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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

﹝德国﹞曼努埃尔·克尔纳（Manuel Kellner）

2024年2月25日
Jiaze E译、马城 校


　　本文摘自《反对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欧内斯特·曼德尔的理论贡献》（Against Capitalism and Bureaucracy: Ernest Mandel’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一书，曼努埃尔·克尔纳著，平装本将于2025年4月由干草市场图书（Haymarket Books）出版。
　　原文链接：Long Waves Ar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阐释道，长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要素。曼德尔的理论堪称最为精密的尝试之一，旨在揭示资本主义何以经历漫长的扩张期与停滞期。


　　从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到保罗·梅森（Paul Mason），再到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众多当代资本主义分析家都已接纳了长波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捷夫（Nikolai Kondratiev）提出。然而，倘若资本主义是在起伏不定的长波中演进的，那么支撑这些波动的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在其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中，给出了最为详尽的阐释之一。该书基于作者1978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一系列讲座。在曼德尔看来，“长波”的存在是一个经由经验确证的事实。其马克思主义解释主要建基于利润率的长期波动，而这种波动最终决定着资本积累的步调（即经济增长与在世界市场中的扩张）。
　　曼德尔列举了两个关键指标，从经验层面印证了“长波”的存在：工业生产总量与出口总量增长。数据显示了以下带有扩张或停滞—萧条倾向的时间段：1826—1847年（停滞—萧条）；1848—1873年（扩张）；1874—1893年（停滞—萧条）；1894—1913年（扩张）；1914—1939年（停滞—萧条）；1940—1967年（扩张）；自1968年起，再度进入一个带有停滞—萧条趋势的长波。

长波之解释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在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长期工业增长是不可设想的。既然同样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利润率趋于下降的长期趋势被认为适用于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那么如何解释漫长的增长阶段便显然构成了一个难题。正因如此，我们不仅需要考察利润率在商业周期语境下的波动及其长期趋势，还有必要引入第三个时间框架，即“长波”。
　　概言之，只有当各种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同时发力且协同效应显著时，才会出现带有扩张趋势的长波。
　　长期平均利润率的骤然跃升可由若干因素来解释。曼德尔首先提及的是剩余价值率的突然上升。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突然放缓、资本周转速度的突然加快，或者这些因素的某种组合，同样有此可能。曼德尔还列举了其他潜在原因，例如剩余价值量的大幅增加，以及资本大量涌入那些资本有机构成远低于宗主国地区的国家。
　　概言之，只有当各种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同时发力且协同效应显著时，才会出现带有扩张趋势的长波。然而，我们也必须尝试解释，为何这些反作用趋势在某个特定长波内部未能占据上风。依曼德尔之见，“后备军”的波动——即失业人口的相对比重——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曼德尔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与正常的资本主义商业周期不同——在后者中，向萧条和向复苏的过渡皆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向带有扩张基本趋势的长波的过渡，必须借助非经济（“外生”）因素才能得到解释。这正是曼德尔不效仿尼古拉·康德拉捷夫谈论“长周期”，而坚持使用“长波”这一术语的原因所在。
　　在他看来，带有萧条基本倾向的“长波”本身，并不包含从纯经济学意义上转变为带有扩张基本倾向的“长波”的条件。反之，一个带有扩张基本趋势的“长波”，其自身内部却包含着转向带有停滞—萧条趋势的“长波”的条件。

