法往往引出一种荒谬的指责：很多马克思的批评家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历史的绝对化和本质化。[3]毕竟，马克思总是取笑或恼怒于那些崇拜自己锁链的人，而他们之所以崇拜只不过是因为这些锁链是由历史所造的……
　　用一个毋庸置疑的出发点来开始我们的讨论：人的最高价值是人本身。这句总结而来的公式经得起人类学的论证。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行动的人）有义务抵制一切不人道的社会环境。有一种观点显然很荒谬，即只有证明了这个不人道的环境是有益于人性化，才能免除这种义务。如果说地狱来到了人间，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人间当成家来看待了，就更别提“这是通往天堂的必要阶段”这种论调了。不管怎么说，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无法适应这样的生活环境。身处地狱的他们确确实实的感受着地狱。长远来看，没有什么可迷惑及阻止他们反抗这种环境。对抗身边的非人道现象是一项基本义务。这是马克思一生的责任，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党派理论，非但没有免除我们这种责任，反而证实了它的正当性。从科学上看，迄今为止一切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围绕着物质利益而演变，即社会产品要在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之间进行分配。统治者的收入、特权和统治本身，都可以最终归因于他们强迫生产者生产的剩余劳动，以及随之而来增加或减少的剩余劳动斗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分化形成阶级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如果没有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一个真正以满足需要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类似的结论是，受剥削的阶级会周期性地反抗剥削，甚至寻求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然而，在前资本主义或早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他们缺少充分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随之而来的精神和道德基础。
　　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人类解放（即无阶级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解放的前提是，废除私有财产、商品生产、市场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私人牟利和普遍的利己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和某个阶级的真正斗争相结合，解放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后者需要他们物质上对斗争感兴趣，思想上对斗争有所准备，社会上也倾向于斗争。这意味着这个阶级若想的话，就有潜在的能力“让生产的车轮停下来”，也意味着这个阶级可以组织成生产者集体，有能力接管一切生产组织。
　　这个阶级就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薪阶层所处的阶级。它在资产阶级社会所处的地位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矛盾，以及在资本主义的教育下形成的高水平组织能力和团结性，为其完成联合斗争的阶级任务做好了准备。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的公式，决不能误解为马克思从意识到这一点开始，便以无产阶级的解放替代了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对解放黑奴以及那些受压迫的民族如波兰或爱尔兰的热情支持，他对于中国太平天国和印度各种起义的认同，都足以证明这一结论，因为他们并不是无产阶级一词所能涵盖的。[4]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人类普遍解放的绝对前提，但仅仅只是一个前提，而不是替代品。如果历史经验证明，一个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会带来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并且创造出新的非人道环境，那么就应用同样的决心，像与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斗争那样，与它作斗争，即使与资本主义式的剥削相比，这种“社会主义式”剥削和压迫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不过，马克思从未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是否能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得出上述结论呢？事实上，这一结论是从辩证（而不是机械）的进步概念中得出的。这种双向且非线性的进步观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
　　作为始终如一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一套衡量人类物质进步的标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劳动的平均社会生产率来衡量。根据这种标准，就能讨论进步的社会形态或评价某一生产方式是“进步”或“倒退”。如果说，在著名的《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古代奴隶制是进步的，因为它使得古代艺术、哲学以及科学得以存在，这依旧是根据当下知识作出的科学判断。[5]但是从进步概念的物质基础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绝不会得出结论来谴责一切在资本主义时代或前资本主义时代受剥削和受压迫阶级的反抗。他们不会以“违背进步”为由否认这些反抗。
　　相反，他们与反抗者们站在同一边，这包括反奴隶制的起义、旧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农民起义、晚期中世纪的农民起义，以及早期资本主义中受到机器冲击的工人反抗运动。他们并没有忽视或隐瞒这些斗争鲜有成功注定失败的历史事实，但他们依旧视这些反抗为人类与非人道环境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斗争是正当的。而且，在与社会剥削斗争的历史延续中，斗争及其组织形式，以及革命思想、理想、梦想、希望，形成了一种巨大的传统，给无产阶级为解放而斗争提供了营养，甚至有时直接孕育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若没有这样的先驱，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会比现在困难得多。若是一国没有或鲜有先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将很难发展起来。幸运的是，这样的国家少之又少。[6]
　　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对机器的看法中，这种双轨的进步观尤为凸显。与所有浪漫的、肤浅的、道德化的资本主义批评家不同，马克思冷静而客观的强调了巨大物质进步和机器中蕴含的巨大解放功效，即废止强制性人类劳动的功效。在自动化和微电子初见端倪的时代，这些话简直如预言一般。但是马克思也同时反对实证主义者、犬儒主义者或是逃避问题的资产阶级辩护者。马克思指出了功效与现实之间的区别，强调了资本主义下机器带来的非人道影响（参考当下微电子的应用导致的失业）。他把资本主义特有的工厂系统和对固定资本的使用，与科技和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联系起来，后者只能靠危害、破坏以及可能摧毁人类财富的两大来源——自然与劳动力——来发展。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工人是残缺的、异化的、被奴役的、可怜的。因此，工人对这些恶劣条件的反抗和资本主义本身是一样进步的。这些反抗本身是一种驱动经济和社会进步，及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尽管短期或中期来看，这种反抗无法真正消除这些非人道的环境。而对马克思来说，那些资本主义时期或前资本主义时期显而易见的道理，对后资本主义世界一样适用。

