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美〕威廉·福斯特 -> 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一章 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一九四五—一九四七年）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广大的工人与农民群众的脑子里都充满着革命的意识。在经历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所产生的那一种可怕的屠杀与破坏以后，这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战争惨痛地证明资本主义体系已多么腐朽退化，群众则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但是，在这次大规模的战争以后，欧洲工人们在展开他们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时，碰到了一种与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碰到的大不相同的情况。因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爆发的革命是针对着那些专制的政府的，因为工人们认为这些政府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并且它们当时还依旧在当政——在俄国、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呈现出一幅大不相同的景象。伟大的人民的民族阵线用军事行动推翻了犯有战争罪行并且为人民所切齿痛恨的法西斯政府。代之而起的、后来工人们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政府中有许多因而都会是战时民族阵线的成员，而只因为走了反动路线，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些基本的事实一般地说就决定了战争期间与战后工人们的革命战略的方针。
英美帝国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初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之战给他们一个胜利的远景之后，是完全明白希特勒政权被击败后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的。因而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阻挠革命。他们把这一革命的危险与红军巨大的胜利和进展联结在一起。对苏联军队解放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恐惧因而就促使英、美进驻意大利——这一挺进原来是打算（但是没有能够）收复整个巴尔干地区和南欧地区的，因为反动派害怕这些地区特别容易发生革命。这也是使美国与英国好容易才开辟了故意拖延着不开辟的西战场的诱因。它们担心如果它们再拖延下去，红军就会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并随之带来全面的革命。阻止革命，从而否认欧洲人民有权利建立那种他们认为合适的政府，便是华尔街征服世界的计划的第一步。
在这一反革命的工作中，美国和英国的垄断资本家有梵蒂冈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做他们最热心、最有效的盟友。由于他们狼狈为奸的努力，更兼有占领军的支持，英、美帝国主义者设法阻止了法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荷兰以及佛朗哥西班牙的革命。与此同时，英国工党——英国的社会民主党——替该国的资本主义保全了一切；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中，社会民主党人也做了资本主义的保护人。在希腊，英国人和美国人无耻地镇压了革命，在南斯拉夫他们扶植了铁托。所以，在欧洲，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最后只限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东德等，包括一亿人以上。
由于苏联近在咫尺，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会受西方国家的恫吓与欺骗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
中欧和东南欧进行革命的国家为苏联红军所解放后，建立了大家所知道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的情况大致是差不多的。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曾经经合作过的政党与其他的团体，尤其是那些参加地下的抵抗运动的团体，在战争结束时以及战争结束前一些时候，进而成立了由一切反法西斯分子所组成的民族政府。随后产生的人民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所概括指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进一步的应用。正如我们所已谈到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较早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共产国际第四届大会上所概括指出的那一些（见第三十七章）：战前的人民阵线运动，战时大规模的反法西斯军事联盟，广泛的多党的战时地下运动以及游击队组织。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都是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被打倒后才确立起来的。它们是人民在战争时期的斗争的革命延续。
人民民主国家的广泛性质可以拿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作为具体说明的例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系由两个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捷克民族社会党、天主教人民党以及斯洛伐克民主党所组成的。在波兰，政府成员中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农民和民主党人。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有五个政党；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和政府的，也各有好几个政党。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有一个基本因素，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政党在结合过程中摆脱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情况也是这样的。共产党人——地下工作的领导者——在新的民主政府中到处都成了领导的政党[1]。
