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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在安特卫普去世
格里·弗利（Gerry Foley）[1]
（1995.8）
赤心 译
原文发表在1995年八月号的美国《社会主义行动报》（Socialist Action）第13页
第四国际——由托洛茨基与他的志同道合者创建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几十年来最广为人知的领导人埃内斯特·曼德尔，于7月20日逝世。
曼德尔七十出头，但多年来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尽管如此，他仍继续参与第四国际的生活，并致力于图书项目和公开讲座。
自从托洛茨基以来，曼德尔比第四国际任何其他领导人都要更多地在书籍和思想的世界中建立了托洛茨基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两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 Economic Theory），1962年以法文出版，后来翻译成多种语言。
这本书可能会被人们铭记为他的主要文字遗产。曼德尔的作品是在二十世纪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重大改写，利用现代证据来强化马克思主义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进化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后续作品为曼德尔作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国际青年激进化的文化英雄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曼德尔在16岁时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积极抵抗纳粹占领他的祖国比利时，被纳粹逮捕，关入集中营。被捕后，德国当局发现了他的犹太人血统。只是因为战争快要结束，才免于虐待或死亡。
战后，曼德尔在重建以欧洲为中心的第四国际新领导层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是当时最强大的第四国际党，为这项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各种各样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和团体中，社工党以其组织专业性和一贯的工作而着称。我记得曼德尔告诉我他当时从社工党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组织的知识。
曼德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参与和活动为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工作做好了准备，这一事实被那些试图模仿他作为学者而不经过革命斗争学校的人所忽视。
曼德尔主要著作出版的直接背景是他在1961年比利时大罢工期间编辑革命报纸《左派》（La Gauche）。在它最辉煌的时候，该报在一个人口比纽约市还少的国家发行了30,000份报纸。它成功地成为总罢工运动的左翼的机关报。
在曼德尔的编辑下，《左派》在将革命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口号和象征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效果，这些口号和象征可以吸引最近参与最强大阶级斗争的群众。该报还敏感地处理了比利时出现的复杂的民族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于佛兰德斯和法语区瓦隆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多年来，曼德尔为《左派》写了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演变的分析，这份杂志仍然是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报纸。在这些文章中，他展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可以抓住复杂发展的本质，并以清晰和专注的方式解释它们。它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服务于整个第四国际的刊物。’
第四国际分裂
在1952年至1953年发生的第四国际的灾难性分裂中，曼德尔与第四国际欧洲中心领导人米歇尔·帕布洛（Michel Pablo）对抗以詹姆斯·坎农（James P. Cannon）和约瑟夫·汉森（Joseph Hansen）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扩张以及南斯拉夫和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给帕布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帕布洛发展了斯大林主义具有双重性的理论，即它可以发挥革命性和反动性的作用。
帕布洛根据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理论制定了一项政治战略，战争的影响将推动群众性的改良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决定性地向左转。为了参与这一过程而不被边缘化，他认为第四国际支部必须在没有任何明确纲领的情况下进入这些群众党。这与托洛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为吸引当时在社会党中发展的左翼而号召的打入不同。
当帕布洛试图利用国际中心的权力将这一政策强加于所有支部，甚至是大多数成员反对这个战略的支部时，第四国际分裂了。
然而，在比利时，打入行动取得了一些成功。托洛茨基主义领导的派系成为社会党的主要力量。但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于1964年12月开除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之后，比利时第四国际主义者未能将追随他们的力量转变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党。
