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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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哥本哈根大会（一九一〇年）

↘反战决议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考茨基和列金

　　第二国际的第八届大会于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哥本哈根开幕。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军备竞赛的规模更大了，自前一届斯图加特大会以来的三年中战争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如何对付一旦爆发的战争和如何反对军国主义继续增长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再一次吸引住这次社会主义者大会的注意力。
　　当前不稳定的局势的另外一个特点表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人民的斗争不断高涨。在土耳其和波斯刚爆发了革命。印变和中国的人民酝酿着沸腾的革命情绪。波斯的革
　　命是为了反对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统治。第二国际的右翼的领袖们根本就不想去支持这种运动，所以他们仅仅满足于向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战士们派发了假仁假义的贺电而已。

反战决议

　　主张把总罢工作为对付战争的万灵药的人这一次也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但是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坚决。英国的凯尔·哈代和法国的伐吉联名就一个提案提出了如下的修正案：大会认为工人的总罢工，特别是在军事工业部门（武器、弹药、运输等）的罢工以及在遭遇到极端手段的时候，向人民进行积极的鼓动是防止战败的最有效的办法。
　　在不久以前西班牙的事件发生以后，以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运动加强了。一九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巴塞罗那的工人提出了经济要求，为了抗议西班牙在摩洛哥所进行的反动战争举行了总罢工。这次具有高度战斗性的罢工也扩展到了其他城市，最后有三十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一直继续到七月三十一日，但是原定在八月二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总罢工由于遇到警察的恐怖行动：社会党和无政府工人主义工会的领袖遭到逮捕而没有实现。^[1]
　　德国代表莱特波尔领导了反对总罢工修正案的斗争。虽然他本人是一个中派分子，他却沿用了德国修正派用来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形式的战斗行动的老调，即认为总罢工会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受警察的恐怖而最后归于毁灭。这次他更加大声疾呼，因为在上述事件以前不久卡尔，李卜克内西就由于发表了他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讲演而遭到了逮捕^[2]。修正案仍然以一一九对五八票被委员会否决了。这个问题被交给社会主义国际局来进一步审议。
　　这次大会最后通过的反对战争的决议采纳了斯图加特决议的基本路线。这个决议说：为了贯彻一再重申的社会党的国会议员们的责任，使他们尽全力来反对扩军和军事预算，大会希望他们：（甲）继续不断地要求所有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都必须由国际仲裁法庭来处理；（乙）为了实现普遍裁军，要不断地提出新的建议首先建议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限制各国的海军和除公海捕权；（丙）要求废除秘密外交和要求公布一切现有的和未来的政府之间的条约和协议；（丁）支持人民的自决权利和抵御武装进攻与镇压的斗争。这里紧接着就是斯图加特决议中的列宁和卢森堡提出的著名的两段，它号召在大战爆发时进行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见第二十二章）
　　这个决议获得了大会的一致通过。波兰的拉狄克代表左派发言。他反对决议中有关裁军和国际仲裁的建议，认为这种建议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效果，但是因为决议包含了列宁——卢森堡的两段革命的文字他支持了整个决议。右派照例假惺惺地投票赞成这个决议。他们显然丝毫也没有打算去执行这个决议，即以社会主义革命来对付帝国主义大战。

工会运动中的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乃是最后使得第二国际分裂的暗礁。修正派的领袖们控制了各国党和工会组织，使得他们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偏见压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并且最后使整个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覆没。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情贯穿在国际的一切工作和历届大会中。这一点在哥本哈根大会讨论工会问题时，具体地说，在讨论奥地利工会运动由于民族主义而分裂的问题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这些年代里，列宁在斯大林的密切配合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乃是在复杂的民族问题上制定了一个正确的无产阶级的政策。由于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主义对俄国的党和工人阶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列宁的解决方案是根据两条基本原则确定的。第一条，俄国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本着眞正的国际主义精神，都应该属于一个社会民主党。第二条，党和各个民族应该坚持被压迫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包括分离权。这就是今天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正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各国行之有效的政策。在第二国际多数主要政党中盘踞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修1主义派本身富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不愿接受这个革命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案。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努力去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某些中派分子却制定了一种机会主义的使被压迫民族在现存的帝国内部取得民族文化自治的理论。鼓吹和捍卫这种几乎毫无掩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是奥地利的领袖们克多·爱特勒、沃图·鲍厄和卡尔·芮奈等。多民族的奥地利是执行这种理论的主要国家。这一点造成的后果是分裂工人运动，使最坏的民族主义偏见在工人当中非常流行，并使党在思想上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
　　斯大林这样叙述了这个理论在实际中应用的情况：一八九六年以前，我国还存在着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就在这一年，捷克人在伦敦国际代表大会上首先要求单独的代表权，并取得了这种代表权。一八九七年，在党的维也纳（姆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告取消统一的党，而成立了六个民族'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的联邦制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又都变成了独立的政党。这些政党彼此又渐渐断绝了关系。接着国会党团也随着党而分裂，成立了几个民族'俱乐部。后来工会也按民族分裂了，最后甚至不合作也被殃及了……^[3]
　　在俄国机会主义者领导的犹太族绷得派企图应用这个民族文化自治的原则，宣称有管辖所有在俄国的犹太人之权。但是党拒绝了这种分裂主义的政策。
　　哥本哈根大会强调了国际各工会加强团结的必要性。特别考虑到奥地利的形势，它号召每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加强团结但是这种号召并未产生任何效果。产生分裂的真正病根在于各党的领导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以及低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水平。机会主义的领袖们根本不打算采取任何坚决的办法来改变这种情况。因而这个缺点得以继续发展。