在工人与农民之间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高度的团结一致的精神。知识分子广泛地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虽然有天主教会的极力反对，在波兰（90%的工人是天主教徒）、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其他天主教工人众多的国家中，天主教与非天主教工人之间却树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这是极为重要的。
英、美帝国主义者怀着莫大的恐惧注视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为了应付这事件，他们准备了一整套经过仔细挑选的傀儡的流亡政府，安置在伦敦并且准备在战争结束时去接管各该国政府。但是各国人民对于这一切有他们全然不同的想法，他们选择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然而，帝国主义者在梵蒂冈与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支持下，到今日为止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进行阴谋活动和组织武装叛变，目的在打击和挫败这些人民的民主意志。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当战争结束时，他们组织内战，企图阻挠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只是没有成功；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七年间，他们镇压了希腊的民主运动，起初用的是英国的军队，最后还用了美国装备起来的军队。他们使用金钱，终于收买了南斯拉夫唯命是从的铁托。并且，正是美国大使，他为了竭力想重新取得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控制权，才使十二个资产阶级的部长于一九四八年二月退出民族政府，希望制造内战；但是捷克工人迅速采取对策，击败了这一“政变”，并且进而断然控制了捷克人民的国家[2]。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解放”政策是此种内战计划的延续。
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类型
新的人民民主国家采取了许多远大的经济措施，其直接的目的在弥补战争的巨大破坏。这些政策包括拆散大地产（在某种情况下也包括教会的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没收法西斯反动派所有的一切土地和工业；大工业和公共事业收归国有，包括银行、煤、钢、电力、铁道、国内运输、海上运输、电报、电话及无线电；有计划地扶植消费合作社，大力进行税费改革，树立国家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权及通过二年、三年、五年计划逐步发展计划生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是遵循这一总路线的。
人民民主制度并未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任务，但是它们的计划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的。它决定把主要工业部门的大企业和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权从大地主与垄断资本家的手中转到工人阶级及其他的民主力量的手中。其结果并不是如当时许多人所相信的是“民主资本主义”，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的制度[3]。
人民民主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新的形式。最初这一事实甚至在共产党人中间也并不是普遍得到承认的，但是随着新制度的成长和发展，这就渐渐地显得清楚起来了。当新制度的纲领日益成熟并且开始实现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成分就逐渐被消灭，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则显得愈益明显了。总的政治进程是不断走向左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愈来愈明确，社会主义计划愈来愈具体。人民民主国家在各方面都构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4]。
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给共产主义运动许多关于革命的战略和战术的教训，这些教训，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对后来的共产党的政策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它们建立的方式还再度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即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明显地表现着民主化的过程的情况中，工人们是有可能用相对和平的办法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正如前面几章中所提到的，马克思说：譬如说，英国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议会中、在国会中赢得了多数，它就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废除那些阻碍它的发展的法律和制度。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革命的前夕也指示过这一原则，那时在当时的民主状况中，他提出了“革命和平发展”[5]的话。
在吸取中欧与东欧通过议会多数的出现而相对地以和平的办法来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训时，我们不能忽视下列一些基本的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红军和人民的起义运动已通过军事斗争击败希特勒军队而粉碎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主力；这些国家中战后最初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府因而是软弱无力的。然而，在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别的这些国家中反动派确实会设法组织过小规模的内战，虽然工人们是竭力维护和平发展的。
意大利的联合政府
