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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及其前途
曼德尔
（一九九二年七月）
【本文是作者1992年7月16日至19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举行的圣保罗论坛(Sao Paulo Forum of left parties)第三次讨论会上的演讲稿】
自197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阶级力量均衡趋向恶化。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的衰退浪潮带来的失业人数增加，在帝国主义国家，失业人口从一千万增至五千万；在第三世界国家则达到五亿之多。这就是说许多落后的国家有半数以上的人口是找不到工作的。
失业大量的增加与在业者的失业恐惧，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有利于全世界资本家进攻，其目的是削减实际工资和社会及基础架构的成本，去增加利润。新自由派及新保守派的反攻不过是对社会及经济反攻的思想表现吧了。
大多数自称社会主义的群众党的领导层已向资产阶级的反攻投降，和接受共其紧缩政策；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看到在许多国家如法国、西班牙、荷兰、瑞典、委内瑞拉和智利以各样形式出现。由此，工人阶级失去了方向，在整个时期，使群众更难采取自卫的斗争。
社会主义认受性的危机
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连同在东欧、前苏联、中国及印支的制度所发生的思想及政治危机的影响，造成了一个深广和几乎是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认受性的危机。
在全球大多数人的眼中看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两个主要历史经验（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失败的。
当然，群众是很清楚，这是整个激进社会目标的失败，但并不表示由此否定社会现实的重要和具体的改变，是有利于被剥削阶级；在这意义而言，回顾过去150多年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及其不同流派，仍然是肯定的。
但在千百万工人对于将目前的斗争引导到推翻资本主义，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不公平或暴行的无阶级社会的信念，就不一样了。缺乏这样的信念，目前的斗争是零碎和断续的，没有全盘的政治目标。
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东欧及前苏联（更不必说像柬埔寨那样的国家）的群众，将斯大林主义及后斯大林主义独裁，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作同等看待，因而对两者都同样抛弃。
斯大林谋杀了百万共产党人及迫害了千百万工人及农民。这些事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者革命的产物，而是由于血腥的反革命的结果，但群众对这些事件的观察是不同的。
这个社会主义不被认受的危机，说明了目前世界局势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国际资产阶级不能够像在30年代及40年代初在欧洲、日本及许多国家将工人运动击溃；另一方面，工人群众还没有准备作一个全球性反资本主义的战斗。基于这原因，我们正处在全世界危机和混乱的时代，没有任何一方面的主要社会阶级能够保证取得历史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千百万有自觉的工人对社会主义可行性的信念。唯一使我们能够做到这工作的，就是首先要从群众目前的需要出发。任何另类政治经济模式必须包括这些建议，能够给予群众最具体和有效的援助，使他们能为自己的需要成功地斗争、
当前的目标
我们可以用近乎圣经的词句，列出下列的要求：消除贫苦人民饥寒的威胁，使人人都有尊严的生活，挽救由于缺乏医疗而死亡的人，免费文化教育，扫除文盲，普及民主、自由、人权，消灭所有形式的暴力迫害。
所有这些都不是教条，也不是幻想。虽然群众还没有准备要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但如果我们将整个目标用最具体的方法提出，群众是会接受的。而且还会扩大和综合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我们的建议必要尽可能具体，例如那种粮食可以生产、用什么农药技术，在什么地区或国家生产什么材料，等等。
当考虑到要达成这些目的的必需条件时，我们便会得到结论：这样的纲领含有的意义是，将现存的资源作基本的重新分配，以及将支配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力的社会力量作基本改变。我们很坚定地确信，当现实揭示出这些含义时，群众是不会放弃为这些目标而斗争的。
