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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还是市场
曼德尔
1991年
鹅肝酱不加吐司 译
发表于杂志Critique communiste，1991, (106/107), pp.15-21），原文是法语，翻译参考： https://www.contretemps.eu/plan-marche-ernest-mandel/
计划还是市场：第三条道路
只要我们还没生活在一个充分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个社会以富足（abondance），也就是当前对物质消费品和服务的欲求的满足（需求弹性为零或负）为特征，那么经济问题从根本上就仍是稀缺资源配置（allocation）的问题。
不同的配置机制，归根到底〔译注：直译为“最后分析下来”，以下皆用“归根到底”〕，都与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社会形式、不同的经济模式相对应。一旦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后资本主义社会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的真正内容：市场经济是专制的“命令经济”（économie commandée）（它自1928年以来统治苏联，1945年和1949年后移植到东欧和中国，60年代移植到古巴）的唯一替代方案吗？
这场争论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长期过渡时期，市场机制是否能够仍然被使用——正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罗莎·卢森堡、葛兰西以及实际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所相信的那样（它们之间的差异涉及这些机制的范围和动态）——的问题。
争论涉及的是这个问题：市场是否应该决定稀缺资源配置的根本选择，这意味着它决定了主要部门之间国民收入的分配（répartition）及其中长期的演变？
换句话说，争论并不主要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工厂如何以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工作？它处理的是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多种多样的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服务与生产资料（如机器、原材料、能源）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不用于再生产的物品的生产，如奢侈消费品、武器等等，可用资源要如何在这二者间配置呢？是市场，即有效需求，或者说，货币收入与积累起来的金融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归根到底决定这种配置吗？是借助哪些机制？有利于哪些阶级或社会阶层（couches）？任何将这场争论化约为工厂或公司的效率之争的企图，都是在试图遮掩根本答案及其所包含的真正的社会选择。
两种平行的专制主义
为什么斯大林主义与后斯大林主义的“命令经济”是一种专制经济？因为配置稀缺资源优先级的相关主要决定是由少数人（官僚的政治领导人、高层［nomenklatura］，在少数高级技术官僚的协助下）做出的，而不是由相关的全体人口、生产者和消费者做出。
这些领头的技术官僚能够做出这些决定，是因为他们垄断了政治权力，而在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系统中，政治权力确保了他们对社会产品剩余的绝对控制。
但广义的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专制经济。这对各种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如此。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这个阶段之下一个世纪了，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存在的“第三时期资本主义”*是它的一个亚品种。〔*译注：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曼德尔的文集《晚期资本主义》法文版名为《第三时期资本主义》［Le troisième âge du capitalisme］。〕
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中，资源配置中的优先级，被大企业所有者的投资决策以及货币收入与积累起来的金融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压力所强加。
在市场上，简单工人、职员或技术人员有一票。中等的大资产阶级有1000票。非常大的银行家、工业家、亿万富翁们（每个国家几乎都有一小撮）有100,000票。很容易得出结论，在一个国家，比如说有6000万名居民和2000万户，1900万户有1900万票，50万到100万户有5亿甚至10亿票。显然，是后者通过他们的“票数”来决定优先级。
