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预先推定和希望 [比利时] E．曼德尔 * 本文译自K．布洛赫、A．赖夫编：《思想就意味着超越：纪念E．布洛赫1885-1977年》，科隆／法兰克福一美茵河畔，欧洲出版社1987年，第222-234页（Ernest Mandel，“Antizipation und Hofnung als Kategorie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In：Denken heisst Ueberschreiten：in memoriam Ernst Bloch 1885—1977／Karoh Bloch；Adelbert Reif（Hrsg．）。Koeln，Frankfurt／Main 1978，sS．222—234．）。副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
来源：《现代哲学》2009年第4期。译者：金寿铁 * 作者简介：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20世纪极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认为是战后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生前曾任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晚期资本主义》、《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等。 【摘要】在最基本的类冲动萌芽中，希望已经是超出单纯类冲动的东西，它已经吸收了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思想上的预先推定能力。希望是最卓越的人的冲动，希望连同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成一道属于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础。想象的人乃是希望中的人。人类历史不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先推定、诗作、教育、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争等的历史。希望和展望对于每一种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预先推定—希望—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也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人是社会生物，劳动和交往能力是人的本质的两个主要方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含语言、概念构成（Begrifsbildung）和意识能力，没有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社会劳动是不可能的。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人的高度发达的交往能力——在动物那里，也有退化的低级的交往能力——是被迫建立在社会生活生产基础上的。此外，劳动与交往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导致这样一种情况： “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1]
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中敏锐地表述的一样，人所特有的劳动本身是在双重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不仅以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表达关系为前提，而且以社会上可听懂的声音、语言和概念为前提，它与旨在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而开展的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社会生产和流通是同时发生的。但是，人的劳动还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特性，即在进行生产的意识中是以预先推定的、想象的计划为前提的：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
作为劳动计划、作为尚未实现的物质现实，劳动产品是自身实现的先决条件。因此，人的预先推定（Antizipation）能力和幻想（Fantasie）能力是与社会劳动能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匠人（homofaber）之所以能够是工匠人，是因为他同时是想象人（homoimaginosus）。的确，人自身方面的概念、抽象、计划构成能力和想象能力是与自身物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最紧密地交叠在一起的。无论是最起码的反应能力还是业已明确的复杂概念和思维结构都不是“纯粹”幻想的产物，即不是纯粹脑力劳动的产物或与物质劳动能力全然无关的东西。人的概念和思维能力来源于作为物质生活经验的精神加工这一最后目的，即来源于自然和社会之中对社会个体的理解。就像马克思所表述的一样，根据这一理解，建立在物质束缚基础上的那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与劳动中的某种人的目标相适应，或者与恩格斯在广义上所谈论的东西相适应：“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3] 因此，劳动计划产生于人脑，这种产生于人脑的计划在物质上被现实化之前，在自身方面乃是物质现实生产的最后目的，只要劳动计划本身尚未在物质上被现实化，情况就是如此。不仅诸如人的理念的想象一类的概念绝不因其现存而完整无缺，而且这种概念也永远不会脱离它所伴随的社会过程，尽管这类概念不是这一过程的纯粹机械的映像，而是同一因素的创造性重构。它既取决于客体，又取决于主体。 人的预先推定能力、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的基础是自我保存冲动，亦即旨在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的本能的、类冲动的束缚关系。这一预先推定的最重要表现是恐惧（Furcht）和希望（Hofnung）。恐惧可以是纯粹类冲动的东西——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必然的，但是，在动物那里，它能够是或者属于占支配地位的冲动——然而，纯粹的、类冲动的希望是不可能的。因此，布洛赫有理由强调，在最基本的类冲动萌芽中，希望已经是超出单纯类冲动的东西，它已经吸收了充满幻想的想象能力、思想上的预先推定能力。