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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著作是21世纪革命斗争的重要遗产
﹝德国﹞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 Kellner）
2020年7月20日
别惹蚂蚁 翻译、韩达 校对
25年前去世的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1923-1995年）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理论遗产。这对于任何想要对20世纪有均衡判断并在21世发展革命观点的人来说，都是绕不开的。
欧内斯特·曼德尔思想的中心线，即他的著作和他作为战斗的革命者的生活所围绕的轴线，是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自我活动和民主的自我组织：这是人类普遍解放的基石。他对为无阶级社会而战的策略作出贡献的中心思想，同时他对社会主义民主走向世界的精髓，源于他对资本主义和其它强制性现代制度的批判。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国际主义是有机的，与他专注的中心联系在一起，与他对被雇佣者，受压迫者，被剥夺者和所有被遗忘者的利益的承诺密不可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内斯特·曼德尔在这么多的主题上写作。他的杰出传记由扬·威廉·斯图特耶（Jan Willem Stutje）所撰写，向我们展示了曼德尔本人的生平及其对革命事业和建设第四国际的奉献精神。[1]吉尔伯特·阿切卡尔（Gilbert Achcar）编辑的1999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研讨会上发表的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演讲集非常丰富。[2]我关于他的理论工作的书主要但不仅仅基于对他著作的评价，在讨论其理论优势和劣势的同时，对他的理论贡献给出了总体看法。[3]
政治经济学批判
曼德尔于1962年出版（于1960年5月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 Economic Theory）试图证明“在当代科学的科学数据的基础上，有可能重构卡尔·马克思的整个经济体系”。[4]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大量出版物的大量引用支持了他的论点，尽管战后经济长期扩张，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部作品中，就像在其它涉及同一主题的作品中一样，以及在他对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著作的大量“介绍”中，曼德尔与那种通过大量引用来“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学术伪马克思主义方法划清了界限。同样，曼德尔丝毫没有试图把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为逻辑的、教条式的流动数据。他的志向是综合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为了展示我们应该在这些方面看到马克思分析方法的力量。例如，他在统治阶级占有剩余产品的前资本主义例子中，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教导性。我所认识的像我一样的同代人，可以通过阅读曼德尔的著作来接触马克思的《资本论》。曼德尔的风格是通过大量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品像在教育课程，研讨会或政治会议上所做演讲一样，很容易得到理解和令人信服的原因。在他《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序言中，他详述并捍卫了他的“遗传—历史”（genetic-historic）方法，同时又使它相对化了一些，因为他接受了因为他接受了关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描述性”过强的批评。[5]
曼德尔不是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概念的拥护者。他谈到“部分自主变量”（partially autonomous variables）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生产方式首先出现在西欧国家，不是因为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laws），而是因为历史上的某个时刻满足了某些特殊性和某些先决条件。例如，在拉丁美洲掠夺的黄金增加了货币资本积累的可能性，并使很大一部分人口与其生产资料完全隔离，从而使大量投资得以用于剥削劳动力。在中国，这些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而因此——即使某些科学技术比欧洲更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
《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用德语写成，并于1972年出版，它被认为是曼德尔的巨著。要定位这部作品，有必要记住，那时我们还远离新自由主义霸权。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暗示这种生产方式的明显矛盾已成为过去，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辩护：国家干预已证明能够控制危机，许多雇员的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改善， “第三世界”有机会赶上富裕国家的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的进步克服了大众贫困化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曼德尔解释说，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矛盾尚未克服，在不久的将来仍将更大地爆发。他分析了战后资本主义运作的具体变化，对他来说，这是列宁分析的垄断或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新时期。
曼德尔还为解释经常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破坏性危机做出了贡献，这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的有力例证。他最初的贡献是拒绝单一因果的解释（mono-causal explanations）——例如消费不足理论（theory of under-consumption），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均衡理论（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great departments of production），或者资本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 of capital）。在他的综合分析中，利润率的波动起着重要作用。曼德尔不仅研究了不同方法的解释力，还研究了它们在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例如，消费不足的理论服务于改良主义者的领导层，以限制自己去增加群众的购买力，据称这足以应付危机。但是，如果工资上涨，利润就会下降……这几乎不会激励资本主义的投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均衡的理论本身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这里，这再次被用作“超级控股”（super-holding）的论据，以克服竞争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最后，过度积累被资本用作增加剩余价值生产的理由。这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失业率几乎为零为前提，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空想的。
