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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希特勒取得政权
↘德国法西斯
↘罗斯福的“新政”


　　正如列宁在一九〇七年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一般统治方法有两种，即恐怖主义和对工人阶级作些小的让步。这是由来已久的“大棒和胡萝卜”的政策，两者又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德国和美国提供了两种不同方法的应用的明显例子：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它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各该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解决因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经济大危机所引起的可怕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法：
　　两个基本的因素决定了德国和美国资产阶级政策的不同的路径。首先是两国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的实力不同。在美国，资本家仍然掌握着向工人作某些物质上让步的财力；但是德国的资本家比较缺少这种财富，乃求助于法西斯的暴力。资产阶级政策的第二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工人阶级所表现的革命精神的程度。在德国，资产阶级面临着革命情绪日增的工人阶级，他们之中的千百万人愈来愈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因此资产阶级采用极端的暴力手段来粉碎正在成长中的革命运动。然而另一方面，在美国，虽然工人具有战斗性，处在战斗的状态，响应共产党关于反对失业的口号，但是却没有像在德国那样的紧急的革命威胁。
　　虽然如此，在美国的大资产阶级中间也有浓厚的法西斯情绪。事实表明，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抱有一种当时世界上资产阶级所共同的幻想，就是，历史性的时机已经来到，工会可以最后被法西斯暴力所粉碎，议会民主被消灭，社会主义的威胁，特别是苏联，将要从地球上永远消除。这些极端的反动分子相傅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即将来到。因此，虽然实行“新政”，美国仍然存在着法西斯的威胁。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1]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胜利只有从以下的意义来了解，就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击破了工人阶级的反对，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扫清了道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是，主要的敌人是在“左方”，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德国“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挽救出来”。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的守护者，他们遵循与资产阶级紧密合作的路径。当资产阶级愈来愈右倾时，就把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导向了法西斯主义的灾难。
　　纳粹主义的种子在右翼社会民主党于大战期间的出卖和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时期中就已种下了。这些事情很清楚地帮助，社会民主党将不惜任何代价地为反对工人推翻资本主义而战斗到底。反动分子想以一九二〇年的卡普武装暴动作为反革命活动的巨大一击，但是这还没有成熟。他们走向胜利的道路是远为困难而复杂的。在德国革命整整十五年之后，反动分子在社会民主党的不可缺少的帮助下才走向法西斯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年）在一九一九年参加纳粹党，但是到一九二八年，虽有资本家大量的财政上的支持，在那一年的选举中，纳粹党所能得到的选票只有八十万票，而社会民主党有九百一十万票，共产党有三百二十万票。但是巨大的经济危机的灾难迅速地改变了这种局面。一九三二年四月，纳粹的选票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七票，而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约共得一千三百万票。国内有八百万工人失业，工资多方遭到削减，魏马政府（其中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力的组成部分）无法改变局势，而希特勒及其党羽又大肆煽动。
　　几乎一直到最后，社会党和共产党有着大大超过希特勒的势力的潜在力量，由于工人阶级战斗情绪高涨，两党之间的统一战线原是足以把大多数的工人团结起来使成为一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力量的。工人正增长着的革命情绪已经表明出来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之间共产党的选票增加了一百三十八万四千，而社会党却减少了一百三十三万八千。
　　在四个决定性的时机中，共产党都曾建议成立第一战线；一九三二年四月当反对即将到来的普遍降低工资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当日本的独裁政权将社会民主党从他们所控制的普鲁士政府中驱逐出去的时候；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当希特勒成为总理的时候；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国会纵火案以后。这些都是希特勒前进中的紧要关头，如果工人阶级在这些时候中的任何一次联合起来进行打击，这对纳粹的事业都会是灾难性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与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大资产阶级紧紧地结成同盟，每人都反对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对他们来说要比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危险小得多。
　　虽然当希特勒进军去夺取政权的时候，纳粹党人在街上屠杀工人，但是社会民主党人竟通过魏马政府禁止红色阵线的战士，解除工人的武装，帮助建立黑色的国防军、钢盔队、突击队，使它们成为强大的反动武装力量。他们也支持布鲁宁（基督教中心党）独裁，它是没有民主的，用非常的职权来统治国家。他们最后的叛变是重选兴登堡为德国总统，借口说他比起希特勒来说是“较小的恶魔”，而且是可以防止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栅栏。一九三二年四月的决定性的选举结果是兴登堡以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七千四百九十七票超过希特勒的一千一百三十三万九千四百四十六票而当选，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得到了四百九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一票[2]。

