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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里·弗雷（Gerry Foley）：献给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生
﹝美国﹞杰夫·麦克雷（Jeff Mackler）
2012年5月2日
李伟 翻译
盖里·弗雷（1939-2012）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革命者在他们的整个成年生活中全职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盖里·弗雷就是其中之一。4月21日，他在墨西哥最贫穷的恰帕斯州山区的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意外去世。
盖里花了50年时间，以近乎贫困的工资，为使人类摆脱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野蛮行为、压迫和剥削而奋斗。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对人类的一切都充满了热情，并且充分享受每一刻。
盖里73岁。他从墨西哥梅里达的半退休住所搬到圣克里斯托瓦尔不到一周就去世了，也许是因为他把大量藏书搬到新租的房子里的劳累所致。当时在现场的他的朋友皮特告诉我们，盖里刚刚离开他公寓楼的一个大型公共区域举行的社交活动，他在那里和一些年轻人聊天。他回到公寓后气喘吁吁，立即倒在地上，几分钟后死亡，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
盖里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最敬业、最有才华的同志之一。认识他的人都会立即想起他的慷慨精神、知识和分析的深度、论述的精辟、对生活各方面的热爱以及持久的友谊。
盖里不仅能以大约90种语言阅读；他还能流利地使用十几种语言，只要有需要他的时候，他常常就担任翻译。与他不寻常的语言能力相匹配的是他对所掌握的语言的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理解。书籍是盖里唯一珍视的财产。他的藏书可能有一万本，散落在各处，从加利福尼亚到阿拉巴马到墨西哥。
盖里能说流利的盖尔语，可能是对爱尔兰历史和政治最了解的革命者之一。他一直心系着爱尔兰的解放斗争，不论斗争遇到什么挫折。著名的爱尔兰马克思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是他的英雄之一，也许詹姆斯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近100年后恰当地表达了格里的信条。康诺利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只能诞生于斗争，诞生于对我们身上的信仰的毫不妥协的肯定。这样的运动必然会聚集反叛和进步的每一个元素，并在斗争的风暴和压力中凝结成真正的革命力量”。盖里在他自己的谈话中多次表达了类似的情绪。
盖里在爱尔兰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与爱尔兰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包括北爱尔兰充满激情的社会主义领导和最年轻的英国议会女议员伯纳黛·德夫林·麦卡利斯基（Bernadette Devlin McAliskey）。作为一名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媒体撰写文章的专业记者，盖里对爱尔兰政治的见解为一代政治活动家的革命政治提供了参考。
几十年后的1997年，盖里领导了设在旧金山的“释放罗伊欣·麦卡利斯（Roisin McAliskey）基委员会”，罗伊欣是伯纳黛特的女儿，在她和她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击败德国政府基于她参与恐怖活动的莫须有指控而发起的驱逐行动时，被英国当局监禁并遭受酷刑。怀孕后，罗伊欣终于赢得了自由，但在此之前，她被迫在一个肮脏的英国监狱设施中带着镣铐生孩子。伯纳黛特在几十年前就赢得了美国黑人解放活动家的广泛尊重，她把“旧金山的钥匙”交给了黑豹党（旧金山监事会出于对她在英国议会中的成员资格的尊重而授予她），她和盖里一起参加了为她女儿辩护的群众集会。
在他的演讲中，几乎在任何主题中，当盖里在他的论述中插入一个爱尔兰的提法时，他常常会流泪。爱尔兰争取自决权的斗争是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持续了700多年，至今仍未完成，这在盖里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如果你给他机会，盖里会很高兴地讲述这700年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
没有任何同志能比得上盖里对民族问题的深刻理解，即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争取自决权、尊严和自由的斗争。他是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拥护者，并以极大的激情鄙视他们的压迫者。
盖里的文章已经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期刊上。我们很快将公布其中许多文章的清单。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列宁主义政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工具——的精神和奉献，在我们的党和它的同志们身上得以延续。在他半退休的时候，盖里仍然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政治委员会的荣誉成员，经常抽出时间通过Skype参加委员会的讨论，并偶尔接受任务。他希望能参加8月份的社会主义行动全国大会。