所以，希望是最卓越的（pax exelence）人的冲动。希望连同社会劳动、概念构成和意识构成一道属于我们人类学特性的基础。想象的人（homo imaginosus）乃是作为希望中的人（homosperans）。 作为物质束缚和需要的产物，劳动计划是与物质的实现条件固结在一起的。并非每一个思想上的计划都导致某种物质产品。并非每一个预先推定的希望都变成现实。只有这样一个计划，即在其实现中不仅可以找到客观先决条件，也可以找到主观先决条件的计划才能变成现实。并非所有期望都是现实而可能的期望。就现实而可能的期望而言，梦想显得分外清晰。 脑力劳动能力、概念能力均与生活经验的最后目的相符，在四面八方，这些能力相互组合在一起，这种能力无需必然符合业已存在的物质现实，仅凭相互组合，它就在现实的可能性与梦想之间说明这种预先推定的区分。 但是，在自身方面，可能的东西仅仅部分地重新被规定。因为正像人们制造自身固有的历史一样，人们也生产自身固有的生活。因此，我们人类学特性的现实向度取决于这样一个中间领域，即物质上、社会上、历史上不可能的东西与物质上、社会上、历史上可能的东西之间的领域。自然、社会中的所有那些变化都显得是物质上可能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的实现却依赖于某种具体的、特定的实践。进言之，这种实践既不是自发地也不是同时地源自自身物质先决条件的存在。 恰恰相反，物质的可能性界限并非一开始就在所有方向上勾画好的。大的框架已被划定。但是，在这一框架之内，存在无数变种和变种可能性。一旦勾画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如果新兴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上、政治上、意识上虚弱不堪（这种虚弱伴随着最初阶段的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从而现代工人运动的展开就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但是，例如，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具体的、特殊的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在这四个地区，生产方式拥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背景，拥有其政治的、社会的史前史。在这些国家，无产阶级本身的特点、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特点均发生在市民阶层夺取政权之前，这些独一无二的特点或者伴随这种夺权过程，或者妨碍这种夺权过程。在随后的50年中，这一切对阶级斗争历史和社会主义运动都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影响。而且，由于此，这些特点极其不同地塑造了这四个国家，尽管在“发展—成熟—衰弱”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框架及其矛盾增长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历史的、现实的可能性。 因此，历史的、物质的现实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不完整的总体，而这种总体本身至少包含若干发展的可能性。无论历史宿命论还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天壤之别。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每一个生产方式中，阶级斗争不是以革命阶级的胜利而告终，就是以斗争中的双方阶级的同归于尽而告终。资本主义并不导致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而是限于进退两难境地：社会主义或倒退到野蛮。因为物质不是呆滞的、无运动的；因为人的实践客体和人的思维客体持续处于变化中的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之中。人的实践本身能动地干预这一变化。人只能日益接近这种总体性认识。正如人的认识日益接近“业已存在的和业已可能的过去”（Bereits—Bestehende—und—bereits—potentiell—Vergehende）一样，人的认识也日益接近“尚未存在但业已可能的东西”（Noch—nicht—Bestehende—aber—bereits—MSgliche）。 现实性乃是一个矛盾的现实性，我们是在这个矛盾的推动下认识到变化中的总体性的，这就是说，在人的认识中已经包含了这种总体性的全部发展的可能性。因此，预先推定不仅是一种人类学的向度，也是一种认识论的向度和科学的向度。 “迄今最陌生地被视为极端异类的东西——未来与自然、预先推定与物质——恰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性中重合了。没有物质就没有（现实的）预先推定的基础，没有（现实的）预先推定就没有可把握的物质的基础……。这个现实地可能的东西与某种内含未来的那种萌芽一道开始。”[4]在此，主体因素的创造功能连同它的类冲动的希望精确地得到了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中说道：如果我想要实现某个劳动计划，我就必须把我的意愿隶属于这一目的。显然，我对这一计划的实现不是抱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这样，这种隶属就激发一种意义深远的事件。换言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梦想着、期望着，这些五花八门的原因会在下述两类不同情感的无数组合中变动不居：一方面，这些原因源于对刑法、贪婪、欲望等意识的恐惧；另一方面，这些原因源于对最纯粹的利他主义和人类之爱的希望。在缺少这种愿望和这种希望的地方，确切地说，在情况发生逆转的地方，各种计划的实现变得十分艰难，即产品生产者对此不仅漠不关心，而且听任荒废。他甚至恶狠狠地、一个劲地破坏这一计划（在特定条件下，奴隶、囚犯的情况就是如此）。完全无望的生产者是恶劣的，即非创造性的生产者：这一法则的有效性一再为全部人的历史所证实。 对基本的创造性实践有效的东西也一般会更恰当地符合全部社会的、改变社会本身的实践。一个历史混合人物，例如伟大的尼德兰革命的半封建领袖威廉·封·奥拉宁可被称为那一小群自信和清心寡欲的自觉的革命者的典范：“既无需寄希望于理解，亦无需寄成功于坚持”（Point nest besoin déspérer pour entreprendre，ni de réussir pour persévérer）。但是，广大群众乃至整个社会阶级却难以到达这样一种行为动机，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行为太过于间接地纳入到整体之中。因此，在历史上，社会变革这一阶级实践的最终目标总是以阶级利益为先决条件的，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实践越是伴随愿望和希望，就越是富于广度和效益。