通往科学社会主义之路


　　作为一项科学，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它本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不一定遵循解放的逻辑。科学严格遵循其客观性，不隶属于任何其他非科学思想。它收集、筛选、规范、说明一切从科学活动中获取的信息。它试图理解、解释、分析这些材料，以供之后的发展。如果它盗用或篡改数据，抑或是将“令人不快的”事实或无法预测的发展掩盖起来，它便不再是科学。科学从来都不是绝对确定的，而要提出理论，且这些假设必须基于新数据和新发展，并经过一遍遍地批判性检验。因此，在根本上说，科学是值得怀疑的。马克思曾用“怀疑一切”（译者注：“de omnibus est dubitandum”出自丹麦哲学家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来简洁地作为自己最喜欢的座右铭。这种心态中没有一丝丝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怀疑总是仅仅存在于研究的初步结果中。对于研究自己挖掘真理的潜力，则质疑从不存在。结论由实践的结果判断，并根据其预测进行确认或修改。因此，这种怀疑是乐观的，它基于一种人类社会实践的无限可能性（人类的第二本性），最终，如对解放的追求一样，这种怀疑可以追寻到其人类学基础上。
　　后来发现或出现的数据可能会证明任何科学理论完全或部分的错误之处。但也不能太草率地下这种结论，还是要考虑数据是临时的，还是（或多或少）确定的。比如说，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根据战后的长期繁荣，人们得出了错误结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最终克服了大规模失业的危险，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不是——或不再是——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固有的问题。[7]我们不应该受到暂时印象的诱导去怀疑初步结论，怀疑之前我们要明白这种修正对于整体事物的理解意味着什么，比如对于一段历史时期、一种生产方式、一个社会阶级、或者一种历史现象比如国家，等等。
　　真正的科学（包括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实证主义或者纯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忽略经验数据而后者承认。而是在于，科学不断致力于对相关数据提供一个普遍的、内在一致的解释，包括发展内部发展规律。经验主义的特点之一是观察肤浅，对基本问题视而不见。在经济学中，经验主义者只承认那些肉眼可见的东西（比如价格、收入等等），并且认为类似于“劳动价值论”这样的价值理论是“教条主义的”且“无关紧要的”，因其质疑长期决定和制约价格波动的事物。没有什么自然科学家敢这么肤浅地对待物理学或生物学数据。在这种肤浅的研究过程中，实证主义者常常在解释经验数据时栽跟头。比如说，他们把近些年黄金价格的上涨赘述为纸币的通货膨胀所导致，而不会归因为黄金矿产业和制造业与农业长期以来不同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发展状况。[8]
　　马克思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努力研究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数据，把他的科学理论奠基于经济学领域和社会学及历史学的领域，前者包括价值理论、剩馀价值理论、货币理论、资本理论、工资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理论、危机理论等，后者包括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理论、国家理论，以及革命理论等。正如他自己所说，最令他反感的是，一个伪科学家为了证明某个论点而隐瞒数据或否认事实：

