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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nost and the crisis of the communist parties
“开放”和各国共产党的危机
曼德尔
1989年年底
原载英文期刊《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第172期，第19-27页。中译原载于香港期刊《十月评论》总第146、147期（1989,1990）。
另，此文部分内容涉敏感问题，已做和谐化处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我们对“开放”（Glasnost）所下的定义，是正在苏联进行的政治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正在实践中放宽了民主自由的有效范围。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过程，另一方面是对“从下而上”（包括那些不遵从现行法规的人们）的自治活动和主动更为容忍，减少对他们的镇压和威吓。
支持开放的不同动机
下述党的领导层支持开放，虽然他们的动机是不同的：苏联共产党（以下简称苏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匈共、波共、意共、法共（带点保留），希腊、西班牙、瑞典、芬兰、英国、荷兰、土耳其、丹麦、比利时和瑞士的共产党，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已不再正式存在，但在CARDENAS的党中活动）、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澳洲和黎巴嫩的共产党。
西德、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共产党已经弃权，对开放不做任何公开批评。这些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事实上是反对开放。有些领导层之支持开放，是因为他们在传统上对苏联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条件支持，并不是因为信仰它。这个态度就与对开放比较忠诚的信奉者发生矛盾。这个矛盾可能会引起西德和希腊共产党的分裂。
在另方面，下述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层反对开放：中国、罗马尼亚、捷克（译者按：捷共和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后来已抵挡不住强大压力，而不得不走向开放）[1]，越南、古巴、保加利亚（以较微弱的态度）、日本、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北朝鲜、阿尔巴尼亚、葡萄牙以及大多数亲阿尔巴尼亚和半毛派的组织。
美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犹豫不决。它没有宣布倒向哪一边。我们尚不知道伊朗杜德党的残余人员或者菲律宾共产党的态度。南非共产党似乎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分歧，虽然它似乎跟着莫斯科走，因为它的整个传统是这样的。
实际的情况却更复杂：好几个共产党内部，甚至它们的领导层中，有大量的少数派，与多数派的立场不同。苏共、匈共和波共之中有保守的少数派，而中共内部有一个“改革的”少数派，捷共内部则有杜布切克倾向。杜布切克本人不是捷共的正式党员，但数以十万计的、在“正常化”时期被开除的党员支持杜布切克，并且要求恢复他的党籍。罗共、保共以及东德统社党内部有亲戈尔巴乔夫的少数派，但数量不多。
但是，基层党员之间的分歧，并不一定和上层一样。好几个共党的内部，特别是希腊共产党的内部，也发生了更“左”的倾向，同时，有几个党的基层则比其领导层更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
对×国镇压的内部分歧很深
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也可以从他们对×国血腥镇压人民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很深刻。它大致上虽然并不是完全地与对开放的态度相应。谴责屠杀的阵营几乎是所有赞成开放的党，加上日共。但是这其中也有些少分别。苏共戈尔巴乔夫领导层采取了非常保留的态度，而对×国的行动无条件排斥的则是激进的一翼。美共没有谴责镇压，所以可以说倒向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保守阵营。古巴共产党则保持缄默。
还有第三个指示器标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对一党专政这个教条的态度。这里也一样，除了苏共戈尔巴乔夫领导层以外，所有支持开放的共党都反对一党专政。但是，在苏共内部，也有反对一党专政的激进分子。连许多戈尔巴乔夫派份子也开始对这个原则产生疑问。日共也反对它。反对开放的共党，包括古共在内，则极力主张一党专政的教条。
从这些立场及其政治含义看来，我们可以说，在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确实发生了派系斗争。无疑地，这不是（还未是？）有组织的派系斗争。但是“非正式”的商议愈来愈频繁。在以上所提到的所有的共党中，保守派要苏联取消开放，因为这个东西在他们的党和／或者国家之内引起了很大问题。他们是否和李加乔夫——捷布列可夫——柴可夫倾向共谋，把戈尔巴乔夫赶出苏共领导层，或者把他摆在不能“造成损害”的位置，那就要看个别的情况。
我们之所以选择开放作为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主要分歧的指示标，既不是任意的，也不是单方面的。在共产党和党权的反开放派系的内部，很少有对苏联经济改革（Perestroika）表示反对。“保守的”共产党已宣布他们自己是改革的热烈支持者。而且他们正把这个东西应用在他们自己的国家[2]。
阿尔巴尼亚政权小心地打通欧共体的门户
同样的，几乎所有反对开放的共党都赞成与帝国主义合作，甚至不惜停止对解放运动的援助，来“和平解决区域性的冲突”[3]。所以，开放才是分歧的主要根源。除了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党（甚至它的领导层也在小心地打通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门户），唯一的例外就是古巴共产党，因为它在反对开放的同时，不但排斥与帝国主义妥协，而且拒绝求助于市场机制。
概括而言，在国际上宣称代表共产主义的人中，有三个倾向——亲戈尔巴乔夫的倾向，接受开放、改革和与帝国主义取得“地区性”协议；保守的倾向反对开放，但是接受改革和“区域性协议”；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接受开放，但是反对改革和“区域性协议”。
开放使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却有更深的根源。后资本主义的官僚化社会（官僚化工人国家）正在经受格外严重的社会危机。在这些国家中以及国际社会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官僚专政的破产已是非常明显。与它同时发生的，是同样严重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危机。因此每个人都会问：它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个局势怎么能够转回来？有什么出路？社会主义是否失败了；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失败了？