任何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一根本事实。同样，东方的经济的市场普及化的严肃捍卫者也不能否认这一点。正派的（catholique）波兰记者兼参议员安杰伊·什奇皮奥尔斯基（Andrzej Szczpiorski）谈到市场改革的影响：您将到处看见帽子和丝质内衣的商店出现，同时老年人必须历经千里才能找到卖牛奶和土豆的商店。我对市长说，“您可以卖掉商店，但为什么它们不能继续卖同样的东西？”市长回答：“废话真多。自由和幸福，就是最好的竞标者自己决定他们想要出售或购买什么。”（《自由荷兰》（Vrij Nederland），1990年11月17日）。
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这意味着货币财富（由银行信贷延续的银行账户的财富，或更简单地，保险箱和钱包里的财富）的专制主义，这表明，优先级是在绝大多数人民的背后决定的。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即“第三种模式”或第三条道路，显然是这两种专制主义的根本替代方案。在以协调的自我管理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计划（planification）中，稀缺资源分配的优先级是由生产者、消费者、公民们自己民主地决定的，他们有意识地在几种融贯的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在真正多元与多党的政治系统的基础上，充分而完整地运用一切的民主自由权（toutes les libertés démocratiques）。
第三种模式是值得追求的
支持或反对这“第三种模式”的论点众多而复杂。但它们基本上都简化为两个问题：这个模式它是否值得追求？它是可行的吗？
这“第三种模式”是值得追求的，因为，从一般的社会角度来看，它同时更民主、更公平（更平等，意味着更多的社会团结、更多的社会正义［justice sociale］）且更有效。
它更加民主，因为相关的绝大多数人口对自己的生存自己作出重大决定。在国家或市场的专制主义下，这些决定都是由少数人做出的。它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社会正义，因为它确保社会的最贫穷、最脆弱部分的基本需求，将在最高收入群体的不那么迫切的需求之前，优先得到满足。
就像今天世界上每个国度中，政府建议在财政年度开始时，为被视为绝对优先事项的国防和公共安全（警察……）保留5%的国民收入那样，公民群众将有权利和权力在同样的时刻决定有多少资源可用于他们选择视为绝对优先事项的任何目的：例如健康教育文化、环境保护、公共交通、基本基础设施、住房及其家用设备，必要时还决定日常的饮食和部分衣服（内衣、袜子、鞋子）。
在作出这些选择时，将不考虑它们是占可用资源的20%、30%、40%、50%还是60%，从而实际上减少了满足非必要需求的剩余资源。可以反对说，这导致了对少数群体消费者需求的某种不公平。这种反对是有根据的。但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某些需求将总是得不到满足。让少数人的某些需要而非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这更为公平。
我们不能无视第二居所（résidence secondaire；或译“度假房产”）的系统性建造，而这些住房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无人居住的，更不用说豪华住房了，然而数百万人仍然没有住房，或者住在明显令人遗憾的住房里，这相比于让豪华住房的部分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个合理舒服的合适住房来说，更不公平。
一旦满足了所有人的基本需求，我们就可以“调节”多数人的规则，并允许少数人获取经济资源。如果某些人口群体想将他们的额外收入用于第二居所或第二台彩色电视，他们应当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的话，而这个代价将会有点高。
他们不应该有权利做的，是给生产者群众带来额外的、超过他们愿意接受的工作量。在资本主义下，就业的波动以及失去工作与日常收入的恐惧强烈地阻碍了生产者自由决定自己工作时间限制的权利，而工作时间总是主要取自闲暇时间。我们所捍卫的社会主义计划模式意味着，设定这些限制的权利（droit）必须属于那些实际承担不利的人，也就是说，生产者自己。如果他们更愿意每周只工作三十或二十四小时，而推迟自己的部分消费，他们应该有权利做出这种选择。如果每个人都有最低消费水平的保证，那就必须提供高薪来说服人们工作更长时间。但相比于通过降低工资或威胁撤回职位与收入来迫使人们这样做，这更具社会公平性。
“第三种模式”还包含了社会正义的另一个方面。跨国托拉斯飞利浦解雇四万雇员，导致十万人的生活水平下降，这是由于管理者和金融家做出的糟糕决策，这涉及生产选择、生产成本、市场研究、消费者行为等等，而雇员们对这些糟糕决策绝不负责。但却是他们承担后果。如果那些做出决定的人是那些要承担后果的人，这难道不更具社会公平性吗？
经济和社会的最优（optimum）
