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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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廉·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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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
第五十六章 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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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动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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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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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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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实际上是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四九年间不断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同志便指出,中国革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贯彻到底,结果这已成了事实。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可以分成四个总的时期:(甲)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联合阵线反对反动军阀的战争;(乙)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丙)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战争;(丁)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人民的军队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的战争,结果,人民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本书前面(请参见第三十九、四十三、四十五和四十七章),我们已叙述了前三个战争时期的过程。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看到,共产党一直与国民党忠实地并肩前进,直到蒋介石相信他能够为企业家、银行家、大地主和帝国主义分子拿下中国,以不可置信的残暴手段屠杀共产党人为止。我们也看到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国人民进行反对蒋介石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的长期的英勇斗争;在进行这个斗争的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在侵略中国而蒋介石经常拒绝与人民的力量组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直到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以后为止。最后,我们回顾了一九三六到一九四五年的全民抗日战争,当时蒋介石广大人民的力量比他攻打日本人更为厉害。现在我们还得叙述一下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过,这次战争是由蒋介石挑起的,而他也在这次战争中败在中国人民的手里。
蒋介石发动内战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胜利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一项宣言,简要地提出了争取在中国组织一个统一战线的人民民主政府的计划。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举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保障国内和平的协议达成了,但蒋介石签订这些协议只是为了要骗取人心。他毫无意思实现这些协议,他接着立即就进攻人民解放军而违反了这些协议。
蒋介石的后面是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的。这些华尔街和华盛顿的自命的世界征服者,已经积极地着手实行他们的侵略性扩张计划,极其注意中国这一巨大的、梦寐以求的猎物。蒋介石便是他们驯服的傀儡。蒋介石由于得到美国的支持,并且撕毁了他不久之前签订的协议,便开始夺取人民解放军从日本人手里解放的中国的广大土地。在他接收华北各大城市时,美国的军舰和飞机积极地帮着运输他的军队和给养。与此同时,他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结果发生了多次的武装冲突。
在这个时候,共产党主动地要求停战。一个各党派都派代表出席的会议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开了。美国派了马歇尔代替赫尔利来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国务卿贝尔纳斯在他给马歇尔的指示中说,“正如我们长久以来所相信和一贯表明的,我们以为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发展民主的最令人满意的基地。”
[1]
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军很强大,不能像杜鲁门总统原来所想象的那样一下子给打垮,因此就需要耍手腕。结果,便达成了一个协议,决定召开一个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大会。马歇尔利用他的权势取消了国民大会中共产党的席位,并在拟议中的新的全国军队编制中削弱人民解放军的作用。共产党没上这个当。
与此同时,蒋介石立即尽可能以武装夺取从日本占领下解放的土地来破坏一切的协定。像后来的李承晚一样,他认为他的军事进攻会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成立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因此,一九四六年间,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内战打起来了。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马歇尔离开了中国(四月间又回到中国逗留一个短时期),并批评了蒋介石(为的是装点门面),但错误地将爆发内战的责任放在共产党身上。
人民的胜利
表面上看,蒋介石似乎居于优势地位,他充满了乐观。他的军队全都是以最好的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包括一支巨大的航空队(而这,共产党几乎完全没有),他的军队数目为人民解放军的两倍半。蒋介石还占有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包括主要的铁路线和大城市,而且他还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到当时为止,美国总共给了蒋介石六十亿美元,而对人民的中国则分并未给)。但是蒋介石缺少一个重要的东西——中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人民对于充满贪污腐化和腐败的地主、高利贷者以及垄断资本家控制的政府完全失望了。他们痛恨蒋介石叛变和不打日本人,他们正确地咒骂他发动最近的内战。因此,工人、农民、学生、中产阶级和许多较小的资本家便转而日益大力支持毛泽东和人民解放事业。
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冲突发生了。面对着蒋介石远为优势的兵力,人民解放军遵照了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撤出了许多大城市,成功地集中力量在内线作战上。正如朱德所说的,战争打了八个月,蒋介石匪军被歼灭了七十万以上。“在第一年,有一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遭到了歼灭。人民解放军则从一百三十万增加到了二百万。”
[2]
一九四七年七月,毛泽东的军队采取了攻势,第二年,他们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国民党士气低落,大量军队带着崭新的美国装备投降了。
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一月这一期间内,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三次强有力的攻势,消灭了一百五十四万人。中国的大城市——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相继为人民解放军所解放
[3]
。由于南京——蒋政权的首都——的解放,国民党政府便基本上垮台了。到一九五〇年六月,解放军完成了全国的解放,蒋介石和他的残余军队被驱逐到了台湾,他们迄今仍在那里靠着美国的施舍苟延残喘。列宁和斯大林所预见的、第三国际所支持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至此赢得了胜利。
