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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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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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人物小传
过去的岁月
黄公演
（自传）
（1983年写，2004年改）
一、我的童年
二、中学时期
三、流亡生活
四、在狱中
五、场员生活
一、我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0年古历二月初九日，老家在浙江乐清湖东村。
妈妈时常谈起我的出生，她总是怀着幸运的感情述说的，家乡大灾荒，由于天旱，庄稼颗粒无收。第二年我家买了二亩田，我哇哇堕地了。好象由于我的出生，才给家庭带来富裕似的。那时候谁也肯定不了，将来我是恶煞，还是吉神？
记不清祖父的模样，他去世时我才五岁，出殡那天非常热闹，我戴上一顶贴有红纸的白孝帽。大姊抱着我，我当然不知道祖父去世是否应该悲伤，但是我哭着，因为好多孩子举看各色旗帜走在出殡行列的前面，我闹着要举旗，大姊没有答应，因为我太小了，连走路都要人扶着。祖父的丧事化了好多钱，我是从记忆中推测的，父亲是做官的，当时他要讲排场，讲体面。
祖父去世那年我就上小学，个子很小，有时候邻居大孩子背我去学校。念小学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家乡处处有民兵、保安团，农民们都轮流受到军事训练，一些受过军训回来的，也将我们这些孩子组织起来训练。我也学会了“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后转”这些动作。也懂得什么叫“散兵行”等等。我们操练得很认真，胸口还佩戴自己做的“符号”。我们还盼望我们这支孩子兵能参加区县的军事检阅。
在学校的大门口，学生要轮流站岗，轮到我时，我俨然象一个士兵，背着大斗篷，握着木棍，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老师走过，我会神气十足地喊“立正”。
小学四年毕业，必须到镇上去念高小。当时的学制：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一般是四年。
投考高小时，对我口试的是校长黄公衡先生。他是我同村人，但他不认识我。
他问：“你哪里人?”
我说：“我住湖头浃东”。
“你是湖头人?”校长有点惊奇地问：“你父亲叫什么？”
“叫xxx”，我毫无顾忌地说。在当时来说，我的回答是相当“开明”的，依照旧传统，做儿子的是不叫自己父亲的名字的。因为我的家庭是必较开明的，我受到一定的影响。
高小录取了，名次还是中上，我至今不知道，我的被录取，由于真的是成绩过关呢还是由于这位校长先生帮忙？我知道校长先生是我父亲的朋友。
读高小必须住宿在学校里，这对我来说的确不习惯。我还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从来未离开过家，日常生活都是妈妈料理。住在学校里不象在家中，什么都要自己干，穿衣、盖被，毛巾脏了，要自己洗干净。同时还要遵守学校纪律，一星期只能回家一次。这一切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的困难！开始时我很不安心，老想家。第一个星期六就遇到了大风暴雨，学校不准假，不让我回家。我急得哭了。后来我伙同几个也想家的同学，不请假而私自逃回家了。浑身淋透，也不顾了。星期一回校，被班主任大训了一顿，还被训导处记了一次“大过”。这学期的操行成绩因此而不及格。后来又给父亲训了一顿。
在高小读书，在班上我还是最小的一个。我记得，上晚自修课时我们点的是有玻璃罩的火油灯，那时也叫“十字灯”，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每次擦玻璃灯罩时，能将手掌伸进罩内，可见我当时的手是多么小啊！
我上学穿的衣服，布是母亲自己织的土布，鞋子也是母亲做的布鞋。我的衣服做的都不合身，又大又长，母亲说我个子天天在长，做得大点长点，过一二年还能穿。穿上这些又肥又长的衣服，真够倒霉的，走路时必须将手放在西裤口袋里，这样，衣、裤就能向上缩，人家就不会发现我这不合身的衣服“破绽”了。同学中有穿平口牛皮鞋的我很羡慕，我几次要求妈去买，她老是不答应，最后在我再三的要求下总算买了一双，说句老实话，它真没有布鞋好穿，没有布鞋穿得舒服，既然硬是要买的，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穿。
学习并不认真，但能跟得上。我最喜欢《自然》课，我时常以自己学到的自然知识去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喜欢自己动手去做大气压、唧筒等实验，自己动手做了架蒸气轮机。
我会编竹篮，会做会叫的坭杜鹃鸟，做杜鹃鸟是从二伯母那里学会的。
一次学校劳作课，刻“不求人”时，不小心，手背被刻刀划了一个长两寸许的口子，血向外涌，吓坏了老师。至今我的手背还留有刀疤。
住在学校里，总是料理不好自己，毛线衣生了虱子，虱子钻在毛衣的孔眼里，找到时，屁股总是向里，捉虱子倒是件乐事，真的想多捉几只，捉不到倒感到扫兴。
我的堂兄是高中毕业的，他时常对我谈高中时的学校生活，学生闹学潮的情况，我都凝神地听着，这对我的影响可大了。一次我班要求外出露营，学校不同意，大孩子打算罢课，我第一个同意，我不知道罢课是否合理，但闹学潮总是挺有意思的。
我们吃饭是受时间限制的，吃一顿饭规定15分钟，15分钟一到，值日的哨子一吹，未吃好的，也只好放下碗筷。我至今的吃饭速度还是很快的，可能长时间受到这种快速度的训练结果。饭厅开饭时，是听不到讲话声的，听到的只有碗筷碰击声。学方规定，吃饭时不能讲话。
一天我们在操场上玩耍，天空飞过一架架飞机，这使我们惊奇，哪里来的这许多飞机呢？日本人的飞机我们见过，也被吓过，眼见过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日本飞机来了，要投弹了，飞机向下一冲，上来时地面冒起滚滚黑烟，接看是振耳的爆炸声。这次的飞机不过是经过我们这里，并没有投弹。人家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参战了，这些是美机。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很高兴，大声欢喊，雀跃着，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热情地欢这些美国老爷们“光临”呢？因为是老师教育的结果，他们说只要美国参战，中国就有救了。在老师的教导下，我们唱救亡歌，演抗日的戏，我们也期望自己能走上救亡前线。
这些小心灵，也打上救亡的烙印。
当我们快毕业时，我班里真的有四位年龄够上的同学参加了远征军。不知这四位后来的结果怎么样？
二、中学时期
小学毕业以后，我不打算继续上学。那年中秋节，我同伯父去温州父亲处，送一些过节的东西。父亲要我继续念初中。但学校都早已开学了，去哪个中学呢？建国中学校长是我父亲的朋友，通过校长关系，我去建国中学学习。住在父亲那里，走读。
进入初中后，我精神上十分苦闷，因为我同婶母生活在一起（异母）我感觉受到歧视。她对我的要求相当苛刻，我这幼弱的心总感到受压制。吃饭时我象小老鼠一般缩在桌角，婶母教我，每口饭只夹一次莱，而且是自己前面盘子里的，筷子不能向盘底翻菜、检菜吃。每天晚上，要在楼下自修，另一任务是守门，因为父亲时常很迟回来，要我开门。婶母总说我长大了也没“出息”，讲话不大胆，做事缩手缩脚。客人们对我很冷淡，而对我的妹妹（同父异母）却很奉情。我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当时父亲是温州城防指挥部秘书，有自己的“包车”，妹妹上学时常坐包车，而我三年只坐过一次，婶母还数落我：派头大了，上学还坐包车。没有钱用，偷偷地向父亲要，父亲也偷偷地给我。
被婶母严格的约束下，也使我在待人接物、生活方面，养成一些好习惯：做为孩子，大人谈话时是不能插嘴，对人要笑脸相迎，态度要和气，吃东西不能嚼出声音，坐着吃饭时不能独霸一方，不能说谎。这种约束在当时来说，对我是莫大的压力，使我透不过气来。
建国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就转入温州瓯海中学，当时的学生看不起建国中学，认为建国中学学生水平低，成绩都是差的。瓯海中学是一私立学校位在九山河、九山寺的东边。除了后面的一座大楼外，都是古老建筑，校门南，有一八角亭，亭下有一水池。学校离古城墙的墙基很近，围城河上有小桥相连，过了小桥，就是一片柑园。学校附近的风光是美好的，每天早晨，我们都漫步在河边、柑园边，背诵英语或语文，感到空气特别清新，精神分外舒畅。在热天，我们还在九山河里游泳。
瓯海中学和其他几所中学一样，每年校庆都要演出大型话剧。那年“六一”校庆，演的是曹禺的《日出》。演员是几位校友，在读学生和老师。经费一部分是由校董会拿出，一部分由门票收入。《日出》的导演是温州的知名人士董新民先生，他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孔，有一个高高的如西洋人的鼻子，看上去真有点象西洋白种人。老师参加演出的是谢印心和叶漫济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他演剧中的黄省三）。第一晚演出是给全校师生、工友们看的，第二晚才是凭票观看。第二晚开始都有送票，送票是送给政府机关和军警领导。我当然也有一张“送票”，但还是没有看成，因为学校规定本校学生不能买票看。
第三晚将演时，一位演“乔治”的演员，喝醉了酒，这给导演带来难题，戏马上要开始了，而他还没能清醒过来，校医给他打针，也无济于事，谁代他上台呢？最后也只有导演自己出场。当观众听说董导演亲自参演时，全场鼓掌欢迎，还连续出现几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导演总还是导演，不是演员，首先他不熟识台词，对白靠后台提示，因此动作就不那么熟练、自然免不了使人失望。第二天温州小报上登载着表示遗憾的文章。
学期快要结束时，我们学校出了一场大风波。事情是《瓯海日报》社挑起的。一天《瓯海日报》登载一篇攻击我们学校的文章，学生会决定给以回击，上午校工吹响了紧急集合号（我校上下课都是吹军号的），同学们离开了课堂来到大礼堂，学生会主席发表了激昂的讲话，号召我们以行动维护学校的声誉，对报社要采取行动。队伍立即出发，高中同学在前头，我们初中部的在后面，大家都是跑步前进。到了报社，那里的工作人员都逃之夭夭了。这群“丘九”（那时候称国民党士兵为丘八，学生为丘九）老爷，个个大显身手，蚊帐撕了，门窗捣毁了，电话机、时钟都甩烂了，又排起了长队，将铅字一版版的传倒至门口的河中。不到一个小时，报社被破坏得一塌糊涂，好象遭受一场战祸。我们都怀着胜利的喜悦回校。回校后，学生会又召集我们开会，要我们立即去收拾各家各户的当天的《瓯海日报》，作为《瓯海日报》诽谤我校的罪证。天下大雨，大雨中交杂着大风，是台风天气，但我们都毫无怨言，在温州城内奔走，挨门挨户的收拾当天报纸。现在想想，倒觉得有意思。但也有点儿幼稚，用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地去大量收拾么？有一二张报纸，也己足够作为报社诽谤学校的证据了。由于热情和正义感，我们参加这些行列的人，不去考虑这么许多，只有一个心眼，去执行学生会的决定。
