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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罢工斗争中(续)

1、反饥饿斗争

  资本家反对罢工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饥饿。他们企图让工人及工人的老婆孩子挨饿,切断工人的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以此打垮工人的斗志,挫败工人的斗争,逼迫工人接受资本家的条件回去干活。这是冷酷残忍的,然而这不过是资本家用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剥削工人的无数野蛮方法中的一种。在罢工中,饥饿会打击罢工工人的士气,会促成工贼的产生。

  工贼有好几种,对每种工贼都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有的工贼是职业化的,有的工贼只是因为害怕丢掉好工作才去上工,有的工贼是出于怯懦,他们纯粹是因为没有参加斗争的勇气和才智才去当工贼的。但是最有威胁、最可怕的工贼,是那些被饥饿所迫的工贼,他们本来也是真诚的工人,但他们实在太饿了,再继续参加斗争,他们就活不下去了,他们是万般无奈之下才不得不回去上工的。

  工贼行为就是这样破坏罢工的,当在未参加工会的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中间开展罢工时,工贼行为的破坏就更加严重,罢工策略家必须绞尽脑汁避免这种危险出现。为此,罢工策略家就必须面对财政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里我只简单讲一下有关的总原则。


2、资金问题

  上面这个问题,又引出了一个大问题:工人的资金在罢工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往往是以这些方式提出来的:工人能靠金钱赢得罢工吗?工人的钱那么少、资本家的钱又那么多,工人怎么能打败资本家?右翼工会领袖的政策在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非常依赖高额的罢工资金和大额的罢工津贴[1]。而极左派——以世界产业工会为典型代表——则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们组织罢工时,对工人们提供的财政援助报以冷笑。他们不去筹集罢工资金,也不为发放罢工津贴做准备。

  这两种政策都错了。大量的教训告诉我们:光靠钱是不能让罢工胜利的(在少数技术水平很高、组织得很彻底的行业中例外),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富可敌国、力量十分强大,光靠钱就更不可能打败它。当广大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群众参加罢工时,要靠罢工资金来赢得罢工就更加不可能。比如说,四十万钢铁工人举行了罢工,这时谁能拿出这么多津贴来?一周就可能要花几百万块呢。再想想,如果矿工和铁路工人发动全国总罢工呢?很显然这些罢工只能依靠他们对产业体系造成的致命打击和深远的政治影响来获胜。而另一方面,极左的世界产业工会则干脆拒绝发放罢工津贴,完全低估金钱在斗争中的重要性,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右翼是太依赖钱,他们则是太低估了钱。

  问题并不在于钱和斗争精神哪个才是最重要的(右翼认为钱是斗争的根本,极左派则认为斗争精神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正确地把斗争精神和钱结合起来。许多技术工人工会中征收的会员费实在是过高了,进行罢工和其他活动也要收很多费,这阻碍了团结,阻碍了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的组织工作,并在工会内造成了很浓重的保守气氛。此外,在未来的反资斗争中,他们也没有提供什么特别的保护。

  另一方面,世界产业工会和其他激进的独立工会的会费又太低,财政体制也不健全,结果搞得这些组织非常穷困,实际上帮不上什么忙。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光靠斗争精神,是无法满足工人运动的所有需求的。左翼必须根据各类工人的经济能力,制定出高一些的收费标准。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里,必须事先筹备好罢工资金,当罢工即将进行之时,更要在几个月之内进行筹款活动,准备好罢工资金。


实际的筹款工作

  为早已参加工会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筹款,跟为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举行的罢工筹款,是大不相同的。前者的规模不太大时,很可能要按时发放一定的津贴,尤其是当罢工工人已经习惯了接受津贴时更是如此。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罢工就可能会垮掉。另一方面,当广大非技术工人群众参加罢工时,是无法给他们发放津贴的,他们也不会习惯于把自己的处境看得非常艰难。

  所以我们就需要制定政策,照顾好最贫苦的那部分工人,可以照顾他们一点现金,同时建立起供给体系,给其余的工人提供食物。在工人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应该推行“不付租金”制度,直到罢工结束为止。在目前情况下,技术工人、以及其他参加组织很久的工人,对供给体系不怎么感兴趣,除非他们的罢工已经达到了濒临绝境、不得不拼死一搏的时候,这种情况在矿工罢工中很常见。技术工人几乎总是要求、并且坚持要求得到现金。当几个工会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老板时,我们应该始终为所有参加斗争的工会共同储备资金和补贴,并让参加斗争的工会都能利用这笔钱。在罢工中,一部分工人能定期得到大额罢工津贴,而其他工人只能得到一点点、甚至干脆得不到,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能打击罢工工人的士气了。