民主社会主义的计划也保证了经济和社会效率的高水平。一般认为，作为资本主义行为核心的利润最大化规则，在企业层面上会带来最大的经济效率，只要它受到竞争市场的约束。这根本没有得到保证。但是，为了不偏离主要问题，我们将把这一点交给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但是，在这让我们强调一下，这不是真正的问题。他们的（通常是隐含的）假设是，整个经济的最大效率只是在个体公司层面获得的最优的总和。用学术语言来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最优是同时发生的。这种论点是错误的。
与通用汽车公司前老板Charles Wilson的一个众所周知且幼稚而无耻的声明相反：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并不一定（甚至一般不是）对美国有利。两个例子将指出，这个论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它们还将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公司的所有者和领导，正是因为他们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只考虑了压在他们年度资产报表上的货币成本和利润。他们不关心其他人因他们的决策而必须支付的费用。但由于总会有人为这些后果付出代价，因此这些开支必须包含在对这些决定的经济相关性的全面计算中。
如果100万家公司通过解雇100万名工人节省了200亿美元，从而大大增加了它们的利润，那么从公司的个体角度出发，它们已经采取了有效行动。但如果这导致，国家（l’État）要额外支付100亿美元的失业津贴；政府因失业者收入与支出的减少而损失50亿美元的税收；对于社会来说，失业者本可以生产的数十亿美元的有用产品没有生产；如果这些损失总额达到300亿美元，那么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从企业的个体角度来看有利可图的东西，显然是无利可图的。而且，这些计算还不包括失业给下岗人员、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和他们工作的同事带来的道德和精神痛苦的代价。
如果政府减少基础设施的维护支出，以减少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数百亿美元，这对他们是有利可图的。让我们甚至假设，正如所谓的“供给侧经济”的捍卫者声称的那样，这100亿美元产生了1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的额外增加。200亿美元的总收益，很可能是错误的估计。
但是，由于基础设施维护支出的减少，桥梁倒塌、道路恶化、交通减少、事故成倍增加，而如果事故造成的运输成本和医疗费用相应增加300亿美元，那么总体宏观经济资产报表会是负的而不是正的。
而且，在生态主义与和平主义关切日益加剧的时刻，我们已经了解到，即使是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之间的区别，仍然不足以对经济决策的整体合理性（rationalité）做出判断。
如果生产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在宏观经济上比“常规”武器“花费更少”，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选择贮存越来越多的这些有可能灭绝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武器？如果通过增加危险化学品的使用、摧毁热带森林、迫使数百万公顷土地荒漠化来增加粮食生产在宏观经济上更好，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使用污染大气、河流和海洋，而且因生态灾难而威胁人类生存的农业发展方法？
让我们再次强调：这是一个认识到某些选择是绝对的社会优先事项的问题，必须在不考虑“费用”的情况下执行，也就是说，不关注仍然可用于其他需要的稀缺资源的数量。市场经济不能、也不会强加这些优先事项。依靠民主计划的协调的自我管理系统，可以更容易地执行这些优先事项。
“第三种模式”是可能的
那些声称“第三种模式”不可实现的人主要使用两种类型的论点。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协调的自我管理是不可能的。它就算是以最低的效率在基本的生产与服务单位层面运作也是不可能的。
在争论中，第一种类型的论点尤其以亚力克·诺夫（Alec Nove）教授为代表。在他的书《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以《没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sans Marx］为标题翻译成法语，éditions Economica, 1983）中，亚力克·诺夫的主要论点与大量的经济决策有关，复杂的当代工业系统的运作依赖于这些决策，这些决策还影响着数百万种不同的产品。对于大量的生产者/消费者来说，就这么多产品的配置先验地（a priori）做出考量过的决定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做出正确的决定了。只有市场才能做到。
这种推理有几个不准确之处。首先，亚力克·诺夫谈到的数百万种产品中的大多数都不是由市场分配的，即使在资本主义下也是如此。正是这些部件、机器、原材料、半成品，其生产水平要么由大企业内部的技术系数决定，要么由使用者与单一生产者之间的直接订单决定。这在民主计划系统中不应改变。