四年内战——空前最大的战争之一——以人民取得光荣的胜利而告终。人民的军队的呼声响遍了中国,清除了他们面前的一切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残渣。在这个激烈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消灭或俘虏了蒋贼军八百七十万人,一百七十万以上的蒋介石军队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缴获各种炮五万多门、各种机枪三十万挺、坥克一千多辆、汽车二万多辆,以及许多其他的武器和装备,差不多全是美国制造的。二十五年的中国战争结束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正如日本帝国主义一样被打垮了。巨大的中国摆脱了长久以来奴役着它的束缚,现在正走向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道路。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它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它有四百三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即比美国要大六分之一。它的人口迅速地增加,总数达六亿之多,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它是一个农业和工业资源都很丰富的国家,有着广阔无垠的肥沃土地和钨、铜、镍、镁、铝、锌等其他矿物的丰富的蕴藏量。中国煤的蕴藏量有四千亿吨;它的铁矿特别丰富;它的石油的储藏量远超过伊朗;它的可利用的水力要比美国为多而仅次于苏联
[4]
。中国的确是帝国主义掠夺者和剥削者所想要争夺的一个非常大的猎物。
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大企业巨头,看到在中国所发展着的史诗般的人民的胜利感到惊惧。但是从人民对新的人民政府心向往之这一基本趋势来看,他们是完全无法改变事物的规律的。他们所能给予蒋介石的充其量只是更多的武器,而蒋介石所有的武器已经是用不完的了。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是军火而是中国人民的信任,而这他早就丧失掉了。但是,如果说世界上资本家对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异,那么世界上革命的和进步的劳动者却是欢欣鼓舞地来祝贺他的。由于革命的缘故而失去了中国,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一个根本的和不可弥补的灾难。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以毛泽东为主席和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就在同一天,苏联就在外交上承认了人民中国,并且衷心地欢迎它进入世界上自由民族的队伍中去。由于小心翼翼地要保护它在香港和远东的其他殖民地的利益,英国也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承认了这个新政府。至于美国呢,它深深地为事物的整个转变所震动,感到自己几乎与国民党一样吃了败仗。因此,旣然美国到了僭称自己有专制权利可以决定其他一切民族的政府形式的地步,它便拒绝承认人民中国。它还反对这个新政府进入联合国。伟大的中国人民以不可抗拒的意志所刚刚建立的人民中国,那些疯狂地希望扭转历史巨轮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家们便立即对它展开了仇恨政策,他们正在计划最后对它发动一次新的战争,以便取消这个伟大的革命。
中国的人民民主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在这以前
*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5]
旧式的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新式的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毛泽东同志认为新政权“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6]
。他又说,“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
[7]
陈伯达补充说,“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及由此形成的工农联盟……使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胜利成为可能。”
[8]
毛泽东同志又这样地来解释新政权说:“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9]
新的人民民主主义是真正的民主。毛泽东同志这样地写道,“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给予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又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0]
显然,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和东欧的人民民主主义之间是有着密切的政治血缘关系的。
在召开一个广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的五年间,中国的基本立法团体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成员的正式规定如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11]
它是由十个政治团体组成的。这个政府的领导政党是共产党,它在一九五二年拥有党员约六百万人。支持这个政党的还有其他党派和一些人数众多的人民团体——有一千万会员的工会、有团员八百万人的青年团以及人数众多的妇女组织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九四九年组织起来的,它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宪法。宪法规定新政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宣布了社会主义是其奋斗的目标。它说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下列四种。(一)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二)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四)资本家所有制。整个国家经济是以计划生产为基础的。
政府保证人民有充分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妇女在各方面——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组成中国人民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它每年举行会议一次。大会闭幕期间的主要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朱德,国务院总理为周恩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新中国的目标是“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12]
然而,这并不是说,土地已经集体化,所有的工业已国有化;这还需要时间。土地集体化将建立在一个相当程度的工业化上,而这目前还不存在。据官方估计,土地集体化将于一九五八年“基本上完成”
[13]
。在着手建立国营企业的同时,将允许并鼓励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很像苏联早年的新经济政策)。帝国主义、买办(他们的代理人)和官僚资本家(垄断资本家)的企业已被国有化。
由于工人阶级和他们的同盟军牢牢地控制了国民经济的一切重要部门,并且还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能够允许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的成长,作为政府实行决定性工业化的补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新颁布的宪法详细说明了这种限制并宣布说,“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但是,当国家进行工业化时,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的成分只是暂时性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革命。正如他警告说,“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14]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最近几年中,美国资产阶级中流行着一种看法,说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并不是革命的,他们所领导的运动只不过是一种土地改革性质的运动。这是胡说,是在强有力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面前的一种资产阶级自己欺骗自己的手法。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清除了党内一切的变节者和叛徒,经常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和实践中吸取了教益和启示,而且他们一直就是很坦率地这样说的。他们特别敬仰斯大林,因为,过去很多年中,他一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亲密的导师。共产党书记刘少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说,“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15]