硬币的另一面是周期性危机的作用。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关于“清洗”的危机，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将价格带回到了实际价值，其方式是只有最强大的企业和资本仍然存在，而最弱的企业和资本却会消失。因此，通过危机，以灾难性的方式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化和集中的趋势。
欧内斯特·曼德尔是罕见的对资本主义的“长波”（long waves）进行理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些普遍的扩张或倾向萧条时期，每个时期都包含几个较短的周期。但是，尽管工业周期的危机本身包含着经济复兴的因素，但曼德尔认为，长期的萧条倾向并不包含恢复到扩张性时期所必需的要素。为此，需要外部因素，这些因素是额外的经济因素，通常具有政治性质。因此，例如，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人阶级失败以及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灾难性破坏使剩余价值急剧上升，这损害了雇佣劳动者，从而为后战争时期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继马克思之后，欧内斯特·曼德尔也谈到了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Zusammenbruch），当时后者似乎正处于其成功的巅峰了。但是他不信任会导致这种崩溃的经济机制。实际上，他强调说，如果受雇佣者、受压迫者被打败并且无法反抗资本主义施加给他们的非人道对待，那么后者就可以挺过来——理论上——但是是以陷入全球野蛮为代价。相对于纯粹的经济崩溃，曼德尔捍卫全球性多形式危机的想法，其中包括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体系的危机。一种结构性危机，其结果或是社会主义，或是人类文明的终结。
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他以马克思的著作以及革命期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年轻的共产国际的辩论为依据，欧内斯特·曼德尔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因此没有国家的社会——没有这种强制性武装高于社会的设施。在这样一个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中，人对人的统治将被自由联合的生产者对社会物质产品的共同管理所取代。商品和货币将不再是支配人类的准自然力量，市场经济将在消失的过程中逐渐让位给以满足需求为目标的共同管理。至于共产主义——如马克思所概述的——在那个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不是“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相反是一个从过去历史的剥削、压迫、暴力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历史的开端。
曼德尔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就必须通过动员所有被压迫的阶级，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利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管理和改造它们。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将是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工人阶级统治的唯一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中确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存在最繁荣的民主的话，这是一个概述）有能力同时有效地对抗有产阶级对没收其财产的抵抗和制定民主计划。它仍然是一个国家，但是从一开始就带着消亡的因素，从而为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发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社会主义”实现了其完全的字面意思。
当然，革命者所称的“过渡社会” （transitional society）（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直接存在的，它对普通百姓而言，比想象情景中几十年后出现的乌托邦，更令人感兴趣。在这一点上，曼德尔非常明确：从一开始，这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就应该给雇佣劳动者和广大群众带来明显改善。不仅保证比任何资产阶级议会式民主共和国都有的更广泛的民主自由，而且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使群众能够真正行使其民主权利，参与自我管理机构和政治决策进程。对曼德尔来说，这涉及到工作时间的全面大幅减少，以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明显的提高。在这样的一个过渡社会中，将需要多个政党及其各种政治选择，以及从工会开始的独立群众组织和社团。
在寻找曼德尔论点的弱点时，我们很快遇到了实现解放目标所必需的这些“物质基础”的问题。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该问题的章节时——让我们回想起1960年代初的时候——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曼德尔当时远没有像自己在80年代那样意识到生态问题（更不用说第四国际今天的立场了）。曼德尔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提及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来源中，其中提到核能和借助于化肥的广泛农业发展，这是他以后将不会再触碰的领域。
应当牢记的是，曼德尔的解放概念与相对丰富的消费资源密切相关，没有这种资源，只有通过配给制度，才可以设想以非商品形式分配消费品。因为它不仅意味着满足基本需求，而且还有大大减少工作时间。如果要消除多种形式的生产以拯救气候和地球，如果应该大大减少能源生产，如果必须在没有单一栽培的情况下进行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是不会得到显着提高的。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保证良好的物质供给，社会主义民主将无法发挥作用。所有这些都应该重新考虑。
策略
