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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sse of schematic dogmatism

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僵局

埃内斯特·曼德尔 著

（1991）
Coward 译、赤心 校


　　原刊于英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1992年秋季号。译自《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谬误》（The fallacies of state capitalism : Ernest Mandel and Chris Harman debate the USSR. Socialist Outlook, 1991.）第85—125页。


　　苏联新斯大林主义的未遂政变及其戏剧性的后果，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我所属的政治倾向第四国际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样，从一开始就谴责这场政变，并对决定性地促成政变失败的工人群众动员表示赞赏。但现在，正如很长时间以来所清楚的那样，问题是东欧、苏联、古巴和中国是否会资本主义复辟。
　　与克里斯·哈曼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逻辑相反，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世界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只有工人阶级遭受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才能复辟资本主义。畸形和堕落工人国家的官僚无法抵抗资本主义复辟；事实上，整个官僚的各个部分都在准备为自己找到新位置，成为资本家或进入重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机器中。
　　对我们来说，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很少数社会主义者必须进行双重斗争。首先，他们必须与官僚斗争到底，确保它在政治上的失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解决并赢得旧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部分基础，但这不是问题的政治核心。在政治上，必须为打倒旧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政党，建立群众性的独立工会和新工人政党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必须抵制一切破坏集体财产关系的企图，具体地说，这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反对将企业私有化并破坏工人阶级的社会成果的企图——这种社会成果虽然效率低下、不公平、长期处于无组织状态，但却是实实在在的成果，如巨额的房租和食品补贴、极低廉的住房和交通、免费的托儿所和医疗保健，最重要的是有保证的就业。无论这些成果多么混乱和残破，帝国主义都要求破坏它们，以引入完全的市场关系；比如，这一直是一个核心要求，作为通过法尔计划对匈牙利和波兰进行经济援助的前提条件。东德并入西德的后果是对这些成果的猛烈攻击——失业率约为40％，取消免费托儿服务，迫使妇女重返家庭，房租和价格飞涨。
　　我们对斯大林主义没有任何怀念之情。但每一场革命都会带来反革命的危险。谁会相信，在苏联、中国或古巴重建资本主义，除了失败，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呢？但对于克里斯·哈曼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觉得，这仅仅是“横跨了一步”，正如克里斯·哈曼（不合逻辑地）所说的那样，这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到“跨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关于这个独特的概念，见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第46期上的文章）。由于国家资本主义教条和社工党为证明它的合理性而设计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谬误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无法应对反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双重斗争的需要。
　　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展了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根据它的说法，所有现代资本主义都是一种或另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与国家日益融合。在跨国公司的时代，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这种理论操作对国资论者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所有的资本主义都是某种国家资本主义，那么非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就可以被掩盖了。为了解开这个问题，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关于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具体内容的讨论中去，并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及其周期性危机。
　　那么，让我们接着分析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神秘化，之后，我们再详细地回到他们理论的政治后果上。

简单化的马克思和逻辑化的哈曼


　　因为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看到了马克思理论的活生生的证据，哈曼称我们是极端的简单化。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而这个指控恰好是错误的。
　　哈曼的总体情况是，苏联的危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危机。这涉及到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特别是资本与国家一体化的各种牵强的命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对资本与国家一体化的高估，始终导致克里夫—哈曼学派高估了当代资本主义内部的计划，从而低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可能性。
　　哈曼试图论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但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有一种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它是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有机（和矛盾）统一体。正如列宁对布哈林——他和希法亭是克里夫斯经济理论的鼻祖——所解释的那样[1]，你不能把帝国主义的运作从三卷本《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中分离出来。
　　如果没有货币资本作为出发点，为利润而生产作为最终结果，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普遍化的商品生产，没有劳动的私人性和不直接的社会性，没有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
　　这的确“过度简化”了卡尔·马克思在三卷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1861—1862年的手稿。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其中这些规律不再有效，“国家”（为什么不是“党”、总书记，或任何万能的教皇？）可以以某种方式消除客观规律在人民背后的运作，你就不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
　　每个人都有权认为自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同时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过时”（19世纪的产物）。但是，没有人有权利把那些马克思不仅不认同，而且反对了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思想归结于他。
　　马克思的《资本论》明确指出，资本的再生产，因而资本积累，因而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增长，是由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的统一而产生的。生产了但未售出的商品不会导致资本积累。“萨伊定律”是胡说八道。在商品生产下，产出并不会自动创造自身的实现需求。所以在资本主义下，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在20世纪是这样，在19世纪也是这样。在21世纪也是如此，如果资本主义能存活到那时。如果出现了一种这个规律不适用的经济，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的结论：要么证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错误的，要么出现了高于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经济。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精确地指出：

　　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Gegenwert是马克思使用的术语）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因此，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它资本同它相对立（不是与谁进行“军事竞争”，而是与谁交换——埃·曼）……这样的资本是毫无意义的[2]。

　　哈曼可以反驳说，他没有说马克思是过度简化，只是说曼德尔在过度简化。毕竟，曼德尔不是马克思。确实如此，曼德尔也不想成为马克思。但是，除非哈曼能够证明，曼德尔误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中心主旨，否则哈曼的反对就不能成立。
　　哈曼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之前就用这一点来挑战克里夫和哈曼。现在，我们再次挑战他们。他们无法给出解释，因为没有办法解释。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则与哈曼的立场完全相反，他没有指责我们“过度简化”，而是说我们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3]。他认为，我们反对用单一因果来解释经济的繁荣和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不符，因为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社会总体的理论”。不幸的是，我们反对单一因果也是出自马克思在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时写下的文字：

　　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被说明。[4]

　　这实际上是在大声疾呼，要我们不要用单一因果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
　　我们通过具体和抽象、客观和主观、一般和具体、逻辑和历史之间的辩证互动，来解释社会发展，这实际上再现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是卡利尼科斯用波普尔的理论来与我们论战，认为“保住了理论的完整性，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使它毫无解释力”[5]。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之后，他引用了一些事实，作为“失败”的证据，但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在仍处于战后繁荣的60年代中期，我们预测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会有一个新的“衰退长波”，衰退会更严重，平均增长率会降低很多，永久失业会不断增加。这不正是事实吗？
　　按照圣人克里夫的福音，这不应该发生，这不能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
　　情况完全相反。没有解释力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教条。为证明对立的观点，只能翻查挑选出来的语录，而对思想的真实逻辑视而不见。卡利尼科斯玩弄这种观点是没有用的。
　　我们向社工党内及其外围的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分担我们的死罪：更偏爱有三卷《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61—1862年手稿》等数千页文字的富有经验而勤勉的马克思，而不是相信克里夫—哈曼—卡利尼科斯学派的“逻辑上”过分简化者和教条主义者。但是即使对我们处以火刑，我们也要大声的喊出：然而地球还在转！[6]。经验表明，我们是正确的。
　　我们的（也是马克思的）论点（假说）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完全可以被证伪。如果一个半世纪以来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严重的失业，如果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苦难没有日益深重，如果西方的“新贫困”没有日益严重，那么马克思和他的二流后继者（比如曼德尔）确实错了。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事态确实是这样的吗？