事情闹大了，第二天天还未亮，学校被军队包围了。机枪驾在学校的前后门，大有大敌当前的味道，校门紧闭着。我们在宿舍的楼上，唱歌，喊口号。
九点多钟，声援的学生队伍到了，温中、永中、……长长的队伍，给军队来一个反包围。他们也喊口号，唱歌。真的是振奋人心的场面。校内的同学喊着要冲出去，校外的学生喊着要冲进来。这支军队的上师是否会考虑到：也许要‘流血！’
谈判开始，谈判结果是：军队撤离，支援的学生也回去。事情总算没有向坏方面发展。
学校提前放暑假。
后来听说：省教育厅给我们的校长谷寅侯先生记了一次大过。法院也提审过学生会的负责人，结果还是不了了之。《瓯海日报》过了二个月才复刊。
内战在进行着，学生的大多数对国民党军政警人员，抱有敌对情绪。学生中有三青团分子、国民党特务，也有国民党员，但他们在学校中起不了作用。
一天晚上，有几个同学在放生池畔散步，（离学校不远）一只狗跑近他们，这些还带有孩子气的学生，看狗好玩，就拾起一块石子丢它，被几个不速之客看见了，他们过来，其中一个伸手给丢石子的学生一记耳光，这一粗暴的行为，激起了在一起散步的高中同学的愤慨。同学一声喊叫，在场的学生都大声呐喊，且包围了这几个家伙，你拖我拉地将三个弄到学校，将他们严严实实地绑在排球柱上。他们裤袋里的手枪也缴了过来，电话通知专员公署，说我们捕获了几个带枪的暴徒。过了一个小时，公署的稽查队来了，稽查员大概也是为了应付局面，不分青明皂白，重重地给这三个家伙几个耳光，并声言奉命缉拿归案。将他们从排球柱上松了绑带走了。同学们哈哈大笑，回宿舍休息去了。
第二天当我们上课时，几个衣着整齐的军人，傲慢地来到学校，要找学生会负责人。原来这几个就是昨晚被同学们摆弄过的人。不言而谕，这几个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是来报复的。但命运已安排了他们白白地吃了一次亏，谁也不理睬他们。他们也无可奈何地离开了。
内战在进行着，恐怖的乌云笼罩着温州城。一个清晨，九山寺南边的城基上，躺着几具青年尸体，脚上没有穿鞋，是否死后被人剥去了的，没人知道。但我们都十分清楚，他们是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了的革命志士，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这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还不懂政治，还不懂斗争，心中还有些害怕。
国民党是草菅人命的，杀人是家常便饭。那个年月，温州城内，电线屡屡被偷，记得有天，城防指挥部的司令廖肯来我家做客，他同我父亲谈起这些事，他说要杀鸡儆猴。第二天，一颗人头就落地了，他的罪名是偷窃电线。实际上他不过是个收旧货（温州人称为“挑高箩”）的。我跟着人流去看杀人，到了“警报楼”时（在府前街口），人头已挂在楼边的电灯柱上，地上躺着无头尸体，一时分不清是前身还是后背，真的是惨不忍睹，看了以后，几天吃不下饭，一想起那颗血淋淋的头和那倒在血泊中的无头身躯，就要作呕。这是一位无辜的牺牲者，那个司令先生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将一个活生生的人置于死地。
在初二时，在中饭时和同班同学施永钿发生口角，后来动了手，桌上的盘碗都被我打碎在地。结果我两人都被校方处分，各人都记二次“大过”。
由于记过二次“大过”，操行不及格，成绩报告单上写的是“留校察看”。这给我带来麻烦事，因为开学注册时，必须要有保证人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不闹事。我本来的保证人是柯麟的父亲，他当时在永加县府工作，去他那里签印保证书是件丢人的事，同时怕给父亲知道，于是我去刻字店，私自刻了一颗柯先生的私章，保证书的事就这样解决了。这颗偷刻的章，存放在我的箱子里，如请假什么的，不要再去找柯先生，我自己在请假单上盖上这个章就行了。
初三第一学期，我们班去雁荡旅游。我是乐清人，班主任要我参加先锋队，同村人黄孟劭也参加了。我们几个人比队伍（全班同学）早出发一天。第一个休息站是乐清中学。我们安排了伙食，等待队伍的到来。我们又先到雁荡，住处是雁荡中学，当时称“怀南中学”，是纪念蒋春——蒋怀南先生而命名的。一切安排停当，队伍到了。先锋队的工作受到老师们的赞扬，由于我们几个人工作认真，服务周到，对人有礼貌，也受到怀南中学的老师的称赞。
在雁荡山玩了一个星期，同几位亲近的老师照了几张相。也买了雁荡山的几张风景照。这次旅游，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合掌峰。合掌峰里的观音洞，上下要走几百个石级。为了要数清石级，我上下跑了几趟，但还是数不清。
旅游回来，学校给我们先锋队每人记一“大功”。从此班主任对我的印象好起来。过了不久，我担任初三（甲）的班长。
这个学期是“多事”的学期，每座学校都是如此，因为毕业班的学生特别会闹事。毕业班的学生被称为“毕业老爷”。我们的伙食是由厨师承包了的。厨师对毕业班的同学特别头痛也特别照顾，也特别小心服侍。未到开饭，我们先到厨房里打饭吃，吃过了再在开饭时间去饭厅吃。炊事员也无可奈何。如果将这些“毕业老爷”弄恼了，他们就会闹饭厅，那么厨师的损失就更大了。
有一次，我们决定闹饭厅。事先相互通气：中饭每人多吃一碗。一个饭厅几百个学生，每人多吃一碗，即多吃了几百碗。事情真的发生了，饭不够了，大家都哄起来，高声喊：“快抬饭来”！炊事员弄得手忙脚乱，哪里去弄饭呢？重烧，没有时间，学生要上课，不烧，学生不肯罢休。他们只得去请训育主任来，班主任也来了。
训育主任一来就问我：“饭没有了怎么办？
“您说怎么办？我们总不能饿着肚皮上课。”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真的未吃饱？”训育主任紧接着说。他当然了解我们的底细。
“哪有假的！”我说。大家也跟着嘟哝。
“好！未吃饱的登记。”
我立即向同学们宣布：“未吃饱的来登记，马上发烧饼。”
主任看苗头不对，立即厉声说：“不登记、不登记，谁说发饶饼？”
我说：“主任刚才说要登记，登记好了当然要发烧饼。”
我记不清后来怎样解决。班主任为此找我谈话，他硬软兼施，叫我今后不要带头闹事。
毕业考试开始了。第一节考化学，我们甲、乙两个班都考不好，接下去是考英语，这是第二天的事。考完化学时，同学们都议论纷纷，也许有人已经商量过，打算进行罢考。我当时还是孩子，做事单凭热情，一点儿不知道他们的预先计划。他们就利用同学们的对考试厌恶情绪，就乘机提出罢考。我当然同意，我觉得闹闹倒有意思。在自修课时，有人提出要大家考虑明天的考试问题。大家热烈地展开讨论。有人认为明天是星期日，理该我们休息。多数的意见也是明天不考试。于是决定以班会的名义出布告，内容是：“明早在放生池召开甲、乙两班合并班会，讨论重大问题，希同学们按时出席。”这个布告一贴出，班主任立即叫我和乙班班长陈时聪去问话。
“你们明天开会，不考试啦？”班主任问。
“是的，”我说。
“谁的主张？”
“大家的决定，”我说。但陈时聪却说这是几个走读生的意见，我不同意，再三强调这是大家决定的。最后班主任说：“明天如果不考试，就找你们班长说话。”
我回到教室问大家：“明天开会不考试是谁的意见？”
“大家的决定！”同学们喊着。
“有人说是几个走读生的主意！”我说。
“谁说的？”
“刚才陈时聪在班主任面前说的。”我毫不客气地揭露了陈的谎言。
同学们都很气愤，说陈卖身投靠，不老实。于是骂声、敲击台子的声音，响成一片。最后大家坚决表示：明天不考试，开会去。
大阳刚从树梢上露脸，和风抚摸着池边的杨柳，水面一片片漪涟。在放生池北面的房子里，聚集着情绪激昂的甲、乙两班同学。郑秀祥第一个发言，紧紧地抓住我们这些好动好斗的心扉。他把这次罢考同考试制度的不合理结合在一起，结论是：我们罢考是为了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就我来说，当时的确不理解考试制度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多少年来，学生都是经过考试入学升学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考试制度不合理。不过还是那句老话：“闹”，我是同意的，这是我的偏好。在罢考决心书上，我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姓。
谁也没有不签名的，陈时聪也签上自己的名姓。每个人都出于真心、自觉，这就很难说了。有些人的确是迫于形势。
罢考开始了，试场上连人影都找不到。人们在校园里，在走廊上，宿舍里。散步，谈天，睡觉。好象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班主任还是喊我们去。我推个一清二白，陈时聪也不敢再说话。虽然主任声色俱厉，而我们表示无可奈何！
一个星期过去了，学校采取不理睬的办法，好象校方也认为什么事没有发生。
我们再次去放生池开会。会议决定：学校不给毕业，我们自己毕业，晚上立即开毕业茶话会，邀请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班主任参加。
当万家灯火的时候，茶话会开始了。我们一边喝茶，吃糖果，一边说话。因为我是班长，所以第一个说话：“我们这次罢考是表示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制度，考与不考都是一样，现在我们给自己宣布毕业，给不给毕业证书，是学校方面的事。”
校长讲话：“你们这次罢考是少数人的意见还是多数人的意见？”
班主任立即接上去说：“谁现在要求考试举手！”
我立即想到这是校方的阴谋。他们要离间、分化我们，如果让这阴谋得逞，我们几个领头的就会吃亏。依据这几天的观察，我们中间有人已经动摇，他们很可能在这时候举手要求复考。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连忙站起来说：“今天是，不谈考试，来，我们喝茶、说笑、唱歌，大家能愉愉快快地度过这个夜晚。”许多同学立即表示赞同。在这些赞同声中，校领导也不再开口了。
第二天，我们又在放生池召开全体毕业生会议。我们几个带头的说：“罢考已经一个多星期，在我们中间有人表现动摇，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没有回转的余地，我们的意见是去同校方谈判，如果校方答应，不管成绩好坏一律给我们毕业，我们就复考。”同学们都同意了。于是撕掉了那张要罢考的签名纸，我们都认为，这张签纸已没有保存的必要。
同我们对话的谷寅侯先生，他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又是教务主任，他答应我们的要求。谈判后的第二天，我们又参加了毕业考试。
学校真的履行了诺言，这届全体学生都毕业了。
依照传统，毕业后要吃毕业酒。我们的毕业酒是在府前街一家酒楼上吃的。邀请了校长、教务主任，就是不请训育主任范式书，因为我们不喜欢他。酒宴开始，我举杯给郑秀祥敬酒，因为他领头了这次学潮。有人也给我敬酒。同学们都开怀痛饮。我是不会喝酒的，因此只喝了一点点。酒宴上充满了欢乐，说说笑笑。街上已没有行人了，外边的夜是静悄悄的。我们结束了宴会，这时才发现有人醉了，女同学也有醉了。好不容易将他们扶回家。我装着喝醉，由别人扶我上楼，有人喊：“又来一个醉鬼”，我哈哈大笑，他们也哈哈大笑。多开心的夜呀！于是我查点人数，是否都已回校。
马上要投考高中了。这个暑假，我留在温州，想复习几天。