希特勒取得政权


　　当然，兴登堡比起希特勒并不是“较小的恶魔”，恰恰是使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方便工具。共产党说明了危险性，并警告工人说，“投兴登堡一票就等于投希特勒一票”，兴登堡与希特勒之间的选择仅仅是两条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之间的选择。但是社会民主党还是一直坚持到底要同资产阶级结成悲惨的同盟。
　　芒努依尔斯基估计德国当时的情况时说过，“社会民主党说，‘既然共产党宁愿选择资产阶级民主而不要法西斯，他们也成为支持“较小的恶魔”这个政策的人了。’是的，我们共产党人宁愿要‘较小的恶魔’而不要较大的恶魔。这并不是我们与社会民主党分离的原因。我们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乃是因为这个政策意味着出卖资产阶级民主而直接地帮助法西斯主义。”[3]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出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民主力量之间的统一战线的候选人名单。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完全屈服于纳粹党，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纳粹立即加倍地进行他们的恐怖行动。共产党完全被认为非法，好几百个共产党员被害或被捕。最有名的犯人是共产党总书记台尔曼。台尔曼于一八八六年生于汉堡，是码头工人。他在一九〇二年参加社会民主党，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一九二〇年参加共产党。台尔曼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他表现了德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品质。一九二三年照逐了费歇尔—马斯洛夫的“左”倾的、腐败的领导之后，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人[4]。他于一九四四年在纳粹监狱中被谋害[5]。
　　希特勒掌握政权以后，社会民主党完全期望着希特勒会接受他们作为权力不等的伙伴，因为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的德国历届资产阶级政府都是这样。他们卑躬屈膝地宣布希特勒是以合法的、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国外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在比利时的冯德凡尔得和在法国的布鲁姆——都采取同样的论调。柏林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二月二日甚至这样吹嘘，“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帮助的话”，像希特勒这样一个普通人是从来也不可能成为总理的[6]。社会民主党领袖威尔士，为了抗议外国谴责纳粹暴行，而辞去了第二国际执行委员的职务。社会民主党同意与希特勒合作，工会领袖菜柏特一格罗斯曼欢迎希特勒的胜利，把它当作胜利的“一九一八年革命的继续”，并号召工人参加希特勒的五一节庆祝[7]。
　　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阿谀奉承都落了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日子在德国已成过去：傲慢的资本家现在已走上对工人采取恐怖主义的道路，他们需要一群新的政客和“工人领袖”来执行他们的政策。因此，在五月二日，希特勒以暴力控制了工会，后来把它们并入到专制政治的劳工阵线中去了。六月二十二日社会民主党宣告解散，强大的合作运动也随即被解散。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被逮捕，其他的一些逃亡国外，而社会党的上层官僚分子则个别地与希特勒勾结在一起，并成为他的镇压机器的齿轮。
　　希特勒行动的速度远远超过墨索里尼曾经所能做到的。虽然墨索里尼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就已夺取了政权，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才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并借口一次企图暗杀他的事件，正式解散了共产党以及所有敌视这个政权的其他组织，禁止它们的报刊的发行，大批地逮捕他们的领袖，等等。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行动得比较快是因为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政治上的十足的怯懦和投降。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完全为改良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在共产党的鼓动下，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斗争。
　　工人阶级在七十年间建立起来的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毫无反抗地投降了。它遵循着与资产阶级结成的同盟，和它的“较小的恶魔”的政策，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目标——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后来主张共产党当时应该单独地起来革命，但是这只能是徒劳无功的起义，只能使赤手空拳的工人被当时为社会党人所支持的强大的国家武装无谓地屠杀而已。而且，在希特勒出现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控制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在工业中工人委员会的选举清楚地帮助，大多数的工人仍然追随着右派的领导。杜德说，“一九三〇年，在雇用五百九十万个工人的企业中，改良主义的工会有一十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九个工厂委员会的委员，即占所有工厂委员会委员总数的89.9%。”[8]可悲的事实是，当希特勒掌权时，共产党号召以总罢工来反对他，但从工人中却没有得到有效地响应。
　　赫克尔特指出，当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取得政权时，他们有着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奴的支持；然而在德国，共产党甚至没有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格言“单有先锋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宣布在德国“革命胜利的条件在当时还没有成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指出，“听了赫尔克特同志关于德国形势的报告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认为，在希特勒政变以前和政变时，台尔曼同志领导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9]