开放是对这些主要问题进行坦白而公开的争论的开始。这是寻找正确答案的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就是因为这个争论必定会向官僚层的本质、它的权力、特权和主要的意识形态挑战，官僚层的所有的派系都反对完全的开放。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讨论这个原因的危机和补救方法时，应该加以怎样的限制。但是，六十年来，在苏联和其它相似的社会推行官僚专政下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这个制度与社会主义的等同，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认同的基础。
团结受到新革命冲击
这个“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受到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南斯拉夫、中国、古巴、越南、尼加拉瓜）的胜利的冲击，因为革命的胜利给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桑地诺主义者一个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物质和政治的基础。而且，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以后所产生的“欧洲共产主义”以及类似的现象，也严重地冲击了上述的那个认同。
然而，一般而言——可能除了意共以外——苏联、“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还是绝大多数的共党干部的参考点，即使这个忠诚并不排除有时非常尖锐的批评。还有，甚至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会忘了重复地指出，无论如何，赫鲁晓夫（第二十次党大会）和戈尔巴乔夫（开放、改革）来自苏共内部。
但是开放和它的动力却对这个参考点和认同的最神圣的基础加以揭露和打击。苏联有极度的不公正、不平等、贫穷和各种形式的压迫。至少是同样恐怖的罪恶也在那里发生过。开放已经开启了暴露和克服这些不合理事物的道路。这是对所有共产党的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如何承受这个打击。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失去合法性
有些人在遭受这样的打击时，尽量减少所受的损害。他们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在苏联带来一些改善，以能使他们脱离困境。旧有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经失去的合法性，可以被新的“正在建造中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来代替。其他人企图否认这个危机的存在，或者企图把这个危机减至最少。他们的目的是，在暴露这个危机或者企图克服它的时候，避免在本国和／或者党中引起大的反响。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特别着重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正面成果”。他们拼死反对揭露对他们有害的东西。他们继续保护“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方法，以及“党永远是正确的”这个观点。因此他们憎恶开放。
但是，否认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制度存在的危机，就是否定明显的事实。反对坦白地表达这个危机，就是反对诚实地讨论它的起源、内在原因和克服方法。即使它会像镇压了人民以后的×国局势一样赢得几分，但这到底还是注定要失败的后卫战。
这既不是“右派反对左派”的斗争，也不是“修正主义”反对“马列主义”的斗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斗争的两派，没有一方比另一方更“右派”、更“修正主义”或者更“新帝国主义”，或者反过来说，更“左”、更“正统的马列”、或者更“反帝”。我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是运用马克思为政治争论所定出的准则。那就是，当你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个倾向，不是凭它们所说，特别是不是凭它们自称是怎么样，而是凭它们的表现。
基于这个标准，我所做的判断是根据坚实的证据。
80年代以后，×国政府从来没有（一天都没有，甚至在屠杀的那天也没有）停止与帝国主义亲密合作。事实上，它在本土与美国联合设立了一个收听站，专门接收苏联的电波。它从来没有停止支持第三世界中一些最反动的、亲帝国主义的政权，譬如过去的巴基斯坦齐亚政权，以及现今的泰国独裁政权。它曾向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势力提供军事供应。它那一方面的行为比戈尔巴乔夫更“反帝”呢？
西德资助昂纳克
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是东欧中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合作最亲密的政权。东德的昂纳克政权是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最投契的政权。它从西德帝国主义得到巨大的资助。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者”一定极乐意得到同样的援助。
排斥开放，特别是排斥罢工权力、结社自由、以及组织工会和其它自卫团体的自由，或者排斥表达自由、文化多元主义以及示威游行的自由，并没有什么“正统”马克思主义可言。把这些自由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违反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方面所清楚表达的观点。
只当民主被用来保护和防卫资产阶级的权力和财产时，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我们很难证明，如果苏联有政治多元化和思想争论，就会有保护资产阶级的权力和财产的功能。我们更难证明，罢工权和工会自由会保护资本主义财产。
李加乔夫认为，多党制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是与马、恩、列（至少在1920年以前）所清楚地表示的立场不相符的。它也是对历史的曲解。
多党制与社会主义是相容的
巴黎公社是资产阶级民主吗？那时候有好几个政党。俄国从1918至1921年有苏维埃，它那时是资产阶级民主吗？那时不但有好几个政党，而且还在内战之中。现在的尼加拉瓜是资产阶级民主吗？它也有好几个政党。
新闻自由就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当资产阶级利用它的资本来收买、腐化、操纵新闻和媒体的时候，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在一个有新闻自由的政权中——不是在独裁制之下——资产阶级的这个控制权力不是完全的，而且因为工人也能够享受这个自由（即使是有限度的），工人运动也应该保卫这个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来反对任何限制或取消它的企图。