因此，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历史挑战之一，就是能够领导广大的群众斗争，去满足人类当前最迫切的需要。
在今日的社会，在没有一个短期或中期的取得政权或参与政权的目标的情况下，是否有其他短期或中期的模式？我以为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很明显的，政治权力的问题将无法避免。但政权斗争的具体形式以及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具体形式，是不应预先确定的。具体目标与斗争的具体形式尤其是不应从属于短期内可行的政治目标。
相反，决定目标及斗争形式，不应存有任何政治的偏见。计划必须如伟大的策略家拿破仑所说而为列宁多次重复的语句：“先投入战斗，然后观察。”
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在最有深刻影响的群众活动的期间怎样去进行两个最中心目标的斗争：八小时工作日及普选权利。
帝国主义的影响
今天，帝国主义（或者更确切的说，帝国主义及大资本的联盟）能够阻止拉丁美洲国家去实现这些同样的目标？帝国主义能否防止资本的流入及技术的转移，正如目前通过国际货币基金会及国际银行所给予的很大压力？
同样地，我认为这样的条件下提出问题，会使我们堕入陷阱。事实上，没有人能预先回答这问题。归根结底，完全是依力量对比而定，但这对比不是预定的，而且经常在改变。此外，群众行动为可实行的、明确的目标而斗争，是唯一正确方法去改变力量对比，有利于工人及所有被剥削及被压迫的大众。
我们不要忘记，帝国主义正经历领导层的深刻危机。美帝国主义尽管巩固了在军事上的支配地位，但失去了它在科技及财经方面的优越地位，不再能够将它的意志强加于两个主要竞争者：日本和德国帝国主义。它不但不可能控制本国群众的反应，而且也不可能在国际上起同样作用。
在这情形之下，争取立即取消付还外债的斗争，有很多可能的形式。当然，希望拉丁美洲及“第三世界”的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很不可能的。但如果在像巴西这样的国家的工人党胜利而采取这一措施，我们不可能预先估计帝国主义的反应。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经济封锁的行动，但封锁对巴西（拉丁美洲最发展的国家）比较封锁那些小国家（如古巴，更不必说尼加拉瓜了）更加困难。
而且巴西有能力用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式的政治经济办法，发动政治攻势，引导许多国家的群众发出下列的呼声：你们是否允许我们的人民为了消减饥饿、疾病及践踏人权而被惩罚吗？全世界工人群众的回应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可能是不足的。也可能是积极的。但它会是一场大仗，可以改变全球政治局势。它可能改变力量对比；它可能帮助恢复建立一个较好的世界的信心。
这是提纲，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分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不是将预定的目标教条地及教派地强加于实际的群众运动。只有这运动的自觉表现，才使得一个新社会的原素从旧的种子中生长出来。
跨国公司
从今日的中心问题之中，我们可以阐述这些提纲。跨国公司愈来愈控制了大部分国际市场。这显示了国际资本集中化的更优越的形式，也导致阶级斗争更国际化。
很不幸的，在这意义上，国际资产阶级较工人阶级更有准备和一贯。基本上，工人阶级对跨国公司的行动只有两个可能的选择：或者是倒退至保护主义及保护所谓本国的竞争能力，这就是在每一个国家内和雇主及政府作阶级合作，按情况反对“日本人”、“德国人”或“墨西哥人”；或者是全球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本国及国际的剥削者。
在第一种情形下，工资、社会福利保障及劳动条件将无可避免地作螺旋形下降的现象，会在各国发生，因为跨国公司可以经常剥削低工资的国家，将生产转移至该地，或者向工人运动勒索，使它预先让步。
在第二种情形下，最低限度可以使得落后国家高工资，增加社会福利保障，以及正面地减少生活水准的差距。
第二种可能的回应并非是反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或者创造职位，而是含有另一种发展模式的意义，这个发展模式不是基于低工资的输出，而是基于本国市场的增长及人民基本需求的满足。
对跨国公司的攻势所采取的国际主义的回应，需要工会，特别是代表之间，采取直接共同具体的主动，以及独立及具战斗性的工人在世界各地同一跨国公司或者同一工业的分厂同时采取主动。这情形已经开始出现，虽然还是微小，却是真实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企图将墨西哥转变成为一个庞大的低廉工资的“自由经济区”，正好为这回应打开道路，而且可能扩大到整个拉丁美洲。
新社会运动
同时，所谓新社会运动只是反映庞大社会阶层被目前资本主义动力所抛弃的极度不满。这股动力含有危险的因素，使这些阶层更趋非政治化，可能成为右派进攻（包括法西斯的进攻）反对民主自由的社会基础。任何“社会和平”政策或虚假现实的与资产阶级寻求共识，会造成似乎没有其他政治选择的感觉，因而使这危险更恶化。为此，工人运动建立与“下层阶级”（没有组织的贫苦大众）的架构上的联盟，帮助他们去组织、自卫以及取得尊严和希望，是极其重要的任务。
