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托洛茨基的经济观点与今日苏联 （1991年） *这篇论文发表在Bulletin in Defense of Marxism，no．84 （New York，Fourth Internationalist Tendency．April 1991，P．24）上，由法文译出，原文以“L’alternative economique”为题发表在Rouge的一份特别杂志增刊上，由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aire在法国发行。
随着官僚主义的苏联陷入混乱，对于重振社会主义的规划来说，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经济纲领具有必不可少的指导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于自由派来说，“新布尔什维克”是当前的主要敌人。 那些由斯大林和新斯大林主义者全力抛出的反对利昂·托洛茨基的无耻诽谤，今天在苏联毫无疑问已经被抛弃了。在托洛茨基遇害50周年纪念日前夕，官方的日报《消息报》（Izvestia）庄严地公开承认，列夫·达维多维奇（Lev Davidovich）是一位伟大诚实的革命者，苏联重要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其他报纸透露说，1922年列宁曾两次举荐托洛茨基，由他出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旦自己生病或去世，即由他作为指定的继承人。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运动的创始人名誉的恢复标志着人们对他那种反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持一种认可态度。恰恰相反，在当前苏联的媒体和社会科学圈里，敌视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新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统治着一切。在这些思潮看来，托洛茨基仍然是意识形态上的敌手，托洛茨基主义仍然是政治上的宿敌。 然而，真正危如累卵的却是苏联不容否认的历史人物和传统。不可否认，斯大林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当斯大林被绝大多数苏联人民痛恨时，主流思想家必然会通过自然而然地转向对托洛茨基施予某种同情来争取平息这种痛恨。他们通常选择的方案是提出一套新的诽谤，与斯大林主义者和新斯大林主义者的诽谤相比，这些诽谤具有较少的煽动性，但却更多地建立在公开歪曲历史的基础之上。 历史的讽刺在于，人们在今天指责托洛茨基，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反革命，而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极左的“革命狂”；人们之所以指责他，不是因为他曾经是列宁的敌手，而是因为他在1917年及之后，曾经是列宁的冤家对头（damned soul）［注：译为“冤家对头”显然不对，疑为“该死的化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和“启发者”（inspirer）。作为十月革命“血腥”的化身（一个犹太教徒且受到欧洲文化熏陶的世界主义者），托洛茨基是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偶尔公开与新斯大林主义者结盟的新黑帮分子（neo-Black Hundreds）的主要目标。在所有的十月革命“民主的”反对者们看来，托洛茨基（“工人阶级历史任务”的“教条乌托邦”［注：译为“固守着‘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教条的空想家’”为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一位自1918年以来在俄国历史上“离经叛道”的伟大领袖。 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在这片不和谐的喧嚣声中，围绕经济方案选择的争论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据说，托洛茨基曾经是一个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超级工业化”的坚定支持者、个体农民残酷的敌手和“计划经济”之父。斯大林只不过是运用了托洛茨基的经济纲领。今天，苏联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者宣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不过是两个暴君间的权力之争。 从1923年起，中间经过1928年直至1934年，关于这种争论的解释横扫整个苏联，它包含着对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不包括1929年之后的投降主义者）不同出发点的一种混用：一个是长期的分析方法，另一个是政治方法在短中期的运用。这种混用是蓄意谎言、无知或对这些问题缺乏理解的结果。 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成的理论，托洛茨基确证了他的立场，即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本性，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将在苏联获胜，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得出答案。在俄国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联合生产者”的无阶级社会，因为这不仅需要高出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同时也会陷入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不断冲突之中。这种对抗的影响力将随着如下机会的破灭而消失，即如果革命无法扩展至“发达工业国家”，苏联将凭借军事或经济压力建立社会主义。［注：译文有误，应为“假如革命没有扩展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对抗的重压终将通过军事或政治压力摧毁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机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这种对于长期趋势的分析当然也有短期的意蕴，它强调了一种工业滞后发展的危险，即冒险推进俄国个体农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联盟——工农联盟的一种决裂。为了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做斗争，托洛茨基强调了限制个人资本积累和提高国家工业生产率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将允许产品销售处于一个较低的价位，也必然会使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因此，与发端于斯大林—布哈林主义，后又在20世纪60年代由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进一步发展的神话相反，托洛茨基并没有从这一分析中得出冒险主义—失败主义的结论，即认为历史已经为主要的经济方面确证了一条明确的道路。绝不能将苏联的中期命运简化为这样一种两难窘境：要么是革命战争和领土扩张，要么是不可避免地退回资本主义。