  无论如何,不管左翼是在有组织工人还是无组织工人中间开展罢工,肯定都会需要大量的钱。因此,我们制定的罢工策略,必须找出最有效的法子,发动工人为支援罢工做好资金储备工作。这涉及到宣传、扩大罢工的声势、在当地和全国工人运动中间建立广泛的救济委员会网络、让其他工会定期为罢工募捐、吸收普通会员的罢工捐款等各种问题。

  对左翼来说,罢工救济工作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可以让左翼在工会内部建立组织,提高左翼在工会内的声望,因此,左翼必须进行巧妙的、透彻的宣传,来让工人理解斗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唤醒工人的阶级觉悟,以此来配合罢工救济工作。通常来说,罢工救济委员会最好是由罢工工人的工会或是涉及罢工的工人运动当地支部来组织。在美国的几次罢工中,国际工人救济总会[2]干得就很好。


3、抗击恐怖活动

  老板们会用许多手段来打击罢工:饥饿、挫伤工人士气的宣传、挑动工人斗工人、贿赂工会领袖等。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利用赤裸裸的恐怖主义。他们会用纯粹的暴力来打垮工人队伍,迫使工人回去干活。他们总是豢养着一支由流氓和奸细组成的私人军队,用这支军队来对罢工工人施行有系统的恐怖。但他们最大的靠山还是国家。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拳头、资产阶级利益最忠实的卫士。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主宰着国家,从头到尾,巨细无遗。国家永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利用反工人的法律、只会给工人下禁令的法庭、军队、警察和治安官等等来为资产阶级服务。老板们如何利用这架庞大的、合法的暴力机器,要看他们的形势有多紧急而定。

  如果罢工规模小,老板们也许只会动用他们豢养的打手和当地警察来进行暗杀。如果罢工规模再大些,他们就要叫法庭来帮忙了,他们会让法庭动用一系列禁令、监禁等工具。如果罢工规模再大些,达到了能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的话,他们为了打垮罢工,就要出动军队了。只要老板需要,他们就总是能让国家来镇压工人。只要他们想动用武装力量,就有军队派给他们用,区别仅在于需不需要,需要多少而已。

  工人在罢工和其他工人斗争中完全阻止资本家动用国家权力的问题,带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核心问题——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只要资本家还控制着国家,他们就会动用国家的各种武力来对付工人,保护他们的制度,保证他们能继续赚取利润。因此,工人要想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挣脱资产阶级的控制,建立工人自己的国家。这就要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个阶级争夺政权的艰苦斗争。但要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原则性的讨论,就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因为本书的范围只限于阐述当前条件下可行的罢工策略(工人学生如果想学习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可以去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尽管只有等到工人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彻底阻止老板利用国家和私人军队来破坏工人斗争,但我们在目前条件下,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来避开、反击、预防和削弱老板利用国家和私人军队对工人进行的打击。罢工策略家要学会在最关键、最紧急的环境中勇敢机智地行动。工人在老板的疯狂进攻面前,背水一战,发起顽强的反击的例子,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比比皆是,比如霍姆斯泰德罢工、科罗拉多矿工罢工、西弗吉尼亚矿工罢工[3]、麦基斯山罢工[4]、赫林罢工[5]

  在面对这种公开的暴力时,左翼必须向整个工人运动发出号召,要求工人运动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援,从精神上、财政上、工业上、政治上来帮助工人抵御老板的进攻。如果能成功,资本家往往会觉得为了野蛮镇压一小批工人,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引发一场代价高昂的剧变,这样子是得不偿失的。在美国当前条件下,巧妙地引导“公众舆论”也会对这种情况有帮助。自由派组织能帮助创造这种公众舆论。比如帕塞克的罢工工人就明白了:在警察使用催泪弹和警棍的野蛮行径被彻底曝光后,工人采取进攻性的态度,以及坚定的罢工领导层,都不会对罢工有害,相反只会增加罢工的生命力。