工作的进行必须要非教条主义的，要消除只有自己才拥有真理和唯一答案的态度。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是一个广大的经验实验室，没有明文规定。我们需要从实践中学习，特别是从群众中学习。为这理由，我们必须与整个左派交换意见及进行友谊讨论，容许每人保卫自己的立场和组织原则。
在更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目前世界面临严重危机这一事实：这事实上是人类生死攸关的问题。饥饿、疫症流行、核子威胁、自然环境的破坏，所有这些都是新旧资本主义世界混乱的基本现实。
在第三世界，每年有一千六百万儿童由于饥饿或可治的疾病而死亡，这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广岛及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换句话说，每四年便有一次袭击儿童的世界大战。这就是目前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的现实。
非人的现实：非人的效果
非人的现实产生非人的政治及思想的效果。在巴西东北部，穷苦人日常食物由于缺乏维他命，已产生新的矮人族，这些男女体格已经改变，比同地的其他人矮小三十公分。全球各地有千百万不幸的人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称这些人为“人鼠”，这样一个名词含有非人的意义，使人回忆到纳粹所发扬的东西。
在东欧及前苏联，由于逐渐恢复资本主义，过去被认为是野蛮的及落后的社会政策，现在已开始重新恢复了。大企业的私有化，可能造成三千五百万至四千万人失业和工人工资降低百分之四十。
如果我们能将反对这些威胁的斗争连结一致，社会主义便可能恢复认受性和可行性。这需要附有下列条件：
·首先，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不可将群众的社会斗争从属于任何政治方案，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站在群众的一边和他们共同斗争。
·其次，我们要向群众进行全面社会主义模式的宣传和教育，检讨近数十年来的经验和新的意识形态。
我们必须保卫一个能够完全解放所有生活领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样的社会主义必须是自我管理，男女平权的，生态的，激进和平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它必须在质量上扩充民主，也必须是国际主义的及多元的——包括多党制度原则。但最基本的，是要解放生产者；如果生产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劳动分工没有逐渐消灭，则生产者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生产由生产者控制
生产者必须握有实际权力决定他们的生产及得到社会产品的大部分。这权力的行使必须是完全民主的方式；这就是说，必须表达群众真正的愿望。如果没有政党的多元主义及群众能从各具体不同的中央经济计划之间作选择，则民主行使这种权力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没有中规模减少每日的工作重负，也是不可能的。
人们多少都同意：资本主义社会和消失中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贪污及犯罪行为是不断增加。如果没有大大消除金钱及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而希望文明社会及国家可趋向道德化，那只是幻想及不现实的。
如果不是有系统地反对自私及只为追求个人利益而不管对整个社会的后果影响，我们是很难保卫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远景。因此，必须着重团结和合作互助，而且这是决定性地减少社会上偏重金钱的先决条件。
·第三条件就是要完全摒弃在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内所有家长制以及从上而下的实践。我们必须反映及传达马克思对政治的主要贡献：工人的解放将是工人本身的工作。国家、政府、政党、任何假设一贯正确的领袖或专家，都不可能为他们完成这工作。他们在工人解放斗争中可能有用，甚至是必需的，但他们只能帮助群众解放自己；不能代替群众。企图为人民谋幸福而违反他们自己的信仰，不仅不道德而且不切实际。这是从东欧及苏联官僚独裁崩溃得到的最主要之一个教训。
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行动必须要完全和他们的原则一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一定不要为脱离或压迫群众的运动作辩护，我们一定要在行动中实现马克思所号召的、应无条件地履行的责任；为反抗所有令人类异化及耻辱的条件而斗争。如果我们的行动能与这应履行的责任一致，社会主义将会重新成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终会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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