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雇佣劳动者的民主自组织是通过与资本及其政权的集体斗争而发展的。曼德尔邀请我们设想一场不断延伸和扩大的斗争，例如在1960-1961年的瓦隆大区（Wallonia）。实际上，这是起义性总罢工的想法。如果是以始终如一的方式领导这场斗争，那正是它的必要性会导致运动的扩大和它自己设定的任务的增加，包括与公共安全有关的任务。罢工者的民主选举机关开始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争夺主权和合法代表权。这样，简单的罢工委员会就可以发展成为议会，即“苏维埃”（soviets），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替代性政权。因此，开始出现了双重权力的（dual power）情况，这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得到解决，要不是恢复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权威，要不是通过民主集中的委员会来夺取权力。
从政治上讲，工人阶级不是同质的。通常情况下，革命者只占其中的少数。在阶级斗争中发展出广泛的联合的自我活动的背景下，时代不是正常时代。工人阶级群众在被动和原子化状态下学到的不是很多，但当他们创造了自决的集体活动的空间时就会学到很多。革命潮流必须在这种广泛运动的背景下争取为它的总体思想和实践方案赢得日益增长的支持，以便它们能够赢得委员会中的多数支持。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革命者必须设法运用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初制定的一整套战略概念，这些概念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已不复存在，但被第四国际保留并不断更新：
● 联合阵线（united front）的政策：与改良主义政党和组织共同采取行动，以实现具体目标和要求；
● 过渡性要求（Transitional demands）：它们从广大工人的意识和问题开始，提出基于团结的解决方案（例如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损失工资，按比例聘用和工人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禁止裁员等等），这在动态过程中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相容；
● 革命党的建设：革命党要把广大的社会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及持续领导斗争的所有人团结起来，而不仅仅是在群众起义的时候才这样做；
● 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级进行记忆和反思的组织，以使在运动高潮时期所经历的经验不会在低潮时期消失，从而可以为群众运动的新动向指明方向。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主义战略是有机的国际主义。他主张从世界层面，它的市场、它的必需资源、资本主义所加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反抗的潜在可能性、国际层面的各种解放性运动等方面来评估政治和社会状况。对于穷国和依赖于他国的国家，他捍卫不断革命的策略，以使资产阶级力量无法终结民主革命、国家主权的主张和激进土地改革的任务，因此工人阶级与被压迫、被剥夺者阶层的人民群众有必要结盟夺取权力，从而将自己融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
对官僚主义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的群众性工人组织（社团，工会，政党）离不开全职工作者。组织者，新闻工作者，职业政治家等是需要的，这样这些组织及其议会代表才能发挥作用。欧内斯特·曼德尔对这一点非常在意。但是他强调了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工人组织内部特权阶层的崛起，这产生出了特殊的利益，并且变得越来越保守。这与更富裕的工薪阶层联系在一起，讨厌革命“像火一样”（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并破坏了可能挑战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常规路线”节奏的运动。
针对这些官僚机构，曼德尔提出了左翼阶级斗争力量的建设，尤其是在工会内部，这为官僚领导层的保守主义—改良主义倾向提供了替代性的战略选择和人员。对他来说，很明显，左派的选项只有在广泛而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才能成功。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促进、鼓励和支持受雇佣者、被压迫者集体性自我活动的任何趋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人组织，对曼德尔来说是双重性的工具：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雇主，他们的协会和政党的力量，同时在资本主义背景下试图将斗争仅限于对实际工资的要求，更好工作环境和更好的社会保障。因此，这些组织自我限制，常常放弃超越仅仅是象征性成功的范围。为了使它们成为雇佣劳动者切身利益方面的有效手段，有必要组织起来使其脱离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的政策。
工会或工人政党的官僚机构或多或少适应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权，维持了一种或多或少的威权和不民主的组织模式，扼杀了正常秩序，与左派对手激烈斗争。在所谓的“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国家中，政党—国家中的官僚政权是公开的压迫者。苏联的官僚化使斯大林的派系掌权，斯大林派是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合适代表。为了保卫自己的物质利益，这个官僚机构首先力图打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历史和世界革命的观念。这就是“一国社会主义”概念和关于国家权力的政策代替了不断革命战略和年轻共产国际一贯的国际主义的原因。
革命马克思主义对这些政权的批评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批评不同。当然，应该谴责斯大林及其集团的可怕罪行，但与此同时，也应认清斯大林统治时期建立的“官方共产主义”的明显保守性。
为了描述这些状态，曼德尔首先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分析，同时通过研究新趋势来扩展内容。术语“堕落的官僚化工人国家”（bureaucratically degenerated workers’ state）令人恼火。托洛茨基已经不太喜欢它，只是在没有更好东西的情况下使用它。的确，工人阶级不行使权力，也被剥夺了基本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工人国家（甚至严重官僚化的）的含义是什么？
继托洛茨基之后，曼德尔的主要论点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某些成果仍然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和市场并没有主导计划下的经济；国家仍然控制着对外贸易的垄断。即使官僚化了，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非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就很有必要在任务层面上，反对任何从内部或外部恢复资本主义的企图以捍卫非资本主义因素，并与推翻官僚机构政治权力的革命结合起来，以恢复代表会的社会主义民主。