第二，民主计划意味着广泛的权力下放（décentralisation，或译“去集权化”）。计划的决策必须在可以有效作出的层面进行审议后作出。并非所有生产者/公民都需要讨论和决策数百万个问题。波士顿的居民不需要决策圣保罗郊区的公共汽车站。电子芯片工厂的雇员不需要讨论制鞋行业的生产组织。教师不需要负责医院的运作。
一个协调的自我管理系统能够让数百万人参与管理经济的职责，正是因为这样每个人都对某些决定负责，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决定一切。
这意味着，在“第三种模式”中，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organisme），直接的自我管理与某些形式的间接代议经济民主相结合。关于稀缺资源配置的优先级的决策不会只由基层作出。它们也将在地方、区域、工业部门、国家（national）层面，并尽快在国际层面采取。在所有这些级别上，决策只能由选举产生的机关（instance）采取。如果选举是真正自由的、如果这些机关中的辩论是真正公开的、如果选民有权利撤换当选者，以及如果人民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某些根本问题，那么在决策程序中，就不会有任何根本上不切实际或官僚主义的东西。
其实，认为计划自动意味着庞大的官僚的观点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假设大多数人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关照自己的事务，那么显然其他人必须接替他们的位置为他们做这件事。但这一假设仍有待证明。这只是一种偏见，是原罪神话的回归。如果我们拒绝这个假设，那么相反的论点就会加强。只有使大多数人口确实地参与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才能逐渐获得越来越有效地做这些事的能力。我们无法不进入水中而学会游泳。
那些反驳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能性的人往往援引苏联和类似社会的先例。苏联的计划不是导致了大规模的，甚至是可怕的官僚化吗？事实上，这个论点颠倒了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并不是因为苏联经济在1927年之后成为计划经济而变得官僚化。而是因为官僚已经在苏联掌权，然后引入了计划来稳定和扩展其权力和特权，所以从一开始，计划就是官僚式的集中计划（补充一下：毋宁说是以固化的失调为特征的部分计划、伪计划）。
第三，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复杂系统的确需要许多仲裁、妥协、调解和争端解决的机制。从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断言过，在社会主义下，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期，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应该消失，在个体和社会、人类和自然之间会有完全的和谐。同样，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经济管理中我们可以完全没有专家和科学技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应该掌握在专家手中。此外，大型跨国公司的老板、所有现存政府的部长、更不用说高层的首长们——也就是说，所有在当今世界做出根本决策的人——真的是科学专家吗？
那些认为在宏观经济（宏观社会）规模上自我管理是不可能的人，混淆了社会权力的行使与权力的技术、科学、意识形态-道德框架（进程）。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生物化学或农学的知识不足，才不能决定地球上的每个居民都必须拥有确保健康生活的卡路里/蛋白质/维生素的数量！为什么少数的科学家，更不用说市场，每年有权利决定数百万儿童的生死呢？
企业家的个人动机的论点
奥塔·锡克（Ota Sik）教授也许能被引用为思想学派的典型代表，该学派认为基于生产者自我管理的“第三种模式”不能在企业层面运作。他的立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是“第三种模式”的捍卫者。今天，他是这样为相反的观点辩护的：“当时（1963年）以及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时我因华约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而处于流亡中——我都主张，这些（大型）公司应该有一种职工代表进行的集体管理，这代表了人民的所有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所有制。
但是，科学家必须能够，并且足够勇敢到，比照自己的想法与不断变化的现实。因此，在考察了南斯拉夫和中国以这种方式管理的企业所取得的成果后，我得出的结论是，领导作用只能由一个真正有动力、有能力的个体，一个代表着与过去的所有制模式不同的模式的人来发挥。这种集体管理只有在小型或中型企业中才能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而且只有在有某种形式的合作所有权的情况下。这也是必要的，劳动力与企业有密切的联系，以充分参与其运作，他们在之中花费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劳动者必须相互认识，对整个企业的发展有明确的看法等。
