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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tuary Paul Siegel (1916–2004): Marxist Scholar and Activist
悼念保罗·西格尔（1916~2004）：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活动家
﹝美国﹞杰夫·麦考勒（Jeff Mackler）、克利夫·康纳（Cliff Conner）
纪海宁 译 张维尔、季耶 校
（2004年）4月26日，在保罗·西格尔（Paul Siegel）去世前一周，他为纽约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 Action）的15名同志、朋友和潜在成员作了最后一次讲课。他精心准备了这堂课，并在一周前的社会主义行动支部会议上与同志们一起评校了它的内容。他的主题是“帝国是否超出了其自身？”，旨在说明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实施的恐怖是世界和美国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反映，而不是其力量与稳固的量度。
同志们报告说，保罗的声音起初是颤抖的，但他进行了巨大的努力想平稳而从容地发表，这篇纪念他作为革命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毕生工作的演讲。他成功地恢复了镇定、活力，完成了演讲，但他的晚期疾病的迅速发展使他没法像50多年来他的写作和演讲标志性的那样清晰地表达。
保罗最后的教育工作深受赞誉；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证明了他的勇气和意志。他被同志、朋友和家人围绕着，甚至说服他的护工参加他的演讲，以此向她介绍社会主义的思想。
三个月前，保罗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无法手术、无法治疗的癌症，并建议他“着手处理后事”。他立即着手开始编一本新书，这非常符合他的性格。他选取了自己以前写的20篇关于列夫·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为这本集子写了新的导言，此书将由社会主义行动出版。同时，我们拜访了他，请他向我们讲述他的一生以及塑造他的一生的事件和思想。
保罗于1916年6月24日出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市（Patterson），父母是从沙皇俄国（现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ck）移民过来的犹太人。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并于1941年获得哈佛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
当时，哈佛大学的排犹主义配额制度将犹太人的人数限制在极少数。同样，哈佛大学的就业中介解释说，犹太毕业生很难找到学术工作。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保罗接受了新制定的兵役制度，并在珍珠港袭击前不久加入了美国陆军。他在英国的一处医疗单位服役了四年。保罗在高中时自称是“诺曼·托马斯社会主义者（Norman Thomas socialist）”，直到1936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一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阅读托洛茨基而成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人。”他跟我们说道。保罗读过托洛茨基的《英格兰往何处去》（Whither England?），当得知把持改良主义工党领导层的社民主义者背叛时，他感到震惊。
但保罗与共产党的短暂感情以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而告终，在那次审判中，左翼反对派中的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伙伴被示众并被判处死刑。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莫斯科审判的背后》（Behind the Moscow Trials ）和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Revolution Betrayed）将他引向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他偶然看到一份托派的《社会主义呼吁报》（Socialist Appeal），认识了一位社会主义工人党（下称社工党）领袖，年轻的乔治·魏斯曼（George Weissman），带领保罗成立了社工党剑桥支部，赢得了来自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Radcliff）的新成员。
一年后，他加入了波士顿社工党支部，在拉里（Larry）和古斯蒂·柴纳（Gusty Trainor）以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医生、早期堕胎权倡导者安托瓦内特·科尼科夫（Antoinette Konikow）的领导下，他的教育得到了进步。
战后，在政府“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对教育进行资助的鼓励下，许多人匆匆回到大学，造成了师资短缺，这让保罗获得了教授英语文学的工作，先是在康涅狄格大学和纽约城市学院，之后在威斯康星州的里彭学院任教了7年。
在里彭，他领导了一场成功的斗争，阻止了右翼智库的建立。但他因此而获得的 “不受欢迎者”的地位，正如保罗所说的那样，“很高兴地使我解除了合同，并于1956年被长岛大学布鲁克林校区录用”，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978年提前退休。
保罗毫不后悔他曾在麦卡锡时代拒绝签署反共产主义的忠诚誓言，这一誓言的发起者是当时的长岛大学校长理查德·L·康诺利海军上将（Richard L. Conolly）。保罗后来成为英语系主任，是校园里主要的反战活动教授之一。
令保罗非常自豪的是，他收到过一份来自“民主社会主义学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组织的激进学生们的礼物：一幅托洛茨基画像。他曾允许这些学生使用他系里的油印机打印反战文献。在反越战运动的高峰期，当美国入侵老挝和柬埔寨时，是保罗向长岛大学的教员们提出了停止正常上课，把大学变成一个反战机构的动议。保罗是这样描述当时的程序的：
有人要求进行公开唱名表决，希望能恐吓教师。但学生们闯入大厅，旁观这场讨论和投票。决议最终通过了，大家都很惊讶。一些家长威胁要起诉大学，但教员们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教育。行政部门反对这一决定。长岛大学布鲁克林中心的校长，与洛克菲勒家族有关系的阿尔德里奇（Aldridge），后来大骂了所有教师，并要求我们必须让学生们的行为有所收敛，他说话时还瞪了我一眼。我也瞪了他一眼，直到他把视线挪开。