4、禁令与反罢工的法律

  当遭到当局对罢工权利的粗暴干涉,比如发布禁令、召开劳资法庭颁布反罢工法案等,工人可以用展示自己斗争信念的方法来击败它们。它们就像荨麻,你轻轻地碰它们一下,就会被扎得很疼,但用力握紧它们,它们就蔫了。

  保守派在碰到这种问题时,就会拖拖拉拉犹豫不决,这种做法只会增加敌人的力量。碰到反罢工法令时,应该组织群众一起来违反这些法令。禁止组织罢工纠察队的法令,在坚定顽强的纠察队员面前不过是张废纸。霍瓦特的矿工不理堪萨斯州劳资法庭的禁令,坚持罢工,结果堪萨斯州劳资法庭就垮台了,这件事很有代表性,它显示了当粗暴的法律碰上富有战斗性的工人运动时,下场是怎么样的。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例子,纽约衣帽工人进行了集体违反禁令的斗争,有几千人被捕,但他们的斗争使得禁令成了一纸空文。

  以前,劳联曾正式宣称:当遭到禁令时,就要采取这种进攻性的战术。但在今天这个加强阶级合作的时代里,官僚的策略变得软弱无力。如今他们对禁令的反抗,仅仅是进行伤感的抗议,劝说两个老党[6]中的“工人之友”在发生劳资纠纷时投票反对法庭下禁令而已,这种做法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5、为言论自由而斗争

  同样,在罢工或组织活动期间,当公司通过他们在市政府内的代理人企图禁止言论自由、阻止召开公众集会时,也可以用富有战斗性的战术取得良好的效果。所要做的就是不顾一切召开集会,如果有必要,就要去坐牢。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只要组织得当,就不会失败。在1918至1919年间的组织活动期间,不光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产地(那里的市镇官员往往就是公司职员或公司股东)禁止我们举行集会,他们还在霍姆斯泰德、布莱多克(Braddock)、郎金(Rankin)、麦基斯波特(McKeesport)、杜克森(duquesne)等几个城市禁止举行集会。但我们每次都不顾官方的禁令,走上街头,就这么击败了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是一种非常好的手段,能使工人联合起来,能激起工人的斗志,可以用来引导工人,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斗争本身是跟工资斗争直接相关的,对组织活动很有帮助。要注意:在工人认识到危险之前,不要轻率地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发动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不然工人是不会提供支持的。

  老板们敏锐地认识到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领袖在斗争中的重要性。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除掉这些战士。美国老板们很喜欢用草率定罪的法子来关押这些工人阶级战士。为此,他们会利用阴谋诡计,事先安排好陪审团人选。汤姆·穆尼、沃伦·K·比林斯、萨科、范泽蒂[7]、克莱因和兰杰尔[8]只是无数阴谋的受害者中的一小部分,总有一天要为他们报仇。

  老板们企图粉碎我们的领导层,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在目前条件下,如果他们被捕了,最好的保护他们的办法,就是进行广泛的、艰苦的战斗,唤起工人阶级起来保卫他们。在他们最终获释之前,绝不能让这种宣传鼓动偃旗息鼓。粗暴的逮捕和关押会在工人中间激起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常常能迫使资本家放慢甚至放弃他们的迫害计划。工人运动必须积极主动地保卫他们富有战斗性的领袖。应该坚定地把保卫工作进行到底。最适合执行这个工作的组织是国际工人保卫组织[9]


6、奸细

  美国老板广泛地在工厂里安插奸细,比其他国家的资本家要多得多。他们在工人中间安插了大量密探和奸细,用来叛卖、击败工人。在所有的重大组织活动与罢工中,这些奸细构成了真正的威胁。罢工策略中,必须包含有揭露这帮叛徒、击败他们阴谋诡计的办法。

  在工人运动的任何部分中,奸细都会造成致命的危害,但他们在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新组织起来的工会中造成的危害最大。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里,老板要想控制群众,主要得依靠腐化、保守的工会官僚。但在新成立的工会和组织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的运动中,老板没有反动官僚可以依靠,就只能把奸细派进去,让奸细控制整个工会和运动。