落后现实五十年


　　哈曼坚持认为，“一旦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它就会被巨型的康采恩所主宰，而这些康采恩内部，肯定不会在按市场价格交换商品的基础上来组织生产过程，而是通过投入和产出有计划的互动来组织经济”。
　　这是一个事实，但并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巨型”康采恩才有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出现多重分工的19世纪工厂，也就是制造蒸汽机或纺织机的工厂，都有这种现象。
　　但是，当这些康采恩的产品离开工厂时会发生什么？它们是要被卖出去，还是可以通过“投入和产出的有计划互动”来分配。不幸的是，对于福特，菲利普和德比尔斯的老板和经理们来讲，如果汽车和电视没有卖出去，或者钻石以低价卖出，那么利润就会变少，资本的积累就会降低，不论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都是如此。
　　在工厂之外，价值规律仍然有效。这一规律也会对工厂的国际组织产生影响。垄断巨头们试图控制市场（他们真正做到的是避免永久竞争，以防止价格不断降低）。但是他们不能消除客观上日益的劳动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下，这一矛盾是无法被克服的。
　　我们姑且承认（不能当真），在特定的阶段，大约在1890—1940年期间，“国家垄断托拉斯”（布哈林的术语）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形式，并且在这一时期，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首先是由它们之间的军事力量关系决定的”。但是哈曼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自二战结束以来，自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说法已经越来越偏离资本主义现实。“晚期资本主义”的主要新特点，是生产力日益国际化，因此资本自身也日益国际化。
　　但与此同时，并不存在“国际国家”，“世界国家”就更不用说了。今天，资本主义的主要组织形式，不是“国家垄断托拉斯”，而是跨国企业，越来越独立于国家。不到700个跨国企业统治着世界市场。它们之间的军事力量关系不再是竞争当中的首要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日本和西德的跨国企业会崛起，而美国跨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下降。换句话说，为什么在美国完全保持军事霸权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的技术、工业和金融优势在逐渐丧失？
　　当然，技术、工业、商业、金融、货币、政治和军事竞争之间有着复杂而具体的互动。因此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每一个特定的次阶段（商业循环周期和阶级斗争周期）都必须要不断地仔细分析。但是，哈曼所说的“正在更新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比客观事实落后了近50年。
　　“国家资本主义”教条完全不符合当今国际资本主义的现实。国际资本主义的四个主要特点是：跨国企业、对“第三世界”的持续超额剥削、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的技术创新加速、永久的通货膨胀，而国家资本主义完全没有考虑这些特点。这就是以捍卫教条为名，实际上脱离了现实。
　　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台高筑下走向繁荣。据估计，全世界光美元债务就高达10万亿。德国国债的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三倍。货币投机的单日周转量就相当于世界贸易的总额。但是哈曼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到通货膨胀和债务，甚至都没有提到货币。
　　我们指出，70年代初再度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是无法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来预测的，但是我们的理论可以。哈曼曾经做过一次尴尬的辩解尝试，他说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经济停滞的危机（经济政策先紧缩后刺激，就像英国的意识形态所认为的那样）。但这是不正确的。
　　在1973—1974和1980—1982年的衰退中，工业产出和销售都降低了。而在当前的衰退中，产出和销售也降低了，而英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加严重。虽然事实摆在眼前，但死守教条使哈曼无法看见和理解它们。
　　现在英国的工业产出降低了6%，失业人口从300万上升到350万，数以千计的小型企业破产。但是哈曼却对这数百万的受害者们说，这不是“真正”生产过剩危机，而只是“停滞”。打个赌，那些失业和破产的人们，一定会对这个好消息感到非常高兴。

苏联经济的本质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苏联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苏联在七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过生产过剩危机。苏联确实出现过特别的系统性危机，但是这种危机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合理，使用价值（特别是消费品）生产不足。我们总结我们的论点说，你不能解释空空荡荡的商店只是货源充足的商店的变体，也不能说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变体。
　　克里斯·哈曼回答道：苏联的危机是需求过剩，这只是资本主义商业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哈曼所有论点中最奇怪的一个。19世纪中国和沙俄的农民，会周期性地遭受饥荒的折磨，非洲的农民没有鞋穿，难道这也是因为“需求过剩”吗？哈曼似乎不知道有一个历史现象，叫做长期的供给不足（产出水平过低）。哈曼自己都认为，自斯大林灾难性的强制集体化政策以来，60多年里苏联的农业消费品始终供应不足。这是自相矛盾。“需求过剩”和食品供应不足有什么关系？又和“资本主义”（或者或“国家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
　　你能想象在资本主义的英国里，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比如说肉类、某些品种的面包、橘子和香蕉、童鞋、女装、男装、功能正常的彩色电视、私人小轿车全都供不应求，但是却没有资本家趁这个机会牟取暴利，也没有资本家制造或者进口商品来满足这些需求？
　　为什么所有的资本家都这么愚蠢？资本家不是从来都不在乎长期，只会从中短期出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吗？难道资本家不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增加自己的财富，以此作为资本积累的具体方式，从来不在乎这种行为对宏观经济造成的最终后果，反倒疯狂着迷于“一般经济均衡”，“总卡特尔”，或者希法亭—布哈林—克里夫的理论？
　　为了避免破产，资本家不是必须要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吗？但是为什么苏联不存在这样的恐惧呢？您见过哪一个现实世界的资本家行事如此荒唐？这难道不是因为苏联官僚的行为不同、动机不同、机制框架不同吗？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些不同之处，六十年来苏联在这些领域才会出现供需失调。难道这些证据不能表明苏联官僚不是资产阶级吗？这些事实如此明确而浅显，但却需要我们向克里夫和哈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指出来，这真的让我们感到很尴尬。
　　哈曼同志向常识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战争。他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极端复杂的世界里，常识不足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常识只是不足以理解，不相信常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给哈曼同志提一个友好的建议：他应该学习一点常识，这样他会更加现实，更加快乐。
　　常识告诉我们，长期的（六十年！）使用价值生产不足，与周期性的交换价值（商品）生产过剩危机，有着结构性的不同。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哈曼并没有什么坏处。
　　资本主义是普遍的商品生产。这意味着，价值规律是有效的，它会周期性地对资源进行再分配，使供给满足需求。因此，在资本主义之下，一类商品“需求过剩”的现象不会持续60年。（这并不是说生理需求一定可以得到满足，事实上这种现象可以持续60年甚至几个世纪。这又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需求是由购买力来支撑的，这与没有钱来满足生理需求截然不同。）
　　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同，在资本主义之下，价值规律通过私人利益最大化来发挥作用（这里的私人，指的是每个独立的企业）。资本从利润少的行业和活动里流出，流向利润更高的行业和活动。在每个行业里，企业都全力以赴，试图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降低成本，它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发动机（“技术进步”），也是对工人阶级展开阶级斗争的利器（提升剥削率）。
　　在苏联的经济里，这些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或者说只起次要作用。价值规律没有被消除。但是虽然有很多贸易，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但是价值规律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就像在古代的中国一样。
　　与哈曼的观点相反，在苏联，基本的物力和人力的分配，是由国家（也就是顶层官僚）按照事先确定的标准先天分配的。
　　驱使官僚确定上述标准的是官僚试图维持和扩大自己权力和特权的欲望，而非利润动力。官僚在消费品方面的特权，与国家和工厂里的权力垄断息息相关，所以这激励官僚发展经济。因此，这一点上，事实再一次与哈曼的观点相反。这些是从苏联公开化时期的材料中得到的，如果这么明显的证据都无法让您信服，那么您就是又在和基本常识作对。
　　克里夫关于官僚权力和特权起源的先后顺序的论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正是体现在这里。
　　在克里夫看来，官僚充当苏联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主人，进而获得消费上的特权，应该是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竞争的过程中，迫于世界市场的压力在1928年之后加快资本积累的后果。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在1990年的乌珀塔尔布哈林研讨会上，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波契科尔京（Potchekoldin）教授，接触到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档案，透露1923年古贝尔尼亚（Gubernyia）地方党务人员的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九倍。而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收入则是普通工人的30倍。这些巨大的收入差距，要早于加快资本积累的时候，早于与外国的“竞争”。这些巨大的收入差距，是苏联发生热月反动的原因之一。此外，这些收入差距，大体上只表现为消费上的特权。
　　事实上，早在三十年之前我们就指出，不论是管理工厂还是国家，官僚不关心总体经济表现，长期来看，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现在，这在苏联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但是，由于陷入了“国家资本主义”逻辑的僵局之中，哈曼仍然拒绝承认苏联的经济逻辑和资本主义有着质的差别。[7]
　　我们从来没有像某些人一样，认为苏联经济是“浪费经济”。我们所说的是，苏联既有经济增长，同时也有巨大的浪费，而由于没有矫正机制，这种失调正在愈演愈烈。（就像托洛茨基在1932年所说的那样，这种矫正机制只能通过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的检查来实现。）[8]由于上述原因，苏联的增长率必然下降，成本（损失，浪费）必然上升。这一点，我们也早在30年前就指出来了。
　　但是，苏联经济并不只是制造“浪费”。在一个历史时期里，苏联经济的增长率高于资本主义的平均水平；虽然没能追上美国，但在逐渐缩小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9]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哈曼终于承认了这一事实，并给我们带来了1951—1975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的统计数字（他也可以以1928年为起点），数据表明苏联的平均增长率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要高。然后，通过一个惊人的翻转，他试图把这个事实转化为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论据！四十多年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们在最初的文章中就为相反的立场进行了辩护，其中就包括哈曼，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战。而在这么多年的论战之后，他还能这样进行论述，他真的很有勇气。
　　哈曼不满足于一个反转，他还进行了第二次。这第二个反转就是低估了“国家（官僚）指令经济”中，官僚计划失误带来的巨大损失。他指责我们在对比苏联、美国和西欧的农业肥料时，给出了错误的信息。他完全没有抓住重点。
　　我们从来没有说苏联使用的化肥比美国更多。我们说的是苏联生产的更多，但是很大一部分没有被使用，而是被浪费了，比如放置在没有顶的农场棚屋里，过于拥挤的仓库，或者是从火车上卸下来时浪费了。
　　所有这一切，不是价值规律运作的结果，也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的结果，而是党政要员不合理分配资源造成的。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苏联分配给服务业和运输业的资源，只有其他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半，甚至不到一半。
　　这在苏联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哈曼仍然选择无视它。
　　事实上，哈曼接受了另一种老生常谈，那就是苏联经济的瓶颈越来越多。总体来讲，这种观点认为，原先苏联的原材料十分丰富，土壤相对肥沃，人力相对充足，现在这些优势正在耗尽，所以苏联官僚已无法从粗放型工业化转换到密集型工业化（经济增长）。
　　因此，苏联经济错过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从70年代末以来，苏联与西方的技术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10]这对各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包括军事领域。这种说法试图用唯物主义来解释戈尔巴乔夫与帝国主义的紧密合作，与阴谋论针锋相对。
　　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哈曼和克里夫无法回答。为什么据称是“资本家”的俄国统治者们，不像全世界有财富的资本家那样，以更高效的方式，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电子领域，聚焦于现代工业领域，而不是投到钢铁业？
　　韩国和巴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密集型工业化”，更不用提日本、西德、法国、意大利，为什么苏联却失败了呢？苏联石油工业的规模是世界最大的，但它的效率正变得越来越低，但是其他国家却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缺乏资本？但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永远不存在资本的“绝对”短缺。总是会有一些资本流出，另一些资本流入（这又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方式）。所以，为什么苏联的资本流动不够及时和充分呢？
　　因为苏联工人没有创造出足够剩余价值，或者被剥削得不够狠？或者说他们被过度剥削了？或者说生产的食品太少了？那么为什么农业的低产出，或者说很低的实际工资，使苏联无法生产1000万台电脑，但却可以生产出5000万吨没有用的钢铁或者15万台无人使用的拖拉机。
　　所以事情不是很明显吗？苏联的官僚与资本家相反，他们在效率和竞争没有既得利益。他们的动机不是利润，不是无休止的去增加生产，而是保守的爱国主义。[11]苏联的计划经济最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之后整个经济系统却日益失灵，从整体上来看，这反映了苏联整个经济的双重性。它的成就，是十月革命残留部分的产物。它的失败，是寄生性的官僚扼杀社会的结果。如果哈曼认为这种充满矛盾的结合不合逻辑，那么这表明他的“逻辑”是错误的。
　　在《被背叛的革命》里，列夫·托洛茨基总结了苏联经济的双重矛盾性质，在50年后的今天看来，读起来就像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苏联的最佳预言：