保罗从来没有滥用教授的地位，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强加给学生，但他的公开活动使学生很清楚他的激进主义。曾有学生问他：“西格尔教授，为什么你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著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你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呢?” 保尔回答说：“我想我一定比他们更保守吧。”
保尔的反战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影响到了现代语言协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 MLA），这个学术机构以前并不以激进主义著称。但“刘易斯·坎普夫（louis Kampf ）和保罗·劳德（Paul Lauder）等年轻激进教师的大发酵，导致坎普夫当选为副主席，并根据该组织的章程，第二年自动当选为主席。”
为庆祝在现代语言协会的胜利，保罗打电话给他在纽约的爱妻伊迪丝（Edith），他们在同为社工党党员时相识。（保罗和伊迪丝最初“结缘”，是因为他们一起搭车到新泽西乡村的社工党托洛茨基学校。）“伊迪丝，”他说，“这儿（指现代语言协会）发生了一场革命。”附近有人无意中听到了保罗的话，以为保罗是守旧派中的一员，害怕现代语言协会的新气象。这人说：“天啊，他们非常害怕我们。”保罗听到，挂断电话后回答道：“不，我不害怕你们。我在向新的领导层致敬。”
保罗与劳德和坎普夫有所分歧。后两者认为，大学体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人。保罗受比利时托洛茨基主义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影响，更倾向于欣赏新一代的学生青年。“我们都是对的，”保罗认为，“一旦征兵结束，学生确实变得更加保守了。但不仅是学生，其它人也是如此。”
伯特·科克伦（Bert Cochran）1953年从社工党分裂出去，保罗随之离开了社会主义工人党。起初，他同意科克伦在几件事上将社工党定性为 “宗派主义”的观点，但经过几年的反思后，他改变了这一评价，并在1978年与社工党合作完成几个项目后重新加入社工党。他曾为科克伦的短命刊物《美国社会主义者》（American Socialist）撰稿。
保罗恢复在社工党的工作，是从他编辑托洛茨基著作选集《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 and Art）开始的，他还经常为社工党的月刊《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撰稿。他认为，他在社工党新泽西支部认识的社工党领袖、作家和组织者乔治·布莱特曼（George Breitman）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保罗的另一位好友安妮特·鲁宾斯坦（Annette Rubenstein）经常与他就对莎士比亚文学批评（保罗的学术专长）的不同解释争吵不休。鲁宾斯坦是前共产党的支持者，在苏联国家首脑尼基塔·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后的“平反”时期，她与社工党和保罗紧密合作。
保罗感慨地回忆起鲁宾斯坦在美国革命200周年纪念日举行的一次小组辩论后的看法，他和鲁宾斯坦参加了这次辩论。保罗回忆说，安妮特说，“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比运动之外所有其它人的都要多。”这句话触动了保罗的心灵，也反映出他一生中对那些与他有分歧的人或持有与“党的路线”不同意见的人持开放态度。
保罗反对学术界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是永恒的观念。保罗指出，他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经历告诉他，“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保罗认为“莎士比亚表达了都铎新贵族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点在美国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却得到了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研究者的高度赞扬。
本着文学探索和开放（与恪守已有教条的理念相对）的精神，保罗指出：“我赞成对莎士比亚的任何和所有解释，但我发现，如果你带着参与的态度，而不是批评的态度来解读，你会更好地理解它。”
保尔认为，大多数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政治原则。他举例指出，一元化的官僚主义导致毛在中国禁止莎士比亚。相比之下，保罗观察到，马克思欣赏莎士比亚，而列宁，与同时代的未来派相反，更喜欢普希金。“但列宁，”保罗赞许地指出，“从来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是保罗一贯的为人。他从不强迫别人同意他。
保罗成年后撰写和编辑了许多文学和政治主题的书籍和文章。他的《莎士比亚悲剧与伊丽莎白妥协》（Shakespearean Tragedy and the Elizabethan Compromise, 1957年）、《莎士比亚在其时代与在当代》（Shakespeare in His Time and Ours, 1968年）、《二十世纪小说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 1979年）和《莎士比亚的英国和罗马历史剧：马克思主义方法》（Shakespeare’s English and Roman History Plays: A Marxist Approach, 1986）构成了一个洞察马克思主义分析在文学和政治中的价值的宝库。
保罗的最后一本书，1991年由社会主义行动的胡桃出版社（Walnut Publishing Company ）出版的《大逆转：索尔仁尼琴的政治与艺术》（The Great Reversal: Politics and Art in Solzhenitsyn）深刻地描述了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斯大林时代杰出的革命批评家到亲君主主义的反动隐士的演变过程。
索尔仁尼琴的早期作品《癌症病房》（Cancer Ward）和《第一圈》（The First Circle），似乎呼应了民众要求回归列宁和托洛茨基政策的呼声。而转向之后，他否定了这两个人，同时谴责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求和。索尔仁尼琴是世界历史上作品被翻译最多的作家，在对现存政权的批判分析方面，他被认为与托尔斯泰平起平坐，作为小说家，他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平起平坐。保罗对他的转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清晰地展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力量。