外生因素


　　为解释1848年、1893年以及1940年（或欧洲的1948年）之后平均利润率何以出现突然且持久的上升，曼德尔为每一时期确定了特定的非经济因素。1848年的特征在于革命、征服以及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1]这三重因素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质的扩张。
　　一个带有扩张基本趋势的“长波”，其自身内部即包含着转向带有停滞—萧条趋势的“长波”的条件。
　　工业化及其伴随的技术革命得以迅猛推进。这一进程的首要标志，在于动力系统从蒸汽机向蒸汽马达的迭代，以及固定资本的生产方式由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型。这促使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惊人的跃升，并借助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带动了剩余价值率的同步提高。
　　此外，轮船、电报和铁路的应用带来了运输与电信技术的革命，加速了资本周转。股份公司的普及与大型百货商店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剩余价值的实现。按照曼德尔的说法，上述所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利润率的持续增长。
　　对于1893年后开启的扩张性长波，其解释性特征与列宁意义上的初期“帝国主义”主要特征相吻合：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对世界的瓜分、向贫困落后及依附国的资本输出增加、相对商品价格下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率下降，而富裕工业化国家普遍电气化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反过来又促进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至于1940年（美国）和1948年（总体）之后的扩张性长波，曼德尔将“国际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列为主要解释因素。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肆虐，对受影响国家的工人运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来的冷战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更令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元气大伤，其在捍卫工薪阶层利益方面的效力亦随之遭受重挫。
　　上述所有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剩余价值率出现了惊人的增长，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高达300%。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再度放缓，这一次是由于中东石油价格下跌、原材料价格进一步走低以及固定资本要素价格的下降。
　　电信与信贷领域的新革命、真正国际货币市场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激增，皆是新形势下的构成要素。在曼德尔看来，由国家保障利润的军火生产的扩张，在这一背景下扮演着非常重要但并非决定性的角色。

技术革命


　　曼德尔主张，尽管“外生因素”在特定情形下应被视为“触发器”，但它们所释放出的是一种能够自我延续数十年的动态过程，而这一过程反过来又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传统范畴来加以解释。倘若曼德尔并不相信技术革命本身能够触发带有扩张基本趋势的时期，那么技术革命在他的解释模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呢？
　　在基本趋势呈停滞—萧条的长波时期，技术创新的“储备”得以积累，但并未被大规模引入生产过程。货币储备亦然。唯有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利润预期相应提高，才会促使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以便将这些创新成果应用于生产。
　　在扩张性长波中，技术更先进公司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了商品价值。采用更先进生产技术的公司得以实现超额利润。此时，价值是由那些引领技术革命、且生产成本最高的新兴工业部门所决定的。因此，这些部门不仅以牺牲生产率较低的公司为代价来创造剩余价值，同时还拉高了整体的平均利润率。
　　在扩张性长波中，价值由技术更先进公司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所决定。
　　在一个广泛扩张的长波初期，工人阶级仍承受着前一时代的后果，因而无法立即阻止工资相对于利润的下滑。实际工资在随后阶段开始上涨，但速度极为缓慢——明显慢于“第II部类”（消费品生产）的生产率增长。较高的移民率也对实际工资的增长起到了抵消作用。
　　正因如此，尽管实际工资有所上涨，剩余价值率仍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增长。扩张波通常包含着这样的商业周期：繁荣阶段更长、更显著，而危机阶段更短、更不明显，其中较温和的危机形式被视作“衰退”。而在停滞—萧条波中，情况恰恰相反，尽管即便在这样的长波期间，当然也存在经济繁荣的时段。
　　曼德尔在其解释中还进一步纳入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长期趋势，以及黄金产量的波动。前两个扩张性长波与英国霸权相吻合，第三个则与美国作为首要帝国主义强权的霸权地位相吻合。
　　在曼德尔看来，霸权国家管控全球危机的力量之重要性显而易见——因此，美国主导地位的相对衰落，使得对抗普遍的危机式发展变得更加困难。总的来说，世界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的剧烈变化，是塑造该时代总体经济环境的重要（非经济）因素。