　　苏联官僚能起进步作用，只在这个时期内：即当人们将资本主义技术最重要之原素输入于苏联之时。借用、模仿、移植和嫁接种等，是在革命所奠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时期是谈不到在技术、科学和艺术方面有什么新发明的。由官僚下个命令，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规模的工厂——虽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费用。但是你走得愈远，则经济愈加碰到质量的问题，而此问题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们所能操纵的。苏联的生产品，好像烙上了粗制滥造的标记。在国有化的经济之下，要提高质量，就要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制度，要有批评和创意之自由——而这些条件却与充满畏惧、扯谎和谄谀的极权政制不能相容的。
　　质量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复杂更巨大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包括在技术和文化上的独立创造这个概念之内。古代哲学家说，斗争是万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冲突，便创造不出新价值来。固然，革命专政的本质正是严厉限制自由。但正因为这个道理，所以革命时代从来未曾直接助长文化的创造，只是做些为它清除场地的工作而已。无产阶级专政愈加不再成为专政，则其开放给人类天才活动的范围也愈广大。社会主义文化之繁荣一定是与国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简单的和不可动摇的历史法则中，已经包含有苏联现行政制之死刑判决书了。苏维埃民主制并非抽象的政策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这已成为苏联的生死死攸关的需要。[12]

　　但是，这些预言的理论基础是：苏联是一个官僚工人国家。也许这个理论并没有错。
　　苏联的经济正在走向停滞，甚至是负增长，哈曼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事实。但是，这是60年来经济运作模式逐渐失灵的结果，不能表明经济无法发挥作用。比如说，一座桥由于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因此这座桥上的交通逐渐减少，但是这不能否认过去通行量很大这一事实，或者不能说这座桥从一开始就毫无用处。
　　现在波兰的商店里充满了商品（交换价值），但是却没有客人，哈曼同样说这是过去空空如也的商店的产物。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现在的波兰，是几十年来系统逐渐失灵的结果，这个过程的特征是：产出的效率和数量不足，导致消费者使用价值的短缺。现在，它被一个不断提高交换价值产出的系统所替代。

官僚和资本家


　　苏联官僚的特点和行为，与资本家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工厂。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在于官僚的物质利益，二是在于苏联官僚政治反革命，即苏联热月成功之后经济的基本特性。
　　官僚权力的基础在于它篡夺工人阶级的权力，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消除了一切工人行使权力的行为，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这还意味着严重限制（在最初的阶段更为严重）工人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执行官僚计划，只能依靠对官僚的物质激励。
　　人无法直接体现客观社会规律，而是需要以个人利益为中介，资本积累也是如此，不相信这一点或相信其它方面的人，是一种幼稚的理性（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下，资本积累的规律也需要单个资本家的逐利行为作中介，而不能独立于它。
　　在苏联，计划的实现取决于官僚的个人利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因为官僚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所以官僚个人最重视的是保住自己的职位。丢掉职位（在斯大林时期，这意味着失去自由，甚至是生命），或者失去晋升的机会，都是很沉重的打击。官僚的收入与职位是否稳固直接相关，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职位获得许多非货币的优势。
　　此外，他们的货币收入还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比如说，在计划的完成上，完成预见目标的98%和102%超额完成差距很小，但影响官僚的一半收入，如果不算上各种额外奖金的话。
　　但是如上所述，官僚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失调。这导致供应的持续不稳定，物资长期短缺，生产经常被打断。官僚机制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变得非常困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与此相反。
　　为了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官僚会做出典型的反应，这与正常资本家的行为大不相同。官僚会不顾成本[13]，系统性地囤积物资（原材料、人力、设备）。与许多评论家的说法相反，苏联经济的特点不是过度利用资源，也不是库存（也就是“生产要素”的存量）的极度匮乏。库存的总量很大，但是它们分散在许多生产和分配单位里。中央（国家）计划机构无法支配它们。
　　不仅如此，为了能够留住这些物资，地方官僚会给中央错误的信息。他们不仅在报告里瞒报库存，还会有系统地低估现有的生产能力，高估所需额外资源。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报上去的工厂生产能力越低，生产目标就会越低，实现目标也就越容易，他们的收入就会越高，他们保住自己职位乃至晋升的机会越高。大致说来，多要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获得的资源越多，实现计划，乃至超额完成的可能性就越高。
　　但是中央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开始认为，他们从生产和分配单位得到的信息部分是错误的。他们也想出了两个办法来对付这种现象。
　　首先，他们向各单位派出了一支由管制员组成的大军，去检查各单位的数据。第二，在制定计划目标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相当武断的方式，系统性地更改他们收到的大量信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信息失调。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官僚计划经济的秘密，那就是庞大的第三部类（非生产性的支出，这些钱被用来供养各种管理员、检验员、警察）和经济的日益失灵。
　　但是，在哈曼对苏联经济的解释当中，他甚至正式否认第三部类的存在。他把用来扩大再生产的机器和原材料，与武器、锈迹斑斑的钢铁、没有送到纺织厂的棉花、专门给官僚提供的奢侈“文化宫”、在田地里腐烂的土豆混淆在一起，哈曼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第一部类。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商品怎么能有助于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呢？这仍旧是个谜。“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无视商品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基本矛盾，无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以普遍的商品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这里他们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官僚计划与社会主义计划的逻辑相反，本质上就缺乏透明度，不会被市场和价值规律矫正。自相矛盾的是，一方面，苏联的经济是半吊子的和虚假的计划（即使不多），缺乏真正的计划，另一方面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工人监督），缺少市场的必要矫正，这两方面都很严重。
　　我们还要指出，任何官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在内）基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大不相同。官僚控制着经济的基础，但是这种经济是事先分配资源（Zuteilungswirtschaft，德语，意味分配经济）。因此，官僚们倾向于直接把这些资源全部消费掉，他们不会去管后果，哪怕下一年可以自动分配的资源减少了也无所谓。他们还倾向于不计后果地索要更多的资源。
　　资本家则与此相反，他们是在商品卖出去之后才得到收入，也就是说是事后得到收入。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他们面临的竞争压力，他们会致力于削减成本，并精确地核算成本。他们无法“不顾成本”地行动。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比官僚更加“理性”。一些经济行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对于单个企业或托拉斯来讲是理性的，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产生极度非理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14]。短期的“理性”，从长期来看其实极端疯狂。
　　我们只是说官僚和资本家的行为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机构完全不同，他们所受的限制也完全不同，我们没有说一个比另一个“更好”。

