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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慕尼黑：通向战争之路（一九三五—一九三九年）
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整段时期中，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法西斯强国的扩军备战加速进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严重沾染了法西斯主义，这些国家毫不制止危险的法西斯的进攻，反而以绥靖政策来帮助它。共产党虽用尽一切的不倦的努力，并未能得到足够的群众压力来迫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制止法西斯的侵略。苏联和各国的人民运动没有能够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站在统一的伟大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阵营之中。至于第二国际的政党，它们总是遵循着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路线，他们追随本国的资产阶级奉行各种叛卖性的绥靖政策。
在这整个时期中，资产阶级的经济是处于停滞状态中；它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的深刻的周期性危机以后井未如往常一样得到恢复，仅徘徊在斯大林所谓的“特种的萧条”中。在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工人仍然失业。虽然有着罗斯福凯因斯的“调整”，美国的失业人数平均仍达一千万人。只有在法西斯国家，因为他们狂热地准备战争，工业才全部开工。
罪恶的“绥靖政策”
法西斯强国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对他们的计划中所存在的弱点，他们以最无耻的手段来进行侵略阴谋。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占领莱因地区。两个月以后意大利占领了亚的斯亚贝巴，完成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征服。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德意两国签订一项条约，从而形成了所谓柏林－罗马轴心，其矛头是指向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又签订了所谓“反对共产国际公约”。公约的参加者必须反对共产国际。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也参加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于是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日本继续猛烈地侵略中国，而法西斯的德国和意大利则发动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战争。在这整个时期中，希特勒蔑视凡尔赛条约，匆匆地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一九三八年三月，他以武力占领了奥地利，不久以后就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区割归德国。梵蒂冈对于法西斯的掠夺几乎给以不加掩饰的祝福。
非法西斯强国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制止这些蛮横无理的侵略，如果他们当时这样做的话。它们拥有三倍的人口，生产的钢铁多50%到100%，电力有两倍，汽车十四倍，液体燃料五十五倍，纺织原料九倍，粮食四倍，黄金储藏量四十九倍。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府为法西斯主义所浸透，拒绝采取任何行动，而向贪得无厌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再三让步。共产国际叙述它们的“绥靖政策”如下：
“意大利法西斯被允许大胆地进攻埃塞俄比亚。它不仅奴役了埃塞俄比亚，并且猛攻西班牙。德国法西斯被允许毫无阻碍地武装莱因地区。它利用这点来袭击西班牙。然后它侵入奥地利并击溃了捷克斯洛伐克。日本海盗能够占领满洲和华北各省。日本军国主义日益横霸，发动了奴役全中国的战争。西方民主强国在法西斯强盗面前一步步地撤退。法西斯强盗则一步步地加强他们的地位，增加他们的侵略行动，采取新的暴力行动，同时，利用所有这些来使他们自己的人民更加陷入困境。”[1]有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英国的丘吉尔、艾登、库柏，谴责这种政策，罗斯福说要“孤立这些侵略者”，但是美国仍然继续大量地将废铁运到日本去。
在国际联盟破产之际，苏联设法组织反法西斯力量以阻止法西斯的暴行。它要求执行国际联盟章程第十六条，即“集体行动”的一条。在埃塞俄比亚战争中，苏联争取使国际联盟执行对意大利的制裁；它并要求放弃对西班牙共和国所采取的灾难性的“不干涉”政策；它要求集体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它建议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希特勒侵略奥地利；它并采取了坚决的立场反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但是所有这种要求进行斗争的坚决主张，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却都充耳不闻。他们以绥靖政策毫无抵抗地导致了慕尼黑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苏联力量的增长
同时，在过去的十年中，苏联在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及在国内的团结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些事实后来在世界法西斯威胁最后失败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第四十一章已经看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二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惊人的成就，大大地增加了苏联工农业的产量。一九三三年至三七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它使苏联的工业生产超过了一九三二年的120.6%，而且在经济制度的每个方面都加强了。自从一九一三年以来到一九三八年，苏联的工业生产从一百增加到九百零八点八；而美国在同一时期中，仅仅从一百增加到一百二十。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到一九四二年底提高产量92%，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完成了约四分之三的时候，苏联卷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去了。苏联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工业力量巨大的增长是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决定性的因素。
