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曼德尔全传
Michael Löwy
说明：*简·威廉·斯图特吉（Jan Willem Stutje），《欧内斯特•曼德尔：一个反叛者迟来的梦想》（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伦敦2009，《左派》（克里斯托弗•贝克和彼得•德鲁克翻译），392页。
迈克尔·洛伊是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学研究部主任。他拥有多部著作，包括《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祖国或地球母亲？》《众神的战争：拉丁美洲的政治宗教》。
来源：《十月评论》第38卷第1期（总第230期） 2011年6月28日出版
迈克尔·洛伊是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社会学研究部主任。他拥有多部著作，包括《切·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祖国或地球母亲？》《众神的战争：拉丁美洲的政治宗教》。
来源：《十月评论》第38卷第1期（总第230期） 2011年6月28日出版
本文是对该书的评论
这是关于1945年后第四国际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家的第一次系统性传记，正如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其序言中指出的，曼德尔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独立的革命思想家之一。
作者是一位荷兰历史学家（本书2007年初版于荷兰的安特卫普），他的研究不仅基于庞大的文献书籍，还立足于大量同以前的朋友和同志的个人访谈，尤其是曼德尔个人档案里的数据。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它把历史学家的严谨，他对所论个人的明显同情，以及防止偏颇立论的明晰而必要的距离结合起来了。
本书章节的排列，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一部分按照主题论点。1923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具有安特卫普（比利时）文化背景（非虔诚的）的波兰犹太人家庭，13岁的年轻的以斯拉（后来的欧内斯特）在阅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认识了社会主义！随后，他指出：“我一生的政治思想当时就明确的形成了”。莫斯科审判后，他的左翼父亲，亨利·曼德尔更加接近比利时托派圈子里的德国难民。然后，1938年15岁的以斯拉，加入了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革命社会主义党（PSR Parti Socialiste Révolutionnaire –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战争与纳粹占领比利时，并未使他气馁，他加入了抵抗运动，并在1943年1月首次被捕，由于狱卒的一时疏忽而侥幸逃脱。
他经常为面向德国士兵的秘密德文报纸“自由言论报”（ “Free Speech”）撰稿，这里是他在1943年9月写的： “ 纳粹罪恶杀手把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看作是‘次级人类’，正在消灭几十万无辜的和被遗弃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这是文明人类所不能容忍的！你们每一个，德国士兵，如果不抗议这些罪行，而宁愿保持沉默，那就是共犯。你们不可以躲在像‘服从命令’或‘士兵责任’这样的论点后面而置身事外……你的任务是制止纳粹兽性：疯狗必须拴锁起来！”1944年3月再次被监禁，被驱逐到德国，从一个集中营转送到另一个，1944年7月，他再次逃脱，但不久即被再次抓获，直到1945年3月才被美国军队释放。曼德尔积习已久的乐观主义——有时伴随着某种盲目性——可见于以下他遭驱逐时的态度的证词中反映出来：“我很高兴被驱逐到德国，因为我将置身于德国革命的中心 ”！这种对德国革命的顽固信念——继承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未放弃，一直到1990年。
在1944年至1946年，欧内斯特·曼德尔确信欧洲革命迫在眉睫：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死亡痛苦的最后阶段，正如托洛茨基1938年指出的那样。一点一点地，他慢慢地勉强接受了革命浪潮消退的现实。
遵循第四国际采取的 “深入渗透”的策略路线，1951年他加入比利时社会主义党，但保持其作为一个托派领导人的秘密身份（他在第四国际出版社编写的卓越文章，是以笔名“E.格尔曼发表的）。1956年，在工会活动家安德烈·雷纳德和旧社会党领导人卡米·斯曼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周刊《左派》；合作者有皮埃尔·纳维尔，莫里斯·纳多，拉尔夫·米利班德，勒利噢 ·巴索和易格纳左·斯隆。通过激发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 的辩论，该期刊对比利时社会主义和工会左派发挥真正的影响。曼德尔作为一个欧洲激进斗争的未来先驱，对1960年至1961年冬季的比利时总罢工——被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视为“战后工人运动的最重要事件”——作了分析。1964年社会党对“左派”杂志的禁止，迫使他离开并建立社会主义左派联盟，但收效甚微。
在比利时活动的同时，“E.格尔曼”埋身于理论工作——他的第一个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1962年），是这个时候对历史经济理论的一种难得尝试。他积极参加第四国际的内部斗争，一定程度地支持巴布洛的论点：面对“来临的战争”，渗透进各个国家群众性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是必要的。以专制的方式，强行进入第三国际法国支部共产党的企图，导致了法国，随后在国际内部的分裂。斯图特吉谨慎地作评论，并不掩饰他的惊讶：“为什么如此过度集中？为什么要强迫？”在他看来，“E.格尔曼”宁愿牺牲自己的意见，以保持与巴布洛一致。只是在1963年，在曼德尔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前党领袖詹姆斯·P.加农的友好会见后，第四国际的团结才得以恢复（至少部分恢复）。在再统一大会期间（1963年）“E.格尔曼”阐述了关于世界革命的三个部分的论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东欧国家的政治革命——这打破了巴布洛1962年在阿尔及尔提出的第三世界主义。
这并不意味着曼德尔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拉丁美洲没有兴趣。1964年，他应邀前往古巴，会见了切·格瓦拉，并制定了对查理·贝特尔海姆的论点的响应，为中央计划辩护，反对“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主导。计划同格瓦拉的第二次会见，应后者的要求，原定于1965年在他访问阿尔及尔期间，但未能成功。当曼德尔1967年再次访问古巴时，切·格瓦拉已经前往玻利维亚。在他去世消息的发布会上，曼德尔宣读了对“一位伟大的朋友，一个出色的同志，一个英雄的战士”的敬拜悼辞。