苏联经济和世界市场


　　德雷克·霍尔（Derek Howl）半心半意地试图拯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使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即价值规律在苏联经济中如何运作的问题。他的办法是声明俄国官僚会比较俄国与外国“竞争者”的生产成本[15]，苏联以这种形式服从价值规律。但他却无意中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教条的一个关键弱点。
　　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当然会将自己的生产成本与国内外的竞争者“比较”。但是在资本主义下，“比较”只是过程的开始，并且不是这一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资本家在作比较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预测、推算、外推，这些有一定的误差幅度，不管这些“比较”有多少错误，真正起到检测作用的是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之下，在竞争中获胜的企业，它的利润率会高于平均利润率。而且，这个系统的一个关键矛盾恰恰是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是因为霍尔所说的“资本过剩”，而是因为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了。
　　马克思在分析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时，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增值过程）只是一个反作用力，它无法阻止这种下降趋势，因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跟不上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
　　这是《资本论》第三卷的核心，但是霍尔完全没有提到。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们，先是弄出了一个没有货币的资本主义，然后又故弄玄虚，提出了一个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趋势的资本主义。
　　但是试图通过世界市场（与外国竞争者进行“比较”）来解释资本主义（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有一个错误而歪曲事实的地方，我们在60年代末与迈克尔·基德龙（Michael Kidron）辩论时已经指了出来[16]。革命前的俄国经济[17]，与东欧国家（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波西米亚地区）相似，是不发达的，不能在世界市场的框架下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
　　与外国“列强”的“竞争”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国家有着半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它们不得不专门生产和出口原料与农产品。这种依赖性经济阻碍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
　　俄国和东欧之所以能够先后摆脱依赖，是因为它们摆脱了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因为它们单方面停止了与“外国列强”的“竞争”。这些国家恰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价值规律的统治地位。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通过世界市场来运作的[18]。
　　而在今天，通过世界市场来恢复价值规律的统治地位，将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一步，也就是，这些国家将在大范围内回到半殖民地的输出模式，专门发展那些它们相对有优势的生产领域，而不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波兰、匈牙利、立陶宛、格鲁吉亚、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会更接近与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而不是意大利或芬兰。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将是灾难性的。

实践的严峻考验


　　几十年来，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们一直认为，在面对苏联和类似国家的工人起义时，不接受苏联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调会使社会主义者采取错误的立场，即使没走到反革命的立场。我们已经证明了这种预测脱离历史。哈曼在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回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次他提出了两个转移注意力的论点。
　　首先，他罔顾事实，声称我们不知何故幻想官僚会自我改良，而且我们更喜欢这种自我改良，（至少在是波兰和匈牙利的例子中），也就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而不是通过群众行动自下而上地推翻官僚专制。我们之前说过，这种论调是单纯的诽谤。我们从4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苏联的本质，从那之后我们从来没有放弃由1932年以来的托洛茨基和我们运动的传统得出的观点和争取政治革命的斗争。[19]
　　哈曼引用了一些话，试图证明这不符合事实，但是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它们只是说明，日益加剧的不满和群众行动，与官僚内部的分裂，必然会产生一些互动。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人可以否认，在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中，拉科西、格罗·埃诺（Gerő Ernő）、卡达尔和马莱特·巴尔（Pál Maléter）[20]的立场各不相同。
　　事实上，他们不仅站在对立面，而且埃诺和卡达尔还将纳吉和马莱特处决了。不论这方面的预测是否正确，但说明这些事实本身，不能算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注意到战后长期繁荣的事实更不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我们会认知这些生活中的事实，然后做出政治和实际的结论，一切都取决于这些结论。我们从官僚内部的分裂中得到的结论是，要继续保卫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为政治革命而奋斗。
　　然后哈曼提出了第二个转移注意力的话题。一些和“工人国家论”有关的人士，据称实际上采取了相当错误的立场。然后哈曼就说这是“工人国家论”的必然结果。但是哈曼的这个论断没有任何逻辑推理或经验证据。这只是蛊惑人心的诽谤。它的基础是一种经典的推论诡辩：对单个案例的滥用和无根据的概括。举个例子：
　　“我在加莱上岸时，看到一个红头发的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是法国人……所以所有的法国女人都是红头发的。”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n），反动的波兰资本主义政府的部长，造成了大规模的失业，使波兰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5%—50%，因为他一直坚定捍卫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所以这种理论一定会导致极端反工人阶级的政策”。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或者说：“斯大林犯下了滔天罪恶。因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马克思和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犯下滔天罪恶”。不，完全不是这样的。
　　使用这种论战的花招，对社会主义者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对于所有负责任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严肃的理论和政治讨论中，都应该严格禁止这种话术。它只会适得其反。使用它只会让自己名誉扫地。
　　事实上，不同的革命派别面对东欧和苏联的变化作出不同反应，人们如果想要从中得出推论，就会发现与哈曼所说的恰好相反。第四国际的所有支部无一例外都认为官僚不会自我改良。所有支部都坚持进行政治革命的立场。但是，所有支部也都认为，苏联及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官僚工人国家，是被官僚专制冻结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形态的社会。所以“工人国家论”在逻辑上并不意味着相信官僚会自我改良。
　　我们已经准备好为我们所属的运动的一言一行负责，包括它的错误在内，我们会努力纠正这些错误，并发现它们的根源。但是，因为伊萨克·多伊彻在1938年就已经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因此也就不再是第四国际的一员，我们不会为他在这之后的言行负责，但是我们尊敬他的著作，尊重他在国际上为托洛茨基正名所作出的有目共睹的努力。
　　至于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和瓦尔·莫哈丹（Val Moghadan），我们就更不需要负责了，他们从来没有加入过第四国际，甚至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
　　但是有一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这两种对于苏联及类似国家的社会性质的不同看法，对革命者介入这些国家的冲突采取的做法有什么样实际的政治影响？
　　哈曼列举了两个无关紧要的例子，说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立场，有助于在东欧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民主德国的具体案例中，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在东德）的同志支持苏联是官僚工人国家的立场，他们也赞成支持哈曼提到的群众示威。
　　私有化问题是苏东国家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决定政治方向的问题，要比是否参加某个示威要重要一千倍。社工党的同志们却认为这是个“次要问题”。这完全是荒谬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果苏联的大工业遭到大规模的私有化，那么就会出现3000万—4000万的失业者。现在前东德地区的私有化，已经创下了欧洲最高的失业率，甚至比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还要高，达到了近50%的水平。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者或即使是工联主义者也不会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
　　拖着脚步，社工党领导人终于说他们也反对私有化，就像他们反对英国国有化工业的私有化一样。但这并不能让他们脱身。
　　就像克里夫本人正确指出的那样，从艾德礼政府以来，英国某些行业的国有化，都是为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私有领域服务的，是支撑这些资本家所必需的措施。但是，苏联的国有财产不是为了支撑国家的私有领域。正是因为如此，英国的国有化工业没有阻止大规模失业的出现。但是，苏联的国有财产确实使大规模失业现象消失了50多年。
　　哈曼和克里夫认为苏联的国有财产是“资本主义”，他们困在这个陷阱里无法自拔。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对的，那么国有财产的废除实际上无关紧要。但是对哈曼同志来说很不幸，这对苏联和东欧的数千万工人来讲至关重要。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已经引起了很多斗争，在未来也是如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条件地站在反对私有化的工人一边，不论他们有着怎样的意识形态，也不论是否有一部分官僚支持他们。
　　我们不会在私有化和国家专制之间二选一，这两个都是亲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选项。我们既反对国家专制，也反对市场（私人财产）专制。我们支持第三种经济模式：有计划的、民主的自我管理，托洛茨基将其成为“生产者/消费者的民主”，在这种模式当中，群众可以以民主的方式，自己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
　　我们支持财产归集体和社会所有，反对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和交换。集体财产应该怎样组织，每个工厂、每个工业部门、每个城镇、每个地区、每个共和国和整个联盟的工人应该怎样控制生产资料，生产多少，这些问题没人能够明确回答，苏联工人和革命社会主义者将从新的实践和当前的辩论中学习。
　　在这之后，哈曼又提出了一个修辞问题：

