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三十九章 阶级合作与阶级斗争（一九二四—一九二八年）
共产国际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四年是资本主义“部分的、相对的、暂时的”稳定时期。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有了提高：英国提高13%，美国15%，德国25%，法国30%，比利时35%，加拿大40%[1]。但是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也增加了，他们坚决地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像有毒的草一样从意大利蔓延到波兰、巴尔干、德国。美国虽然在国际联盟之外，但它是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国际为资本主义的复兴而欢呼，全力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当一九二七年奥地利工人武装起义的时候，被称为是“左派”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具有诺斯克的传统，他们帮助军队镇压起义。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国际联盟的最热心的支持者，在国际联盟里每个党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坚持要履行凡尔赛条约。他们并且不遗余力地使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保持分裂状态。他们也参加了资产阶级扼杀苏联的阴谋，领导反苏宣传。他们的精神上的领导人，政治上的老恶棍考茨基，赞成抵制苏联，煽动国内的颠覆活动，赞成外国资产阶级的干涉[2]。
反映着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力量的配置，英国工党成为工人社会主义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的领导政党，德国党占第二把交椅；这种情况一直支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劳联根据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胜利者的阴谋有资格在国际工会联合会中占领导地位但因感到这个组织“太激进”，它在一九二〇年就退出来了。像美国的资产阶级一样，美国劳联的领导宁愿要自由自在的所谓孤立主义。
工业的合理化
在战后时期中，以美国为首的各国资产阶级利用榨取血汗的制度，发动了加速工业生产的紧张的竞赛。这个工业合理化运动是以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为基础，包括新的工业技术和机器，加强阶级合作，在工人中散布对资产阶级的新的幻想。他们说，如果工人与资本家一同增加生产，生活水平自然会提高，工作日会缩短，大量的失业会消灭。社会福利将会普遍提高，经济危机再也不会发生。工人将把他们多余的工资积蓄起来，结果变成企业的主人。
这是本世纪20年代美国“新”资本主义的兴盛时期，在这时期资本家叫嚣说：“福特征服了马克思”。
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劳联的官僚主义者以及社会党的领袖们，把这个资产阶级的纲领全部囫囵吞下。工会雇用了有能力的工程师以加速生产；他们从事商业，设立了许多劳工银行；他们采取了新的哲学，即“高级的劳工策略”，罢工的方法被咒为陈腐不堪，增加生产则看作是工人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并加强了他们的开除政策以对付那些敢于反对阶级合作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工人。同时，当生产提高，资产阶级的利润增加，而工人的薪金和工作条件却在降低，工会失去了会员，美国工人运动的战斗精神降落到历史上最低的水平[3]。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像他们美国的兄弟一样，在自己的纲领的基本原理方面永远向资本家学习，并与后者同样地有着对“新”的美国资本主义的热情。亨利·福特成了新的、政治的上帝；他的制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为资本家、为工人、为消费者。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三年他的汽车生产量从年产量一万八千六百六十四辆增加到二百二十万零六百八十二辆，他的工人的工资从每天美金二元提高到六元，他的资本一九〇五年是美金十万元，一九二三年增加到二亿四千万元，同时汽车的价格从美金九百五十元减到二百四十元[4]。这完全是工业上的魔术，而那些钦佩他的社会民主党人竟然没有注意，这些结果是在对独占资本繁荣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取得的。
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急急忙忙与资本家携手加快工人工作速度方面互相超过并超过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比美国的工会领袖们有更多的理论，他们用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他们的叛变行为掩盖起来。柏林“前进报”的总编辑认为“社会问题在资本主义范圈内解决了”[5]；著名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希法亭于一九二七年在该党吉也尔代表大会上宣称，“我们是处在资本主义大体上克服了自由竞争的时代，处在资本主义支配盲目的市场规律的时代；我们来到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中……有组织的经济之中。”[6]
在此露骨的机会主义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力图使伯恩斯坦的修主义现代化了。其实质是说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地转变成为社会主义了。正如蓝氏所说，“国家对劳动条件的控制加强，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总的趋势，以及工会转变成受资本主义国家津贴的机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执行机构，这些都受到改良主义的理论家的赞扬，称之为经济民主和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7]
共产国际和开展合理化运动的国家的共产党坚决反对这个运动，认为这是对工人的工资、工作条件以及工会组织都是有害的。英国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在一九二八年声明，“我们宣称，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合理化运动。”[8]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关于合理化的骗局仍坚持他们的愚蠢行为，成为政治官僚，一直到所有这些肮脏之物在一九二九年十月经济大危机时为历史所清算。