　　但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9]

　　毋庸置疑，科学社会主义的力量存在于其解放的目标，它致力于将无产阶级、工作和全人类从所有非人道环境中解放出来，这种目标来自于现实的社会和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已被科学证明的矛盾，不能被任何国家、宗教、恐怖或是“消费社会”以及“群众愚民化”来解决。在这些矛盾背后，一连串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道德、意识形态本身的系统性危机接踵而至。两个世纪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同一个矛盾，出现了雇佣劳动者（即工资劳动者）自我组织的历史趋势。这是马克思通过对阶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得出的最重要的预言之一。
　　人们只需要仔细想想，1847、1848年那时，有多少工会工人？1900年时有多少？到了1948年有多少？今天又有多少？通过这些就能知道上述说法的正确性。（又有谁能在19世纪中叶预见到这一切呢？）当今世界，即使是太平洋上最小的岛国，雇佣劳动者也始终与劳资之间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如影随形，他们始终尝试着建立基本的自卫和斗争组织。
　　推翻资本主义，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由自由组织的生产者主导的世界，都可以从现代工业无产者的自我组织和基本阶级斗争中出现。解放的理想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客观和主观能力，使其有可能实现。而解放的理想只是一种能力，实现的结果并非必然发生，这个事实已经不用再强调了。如果说，理想的实现是必然的，那么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起，一直以来的社会主义者的教育、组织活动，对阶级意识的激发和阶级组织活动，很大程度上说都是不必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说都是不重要的。
　　资本主义的崩溃则是必然的：这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后得出的唯一可以确定的结果。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1933和当下的经济危机）之后，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来怀疑这点。但资本主义的倒台可能导致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迈向社会主义，或者退回野蛮的状态。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奥辛威茨集中营、广岛核爆，在当下的核军备竞赛和对生态系统日益增长的威胁，这显然不是蛊惑人心的说法，而是可怕的中期危险。
　　相反，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相关性（换言之无产阶级革命的相关性），基于一系列严格的科学前提：雇佣劳动者同数量逐渐减少的、剥削工人的大中小资本家之间的社会两级分化逐渐加剧；雇佣劳动者逐渐成为在业人口的主力军；另外这些劳动者的收入、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工会组织以及定期出现的群众运动的重要性都逐渐趋同。
　　至此，解放理想和对资产阶级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分析结果高度一致。但如果事与愿违，两者也会分道扬镳。如果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并没有进一步成熟，而是开始腐败恶化，人们将不得不承认，越来越不可能创造一个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如果排除周期性起落，长期看来，在大多数甚至所有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雇佣劳动者不增反减，他们在社会中的比重越来越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他们真正瘫痪经济并接管经济的能力正在减弱，如果他们组织程度下降，比如说，2000年的工会工人人数将低于1948年甚至1900年，以及如果说，他们斗争的能力消失了几十年，那么重新退化进入野蛮状态也就不可避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证明，除了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无产阶级之外，还有任何其他革命主体：这个主体既有客观力量，也有主观利益，至少有潜在意识，要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真正的无阶级社会，一个没有私有财产、商品生产、金钱、财富、竞争、民族国家的社会。