但是，当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经济和政治的权力，当资本的控制印制厂、无线电和电视的权力已经消失了的时候，新闻自由就停止为资产阶级性质，而变为人民群众所享有的自由了。那时的问题就是列宁所要求的保证所有劳动人民都能有使用新闻和媒体的机会。“所有的劳动人民”当然不止是那些按照“党”或者任何机构的领导人的意旨而表达意见的人们。如此限制新闻自由，并不是镇压资产阶级，而是镇压无产阶级，镇压劳苦大众。
开放的社会内容因此而更清楚地显示出来，因为反开放阵营的保守分子并不只是限制和取消政治多元化，并不只是反对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示威游行的自由。他们也不含糊地反对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1989年8月21日的《明镜周刊》对匈牙利的保守派头头的访问记）。李加乔夫和捷布列可夫所发表的文告也表达这个意见。甚至卡斯特罗也毫不犹豫地说，帝国主义非常高兴苏联发生罢工，因此从某方面看来，罢工是“反社会主义”的。[4]
资本家在那里对苏联矿工罢工表示高兴，对目前的波兰罢工表示更高兴呢？所有的资料证明相反的论点。更糟的是苏联保守分子中的极端派，特别是出名的尼娜·安德里娃，正采取清楚的而且公开宣示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人立场。（见1989年8月2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对她的访问记）。难道这些立场比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更不修正主义吗？
还有，这一派是公开的斯大林主义者。它尽量冲淡（如果不是辩护）斯大林的罪恶、1934—1939年的大整肃和1956年的军事镇压匈牙利工人[5]。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的最近一次党大会上，他们挂了一个很大的斯大林画像。为了支持尼娜·安德里娃，一群老年的斯大林主义警察和狱卒摄制了一部“斯大林在我们身边”的影片。（见1989年8月20日的《国家报》）。
苏联保守分子在搞组织
9月8—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俄国联合会议，聚集了党政机关中的保守分子、斯大林这个“权威人物”的仰慕者、传统的反对现代化反对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极力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以及半法西斯分子（见1989年9月16日的法国《世界报》）。
这个大联合的意义，被尖刻的反苏维埃的讽刺作家亚历山大·齐诺维也夫，在法国的《莫斯科新闻》上的一篇惊人的访问记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在他大声地斥责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同时，他宣布斯大林时代毕竟是“伟大”的时代。他也谴责戈尔巴乔夫要把苏联社会“西方化”。他的愿望是朝向另一个唯意志论的斯大林主义政权。
这种令人反感的杂碎言论与“左派”、“马克思主义正统”、“保卫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古巴共产党则占据一个不同的位置。到现在为止，古巴革命还没有经历像苏联、×国和东欧国家那样的官僚化。这是以下几个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结果：这个革命的起源，它的主要的社会成果（从任何观点来看，这些社会成果是非常显著的），古巴领导层的角色，和群众在建造新社会的过程中不断的参与，虽然参与的程度是上下波动而且一直局限在某些部门。
卡斯特罗在群众心目中继续有真实的威望。在另方面，古巴革命面对帝国主义经常的经济侵略和无休止的军事威胁。
必须继续保卫古巴革命
在这些情况下，国际工人运动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更应该是保卫古巴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地区代理人。他们的责任也是谴责戈尔巴乔夫对古巴领导层施加经济压力，不但要它接受“区域性的协议”，而且要它的经济制度局部地适应经济改革。这些压力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他们显然不会极端到切断援助。[6]
这个责任是不会因人们对古巴共产党的路线和古巴领导层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有批评看法而受影响。虽然我们不同意古巴共党及领导层的某些措施和态度，[7]但是我们要着重地指出，在所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各成员中，只有古巴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开放，一方面谴责过分地向市场机制求援。我们对这个谴责深表同情，虽然我们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方法——志愿工作——是不够的，而且从长远来看是不现实的。
此外，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批评那些以牺牲某地区的解放运动为代价来“解决”“地区性的冲突”的主张。但我们同时也恐怕古巴领导层也许会（至少在拉丁美洲）作出同样的让步。
只要党和国家没有分离，政府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就会决定党的态度。这和列宁时代的苏俄情况不同。古巴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在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拉丁美洲今日的议程；这个说法是与格瓦拉的主张相悖的。但是，像“苏联友人”或者“中国友人”那种对苏、中不加批评的仰慕，对保卫古巴革命是没有好处的。批评古巴领导层的错误行为，是不会伤害古巴，反会对革命有好处。隐藏真理，或者美化一切，只会伤害革命。
从这个观点来看，卡斯特罗和古巴领导层之对开放的公开攻击，也就是说对在苏联进行的局部民主化的公开攻击，不但违反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违反了古巴革命和古巴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个公开的攻击，会在一部分群众中间，特别是在青年中间，挑起对古巴领导层产生严重的怀疑和不信任。
卡斯特罗对开放攻击的语句，已经包括在他1989年7月26日的演说中[8]。它还导致两份苏联出版物，《莫斯科新闻》和《斯普尼克》（一份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命名的刊物）在古巴被禁。对这些做法应该加以毫无保留的谴责。它们有可能把卡斯特罗和古巴领导层置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保守倾向、最落后最腐败的倾向和最有可能镇压群众的阵营之中[9]。
为了证明他们禁止这两份苏联出版物是有道理的，古巴共产党机关部《格兰玛报》声称：它们在经济领域提倡资本主义的方法、它们保护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以及它们歪曲历史，以至有可能对一部分古巴青年带来坏影响。所谓“歪曲历史”的指控，明显地意指对斯大林罪恶的有系统的暴露。
替斯大林的罪恶掩护