　　对于一个工人国家，无论它怎样堕落或畸形，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发生历史性的倒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反对这个反革命过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应该支持那些反对这些变化的党政要员？比如，反对私有化的利加乔夫，谴责戈尔巴乔夫是‘开历史倒车’（restorationist）的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yeva）[21]，支持镇压布加勒斯特学生的扬·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22]？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应该支持昂纳克用力量来对抗一个在西德统治下迅速消解的运动？

　　但是这种“逻辑”仍然是形式的、机械的，扭曲了真正的历史进程和真正的历史选择。
　　东欧官僚专制的崩溃，以及苏联严重的系统性危机，是在苏东群众被大规模动员起来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政治改变正在发生，一种革命前的形势已经产生。这种情况可以有三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是官僚专制得到了巩固，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将是一个失败，一场政治反革命；第二种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社会反革命，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更加沉重的失败；第三种是政治革命胜利，这将是工人阶级的胜利。
　　我们认为，只有一个具有战斗性、积极、自我组织良好、政治意识日益增强的无产阶级，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我们认为，利加乔夫、昂纳克、齐奥赛斯库、邓小平等人无力阻止这一切。相反，对群众运动的任何镇压，不论它的短期影响和动机是什么，都只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复辟，因为它让绝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支持亲资本主义阵营。
　　因此，保卫和拓展当前已经存在的民主自由——不要介意是否可以称之为开放——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前提。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是什么力量反对这些自由，社会主义者都应该像坚决反对私有化一样坚决地反对它们，不管有没有官僚参与、不论工人在保卫民主自由时持怎样的理念。
　　换句话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条是反对私有化，另一条是支持民主权利（自由、活动的空间），而不去管是否有某一派的官僚参与其中。
　　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这可能显得“不合逻辑”。但是它符合苏联乃至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的短期需求和历史需求。
　　苏联大型工厂的快速私有化，或者彻底压制现存的自由，回到勃列日涅夫甚至斯大林时期的专制，都将是苏联和国际工人阶级的灾难。
　　这一立场，完全符合第四国际关于政治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历史位置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没有人说过资本主义的复辟和社会反革命，一定会伴随着内战，否则就不会成功，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都没有这样说过，不知道哈曼和霍尔[23]是从哪里听来的。
　　事实上，托洛茨基和支持官僚工人国家理论的第四国际，从来没有说过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一定会导致内战。他们只是说，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必须要打败工人阶级的反抗。具体会采用什么形式，很显然取决于这种抵抗的规模和政治意识。以下是托洛茨基1936年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24]。

　　这读起来很像是在描述东欧和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这里没有提到内战。

方法上的不同之处的好例子


　　我们认为，二战是“五场战争合一”，卡利尼科斯对此进行了批判，而在这些批判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模式化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与科学的辩证思维的根本区别。
　　卡利尼科斯试图再次用我们的长处来反对我们，他指责我们“调和主义”和“墨守成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区别相关因素的精妙技巧，比如说在二战中区分出不下于五种的不同战争……结果就是使社会理论无法和可能存在的证伪观察进行互动。”[25]）。而他的最后一句话，完全是不顾事实，完全地违背了辩证法。指出现实中的矛盾因素，就会“使社会理论无法和可能存在的证伪（？）观察进行互动”。你们被禁止从现实充满矛盾的假设出发，因假设现实的矛盾会自动地“证伪”社会理论而被定罪。一切事物都要参照形式主义的单因模式，也就是先入为主的教条，而不是参照真实鲜活的世界，也不是尝试去提出“社会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会事先考虑这些矛盾的存在，并试图解释它们。反对辩证思想，最终是以反对客观现实的辩证本质为基础。
　　猫在夜晚皆灰色。这样你就可以系统地尝试用单因模式，把“总体性”简化为单一颜色模式，也就是反对色谱的存在。但是正如伟大的辩证法家歌德所写的那样：生活之宝树是常青的。在马克思所说的真实世界的丰富总体性中——从来不是单因或者单色的——据说人们会变成色盲，因为如果沉迷于“唯一的基本准则”，他们就只能分辨出一种颜色——灰色，最多只能分辨黑色和白色。
　　接下来，我们不再讨论模式化的形式主义，而是讨论一下真实的历史进程中的“折衷”问题。
　　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没有任何进步的作用，所有的社会主义都谴责和反对它。但是事情不仅是如此。
　　中国人民反对试图奴役他们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就不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完全是进步的。这是一场正义战争，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要支持它。
　　同样，苏联人民反对纳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屠杀，也不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我们再强调一次，纳粹的东方总计划要有计划地屠杀一亿斯拉夫人、犹太人、亚洲人等“次等人种”。这场战争服务于一个非常有用的目的。这是一场正义战争，一场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和苏联工人必须全力支持的战争（就像托洛茨基一直号召他们去做的一样，他们也欣然地接纳了）。
　　同样，印度、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菲律宾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领主和屠夫的战争也不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也是十分进步的。只有帝国主义的走狗才会反对这些起义和战争。
　　最后，华沙贫民窟、南斯拉夫、希腊、意大利波兰群众反对纳粹屠夫的起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大规模屠杀和超额剥削的反抗，是正义的，合理的。这是一场完全合理和非常有用的战争，一切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都必须热情地支持它。
　　这样，我们就看到五种战争合一。这些战争之间的区别牵涉着15亿人民的命运，在你嘲讽它之前，请先试着拒绝具体的分析。你将发现这会非常困难。虽然这五种战争在某些时刻纠缠在一起，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变得模糊不清，用列宁的话说，除非你用模式化的形式主义代替了对具体形势的具体分析。
　　机会主义者以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可否认的特性作为借口，认为只要世界大战还在进行，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被压迫的人民就没有权利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是在“客观上”帮助纳粹和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意见一点也不客观）他们还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工人无权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独立，否则他们就是“客观上”帮助了希特勒和日本天皇。（这是无耻的废话）
　　另一方面，宗派的教条主义者以二战主要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是无可否认的——为借口，试图否认另外四种同时发生的战争，否认这四种战争里群众的斗争和相对自主。他们说，这些战争和起义在“客观上”只能帮助两个帝国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客观地讲，这也完全不正确）
　　所以他们和机会主义者一样，宣扬不干涉主义，也就是被动地屈从于超额剥削和大规模屠杀，只要“帝国主义战争”还没有在所有地方结束，也许这是所有国家同时立即爆发革命的结果。
　　在“统一原则”的名义下去掩饰真实的群众斗争的不平衡、综合性、矛盾性等特点。在实践中，不论初衷有多么好，实际上都是在助长消极被动，宣扬屈服于命运。
　　我们相信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当鼓励抵抗，反叛、群众起义和革命，与此同时促进阶级独立和自主，但是我们不会把这些当作给予进步进步、正义、合理的群众斗争以批判性支持所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
　　顺带提一下，一战要比二战更加“同质”，是一场更加纯粹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远离模式化教条主义的列宁，在那时就看到了“几种战争合为一体”的可能性。1916年7月，在与他的革命国际主义者同伴罗莎·卢森堡和哥尔特论战中，列宁在一篇名为《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的长文中写道：