德国法西斯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当时断言纳粹运动基本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共产党一开始就和这种谬论挑战，指出纳粹主义虽然吸引了失去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落后的工人，而其背后的冥正的力量是垄断资本——克鲁勃、梯森、西门子、波希、伏格勒及其他大的工业大王和银行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行委员会，对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是：“法西斯主义是金融资本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的专政。”[10]这个定义自此就相当普遍为人所接受，至少是在实质上。
　　德国法西斯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他们所建议的“新秩序”，计划把世界资本主义安置于更稳固的基础上，完全受他们指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订出了极富侵略性的对内和对外交政策，并用了一切必需的煽动性的和思想上的言论为自己辩护。德国法西斯主义从它的先驱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学了不少东西，但它却不是那个运动的单纯的继续，相反，它是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广泛地流行着的企图，在国内实行残酷无情的恐怖主义和在国外实行其残忍并不稍减的帝国主义。他们企图在这个基础上从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中逃出去。
　　纳粹资本家在他们的内政上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要为金融垄断资本取得不可抗衡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用煽动和恐怖有步骤地消灭了与之竞争的较小的资本主义分子，并进而瓦解他们的最可怕的敌人，工人阶级。他们破坏了每一个工人阶级的组织，剥夺了工人所有的权利，削减他们的工资，并在企业中促使他们加快工作的速度。他们无法从工人的意识里摧毁“阶级斗争”和“阶级组织”的概念。鉴于德国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纳粹党人狡猾地将他们的行动涂上了虚假的革命的色彩。他们滔滔不绝地发出许多“反资本主义”的煽动性的论调，把他们的组织称为德国国民社会工人党，拿着红旗（纳粹式的），庆祝五一节。他们也给工人以“工会”。然而是由资本家、农民、商人以及工人所组成的。独占资本家完全控制了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并为他们的利润带来了相应的有利的结果。
　　在外交政策上，德国法西斯资本家的侵略性也并不稍减。他们极力引用传统的德国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争取生存的空间向东方进攻”，他们把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作为残酷地侵略他们邻国人民的掩护。他们要把他们的“新秩序”扩张全世界去。厄本斯坦说，“纳粹的外交政策只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统治世界。”[11]自以为是未来的世界统治者的纳粹党人，没有感到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是困难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只有蔑视，认为他们已陈腐不堪，他们确信：推翻苏联不过是几个星期武装进攻的事情。
　　为了便利他们实行建立法西斯“新秩序”的诡计与暴力的纲领，纳粹的思想家们制定了一整套政治上的煽动言论。他们把德国人当作高于一切的阿利安族的这种“理论”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扩张的烟幕。根据他们的论调，德国人从生物学上说就注定要站在全人类的头顶上；他们的“领袖”和“优秀人物”的理论就是要强迫德国人民接受资本家和纳粹政客作为他们的天然的领导；根据这些“理论”，他们的谋杀性的反犹太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对自由为德国人民由于资本主义而受到的痛苦提供了方便的替罪的羔羊；他们用凯恩斯式的经济和对精武主义的赞美来证明军火生产，匪徒政治以及建立广大的战争机器是正确的，而他们对科学和理智的蔑视又在知识界中为野蛮的戈培尔的宣传鼓动的统治扫清了道路。

罗斯福的“新政”