在这个问题上，卡斯特罗谈到当权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们要问：难道杀害了一百万共产党员以及90%的红军指战员仅仅是“错误”？现在还需为了政治上的方便继续替斯大林所犯的这么大的罪恶掩护吗？
指控《莫斯科新闻》在经济领域提倡资本主义的方法，更是文不对题[10]。你顶多只能说，这个周刊登了一篇爱好某些资本主义机制的文章，正像它登了几篇怀疑十月革命的合法性的文章。我还没有读到提倡恢复资本主义的文章，一篇都没读到。但是，除了他们所提的那种文章以外，还有许多提出相反意见的文章。事实上，古巴领导层已经禁止了一个讨论和争鸣的论坛，而不是一份亲资本主义的机关报[11]。
说《莫斯科新闻》保护“资产阶级民主”，也是错的。我已经指出，争取表达自由、政治和思想的多元化、各种观念的自由争辩，根本不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对方的观念事先假定领导层是无所不知的、永不犯错的。1989年7月9日的《格兰玛报》在评论渥舟亚被处死的文章中，就透露了这个观念。它说：“当党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标点是偏离真理的”。
古巴有官僚层吗？
古巴共党在七十年代宣布“市场机制”有价值；但是今天，却谴责它为“资本主义的方法”。就在不久前，该党认为对内政部长（即警察总长）的批评是“帝国主义的诬蔑”。今天它却高声地谴责同一部长的渎职行为。还有，1989年9月10日的《格兰玛报》社论走到如此远，以至说古巴存在了一个“官僚阶层”。但是不久以前，古巴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没有公开传布的文件中，对官僚层的存在只表达比较温和的批评，却遭到监禁。如果批评者能被允许自由地交换意见，如果他们的观点能够自由地辩论，岂不是比较容易改正这种错误吗？
卡斯特罗在1989年7月26日的演说中说：“社会主义是一门把人民争取到这个伟大目标的科学。”但是，科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会遇到新的问题。科学若要有进步，它一定需要实际的实验，和与一个经常变化的现实的不同解释交锋。正如恩格斯在致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一封信中说科学只有在自由讨论中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他严厉地谴责这个领导层企图在其出版物中审查和排拒文件。如果他听到禁止“姐妹党”的刊物，他会说什么呢？
如果你相信报纸会引导一部分古巴青年走向亲帝国主义的阵营，你就要相信革命的论点不再敌得过反革命的论点，还要相信行政手段（禁止、镇压）是抵御错误观点的唯一有效方法。这就反映了对革命的思想和宣传比反革命思想和宣传更为优越这点丧失了信心。
它反映了对于群众和青年之区别真理和谬误、理性和谎言、正义和非正义、自己的利益和剥削压迫者的利益的能力，丧失了信心。[12]
在六十年代与爱斯卡蓝特派斗争的时候，卡斯特罗的反斯大林主义和反官僚的立场达到顶峰。他发表一篇题目为《革命必须是思想不受限制的学校》的演说。演说的立场即非“规范的”，又非“空想的”。它是非常实际的立场，不但有利于保卫革命，而且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但在今天的古巴，对自由思想的禁锢越来越严重了。他们还用理论来辩论。对古共而言，放弃前几年的正确理论，代之以其它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思想倒退，从长远来看，等于自杀。
现在的卡斯特罗，似乎聚精会神在古巴有官僚堕落的危险上。但是他反对开放、多元化的民主制度、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领域的群众监督制度。因此，要消除这个危险，他别无他法，只能以官僚的（行政的、镇压的）方法来反对官僚制度，有时顶多用幕后的操作来引导群众作一点干涉。正如我们在苏联和×国所看到的，这种方法注定会失败。当权的共党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只是官僚层内部的冲突。它主要是反映了不同的判断和政治意见，目的是挽救这些国家的官僚制度。但是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古巴和尼加拉瓜是特殊情形），这个官僚内部的斗争是与以下四种主要社会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交织在一起：
⑴官僚层的高层。这些高阶层的官僚享受巨大的物质特权，而且建基在广大的、特权较少的中层和低层的官僚上。亲戈尔巴乔夫派和反戈尔巴乔夫派都在这里有根基。但大多数官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而且反对开放的。[13]
⑵劳苦大众，主要是工资劳动者，但是，像在×国和越南，也包括大多数小农。
⑶小资产阶级，以及乡村和城市中的中等资产阶级的雏形。
⑷领薪水的“中等阶级”，也即知识分子。这个阶级，特别是在苏联、东德和捷克，有真正的分量，但在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和在古巴，它的分量比较小。
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所发生的冲突进行分析和寻求解决的方法，必须着重这些社会力量的真正利益，而不是计较它们的政治立场在意识形态或者口头方面的表现。这并不是低估意识形态在政治斗争上所起的作用。
把在共产党中流行了几十年的新社会民主党的渐进论编集成法典，散布帝国主义潜在地具有“和平”本性的幻想，建议有可能不以阶级斗争而只以阶级合作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而且不带任何批评地高唱市场的赞歌——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顾问们的这些“新思维”，不但大大帮忙了国际社会民主党，而且有利于国际资产阶级的自由企业的攻势。这不但使工人运动迷失方向，而且阻碍工人运动反击这个攻势。
这里我们需要把这个意识形态——“新思维”——所发生的效果，区别于戈尔巴乔夫对一些正在进行的斗争所施的彻底反革命的压力和具体的政治措施。这些压力和措施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党的做法的继续。在官僚化工人国家中所展开的政治冲突中，意识形态的因素是次要的，真正的社会力量的交锋才是主要的。在今后的时期中，后者才起决定性的作用。
不管波兰工人阶级对团结工会打碎了雅鲁泽斯基于1981年底要以军事政变消灭它的企图是多么欣慰，不管教会和民族主义在人民的思想方面的真正影响（在国外往往夸大这个影响）是多么大，波兰工人阶级将会采取果敢的行动来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工作、甚至他们已经争取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社会福利。对于这些社会福利，政府（甚至团结工会所领导的政府）都要加以缩减的[14]。归根究底，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将会决定他们的逐渐转变的行为，即使他们也许会给四十年来第一个不由斯大林主义者所领到的政府一段“宽限期”。当然这个政府比过去四十年来的其它政府，更能反映人民群众的政治抉择。
团结工会面对新的困境
世界出名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过去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波兰教授莱哲克.科拉可斯基（Leszek Kołakowski），对于团结工会因为这个局势所面对的困境，有非常中肯的看法：