从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起，意大利工人阶级就开始迅速地组织其力量了。共产党从墨索里尼恐怖统治下的五千党员增加为一九四七年在陶里亚蒂卓越的领导下的二百三十万党员，它在大选中得到20%的选票，计四百七十四万五千票。社会党由南尼领导，也有了极大的进展。这两个政党的大多数党员都赞成联合，并密切合作地一起进行工作。许多工会将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工人团结在一起而迅速发展成为阵容壮大的总工会，有六百万成员并以干练的工会领袖共产党人维多里奥为首。共产党在意大利正如在欧洲其他的地方一样，已在其战争期间的英勇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声誉，已取得了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还在农民与天主教一般的劳动者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争一结束之后，共产党在意大利也与在别的地方一样，提议建立一个由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逐渐形成了，虽然还不很令人满意。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一百零四席，社会党得到一百十五席，天主教民主党得到二百零七席。在通过选举产生的加斯贝利政府中，共产党在内阁中拥有四个职位，由陶里亚蒂任司法部长。社会党也参加了内阁。政府便转而注意压倒一切的重建工作问题，共产党人在医治战争的巨大的创伤中起了带头作用。一九四六年六月，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意投票废除了君主政体而将意大利建立成为一个共和国。
但是，正如东南欧许多国家所经历着的情况一样，强大的力量在酝酿着要想阻止意大利成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意大利大雇主自然是极力反对民主趋势的。梵蒂冈一如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竭尽全力利用其威望企图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在美、英劳工机会主义分子的积极支持下也自然是反对这一终将废除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支配这整个局面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武装部队，它们是强烈地反社会主义的。
这些沆瀣一气的反动力量在设法阻止意大利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成长。一九四七年，英国工党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人员和意大利以萨拉盖特为首的右翼一起设法分裂意大利社会党，使议会中五十个席位明确地转向了加斯贝利。在这同一年中，曾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基金和物资源源倾注到意大利去的美国给了加斯贝利政府一大笔贷款，并且还照例加上了一连串的附带条件；同时加斯贝利政府——资本主义——梵蒂冈力量的体现者——也在一九四七年中顺从地提出了一个反动的土地方案，这一方案迫使共产党和社会党左翼的部长退出了政府。意大利已抛弃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参与了“冷战”，成了好战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软弱无力的一个仆从国。
法国争取民主的斗争
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法国的局面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是多少有点相似的，即英、美帝国主义者已在伦敦建立了一个保守的流亡政府，来再度继续进行已停止了的敌对行为。流亡政府以前法西斯主义者戴高乐将军为首，他是因倡导保卫国家才在法国军国主义者的一帮中崭露头角的。尽管他的政治经历不光彩，戴高乐还是被捧出来当解放了的法国的领袖。然而，游击队战士却有不同的想法。早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宣言，宣称：“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要求领土的完整，要求具有受托人的权利与职责，要求设立具有国家主权的临时机构。”[6]
然而，当德国人被赶出巴黎的时候，戴高乐及其临时政府在强大的英、美武装部队的支持下立即被扶植上台。巴黎是一九四四年八月解放的，一九四五年四月就举行了第一次普选（当时有三百万法国工人仍在德国作阶下囚）。结果证明共产党是法国最强大的政党。戴高乐立即着手解除抵抗部队的武装，这使两个共产党员退出了他的内阁。在一九四五年十月的普选中，共产党得了五百六十九万六千票，社会党则是四百七十六万票，天主教党即人民共和党是四百五十八万票，结果共产党得一百五十二席，社会党得一百四十二席，人民共和党得一百四十一席。其他还有一些较小的政党。
工人阶级的两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有绝对的多数。共产党建议成立一个两党的政府，并建议两党最后合并成为一个组织，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作为最大政党的领袖有资格担任总理之职。法国总工会已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差不多拥有五百万会员的组织。虽然它有两个总书记——石乌与弗拉商，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代表性要强得多。正如克鲁格曼评论说：“形势有利于领导法国人民前进，继续抵抗运动的锐气和热情，走向新的人民民主并削弱法国托拉斯的权力。”[7]
然而，这样的远景勃鲁姆全盘反对。作为右翼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辩护人，他是不能支持任何一个这样的革命性的纲领。作为一个社会党的领袖，他否决了两党合并的问题，并坚持要成立一个三党政府，将人民共和党包括进去。这样，他的方针便是勾结戴高乐分子反对共产党。希特勒在其进行野蛮统治中，曾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和其他的人，但是当他在消灭赛玛尔与贝里以及无数其他共产党的战士时，他却将勃鲁姆关在巴黎附近，让他住得舒舒服服，还有两个仆人侍候他。当希特勒遇着反动的爪牙时，他是能识别的[8]。
在一九四四年，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一个广泛的国有化计划，包括“极度垄断化了的生产资料——我们共同劳动的果实，动力来源，矿物宝藏，保险公司和银行”[9]。虽然戴高乐口头赞成这一纲领，却毫无实行之意。在他的联合政府中，有五个共产党员，其中有多列士，他是内阁的副总理。然而，由于这个内阁发生内部摩擦，这位自吹自擂的独裁者戴高乐被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辞了职。