因此，从我的新认知出发，我不得不修改我以前的观点。我现在知道大企业必然意味着个体所有制，但是（这就是我想强调的）还要具有集体所有制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指的是劳动集体的所有制。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要采取个体化的形式。换句话说，集体持股的股份公司是最合适的所有制形式。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有企业必须转变为这样的集体持股公司，确保股东中的员工在资本金额上的高度参与。”（Czechoslovak life, n°Ⅱ, 1990；《捷克斯洛伐克生活报》）。
不幸的是，在这个分析中，科学很少，独断论（dogmatisme，或译“教条主义”）很多，因而只是一小份粗浅的卫道意识形态。所有制意味着占有和干涉的权力。说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是完全错误的。甚至连西方的法院都正式否认了这一点。通用汽车数百万股东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到工厂里然后要求将百万分之一的资产交给他。股东只是公司净收入股票的所有者，甚至在一定限制之中。事实上，股份公司绝非一种市场经济中扩散所有权的方式，而是将所有权集中在控制大型垄断企业的亿万富翁家族（金融集团）手中，而对此，中小股东实际上是放弃了对其储蓄的所有权。
在工人持股制的情形中，这一点会更加清晰。这些股票构成一个控制的整体，且不能出售。此外，还禁止解雇。在这种情形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真正的集体持股的股份公司，而是一种工人合作社。事实上，它是工人所有制的一种真实形式。假设这些股份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出售，那么工人就没有，或者将很快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并将不会有禁止解雇的禁令。
在这种情形中，是没法谈论工人的共同所有制的。什么样的共同所有者能被不顾自己决定地随即解雇？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我管理在其最佳运作时期的困难（且不说悲剧），恰恰在于它与市场经济交织得过于紧密。一旦市场确定了经济发展的主线，企业可能会因为缺乏盈利能力而被迫关闭。如果一个工人因为他丝毫无法控制的力量而被迫解雇自己，那么他怎么会是工厂真正的共同主人呢？
在大企业中，自我管理不能起作用，是因为工人彼此不认识，对整体活动没有明确的认识，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庸俗的偏见。大企业是一组小单位，就像大型医院或邮政服务一样。在这些小单位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而且，每个人都依赖于每个人。这些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本的合作，纠正了大单位特有的缺陷和低效。
相信个体所有者更加了解成千的工人，简直是荒谬。那些首席官僚，他们的领导方法只是增加了最高官僚子系统在顶层的权重、任意性、浪费和低效。
另一方面，管理的广泛信息化为所有劳动者提供了活动全体的清晰视野——除非特定少数人的自身利益故意禁止了它（资本家的利益或高层首脑的利益）。因此，我们可以完全将奥塔·锡克的论点翻转，来赞成自我管理。只有自我管理制度才能充分利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巨大生产潜力，因为它能通过追求工人群众企业的更高效率来激励他们。
由于部分官僚计划，经验表明，这种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席的。不负责变得普遍。但在市场经济中，尽管面临失业的威胁，不负责和缺乏积极性也同样广泛。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了解到，他们的努力主要有益于他人，而于自己则很少。这些努力通常有害于他们的健康、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工作安全。
那为什么要给别人白干活呢？[1]
在基于协调的自我管理的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系统中，生产者将拥有两种强大的物质激励，以拥有更高的效率。首先是他们对“社会红利”（额外收入）的期望，其形式由他们自己决定：货币的补充、消费品补充，或社会服务（假日住宿、学校、公共运输、住房），由他们自己与地方、区域或国家一级的其他工人合作提供。另一个激励可能是减少工作负担，也就是说可以在工作四、五个小时后回家，如果有关工作是在消费者代表的严格质量控制的条件下完成的话。
至于奥塔·锡克的论点（也是在同一次采访中），据他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需要为企业家的活动提供奖励，即“这些承担企业固有风险［原文如此］的人的勇气［也是原文如此］、他们的组织能力、他们的创造力等等”，这与锡克这样水平的科学家绝不相称。