“新政府继承了破产的经济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不满。在过去，团结工会存在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现在，如果越来越蔓延的失望情绪导致暴乱——不管党和警察的斯大林主义力量有没有挑拨——团结工会就会处在不明确的地位。”（见1989年8月22日的《泰晤士报》）。
但是，不明确的路线，却不能适应官僚层高层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指派给团结工会与共产党的联合政府的角色。他们所指派的角色是：作为所谓“经济重新扩张”的先决条件，为了要取得帝国主义的新贷款，不但要叫工人阶级接受紧缩政策，而且要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秩序”和“安定”。
库伦在波兰的牢狱中监禁了很多年，所以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没有他的顽强的努力（虽然他的努力在开头只局限于“小团体”的活动），1980年的工人阶级的巨大运动就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会延迟发生。
但是我们对他的这份尊敬，不能补偿他将要遇到的噩梦。作为马佐维茨基政府的劳工部长，如果他完全接受“经济向世界开放”的设想，换句话说，如果他接受国际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他就有可能变成警察部长，实行反工人阶级、反多元化的镇压。
对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社会力量、各社会力量之间的力量关系、以及主要的社会经济矛盾的现实分析，引导我们得出一个清楚的结论：
政治斗争中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是：这些斗争会走向反官僚的政治革命，还是会局部或者全部取消群众在开放之下所争取到的民主自由。主要的斗争并不是亲资本主义势力和反资本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层和劳苦大众之间的斗争，亦及（除了×国和越南以外）主要是官僚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只占很小的少数。国际环境无疑对他们有利。他们得到国际大资本的（虽然十分有限的）支持[15]。但是，从全面看来，这两股力量的合流并不足以在短期或中期使资本主义复辟。没有一个严肃的资产阶级观察家相信，经过右派或者极右派的政治力量的推动，可以达到资本主义的“复辟”，或者简单的通过市场机制的扩大，可以使资本主义“自动”复辟。唯一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可能性极小），还是要靠官僚层的“改革”派。教条主义者也有同样的忧虑。
没有人指望苏联的“资本家”会“复辟”资本主义。人们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在波兰和匈牙利，人们归咎于他在当地的盟友的阴谋。）有些人也把这个阴谋归咎于×国的当权者。
对于苏联内部的社会动力之所以有这种解释，是因为人们不懂官僚层的本性。官僚层是结晶化的社会阶层。它凌驾于整个社会，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享受巨大的物质特权。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不同，不具有稳定性，在长期之内也没有能力和物质基础使它的统治自我再生，在短期和中期，它却可以在它的权力受到威胁时呈现真正的自卫能力。
官僚层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对于官僚层的极大多数，资本主义复辟会减低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只有极少数的官僚或者能够转变为大工业或金融公司（从经济观点来看，真正独立的公司）的老板，即转变为能够把财产遗传给子女的私有财产拥有人。对于极大多数的官僚（不但包括中、下级的官僚，而且包括一些高级的官僚，这些官僚在苏联的总数约有30万户），资本主义复辟会使他们失去权力和物质特权。[16]
假定官僚层正向这个方向发展，等于假定它准备切断它的作为结晶化的社会阶层的根基。这个错误就像以为在尖锐的危机中它会集体地倒向无产阶级的阵营一样。托洛茨基预测，在尖锐的危机中，拿破仑主义的官僚层就会产生一个“莱斯派”主张政治革命，另一个“布登科派”主张资本主义复辟。[17]
官僚层经历了两次决定性的历史实验
关于这点，苏联近代史上发生了两次有决定作用的实验。官僚专政所经历的这两个巨大的危机是1927—33年和1934—43年。在这两段时期中，官僚层的大多数及其拿破仑主义的领导层，既不选择无产阶级的道路，也不选择投降资产阶级的道路。它死命以无数苏联人民生命为代价，抓紧它自己的权力。它这两次都获得成功。
所有那些没有了解这个可能性的人们（从左派反对派中围绕毕达可夫的不幸的“投降派”开始），在犯了可怕的政治错误以后，就为了这个判断的错误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18]。今天的情况就不会再重复这个错误了，因为在今后的整个时期中，苏联以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斗争，将会一直是三头的而不是两头的斗争。
这个分析已经从×国的最近的事变中得到毫不含糊的证实。当权者无疑地在扮演魔术师的学徒的角色而尽他的能力来推使经济的“自由化”，推得比戈尔巴乔夫还要远。但是，当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过热”、计划开始崩溃、预算赤字无法控制、通货极度膨胀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对经济恢复坚定的官僚控制。数以十万计的官僚被派到各省份和企业中重新对经济施加国家的控制。[19]在大屠杀以前，这事情已经开始做了。
×国官僚层在“自发的市场力量”或者群众的攻击之下并没有自杀。它死命的抓着权利和特权。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从长远来看，官僚既没有前途，也没有自己的命运。但是，在某一段时期中，它是能够保卫它的拿破仑主义的地位。这是六十年历史经验的裁决。它只有被另一个社会阶级，被真正的资产阶级或者真正的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政治行动所推翻，才能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从今天的、至少在苏联存在的力量关系来看[20]，官僚层多份会被工人阶级，而不是被新的资产阶级所推翻。我之说自觉的政治行动，是因为国家政权还是决定的因素。没有抱着既定目的的政治力量的积极干涉，不管是自发的经济过程，还是市场机制的“内在逻辑”，都不能转变国家的社会性质。今天，不管那些把他们自己的欲望当做现实的容易受影响的记者和人们说些什么东西，在波兰和匈牙利，还是官僚的高层，而不是“亲资产阶级的力量”控制着国家机构。他们才有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虽然这个支持比过去更谨慎，但不是更少现实性。在马佐维茨基政府在华沙组织起来以前，苏联国家安全局的头子对它作了一次引人注意的访问。它的目的是要对这个（就职的、但不是当权的——这两个形容词有很大的分别）新的联合政府表达它的赞同。关于这点，戈尔巴乔夫在东柏林所发表的庆贺德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演说中已经说得清楚。