经过这次罢考，郑秀祥这几个，和我更接近了。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政治倾向。但我十分相信和钦佩郑秀祥。我和黄孟劭时常去郑家玩。
郑向我和孟劭提出组织读书会，组织读书会是为了学习文艺和政治书籍。我们立即同意了。这也倾向于渴求知识的缘故。第一次读书会上，秀祥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斯大林怎么样？我不一知道从何答起，关于斯大林我知道得太少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是知道的，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我不清楚。我知道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初二时，我读过《克鲁泡特金的生平与思想》，这书是从堂兄那里拿来的。当时我认为克鲁泡特金的言论合情合理，很吸引人。有人发现我读这本书，开笑说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郑见我们答不出来，他轻描淡写地说：“斯大林是个阴谋家，是一不择手段的政客。”这话我好象立即接受了，因为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幼稚加轻信，同时对郑的信赖。今后我们拿到了《新声》、《新旗》等刊物。读书会一星期开一次，规定了学习内容。
命运之神敲开了我的生活之门，从此开始了我今后的生话道路。
我们很认真学习。学习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学习哲学、社会发展史。开会时按提纲讨论。平时看这些书籍。
我们认真、刻苦地学习着。如果拿这样的学习精神对待学校课堂学习，有什么课程攻不下来呢？
秀祥和我考入永高（永嘉县立中学高中部），孟劭考入温高。读书会还继续着。
在永高读了一二个月，我已经明确自己已接受了托洛茨基观点。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深恶痛绝。
我也以托派的思想开始影响别人。通过李也白认识了周金轩、郑雪娥、黄克俭等人。我负责这几个人组织的读书会。
有时候我也苦恼，因为我懂的不多，许多理论问题无法解决。我也只有勤奋学习，真的做到手不释卷。把学校里的功课放松了。
我整天忙着，负责的读书会也多了，开会看书，看书开会。还参加社会活动（学校里的）。除了阅读社会科学外还要读小说、诗歌。读的都是外国作品，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等人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深深地吸引着我。读书时我都做了笔记，有的还写了读后感。我曾写过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乐》读后感，我已完全以托派的观点分析作品的内容了。
在学校里，托派与中共分子的斗争是很激烈的，在学生中，一开会两派就会斗起来。国民党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是不敢露面的，他们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行使阴谋诡计。我们出壁报，中共分子也出壁报。双方在壁报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那个时期，出壁报是十分风行的，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几个人也搞。学校还组织壁报比赛。纸张大都用粉红色的道林纸，报头、篇头，都装饰得十分美。为了出版一期壁报，要化费心血。
我们还演话剧，那学期我们班演法国剧本《最后的晚钟》，内容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飞行员为国殉职的情况。一位女同学演女侍员，她的台词只有一句：“上校，您的咖啡冷了。”学了一遍又一遍，老是讲不好。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温州人说官话”。弄得她很焦急，我们也替她出汗。
在高二时，我和一女孩子接触多了，心灵中也萌芽了爱情。我尝到了初恋的苦涩。我时常在夜晚送她回家，怀着忐忑的心情，默默地漫步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最后是握手告别。后来我发现有人也在追求她，我就退出来了，但心中象丢失了什么！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还感到的不安。秀祥发现了我的情绪，同我谈话，赞扬我的自我“牺牲”精神，安慰了一翻。这位女孩子最后还是被那位仁兄丢了，她大概在痛苦和忧伤中早早地离开了人间。至今我还为她的早逝而怨惜。
当我在爱着她的时候，曾写了几封信给她，第一封信中，我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娜塔沙和那年青人恋爱情节表达我对她的爱。最后的信是以“远处传来了凄惨的枪声，不幸的事件又发生了”结束。
后来我爱过一姓郑的女同学，她也十分爱我，我们时常在夜晚散步在中山公园。在草地上我偎依着，吻着。我们沉醉在爱的海洋中，星星和月亮也在分享我们的欢乐。后来她去上海念书了。48年下半年，我们去杭州旅行，路过上海，在她的住处见面，那晚她让给我床铺，自己坐在我的床边，整整一夜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默默地坐着。由于生活的变迁无常，我们没有成为终身伴侣，至今我还怀念她，但不知她去了哪里？
48年9、10月间，天气有些变冷了。我班同学要求去杭州旅行。开始学校不同意，后来军训教官支持我们，学校领导才批准。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形势十分紧张，国家刚发行金圆券，社会上谣言很多，说去上海的轮船没有了，又说轮船是最后一班了。为了这，我们打电话询问招商局，并要求澄清这个问题。招商局回答说：客轮还是继续，并没有中断。我向父亲要了二十圆金圆券，作为旅行费用。
我们坐的是招商局货轮“海沪号”。
路线是经上海去杭州。
我第一次坐海洋轮船，从未见过海洋。轮船启航后我站在船头，观看两岸的景色。出了瓯江口，风浪大了，轮船颠簸得厉害，浪头一忽儿将船头抬高数公尺，一忽儿跌落下来，这样一上一下，我感到昏晕，四肢发冷。我赶紧离开船头，进入货仓，躲在被窝中。从此再也不敢出来。饭也是同学拿给我吃，但又吃不下。因此我虽坐船，但不知道这艘轮船是怎样漂洋过海的。
第二天早晨，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轮船只得停航。停泊在吴淞口外。当轮船进上海港时，外滩江海关大楼上的时钟，正告诉人们，时间是上午11时。
走上码头，脑子也是昏沉沉的，行走在大街上，好象还坐在船里，大地、房子还在摇晃，坐在“北站”的靠背椅上，还有天动地摇的感觉。
“北站”内人山人海，吵吵嚷嚷。背、拎着行礼，你挤我推，摩肩接踵。人们在逃难，向南撤。虽然我们还听不到炮声、枪声，车站上的人流，清楚地告诉我们，战场在向上海靠近。人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去旅行的，那会怎么想呢？在这兵慌马乱的时候，竟还有闲情逸致去西湖游玩的人。呀！这些还不知道饭是米煮的小子！并没有立即买到去杭州的火车票。军训教官多方想法，才搞到一节车皮。开车的时间是第二天上午。
乘在上海逗留的机会，我们几个同学——郑秀祥、陈良初等，在当晚去南市半淞园路拜访朋友、同志。路是陌生的，等我们找到，已是十时左右了。他们从被窝里出来迎接我们，我也找到了女友。这一夜，我们就住在半淞园路，我的女友让出了铺。
在杭州，我们住在温州同乡会办的一所中学里。
到杭州城站，已经很晚了。领导去联系住处，同学们留在车站。没有地方睡觉，我和几个同学离开车站，打算去西湖边玩玩。杭州夜晚的马路，给人以清净深遂的感受。路灯一直延伸到远方。我们走着走着，越走越感到不对头，怎么老长时间走不到西湖？路上没有行人，也无从打听。但我们肯定是走错了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走回头路，回到了车站。，杭州的景色，现在是一片模糊，只记得去过林隐寺、岳坟、杭州博物馆。借博物馆的游船，在西湖中游。白、苏堤上，坐着写生的学生。玩了一个星期，我们才离开杭州。仍经上海乘船回温。回上海时，又去和上海的同志联系，秀样搞来几本党团文件，交给我携带，我将它放在自己的裤子口袋里，用别针将袋口别好。
又买不到回温州的船票。还是教官的努力，我们乘坐一艘机帆船回温。
机帆船的速度比不上轮船，而且颠簸得更厉害，饭食、茶水的供应也不及时。我们只好忍受。快到瓯江口时，船员告诉我们要接受温州城防指挥部巡航轮的检查。这对同学来说是无所谓，他们没有什么被检查的东西，我十分担心自己的裤口袋，因为里面有组织文件。我有些紧张，但还是硬着头皮，极力保持冷静、镇定。
巡航轮真的来了，他们靠近时，向我们提问：“哪里来？”“船中装的什么货？”我们的全副武装的军训教官回答了他们。巡航轮就离开了。我也松了口气。
机帆船平安地到达温州码头。
48年杭州旅行回来，托派组织找我谈话，内容是我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认识，对托派思想的认识。平日组织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通过谈话，领导认为我的思想也成熟，于是由郑秀祥介绍，参加了青年团——温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
入团以后，我才知道中国的托派组织叫“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它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温州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独立的，接受双方指导温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理事会下设政治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读书会”是团的外围组织，许多“读书会”成员大多都以托派自居，但团内有些问题是不对他们公开的，如政治意见的争论，是不告诉他们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多数派，什么是少数派。
关于中国的托派史，我倒知道的不多。