愿望和希望用某种形式浇铸这种利益，而这种形式是行动中的大众可以直接领会和通达的。 人类的美好愿望和希望就是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和不自由，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现代历史上，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起义风暴连绵不断，在这每一阶段中，这种美好的愿望和希望都帮助工人运动获得一种巨大的活力，如果仅仅从物质利益出发是根本无法为其产生进行辩护的。只要工人运动满足于这种辩护，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不会有那种惊天动地、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力。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愿望和希望也是与工人阶级的起义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如果没有为其日常物质利益进行辩护的坚韧斗争，那么工人运动方面的梦想就面临破灭的危险。 阶级的特殊希望与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这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整个社会的解放起到一种古老的历史过程的作用。作为社会的产物和交往的生物，人原来就是共同协作的。从一种无阶级社会跃入一种对抗性的分裂社会——发生在约7000年到10000年前——对人的思维和人的情感产生了巨大的梦幻般的震惊，究其原因，这种跳跃与人的协同本性格格不入。因此，人类历史不仅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也是一部包括希望、计划、预先推定、诗作、教育、哲学论述、政治计划和斗争等的历史。进言之，政治计划和斗争包括下述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返回到无阶级社会的“黄金时代”？我们怎样才能到达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社会不平等源自何处？如何才能废除社会不平等？ 希腊哲学家、罗马革命政治家、早期奴隶起义、犹太预言家、早期基督教教父、最温和的改良主义先驱和代表、最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最激进风暴的代表都以特殊方式即与自身时代、自身社会及其阶级相称的方式一再表达了这些问题。但是，巨大的力量是无可估量的，它来源于连续性，即问题提法及其答复的内在的自我批判的展开。维也纳诗人列瑙[5]在叙事诗《阿尔比派教徒》中，用美好的结束语概括地、象征性地表达了这种无坚不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 的确，所谓“乌托邦主义者”意义上的人们大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旨在实现其希望计划的物质社会的先决条件。的确，早期革命群众运动的全部尝试均归于失败，事实上，在物质和社会条件成熟之前，实现一种无阶级社会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那些思想家和奋斗者的所有努力都枉费徒劳或有害无益。恰恰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拓宽可能性的视域，有力地促进了理论和科学，并且恰恰通过把尚未存在的实际可能性（Noch—nicht—real—Mögliches）逐渐地转变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性（Wirklich—Mögliches），意味深长地提升了他们的认识。不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都从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学到了好些东西。或许，他们的著作未能立竿见影，药到病除，但在缓慢地、艰难地、充满矛盾地起作用。用科学社会主义克服空想社会主义意味着同时保存和再生产其有益的、富有成果的要素，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意味着以空想社会主义中现存的东西为前提条件。 布洛赫写道：“这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趋势学的马克思主义乃是被中介的现实的未来科学，并且在自身中加上客观现实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用做行动……首先，未来的视域——正如马克思主义与此有关一样，借助这种视域，过去成为前室——赋予现实以自身真正的向度。”[9] 因此，他表达了双重真理。现实的认识总是对自身运动规律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了伟大的发现，那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这一规律远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才大规模地显现出来。《资本论》很大程度上是一部预先推定的著作，一部不是19世纪的，而是20世纪的著作。再则，马克思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前提，而实现《费尔巴哈论》第11条命题乃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祥地。换言之，马克思不仅仅是以未来的关系为前提，不仅仅是以现实的可能性或尚未实现的东西为前提，而是以这一现实可能性的实现为前提，即把精神、意志、情绪的力量的张力用作实现这个尚未存在的东西，从而在现存的现实与应该付诸实现的期望的潜力之间，努力彰显革命个体的极端张力。 一个恶劣的革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脱离实际，好高骛远，更不理解关于实现革命计划的物质社会条件和主客先决条件。一个恶劣的革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过分热衷于现存的现实，热衷于当下，热衷于日常例行琐事，而对突然的、出乎意外的转折丧失应有的理解、情感和预感，以致把未来视域置之度外，用火山式的突然爆发超越未来视域。在此意义上，没有未来的视域就没有真正的、总体的现实理解。 1914年8月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夕，面对官方社会民主党的屈膝投降，列宁、罗莎·卢森堡以及许多国家的一批国际主义朋友和战友不单是表达了道德上的拒绝态度。