  在美国工业中,所有重大的、把未参加工会的工人组织起来的运动中,奸细们都挖空心思想钻进领导委员会里。工会领导层里往往充斥着叛徒。有些时候,比如十二年前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阿克隆(Akron)橡胶工人罢工中,奸细居然在工会的领导委员会中占了多数。哪里有新成立的群众性工会,老板就肯定要把密探和间谍派到哪里去。

  奸细会阻挠工会的工作、干扰工会的业务、破坏工会的活动、把工会的情报偷偷告诉老板。许多混入新工会内的奸细,可能会同时进行所有这类活动,但他们往往都会只专门干一项,他们具体要干哪项工作,由运动的情况来决定。老板们会细心地调整车间内的政策,使其同工会内的奸细活动保持一致。


扼杀罢工

  当组织活动刚刚开始,力量还不大时,奸细们往往会悄悄地进行阻挠。然后老板们可能会发现,悄悄地扼杀运动,要比在公开斗争中击败运动更为可取。所以,他们就会让已经窃据关键性位置的、组织良好的密探们实行系统地阻挠运动的政策。这帮密探就会反对诚实的领袖,在工人中间散播失败主义情绪,对每一个有利于运动的措施横加阻挠。许多罢工本来是很有前途的,都这样被扼杀了。

  老板如果想悄悄地扼杀运动,他们不会直接解雇或用其他手段来对付带头的工人,因为老板害怕这么做会激起所有工人投入斗争。此时,左翼必须谨慎分析局势,勇敢地揭露密探们有害的战术。必须为领导委员会的民主化而战。在普通工会会员召开群众集会之前,要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打击可疑分子,挫败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当工会的领导委员会被奸细控制时(这是经常发生的),必须团结工会内的真诚的力量,把奸细赶走,或逐步建立起一个领导机关,代替原先的领导委员会。


在条件不成熟时煽动罢工

  当运动向前发展,扼杀政策不能奏效时,老板可能会迫使工会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发动罢工,然后摧毁工会。这时奸细们就会进行煽动,老板会配合奸细,故意解雇一些工人,或是制造一些冲突来向工人挑衅,然后奸细就会开始煽动,要求进行罢工。此时的奸细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普通会员的守护神。但左翼必须学会保持头脑冷静,不要让工人仓促上阵,进行没有希望的罢工。

  当组织活动形势大好时,就像1917—1919年间在罐头工人和钢铁工人中间进行的组织活动那样时,奸细就要充当密探和告密者了。奸细们会假装参与运动,好窃据关键性的职位,在工人中间赢得一点声望。在罐头工人和钢铁工人中间的组织活动中,有些工作最有成效的组织者,后来却被查出是密探。在钢铁工人的组织活动中,二百个组织者中工作成绩最突出的,是维灵(Wheeling)区的杰克·皮特斯(Jack Peters),可是后来人们发现,他当密探已经有二十二年了。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在罢工中,尤其是未参加过工会的工人所进行的罢工中,奸细们的主要工作是干扰和叛卖。当斗争进行到比较艰难的时候,他们就会主要干起叛卖工作来。然后他们就会在工人中间散播失败主义毒素。

  他们会带头搞“复工”运动,挑起暴力冲突,好让工人领袖入狱,或给罢工抹黑,他们还会用无数种手段来搞垮工人队伍。在工人组织内部,有组织的奸细会随时改变策略,但他们的策略,总是要为在当前条件下挫败运动这个目的服务的。

  左翼领袖必须学会如何同奸细战斗。同奸细战斗,不能用发动疑神疑鬼、杯弓蛇影的除奸运动的方式进行,有些工会就这么搞过。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谨慎分析具体形势,系统地把那些明显带着老板给予的奸细任务的可疑人物隔离开来,做到这种程度,就可以让这些叛徒们发挥不了作用,通常就能揭露他们,把他们赶出工会了。

  在罢工中,优秀的领导层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在面临着各种分裂倾向时,能成功地引导斗争,建立和维护罢工工人的团结。老板对付工人的招数,可以用那句历史悠久的、被所有战略家尊崇的格言来表达:“分而胜之”。他们有许多分裂、削弱工人的手段,这些办法都很狡猾、难以击败。

  在前面,我们已经揭露了这些手段,并给出了一些挫败它们的方法。老板们挑动技术工人斗非技术工人、挑动本土出生的工人斗移民工人、挑动黑人斗白人、挑动失业工人斗在业工人、挑动成年工人斗青年工人、挑动男工斗女工。他们在利用这些伎俩时,都能在实际中得到现在的工会官僚的反动政策的帮助。