相反，他们分别在佛兰德斯，瓦隆区和布鲁塞尔组建了三个中派主义小党。这些团体——与曼德尔担任总书记的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有联系——迅速消失。后来，第四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建成，主要是出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青年激进化。
青年激进化的英雄
曼德尔成为一名国际政治人物，主要是因为1968年5月至6月的法国起义。在叛逆的学生看来，他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化身。
曼德尔精通英文，能流利地说德语和佛兰德语，西班牙语也过得去。但法语是他政治生活的主要语言。在1968年的事件中，他是法国大学革命发酵的核心人物。
在世界各地，每当学生占用校园或大楼时，他们的第一个想法往往就是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候给曼德尔打电话，要求他提供支持信息——这是他总是乐意见到的要求。在许多国家，成群结队的革命青年参加他的讲座，曼德尔热情地回应他们。
在1974年至1975年葡萄牙革命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我目睹了这一点。虽然我不同意曼德尔为葡萄牙革命提出的那条路线，但无可否认，无论好坏，他都在激进青年的浪潮的现场。
在我看来，这是曼德尔的弱点和力量的源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激进化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帝国主义暴行的道德义愤的巨大爆发，但它缺乏实际的组织和观点，以及社会深度。它太笼统了。
在这种氛围中，曼德尔也越来越倾向于脱离现实。随着青年激进化的衰落，他在政治干部中的权威随之减弱。
保卫第四国际
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曼德尔对第四国际的未来保持着热切的信念，即使他的策略想法或理论创新使他有远离明确的纲领的危险。他的权威对于保持国际的凝聚力非常重要。
尽管在1952-1953年分裂时，曼德尔站在帕布洛一边，他和第四国际中心的其他年轻领导人很快与帕布洛发生冲突。在第四国际1963年重新统一和根据古巴革命胜利开创的新时代重新确定它的路线这两件事上，曼德尔发挥了关键作用。
20世纪60年代末第四国际又出现了新的分裂。第四国际的一个派别受青年激进化的极左倾向和古巴人思想的影响，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小型游击队在拉美各地发动革命进程，曼德尔支持这一派。社工党内有经验的托洛茨基主义领导再次抵制这个倾向。
国际再一次接近分裂。但是，无论曼德尔可能多么屈服于当时的风气，他仍然致力于国际的统一。社工党领导层能够与他及其合作者进行谈判以避免分裂，并通过辩论和接受事实检验最终解决主要分歧问题。
然而，正当分歧得到成功解决时，社工党本身也爆发了政治斗争。该党的前任无产阶级领导人已经去世或被新的年轻领导人抛弃。现在，社工党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都希望融入他们所谓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社工党全国书记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宣称，到20世纪80年代末，除了宗派分子外，没有人会自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曼德尔转而保卫第四国际，反对巴恩斯的新政治方向[2]。他发挥了自己的全部影响力，让第四国际创办一份新的英文国际杂志，反对《洲际通讯》（Intercontinental Press），这份创办于1963年重新统一时的杂志由巴恩斯领导层掌控，现在反映了他们的改良主义观点。
当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也决定抛弃托洛茨基主义时，曼德尔在第四国际的新杂志《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的特刊上写了一篇有力的文章[3]，回应他们。
曼德尔非常相信书籍的力量。我记得有一次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位于巴黎的一间非常大的书店里，他指给我看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的一切书籍。“这是伟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这是渺小的曼德尔，”他说道。
仿佛他看到美德在文字领域得到了回报，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回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两个领域不能真正分开。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产生的书籍是革命者解释和介入我们时代斗争的最佳和最有用的指南。但它们植根于我们运动的实际经验，它们的范围不能超出这种经验的局限。
在托洛茨基之后，第四国际所产生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家——曼德尔本人的成就源于建立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的斗争。
曼德尔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遗产。但他对今天的第四国际最重要的遗产是他对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的未来的信心，他对第四国际统一的奉献，以及他的观点，即革命运动中的所有根本性的分歧都可以通过讨论和接受事实的检验来克服。
[1] 格里·弗利（Gerry Foley, 1939-2012）是美国托派，《国际观点》创始编辑。——译按
[2] 曼德尔与社工党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写了一系列文章，有《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目标的辩论》、《保卫不断革命论》、《论工农政府》、《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在这些文章中曼德尔保卫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和纲领。——译按
[3] 即曼德尔的《一场分裂的解剖：为什么澳大利亚社工党会离开第四国际》，发表在《国际观点》特刊，第93期。——译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