斯大林整体主义的破裂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再到后斯大林主义的进程，对于曼德尔和第四国际都是鼓舞人心的，但也充满了理论和纲领性的挑战。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曼德尔热烈欢迎斯大林主义“僵局”的垮台，而且在政治革命和群众性的回归真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意义上，他看到了已经开启的革命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恢复的现实状况以及资本主义“西方”在“冷战”中的胜利，使曼德尔的希望破灭了，同样地这显然也是对工人阶级的巨大挫败。
曼德尔在其关于官僚主义的伟大著作《权力与货币》（Power and Money）中以一种自我批评的方式写道，“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他本人）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统治数十年来对工人意识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也高估了当政的官僚机构内部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抵抗力。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几个因素，但不足以结束这场争论。[6]
本书真正的初始章节与“包办代替主义（substitutionism）”有关，革命者对此会特别感兴趣。因为如果包办代替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大型官僚机构的领导者的特征——他们试图将其以雇佣劳动者名义和代替雇佣劳动者行事的持续趋势合理化——在某些情况下，革命领导者也会受到包办代替主义的诱惑。曼德尔给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例子，不仅有列宁和托洛茨基，还有卢森堡和葛兰西！他指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自主活动程度是决定因素。如果这个程度很低，则通常会发生各种包办代替主义（议会路线，小执政官，恐怖分子，宣传主义者（propagandist）等）。曼德尔从这里又一次得出结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是尽其所能促进和鼓励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压迫群众的自我能动性。
辩论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理论贡献太丰富了，无法通过几句话进行批判性地审视。我将不得不限制自己只提出三个问题，并请读我的书。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实是否仍然存在于21世纪，以及工人阶级是否已经丧失了领导这种革命进程的潜力。托洛茨基已经在这里表达了一些怀疑，如果苏联工人阶级证明了不能推翻官僚体制以重建自己的阶级权力，过渡纲领将失去其意义，应由一个新的最低纲领代替，捍卫沦为奴隶的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今天呢？尚未有证据表明﹝上述论断﹞，革命的和解放性的工人运动的重建仍然是可能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巴西劳工党的崛起开始，新的突破经常以失败告终，直到现在。
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值得讨论。在同时也偏向某些正统观念（“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中间，他的辩证法是什么？他寻求全面的理论一致性，是否与维护和加强自己相对较小组织的需要有关？应当顺便说一句，他的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讲是他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大众化著作，而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则或多或少地发明了“马克思主义”。它也是经典工人运动的普罗米修斯式马克思主义，与对社会、技术和科学进步，以及工人阶级创造潜力的坚定信念有关，能够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欧内斯特·曼德尔不喜欢人们经常说他太“乐观”。他以一种相当令人信服的方式预测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发展（虽然不是所有的发展，但仍是实际发生的），这使他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信心。他一直在寻找和关注世界上任何地方具有解放潜力的运动的发展。有时他高估了革命的潜力，或者低估了困难。
早在23岁时，他就曾以亚伯拉罕·莱昂（Abraham Léon）为榜样，他鼓励同志们“在绝望的每个理由背后看到希望的理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力量，怎样才能在20世纪最黑暗的时期领导一场与纳粹主义和战争的革命斗争，同时又保持一种人道主义的热情？在他看来，引用安东尼奥葛兰西是一种习惯。作为一点改变，我将以罗伯特·梅尔（Robert Merle）的话作为结尾，他谈到了他的男主人公，水鸟学家塞维利亚（Sevilla）：“他天真地认为一项事业成功是因为它是对的，但他负担不起悲观主义的代价”。[7]
作者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 Kellner）是《SoZ》杂志编辑，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和第四国际德国支持者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Organisation）成员
[1] 扬·威廉姆·斯图杰（Jan Willem Stutje），《欧内斯特·曼德尔：反叛者的梦想延期了》，维索出版社（Verso），2009。
[2] 吉尔伯特·阿切卡尔（Gilbert Achcar）编，《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遗产》，维索出版社，2000。
[3] 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 Kellner），《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学战略》，诺伊尔·伊斯普出版社，卡尔斯鲁厄/科隆，2010年（原文为德文——译者注）。英文译本《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社会主义策略》，今年（2020）将由Brill＆Haymarket出版社在“历史唯物主义”系列中出版。
[4] 欧内斯特·曼德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默林出版社（Merlin Press），1977（简介，第17页）。
[5] 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维索出版社，1999。
[6] 欧内斯特·曼德尔，《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维索出版社，伦敦-纽约，1992。
[7] 罗伯特·梅尔，《海豚之日》，福塞特出版社（Fawcett），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