他们更在尚未实现的东西、所期望的东西中看待这种卑劣的屈膝投降，但是，他们不是通过一相情愿的梦想，而是通过一种精确的分析来展望世界大战的前景：世界大战将导致资产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从而必然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1917至1918年的历史进程证明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直到战争结束才赋予1914—1915年国际工人运动以总体向度，使其内部的屈膝投降和意见争执告终。没有革命的展望（Perspektive）就没有现实的革命政策，就没有现实的革命实践。当然，这种展望必须基于科学的现实分析而不是基于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说，这种展望必须认识到现实的社会矛盾，揭示其动力乃至趋势的强化，而不是简单地建立在某种值得想望的变革的预感上。 总而言之，展望与未来相联系，展望既是希望，又是恐惧。对于每一种政治希望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言，展望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按照革命市民阶层的观点，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10]者奥托·鲍尔通过把政治界定为“预见的艺术”业已修正了这一格言。他的这个定义无疑是面对市侩资产者向前迈出了一步。他试图把政治局限在历史上最微不足道的、无意义的现存事物的装饰上，因为他根本上成了保守分子，即极端害怕未来和变革。但是，他也暴露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被动的、宿命论的向度：在所谓“预见的艺术”中，显然缺乏改变现实的能动要素，因而它必然缺乏完整的改造要素。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政治是这样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尽可能地移动可能性的界限，即充分地利用对现存事物的革命的潜在改造作用，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和革命政党的首创精神，并把这种首创精神作为结构性要素一并列入具有预见性的发展之中。 1914年7—8月之后，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对革命的希望和对革命的恐惧起到了十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决定性地把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时代精神区别开来。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纷纷为其屈膝投降进行辩护，声称社会民主党人不可与群众失去联系，而群众确实支持开赴战场。然而，几年后，当群众同样转而支持革命时，论据就发生骤变了。那时，“原理强度”（Prinzipfestigkeit）重新被揭示出来并得到了确定。“对非大众化的勇气”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标志。对革命的恐惧、对跳入未知世界的恐惧、对日常事务乃至久经考验的战术进行决裂的恐惧，凡此种种，在自身方面都可通过全部特定社会分类和利益而加以清楚的说明。 相反，革命的希望鞭策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展翅飞翔，使它向前迅猛发展，更何况，革命发展开始呈现出具体的造型。预先推定成为高峰体验，政治计划成为政治上群众行为的目的。 今天，在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我们同样感受到类似的体验。众多发展趋势犹如潮水般地汇合在这种体验里。人们可以通过大量历史的、社会的、经济学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人文科学的要素（例如，在理论的、修正的内在逻辑范围里）说明这种体验。甚至可以通过个体心理学的要素（例如，源于斯大林主义的外伤性个人体验[11]）来说明这种体验。但是，不言而 喻，在我们看来，关于欧洲共产主义转变的主要原因——正像自身时代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德国古典社会民主党的转变一样——在于一种深刻的信念之中，即深信在西欧并不存在中期的或甚至长期的革命前途，因此，革命是不可能的，而且，革命简直是不可期望的，因为革命只能以某种灾难而告终。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的残渣余孽源于这一根源的最后目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尝试，为了把这一社会引向自觉的轨道，必须从自觉地改造经济和国家人手，必须以建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为目标。在这一预先推定的计划中，不仅汇入了同时代的社会科学成果，也汇入了过去时代革命群众和乌托邦革命思想家的前期工作。 就计划的预先推定这一特征而言，其构想受到感觉的支撑，其实现受到内驱力、希望的刺激。希望的驱力方面对个人、集团和社会阶级的革命活动具有卓有成效的反作用，更何况，希望同时与某种理性确信即历史物质的可能性和计划的必然性相称。在文学的“有益”作用中，托洛茨基[12]特别敏锐地表达了客观趋势及其与希望领域的相互关系：“为了刮胡子，我们需要一面镜子。如果不在文学之‘镜’中观看，我们又该如何改造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呢？当然，在此我们只能依靠一面镜子而阅读，谁也想不到新文学需要一面忠实之镜的客观性。新文学越是为内驱力所把握，就越是有力地改造生活，就越是能够意味深长地、动态地描写生活。”[13] 虽然还不很成熟，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一理论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国家消亡、永久的文化革命、国际性的全方位的解放动力学等。社会主义理论除了蕴藏着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性准备工作这一强有力的因素之外，还有经验上尚未证实但日益增长的预先推定的片段，这对于内在的理论联系，对于它所承载的政治说服力，对于目前广大的群众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性灾难之后，当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限于宣告：“临时推翻资本主义是适当的，然后，我们可以张望源于这种推翻的社会主义，但我们并不过问这个具体的历史发展。”这是一种完全不考虑社会主义预先推定的说教，这种说教出自一种失败的革命计划，今天这种计划已无力说服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在西方，今天一幅具体的社会主义图像——我们有意识地从“具体的乌托邦”引出这一形式，因为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成了一种实践的、革命的日常政治的实际准备。