苏联社会主义惊人的发展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著名的斯大林宪法而更为加强了。宪法规定除其他重要权利以外，苏联所有的公民保证有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享受物质保证权，还有妇女在各个方面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这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宪法。
彻底击溃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反对派对于苏联在战前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增长也是极端重要的。我们在第三十九章已经看到，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斯大林领导的党内大多数已分别地、作为一个集团地击败了这三个集团。和他们一同被击败的是他们的基本论点，即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国建立。在以后的年代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全证实了上述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被击败的反对派领袖拒绝接受党的决定。他们仍然在暗中进行分散活动。在他们的绝望和堕落之中，他们从事破坏，破坏工业，暗杀，最后甚至成为纳粹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从苏联被驱逐出去，他于一九三三年在国外组织了“第四国际”，它是由在许多国家邪恶的集团所组成的。它的许多反革命活动之一，就是公开提倡推翻联共（布）党的领导和苏联政府。在西班牙、中国，以及其他别的地方，托洛茨基分子证明都是警察的谍报人员。
阴谋和贩卖的最高峰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列宁格勒暗杀党卓越的活动家基洛夫。这次凶杀导致了广泛地检查，暴露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杜卡契夫斯基的阴谋的广泛性和拼死的行为。这些人轻率地夺取权力的这种已经证实了的目的就是，“协助外国实现武装干涉，准备使红军遭受失败，分裂苏联，把苏维埃的沿海州割让给日本，把苏维埃的别洛露西亚割让给波兰，把苏维埃的乌克兰割让给德国，消灭工人和集体农民所获得的成果，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度。”[2]这次惊人的揭发是完全证实了的，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间进行了几次大的审判，并处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杜卡契夫斯基、李可夫、克列斯庭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及其他人。[3]
消灭纳粹日本在苏联的这支第五纵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苏联不得不在这次战争中担负起巨大的战斗任务。此外，如果在为它的生命而战斗的时候，它还要与这些内部的间谍、破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集团进行斗争，那战争的结局和世界文化的结局将会是灾难性的。
慕尼黑会议的出卖
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使战前紧张局势极为加剧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建议希特勒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同来解决他们的争端。希特勒利用罗斯福的创意，召集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慕尼黑开会，出席的有希特勒本人、墨索里尼、达拉第、张伯伦，而苏联则故意地被排斥在外。九月三十日，这个会议达成了协议，其实质是瓜分捷克斯洛伐克以符合德国的利益。
世界资产阶级的领导者，包括罗斯福在内，欢迎这种罪恶的出卖，把它当作和平的伟大胜利。张伯伦和达拉第胜利地回国，资产阶级称赞他们“建立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十月三日希特勒军队进入苏台德区，后来又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捷克斯洛伐克沦陷了。整个和平民主事业受到了打击。
世界资产阶级的忠实的工具第二国际，也欢迎慕尼黑的“和平”。英国工党参与了这次出卖，特别是恬不知耻地在它的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〇年的两册“历史”记录中完全没有提到慕尼黑。在法国，里昂·布鲁姆说，“现在我们又可以高枕无忧了。”法国其他的社会党领袖也接手慕尼黑。维达尔说，“张伯伦和达拉第十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阴谋之后不久，法国的社会党就宣布它自己几乎是一致赞同慕尼黑的基本政策。”只有一个社会党人在法国国会中与七十三个共产党人一起投票反对。波兰与匈牙利社会党也无耻地欢迎希特勒并吞苏台德区。只有后来当第二国际的各党派看到慕尼黑政策已引起了何等悲剧性的后果，并感到工人阶级对慕尼黑叛卖日益不满的时候，才开始作出惯用的词句（像往常一样是口头上，而不是行动）来反对它。在远东，日本社会党欢呼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并号召加强执行“反对共产国际的条约”。
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不是这样。英法两国的慕尼黑会议一召集，各国共产党就坚决抗议这罪恶的阴谋。在英国是很典型的，正如杜德所说，“唯一的反对这件事的呼声来自国会议员共产党员格拉赫，他高声说，‘可耻’，‘这意味着战争’。”[4]全世界的共产党都采取相同的立场来反对慕尼黑的叛卖行为。“共产国际”杂志表示了这种总的立场，“中欧民主国家最后的根据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阴谋的牺牲者，这个阴谋是希特勒和张伯伦用来反对民族的自由与和平的。法国政府默许这个阴谋，并对法国最忠实的盟国作出了历史上空前的叛卖行为。”[5]
共产国际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宣言中严厉地谴责了慕尼黑的背叛。它把贩卖的主要责任放在英、法帝国主义身上，指出统一的世界工人运动是能够击败它们的。这种力量是能够防止慕尼黑协定的，会“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犯罪行为成为不可能，并能将毫无约束的法西斯强盗赶回去。”共产国际建议第二国际召开各种工人组织的世界大会，组织一个国际统一战线以制止法西斯的前进，但是这些要求完全被漠视了。前言列举了自从一九三三年以来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提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以反对发展中的法西斯主义的建议共有十次，但都无结果。这个宣言上也说，希特勒会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发动进攻，计划进攻苏联。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一九四一年六月——发生了。