英国的总罢工
社会民主党人用生产合理化的思想毒素去挫折工人的战斗性并未获得成功，这在共产国际第五次和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从各国发生的许多重要罢工中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些斗争中主要的一次是一九二六年五月英国五百万工人大规模的总罢工。在这方面强有力的、左派进步的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是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工人阶级很快从一九二一年工业同盟的叛卖所遭受的严重失败中恢复过来，开始采取攻势反对不可容忍的工资低落和大规模的失业。这个运动中的领导人都是煤矿工人。他们的精彩表现在选举左派的库克为英国矿工工会的领袖，数年以后则由共产党员阿瑟·洪尔纳继任。
英国工人的新的战斗性主要表现在工会理事会对于赤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统一世界工会的建议的反映。国际工会联合会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建议，而英国工会理事会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同俄国工会的代表在伦敦开会并与他们签订了合作的协定。英俄委员会产生了，它开始推动世界工人运动总的统一。英国的工会由柏尔塞领导，俄国工会则由M·托姆斯基领导。
麦唐纳工党政府于一九二四年为保守党政府所代替，英国矿工准备罢工。一九二六年四月矿工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英国工会代表大会的总理事会迫于工人正在高涨的战斗情绪，决定以总罢工来支持矿工。工人运动历史上最大罢工中的一次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开始。
罢工时英国工人阶级已经团结好自己的队伍，支持罢工的保证排山倒海地来自整个欧洲和美洲。俄国工会征集苏联所有工人捐献一天收入的四分之一来帮助英国的罢工工人，共送去了美金五百七十五万元，即为整个阿姆斯特丹组织所捐献的两倍之多。英国经济全部瘫痪，形势非常紧张。共产国际宣布，“总罢工使英国无产阶级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然而，很明显地，英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对这一场生死斗争并不感兴趣。他们是资产阶级十分忠实的仆人。他们太忠实了，因此他们不愿参加斗争。毕宇（工会理事会主席）、西特林（总书记）、汤姆士（铁路工人工会）和比万（运输工人工会）倡导这个斗争仅仅是为了要断送它。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在粉碎革命运动中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了，如在德国，在匈牙利，以及别的地方，故必然担任粉碎英国的大规模总罢工的工作。
鲍尔温政府斥责罢工威胁到英国社会，不惜用一切手段破坏罢工，广泛地使用军队和罢工破坏者，但并不能阻止工人团结一致。故必须利用工人的假心假意的领导人的叛变行为来担任此项工作。他们并没有真正尽力去组织罢工——建立群众侦察队、关心工人群众的粮食供应，等等。他们只有一个主导思想，就是尽可能地及早了结罢工。五月十二日根据鲍尔温首相最初的关于争论中的问题继续协商的空洞语言，罢工突然中止。库克说，“当在广播中宣布了结束罢工以后的二十四小时中，工会群众中的混乱情况简直无法形容。”[9]
这个悲剧性的贩卖给工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严重地削弱了英国整个的工人运动。资本家利用这个胜利于一九二七年在议会中通过工业纠纷法案，严重地限制了工会的权利与作用，工会大会的领袖们对这次解散罢工是应当负责任的，当俄国的工会工作者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怀恨在心，解散了英俄委员会。
中国的革命斗争
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中国甚至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斗争。正如前数章所述，马克思和列宁已预见到中国、印度和其他的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规模的革命。列宁是伟大的理论家，他把殖民地国家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革命之间的利益统一起来了。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世界革命发展的中心可能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为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所证实了。这一阶段的大革命是中国大规模革命斗争的最早阶段。国民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为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所创立，在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前。一九二四年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他们也参加了。国民党并申请参加共产国际，但由于它不是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未被接受。孙中山是列宁和苏俄的热情的政治上的朋友。当他临死的时候，他打了一张电报给苏维埃政府说，“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10]
改组后的国民党达到了巨大的成就。在一九二四年初，它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只控制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在虽小而有力量的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它立即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和农民参加斗争，开始取得重大的胜利，扩大了它所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起义和罢工遍及上海、广州、香港、北京以及许多大城市，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侵略者。共产党从一九二五年的九百八十四人增加到一九二六年的五万七千九百人，共产主义青年团有三万五千人，工会会员有二百八十万人，有组织的农民达九百五十万人[11]。