  老板企图在工人队伍中注入爱国主义的毒素,撒播宗教偏见,以此来巧妙地打击工人的士气。老板让罢工工人及其老婆孩子挨饿;老板用法庭、军队、警察和自己豢养的恶棍来恐吓工人。此外他们还会用给工人领袖付现金工资的方式来行贿,用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比如公司工会、福利制度、临时涨工资等。他们在工人中间安插密探和破坏分子,来误导和叛卖工人。老板想用“公民委员会”、“复工”组织来迫使工人回去干活。他们的无党派政客和调停人则企图用上百种阴险的办法来毒化罢工工人的意志。老板们准备了许多致命的毒箭,随时准备射进工人队伍里。

  老板会用饥饿、恐吓、宣传、行贿等办法,在各种工人之间一步步地打入楔子,制造分裂;工人阶级罢工策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挫败所有这些阴谋,维持罢工工人的团结,让团结变得紧密而牢不可破。这是赢得罢工的必要条件。只要巧妙地、忠实地运用上面所述的总原则,就能赢得罢工。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是很强大,但工人能通过正确的策略和无产阶级的决心来推翻它。资本家剥削的压力,迫使工人不顾一切障碍联合起来。他们会试着忘记自己之间的差异,看清强大的敌人——要击败这个敌人,只能通过联合行动。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这种联合的倾向加速发展,帮助工人,使工人能不受他们之间的各种差异和弱点的影响。这是一场争取联合的战斗,必须打赢这场战斗。



[1]:罢工津贴(strike benefit):在罢工期间,工会要向罢工工人发放津贴,以维持工人的生活。

[2]:国际工人救济总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id,又叫International Worker’s Relief)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国际组织,成立于1921年8月21日,目的是给工人提供各种救济。

[3]:1912年,西弗吉尼亚州南部的矿工向老板提出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要求,遭到老板拒绝,工人便于1912年4月18日发动罢工,这次罢工持续到了1913年,其间工人同老板招募的打手多次爆发武装冲突,至少有五十人在武装冲突中死亡,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矿工比这个数更多。这次罢工被称为“第一次西弗吉尼亚矿业大战”。

[4]:1909年7月14日,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山(McKees Rocks)的普列斯德钢铁汽车公司(Pressed Steel Car Company)中的移民非技术工人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帮助下举行罢工,8月22日,罢工工人与州警察及工贼发生激烈冲突,十一人死亡。公司作出让步之后,罢工工人于9月8日进行投票表决,几乎一致同意立即复工。

[5]:1922年4月1日,美国矿工联合会发动全国罢工,到了六月时,矿物价格上涨,南部伊利诺伊煤矿公司(Southern Illinois Coal Company)老板W·J·莱斯特(W.J.Lester)手上囤积了大量煤矿,急于脱手,但这批矿物集中在赫林(Herrin)矿,为此他召集了矿上打手和五十个工贼,准备把工贼运入矿里把存货运出。6月21日至6月22日间,罢工工人与工贼激战,打死十九个工贼,两位工会会员乔迪·亨德森(Jordie Henderson)和乔·皮特凯维丘斯(Joe Pitkewicius)牺牲。

[6]:指民主党和共和党。

[7]: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1891年4月22日——1927年8月23日)和巴托洛缪·范泽蒂(Bartolomero Vanzetti,1888年6月11日——1927年8月23日)都是意大利工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移居美国。1920年,马萨诸塞州布雷恩特里(Braintree)镇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萨科和范泽蒂被诬告为罪犯,1927年8月23日两人被处决。

[8]:基瑟斯·M·兰杰尔(Jesus M. Rangel)和查尔斯·克莱因(Charles Cline)都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他们准备参加墨西哥革命,在经过德克萨斯时与一队武装分子发生战斗,战斗中有一名警察死亡,为此兰杰尔和克莱因和其他十二人被捕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

[9]:国际工人保卫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se),成立于1925年,是美国的一个法律辩护组织,它是国际红色救助会(International Red Aid)的美国支部。它曾积极参加过民权运动和反私刑运动。1946年它并入了民权大会(Civil rights Cong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