恰恰相反，托洛茨基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可以在逐步巩固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同时，等待发达国家革命胜利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换句话说，他建议苏联丢掉吹嘘或幻想，以一种现实审慎的态度步入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种“托洛茨基主义”的另类选择建立在经济逻辑的辩证法与社会力量的动态发展基础之上。托洛茨基的分析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不匹配。［注：译文有误，应为“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托洛茨基的分析仍旧是无与伦比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工业化节奏的加快必须依靠社会剩余向经济生产的社会化部门的稳定转移才能得以维持，也就是说，尤其是要牺牲中产阶级（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中受益的人）和官僚机构的利益，以非生产性支出的彻底减少为代价。 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也包括愿意加入的部分中产农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必须通过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工作条件来实现：消除失业；工人在工厂管理中的领导地位；为确保其成员比他们作为个体生产者获得更高的回报，劳动农民在生产合作之初便以机械化的劳动为基础。 这些建议以其内在的一致性为标志，今天仍令人印象至深。1923年，首个大型拖拉机厂的建立确证了“贫困农民在国家农场里的自愿参与”。通过防止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在富农手中，城镇居民将会避免因富农减少发货量而受到敲诈的危险，他们的实际工资将会持续增长到1926—1927年。这项政策还将为苏联提供强大的军备工业，使其在长达十年（而非五年）之久的时间里能够抵御可能发生的军事进攻。 同时，向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提出的这条经济道路，将使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诸如那些1923—1937年发生在德国、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革命形势。 远非“没有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自1928年起就一直处于反对党人先进思想的对立面。［注：译文有误，应为“从1928年起，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就与反对派提出的经济政策相敌对”。——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全面工业化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不是上升；伴随着劳动条件的灾难性恶化，而不是改善。管理费用不但没有缩减，反而急剧攀升，挤占了工人消费的绝大部分份额。这便是官僚机构令人震惊的重负及其支配社会的绝对权力。如果生产的增长不是由生产者的利益和觉悟来维系，那么它必然要通过暴力和全面控制来实现。现实不再是“处处苏维埃”，而是遍地警察控制和官僚作风（red tape）。 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与列宁的“合作计划”相一致，与反对党人提出的自愿参与正相对立。［注：译文错误。应为“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与反对派主张的自愿合作相敌对，后者与列宁的‘合作计划’是一致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尤其是牲畜的大屠杀政策，导致了农民的誓死抵抗。同时，它还伴随着一种农业和服务部门（仓储、运输、分配）投资的系统性低下以及一种浮动的价格政策。这便是造成十几年来农村苦难和城镇贫困的根源。 反对计划经济随着斯大林的政策日渐明朗，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Rakovsky）和左翼反对党人开始公开指责农业的强制集体化、新经济政策的总体压制、“超级工业化”、对实际工资和农民收入的抨击［注：“抨击”应改译为“攻击”（attacks）。——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社会不平等的加深。以这些政策来标识反对党人，认为他们受到了这些政策的鼓动，这实际上是一个纯真的谎言。［注：译文有误。应为“将这些政策归罪于反对派，认定是他们鼓动起来的，结果只不过是个十足的谎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必须识别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Preobrazhensky-Trotsky）的观点与斯大林政策的差别，前者认为，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将会随着社会剩余产品私人占有和市场机制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复兴；后者则认为，从短期和中期来看，这些机制的消除是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党人对经济目标的曲解。下面的几个引证足以说明这一点。 反对党人的说法拉科夫斯基、V．科西奥尔（V．Kossior）、N．穆拉洛夫（N．Muralov）和V．卡什帕罗娃（V．Kasparova）在1930年的声明中写道： 废除新经济政策和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该法令是……一个经济谬论。……任何特权和法令都不能消除经济和日常生活中仍在发生作用的矛盾。……企图忽视这一经济事实……已经导致了对暴力的运用，导致了对党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破坏，导致了对列宁关于集体化、中农和新经济政策的最基本告诫的蔑视。
1932年10月22日，托洛茨基在他的论文《危机中的苏维埃经济》（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中继续说道： 如果存在一个可以将自身投射到拉普拉斯科学猜想中的普遍观念——该观念可以同时记下自然与社会的一切进程、能够量度它们运动的动态过程、能够预测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样一种观念可以先验地拟订出一个完美、全面的经济计划，上起小麦的亩产量，下至一件汗衫的纽扣。官僚机构常常设想只有这样一种观念才是可操控的，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如此轻易摆脱市场和苏维埃民主控制的原因。但事实上，官僚机构在对其精神资源进行评估时犯下了可怕的错误……
大量在经济中活动着的参与者——国有的和私有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必须要由计划委员会的统计测定以及供求的直接强制来正式宣告他们的需要及其相关力量。计划是受到检查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来实现。市场调控本身必须由其机制所引发的趋势决定。部门拟订的蓝图必须通过商业计算说明其经济效益。离开了对卢布的控制，过渡时期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坚挺的货币单位，商业计算只能增添混乱。[1] 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他接着说道： 然而，工业发展和将农业带入广阔的国家计划的层面让领导层的工作大大复杂化了，质量问题被推上前台，官僚机构破坏了富有创造力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没有了这些，将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质性的进展。官僚机构的弊病在大产业中或许还不那么明显，但它却连同合作社一道吞噬了轻工业、食品工业、集体农业、小规模地方工业，即所有那些与人民靠得最近的经济部门……