在国民党内，孙中山一派的势力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共产党代表工人和农民。这个联盟是根据列宁的策略原则。他说，共产国际必须与在殖民地和落后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的同盟，但却不能与它合并，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12]。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忽视这条基本的教训。他们没有维持党的团结，没有坚强地掌握国民党中的工会和农民群众。许多共产党人受到典型的孟什维克幻想的影响，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领导者似乎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当时党的领导人是陈独秀。毛泽东那时还是一个年轻的领袖。共产国际的代表是俄国人米哈伊尔·鲍罗廷。
接着而来的是巨大的灾难。迄今为止比较革命的资产阶级震惊于工农的坚强的群众运动井感到目前已足够强大、可以不需要共产党的合作，于是他们一变而反对革命。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逝世，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落于他的襟兄弟、军队的指挥官、国民党右翼的代表蒋介石之手。蒋企图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向共产党进行第一次打击，但没有成功，接着于一九二七年四月沉重地打击了共产党。数千个共产党员遭到了屠杀，其中有许多遭受了最残忍的中世纪的酷刑。这种反革命的袭击实质上就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在凯末尔的领导下所做的，也就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克伦斯基的领导下想做而没有成功的事。
共产党坚决地回击，但损失已经造成了。一九二七年八月陈独秀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党委书记之职被撤换，由瞿秋白继任[13]。广东在十月建立了最初的苏维埃，但很快就失败了。十二月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城市广州组织了苏维埃，但蒋介石用了空前残暴的酷刑，苏维埃于三天之后在大规模的屠杀中被推翻了。中国的革命在反动派的血腥手段下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转而反对工人和农民，并与封建地主和外国帝国主义者达成了反革命的谅解。
反对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一布哈林反对派的斗争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与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中，比英国的总罢工、奥地利的起义和中国的革命斗争更为重要的是在俄国反对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危险的反对派运动的斗争的发展[14]。这个斗争不仅是在俄国革命千钧一发的时机发生，而且决定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托洛茨基势力的胜利将会是世界反动派决定性的成功。
托洛茨基的整个历史打上了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激烈派的烙印。托洛茨基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小宗派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到一九一七年才加入布尔什维克。甚至在参加党以后，他在许多问题上继而反对列宁。当一九二二年秋天，列宁生重病的时候，托洛茨基企图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他集合了那时党内的几个小的反对派，发表了反对派的纲领，即“四十六人的政府”。这个网络的实质是控诉党的领导是巨大的官僚主义，煽动青年来反对党，宣称新经济政策完全是退却，要求有成立派别的自由，以德国和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来谴责党，埋怨党因处理不当而引起的许多困难，宣称俄国革命本身是处于“温和党人[15]衰颓”的状态中。
斯大林受到委托来领导党反对这个分裂性的反对派的斗争，在这个任务中表现出他是很有才干的。约瑟夫·斯大林（朱加施·维里，一八七九——一九五三年）生于佐治亚的一个贫苦家庭。他在神学院读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即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他和列宁一同工作了一个很长时期，成为民族问题上著名的理论家。他被逮捕过好多次，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七年放逐到西伯利亚，直到革命时才被释放。一九二二年四月被选为共产党总书记。
斯大林是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战士，他在思想上粉碎了托洛茨基，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以压倒的声势指责反对派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偏向”。在这个斗争中，斯大林写了一部巨著“列宁主义基础”，这部书在论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被击败的托洛茨基以轻蔑的姿态保证自己遵守党的决定，然而他自己却立即开始违反这种保证。
不久以后，正值欧洲革命的低潮，党面临着决定革命前途的基本问题。在一九二五年初，斯大林卓越地解决这个巨大的理论工作。他宣称，苏联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论点受到党中央的支持。列宁在以前也指出过，如果必要的话，在俄国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一般人所持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只有工人同时在几个国家内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斯大林的论述是与此不同的大胆的见解。