　　假定说，比利时将在1917年被德国兼并，而在1918年举行起义，争取自己的解放……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会成为兼并主义者。[26]

　　列宁接着说到，尽管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起义发生在一战期间，但是和一切殖民地的起义一样仍然是正义的（其实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三种战争合一的“萌芽”）。
　　然后他提出了更加一般的观点：

　　因为，如果认为没有殖民地和欧洲弱小民族的起义，没有带着种种偏见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爆发，没有那些不自觉的无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地主、教会、君主和民族等等压迫的运动，社会革命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意味着放弃社会革命。一定要有一支队伍在这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社会主义”，而另一支队伍在那一边排好队，喊道：“我们赞成帝国主义”，这才会是社会革命！只有持这种迂腐可笑的观点，才会骂爱尔兰起义是“盲动”。
　　谁要是等待“纯粹的”社会革命，谁就一辈子也等不到，谁就是不懂得真正革命的口头革命家。[27]

　　荒唐而又迂腐！口头革命家根本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这不是我们说的，而是列宁说的，而社工党的同志们对二战期间的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及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等地的态度，与列宁所批判的人非常接近。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两种不同的方法。
　　卡利尼科斯，和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新斯大林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社民党、宗派主义批评家一样，认为托洛茨基在1939年误判了世界发展的趋势。他还指责曼德尔将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没有解释力的理论[28]，因为曼德尔试图通过改变寿命来“拯救”托洛茨基的预测。
　　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托洛茨基的所谓“紧迫”，与他对资本主义衰落的分析的内在逻辑有何联系？
　　《战争中的苏联》的著名句子往往只引用一部分，现在的卡利尼科斯也是这样。这篇文章没有说如果战争最终的结局不是革命获胜，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变成奴役人类的极权社会。但它确实说道：“如果假定，今天的战争引发的不是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衰落（托洛茨基并没有说胜利的革命——埃·曼），那时就将是另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垄断资本的进一步腐朽，它进一步与国家结合，在还有民主的地方用集权制取代它。”[29]
　　这个预言（它的“解释力”）并不没有达到像卡利尼科斯和其他批评者轻率断言的错误程度。因为，这场战争确实引发了革命，只不过不是学究们所想象的“纯粹”形式。战争也没有导致无产阶级衰落，而是又一次的崛起，这一次与1916年之后的形式不同，但仍然是呈上升状态，而不是衰落。所以这个精炼的公式，确实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1945—1949年发生的事情。
　　但是托洛茨基所谓的“紧迫”，短暂的期限又如何解释？
　　1939年秋天，在一场派别斗争中，为了处理斗争涉及到的主要历史替代选择，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最初的一点意见。几个月之后，他更加详细透彻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纠正了替代选择问题将在短期内解决的印象。在他的政治遗嘱，1940年5月发表的第四国际紧急会议宣言中，托洛茨基写道：

　　还剩下一个领导问题。这次，在两个国际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真正的革命分子是微不足道的少数的情况下，革命是否仍将被出卖？换言之，我们是否来得及及时地建立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正确地提出它。当然，由于革命领导的不成熟，一个或另一个起义可能或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但事关的不是一次起义。事关的是革命时代。
　　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路，如果不认为垂死挣扎的拖延是出路的话。应该对漫长的数年之久的、如果不是几十年之久的战争、起义、短暂的停火、新的战争和新的起义作准备……速度和期限的问题有巨大意义；但它不能改变整个历史前景，也不能改变我们政策的方向。”[30]

　　托洛茨基的这种分析，没有体现出任何短期的紧迫，而是以“总体的历史观点”为基础，难道它对二战后发生的事情真的没有解释力吗？
　　事实完全颠倒。由于卡利尼科斯沉迷于“统一理论”和“单因模式”，似乎没有注意到在二战之后，南斯拉夫、希腊、意大利、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中国确实发生了革命，或者说开始革命，印度和法国发生了革命前的危机。
　　在50年代，有玻利维亚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匈牙利革命、南越革命、古巴革命。60年代有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它在意大利的后续影响。然后是葡萄牙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并且我们所举的例子只是一部分。
　　与此同时，还有“局部”战争，它所造成的伤亡已经超过了一战。所以托洛茨基的分析和预测还是错的吗？
　　诚然，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严重低估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短暂休战”，也就是战后的长期繁荣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力（包括主要的生产力：无产阶级）的极大发展。我们稍晚一点，但不是太晚，在1953年纠正了这个错误。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托洛茨基的分析仍然比其他人所说的要正确。他们说，革命失败了，完全停止了；或者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完全停止了；或者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繁荣；或者无产阶级处于历史性衰退之中，革命完全停止了。
　　顺带一提，可以很轻易地证明，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1939—1940年前就提出了至少“四种战争合一”的理论（即将具有进步性质的俄国的自卫战争、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殖民地起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反动战争区分出来）。而且，托洛茨基在死前就明确支持东欧人民反抗纳粹占领，认为这是进步的。五种战争的理论不是为“一贯正确”而事后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并正确地预测了它们，为社会主义者的适当干预创造了基础。

“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断革命


　　我们要再一次指出，这不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学术问题。它事关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判断、政策、干预、行动。
　　如果你以一种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待阶级斗争、群众斗争和真正的群众革命（也就是劳苦大众大规模参与其中的革命），那么你当然可以认为印度支那革命、第二次越南革命、南斯拉夫革命、中国革命根本不是社会革命，因为这些革命受斯大林派领导、操纵，最终形成了官僚专制。如果这些指导起义的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或组织，那么这些起义就不是工人起义，而是资本主义起义。因此工人阶级等于资产阶级。（对于国资论者来讲，在上述的革命中工人阶级就等于官僚）。
　　对于马克思来讲，社会阶级是客观范畴，独立于他们的自觉意识水平。虽然罗马奴隶没有“奴隶意识”，更没有阶级意识，但他们仍然是一个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特定性质，阶级意识的水平是阶级斗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不能决定一场斗争是否代表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和阶段。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来讲，这种标准加以必要的修改也能适用。
　　卡利尼科斯看到像南斯拉夫、中国等国家（更不必提古巴和尼加拉瓜的革命）发生的社会革命向“斯大林主义转移”，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也承认。但对于卡利尼科斯来讲，这些革命只是“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和孟什维克、斯大林派一起反对不断革命论（最好说是战略），他们都鼓吹阶段革命论，认为不用摧毁资产阶级—地主—外国资本统治，不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就可以实现民族—民主革命（民族独立和激进的土地改革）。
　　卡利尼科斯混淆了国家的阶级内容和国家政治领导的性质，他试图捍卫南斯拉夫、中国、古巴等国家是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观点，也就是说蒋介石的国家和毛泽东的国家没什么区别，巴蒂斯塔的国家和卡斯特罗的国家之间没什么区别。
　　你不必忠于毛泽东，也不必把他塑造成一个支持直接工人权力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人，就可以认识到这里的真正关键问题是什么。在米哈伊洛维奇、乌斯塔沙组织为一派和铁托为另一派的南斯拉夫内战中，革命者应该保持中立吗？那将是彻底的反革命立场。毛泽东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因为政治原因，与“蒋介石的国家”相比是小恶？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创造一个“民主”国家。他的国家是一个极度专制的国家。所以哪里来的小恶？
　　正因为我们面临的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还有很多工人）与他们的阶级敌人作战，尽管他们的领导是官僚主义的，批判性支持人民解放军难道不是正当的吗？这场革命消灭了买办—地主——帝国主义的统治，难道不是使中国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或者我们能说这是一个“次要问题”吗？
　　将真正的社会革命等同于“纯正”的领导，“纯洁”的意识形态和“纯粹”的形式，最终只会得出一种不合情理的宗派主义结论，那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就否定了巴黎公社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生活要比这些书呆子的教条模式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例子就更加明显了。当卡斯特罗和桑地诺领导层在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热情支持下（包括古巴重要的城市工人阶级，他们相应卡斯特罗领导层的号召，进行总罢工）发动内战时，没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他们是“斯大林派”。
　　事实上，他们的斗争反对本土斯大林派和克里姆林宫，因为后者的立场往往十分强硬，有时则公然背叛和反革命。在古巴和尼加拉瓜，“国家资本主义”教条的潜在支持者，会站在卡斯特罗和桑地诺的一边战斗吗？还是应该加入斯大林主义的阵营，当一个弃权主义者，说社会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只不过理由不同：没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
　　或者说像我们所倡导的那样，去消灭资产阶级军队和国家，并至少消灭大部分的私有财产？这种方法有什么错误？这难道不就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吗？[31]
　　当然，我们可以加上民主的工人国家、自由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多党民主等等要求。但是这样的国家在1922年的俄国也不存在。难道苏维埃俄国在1922年就已经是资产阶级国家了？
　　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两种不同群众斗争方法，有着巨大的影响。保卫工人阶级的某些直接利益，是我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核心战略。但是，孟什维克在俄罗斯也是这样。这并不是孟什维克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区别。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布尔什维克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民族-民主任务，必须要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并为夺权作斗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体现并决定性地补充了这一立场，他认为要想完全实现民族革命的解放（革命）任务，彻底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就必须推进解放（革命）进程，直至摧毁资产阶级的军队和国家，这在近八十年的历史经验中得到了确认（在不断革命论得到执行的地方，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反之则产生了消极的后果）。
　　不论你喜欢与否，这就是铁托、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桑地诺所做的事情，这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初始动机和之后的政治发展无关。任何一个不抱残守缺，希望真正解释历史的人，都难以否认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一理论，也可以解释领导“在群众的压力下”领导革命获胜的说法。虽然这种压力确实存在，但是它不足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它低估了主观因素的关键作用，低估了上述官僚领导在主动性和方向性上的不可否认的优点。
　　希腊的群众压力难道比南斯拉夫要小吗？但是，希腊的斯大林派拯救了资产阶级国家，放弃了他们的武器。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了一场人民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国家和军队。同样的，印度尼西亚的压力难道要比越南和中国小吗？但是，在印尼，共产党允许资产阶级军队和国家保持权力，最终导致了反革命，一百万人被杀。在中国和越南，共产党打败了资产阶级军队，推翻了资产阶级国家。这难道只是“微不足道”的区别吗？
　　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纲领和原则，迟早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为了在革命中建立足够强大的、真正的、民主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阵营，知道自己的观点，知道任务的轻重缓急。