在哪个资本主义大企业里，控制这些公司的大金融家，他们有这些素质？当您有10亿美元的财富（都不用说100亿美元），您的资本难道不是每年自动增加数亿美元，而实际上它每小时、每分钟在增加时，您无需动一根手指吗？而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是所有的大公司都被这类个体所控制吗？谁创造财富的增长？归根到底，这难道不从属于占有他人劳动的问题？金口圣约翰（Jean Chrysostomos）在蒲鲁东前1600年写下：“财产就是盗窃”时，难道不正确吗？
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天赐之人”（一般是黑手党）有机会便宜地购买过去由工人的无限辛劳和牺牲创造的公司，这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法占有案件吗？相关劳动者反抗这些占有，在道德上难道是不正当的吗？
在更高层次上，埃里克·弗鲁博顿（Eirik Furubotn）教授断然指出：“至于自我管理的企业，最终的结论显然是，无论它们对产业民主的贡献如何，它们都不构成一个自然高效的经济组织。可以证明，自我管理导致长期失业和资本配置不良。当劳动者投资者决定资本积累率时，既不能指望其实现有效的配置，也不能指望其实现改革目标。”[2]
然而，奥地利经济学家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使用与弗鲁博顿教授相同的新古典假说和方法证明，只有在投资决策普遍分散、公司一级的劳动者并不真正参与补充收入的分配、他们在维持或增加“资本存量”方面没有物质利益，或者他们失去了获得所出售实物资产份额的权利的情况下：换言之，如果本质上存在资本主义环境，这些结论才是正确的。
从一个在企业层面真正协调的劳动者所有制模式（财产社会化）项目出发，结合个体、团体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但具有真正的决策权和有效的工人控制，以及具有充分就业的真正保证，弗鲁博顿教授的论点就完全崩溃了。此外，经过长期分析，费尔表明，自我管理的公司能比私有公司更有效率[3]。
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合理性（rationalité）的辩证法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对于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第三种模式”，没有理由不考虑企业层面的效率。它确实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所有这些与“第三时期资本主义”下的真实情况相比（而不是与教条主义自由派在教科书中所声称的那样相比），都应该扩大而不是减少。
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货币的使用（这需要稳定的货币）和市场机制，本质上作为确保消费者更大满意度的工具，应该被排斥，甚至受到限制，只要这不会导致市场决定社会和经济事项的优先级。
在微观经济效率和宏观经济（宏观社会）合理性之间的辩证法中，存在一个根本逻辑。您能够只将可用的物质资源总量分配给需求的满足，其中包括环境保护等宏观社会需求的满足。尽管在使用某些资源（例如能源）时或许能够避免许多损失，但如果不使用更多的资源，这些需求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满足。然而，从一般的角度来看，增加对需求的满足实际上需要增加生产，也就是经济增长，特别是考虑到第三世界巨大的未满足的基本需求。
因为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企业一级的活动保证，因此在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的框架内，微观经济效率具有真正的重要性。
然而，将微观经济效率与宏观经济合理性的辩证法化约为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法是错误的。将货币作为账目单位的使用，与将其作为交换工具的使用有很大不同，更是与将其作为积累财富和决定投资选择和决策的手段的使用不同。
第一种使用将在社会主义计划中仍旧普遍。第二种在资本主义下就已经开始减少，并将在过渡时期继续减少，除了在某些消费品和服务领域。免费的消费品和服务生产的兴起将会必然发生。第三种使用应被严格限制并逐步消除。
我们已经指出，除了简单增加货币收入之外，其他形式的物质激励可以用来促进生产者在企业一级参与到争取最优利用生产资源的斗争。同样，价格波动以外的供给适应需求机制能够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提到消费者委员会与生产者委员会合作决定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的权力。在“第三时期资本主义”下，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完全）由生产端的公司根据市场研究和对消费者未来行为的预测确定，这些预测往往是严重错误的。消费者的有意识选择和基于它们的统计推断更不容易偏离目标。还可以利用包括市场机制的纠正机制，来实现必要的调整，从而与本质上仍非市场的方式相结合，让消费者确定自己的个人偏好。