中国大革命（1925一27年）中，苏联（布）党反对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同斯大林派争论很急烈。托洛茨基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托氏主张中共可以和国民党党外合作，但不能党内联合。同时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四阶级联盟的党，所以中国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第三国际可以对中共发号司令，一切工作都要听第三国际即斯大林的。蒋介石在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革命人士后，斯大林又将赌注投向武汉的汪精卫。最后中国1925一27年大革命湮没在血泊之中，中国革命失败了，斯大林没有勇气去承担革命失败的责任，而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做为替罪羊，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执行斯大林第三国际的正确路线使革命遭受失败。后来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陈独秀、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等中国共产党党员，都成了托派，中共也开除了他们。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托派又分裂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因他们对抗日战争性质的意见不同。以彭述之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殖民地反帝战争，是进步的；以郑起麟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大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其战争性质变为帝国主义分割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的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多、少双方的意见都有分歧。
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多方认为是一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少方认为中国社会已出现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的社会。
对社会性质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对革命性质的意见也不同。多方认为中国革命应从民主革命开始，由民主革命不断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意见同中共的主张不同的地方，在于“不断发展”。中共将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完成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少数派的意见是：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民主任务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地完成。
多数派的机关报是《新声》。
少数派的机关报是《新旗》。
温州组织虽然是独立的，但有些团员是同意多数派的政意，有些则同意少数派的。而双方都希望温州组织加入他们的一派。
我由于参加团组织不久，还搞不清哪派的政见正确。后来我参加了青年团组织委员会，成为组委会委员。
1948年，温州团组织筹备召开代大。组委会负责起草团章。这工作在秀祥家中进行。
团章草案中的总纲，规定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目前的斗争口号和任务。
团章中认为中国是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必须领导中国革命，即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去完成中国资产阶级自己这没有完成的民主任务，首先是土地任务，革命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它必须不断地直接地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目前革命还处在低潮，我们的任务是争取教育群众，唤醒群众，达到组织群众的目的。我们的口号是要召开国民大会，进行直接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章中所规定的中国革命路线，实质上是属于多数派的政见。
“民主集中制”，是团的组织原则。斯大林主义者也讲“民主集中制，”实质上他们的是“官僚集中制”，他们也谈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他们是多数服从少数，多数服从个人，总之，他们的党内没有民主，中央是个人说了算，地方上是书记——第一把手说了算，地方对上级和中央是盲目服从，即所谓“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同时要求“必须和中央保持一致”。
我们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但我们强调，当个人或少数有不同意见时，允许保留，有权在下次会议上提出，再行讨论或争论。下级认为上级的决议或命令不当，下级有权提请上级改变或撤消决议或命令。但未改变或撤消前，下级仍要执行上级的决议或命令。团内有意见分歧时，允许在团内部报刊上发表和争论。
团章还规定了中央地方机构、代表大会的权限，代表及各领导人员的任期、产生程序。
我离开温州前，曾召开过代大。团员大概有四、五十人，外围人员有二、三百人。可见，托派在温州力量是相当强的。
由于“解放战争”，靠近长江，温州托派开始“应变”。一个星期天，我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去陈良初家。我到时，已有几个同志在。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是“应变演习”。后来知道，这样的集中地点有好几处，都在同一时间。集中的目的是应付突发事变。张光华曾为此而发牢骚，认为事先没有同他商量过。现在想想，这种做法，既幼稚又愚蠢，如果国民党或中共给我们打击，是不会给我们应变时间的，这种“集中”的办法倒帮了他们的忙。
“应变”的主要内容还是在另方面：团内职责的移交，让一些在温州已公开了身份的人，不担任领导工作，让他们离开温州。
49年春天，我和郑秀祥、叶春华、曹家骥、曹家聪……等同志离开温州去上海。
我们没有告诉家中，只同自己较“知己”的同志告别。
离开温州，心中虽然也感到难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能否回来？但是我们都很乐观，满怀着雄心壮志。
到了上海后，我曾给家中写了封信，信中没有我的通信地址。信中说：“妈妈：儿子没有向您告别就离开了，您一定会很难受。但是，现在还有千千万万的母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她们，我只得暂时离开您……有一天我会回来的。那时候，红旗将在祖国的大地上飘扬，全世界被奴役、被压迫的人们，将获得自由与解放……那时候我会回到您身边”。
三、流亡生活
到了上海以后，面临的是如何生活下去。职业一时找不到，经济来源无着。我们四个人生活在一起，有时候吃不上大米、面粉，也只好煮蚕豆来充饥。
少数派领导意因（郑超麟）同志时常来我们这里，同我们谈理论，他戴一副老花带平光的眼镜，胖胖的个子，矮矮的身材。说话有些口吃。在大热天，脸上满是汗珠也不用手帕揩一下。他有时还在公园里同我们见面。
他同我们接触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们加入少数派。
怀着同样的目的，多数派也来同我们接触。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有同志去做临时工，我和曹家骥去摆小书摊，出租《连环画》。
也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决定刻印（油印）托洛茨基著作《不断革命论》，进行内部义卖。我刻蜡纸、油印。没有油印机，只能用自己做的橡皮刷印刷。效果还是好的。
生活虽然很清苦，但还是很乐观，充满信心。因为信仰支持着我们。自从接受革命思想以后，就下决心：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愿意赴汤蹈火，准备最大的牺性，甚至自己的生命。
经同志介绍，我去浙江硖石镇，打算在硖石镇公所工作。硖石是王凡西的家乡。硖石有两座小山：东山、西山。由于两山的存在，我就猜想，王凡西老人，多年离乡背井，在异国过着流亡生活，未免有些思乡之情，因此他后来发表著作，署名双山——《双山回忆录》。
在硖石住在一位同志家中。这位同志身体不好，也许是在家养病。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好，我的吃喝也没有付钱。他认识王凡西，他喜欢唱歌，但歌声总是软绵绵的，带着一些忧伤的感情。我学会他唱的朝鲜民歌：“异乡相思曲”，至今没有忘记。当我流亡在外时，也带着一些儿乡愁，唱着这支歌。当时我也是一个有家不能归的人，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的山河，见到故人的容光？
解放战争向南推进，镇公所的工作迟迟不能着落，我只有在家中等待。没事就漫步硖石的小山头，小山头有许多野花杂草，其中有蒲公英。成熟了的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来年将有许许多多的新蒲公英诞生。它们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我采拾了一些蒲公英带着种子的花朵，夹在信中寄给在温州的黄克俭，信中说：“愿你做为像蒲公英样的种子传播革命，将革命传向四面八方”。
在硖石，我还继续抄写《不断革命论》。有时看小说《包法利夫人》……我一天能看完如《包法利夫人》那样厚的书。有天来了个女孩子，她听说我看书的速度，惊讶地说：“啊呀！你比我还看得快。”引发在座的几位笑声，弄得她倒不好意思起来。
在硖石，那天朱德下令渡江进军的晚上，我们听了北京的广播。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向江南同胞讲话。我考虑硖石的工作无望，还是回上海去好。
离开硖石时，我的箱中带有《不断革命论》和刻好的蜡纸，还有从硖石同志处借来的《资本论》。上海还没有解放，而车站检查很严。我带着这些东西是很危险的。火车一到上海南站，我就下车了，（听说北站检查得严些。）总算一路平安。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天天杀人。刑场在闸北的宋公园——宋教仁的墓地。我想这位国民党元老，着实烦恼，每天要面对死人，迎接新鬼。这些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维护党国的旗号干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上海的电台，每天都在叫喊：“与城市共存亡”。
