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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前因后果
曼德尔
（一九九二年二月三日）
戈尔巴乔夫改良苏联官僚政权的企图失败，证实了官僚层的自我改良企图是不可能成功的。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与铁托、赫鲁晓夫、毛泽东或杜布切克的失败相似。苏联官僚层是太庞大了，它的社会网络太牢固了，它的惰性、因循、阻碍力和蓄意破坏的网络太牢固了，致使它不能被由上发动的行动所决定性的削弱。要移除它，就需要数以千万计工人创意力和行动，那就是说，需要从下发动的真正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戈尔巴乔夫无法发动这样的革命——他也不希望发动这样的革命。他的目的是要保持这个制度，同时深刻地改良它。
首先要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急进改良这个制度的方针，并不是选择任何意识形态的结果。它是客观条件无可避免的结果，是苏联从70年代末陷入愈来愈深刻的制度危机的结果。
这个危机的主要征象有：
一、生产增长率继续下降，而且在过去十多年来低于美国的增长率；
二、不可能在这些情况下同时进行经济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竞赛，促进群众生活水平的持续的、虽然是微小的增加，保持和扩大官僚层的特权。这些目标至少要放弃两个，甚至三个；
三、工业化由广度向深度转变遭遇失败，正如托洛茨基在20年代所预测的。这个转变要求优先考虑质量而不是数量、正确的成本计算、经济机制的透明度和消费者增强管理权等问题。所有这些条件都与官僚统治不相容；
四、社会严重倒退的迹象开始显露。这种倒退特别表现在六千万穷人的存在和保健制度的显著恶化（包括估计寿命在几年间的绝对的降低）；
五、由于反对的集团愈来愈来扩大（包括专家、作家、青年、被压迫民族、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行动的工人），政权已失去任何政治合法性；
六、非常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危机。这是官僚层不再能够控制的。
戈尔巴乔夫的失败，首先是经济“改革”的失败。这个经济改革，在开头没有好好的设计，中间又改变了几次方向，而且结合了矛盾愈来愈大的目标，结果，拆破旧的指令经济，却没有前后连贯的东西来代替。
从停滞到经济衰落
经过几次180度转变以后，经济终于在90年开始，从停滞走向衰落。飞速发展的通货膨胀是造成衰落的一个主因。企业之间的联系开始松弛。消费品从国营商店消失，渐渐被各种各样的黑手党和自由市场所垄断，以过高的价格在黑市出售。
1991年初，莫斯科每人每月的最低生活需要是200卢布。这还可以由最低工资来支付。到了同年10月，根据工会的计算，最低需要已上升到了512卢布。9成莫斯科人的工资都低于这个数字。从那时候以后，情形变得更坏。现在，我们看到了92年1月2日的物价大幅上升。由于广大群众生活水平继续恶化，戈尔巴乔夫就完全失去了群众基础。
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推动力，是以任何代价停止军备竞赛，和从帝国主义得到技术上与财政上的援助，来挽救这条下沉的船。这导致以牺牲中美洲、古巴的革命和南非、阿拉伯世界的斗争，来订立反革命的地区协议。在这点上，戈尔巴乔夫只不过继续了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追随者所长期推行的对世界革命的叛卖：对西班牙、南斯拉夫和希腊革命的叛卖，对法国和意大利在1944-48年和1968年的革命突破机会的叛卖，对中国、越南、古巴（初期）和葡萄牙革命的叛卖。
然而，如果期望戈尔巴乔夫成功是个幻想的话，对苏联在他统治下发生的深刻和正面的变化闭上眼睛，也是错误的。
这些变化主要地可以总结为“开放”，或者，如果你选择另一个说法，苏联群众实际享受的民主自由的扩张。
这些民主自由当然是有限的、局部的，而且没有得到宪法保障的，同时还与专制主义的东西相结合。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后期，这些专制主义的东西更加历害。但是，那些民主自由是真实的。许多政党、政治协会、社会团体和独立的工人组织兴起了。完全不受党的检查制度控制的新闻事业出现了。公众的、常常是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生了。罢工的次数和规模也在逐渐增加。使选民能够选择真正属于不同政治倾向的候选人的选举也举行了。
与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比较起来，这些变化对群众是巨大的。否认这一点，以及把戈尔巴乔夫描述为“极权主义”，等于美化斯大林主义的统治。
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政治犯数以百万计。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比在美国、英国、西班牙或者以色列的还要少。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所有的罢工遭到血腥的镇压。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没有一次罢工遭到血腥镇压。
对于苏联的政治现实有这样的错误看法，是对不同政权采取极左看法的结果。根据这个看法，只有一个分别存在：不是苏维埃政权，就是法西斯的——或者法西斯倾向的——资产阶级专政。所有中间的形式都看不见了。
1991年8月的政变发动者的目的，是要严格地限制、或者甚至镇压在现实中存在的民主自由。他们的意图是要压制罢工权和独立工人组织。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政变应该用一切方法来反对。这也是为什么应该高声欢呼政变的失败。
这个意思就是，苏联现在的劳动群众，必须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一方面要保卫、扩张、巩固民主自由，另方面要反对私有化。放弃这两个中心斗争的任何一个，就等于牺牲劳动阶级的基本利益。
如果劳动阶级不能重新有力量建立群众性的、独立性的政治阶级组织的话，前苏联的政治革命就没有发展和胜利的机会。反过来说，这个目标也只能通过长时期的学习、斗争的发展和新先锋的形成，才能实现。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这个过程将会更长、更难和更少成功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必然长期来说会复辟。