斯大林的基本论述立即引起冒险家托洛茨基的论战，后者提出了他所谓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托洛茨基绝对否认在俄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提出国内外革命斗争尖鋭化，革命斗争的实质意味着在国内是反对农民（各个阶层）[16]的斗争，在国外是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俄国革命的命运在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论时是处于危难之中。斯大林成功地使全党认识到，托洛茨基的路线意味着推翻苏维埃政府并断送革命。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的政策失败了，而斯大林的政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托洛茨基同意遵守党的决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同时，在党内长期以来政治上不稳定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发展成所谓的“新反对派”。他们的纲领基本上和托洛茨基的相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在讨论中受到严厉的斥责。像托洛茨基及其随从人员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假意地答应实现党的路线，但是他们在实际中并没有这样做。
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一帮人形成了一个集团，重新向党中央开火。这个引领还是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的口头禅还是这样：“你们不能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建议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被谴责为沙文主义和完全放弃世界革命。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控告党的领导严重地出卖了中国革命和英国的总罢工，他们反对党的经济纲领的每一个方面。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还设立了非法的印刷厂，很明显地，他们决心要成立一个新的党派。
一九二七年十月，在反对派对停止其派别活动的保证相继破坏之后，党内的争论开始，那是在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前两个月。结果是七十二万四千票对四千票，托洛茨基一季诺维也夫集团遭到惨败。虽然如此，但宗派分子忽视了这个事实，他们在十一月七日举行了游行来反对党。这些破坏性的活动的结果是，托洛荚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皮达可夫、斯米尔加、藤发罗夫以及其他一百来人被开除出党，然而，其中的大部分答应服从党的纪律的人后来恢复了党籍。
同时，右派布哈林一李可夫一托姆斯基集团不赞成党的反对富农的坚决措施及其积极工业化的政策，他们根据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实现的右派的教条也开始成为积极的反对派。这一派的头子布哈林也是长期以来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主张放松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清算对外贸易的独占，并主张削弱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其他基本措施。当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这个危险的右派反党集团正在开始积极活动。
很自然地，在苏联，世界社会主义的堡垒中发生了严重的派别斗争的这件事，在全世界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党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任何地方只要党内有左派或右派集团存在，在苏联也就会反映出相应的政治集团的路线。虽然如此，这些党差不多一致支持斯大林所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共产国际第六火代表大会严厉地谴责苏联反对派的集团，特别是坚决拒绝了托洛茨基向大会提出了反对苏联共产党把他开除的呼吁。
苏联共产党长期的党内斗争，就党和群众而言，反映出苏联在当时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极端复杂和困难的。至于反对派的领袖，他们无疑表现出垂死的剥削阶级——资本家、地主、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拼命挣扎的情绪。正如斯大林所指出，这些阶级的处境愈困难，他们的斗争也愈加不顾一切①。反对派用它的强烈的反党路线表现了那些失败的、垂死的、但仍在斗争的敌对阶级的愿望。正如党后来所具体接受到的经验，卷入这场历史斗争的还有邪恶的外国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使这大派别斗争直接转变成推翻苏维埃的斗争。
[1] 杜德著“世界政治”，一九一八——一九三六年，第二七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2]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轰”，第二五〇——二五一页。
[3] 罗伯特·顿著“美压化的劳工”，一九二七年纽约版；福斯特著“从白利安到斯大林”，一九三七年纽约版。
[4] 斯瓦德著“亨利·福特的故事”，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5] 华尔赫著“福特呢，还是马克思呢”，一九二五年柏林版。
[6] 杜德著“世界政治"，第六七页。
[7] 蓝氏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二五四页。
[8] “什么是合理化？”，第六五页，一九二八年伦敦版。
[9] 克鲁克著“总罢工”，第四三五页。
[10] “中山全书”（四），第五十五页，一九二八年上海中山书局版。
[11]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第一四页，一九五二年北京版。
[12] 参见“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一一——二一二页，一九五八年人民出版社版。
[13] 布兰德、斯华兹、范朋克著“中国共产主义史料”，第七七——一二三页，一九五二年剑桥版。
[14] “联共党史”，第三五〇——三八七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15] 温和党人采指法国革命时期一七九四年热月（即法国共和政历之第十一月，自公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九日赞助或同情罗伯斯鸠和雅各宾党败亡之人。——译者
[16] 参见“斯大林文集”，第六卷，第三一六——三一八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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