建设第四国际还是退回“民族共产主义”


　　在其他国家，有一些仿照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建立的小团体，哈曼试图为这些小团体的构成辩护，他说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南，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到这里为止还不错。他甚至指出社工党的追随者成功干预希腊总罢工和法国的反法西斯斗争中。[32]
　　但是这个论点自食其果：一个人怎么能严肃地认为革命社会主义者要懂得在希腊总罢工或法国反法西斯斗争中面临哪些任务就需要信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些在苏联性质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同志不也履行了这些任务吗？在英国同样的结论不也不也是如此吗？
　　俄罗斯的反人头税斗争、反对老布什和梅杰的海湾战争的斗争、正确评估尼尔·基诺克[33]政府对工人阶级影响，确定英国工人应该对资本主义欧洲采取什么态度，以及英国阶级斗争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这些与国家资本主义论有什么关系吗？
　　哈曼指责我们喜欢在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上敷衍了事，而不是准确地表述它。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事。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加总体性的观点，我们认为，先进工人必须在其基础上组织起来——并建立独立的组织——的纲领性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关系到推翻资本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独立的组织，以免工人阶级遭受可怕的失败，以免人类被消灭。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做准备和组织工人，使他们掌握经济和国家权力。只有当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与这个中心问题相关时，它才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真正敷衍问题的是哈曼。革命组织需要干预现在的斗争，支持眼下的和过渡性的要求并为此斗争，有意识地为工人政权准备基础，那么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来分裂革命组织是否正当，是否是负责任的行为？让国家资本主义教条的这个特别斗争，压倒整个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这是否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这不恰恰是马克思所说的，沉迷于“荣誉”（point d'honneur），而不是把阶级的总体利益放在首位？
　　正是由于国际化成为资本的主要趋势，由于一些对人类来讲生死攸关的问题正在“全球化”，所以进行世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不论阶级斗争怎样起起伏伏，但从长期来看，它也将变得更加国际化。认为欧洲工人阶级，包括英国工人阶级在内，可以通过国家范围内的自我防御，来应对欧共体的挑战，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只有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工人日益团结起来，才能有效地对抗欧洲内外的跨国企业。
　　但是为了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行动，你就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我们并不盲目崇拜像今天这样的第四国际。我们相当清楚，它太过弱小。我们支持建立一个革命群众的国际，由世界关键国家的革命群众党组成。在未来的群众国际里，现在的第四国际或许只是一个组成部分。
　　但不幸的是，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的国际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组织，毫不夸张地说一个都没有，将这个事项放在日程之上。在这种环境下，如果放弃建设第四国际就会一事无成。我们应该继续建设第四国际，与此同时，一切有利于一国和全球的革命者在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重组的行动，我们都要大力促进。经验已表明，建设第四国际有利于这种重组，并非它的障碍。
　　如果我们不去建设这样的组织，不去展示它可能以及如何运作和发展，那么人们就认识不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应该以国际组织为基础。这首先不是一个组织问题，也当然不是策略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纲领和传统的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葛兰西、布哈林以及无数人都谈过这个问题，他们说：“国际是我们真正的祖国。”
　　一个人不能一边倡导国际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与此同时把建设国际当作一个次要问题或今天不相干的问题，拖到遥远的未来。一个人不能一边支持不断革命论，一边说等待“更好的时机”来建设国际。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作为建设国际的中心问题，忘记国际只能以每个国家的具体阶级斗争为基础，至少也是大部分国家。
　　120年前，马克思在1872年于阿姆斯特丹发表的演讲中，历史性地总结了为什么要同时建立各国党和一个国际：

　　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注：在“人民国家报”上接着是：“别国的工人没有表现出团结的精神”。——编者注］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
　　至于我个人，我将继续自己的事业，为创立这种对未来具有如此良好作用的所有工人的团结而不倦地努力。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34]

　　第四国际尽管弱小，但却有着伟大的精神，因为它正是致力于这样一种事业。它是现存的唯一一个表达所有国家——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世界革命的三大部分”或“世界现实”——受压迫者的共同和特殊利益，并试图将他们团结起来的组织。
　　不论是在西方、东方还是南方，都有很多左翼热心地支持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支持东方反对官僚专制的斗争，支持西方的工人（以及女性主义和生态）斗争。但是除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第四国际，没有政治组织或流派准备同时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斗争，并且不会让它们附属于其他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这使得基本计划和干预措施具有同质性，比过去任何工人运动都要高得多。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第四国际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这不是一个崭新而显著的成就吗？难道这不值得我们真正为此而自豪吗？
　　当我们说第四国际仍然太过弱小时，我们必须补充一句，它比许多人想象得要强大得多。哈曼得出了错误的成员数字，因为他只强调了第四国际的失败，而忘记了说它的收获。事实是，在四个大陆的许多国家，第四国际正在成长，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国家。但是在这个左翼总体走向混乱和持续衰落的世界里，这可以算是相当重大的成果。这证明我们以适度而有限的方式，已经满足了一个需求。各国的组织和激进分子，以他们自己的阶级斗争经验以及由此得出的政治和理论结论为基础，纷纷加入我们。这和我们的辩论密切相关，哈曼同志。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拒绝参与这种共同的努力，实际上是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社工党在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组织，但也只是在英国而已。现在尽管它在口头上试图掩饰，但实际上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和扩大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社工党。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才会加入建设国际的行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仅仅是在一些国家按自己的模式建立自己的组织，拒绝将自己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革命者在各自国家和国际所面临的阶级斗争问题中得出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相同的纲领性和实践性结论。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民族共产主义”的客观辩证法的作用下，有两个第四国际之外最大的自称是托派组织的案例可以揭露它的面目：英国的“战斗派”组织和阿根廷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莫雷诺的追随者）。
　　这两个组织的领袖错误地评估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及其对各国的影响，采取了一种极为错误的策略。他们认为全国的工人阶级都在大规模地政治激进化，但实际上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攻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信用危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正在右转，尽管有很强大的防御性群众斗争。
　　这些错误的策略，使这两个组织的一部分领袖，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他们自己组织内的工人，发生了冲突。[35]
　　任何一个国家的组织不能参与这样真正运作的国际组织，以它的成员和群众运动来充分融入进国际无产阶级，就迟早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因为它必然会坐在办公桌后靠阅读报纸和书籍来分析世界发展，而且不会通过政治和组织实践来反复检查这些分析。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坚持退回“民族共产主义”，你们在英国也迟早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实践，就不会有足够的国际主义意识，而这需要一个足够规模的国际组织。[36]
　　我可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我们的观点。假设某个国家的工人（当然包括苏联在内）正在进行群众斗争，并达到了建立工人和群众代表会的程度，这些代表会的集中化已经提到了日程。诚然，这在近期不太可能发生。但是，社工党的同志们，和我们一样，和所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相信这迟早会发生，不会在意时间尺度。
　　现在我们再加上一个假设：假如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革命社会主义者，积极地支持工人代表会的集中化，并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做准备，但是反对国家资本主义理论。那么在夺取政权的前夕，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来分裂和削弱这些社会主义者，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甚至犯罪的行为吗？还是说你们真的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工人不事先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教条，就不能夺取政权吗？
　　一些人会说，这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工人能够直接去夺取政权（或许有几个例外）。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例子失去意义。工人夺取政权的时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是一系列中间关节之后的最后一环，这些中间环节就是首先让先进工人获取经验，得出结论，然后再扩大到广大群众，使他们的自主性和阶级意识日益增强，再辅之以足够的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
　　在所有这些领域，革命组织的活动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如果没有选举产生的罢工委员会和有倾向的集中化的经验，就不会出现工人代表会；如果革命社会主义者没有融入这些最初的自我组织之中，并获得权威，就不会出现革命的群众党。
　　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工人阶级的自主活动和自我组织，在今天，宣传和初步实施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为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而斗争，是为自我管理的计划经济而斗争，这是克服当前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信用危机的唯一方法。我们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是否处于同一阵营？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它的基础上一起建立一个国际呢？