保罗·史威齐认为，从长远看来，除了古巴和东德以外，事物是朝向恢复市场的方向移动（见1989年9月份的《每月评论》）。我们暂且不说，“从长远来看”，在东欧、西欧、苏联以至全世界，很多事物会有变化。我们暂时也不谈，保罗·史威齐先生轻率地忘了，一直到最近，他还说在所有这些国家，一个新的非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正在当政。（这里他是说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正在消灭它自己——这真是在辩证法中乱闯。）
关键的东西不在这里。史威齐一次都没有提到工人阶级的角色、活动、反应或者利益。它连棋盘上的卒子都不是。它根本不存在——三亿五千万人给他从世界舞台一笔勾销。他这个理论应当倒置过来。在这些国家中，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暴力的社会冲突，如果工人阶级在这些社会冲突中不是主要的演员，制度的改变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要保卫它的利益。除非它在这些冲突中遭到严重的挫败，否则资本主义的复辟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需要替这些斗争做准备工作。我们不能在仗还没有打的时候就假定失败是必然的。
以上的全部分析导致两个政治结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竭力在任何情况中保卫无产阶级的眼前的利益和历史的利益。它们既不认同戈尔巴乔夫，也不认同官僚层的保守派。他们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倾向，独立于官僚层中的任何派系。他们要把他们自己根植在工人阶级和它的盟友之间，那就是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他们认为政治革命——“从下发动的革命”——才是解决苏联、×国和东欧国家的问题的唯一的、正面的道路。
但是，这个不妥协的、反官僚的、阶级独立的立场，并不是采取“中立”的态度，即对今日苏联及其它工人国家（包括像尼加拉瓜和古巴那样不怎么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所展开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的冲突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在每个情况中，我们需要根据冲突的真正的问题，以及它们对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实际的涵义，采取一个立场。
从这里两个观点来看，以下就是几条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派系斗争所应取的态度的指导原则：
1．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支持开放的具体措施，那就是劳苦大众能够享受的自由能每次扩张。说开放只对知识分子有利，完全是不恰当的说法。
你只要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所得到的选票的数量。你只要研究矿工罢工以前的种种群众罢工的人数、组织形式、要求和后果，你就可以看到劳苦大众因开放而得到的好处的程度。
事实上，开放的主要后果是，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多的层份参与活动、两极分化和自我组织。1989年8月26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转载了一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这篇报道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动员有动人的描写：
“在多姆巴斯大煤区有长期经验的苏联记者亚历山大·卡里宁说‘自从罢工以后，什么都变了。工人们已不怕管理他们的人。好像他们突然挣开锁链，变成自由了’”
工人谴责管理人员贪污
“现在，罢工已经结束，高尔基矿场的5700名工人就开始运用他们的政治力量。在这个月的一次开了十小时的会议上，他们不但谴责矿厂管理人员贪污和管理不善，而且经过一次投票表决以后把波尔迪烈夫所领导的17人的罢工委员会转变为新的工人代表会。没有一个经理、共党领导人或者官方工会的领导被选为工人代表会的委员。”
革命马克思主义对开放的批评是：它走得不够远；新闻检查还没有完全取消；结社和示威游行的自由尚受限制；罢工权利尚受到局限；选举尚不是完全自由。
但是过去一段时期的进展是巨大的，而且有质的不同。对苏联工人所争取到的民主自由如有任何的限制，不但会是他们的严重的失败，而且对世界工人运动也是个严重的打击。
2．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那些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人阶级所排斥的或者对它抱怀疑态度的“经济改革”措施。这些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改革措施包括：在没有保证工人能够重新得到同薪酬的工作和配到房屋的情况下，便裁减工作和关闭工厂；在没有工人控制的情况下（即在工人没有否决权的情况下）加快生产的速度或改组生产；在工资没有按照生活指数的增加而调整的情况下增加物价；任何减少或者取消免费保健服务、免费教育和有利于工人的社会服务。
3．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谴责任何不平等的扩大、任何对官僚高层的特权的保持、任何对小、中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超过某一限度的增加。
4．在另方面，如果工人阶级认为，在服务业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可以帮助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这个意见。对于这些影响到数以千万计的家庭的物质生活的问题，应该由工人们自己来决定，不是由什么思想家理论家来决定。
5．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苏联的少数民族要求决定自己的命运和争取充分的自主权的斗争。但是，在同时，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他们特别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以及在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等加盟共和国所出现的集体迫害。
6．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克里姆林宫和帝国主义所作的任何交易，这些交易限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特别是非洲南部和巴勒斯坦的）解放运动的活动自由。在这些国家中，解放运动不但面临血腥的镇压，而且连他们的基本的政治权利（包括自决权在内）都被否认。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克里姆林宫以与国际资产阶级“加深和平共存”为借口，对世界工人运动的行动形式和目标横加干涉。他们谴责克里姆林宫减少对革命运动的援助和对尼加拉瓜和古巴的经济援助。
7．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赞同以下的事项：苏军撤出阿富汗；苏联在裁军方面采取主动；放弃勃列日涅夫所宣扬的苏联对东欧国家拥有“有限的主权”；重新建立苏联、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并且在平等的、不用经援实施政治压力的基础上促进它们之间的更大的经济合作。