同样，由众多消费者组织或消费者代表进行的非常严格的质量控制形式，是确保消费者满意度高水平的必要非市场手段。在科学专家的建议下，这些组织应该减少大量的资本主义第三时期滥用行为：充满化工产品的食物、有害或变质的包装、低质量的服装和耐用品，这些是个体企业利润最大化体制下消费品生产的特征。
或许可以指责我们对第三种模式的辩护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用主义的（pragmatique）。我们将斯多葛主义地背起这个十字架。〔译注：意为坚忍无怨言地承受苦难。〕事实上，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最有效而最人性化的道路是一个实验问题，而且必须通过连续的逼近来推进。为此，全面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都没有好的食谱书。我们只有一点一点地从经验出发，这些经验是要避免的最重要的错误，也是要促进的措施的最佳办法。我们不能期望完美，也不能承诺完美。我们可以拥有的唯一保证是，民主社会主义计划将导致更少的经济浪费，并带来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更少的非人道后果。正如托洛茨基清楚预见的那样，这始终需要三个主要因素的平衡相互作用。
集中计划（planification centralisée）、市场的事后核查与计划决策的事前纠正，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我们很乐意增加第四个条件：彻底减少每日和每周的工作时间。还有最后一个条件来评估“第三种模式”的可能性：政治条件。既然我们反对所有的违背多数人意愿将经济模式强加于所有人口的企图——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崩溃归根到底是由于这样的企图——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多数劳动者是否有可能真正接受“第三种”模式？
根据东欧和西欧最近的选举结果，更不用说美国和日本，人们会倾向于对这个问题回答“不”。但这并没有考虑到过去二十年里世界演变的一个新的重要方面：出现了“新社会运动”，以及更普遍地说，出现了新的政治思考方式和政治行动，它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社会的“普遍问题”：通过议会外的群众行动（或者通过全民公决）。
这一趋势在越来越多的国度已然明显。在法国，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阐明：在这个国度的历史上，第一次，数十万在街头抗议的高中生强迫政府和不热情的议会接受高于国防预算的国民教育预算。愿许多其他国度效仿这个例子！
发表于杂志Critique communiste, 1991, (106/107), pp.15-21）。
参考的原文遗失了注释[1]、[2]在正文中的位置
[1] Ward，Domar和Vanek认为在劳动者自我管理的行为中存在根本僵化，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凯瑟琳娜·萨玛丽（Catherine Samary）（《反对自我管理的市场：南斯拉夫的经验》；Le marché contre l'autogestion: l’expérience yougoslave], Paris, La Brèche, 1988）严厉批评了南斯拉夫的自我管理变体，这种变体将过度依赖市场与一党制结合在一起。
[2] 在日本引进的所谓“质量控制圈”的经验，以及各种工作组织方面的其他创新反映了资本家日益认识到传统的等级制没法利用新的技术潜力。但这些创新从根本上受到了它们对利润的隶属以及资本控制劳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持续需求的破坏。
[1] 中译注：直译为“为普鲁士国王操劳”（se fatiguer pour le roi de Prusse），该谚语意为付出很多、回报很少。
[2] 这些引文分别摘自：The Long-Run Analysis of the Labor-Managed Firm(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6, 1976) ; Worker Alien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Firm, in S. Pejovich (ed.) : Governmental Controls and the Free Market(A&M University Press, Texas, 1976) ; Tradable Claims and Self-Financed Investment in the Capitalist Labor-Managed Firm, 1980。我们已经将这些引用从费尔的德文书中转译了过来。
[3] [4] Ernst Fehr: Ökonomische Theorie der Selbstverwaltung und Gewinnbeteiligung, Campus, Frankfurt, 1988.（《自我管理与利润分配的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