在下一年的四届法国政府中，三个是以社会党人为首的——古安、勃鲁姆、拉马迪，但是这一事实对于推进法国社会主义进程竟全无用处。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选举中，拥有差不多一百万党员的共产党将它的席位增到了一百七十三席，而社会党则由于采取反动政策的结果却减少为九十五席了。正如在意大利一样，法国工人们转而欢迎共产党来领导，并且迅速壮大着的总工会在倾向上和领导上也是“左倾”力量占了优势。一九四七年一月勃鲁姆和意大利的加斯贝利一样，从美国取得了一大笔贷款——二亿五千万美元，也下令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去。所以，在一九四七年五月，这位破坏罢工的社会党总理拉马迪借戴高乐分子的帮助便将共产党人驱逐出他的内阁去了。
由于这一行动（在意大利、挪威、比利时和丹麦接着也发生了类似的做法），法国便沦为美国的一个仆从国的地位，正如意大利所处的地位一样。勃鲁姆的方针在挽救资本主义，而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法国社会党左翼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国的不同，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确定它的政党路线。波尔克诺这位反共狂人因而才能谎言谎语地夸口说：“法国之摆脱官僚政治与人民民主的命运真是千钧一发的事。”[10]维护“第三种势力”这种虚伪理论的勃鲁姆是这样表示他同意将他的国家交由华尔街垄断资本保护的，他说：“就我而论，我相信美国真是不存私意的。”[11]
英国工党政府
英国从没有躲过世界战争结束时席卷欧洲的那一种革命情绪的浪潮。但是，资本家有一股忠实的警卫力量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在信奉新教的英伦之岛，梵蒂冈并不能像它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西班牙那样来帮助资产阶级；但是别的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以工党为幌子的社会民主党却是能够胜任这一工作的。
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举行的英国的大选中，工党取得了极大的胜利，在下院总共六百四十个席位中得到了三百九十三席。在战争期间，工党一直只是和丘吉尔保守党分子组成联合政府的，可是如今它就能成立一个一党的政府了，其中的主要人物是极端的右翼分子艾德礼、贝文和摩里逊。
共产党在哈里·波立特的领导下，只取得了很少的选票，但是它却在工会中起很大的作用。许多重要的工会领袖或者是党的成员，或者是党的支持者，党也广泛地获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例如，一九四七年六月在伦敦召开的“工人日报”的会议上，出席的有八百二十九个代表，代表二百六十万工会会员[12]。
在竞选运动中，工党提出了一个内容包括八个要点的纲领，要求部分工业实行国有化，改善房屋建筑、教育事业、社会保险等等。工党的正式发言人把这称作社会主义，但是唯恐工人们期望过高，他们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社会主义是不能像一次周末革命的产物一样地一夜之间就来到的。”在支持工党时，工人们无疑地认为他们是在投社会主义的票。因为他们多半享有欧洲其他地方的工人们所具有的革命情绪，他们想结束在战争爆发前十七年保持一百个工人中有十四个人失业的平均数这样一种制度的[13]。
工党从一九四五年七月执政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在这一期间，它将英格兰银行、运输业、燃料和动力、钢和民用航空收归国有[14]——总计大约占20%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仍由资本家经营管理，卡托勋爵仍是英格兰银行的领导人，欣德莱爵士主管煤炭局，股东都得到政府公债十足的赔偿，而且他们的股息还由国家作保证[15]。
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领袖对这一切大吹大擂，他们甚至于提出这样的说法，认为充分就业已经确定不移地建立起来了，并且认为国民收入已根本改观而有利于工人们了。因而，克罗斯曼将工党治下的情况的官方解释总结如下：“到了一九五一年，英国就一切主要方面而论，已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16]
英国共产党领袖哈里·波立特推翻了这一种胡说八道的话。他指出，经过几届工党政府的统治之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财富有一半仍然还是为1%的人所有”[1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顿详尽地驳斥了英国社会民主党分子的这种侈谈。事实上，国有化了的企业仍归资本家经营管理，并且还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利润。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以一九三八年为一百，到一九五一年年底时，工资只上升到二百十五；而利润却爬到了三百二十二。“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工人拿回家去的平均工资比一九四七年要少买7%的东西。”[18]经常大吹大擂的稳定就业是由于战后民用工业与军备生产的一时的繁荣，而不是由于工党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做的任何基本的改变。伊顿说，工人们得之于工党政府的唯一的好处是国家卫生制度的改善。工党在英国所干过的一切并不是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想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在工党执政的整个期间，英国仍处在慢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中。
英国工党所遵循的外交政策与丘吉尔的外交政策是一模一样的。身为第二国际的大党，它却勇猛地攻击苏联；它应对战后希腊、意大利、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民主力量的失败负严重的责任，它保卫岌岌可危的殖民体系；它追随美国的政治领导。
对不受驾驭的美国垄断资本家来说，即使是最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也是具有革命性的，要他们认识到英国工党不是在实施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欧洲受创的资本主义的一种拯救力，这是有点困难的。然而，他们终于看出了这一点，一九四五年他们给工党政府几乎高达四十亿美元的大宗的贷款便是这一点的明证。这次贷款是美帝国主义者使英国处于从属地位的第一个巨大的步骤，正如他们曾经对待过法国和意大利一样。同时，他们终于策划要使丘吉尔重新上台，到一九五一年他们和英国垄断资本家就如愿以偿了。工党政府已完成了它平息战后的大震荡的目的；而这一任务完成之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将它抛在一边了。