戈尔巴乔夫不是被群众的动员所推翻。他也不是被帝国主义攻击或者国内的资产阶级力量所推翻。他是被官僚层中叶利钦所领导的一翼所推翻。
叶利钦：官僚架构中人
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一样（如果不是比他更甚的话），代表官僚层的高层中的一个派别。从叶利钦整个过去的历史和教育来看，是官僚架构内的人。他作为民粹主义煽动者的本色，并不能使人修改对他的这个判断。如果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更少倾向于回避问题，他更专制，因此对群众而言，更危险。
人们会说，戈尔巴乔夫继续含糊地说他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叶利钦则与戈尔巴乔夫不同，曾经公开主张恢复资本主义。这是事实。但是，光是信念表露，不足以让我们对政治人物作出评价。我们还要看实际的情况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利益。
从这个观点来看，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联合体”的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代表官僚层中的一个派别，并不同于所谓资产阶级力量（特别是“流氓百万富豪”新资产阶级），虽然他们在边缘上会重叠。
最典型的例子莫如乌克兰和哈萨克的总统。这两个人已经和叶利钦在一起“叛卖了戈尔巴乔夫”（用戈氏自己所说的话），解散了苏联。
这两个人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都是他们的加盟共和国内的斯大林主义机构的领导人。这两个人都毫无改变地继续依靠当地的秘密警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开头，他们两人都在观望，或者支持政变。他们都利用他们地区的群众的反对民族压迫的合法斗争，来把他们自己转变为“民族主义领导人”。
他们的犬儒主义，可以从他们之准备至少在目前与叶利钦和他的追随者搞在一起看出来，因为后者是不折不扣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我们在前苏联所看到的，是以下的三种力量之间三角斗争；官僚层的高层的几个派系结成一个力量；主张直接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那就是取“力量”这个名词的社会意义来说的资产阶级力量；劳动群众的力量。这三种力量是不同的，是按照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独特的利益而行动的。
新的政变有可能再发生。由于叶利钦所推行的反工人、反人民的政策，他可能会很快地失去人民的支持。在他的背后，可以看到谢利诺夫斯基这个邪恶人物。谢利诺夫斯基这个苏联的极右派，正在同时从斯大林、沙皇和智利独裁者皮诺息寻求灵感；他已经得到军队中一个派系的支持；他的思想是狂烈的大俄罗斯主义、排外主义、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结合。他来日的声望不可低估。
今天在前苏联还没有革命或革命前夜的局势。毫无疑问地，今天的工人阶级比它的敌手强大得多，也比1917年或1927年的工人阶级强大得多。在这同时，斯大林主义正处于崩解的过程。但是，要使斯大林主义为政治革命所推翻，工人阶级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起来行动。这在今天还不是如此。
由于斯大林主义独裁制使世人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原本观念产生极度的不信任，今天苏联社会的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危机所造成的空虚，还一时不能由工人阶级来填补。这还是在进展中，不过，只是短期的，而且是片断的、不连续的。右派则有政治的主动力。
历史进程的断裂
与我们的一直到1980-81年（团结工会的初次兴起）的希望相反，从伏古达劳工营的暴动和1953年的东德起义、经过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到“布拉格之春”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初步阶段的历史进程，已经断裂。需要时间才能恢复。
这是不是意味，官僚层的耐久的保持权力，或者资本主义的真正复辟，是最可能的后果？不是的。这两个前途都像快速地进展到政治革命一样的不可能。
是的，叶利钦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朝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初级步骤。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和完结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要使资本主义真正的复辟，光是商品经济（这在今天的前苏联还没有像19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那么发达）的扩张是不够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必须也要变成商品。这需要一万亿美元。这么一笔大数目的钱，在目前的情形下，无论在西方，或者在前苏联本身，都是无法筹措的。
另一个全盘资本主义化的必要条件是，劳动力要受到“劳动市场”的规律支配。这就牵涉到3千万至5千万人失业和生活水平降低3成至5成；这一定会遭到猛烈的抵抗。
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长时期的分解和混乱。我们的真实的希望必须是，苏联的工人阶级将会在这个时期逐渐地重新获得它的阶级独立性。现在还小的而且分散的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与工人联系起来，并且帮助他们克服到达那个目的的障碍物。
【兆立译自221期（92年2月3日）《国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