盖里是如何成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
1960年秋，从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毕业后，盖里开始在印第安纳大学（IU）的俄罗斯和东欧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那里，他遇到了俄罗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乔治·施莱弗（George Shriver），乔治从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出发与他讨论政治问题。1960年秋天，命运把乔治和埃伦·施莱佛（Ellen Shriver）从波士顿地区带到了印第安纳大学，他们在当年早些时候是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SA）的创始成员。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兄弟般的青年团体，是当时美国主要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由于与乔治、艾伦和其他托洛茨基主义者共同为古巴革命辩护，盖里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在乔治、艾伦和盖里离开印第安纳大学后，他们身后仍有一个强大的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分会。1963年，当该分会邀请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全国组织秘书勒罗伊·麦克雷（LeRoy McCrae）就黑人解放斗争发表演讲时，印第安纳州麦卡锡派的猎巫人检察官托马斯-霍德利（Thomas Hoadley）看到了一个实施晦涩而反动的反共法的机会。校园里的三名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成员被起诉，罪名是“阴谋以武力和暴力推翻印第安纳州”。盖里积极参加了这一重要的辩护工作，很快就成为“伯明顿三人组”（拉尔夫·莱维特Ralph Levitt、汤·摩根Tom Morgan和吉姆·宾汉姆Jim Bingham）的全国性成功活动。
经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多年的努力，这项法律被宣布为违宪，这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和所有其他了解为资本主义迫害的受害者组织广泛辩护运动重要性的人在公民自由方面的一个重要胜利。
盖里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政治犯辩护。他总是第一批报名为各地的资本主义受害者辩护，并经常参与他们的辩护委员会。在旧金山，他是为伊朗政治犯辩护的领导者，也是为穆米亚·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辩护的参与者。
1962年秋，盖里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深造，在那里他是古巴公平竞争委员会的积极分子，该委员会也是由SWP和YSA发起的。不久之后，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的核战争威胁，当时肯尼迪政府动员美国海军对抗携带核导弹前往古巴的苏联船只。1961年4月，古巴人在猪湾击败了美国支持的入侵，他们寻求俄罗斯的导弹以确保防止美国支持的另一次入侵。
盖里积极为古巴辩护，销售SWP的报纸《战士报》（The Militant），并支持古巴有权保护自己免受帝国主义攻击。他还帮助在麦迪逊建立了一个YSA分会。不久，盖里搬到了纽约市，在那里他加入了SWP，并做了一段短暂的社会工作者，同时成为新成立的激进的社工工会的成员。“按照城市的标准，我做得不是太好，”盖里当时告诉我，“因为在我看来，我的工作是绕过所有官僚的限制性法律条款，确保我的所有客户都能得到福利，并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
几年后，盖里申请了一份在联合国担任翻译的工作。他填写了一份申请表，要求他列出他能翻译的语言的名称和数量。他列出了25种。后来，不相信他的面试官问盖里他说的2.5种语言是什么意思。盖里回答说，这个数字是25，于是面试官立即从联合国几个部门派来了一批语言专家，以核实盖里的说法。盖里轻松地通过了面试，令他惊讶的是，他当场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有一个条件。联合国有一个规定，每个成员国都有权在批准其申请前对自己的国民提出质疑。
盖里最终被告知，美国政府否决了他的申请。但是，通知盖里的那个愤怒的工作人员偷偷地将盖里的未经审查的联邦调查局档案与联合国的拒绝信放在一起。盖里告诉我，它几乎记录了他参加过的每一次YSA协会和SWP的会议，他担任的每一个党内职务，他参加的每一次公开会议，以及他的每一个房东的名字和地址。因此，在那些信息自由法案之前的日子里，仍然处于麦卡锡时代，盖里无意中成为第一个看到自己未被删节的联邦调查局档案的美国人。他为此感到有些自豪。
革命新闻工作者