8．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不妥协地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保卫社会主义的方案的有效性。他们保卫这些原则，反对以下两种倾向：一是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主义倾向，另一是新斯大林主义的保守主义倾向。这两个倾向只是修正主义的官僚主义思想的两面。
官僚层内两派都没有一致的方案
以上的具体立场是针对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斗争所面对的问题而提出的。这些具体的立场完全迥异于一些人针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份子的所谓“首尾一贯的方案”所提出的几个论点。第一个论点认为开放是不可分离地与改革联结在一起，因而反对开放。另一个论点是对改革以及戈尔巴乔夫的班子作批判性的支持，因为恐惧如果不这样做，开放注定要失败。
现在暂且不谈在官僚层的两派中其实没有一派是有“首尾一贯的”思想和理论；它们基本上是实用主义者。
×国的经验已经证实，因为经济“自由化”会增加社会矛盾，导致爆炸性的冲突，而且会加强官僚层的使用镇压手段的倾向，所以经济“自由化”不但不会与政治民主化在一起实施，而且会与后者发生矛盾。[21]
如果不推翻官僚层的权力，苏联的经济政策就不可能在基本上“转向”真正的民主计划和劳苦大众的真正地掌有决定的权力。同样的，如果不推翻官僚层，苏联的外交政策就不可能在基本上“转向”支持世界革命。
但是，除非群众通过扩大民主化的过程逐渐获得自我组织的能力和进行政治革命所必需的政治经验，否则不可能推翻官僚层。这就是为什么开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前途非常重要。
苏联工人非常懂得这个道理。柯兹巴斯煤区的克密洛伏罢工委员会的主席说：“改革（他应该更正确地说开放）已经震醒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在过去几年中，人民的意识发展得很快。”
大卫·塞普加了以下的一段话：“在工人们和政治及经济的官僚们的交往上，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工人们在小规模的罢工中探测到水的深度和温度以后，已经逐渐摆脱对镇压行动的恐惧。中央当局和新闻界之对经济管理单位的一连串的批评也有鼓励工人抗议的作用。”[22]
具体地说，这就表示，当工人们为其眼前利益而起来斗争的时候，你就要不顾他们的斗争是否会减弱戈尔巴乔夫派的力量而给他们支持。任何其它的态度不但是机会主义，而且会有相反的效果。
但是，从另方面来看，如果开放受到具体的威胁，那就是说，如果工人今天在实际上所享有的民主自由真正受到威胁，你就要和任何要采取行动的力量联合起来，包括“戈尔巴乔夫派”，来阻止更具镇压性的政权的发生。
反对这样的联合行动，跟“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态度一样的，就等于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教派态度。[23]
如果保守分子得到暂时的胜利，那些在苏联犯了如此的教派主义的错误的人就有很多时间在监狱中，在古拉格群岛（即劳改营）中，在精神病院[24]、或者顶好也只是在他们的孤立的公寓中，来思考他们的错误的后果。怪不得×国广场的示威游行者是以“开放万岁！”的旗号为游行行列的先导。这个先例不会没有后继者的。
最高苏维埃中的三个立场
九月间在最高苏维埃中发生的关于限制罢工权的争论，使我们能够更早地看到它里面的不同意见。它一共有三个立场。保守派反对罢工权，特别是罢工权的实施。他们并不掩饰这个立场。“急进派”赞成有限度的罢工权，而且反对镇压罢工。戈尔巴乔夫派在这两个立场之间摇摆，但是有点倾向第一个立场。
戈尔巴乔夫提议禁止罢工
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个在十八个月内禁止罢工的禁令，并且建议以强迫仲裁来严格地限制罢工权的实施（在另方面，他又准备使罢工成为合法）。
在那时，一件1919年以后从未发生的事发生了。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以及这个运动在议会所起的（仍是有限和矛盾的）反响，最高苏维埃的大多数议员否决了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亦及政府和苏共中委会政治局的建议。
他们逼使戈尔巴乔夫作出妥协。虽然工人利益的毫不退让的保卫者还是不能接受这个妥协，但比原先的十八个月的禁止罢工的禁令是好多了。
主要的是，在最高苏维埃的争论中所得出的这个惊人的结果，将会鼓励工人们在不必担忧任何法律规定之下继续采取行动和罢工，来争取他们的要求。
1988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进行罢工，1989年的上半年有二百万工人罢工。在今后的日子中将会有更多的工人参加罢工。这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统治下是不可想象的。这在今天的×国、北朝鲜、罗马尼亚、捷克、东德、越南和古巴，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代表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要尽全力来保卫它。
除非苏联、×国和东欧的工人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组织发展到成为真正的“从下发动的革命”，真正的政治革命，否则苏联及全世界不可能进展到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是对这个过程的强有力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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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这几个月来越来越频繁。1989年9月7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引用总书记阮文林（译音）的演说和党机关报NHAN—DAN的文章来证实此事。
[2] 见东德统社党（即共党）一位理论家的公告。他说你“发神经”了才会去反对苏联的改革。越南、保加利亚及其它这类的国家都在实施苏联改革式的改革。
[3] 我们这里还要再加一句。在改革的影响下，苏联、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合作增加了不少。根据1989年7月6日的《真理报》，供给朝鲜民主共和国25%的工业生产的70个工业公司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工。
[4] 所有引自卡斯特罗在1989年7月26日的演说的文句都来自1989年8月6日的《格兰玛报》每周评论。
[5] 在捷克、匈牙利以及东德的保守分子那里都可听到1956和1968年的镇压的辩护。
[6] 我们应该回忆起赫鲁晓夫领导层一夜之间就完全停止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个举动不但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对第三世界的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群众运动，都有悲惨的后果。它分裂了共产党，使其中一部分产生了毛派领导层。我们也要回忆起，勃列日涅夫领导层走得如此的远，以至把核子武器瞄准中国的大城市。我们也不要忘记克里姆林宫在越南战争时所做的杯水车薪的援助。