中国人民也经常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密切地合作,特别是在第三国际期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伟大的著作——本书常常引用的——里是这样说明在新政府的政策中所体现的中国革命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16]
人民中国现在正非常迅速地进行着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工作。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得到苏联大力地帮助的缘故。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17]
苏联在军事上也是使人民中国免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伟大的保护者。
毛泽东的领导
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具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所特有的许多品质。毛泽东同志是个坚定、有创造性和无限精力的人,他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位非凡的组织家,和在公开斗争中的一位非常有能力的群众领袖。正是这些品质才使得这位具有创造性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巨大的困难面前领导着五亿以上的中国人民走向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概括和撷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去,他以高度的技巧和熟练完成了这一不朽的工作。这件工作的基础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估计多年来发展中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划分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确立了它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很大的贡献。毛泽东同志也很注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各阶级的力量以及在统一战线运动中各民主力量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是共产党的经典政治著作之一。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上的战略与策略问题的著作也是经典性的,这样才能在一个游击队的形势中逐渐发展为一支巨大的武装力量,并在一个强大的敌人面前进行战斗。毛泽东同志非常卓越地在理论上阐明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中间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同志许多理论成就中的另一个成就是巧妙地运用了广泛地流行于人民大众中间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而将它看作为共产党最低纲领的一部分,这样便接受了著名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民主传统。毛泽东同志与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敌人的辩论也是很出色的。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著作不仅深入经济、政治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还深入文学和哲学方面。他的著作“矛盾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渊博的、深刻的和深入浅出地阐述。
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个卓越的群众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不仅提出雄壮的口号,而且还深入群众,组织他们来实现这些口号。他的理论著作精辟地分析了关于建立共产党、人民的军队、工会和人民的其他一切组织方面的最细致的问题。而且这还都是用最平易的语言写出来的。这方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他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其中谈到如像“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和“盲动主义残余”等
[18]
。
毛泽东同志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一个乡村的一个贫苦的农家里,饱尝了作为工人、士兵、学生和政治领袖的艰辛生活。的确,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儿子,与他们过着一般的生活,深知他们的思想和需要,并且说着他们的政治语言。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不仅是思想家、组织家,而且是战士——的传统来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将军——不论是在经济或政治的斗争中抑或在战场上。毛泽东与朱德和其他领袖一道完成了“长征”;他是一位闻名的游击战领导者和战术家,他亲自参加了无数次的战役。毛泽东同志的最伟大的政治成就在于他直接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反抗各种压迫者的斗争。
当中国人民赢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时,资本主义世界的许许多多人无可奈何地说:“嗯,或许还不算坏吧,但中国是一个大而无可救药的乱糟糟的国家,共产党人试图组织和治理这个国家将会失败。”但这仅仅是主观的想法而已,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特别是对他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过低的估计。现在这种说法很少听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清楚地证明,他们能够组织和领导他们为数众多的人民前进。这只不过是又增加一件在他们为争取自由的英勇的斗争中已完成了的许多“不可能的事情”之外的一件而已。
[1]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
[2]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中国”,朱德著文。
[3]
布兰德、斯瓦茨、费正清著“中国共产党史料”。
[4]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人民中国”,宋庆龄著文。
*
指俄国十月革命以前。——读者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九——六六〇页,人民凹版社第二版。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五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7]
同上,第一四八三页。
[8]
陈伯达著“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第一九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〇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三条。
[1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〇——一四八一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3]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日“纽约时报”。
[1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二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二六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1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七页,一九六〇年人民出版社版。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第四页,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版。
*
旧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但是后来孙中山重新将它解释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1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七——九八页,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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