　　但是历史和经验数据并不能证实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可能。在我们看来，这种证实在今后几十年内都不会出现。无论如何，这样的证明并不意味着放弃争取解放的斗争。两千多年前，奴隶们一再站起来反对奴隶制，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并不能带来一个解放的社会。如果我们今后回到野蛮环境中，仍然会发生反抗奴隶制和反对一切不人道条件的起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责任便是与这些奴隶并肩作战，让他们明确自己的目标，使他们的斗争形式尽可能有效，坚定他们的战斗意志，让一切反抗屈辱、堕落、压迫、剥削、酷刑的火花变成火焰。人类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反叛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科学能够证明科学社会主义及其目的是乌托邦和难以实现的远大理想，它仍旧为压迫者的基本斗争提供养分与激情，以便他们可以争取部分的、暂时的解放。即使是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相信这不会发生），马克思的思考、研究、发现与斗争也不是徒劳的。
　　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在他的《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的前言中曾写下一段著名的段落，他把科学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分歧推到了悖论的地步。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尖锐地回应了他，承认他大部分地方是对的，但他确实是有些说过头了。[10]
　　诚然，确实不存在像是“无产阶级科学”这样荒谬的东西，只存在遵循自己的规律，脱离一切阶级条件的科学。在一个无阶级社会中，科学还能是什么？但科学家总由社会决定的人，他终是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人文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科学，即所有涉及人类各方面的科学，包括心理学和医学）的科学家。科学工作者的思想不止来自“纯粹的科学”，也受阶级社会偏见的影响。科学家也带着阶级社会的有色眼镜。[11]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么其思想能从理论上、经验上以及实践上得以证明，否则就是一种思想偏见，是错误的意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科学的，或者只是部分科学的。科学研究者必须努力把科学的果实和意识形态的糟糠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不存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但是存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者的科学——即科学与非科学意识形态的结合。一旦是科学的，它便不是资产阶级的；一旦是资产阶级的，它便不再是科学的。
　　一个深陷资产阶级思维泥潭的科学家几乎不可能发展出严格的、科学的、完整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与国家理论。这不是什么抽象的猜测。历史证明了，它根本不可能发生。经验证据显示，只有通过完全脱离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党派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够发展出严格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阶级和国家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使科学与解放之间不一定存在坚不可摧的辩证关系，至少在阶级社会中存在解放与科学之间的坚不可摧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都能脱离任何解放理想独自发展。但目前为止，只有将社会科学和解放理想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证明了自已有能力发展一门连贯的科学，用来彻底揭露并研究所有的非人道的环境。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定言令式”