盖里很快成为SWP的全职工作人员，在约瑟夫·汉森的指导下，制作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革命新闻周刊之一的《洲际新闻》（Intercontinental Press, IP）。汉森是托洛茨基流亡墨西哥期间的秘书，他在报道的准确性、研究的深度、消息来源的核对以及清晰和谨慎地解释SWP当时的革命政策这些方面的关键必要性上指导盖里。当时，《洲际新闻》是第四国际（FI）的官方期刊，第四国际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组织，SWP与之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反动的美国立法阻止了SWP的正式加入第四国际，就和他们今天对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做的一样。
盖里在SWP的工作人员中呆了大约17年，为其所有的出版物写作，他的文章经常被第四国际部门转载。他的新闻工作任务把他带到了葡萄牙，在那里他报道了1974-75年的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法西斯的萨拉查独裁政权。他还作为记者前往伊朗，1979年，革命浪潮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赶下台，为社会主义变革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大门。在这两种情况下，以及在所有其他情况下，盖里的知识、报道和语言技能把他带到遥远的地方去报道革命的发展，盖里与这些国家积极参加群众动员的第四国际团体合作。
盖里于1980年离开SWP，成为第四国际的新出版物《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的工作人员。他在巴黎从事这项工作长达十多年。他离开SWP，SWP追溯性地开除了盖里，这是因为他反对SWP全国总书记杰克·巴恩斯（Jack Barnes）的官僚主义和邪教式的做法，杰克和一个顺从的新“领导团队”一起策划了SWP拒绝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遗产。与此同时，数百名最敬业的同志被开除，包括1938年以来SWP的许多创始成员。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在不久后成立了社会主义行动。
迁居巴黎后，盖里是一名职业作家、翻译，并经常在第四国际部门的会议和大会上作为《国际观点》员工做演讲。他撰写了数百篇报道世界政治重大事件的文章，并加入了第四国际的法国分部——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盖里掌握了斯拉夫语和其他东欧语言，并对苏联和东欧挑战斯大林统治的群众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他能够撰写数十篇文章，对这些国家的革命发展提供了深刻的见解——尤其是苏联受压迫民族的关键斗争。
盖里对这些发展的重要性的评估与社会主义行动的评估不谋而合。几十年来，在东欧和正在解体的苏联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可能性第一次有了真实和直接的潜力。他支持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向东欧和苏联派遣托洛茨基主义代表团的努力，以及我们对在波兰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贡献，包括将托洛茨基的一些重要作品翻译成波兰语。
20世纪90年代初，盖里回到美国，全职为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工作，担任我们报纸的国际编辑。然而，一如盖里的典型做法，在离开《国际观点》之前，他坚持要求我们为他的建议提供资助，让他访问匈牙利三个星期，以便他能够“学习语言”，更有效地跟踪该国的事件。
回到美国后，盖里立即被选入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政治委员会，在那里，他对东欧和苏联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了解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新闻报道的深度。社会主义行动的报纸对东欧、拉丁美洲和爱尔兰的革命发展的报道在细节和分析方面都很出色，这些往往来自第一手资料或直接参与事件发展。
盖里热切地接受了世界各地的任务。在墨西哥的萨帕塔叛乱之后，他访问了圣克里斯托瓦尔、奥科辛戈和萨帕塔组织临时占领的其他城市，以了解他们的影响的一手资料，并与他们的代表会面。
我想到了一件与萨帕塔叛乱有关的事件，它突出了盖里希望与他所拥护的斗争的人民直接联系的愿望。我访问了圣克里斯托瓦尔，试图与萨帕塔人会面，并观察他们与墨西哥政府的谈判，这暂时结束了他们1994年的第一次起义。在我去墨西哥之前，盖里要求我给他带回一本原住民语言的字典。当时，这样的努力是我脑子里最后才会想的事情。但巧合的是，在谈判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走过过道的家伙正在兜售这样一本字典，我想我会把它带回旧金山，让盖里惊讶于我有能力实现他那基本上是古怪的要求。
我回来后兴高采烈地把字典递给盖里，他迅速地打开了。一会儿，也许带着一丝不屑，盖里说：“这本字典是兹罗提尔语。我需要的是主要的本土基本语言——纳瓦特尔语开始。这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古板的盖里！我相信，认识他的同志们有成千上万的类似轶事，突出了盖里的华丽的怪癖。
盖里·弗雷活在全世界革命者的心中，包括来自其他社会主义潮流的同志，他们与我们的政治、纲领和传统不一样。社会主义行动组织收到了来自我们运动之外的许多同志的哀悼，这些同志可能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与我们有分歧，但他们尊重盖里孜孜不倦地展示我们的思想，并从只有通过盖里的技能和经验才能够产生的材料中受益。
盖里是一个独特的人。认识他使人在无数方面得到充实。他活在我们对革命事业与纲领的投身奉献之中，这正是他毕生倡导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