炮声越来越近。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四周围上栅栏。到处是地堡，重要地段堆上沙袋，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式。
5月24日夜，解放军从南市那边进城了，我们在闸北，能听清密集的枪声。在东北角，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24日夜里，天下着雨，早晨雨住了。在马路上躺着国民党丢下的士兵尸体，国民党军队丢下的装甲车。那些遭受雨水冲刷、浸泡过的兵士尸体，更显得苍白，看了令人作呕。
当我们走近闸北铁道时，战争还在进行。解放军士兵猫着腰，提着枪向北站前进，有的还挥着手对铁道旁看热闹的人群喊话：“跑开，子弹会碰着你们的！”街道边的墙上，已张贴着安民告示，张贴着上海新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以特大的红字，报道上海解放。
苏州河边和北站大楼，战斗进行得最激烈。国民党最后从吴淞口坐军舰撤退。据说，当军舰启航逃跑时，国民党军队自己开枪打死不少自己的士兵，因为他们为了逃命而争抢上船。
上海解放那天，我的住处又来一位同志，他是从上海财经学院里出来的。他说，国民党公安局在上海解放前夕，大肆逮捕，将各大专院校中的左派学生逮捕集中在财经学院。他们打算在解放军进城时，将这些学生杀掉，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那些执行任务的警察起义了，学生们才免于受难。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飞机时常来骚扰。当敌机来时，四面八方响起射击飞机的枪声。后来高射机枪也参加了战斗。上海遭受两次轰炸：一次是炸弹丢在离闸北中兴路不远的棚户区。那里靠近火车站，也许是炸弹没有命中目标，偏离了方向，使棚户区的群众遭受灾难。我亲临现场，房子七零八落，人员死伤不少，有的炸掉了四肢，有的没有了脑袋，一位死去的母亲手中还紧紧地抱着也已死去的孩子。真的惨不忍睹。另一次是轰炸江南造船厂，从远处看，炸弹如墨水般的连续往下滴。
在上海，我见过白天高射炮射击国民党飞机的情景。飞机过来了，高射炮弹象朵朵白色的花朵在飞机周围开花。
一个晚上，一架国民党飞机飞入上海上空，四面八方射出探照灯的光柱，后来集中一个点上，敌机被探照灯捕捉住了，四面的高射炮火似流星般地集中到被探照灯捕捉住的点射击，这架飞机尾部冒出浓浓的黑烟，一头向浦东方向下冲，接着是半天红光，一声爆炸巨响，飞机完蛋了。从此以后，敌机没有再来上海骚扰，他们不敢来了。
上海解放了，我们怎么办呢？共产党解放大陆巳成铁的事实。这将怎样以我们托派的理论来解释呢？多数派在我们还未离开温州时曾有文件解释这个问题。他们将解放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联援助和国民党的过分腐败的结果。这些论点显然经不起推敲，国民党也得到美国的支持，他们的军队都是美式装备，同时还有美国军事顾问的参预，为什么军事上还是失败？国民党的过分腐败，为什么没有使我们的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呢？在现实面前，的确有同志开始动摇了。林启旦坐在亭子间里呻吟：“一个懂得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今天还坐在这里，不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叶征庆到我们住处，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出一些问题——一些反面意见。我自己也十分迷惘，无法解释这个事实。但对革命的信念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恶感支持着我，虽然有些傍徨，但还是继续工作，还是忠实于托洛茨基的思想而工作。我和一些和工人接近的同志一起油印出版工人刊物。
上海解放前，多数派的主要领导人都去海外了，如彭述之等人。少数派也进行应变，党在上海召开了党代会，正式命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青年团命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青年团”。一些领导人如王凡西等，也离开了大陆。
意因（郑超麟）还时常来我们住处。他为了稳定我们情绪，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他认为共产党所进行建设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他的理由是在这个社会里，工人阶级没有享受民主权利。意因在组织路线上提出“单独作战”的方案。他认为在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我们的党、团不可能以完整的组织形式生存下去。如果过正规的组织生活，我们有可能被一网打尽。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只有听听而已，当时也无法进行评论。关于他的组织路线，我们坚决反对，他的意见无疑的是要解散党团组织。没有坚强的组织领导，怎么还能工作和战斗呢？现在想想，意因的意见还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一个反对党派是无法生存的。
意因还说一些小道消息，说中共毛泽东透露，如果中国托派不再反对、不再骂共产党，共产党将不加追究。当时我们也仅仅听听而已，并没有什么反应。该骂的还是要骂（不能说“骂”，是批评），该反对的还是要反对的。
在49年六月间，父亲托人给我信，要我回家，当时在上海没有重要的事可干，去温州一趟也好，了解一下温州组织的情况也好。我将自己的意见告诉叶春华，他开始时反对，认为我一去不复返，是由于思想动摇的结果。我向他保证：如果温州不能工作，我还是要上海来。他最后同意了。
七月底我回到了温州。
回温后，立即和温州组织取得了联系。一开始我还留在老家，以免怀疑。很少去温州，有事他们来找我。
在家约住一个月，乐清柳市区公所带信叫我去。我知道麻烦的事来了。工作人员同我谈话要我交代参加托派的情况。我矢口否认。后来是父亲找保，保释回家。区政府要我每星期做一次思想汇报，但我一直没有理睬。
接着家乡土改。工作组进驻我村，父亲被逮捕了。于是我去温州。
在温州，开始时住在黄兆煜姊姊家，后来住在戴云标楼上，最后住在席凤仪家中。
在温州这段日子里，我编辑出版油印刊物，同时负责抄写油印。刊物分两种：内部、外部。内部刊物取名为《叛逆者》，对外的名为《工人的话》。（所谓内部指团内，外部是指团外围组织。）在内部刊物上，有“多”“少”之争的文章。
在席凤仪家中，抄写在白天进行，印刷都在夜间。印刷时，凤仪作我的助手。我同凤仪相处的时间长了，相互产生了爱情。在表白相爱的第二天，凤仪对我说：“老哥（当时在温同我接触的一些人叫我老哥）是否太早些？”我说：“既然我们懂得了爱情，就不算太早。”
当我还在乐清家中，就听说上海“多数派”遭到打击，信息是郑雪娥带来的。当时曹家骥来温，他来去匆匆，没有来找我。我接信后认为是“多数派”的事，没有加以重视。
上海组织来信，要我回上海去。50年正月初四，伙同周金轩，席凤仪，还有一位是周金轩的表妹，一起由金华乘火车回上海。
由温州去金华的途中，我们闹了一次笑话。去馆子吃中饭时，不知道怎样买菜饭，我们四个人都未上过馆子，这是第一次。我们一进去没有说明吃客饭呢还是要几个莱？服务员不问清明皂白地给我们上了一桌子菜，并且还一个接着一个上，直到我们说不要了还上来一个。好像我们在赴宴，不是吃便饭。很显然，店家将我们当“洋盘”耍。还好，一结账，只要了两元钱。以现在的价格来说，也不过百来元钱。
到上海后，凤仪住在父母处，金轩和她的表妹住在她亲戚家，我和春华等人住在南市筷竹弄，那里四邻都是温州老乡。
冤家路狭。一天傍晚，我在窗口看见楼下过来一个面熟的人，他是来找房东的。想起他就是在乐清柳市区政府和我谈话的工作干部。我立即告诉了春华。以免意外。春华将我送到别的同志家中暂住。第二天春华来找我，说家中出事了，他说自己这一夜也是住在别处。
事情原来是这样：地下工作的我们事先已经约定，如果住处出了问题，在家的人想法将窗纸捣破，外来的同志一见窗纸破了，就不能进屋，马上离开。那晚春华安顿好我后，立即回去了，一到住处，见窗纸已破，也就避开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由凤仪和金轩去打听一下，反正她们是女孩子，人家不会怀疑。下午，她们来告诉我们，家中太平无事，是一场虚惊。为什么窗纸会破了，那是曹家骥（后据叶春华说是胡振南）弄的，他刚来这里，一时还未搞清楚我们的约定。
过了不久，凤仪和金轩介绍去加兴担任幼儿班的保育员。我也去加兴昌明书店做店员。
由于考虑问题不周，去加兴时化名黄民华，一到那里，派出所要我的户口，我回上海想办法，上海有一空户口，（人不在，户口还在）户名叫曹定龙。黄民华和曹定龙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能自圆其说呢？没法只好将曹定龙的户口迁至加兴。我对老板和同事们解释说：我本来叫曹定龙，因同父亲不合，改姓母亲姓，所以叫黄民华，店方也不加追究。但店里人（同事）还叫我民华。
曹定龙本来是曹家骥的化名。他来上海后即以曹定龙为名登上户口，当我回上海后，他又回温州，在温州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回上海。一起走有琳瑜、有一工人。路经宁波时，被中共逮捕，三人都被送回温州，关进监狱。
他们在狱中表现十分顽强，狱方组织狱中托派学习，曾猛这位老托派充当中共说客，对这些年轻托派进行说服，家骥时常和曾猛辩论，学习会往往无法进行下去。
一天夜里，睡在牢房里的人不知夜是什么时候，一阵凄厉的铁门碰击声，惊醒了“罪犯”。随着铁门的打开，牢房门口有人喊曹家骥的“犯人”编号，曹家骥翻坐起来，擦了擦眼睛。
“快！”一看守员催促着。
深夜提取犯人，往往不是好兆头。家骥还是沉着地穿好衣服。看守进来给他戴上手铐。他大踏步地走在看守的前面。
外面如死般的沉静，天上的星星被乌云禁闭着，早春的、带着寒意的东北风，在捉弄着还是光秃的白杨树。
小巷里的路灯是昏暗的，看守提着木壳枪跟在家骥的后面。他命令一回儿向左，一回儿向右。
家骥肯定了自己的想法，今夜决不是提审，提审不会走这么长的路？但也不是处决，如要处决他，后面要有行刑队。也许是“暗算”，人家要秘密地处死他。
家骥站住了，他不肯继续往前走。看守再三催促，他还是一动不动，而且以愤慨的口气说：“哪里去你要说明白，这样不明不白我不干”。
看守有些急了，额上出现了汗珠。他带着恳求的语调说：“老子，再走几步就行了！”
家骥被弄糊涂了，今夜见什么鬼？看守求起犯人来！但他还是不走。
“再走几步就明白了”，看守说。
“说明白了再走！”
“我的老子，你在越狱，我帮你越狱。”
“不要耍花枪，你们以越狱的罪名将我收拾了。”
“我们是同志，温州组织决定今夜弄你出来。”看守无可奈何地说明了真相。
“如果是组织安排，为什么不事先通知？”
“时间不允许呀！”
家骥犹豫了片刻问：“现在去哪里？”
“前面同志家。”
他怀着不十分信赖的心情继续向前走去。
房里坐着他熟识的人。他举起戴手铐的手要击过去，同时狠狠地骂着：“你这个王八蛋，糊涂虫，为什么事前不通知一下？”