　　从某些角度来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他们最终得出了这么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由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一种人类学式的义务，即其他人类学意义的解放理想，变成了现实的政治任务。必须靠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人才能改变世界：即受社会存在制约的人以及那些在资产阶级社会（或其他阶级社会）中受缚于其社会阶级的人。废除人性束缚的实际任务就变成了阶级政治的实际任务：承认可以让一个或多个社会阶级实现解放的各种条件。
　　解放能在细微的地方与科学分开。解放作为一个理想而继续存在，即使科学证明它无法被完全和永久地实现。但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解放无法离开政治，政治也无法离开解放。至少，当我们用“政治”一词其最广泛的含义的时候，它们是无法被分开的。这种“政治”意味着所有对改变国家和社会有影响力的集体活动，直到实现无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消亡。所有非政治的解放活动都只是个人或是小群体的解放，只是不包括广大群众自我解放的精英活动，即使其目的是“以行动来宣传”。
　　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革命时代和广大群众的革命活动才能彻底推翻所有压迫。这一过程中，人自身也会根本转变。[12]这就是革命政治，这种政治需要系统的准备工作以及长期不断的行动。即使在非革命年代，它也需要一直保持其组织性。一切超越个人和小群体的解放尝试（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注定要失败）都是解放的、社会主义的政治。
　　总的来说，实践标准被强调为社会主义政治的衡量工具，这是科学社会主义衍生出的政治。这是对的，因为只有实践才可以决定某一场政治运动（用陈旧的术语说，就是“战略战术”）和它所依据的科学假设（“分析和观点”）有否让我们接近目标——即二者是否有效。检验政治的唯一方式就评估它的结果。因此，实践的评判标准就是基于它是否能有效地达到其目标。
　　但是，目标是什么？必须在多长时间内衡量成效？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重大的概念和分析难关。目标只是“向前一步”吗？但是，如果事实证明，“下一步”是要超过之前认识到或预见到的更大的障碍，会发生什么？
　　目标只是“改造环境”还是革命主体同时自我改造？关于费尔巴哈的第三篇论文指出了机械唯物主义和纯粹唯意志论之间必须避免的矛盾。“向前一步”是否可以简单地等同于或者至少从属于最终目标？这就提出了改良和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过渡时期的分类、复杂整体之中的过渡目标（口号、方案）等问题。众所周知，一个世纪以来，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而且一再分裂。迄今为止，政治实践尚未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争端提供决定性的论据。
　　无产阶级的实际阶级斗争表明，彻底放弃谋略、战术、暂时的妥协和退却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放弃意味着绑起自己的双手去迎战全副武装的对手。但反过来也是一样。无休止的阴谋、无限的妥协意愿、无原则的谋略、不断的退却、对“力量关系”中不利地位的宿命式的适应，以及完全排斥自己阶级的自我活动、主动性和行动，这些不会带来任何结果。它们非但没有使我们离目标更近一毫米，反而导致了永久的失败。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政治不同于“纯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庸俗的现实政治，这只是因为解放的目标不是狭隘的，而是激进的：要推翻所有使人堕落的、被奴役的环境。列宁（1920）、托洛茨基（1938）、罗莎·卢森堡（1918）等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因此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只有一种战术，一种妥协，一种谋略能使我们更接近这个目标，那就是它们必须得“提高无产阶级普遍的阶级觉悟、革命精神和取得斗争胜利的能力”。[13]
　　列宁的公式需要被正确地理解，他认为：伦理学上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存在的，但“我们的道德完全从属于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利益”。[14]我们完全接受这一公式，因为在大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中，尤其是对立的社会阶层之间，从来没有人尊重，甚至没有人提出适用于斗争双方的、绝对的、普世的道德原则。任何持相反观点的人不是无知者就是伪君子。[15]
　　但是，把社会主义利益包含于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之下的一般公式，只是为评判政治行动规定了一个抽象的框架。对具体决定的具体评判不能直接由此得出。当我们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而不是机械统一时，我们就会看到一种相对的不确定性。判断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有什么具体用处，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判断是暂时的。这意味着，对暂时性经验的定期修正，以及对各种行动的后果的暂时性评估是绝对必要的。
　　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成为衡量标准，这一点依旧毫无疑问。但实践结果是什么样的，有什么优先事项，在什么时间框架内？谁有权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什么标准？
　　矛盾的是，人们可以通过与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一句名言相类推出这样的结论：一点“社会主义伦理”似乎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更多的是，“社会主义伦理给无产阶级带来了阶级斗争，带来了‘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与最终目标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严格依据科学的阶级政策、“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指依靠工资生活的全体人民组成的阶级）的自我解放密不可分。这是威廉·阿什（William Ash）的《马克思主义和道德观念》（Marxism and Moral Concepts）的弱点，它在其他方面都非常优秀。这部著作以一种不加批判和辩护的方式回避了东西方无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棘手问题。这意味着回避了工人组织官僚化的问题。[16]