合作社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思想

　　哥本哈根大会很注意合作社的问题。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再一次暴露了在第二国际中所存在的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在前几章我们已看到，对合作社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所抱的混乱看法是造成第一和第二国际全部历史中的前多偏向和宗派主义活动的基础。大家还会记得，在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誓中就已谈到了对合作社的作用的错估计。产生这些错的根源是一种不正确的想法，认为合作社是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重要道路之一，如果不是一条主要道路的话。这种思想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著名的论合作制文章是列宁最后的几篇著作之一，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多幻想。他们的幻想常常是可笑的。究竟他们的幻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4]正因为如此，修正主义在合作社中根深蒂固地滋长着，对合作运动作用的传统幻想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又突然出现了。
　　列宁和工人运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它的整个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地理解。列宁不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都密切关心着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的各个阶段。不仅在党的活动以及关于党的理论和纲领上，而且在工会运动、合作运动以及妇女、青年的政治活动中他都具有高度的权威。正是俄国代表团向哥本哈根大会提出了一个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合作社的提案。但是这个提案没有通过。
　　列宁特别反对向大会提出的主要提案中若列斯所加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合作社可以协助工人准备生产和分配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列宁觉察到隐藏在这种论调背后的是臭名昭彰的伯恩斯坦式的修正主义观点，即长入社会主义。为了防止这种倾向，他和盖德建议对决议提出如下的修正：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协助准备在资产阶级被推翻后进行生产和分配。这个修正案又照例地被否决了。列宁在委员会里对决议投了反对票而在公开的大会上投了贺成票。以后他说，尽管有着它的缺点，但国际提出了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合作社任务的正确的定义。^[5]

考茨基和列金

　　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间，即哥本哈根大会开会期新时代的编辑、在恩格斯死后成为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的卡尔考茨基，同德国工会运动的领袖、工会中心国际书记处书记卡尔列金之间发生了一次有名的辩论。他们直接争论的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的学说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考基的意见是肯定的，而列金是否定的。考茨基的意见发表在政权之路的小册子上，列金的意见也在一本题为徒劳无益的工作还是良好的成就的小册子上发表。
　　在他们这个理论上的争论后面隐藏着德国党内最有势力的修正主义派即工会官僚主义领导集团的一种阴。他们企图削弱左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威信并巩固他们在整个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地位以便起眞正的主导作用。这个辩论也是一种在一切社会民主党工会官僚分子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党的中立主义的表现刚普尔斯最露骨的反党态度是这种倾向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到极点的表现。这次辩论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因为它暴露出在第二国际堕落到了什么程度。
　　从考茨基总的倾向来看，他这时已肯定地成为一个中派分子，并因而成了右派机会主义的挡箭牌。因此这本小册子也就是他最后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的作品了。列宁在论中派分子时说他们用尽了一切的革命嗣旬但是却不做一件实际的革命工作。考茨基始终根据中派主义的精神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出修正主义毫无用处，预见到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是当他遇到具体的事情时，他的见解显然就偏右了。
　　当时腐蚀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并影响整个第二国际的病根是修正主义者的机会主义。它常常削弱了党的战斗性。但是当考茨基指出党所面临的危险时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可能造成的危险却只字未提。他最害怕的是急躁的左派分子使党和德国的反动势力发生过早的和灾难性的冲突。他一再重复这个论调。下面是他所说的一句很典型的话：目前无产阶级的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要求避免任何足以引起统治阶级滥施暴力政策的事情。他警告党防止任何疯狂的起义……任何无目的的对治阶的挑衅，任何可能引起他们的国务活动家造成资产阶级及其信徒疯狂仇视社会主义的一切机会。^[6]
　　他的警告脱离了实际的情况。在德困党内，左翼行动和疯狂起义的危险简直不存在，而真正的危险却来自右翼的工会和小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派。他们使得党日渐丧失战斗精神。
　　考茨基的立场帮助了修正主义派。他的立场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党（原已被削弱了）的迫切需要的战斗精神。而党在不久将来要担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的迫不及待的任务。列金在他的小册子中赤裸地表达了机会主义的伯恩斯坦派的理论，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情况似乎是在不断地改进，而且还会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认为工会已打开了向上的道路^[7]。列金的观点模糊了摧毁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目的。他在战前访问美国时所发表的言论，包括一篇受到列宁严厉批评的国会演说，证明他的观点是一种以社会主义的词句所掩盖的刚普尔斯主义。由此又可以看到左派，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左派，把列金和旅柏特这一类社会主义的工会领袖和哈弗洛克威尔逊和塞缪尔·副普尔斯这一流工人运动中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之间划分得太清楚了。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都起着资本家在工人中代理人的作用。他们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论调则随着他们本国工人阶级觉悟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尽管考茨基和列金的争论引起了不小的乌烟气，但是在实质上它不过是一场虚假的争辩而已。他们两人的方向是相同的都是右倾。当时美国的机会主义社会党领袖和刚普尔斯之周所进行的激烈的争吵也同样属于这种情况。

^[1] 克鲁克著“总蛋工”，第一八二——一八三页。

^[2]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第一○九页。

^[3]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三三八页，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

^[4] “列宁全集”，第三三卷，第四二二页，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版。

^[5] 盖金和蛩欲尔著“布尔什維克和世界大战”，第七八页。

^[6] 卡尔·考茨基著“到政权之路”，第五六，五五页，一九〇九年芝加哥版。

^[7] 列金著“徒劳无益的工作还是良好的成就”，第三，一九一〇年柏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