[1] 见列宁对布哈林的党纲草案的批评，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版见《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137页，《关于党纲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

[2]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39年德文版第234页。中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

[3] 《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1页，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4页，唐山出版社，2015年。

[4]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英文版第二卷第510页。重点为曼德尔所加，同样见第534页：“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 暴露出来”。中文分别引自《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页，第61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5] 《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4页。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5页。

[6] 这里是暗指教会迫害支持日心说的人——译者注。

[7]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国家资本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阐释和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相似指出。更惊人的是，有关帝国主义国家长期没有革命前景，这两种理论得出了类似的政治结论。

[8] 《苏联的经济危机》，《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273—279页（探路者出版社）。

[9] “一国社会主义”（之后演变成一个“阵营”）的基本经济谬论在于幻想苏联在总产出、人均产出和人均生产率上可以全部赶超美国以及领先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维持无限期的高速增长。

[10] 从某一点开始，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预测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高于苏联。

[11] 当然是相对的爱国主义，而不是绝对的爱国主义。我们会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12]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75—276页，伦敦纽帕克出版社1967年版。中文引自何伟旧译，向青、林广厦校订：《被背叛的革命》第十一章“苏联往何处去”，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8年版。

[13] 苏联的高层试图阻止或者至少要限制这种对真实成本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手段是给经理们各种各样的指标：产出指标，原材料指标，工资成本，30年代中期之后还有净财政结果（net financial results）。但是这些指标之间相互矛盾。在实践当中，重点放在了完成产出指标上。来自顶层的压力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官僚计划体系的特点就是把力量集中在重点区域（目标），阻碍经济和社会整体的均匀发展

[14] 在资本主义下，企业不需要为“外部性”付款，也不纳入成本计算之中，这十分清晰地证明了浪费。但是，即便企业最终掏钱了，由于经济决策完全是从货币角度来考虑的，所以经济的社会非理性仍然存在，这只会使它的真实特点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在一个人进行投资时，即使有人会因此而死，但只要“回报”高于成本，那就是值得的，人命的“损失”变成了账本上的成本，一串数字。那么拥有无限可能的死婴的“损失”呢？宏观社会上的非理性，是极度不人道的。

[15] 《价值规律和苏联》（德雷克·霍尔，《国际社会主义》第49期，1990年冬季刊）。

[16] 见《“国家资本主义论”的矛盾》，英国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出版小册子，1970年，1973年。

[17] 俄国是一个特殊例子，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但又是不发达国家中最发达的。

[18] 这完全不代表可以选择支持专制，这是托洛茨基一直系统性反对的。我们支持的是外贸垄断。而这个垄断权，应该放在国家手里还是工人自我管理的中央机构手中，是另一个问题。

[19] 《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垮台》（Decline and fall of Stalinism）以及1957年第四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都完全围绕着官僚工人国家中自下而上的由群众行动发起的政治革命。在《第四国际》（Quatrieme Internationale）1957年6-7月号中，有一篇名为《从波兰工人党的第八次大会到第九次大会》的文章，编按中说明：“在之前的杂志中，我们暗示了哥穆尔卡等领导人的特征；在十月（1956年），它利用反抗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来对抗警察体制。但是哥穆尔卡仍然是一个官僚，他并没有试图促进群众进行革命，而是试图进行疏导，以避免发生革命起义。

[20] 马莱特·巴尔（匈牙利语：Maléter Pál，1917年9月4日—1958年6月16日）1956年匈牙利革命军事领导人，生于奥匈帝国匈牙利王国艾派尔耶什（今斯洛伐克普雷绍夫），曾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医学，后进入军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参与东线战役，后被苏俄红军俘虏，加入共产党。1956年时军衔为上校，负责指挥一个驻扎在布达佩斯的装甲师镇压1956年匈牙利革命起义者，但在与之接触后倒戈。马莱特随之晋升为上将，10月29日任命为国防部长。11月3日，在特科尔与苏联军队谈判时被捕。1958年6月16日与纳吉·伊姆雷等人一同被处决。

[21] 苏联及俄罗斯化学教师、政治人物、共产主义者。苏联解体后，担任俄罗斯未注册政党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总书记。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用一整版篇幅刊登了安德烈耶娃的来信，题目是《我不能放弃原则》。她在信中就苏联进行的改革和斯大林的历史地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苏联正在“背离社会主义”；目前对斯大林的批判有“不少歪曲和片面性”。4月5日，《真理报》发表《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以批判其观点。由此，揭开了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前夕的一场改革与抵制改革的论战。

[22] 扬·伊利埃斯库（罗马尼亚语：Ion Iliescu，1930年3月3日－），罗马尼亚政治家，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成员，曾任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总统（1989年—1996年、2000年—2004年）。

[23] 德雷克·霍尔，《国际社会主义》第49期，第109页；哈曼，见《国际社会主义》第49期，第80—81页。

[24]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253页，伦敦纽帕克出版社1967年版。中文引自《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九章“苏联内部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8年版。

[25] 《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3页，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5页，唐山出版社，2015年。

[26] 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28—39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第二版增订版。比利时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当然会支持比利时的民族起义，同时无条件地支持所有民主运动，包括民族独立，比如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

[27] 同上，第52—53页.

[28] 《托洛茨基主义》（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第41—42页，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见《托洛茨基主义》第54—55页，唐山出版社，2015年。

[29] 《战争中的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译文引自《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371页。

[30] 《第四国际宣言——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第四国际紧急会议1940年5月26日通过），译文引自《托洛茨基论反法西斯斗争》，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第436—437页。

[31] 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反，古巴有着世界上最进步的劳动法，比北欧国家或奥地利的还要激进。

[32] 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勒庞的时候，我们的法国支部当然不用去等待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宗派。

[33] 尼尔·戈登·金诺克（Neil Kinnock，1942年3月28日—，)。英国政治家，工党领袖。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的通讯记录稿》。

[35] 社会主义者当然会毫无保留地反对基诺克的政治迫害，尽管他们与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策略分析。我们对争取战斗派在利物浦补选中的策略提出批评，原因在于这没有使基诺克为他的政治迫害行为受到惩罚。

[36]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倾向在英国的活动中也表现了出来。它有系统地把自己和工党对立起来，尽管英国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都忠于后者，而这种忠诚只有在群众激进化的时候才能被打破，但群众激进化还没有出现。因此，社工党在介入群众斗争时（比如反人头税运动），往往把招募成员作为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