按照一种现成的西方模式，通过官僚机构的命令建造巨大的工厂是有可能的——然而，毫无疑问这要花费正常成本的三倍。但是，你越往前发展，经济就越是陷入与官僚主义如影随形的质量问题不能自拔。苏联的产品仿佛都打着冷漠的灰色标签。在国有经济下，质量需要一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一种批判和首创精神的自由——这些条件同一种恐惧、谎言和谄媚甚为流行的极权主义制度是不相容的。[2] 三种方向在1928—1934年间，苏联共产党内部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倾向——假定布哈林（Bukharin）的支持者在1933年后仍然如此，这一点根本无法确定。 斯大林的路线以工人和农民为代价，建立在农业强制集体化、超级工业化、超级集中化和超级不均衡计划（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半计划）的基础之上。 布哈林的路线以私有经济和社会化经济的“和平共处”为基础，前者负责为后者提供准备，但它的扩张将十分有限。 同布哈林的方案相比，反对党人的路线预见到了社会化部门更迅速的扩张，但又不如斯大林方案那样急促，当然也就更加平稳。它要求缩减例如被那些官僚们占用的非生产性支出，改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生活。 这三种倾向无疑反映了不同社会力量的压力。但必须牢记的是，至少在1930—1933年间，与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相比，反对党人和布哈林主义者在具体建议上的差别更为模糊。以下两个方面最能体现反对党人经济纲领的特征，一个是他们清晰一致的经济立场，另一个是他们清晰一致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立场（苏维埃民主、生产者物质需要的满足、反对不平等和官僚机构特权的斗争）。 1932年，同样在《危机中的苏维埃经济》中，托洛茨基声明道： 作为计划的基本要素，生活权益的斗争将我们引入关注经济的政治领域。在苏联社会，社会团体的工具是（应该是）——苏维埃、工会、合作社，首先是执政党。只有通过这三种要素（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的相互作用，过渡时期经济的正确方向才能够实现。[3]
最后一句话应受到重视。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中，托洛茨基认为： 批判权利的恢复和真正的选举自由，是苏联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这表示恢复党派自由，从恢复布尔什维克党和复活工会开始。在工业中输入民主制，意味着从根本上修改计划，使之适合于工人们的利益。自由地讨论经济问题将减少因官僚错误和左右摇摆而导致的一般管理费的开支。停止各种浪费金钱的玩意儿，如苏维埃宫殿、新戏院、炫耀的地铁等，而用此种经费建造工人住宅。“资产阶级分配规范”将被严格限制在必需的范围之内，而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将渐渐让位于社会主义的平等。[4]
这几行写于55年前的话，对于今日苏联仍具有强烈的重要性，我们再一次发现了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倾向： 第一种倾向坚持以重要的经济变革为代价，让官僚机构控制经济。
第二种倾向习惯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旨在鼓励重要的私营部门发展。 第三种倾向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主张捍卫工人的当前利益（充分就业、增强购买力、社会服务），减少社会不公和不平等。 与布哈林及其同伴这类真诚的共产主义者相反，第二种倾向在本质上是反共产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倾向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但是，必须日益从革命马克思主义那里借取观念，而不用去管具体术语的选择，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些观念同当前真正独立的工人运动联手合作的景象在苏联复苏。 新的诽谤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9月9日的《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中，一个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敌手列昂尼德·拉济舍夫斯基（Leonid Radzikhovski）既谴责了像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na）这样的新斯大林主义者，也控诉了苏联共产党内受托洛茨基思想鼓舞的“马克思主义讲坛”的发言人布兹加林（Buzgalin）——在最好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中将他们并置在一起，于是，“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是“新托洛茨基主义者”。 然而，与此同时，拉济舍夫斯基不得不承认，“多亏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托洛茨基才得以揭露苏联社会最重要的罪恶：新贵族阶层和官僚机构反对赋予普通民众权力的斗争。……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还提出了一个整改苏联的规划，包括民主化、自我管理、开放性，甚至是市场”。确实如此，但指责新的苏联社会主义左派想要“捍卫官僚体制，抵制资本主义”却是一个恶劣的诽谤。像托洛茨基那样的真正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同时在两条战线上战斗，既反对官僚机构，又反对中产阶级的增长。这与工人们的物质利益是一致的。 新自由主义面临的最重要的矛盾如下：当每一个个体被正式宣布拥有神圣权利时，如何防止大多数市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辩护呢？应该以何种原则为名做这种辩护呢？在最好的斯大林主义传统中，在暴力的作用下，尽管人们违背了自身的意愿，却又必须表现出快乐，这可能吗？ [注释] [1] Trotsky. “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2（New York：Pathfinder Press，1973），pp．273—274． [2]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New York：Pioneer Publishers．1937），pp．275—276． [3] Trotsky. “The Soviet Economy in Danger，”p．275． [4]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p．289．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比利时）欧内斯特•曼德尔著；颜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