　　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坚持“手段和目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用的公式至少是混乱的、不准确的，因此也是错误的。这种公式默认了机械的统一，但我们处理的是一系列矛盾，它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其结果来进行判断。某些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因为它们与目的矛盾太多——这里再引用列宁的公式，即它们削弱了工人平均或普遍的阶级意识。其他带来暂时的、部分的成功的手段会产生长期的破坏性影响，如果他们事先预料到这些手段，就没有人会选择它们。这里参照斯大林强迫农业集体化对农民的社会态度和劳动士气的长期影响，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影响仍然没有被克服。
　　大多数时候，当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诉诸于伪现实政治的捷径时，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对问题的复杂性的公然否认，就像资产阶级理论家那样。这更表明了无法作出批判性的科学分析的无能。例如，汉克写道，“俄罗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加速工业化只有通过官僚手段才有可能实现”，这是纯粹的乞题。[17]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被科学证明的洞见，除非一个人从纯粹辩护式的历史主义出发，假设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解决这一捆矛盾的唯一合理的、可能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说，希特勒也是走出魏玛共和国危机和1930—1933年德国经济危机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在大多数（但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是一系列不同的可能性，因此，不同社会阶层和阶层的经济、社会、政治、组织条件即使发生微小变化，也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否则，革命政治将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白费力气的。
　　目前还没有人证明，左翼反对派伟大的经济学家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ugene Preobrazhensky）和乔治·皮亚塔科夫（Georgy Pyatakov）提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在1923至1933年这十年间，“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如果不是集中在1928至1932年，就不需要强迫集体化，也不需要对农民进行恐怖活动，更不需要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对富农和商人征收一种可以接受的税收就足够了。这就避免了1930到1933年的可怕的社会紧张局势，及其导致的大规模的恐怖和清洗。这种工业化也会在社会政治和行政上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而不是以官僚为基础；它可能带来的是真正的苏维埃民主的复兴，而非官僚的极权独裁。
　　政治中的各种变体使人们认识到劳动运动中政治多元化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实践才能证明谁对谁错。无论“党”还是“中央”，无论主席还是总书记都不是“永远正确的”；只有多元化才能保证迅速纠正不可避免的错误。另外，它还带来了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的理解。这不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一种明显的政治义务。这种认识反映在恩格斯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一封信中的一句名言中：“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18]
　　换言之，这要求科学的自主性、科学的自由，要无情地揭露当前环境和发展中的所有矛盾，而不是要对那些不利于“党”的事情作掩饰或保持沉默。坚持严格的科学真理标准不是“好日子”的奢侈品。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的绝对前提，而不是说“受教育者”和“有能力者”应该代替“不成熟的群众”来支配社会主义政治。决不。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必须为“不成熟的群众”提供一切必要的分析工具，以做出正确的决定。[19]
　　因此，这整个问题最终又回到了解放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走向无阶级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只能作为一个有意识的计划来实现。它不能“有机地”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中产生出来。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在经济上尚未占统治地位但经济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必须重塑社会。为此，它必须征服政治权力。只有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这绝不与列宁的先锋党概念相矛盾。无产阶级及其意识的社会异质性以及群众活动的不连续性决定了我们需要这样的党。但它确实意味着，正如列宁在1907年所说，先锋党的概念只能在真正革命的社会阶级的具体背景下实现，即先锋党应通过特定的纲领与战略、政策争取无产阶级的支持，而非靠行政手段迫使无产阶级接受自己。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解放、科学和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纯”理论层面如此，在应用理论层面如此，在日常政治实践层面也是如此。只有或多或少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意识、自信心和自我行动能力的政治，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标准。
　　因此，马克思主义精神最好用国际歌第二节来概括：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1] 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 两个引文就足够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卷第101页。
　　“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22.htm）。