德国和日本的军事镇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强国希望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犯的错误而开始在军事上占领战败国，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在这些战败的国家中，正如后来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强国的主要目的在以军事统治的办法来阻挠革命的爆发，在拯救和维护受了创伤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后则在重新武装这些国家并使它们参加总的资本主义反苏联盟，这一联盟它们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就已在策动了。
如果在战争结束时听其自然的话，德国无疑地就会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东南欧其他国家一样建立起一个人民民主国家来了。看看东德的情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红军占领了东德，在那里人民可以自由地实现他们革命的愿望。他们迅速地在那里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为基础 * ，并且还有一个和人民民主国家相类似的纲领。
然而在西德，因为占领西德的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所以美国指挥的反动力量便设法防止即将到来的革命。在他们容忍工人政党和工会的改组的同时，他们却亟于要想堵塞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每一种表现。直到一九五四年底西德工人才进行了战后第一次大罢工。社会民主党（起初由舒马赫领导，后来由奥伦豪尔领导）的方针是吻合于资本主义军事占领的政策的。社会党人拒绝与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合作，却支持“杜鲁主义主““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美国人强烈的反苏运动等方案。很久以后，他们才采取反对重新武装德国的立场。由于这一方针的结果，资本主义重新武装西德并使之再度纳粹化的方案，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已有了迅速的进展。
在日本，军事占领的方针——完全是美国决定的——与在西德的方针根本是一模一样的。半封建的日本——它的一八六八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局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到了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的时机。以那位小专制君主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看到了这一点，便顺利地着手以实施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改革来破坏革命。他们“给予”日本一个“民主的”宪法，贬低君主政治使之以宪法为基础，进行了有限的土地改革，并“解散了”大财阀对企业、金融和土地占有的垄断[19]。
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政党、工会、农民团体、合作社、文社会社等等——战后时期在日本历史上首次迅速地壮大起来了。共产党在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的领导下，多年来曾进行过地下活动，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战争制造者侵略中国以来，曾英勇地进行过反对日本战争制造者的斗争。它提议社会党共同争取在日本建立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但是社会党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不赞成建立人民民主国家。他们只打算在仁慈的华尔街的统治下在日本施行温和的民主改革，在一九四七年五月和一九四八年三月间，他们的领袖片山哲成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日本首相[20]。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总的效果表现在窒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精神，并从而使资本家和地主重新掌握住他们的企业、土地和政治控制权。
当麦克阿瑟威到局面又似乎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的时候，他便开始对左翼开火了。横暴地驱散了几次政府职员的总罢工以后，一九五〇年六月他就宣布共产党为非法，而共产党却在几天前的全国普选中得到了二百九十八万四千六百二十七票，即等于投票总数9.6%六。这标志出按照麦克阿瑟方式来广泛“清洗”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开端。与此同时，在美国继续统治下，美国正准备让日本在美国所筹划的战争阵线中取得它的地位。
[1] 福斯特著“新欧洲”，第一九——二二页，一九四七年纽约版。
[2] 贝却敌著“人民民主国家”，一九五一年墨尔本版。
[3] 纽约“政治评论”，一九四八年五月号，艾伦著文。
[4] 福斯特著“保卫共产党及其被控的领袖”，第五一页，一九四九年纽约版。
[5] “联共党史”，第二四一页，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版。
[6]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三日巴黎“人道报”。
[7] “劳工月刊”，一九四七年十月号。
[8] “共产主义手册”，一九四八年九月。
[9] 同上，一九四五年二月。
[10] 波尔克诺著“欧洲共产主义”，第三一五页。
[11] “劳工月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号。
[12] 马丁·伊邦著“世界共产主义今日观”，第二二〇页，一九四八年纽约版。
[13] 哈里·波立特著“展望将来”，第八页，一九四七年伦敦版。
[14] 约翰·伊顿著“英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第八六页，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识社版。
[15] 同上，第二九页。
[16] 克罗斯曼著“新费边论文集”，第四二页，一九五二年纽约版。
[17] 哈里·波立特著“在英国共产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第四页，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识社版。
[18] 约翰·伊顿著“英国经济问题的分析”，第一〇八页，一九五三年世界知识社版。
*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纲领的基础上合并组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一大党，即统一社会党。——读者
[19] 邓格菲尔德著“新日本”。
[20] 科尔柏特著“日本政治中的左翼”，第二一一——二一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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