英法资产阶级制造慕尼黑叛卖事件的主要目的是使希特勒的刺刀从他们自己身上移开，而去反对苏联。慕尼黑协定事实上奠定了，全部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这是帝国主义集团早已梦寐以求的，直到今天，也是它们最神圣的目的。因此毫不奇怪，当苏联政府根据苏、法、捷三国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建议用武力支援捷克的时候，得不到西方，包括法国在内的任何回答。无疑地，如果苏联当时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与希特勒作战，它所面临的敌人将不仅是德国，而且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正是欧洲帝国主义者所计划的。
自从苏联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来直到现在，世界资产阶级曾梦想联合进攻苏联，并拼命进行准备。这是他们所有外交政策中的主调。有时这种反革命计划进行得比较积极，有时较消极，但是它总是存在的。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资产阶级对于可能组织反苏的整个资本主义的进军的希望特别强烈。
对于苏联政府来说，它总是遵循着坚定的和平政策。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十分明显地说明了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它今天仍然是苏联的路线。斯大林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它是维护和平并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的政策。苏联不想威胁任何人，更不想侵犯任何人。……谁愿意和平并力求和我们建立事务联系，谁就一定会得到我们的支持。而那些企图侵犯我国的人会遇到毁灭性的回击，使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把自己的猪鼻嘴伸到我们苏联的荣园子里来。”[6]
扩军备战
当然，慕尼黑的叛卖并不能满足希特勒，仅仅是刺激了他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要求更多的征服。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他进军布拉格，对波兰也已经垂涎三尺了。达拉第在八月设法安排另一次慕尼黑事件来牺牲波兰，但是蛮横的希特勒相信已经到了与动摇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摊牌的时候，因此，他拒绝了达拉第的建议，决定以武力占领波兰。正如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一样，苏联政府再一次地向西方国家提出，共同武装保卫波兰。但是英、法不愿这样做，却从另一方面寻找同盟者，而且他们的法西斯傀儡波兰政府也坦率地拒绝苏联军队通过它的领土。
同时，苏联政府正在尽一切力量建立总的反法西斯的和平阵线，这是它过去五年来的政策。为此目的的谈判在莫斯科进行。但是英、法希望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愿与苏联结成同盟，因为德国法西斯一旦进攻苏联，它们就不得不站在苏联一边。因此，他们为了拖延时间，并利用种种借口来阻止建立任何真正的同盟，便派遣了次要的官员来应付莫斯科会议。
苏联政府给了英法几次直接的警告，说它不能让他们来玩弄它的最根本的国家利益，说它并不准备为他们火中取栗，但是终于无效。此后，苏联政府即与德国进行谈判，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宣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期十年。这个条约与苏联和其他邻国如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中国等所订的类似的条约相一致。
英、法想使苏联任凭他们摆布，因此在它们通过新的慕尼黑阴谋而和希特勒共同决定苏联的命运以前，就大声疾呼苏德条约是一种叛卖。但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断然拒绝了这些虚伪的谴责，并指出英法政府会一再出卖苏联。莫洛托夫说，“正如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缔结互助条约没有希望，我们只有寻求其他的可能性以保全和平，消灭苏德之间的战争危险。”[7]丘吉尔后来公开地承认，苏联需要条约给它两年的时间以准备防御纳粹的侵略，它知道这是会到来的。
帝国主义集团常常谴责苏德条约帮助希特勒，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件事，雅孔托夫说，“它的直接效果是分裂法西斯集团。希特勒触犯了他的盟国日本。他疏远了他的秘密的同谋者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失去了某些银行家的财政上的支持。”[8]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充分地被历史所证实，它不仅粉碎了英、法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反苏的资产阶级战争的阴谋，而且给予苏联二十二个月喘息的时间，使它能够准备对付不可避免的纳粹的进攻。在这个时期中，苏联在工业上和军事上有了惊人的发展，这个增长的力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不是决定性的力量的话。
希特勒早已在发展他的战争路线，他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之后，进军波兰。因此英、法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被迫对德宣战。英、法帝国主义用尽他们的计谋仅仅得到一种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战争。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在与德国作战，而不是他们所虔诚地希望的、准备的苏德战争。全世界被德、法、英、美帝国主义所欺骗、所出卖了，被带到了另一次可怕的大规模的屠杀。
[1] “共产国际宣言”，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
[2] “联共党史”，第四六一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3] 维辛斯基著“托洛茨基为法西斯服务，反对社会主义与和平”。
[4] “杜德通讯”，一九五三年十月六日。
[5] “共产国际”，一九三八年十月。
[6] “斯大林全集”，第一三卷，第二七0页，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版。
[7] 莫洛托夫“苏联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第六——七页，一九三九年纽约版。
[8] 雅孔托夫著“苏联外交政策”，第二一七页，一九四五年纽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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