只要还没有赢得这一确信，即存在另一种具体的抉择，那么资本主义就不会被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就那个东方集团的“真正的社会主义”[14]——绝不是社会主义——而言，这种抉择是根本不同的，需要深思熟虑的抉择。今天，对实现这样一种计划的希望已经深深感动了数十万革命者，因此，面对空前灾难，他们不至于倒退到听天由命、万念俱灰，不至于驶向资产阶级的世界或自杀式的悲观绝望。相反，这种希望将进一步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鞭策其革命步伐，使得向世界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突破变得容易些。75年前，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革命者在一篇实用论文中，详尽论述了一份革命报纸作为工人阶级前卫的共同组织者是必不可少的。为此，他附加了一首罕见的梦（希望）的颂歌： “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列宁被视为革命的现实政治家的典范，显而易见，预先推定—希望—梦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它们也是革命的现实政治的范畴。‘应当幻想！’我写了这几个字之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质问我：‘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征求意见，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从哲学上来深化早已深化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人类总是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没有忘记策略是党的任务随着党的发展而增长的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种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超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事变的任何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在有的时候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同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么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15]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81页以下。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以下。 [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82页。 [4] E．布洛赫：《希望的原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59年，第273页以下。 [5] 尼古劳斯·列瑙（Nikolatls Lenau，1802—1850），奥地利诗人，以写哀伤和抒情诗著称。他早期的创作受浪漫主义影响很大，以揭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抒情诗为主，这些作品大都收在《诗集》（1832）、《新诗集》（1837）里。他的后期的代表作是三部叙事长诗《浮士德》（1836）、《萨沃纳罗拉》（1837）、《阿尔比派教徒》（1847），这些作品借宗教题材表达了诗人对宗教的怀疑和对爱情自由的追求。——译者 [6] 胡斯（JanHus，1372—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1398任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教授，开始进行反教廷运动，史称“胡斯”运动。其后形成胡斯派。——译者 [7] 齐斯卡（Ján Ziska，1376—1424），波西米亚将军，胡斯派军事领袖。——译者。 [8] 乌尔利希·修顿（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德国人类学家，马丁·路德的支持者，他有句名言：“自由之风劲吹”（Die Luft der Freiheit weht），其后成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校训。——译者 [9] E．布洛赫：《希望的原理》，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59年，第331—332页。 [10]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us）。指从l9世纪末到1934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兴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译者 [11] 在这方面，参见西班牙共产党前任领导成员乔治·塞姆朗的著作：《弗雷德里克·桑切斯传记》，巴塞罗那：艾迪托利尔·普兰涅塔出版社．1978年。 [12] 托洛茨基（Leo Trotzki，1879—1940），联共（布）党内和第三国际时期反对派的领导人。托派“第四国际”的创始人和领导人。1924年列宁逝世后，在党内激烈的斗争中，托洛茨基成了失败者。1926年托洛茨基被剥夺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被逐出中央委员会，1927年被开除出苏联共产党，1929年被驱逐出国．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38年在巴黎组织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党），反对第三国际。1940年被暗杀于墨西哥城。著有（托洛茨基全集》，多迭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几乎一切领域。——译者 [13]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维也纳，文学与政治出版社，1924年，第7l页。 [14] 这里指前苏联东欧的官僚国家社会主义。——译者 [15] 列宁：《怎么办？》，第30页以下，《选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4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