1968年5月曼德尔在巴黎，5月10日晚，参加拉丁区中心的盖·吕萨克街的路障设置，伴同他的有吉塞拉·舒尔茨（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的年轻活动家，曼德尔与她于1966年结婚），以及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JCR）的法国同志（阿兰·克里维纳，丹尼尔·本萨义德，亨利·韦伯，皮埃尔·鲁塞，珍妮特·阿贝尔）以及拉丁美洲访客：第四国际阿根廷支部，阿根廷工人革命党（PRT "Workers' Revolutionary Party"）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托·桑图乔。
稍后，在1969年第四国际第九次世界大会上，在曼德尔的支持下，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决定在拉丁美洲采纳武装斗争战略。斯图特吉再次怀疑曼德尔为了团结而牺牲他的个人意见，这次是与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和拉丁美洲团结一致，以便有利于新的进程。我是此事的在场人，我不同意这种分析（事实是，从1974年起，曼德尔才同这一战略幻想保持距离。我记得第十次世界大会期间，同他有过非正式讨论，在那里，我为我们在“阿根廷工人革命党 的红色派别 ”的同志的“政治军事”方向作辩护——由于托洛茨基主义，这些人被桑图乔驱逐——欧内斯特认为他们注定要失败的。当然，他是正确的）。
这些年来，曼德尔完成了他一些最重要的著作：《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1967年）和《晚期资本主义》（1972年）。后者也许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书，尽管他的一些朋友有所遗憾，在该书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同方面论述的卓越篇章之外，却欠缺了综合性观点。这一时期的其它重要著作，包括新左派评论上的托洛茨基同尼古拉·克劳绍的辩论——它大大地把编辑吸引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一方——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1980年），该著作是根据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而编成的。
曼德尔对反叛青年一代的影响最大，他被禁止进入包括法国、美国和德国在内的5个国家。有关禁令，德国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是这样说的：“曼德尔教授不仅在他的教学中支持不断革命学说，而且积极为后者工作”。卡罗拉和恩斯特·布洛赫（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欧内斯特和吉塞拉的亲密朋友，这个时候写信给他：“如果他们那么害怕你，那你一定是一个巨人！你是统治阶级的头号敌人”。应该说，这一禁令并没有阻止他几次秘密进入法国，比如1971年，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召开的第四国际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会议上，他面对2万人，作了令人难忘的讲演。
1979年，他的朋友鲁迪·杜奇克去世，而更厉害的是——在悲惨情况中——他的伴侣吉塞拉在1982年的状况，对他是严重的个人打击。斯图特吉没有隐藏他对曼德尔无法同吉塞拉沟通并帮助她面对感情危机的批评。一年后他娶了比他小30岁的安妮·斯普里蒙特，她的坚定和独立精神大为有助于他。此时，大多数的第四国际新一代领导人相信，在68年5月开始的周期已经结束，特别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左派的失败以后，但曼德尔难以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在第11次世界大会（1979年），他曾许诺，下次大会将在解放了的巴塞罗那举行。
曼德尔一直想成为一名历史学家——是巴布洛说服他关心政治经济学的——但是到1986年，他终于发表了第一部历史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虽然这无疑是一部创新和有智能的作品，但我不认为这部作品考虑到最终解决方案的特殊性。他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已收入在他的德文版著作里——《纳粹大屠杀的物质、社会和思想场所》，只在这以后才受到批评。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将振兴厚望寄予曼德尔和迫在眉睫的“政治革命”的期待上；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在令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11月东柏林大示威期间，他的热情应会更大，他目睹这一切。他认为，这是因罗莎·卢森堡被害而挫败的德国革命的复苏，而且无论如何，是“如果不是西班牙革命以来，也是自1968年5月以来，欧洲的最大运动”。1990年以后，随着德国统一和重新建立东德的资本主义，他应会感到失望。
尽管失望，曼德尔还是再出版一些重要著作：《权力和金钱，关于官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左派》，伦敦1991年），是关于官僚主义的社会根源的分析，以及《托洛茨基纲领》（《左派》，1995年），两者都承认罗莎·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批评的合法性，和1920至21年托洛茨基“代替主义”趋势。在他的最后几年，曼德尔用“社会主义还是死亡”的末世论取代典型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两难论；资本主义正在通过核战争或生态环境破坏导向人类的毁灭。不像斯图特吉，我不认为这等于“狂热救世主”论，反而是对危险的清醒估计。
斯图特吉正确地指出，曼德尔有把身体和精神分开的倾向，导致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太多食物，没有运动。在1993年心脏病发作后，他不得不减少活动；他还是同意——不理会他朋友们的建议——参加1994年11月在纽约进行的辩论，辩论对手是“托派”支部，专门攻击第四国际的斯巴达克同盟，对他们的谩骂，他发表了长篇回应。斯图特吉引用了这个时候我发给欧内斯特的一封信：“因为你的论战，这个不起眼的美国托派将只留在工人运动的回忆里”。他最后的政治活动是在1995年6月的第四国际第十四次大会上。不久，7月，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他的葬礼，9月在佩尔-拉雪兹神父墓地举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许多人。
最后，斯图特吉对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非凡智慧和文学素质，以及他对人类的创造力和团结的无限信心致敬。他引用我自己对他的“人类乐观主义”的意见，他相信人类抵抗不公正的能力。但在我看来，传记并没有考虑到我以下的意见：在他，意志的乐观并不总是被补偿以心灵的悲观情绪（见M.罗伊，《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遗产》中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的革命人道主义》一文，吉尔伯特·阿齐卡主编，《左派》出版社，1999）。
在任何情况下，从这一优秀作品的作者那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以他拒绝宿命和绝不放弃的顽强精神，曼德尔仍将是子孙后代的一个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