金科玉律？


　　曼德尔提到，许多经济史学家都“着迷”于这样一种论点（基于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的研究）：长波是由黄金产量的长期波动所决定的。然而，他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其缺陷在于：商品的平均价值，以及由此决定的价格总趋势，并非取决于黄金的数量，而是取决于黄金的价值。
　　在十九世纪，“偶然”因素——例如富饶新金矿的发现——曾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压低了黄金的价值，从而通过价格的普遍上涨助推了利润率的提升。相比之下，在二十世纪，自南非金矿发现以来，金矿开采本身已成为资本主义产业，因而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
　　在曼德尔看来，技术革命、科学进步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
　　在曼德尔看来，技术革命、科学进步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他认为，将科学劳动转化为一种特定形式的雇佣劳动，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趋势。这一趋势唯有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才得以全面实现。
　　在此之前存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工匠的实验是制造业大多数进步的直接基础。第二阶段，工程师的观察使得这一过程更加系统化。由此，一个“抽象科学”与“具体技术发明”的综合体——“应用科学”——应运而生。
　　曼德尔认为，将科学劳动纳入生产流程的趋势，源于资本“对更多……剩余价值的难以餍足的渴求”，并且与资本积累的节律性运动相互关联。当然，在带有停滞—萧条底色的长波中，会有一定的研究投入，但其主要目标将是旨在彻底降低成本的技术突破。
　　旨在将新技术大规模引入生产过程的投资支出，通常在扩张性长波开启后十年左右方才开始。尽管基本的关联性清晰无误，曼德尔仍警告我们不可对其进行过于机械的解读。在他看来，特定的、根本性的新技术与特定类型的劳动组织之间的相关性亦然。
　　不过，以下四种机器系统大致对应于四种不同类型的劳动组织：由蒸汽机驱动、由工匠操作且由工匠制造的机器；由蒸汽马达驱动、由机械师操作且由工业方式生产的机器；由半熟练机械操作员照看、由电动机驱动的装配线组合机器；集成于由电子设备控制的半自动系统中的连续流生产机器。
　　历史上，每一种上述截然不同的技术类型的引入，都曾遭遇雇佣劳动者的强烈抵制。引入新的劳动组织制度的原因，每一次都在于资本试图打破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率所面临的日益增长的障碍。因此，资本积累的有节律的长期波动，与资本对劳动组织进行激烈变革的或大或小的推动力相关联。
　　在带有扩张底色的长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兴趣并不那么迫切，因为此时占主导地位的是缓和紧张局势、减少反抗与叛乱缘由的需要。反之，当一个扩张波结束、带有停滞—萧条底色的长波开启时，资本对劳动组织进行彻底变革的兴趣便会增加，尽管这会加剧社会紧张局势，但无论如何这已无法避免。

长波与阶级斗争


　　曼德尔还试图建立其与“阶级斗争周期”——即工人阶级为捍卫本阶级利益而动员的起落，抑或劳资斗争强度的起伏——的相关性。泰勒制（流水线劳动）与半自动化（电子技术），均是在带有扩张底色的长波接近尾声时首次或试验性地引入的，但直到随后的带有停滞—萧条底色的长波中才得到普遍应用。
　　重大历史事件及重大历史冲突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地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中推导出来。
　　根据曼德尔的观点，这些发现印证了以下与“长波”的相关性：最初，新技术具有“创新特征”，推高了平均利润率。继而，在新技术以普遍化形式存在的漫长时期里，它们又压低并抑制了平均利润率。此外，劳动组织中的任何革命性创新，均源于试图打破工人阶级的抵抗，以进一步提高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
　　因此，第一次技术革命同时也是对工人阶级争取缩短工作日斗争的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与管理层对工作过程施加更严格、更直接控制的抵制密切相关。最后，第三次技术革命则是对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工人及其工会为削弱管理层对传送带生产的控制权所做努力的回应。
　　“主观因素”（无产阶级的力量、信心与阶级意识）的相互作用，对于扭转剩余价值率的长期趋势，从而扭转利润率的趋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曼德尔看来，整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后果，构成了决定转折点的“外生因素”。这就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之间的辩证法，其中主观因素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特征。
　　曼德尔假定存在一个与“长波”相互交织的阶级斗争周期，尽管它并非简单地与长波并行不悖。曼德尔认为，重大历史事件与重大历史冲突的结果，并不能简单地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中推导出来。那样做无异于粗暴的“经济主义”。然而，重大趋势自有其客观的经济根源。


　　作者曼努埃尔·凯尔纳（Manuel Kellner）是《SoZ》杂志编辑，德国左翼党（Die Linke）和第四国际德国支持者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e Sozialistische Organisation）成员


　　
[1] “革命”：欧洲1848年革命、“征服”：殖民与领土扩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征服提供了土地与资源（如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划归美国）、金矿发现提供了资本与流动性（压低黄金价值，提升利润预期）、革命重构了政治与生产关系（为工业化扫清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