[3] 最好的例子是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4]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放工人之外的更广泛的问题上没有犯任何错误。恩格斯拒绝小斯拉夫人民的自决权和国家存在，这经不起客观的批评。参见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恩格斯和“非历史”民族：1848年革命中的民族问题》（Engels and the ‘Nonhistoric’ Peoples: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的论点，即“懒惰的墨西哥人”失去加州是进步的。

[5]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反杜林论》（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4.htm）。

[6] 有趣的是，像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伊戈尔·沙法雷维奇（Igor Shafarevich ）这样的反动、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无法理解，无论成功的机会如何，社会主义支持历史上所有被剥削阶级的所有解放斗争。见《社会主义现象》（The Socialist Phenomenon，纽约1980）。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家还是假装代表了道德原则。保持中立，甚至谴责奴隶的反抗，这些是道德的吗？华沙犹太人区起义难道没有道理吗？它有什么“负面”结果？

[7] 我们可以引用无数作者的话。列出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 Capitalism，1956年纽约/伦敦）、赫伯特·埃伦伯格（Herbert Ehrenberg）：Zwischen Marx und Markt. Konturen einer infrastrukturierten und verteilungswirksamen Wirtschafts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1973)和保罗·巴兰与保罗·M·斯威齐（Paul Baran and Paul M. Sweezy）：《垄断资本：一篇关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文章》（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1966年纽约）。另一种观点，请参阅埃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伦敦1999年）。

[8] 埃内斯特·曼德尔：La Crise 1974–1982. Les faits, leur interprétation marxiste (Paris 1982), chapter 16.。

[9] 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莫斯科1968年）。译文引自：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4册第129页。

[10] 鲁道夫·希法亭写道：“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任何调查的唯一目的，即使是对政策问题——都是发现因果关系。了解商品生产社会的规律，是能够同时揭示决定社会各阶层意愿决定的因果因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如何确定这样的阶级决策是一项科学的任务，即因果关系，分析政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及其理论没有价值判断。[……]但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包括承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只不过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实际行动的指南。对于一个坚信社会主义最终将取得胜利的人来说，加入到反对斗争中来是很有可能的。”出自《金融资本》前言，1910年。卡尔·考茨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Ethik und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Ein Versuch (Stuttgart 1906)。见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arxism and Philosophy，纽约2008年），特别是第60—98页（英文版）。

[11] 也许最好的例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亚里士多德无法避免他所生活的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该社会谈到了奴隶的“非人性”，或者我们应该用纳粹的行话说，奴隶的“亚人性”？

[12]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03/003.htm）

[13] 弗·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68年[1920]；列夫·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1938年；罗莎·卢森堡：《斯巴达克斯同盟想要什么？》，1971[1918]。

[14]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

[15]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被批评为被认为具有双重道德标准。例如，见朱利安·弗伦德（Julien Freund,）《双重道德》（La Double Moral）一文，《康布伦德雷与政治与文化》（Comprendre – Revue de politique et culture）第45/36页，1981年，第42/59页，特别是第46页、第49页。我们显然在这里处理的是术语上的混乱，类似于导致反对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的术语。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总结了某些错误的存在，并试图解释这些错误，以改变这些错误。当他们仅仅陈述某种现实时，指责他们存在这种错误是荒谬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只有无知者或伪君子才能否认，在历史上， 到目前为止，存在着双重道德标准。例如，即使在个人关系中得到维护，在社会群体、阶级、国家等之间的关系中，“你不应该杀人”这个规则便失去效力。首先，统治阶级不服从这一命令！问题就等于，如果在争取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革命者放弃使用武力，将他们束缚在自己手中，双重标准的罪恶是否能够克服。鉴于法西斯主义的经历（想想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起义），人们因这种教条而陷入困境的矛盾变得尤为明显。

[16] 威廉·阿什：《马克思主义和道德概念》（1964年纽约）。

[17] 见鲁迪·汉克给艾萨克·德意志的信，其中1956年4月26日包括在赫尔曼·韦伯（ed.）：Unabhängige Kommunisten: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Heinrich Brandler und Isaac Deutscher, 1949 bis 1967 (Berlin 1981), p. 231.

[18] Letter from Friedrich Engels to August Bebel, May 1/2, 1891 in MEW, vol. 38, p. 94. 中译文引自《恩格斯致奥古斯特·贝贝尔》，1891年5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19] 显然，我们知道这不是解决所有政治实践问题的神奇公式，而只是描述了寻找答案的一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