看守放下枪，松了口气。他的手帕已被焦急和担心的汗水湿透了。当他伸手摸口袋时，喊了声：“不好了！”
大家被他的喊声镇住了，片刻后才异口同声地问：“什么？”
“开铐匙丢了！”
“哪怎么办呢？”
“这是土铐。”
经半个小时左右的折腾，总算打开土铐。
家骥就这样越狱了。
他在上海等了些日子，组织决定他去香港，那天他坐火车离开上海，我去车站送行。
家骥的越狱，对中共是一打击。为了挽回影响，也为了报复，温州中共采取了镇压手段。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温州学校中的托派和外围人员，都被集中在电影院，狱中的连正样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执行以后，在电影院才宣布这个事实。
在书店里，生活单调。为了更好地利用时间，一有空，我就看书。书店里的书太多了，不知先看哪本？我决定先读哲学方面的书。我一边读，一边作笔记。
团体购书发票，都是我开，书的数量又多，我的算盘不熟练，因此时常算错。
老板进书，征求我的意见，所以店中有世界名著。但当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没有进到。
我开始学俄文，我们的同志老唐是精通俄文的，他也是小提琴手。我也跟他学提琴。
铁路机车制造厂来加兴招生，我报名投考，笔试是录取的，但口试没能通过。也许是口试中说话前后有矛盾。后来，交通部在上海招生，我考取交通部干部学校（即南京航务工程学校）南京分校，读的是“桥涵修建科”。
于是我离开加兴去南京学习。
离开加兴时，店方给我双月工资，一到上海，同志问我是否有钱，我将身边的工资交给了组织，自己只留一点儿零用，一到南京钱就没有了，不得不写信向上海要。
凤仪考上山东农学院，金轩考上浙大外文系俄语班。她们都比我早离加兴。
“五一”早晨，我到了南京，南京正值“五一”大游行。一千人的腰鼓队，声势浩大。我顾不得路途劳累，站在马路边看热闹。
后来知道：正当我坐在火车上奔驰在铁道上时，全国进行大逮捕——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学校正式上课前，对我们进行了两个月的思想教育，学习内容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结束时搞思想总结。学校号召学生放包袱，敞思想。具体的要求是每个人将自己的历史向组织交代，是否参加过反动党团。他们用政策攻心。一些所谓要求进步的同学，都纷纷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他们的思想斗争十分尖锐，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有的还痛哭流涕。这样的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不起作用的，我们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他们。我当时用的是曹定龙这个姓名，籍贯是浙江仙居，瑞安中学高中毕业。我表示自己的历史清白，没有包袱可放。他们也没怎么样对待我。我在各方面的表现还是不差的，是积极的。这不是装出来的，这好像是我的本能，也是本来的个性、品质。因此我还担任了班组里的小组长。
一进这学校，我遇到三个温州人，两个是永高同学，比我高一个班，我猜想一定认识我，但我的姓名改了，也许他们有些弄糊涂了，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他们有否向领导告密。另一位是女的，姓名在温州就听说过——陈鸿珠，但她现在改名陈鸣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俩单独在一起，谈话中使我知道陈鸿珠就是她。她本来是温州托派外围，虽然是外围，但很活跃，工作积极，我立即将她作为同志看待，将自己的身份也告诉了她。事后我考虑到这样做不妥，立即写信告诉上海，上海来信批评我一顿。的确我犯组织原则错误，没有组织介绍，不应该这样草率行动。事已如此，上海要我抓紧影响，将她吸收到团里来。长时间的接触，她还是一个可靠的同志。
由组织介绍，我同南京电照厂的高兴农联系上了。他同我第一次碰面时，表现很冷淡，虽然在温州时，我们没有碰过面，但彼此知道姓名。第二次见面，他才热情起来。也许他在第一次见面前，还未得到上海的通知。于是我们四个人：华东水专的陈珠凤、柯左豪、我、高兴农，组成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南京支部。我任书记，高任政委，柯、陈任组委。决定一星期会面一次。
当时的形势我们不可能开展工作，能够保住自己已经不错了。我们支部学习内容是上海带来的秘密文件。
为了总结一下解放以来我们个人思想情况，支部决定开展一次个人思想总结。将自己的思想情况写在一个红布面的小本子上，相互交换阅读。
在学校里，我学的是桥涵修建。一开始要学物理，着重力学。还学习绘画测量。还要学写仿宋体（文字）。我们的老师有工程师、有南京大学土木工程教授。力学实验都在南大实验室里进行。
刚刚解放，这些工程师、教授的确还不懂什么是辩证法？有次上物理课，我们的老师——一位南大教授说：“运动是相对的，某物体对某一参照物来说，位置变化了，该物体就在运动。”这个说法，对物体机械运动来说，当然是正确的。但当时我向老师提出：“物体位移了，说明该物体在运动，那么人死了，社会制度变了，算不算运动？他们并没有发生位移。”这位教授答不上来。如果他学过辨证法，他会给我们满意的答复。
教工程材料的老师是交通部公路局局长，他给我们上课时说：“美国丢了两颗原子弹，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结束。”这句话立即被同学顶了回去。直至“三反”，还有同学对他批判，说他思想反动。
马裕音和李世昌老师是我们的助教，他们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对我特别好。他们时常和我谈哲学方面的问题。在我的影响下，也读起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想将托派思想影响他们。后来我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他们提升为教师。他们还是和我同一个教研组，同一个办公室。关系更好，外出坐车、逛公园都是他们化钱，他们的理由是：哪有叫学生付钱的理。每晚点心，总有我一份，去迟了，也给留着。
51年春天，学校开始“三反”，反的对象是一个采购的事务长。每天晚上学校组织学生打“老虎”。采取的是“疲劳战”，每个班攻他二小时。弄得“老虎”捞不到休息，也不能睡觉。他被搞得昏头昏脑，只得糊说八道，说自己贪污了多少钱，多少粮食，还有多少金子放在哪里。打虎会会暂时停止一下。他休息了一回，又全盘否认了，说刚刚是糊说的。我们也被他弄得骑虎难下，无可奈何。在隔离反省的日子里，我们几个积极的打虎队员，轮流值班看守，我们守在他床边。他老是睡，睡够了吸烟。后来给他定了案，听说是送去劳改了。
接着就是“五反”。我也被派往第十督导组工作（图书文具业），在南京中山路中苏友协楼上办公。我和一位中共党员同学负责一个打虎大队。上午，我们在大行宫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楼上审查材料，下午，分配打虎队员外出调查。这些打虎队员是比较积极的图书文具业的店员。晚上，在夫子庙召开打虎大会。我担任大会主席，负责掌握斗争大会情况。有问题的老板坐在我们会议桌前面，打虎群众坐在他们背后。我们向老板交代政策，要他们老实坦白自己的罪行。
有次我们曾动员一个老板的女儿对他父亲控诉。这位做父亲的真是个守财奴，她晚上学习时点灯，这个父亲都要反对，平日对待子女十分苛刻。我们要他承认错误，写悔过保证书给子女。他也乖乖地写了。现在想想：他们父亲子女之间在未来的日子里是怎样相处？
督导组内部也时常开会，除了布置任务外，有时还要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因为工作人员所谓违反政策：如用茶水泼老板，有的体罚老板，有的要老板跪砧头，顶洗脸盘……由于这些粗暴举动，使个别老板自杀。
这时候我还是青少年，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担当这个工作。我还时常对年纪大我几倍的老店员做思想工作，解决他们自己相互间的矛盾，主持近百人的打虎大会，有时还要处理一些意外的问题。图书发行公司经理因此而夸奖我有能力、有魄力，不过我还是认为是逢场作戏，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倒是自然的，是出于自己的思想，如果政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那是没收他们的工厂、商店、资本的问题，用不着这样那样的去教育他们守法啦，不要违法啦……
老板也有反扑的，会私下向市委或五反办公室控告督导组工作人员。但倒没有控告过我。
茌“五反”过程中，我弄得很疲劳，夜间一、二点钟才回校，早上五、六点又要出来了。有时实在不能支持，就抽空在图书发行公司楼上的沙发上睡一回。
每当夜间回校时，在白下路，我们时常遇到有老妇人领着一个年轻女子，向你靠近，并且发问：“姑娘要吗？”那是妓女。这时候我们不吱声，用手指指自己上衣口袋上的工作证，她们也就会识相地离开。五一年的南京街头还有这么多的妓女活动着。
毕业后，我留校任助教，鸿珠去南京市建设局工作。我所以会被学校留下来，我想有两种可能：1、我成绩较好，尤其数理方面，学校急需培养一批教师。2、南京公安局要将我留下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是托派。
留校后，我十分忙碌，白天听课、辅导，三个晚上去南京教师进修学校学习，三个晚上负责辅导华侨学生物理，因我是南方人，口音容易被他们听懂。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好，每次工会有电影包场，我总多要几张影票，分给学生去看。每当和学生们上街外出，坐车、公园门票，都由我化钱。鸿珠在建设局工作后，租了间房子，这对我们来说，碰面就比较方便，不要去她单位找她，兴农也时常和我去她那里。
52年下半年，在华东水利专科学校里的托派被发现了。我们思想总结的红本子给校方收去了，南京组织处在危急时刻。上海决定柯佐豪离开南京。柯走了以后，陈凤珠被捕。上海指示我和兴农坚持在南京。我们知道等下去没有好结果，但组织的决定，也只有执行。事实上，凤珠被捕以后，我们立即受到严密监视，我们一外出，后边就有“尾巴”。南京只有我和兴农联系，无论怎样跟踪，不会找到第三个。因此有时候我们就跟踪者闹着玩，同他们捉迷藏，故意走向闹市，前门进，后门出。或者走着走着，突然来个回头走。
后来我们发现，他们住进兴农所在工厂“电工楼”的对面进行监视。
为了避免被跟踪的麻烦，我们就不直接碰头。山西路口有一新华书店，我们约定：在书店的某书中折上几页，表示我们还“平安”。
我们每天都有被捕的可能，至今我还是弄不懂，为什么上海要我们坚持在南京，束手待毙。