长岛大学的学风并不一味强调发表文章著作。保罗解释说，由于没有这种强迫性，他的写作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是为了教育那些对阐释生命本身的思想感兴趣的人。
“学术书籍通常是不赚钱的。”保罗不无遗憾地指出。保罗的工作方法是先完成他的书，然后再去寻找出版商，而不是采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即先写内容简介，然后再试水出版。
“除了一次例外，”他告诉我们，“我从来没有靠出书赚过钱。”保罗在这里指的是他广受欢迎的作品《顺民与斗士：世界各地的宗教与权力》（The Meek and the Militant: Religion and Power Across the World , 1986年），这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宗教的著作。对于那些有兴趣从一个不偏不倚的角度来看宗教在社会中的起源与方法的读者来说，这本书非常有益。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于保罗的女儿罗莎琳德的第一任丈夫，一个摩门教徒。他向保罗赠送了一本为其宗教观点辩护的书。保罗花时间对这本书进行了分析回复，揭露了作者的谬误，同时赞扬了那些为宗教自由而战的人的理念。随后的交流激发了保罗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的想法。
虽然寻找出版商很麻烦，但据保罗说，当一位激进的无神论者在Zed Books出版社内部的派别斗争中获胜后，问题得到了解决，于是这个项目开始了。
在最后定稿的过程中，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17世纪英国革命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看了手稿后，建议保罗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反对各种宗教人物的地方 “温和一点”。与之相对的，社工党的重要知识分子乔治·诺瓦克（George Novack）也读了开篇的章节，并敦促保罗坚持自己的观点。诺瓦克说：“不要道歉。”保罗并没有完全听从诺瓦克的建议，而是为自己的恭敬而道歉，他说：“人必须憎恨原罪，但也应爱有原罪之人，尤其是为社会正义而战的宗教人士。”
事实证明，他那明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文学分析作品很难找到出版商。保罗的《革命与二十世纪小说》（Revolution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当然也是如此，这部作品被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扣留了很长时间才被拒绝。保罗后来才知道，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对这本书的“审判者”是当时的新左派大师，现代语言协会的刘易斯·坎普夫，他站在一切“高级文化”的对立面。坎普夫此前曾在越战期间与保罗在现代语言协会的斗争中合作，但却站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对立面。这本书最终在1979年由社工党的开拓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出版。
1983年，保罗第二次离开社工党，因为他参加了党内的反抗声浪，拒绝社工党现任领导层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和纲领决裂。在“平安夜大屠杀”期间，他被立即开除出党，当时一群纽约社工党人被叫到党总部，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告知他们的党员资格已被终止。“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保罗记得他对一位年长的同志大卫·魏斯（David Weiss）说，“但我们还在继续。”
20年前，保罗成为“社会主义行动”的创始成员，这个组织与1983年以前的社工党的纲领和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的历史传统保持着连续性。他曾被选为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几次全国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党的监督委员会成员多年。
1989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保罗参加了自60年前列夫·托洛茨基本人被驱逐后第一个访问苏联的托洛茨基主义代表团。由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发起，代表团成员包括托洛茨基的外孙埃斯特班（谢瓦）·沃尔科夫（Esteban (Sieva) Volkov）、左翼反对派和反斯大林斗士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的儿子弗拉迪·基波尔奇（Vlady Kibalchich）、巴黎列夫·托洛茨基研究所所长皮埃尔·布鲁埃（Pierre Broué）以及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一些成员和朋友。
保罗还成为总部设在纽约的莫斯科审判案委员会（Moscow Trials Campaign Committee）的共同主席。该委员会组织了一场国际运动，要求为列夫·托洛茨基和其它斯大林时代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
保罗的终身伴侣伊迪丝（Edith）于1999年底去世。他的女儿罗莎琳德（Rosalind ）邀请他与她和她的家人一起住在俄亥俄州，但他决定留在纽约，在那里他可以最好地从事他的政治和思想活动。虽然保罗与许多朋友经常联系，但一个八旬老人独居的情况并不理想，所以他的一个孙女詹妮（Jenni）搬来与他同住，为他提供日常的陪伴和帮助。保罗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除了罗莎琳德和詹妮，他还有孙子克里斯蒂（Christie）、诺亚（Noah）、杰西卡（Jessica）和哈莉（Halle）。
保罗·西格尔是我们敬爱的同志和朋友。他为民主和社会主义世界所做的努力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工作将由他在社会主义行动中的共同思想者以及所有其它为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而奋斗的人继续推进。
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亲爱的保罗。你已经把旗帜温和地传递给了成千上万的人和更多的人。
本文首发于美国《社会主义行动报》（Socialist Action）2004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