[7] 从其范围和实际效果来看，所有这些叛卖都超过了戈尔巴乔夫今日所做的。
[8] 见第167期《国际观点》上Janette Habel所写的文章。
[9] 以罗马尼亚的寿西斯古〔注：即齐奥塞斯库。——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为例，因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由其家族控制的政权。大多数劳动人民缺乏日用必需品，甚至不能在冬天使家中有暖气。但是这个暴君拼命地推动输出而以偿还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为首要事务。他同时还追循一条投资于制造奢侈品和建筑巨大的歌功颂德的工程的极度可耻的政策。这无疑是他的“共产主义正统派”的另一证明。（见国家安全会议的前任委员，党的高层领导人马齐鲁（Maeilu）教授在1989年8月22日的《泰晤士报》的文章。）国际特赦协会刚刚谴责了罗马尼亚的几件严刑拷打的事件。×国的王副主席也毫不犹豫地大叫“赶尽杀绝……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暴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将其中的大部分人处死、或者依个别情况送去劳改。”（见1989年8月31日的巴黎《世界报》）。
[10] 在这个论点之后，卡斯特罗把古巴尚残存的商品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方法”等同起来。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市场关系在资本主义以前存在了长时期，而并没有自动地导致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托洛茨基和所有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及了很多次，市场关系在资本主义消失以后还会残存很长时期。
[11] 奇怪的是，卡斯特罗在其1989年7月26日的演说中说：“我们正在见到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和平转变吗？这是可能的。我们并不反对它。”但是我们的看法不同。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渐进地转变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一样。
[12] 捷克共产党首脑雅克斯在7月30日的西班牙《国家日报》上的一篇访问记中说，99%的捷克人反对哈维尔Václav Havel（一个反对派份子）和“七七宪章”的观点。如果这是真的话——当然没有证明——为什么恐惧和禁止他们散布意见呢？
[13] 彼得· 雷达威在1989年8月17日的《纽约书籍评论》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大多数官僚仇视开放，并且在骨子里仇视戈尔巴乔夫。也参阅1989年9月29日的德国《时代周刊》上的同性质的研究报告。
[14] 见团结工会的议员及出名的天主教作家史斯波斯基Aandrzej Seceyplorski的一篇意义重大的评论：“我们中间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思想。他们说反对共产主义。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也不要像西方那样有失业的国家。”（1989年9月8日的德国《时代周刊》）。
[15] 帝国主义者主要是怕东欧的严重的政治社会矛盾对整个欧洲，甚至世界局势，产生不稳定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大资本的最具代表性领导人，不但是西德人，而且是美国人，强力地坚持：没有得到克里姆林宫的同意，或者没有把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考虑在内的时候，就不应该作重大的改变。
[16] 1989年6月17日的印度《经济政治周刊》上的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提到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列昂季耶夫（Vassili Leontiev）的一封信。这封信上说，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和劳动力的市场，那就是，没有资本（换言之，没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市场经济。但是，他同时又报导，在整个苏联，连一百个经理都没有。
[17] 莱斯（Ignacy Reiss）是替红军做情报工作的波兰共产党员。他于1936年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以后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裂，而且公开宣布要加入第四国际。不久以后，他在瑞士被人暗杀。布登科（Fedor Butenko）是苏联外交人员，也在1936年与莫斯科决裂。他却参加了意大利法西斯团体。
[18] 毕达可夫（Pyatakov）是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也是左派反对派的成员。他于1928年的斯大林领导层的“左转”以后投降，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以后被处死刑。
[19] 见1989年7月22日至23日的德国的《新瑞须日报》的关于官僚机构重新对×国经济实施坚固的控制的报导。
[20] 甚至于在谈论“官僚高层的私有化”谈得很多的波兰，你也要从这些言论的背后找出事实的真相。1989年9月11日的法兰克福《德国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清晰的分析。它说，要二十至二十五年才能把波兰工业重新转变为私有化，因为95%是国有的。除了外国资本以外，谁买得起这些工业？还有，为什么外国资本要买需要辅助的企业，那就是说，从资本家的立场看来是不赚钱的企业呢？
1989年9年9月2日的巴黎《世界报》的大标题说：“波兰官僚高层把私有部门的较好部分留给自己”。但是，你读了正文以后，你就知道它所谈的是一个农业财团，而人民已经开始抗议这个骗局。
[21] 见沙玛利的《市场与自管的对抗》（法文本）一书。沙玛利为了过渡社会的问题曾作了四次演讲这四篇演讲，连同导言及上述书籍的结论已辑集成一笔记本（校按：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atherinesamary/marxist.org-chinese-catherinesamary-1987-index.htm ）。
[22] 见《国际观点》170期上大卫.塞普的关于矿工罢工的文章。（在《十月评论》1989年9/10月号上刊出）。
[23] 法西斯在1933年在德国取得政权以前，共产国际拒绝与社会民主党采取联合阵线的政策。它说后者是“社会法西斯”。
[24] 根据1989年7月23日的法文版《莫斯科新闻》，科露纳区（莫斯科的一部分）的一个工人，科兹涅佐夫，被其同伴选出去见勃列日涅夫，埋怨地方当局的处事不当。他因此博得“急公好义”的名声。后来，由于他在工厂会议上批评市委第一书记，他遂被控以“散布污蔑苏维埃制度和国家的谎言”的罪名受到审判。
他被判处徒刑，在牢狱中度过一年，又被送至特殊精神病院住了两年。为了在口头上批评党委书记，他竟坐牢三年！对于苏联是否再用这些方法的问题，应该保持“中立”吗？这种事情现在已被取消，不是一个大进步吗？难道开放在这方面的收获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