1952年12月21日深夜，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我睡眼矇眬地打开了房门。第一个进来的是我们学校的总务主任。跟着进来是三个人，一个手中拿着卡宾枪。我明白了，好事终究来了。其中一个将逮捕证给我看，没有交到我手中。我穿好衣服，走出房门时，左右手臂被两个人挽住，我来火了，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我左摔右甩，两个挽我手臂的，都被我摔倒在地。他们连忙爬起来拿出手铐，将我铐上了。又将一件衣服蒙住我的头，我如瞎子被他推拉着走。这时候我记起，口袋里还有一封上海组织来的信。于是我将戴铐的手伸进口袋，将它捏成一团丢向路边，夜是漆黑的，我的动作也被蒙头的衣服遮住了，没有被发现。当我走向校门上车时，高声大喊：“同志们，再见了”！
四、在狱中
我被带上吉普车，当我跨上车时，我说：“谢谢！我还是第一次坐吉普车哩。”衣服已经从头上拿下。夜里下过雨，路上的水潭，倒映路灯的亮光，车轮发出“扎扎”的溅水声。人们是已进入梦乡，他们作梦也不会梦到，今夜中国共产党向全中国的托派围歼。
由吉普车下来，被带进市公安局。在楼梯边，我看见我所熟识的行李，一切都明白了，兴农和鸿珠都已进来了。共产党总是统一行动。
公安局的干部同我谈话，我问为什么逮捕我？
“你是反革命”。
“你们才是反革命。”
“你们这伙人反对苏联、反对斯大林、反对共产党，所以是反革命。”
“斯大林才是反革命，历史会审判他的，”我理直气壮地同他辩驳。
“现在先审判你”，他接着是一声冷笑
谈话当然没有好结果。他命令手下人将我带走。我又坐上吉普车。
开了一道铁门，又开了一道。在这宁静的夜里，铁门的碰击声，显得有些儿凄厉。我被关进一个小号子里。接着又是铁门的凄厉声，片刻恢复了宁静。偶而有卫兵的脚步声从门口经过。
我的牢狱生活开始了。
一夜没有睡好。一早看守送来稀饭，一杓子黄豆。我吃了一碗稀饭，黄豆剩了一半。饭后，看守告诉我监房纪律：不能随便行动，大小便都要报告。号房里除了床铺，还有一块长方形的水泥地，可以散步；还有抽水马桶。窗子外钉着斜向木条，只能顺着木条向下看，可以看到下面小块水泥场地，不能向远看。
监房已陈旧不堪，墙壁上的石灰已经剥落，露出灰黄色的泥土，好多处有人用什么硬东西划上许多“正”字，一开始我不理解划这许多“正”字干什么？后来我明白了，这些是失去自由的人为了计算被关押的日子而留下的。独个儿关在这里，的确会忘掉了日子。
每天下午，看守挨号房放犯人出来“放风”。也有单独的，也有成群的。好象是：重要的政治犯，未弄清问题的，都是单独关押。这里也有女犯。
在这里，犯人不使用姓名，一人给一号码；我是“83”号，提审或有事，看守喊号码叫我们出去。
这里也有戴上“脚镣”的。每当铁门碰击声后，有时会听到脚镣有节奏地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真使人不寒而栗。
我发现我的窗外有女子的声音，我站在铺上从木条的夹缝中向下看，刚好看到的鸿珠。我立即用温州话高声喊叫“报告小便”。鸿珠听到我的声音，站在我的窗下，抬头上望。以后，每当“放风”，她都在我窗子下面徘徊。我也站在铺上，从木条缝中看她。
关进看守所后，一个多星期不提审。我整天看书。看守送来斯大林的著作和一些别的书。我看书的速度很快，我老是催看守送书。看守没有送新的来，我就背看过的好书。
终于来提审了，一辆小轿车送我去公安局。也是第一次坐轿车，软软的沙发，车窗关上，经过闹市也听不到一丝儿声响。怪不得人们会争权夺利！坐小轿车多舒适，有了权有了利，什么享受都有了，轿车、洋房，还有美女。但是还有另一特殊享受，可能也在等待着他们：人民的唾弃！
第一次审问，用的是“疲劳战术”，如那次“五反”，我校打老虎一样。下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天亮。他们轮班，而我站看，手铐被捏得陷进皮肉，有时还加上打手的拳脚。在严冬的深夜，他们穿着呢大衣，围着围巾，而我被剥掉棉袄，在受冻、挨饿、挨揍。我忍受着，不哭、不叫，沉默着。
后来知道：公安厅的厅长，也参加这次审问。
在看守所中，进出的犯人，都是弯腰、低头走路，十足的犯人相。我外出受审时，虽然看守也叫我低头弯腰，但我没有理他，还是昂着头、挺着身走路。
在看守所理发，没有水，不要说热水了，胡子干刮，痛得要命。理一次发，不到三分钟。
日子长了，看守要我出来劳动：扫地，打扫厕所，还去铺草坪。这样倒可以活动筋骨，也可以呼吸新鲜空气。
政府曾组织我们学习，公安局的干部给作报告，这时候我才知道南京还有我不认识的托派。最早被捕的陈珠凤也参加学习。在讨论时，我曾提出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中国革命的功劳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讨论结束后，干部让我单独留下。他说我提出这些问题，表明我还坚持托派立场。我说托派对中共的“解放战争”的估计是错的，但有些方面是对的，如世界革命和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都是正确的。我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归功于毛泽东是很勉强的。他最后要我多学习，要彻底与托派思想决裂。
在南京羊皮巷看守所等了一年半，这不能说是暂短的时间。接着是判刑七年。后寄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南京老虎桥监狱据说是日本人设计建造的。它有三排牢房，国民党时称为“智”、“仁”、“勇”三号，半月形排列，看守坐在中堂，就可以看到三个号内的情形。牢房设备不好，没有抽水马桶，小便桶放在犯人的睡铺边。因此一进牢房就闻到臭气。没有高铺，犯人都睡在地板上。在“镇反”期间，牢房拥挤不堪，不能仰睡，犯人侧着身子挤在一起。我进去时，牢房里还关押有十多人，也够挤的。没有空间活动。犯人之间是不准谈话的，白天都促膝坐着。
犯人也别出心裁，衣服破了没有针缝，他们用筷子作成竹针，将衣服补好。
老虎桥监狱我蹲了十天，被送往龙潭采石公司劳改。
在采石公司第一天，我和高兴农参加抬石头，不知哪来的积极性，我们都抢大的抬。也许是这种生活比蹲监狱新鲜，同时我们本来就有劳动观点，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也不是二流子。但是一天下来，肩痛、腿痛，轻轻的碰一下肩头，就痛得不能忍受。初步体会：劳动改造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年长江水位高涨。我们公司犯人受命参加防汛。任务是抬石头、抬草包。和我抬一杠的是我们的小组长。石头刚上肩时，石头离我远远的地方（距我三分之二杠子的地方），组长说这是照顾我。但抬到半途，他把石头向我这边一推，距我只有三分之一杠子的地方，肩膀加重负担，痛得难受，路也走不稳了。我回头望望，他以鼓励的眼光对我笑笑。以后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锻炼成铁肩膀”。
我们抬石头上船。上船时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跳板，走在上面，它会上下晃动，脚下是滔滔江水，一不小心，会葬身鱼腹。走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
长江决口了。为了堵住决口，身强力壮的，一人抗两个土包，拼命飞跑。我没有多大力气，自甘落后。晚上我们睡在堤边，夜深有些冷，没有棉被，只好盖上防汛的麻袋。两条麻袋一盖，感到够暖和的了。谁曾想到，这辈子曾盖过麻袋。
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上大课”。全体犯人集合在大场上，听厂长或其他干部作报告。听了报告，晚上根据讨论题进行讨论。
每晚，我们有两小时学习。
在晚上的学习会上，每人都要联系自己个人实际发言，即是同自己的实际思想挂起钩来，进行反醒批判。这是共产党的学习方法：不联系实际的讨论叫空谈，叫无的放矢。
我吃过早饭，突然通知上午不出工，一会儿紧急集会。队伍又向上大课的大场进发。四周的气氛有些异样。一到大场，一切都明白了，大场四周树着标语牌，讲台上方有一条黑色横幅，上有几个醒目的大字：“宣判大会”。大场外面是举枪的公安，步枪与机枪的枪口，都对着会场。这是一严肃而叫人心悸的场面。
今天判决了一个死刑，立即执行。在宣判时，会场上不准走动，不准喧华，不准喊口号，违者要按现行反革命论处。散会回来，我们必须进过死刑犯的旁边。领导的意图是让我们看看坏人的下场。但当我走近死犯时，却歪过了头。
在采石公司劳动是烦重的。敲石子也有定额，完成不了定额，要受点名批评。这里劳动也很危险，每天晚上饭后，医务室的场地上，都要排上长长的队伍。这些排队的犯人，大多是外伤，不是这里破了，就是那里破了。敲石子时，一槌击下，石屑四溅，可能要钻进手腿皮肉内，立即使你淌血。我眼见一个在石堆上撬石头的犯人，上面抬石头的将石头倒下，只听他“啊呀”一声，他的腿已被石头砸断了。有一次，一犯人见上有一石块滚下来，他下意识地用两手去挡，石头就不客气地碰断了他的手。
我们喝的开水，我给它起名“石粉茶”。开水桶没有盖，石粉落在开水中，在阳光照射下，可以清清楚楚看见漂浮着的石粉。
为了所谓“立功赎罪”，犯人表现积极劳动，尤其那些年青人，抢着活干，超额完成任务。
同家中，我将近四年没有通信。如今劳改了，我给哥哥写信，要求哥哥寄点钱来，或寄点吃的东西来。这时候对家中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考虑自已目前生活艰苦，没有其他的援助，只好求助于家中亲人。为了探求真理，为了个人的信念，我失去了爱情、友谊，付出了青春。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回信是弟弟写的，陌生的字迹，文言的语句，我以为他找人代写的。信中说以后不要给哥哥写信了，但没有更详细地告诉我家中情况。这使我很纳闷。他寄来三元钱，但没有吃的东西。
变，一切都在变。离家时，弟弟只有十三、四岁，那时候他读初中，写不好字，文句不通。而如今他字迹清秀，言语通顺又是文言。他说这是他近几年勤学苦练的收获。几次通信，他总不提家中的详情。
后来我才知道，家乡土改，父亲、哥哥相继死去。房子土地分了。家中祖母、母亲的生活，都是由十七、八岁的弟弟做小生意来维持的。他起早带黑，爬山越岭，省吃俭用，才将这个家支撑下来。我这个做兄长的，还向他伸手。现在想想，真有点惭愧。
过了国庆节，我和高兴农调离采石公司。
我们十几个犯人，由龙潭车站上车，坐的是闷子车，车门上锁。我身上还留半包双斧牌香烟，这时候真的想吸烟，但苦于没有火柴。做为犯人，可买烟，但不能买火柴。有人动脑筋了，他撕下棉衣中的棉花，搓成一团，放在鞋底下死命磨擦，结果真的发生了火种。我们象原始.人一样生活，有了火，大家快快活活地吸起烟来。
调回南京老虎桥监狱，过了三天，我和兴农等人，又被调往南京中央门外新生砧瓦厂。这个厂有几千犯人，一部制砧机，日产十六万块砧坯。有十多座窑——砧窑、瓦窑，大砧窑一次能烧十多万块砧。
初到时，被分配在直属队。直属队是搞杂务的。除了直属队外，另设制瓦、制砧、窑务几个部。
直属队时常去南京车站拖煤，或到城里去拖货。坐的是厂里自己的汽车。坐在汽车上，我时常要引颈高歌。不知为什么这样开心？也许如人们说的：“女悲哭，男悲唱。”我是悲伤自己的身世吧？
每次去火车站拖煤，中饭都是送来吃的。吃的是黄玉米和大米合煮的饭。当我们开饭时，围观的群众不少，他们带着好奇的神色看我们吃这白中夹黄的干饭。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吃的是蛋炒饭”。
刚到新生砧瓦厂，许多厂规都不知道。我站在窑头，指着南面的公路询问别人：“这条路通向哪里？”来了个站小岗的年青犯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问我姓名？他走了以后，有位老犯人对我说我要倒霉了，他说：“你刚才问路，站小岗的立即会向上面汇报，说你有逃跑思想。”我哈哈大笑，我说：“给我路费，还要给遣返证明，我才会走哩。”