　　当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德国以火与剑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时候，美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奉行让步的政策，虽然他们并不心甘情愿。不过他们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已贫困化的、觉醒了的、被巨大经济危机时期中胡佛政府野蛮的虐待所激怒了的工人阶级汹涌澎湃的群众的压力。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民主党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以绝对优势当选为总统的选举中群众表现了他们对共和党反动分子的愤慨。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们继而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在三十年代初期，他们展开了巨大的罢工运动，其中一九三四年日金山的总罢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很快地建立了工会，终于组织了实行所谓“开放工厂”[12]的工业部门中的工人；他们推动了失业工人、黑人、农民、退伍军人、青年、老年等的强大的群众运动的继续发展；最后，他们使罗斯福史无前例地四次速任总统。
　　资产阶级想设法消灭正在发展着的劳动群众的运动，但是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在这方面缺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能够控制并镇压工人阶级，像资产阶级在英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地方所做的一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官僚分子，虽然喊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仅仅是为了适合美国工人阶级政治上的落后），是社会民主党的一种。他们努力设法来制止这个运动，但是他们太软弱，因此失败了。事实上，群众运动在一九三五年自行分裂了（产联诞生）并向前推进了。
　　罗斯福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第一次上任，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三十五天以后。面临着破坏了的经济制度，混乱的、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工人阶级，罗斯福立即发动了有力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他的构成“新政”的许多法案迅速地冲过了国会，迅速到如所说的，“立法委员都来不及设它们”。在他执政的第一个一百天中，所通过的改良措施比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的七十年中通过得还要多。
　　新政纲领的目标最后归纳为：“（一）重建动摇了的财政银行制度；（二）以大量的贷款和津贴挽救摇摇欲坠的企业；（三）刺激私人资本的投资；（四）实行通货膨胀的政策以提高下跌的价格；（五）通过减少耕地面积和毁坏谷物来克服农产品的生产过剩；（六）保障田产房产所有者不受抵押期满如无钱取款即行充公的限制；（七）通过设立公共事业来创造就业条件并刺激群众购买力；（八）为陷于饥困的失业者提供最小限度的救济”[13]。
　　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剥削分子从这种改良主义的立法中得益匪浅，如可能发生的失业和老年保险，保护他们基于取消了取农田和房屋等抵押品的权利，保证银行存款，等等。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收获是承认他们有组织起来的权利，这首先表现在国家工业恢复法案第七条甲款中，后来表现在华格纳法案中。罗斯福没有特别为遭受双重压迫和迫害的黑人做什么事，除了在一九四一年，作为战时措施，建立了公平就业实行委员会。私刑和歧视黑人制度在他的全部执政时期中实际上是通行无阻，他所领导的民主党应负主要责任。
　　在经济政策方面，罗斯福基本上奉行当时正得势的凯恩斯理论。在这个时期，豹翰·梅纳尔得·凯恩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罗斯福与他有直接联系）以其著作而闻名于世。他的著作的要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量失业能由政府加紧向企业投资而改变，甚至能治好[14]。罗斯福和希特勒都应用凯恩斯的理论，但方法不同：罗斯福用公共事业作为他“调整”的主要方法，而希特勒则用目前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所熟知的扩军备战来作为他最恶的达到充分就业的办法。
　　罗斯福并把他的“新政”糊涂应用到外交的领域中去。在拉丁美洲，他用他的帝国主义的“睦邻政策”来缓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动中某些非常野蛮的地方。他也期望与苏联和平共处，在美国坚决拒绝承认苏联十六年之后在外交上承认了这个国家。他也赞成世界和平；当他了解到法西斯侵略世界的意义时，他采取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同样的立场，并开始有组织地准备战争。
　　罗斯福是资产阶级分子、自由主义者和百万富翁，他的政策从长远来说，对独占资本有巨大的利益。他的“新政”所进行的改革都是严格地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无疑地会阻止富有战斗意志的工人阶级推行更激烈的改革和组织广泛的工人政党。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罗斯福的凯恩斯思想在工人当中散布了危险的改良主义（而使马克思主义受到排斥），到现在尚未克服。但是它并不能医治大量的失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仍有七百万到一千万失业人口。罗斯福在拉丁美洲推行的“睦邻政策”从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在他的执政时期，独占资本更为巩固起来，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也从来没有忽视过美国帝国主义的基本利益。
　　罗斯福一开始就受到超大部分独占资本的代表的支持。毫无疑问，大多数资本家认为他的政治将导致法西斯主义。有很多这种迹象，例如，罗斯福著名的全国产业复兴法案是仿效墨索里尼的国家企业而由美国商会制定的。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大多数金融资本与自由主义的罗斯福分道扬镳了。这些独占资本家特别反对罗斯福赞成职工会的组织，这种态度对于工会掌握拥有“开放工厂”制度的大工业的基本部门是很有利的。因此，华尔街的资本家成为罗斯福的疯狂的故人，他们发动了激烈的、以法西斯主义为根据的反对罗斯福的运动。他在一九三六年、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四年就任总统，首先是因为美国人民中巨大的民主力量的努力的结果。
　　在开始时，特别是当罗斯福的政策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和华尔街的支持时，共产党采取了明确的反对他的立场，并将自己的主要力量放在建立当时的工会组织和进行罢工运动上面。然而在一九三六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党给予罗斯福以坚强的支持，虽然是有批评的。



[1]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二三——一三二页，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2] 纽曼著“巨兽”，第三一页，一九四二年纽约版。

[3] 芒努依尔斯基“第七次大会的工作”，第二〇页，一九三六年纽约版。

[4] 巴博斯著“你知道台尔曼吗？”，一九三四年纽约版。

[5] 勃列德尔著“台尔曼傅”，一九五〇年柏林版。

[6] 黑客尔著“德国发生了什么事？”一九四五年柏林版。

[7]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二九页。

[8] 杜德著“法西斯主义与社会革命”，第一三〇页。

[9]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国际新闻通讯”。

[10]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国际新闻通讯”。

[11] 爱勃斯坦著“纳粹国家”，第二九八页，一九四三年纽约版。

[12] 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都属与的工厂。——译者

[13] 福斯特著“美国共产党史”，第二九三——二九四页。

[14] 凯恩斯著“关于就业、利润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九三五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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