后来我知道，这里时常有犯人逃跑。追回来的，立即戴上大镣。在这里我再次听到脚镣碰击地面而发出有节奏、刺耳的凄厉的声音。
54年的南京，冬天分外寒冷。不知外面的世界足否暖和些？雪连续地下，积雪压垮了坯房，压坏了坯。这给我们带来分外的苦难。每天我们要爬进坯架，将马鞍子（盖砧坯用的）上的积雪除掉，弄得衣湿鞋潮，没有一点干燥的地方。我没有胶鞋，借人家的解放鞋，它不防水。脚上生了冻疮，又痒又痛。雪一停下，我们又要打扫地上的积雪。一筐筐抬倒在水塘里。高一脚，低一脚，一下滑去，一下滑来，手脚弄得麻木。有的下雪天，还要去卸汽车拖来的毛竹。当要放下汽车两旁的铁栅栏时，手被冻粘住了。卸完一车，必须在空旁子里蹦跳，才能驱走周身的寒气。
说来还是幸运的，第二年开春，我被分配到窑务部，学习烧窑技术。烧窑是门技术，学会了倒是件好事。但也叫人心烦。每当一窑结束，领导要检查质量，如果次、废品过多，领导就是不指名批评，我们也感到心情沉重。做为一个犯人，真的怕出事故，希望能过个太平日子。烧窑如出事故，轻的批评，严重的则要加刑。
管教干部对犯人的思想工作，不是那么细致。他们也不深入调查，往往靠几个所谓积极分子的汇报过日子。这些“积极分子”，本来是社会上的渣滓，他们哪里考虑道德，为了骗取领导的信任，往往无中生有，或加油加醋向领导汇报别的犯人的所谓“错误”。
依靠犯人积极分子的汇报，加上一些干部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所以领导对我的印象很坏。因此对待领导我是退避三舍的。那年年终冬训中，我又“莫须有”地受到警告处分。在冬训学习会上，有人说我在“五一”劳动节时说了反动话。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谁还记得“五一”节所说的话呢！我终于回忆起这么件事：“五一”节早上，我们一组人，拿着扁担箩筐外出劳动，在路上，我的确说过：“我们这行人今天向美帝示威，今天是‘五一节’。”这句话会变成“反动言论”，真的天晓得。他们捕风捉影，如此颠倒黑白，叫人有口难辩。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得到了个“警告”。
这件事使我加强了个人信念：某些干部，的确缺乏起码的政治道德。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择手段，不去考虑别人的死活，包括别人的政治生命。譬如这次冬训，事先就肯定这样的方案，犯人中要分成三种情况：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其中包括反动的）。每一种都要找出典型（代表）人物来。他们不管我的真实思想如何，只要有一点影子，就拿我开刀，反正我的出身、犯罪性质、文化程度（文化程度也作为条件），都够得上“反动”。
中共在“反右”中，每个单位都要分配右派数字。如果这个单位搞不出右派，上面就会认为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或者搞出的右派数字不够，都要千方百计几地找出几个凑上。有一单位闹过这样一个笑话：这单位排来排去就少一个右派，党书记说不要再找了，就把我的姓名写上去好了。他以为报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想不到过了几天他被抓去坐牢了，弄得有口难辩，吃了几年冤枉官司，还被戴上“右派”帽子。在反“右派”运动中，多少人断送了青春、才华，有的丢掉了生命，后来虽然得到了改正，但年华失去了，生命消逝了。诗人艾青说自己被压制了廿一年，结果是三个字“解决”了问题：“弄错了”。一个字化了七年“光阴”。
由于我平日表现“反动”——他们认为。窑务部主任找我谈过一次话。他一开始问我认罪程度怎么样？我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者，我反对国民党，反对美帝，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而献身，结果而坐牢。以往我真的不知道升官发财，放弃了自己的学业，甚至连生命也不顾惜，我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我的思想决不是你们想象那样反动，你们可以从我的劳动态度中可以看出。他说：“你到现在还是不认罪”。谈话后也没有给我带来更好的待遇。
56年6月，我和兴农突然接到通知不上工。我们猜想大概又要调动了，心在突突地跳。调动是最伤脑筋的，象一个家庭，搬家是最头痛的。过一会，管教干部带我去裁缝铺。我们还是弄不懂这是为什么？他对裁缝师父说：“将他们的身材量一下，给他们做套衣服。”这更使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又带我去理发铺。因为我们是被管教干部领来的，理发师父特别客气殷勤，象一头哈八狗，又是摇头，又是摆尾。当干部说仍将我们剃光头时，他又换了付面孔：轻蔑和高傲。真的是：三月天，孩儿脸。人本来就是这样势利的呀！
第二天我俩被送往老虎桥监狱。给我们住的牢房里，已住着三位不相识的犯人：两个老头，一个年青人。这年青人同我们的年龄相仿。与常规不一样，房门非但不上锁，而且整天开着。在牢房里我们可以随便说话，唱歌，下棋。一天且吃三顿大米饭（早稀），别的犯人一天吃二顿，而吃的还是麦麸饭。开饭时，劳动犯来照应我们，送饭送菜。为了报答劳动犯对我们的殷勤，每顿饭我们都多要些，吃不完就送给他吃。因此劳动犯对我们更客气了。
从谈话中我们知道，住在一起的都是托派（只有一个老头不是，大概是弄错了）。其中一位是中国大革命时的中共县委书记。那年青人原是同济大学的学生，当时在南京龙潭采石公司劳改，名叫孙钰华。我们共同猜测：这次大概是要外出参观。那个“县委书记”说：过去苏联也曾这样搞过。参观可以加强我们的思想改造，让我们看看社会的变化。那个不是托派的老头，被我们弄到别的号房里去了，他睡觉时大打呼噜，闹得我们睡不好觉。这个人本来是国民党特务，大坏蛋，我们这位“县委书记”也吃过他的亏。
典狱长来看我们，他问政府这次把我们集中起来干什么？我们回答说：“大概是外出参观吧？”他说我们想的倒美。我们也无法论证，也只有听之任之。
后来典狱长又给我们送来一顶草帽、笔记本、铅笔、一双布鞋、短裤、肥皂等等东西。
又过了一天，事情总算公开了，我们的确是外出参观。一共是六个人，其中有一女同志。我们左口袋上方，别着一个红色的参观证，坐着中型面包车，一位省公安厅干部、典狱长、一位医生，陪同我们。
我们参观了“十月农业社”、“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博物馆”、“玄武湖公园”，“南京机床厂”、“南京中央商场”等单位，历时一个多月。
每到一处，该单位的书记，或者厂长，或其他的负责人来接待我们。大多先在他们的会议室内向我们介绍该单位的情况。以后陪同参观，参观后还要我们在留言簿上留言。
在南京博物馆，看了两台清朝的闹钟，它们是外国朝贡的。每当时针到点，就会发出音乐。有一台在音乐声中，钟顶有两只白鹤展拍着翅膀。另一台是在音乐声中，几个人物进进出出。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我写着：“以往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但在博物馆内却展出奴隶社会的情景。”
参观南京中央商场时，响导是我认识的，“五反”时一起工作过的店员——图书文具业的打虎队大队长，现在大概是文具业工会的领导人了。他大概有所回忆，老是望着我。我感到尴尬，于是我对典狱长说：“不要响导了，我们自己能看”。这位响导离开了。
大概事先有所安排，营业员介绍产品时，总要强调这是“国产的”。他们也许在尽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
参观“十月”农业社时，田中劳动的社员给我们唱歌欢迎。大概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犯人。如果已经知道，那歌声不会从他们口中出来。也许出于“礼貌”，他们不至于骂人，但决不会这样“热烈”欢迎的。
在“十月:”社吃中餐。我们吃的是领导带来的面包，我吃了半个面包就不吃了，公安厅干部叫我再吃，他说：“在厂里你能吃几斤，今天吃这点点就够了？”的确，我怕吃多了，而让他们挨饿。
我们那位女同志一定要看看托儿所。孩子们一见到我们，拍手喊：“阿姨好”、“叔叔好”！那位女同志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眼中闪烁着泪花。也许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想念她自己的孩子；长期的牢狱生活，长久远离自己的骨肉，如今不能不触景生情哩！
参观结束回来时已是“七一”了。领导要我们写参观总结，写写自己在参观中的收获，其中当然要联系自己以往的托派观点有哪些改变？
公安部的干部也找我谈话，他说中央对我们很关心，希望我们能早日争取做新人。
总结写好后，我们就回新生砧瓦厂了。孙钰华也不回龙潭采石公司，留在新生砧瓦厂劳动。
我变得又白又胖，几乎成了两个人。这是可想而知的：一个长时间干重体力劳动者，一旦不劳动了，坚实的肌肉就会发松。加上生活好些，精神愉快些。但力气不如以前了，过去我烧窑时，一口气能向炉中投200斤炭，现在连续投100斤，也感到吃力，汗流浃背，而且呼吸急促。厂里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情况，要我们慢慢来，重新锻炼。
在新生砧瓦厂，我接到周丹萍的来信，信笺上盖着家乡乡人民政府的公章。她要求同我解约。我们是在解放前订婚的，是父母包办婚姻，我本来.就不同意。所以一直没有放在心上。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我说：“想不到你还在等我，实在抱歉。你赶快去走自己的路吧！”
社会上的政治风暴对劳改队的影响是很大的。
“反右”开始，厂领导组织犯人开座谈会，要犯人谈对共产党和政府的看法，要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对共产党提了很多意见。兴农参加了座谈会，他真的毫不顾忌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共产党人说话不实事求是，关于南斯拉夫，过去说铁托是叛徒，南斯拉夫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最近又说南斯拉夫在坚持社会主义，铁托又成为时代英雄。到底我们应该相信过去的说法，还是去相信现在的说法？运动接下去是“反右”。那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人，被打成“右派”。还好，兴农已是犯人，他的意见也没有再加以追究。
56年下半年，南京公安局干部，同我谈过好几次话，问我能干些什么？如果担任教师，能教什么课？我猜想政府要着手处理我们的问题了。
57年9月我接到通知：星期六去南京文教局报到。到了星期六又说文教局在开会，星期一去好了。到了星期一又通知说：你们暂去长江砧瓦厂就业，说我们被“假释”了。
“假释”也是释放。当然高兴，但又要去劳改单位就业，使我们有些头痛。当时我没有提出回乡的要求，现在真有些后悔。没有要求回乡，而在劳改单位就业，一等就是二十多年。也许就是要求回乡，也不一定照准。那时候我们有这样想法：犯人释放立即回乡，有些狼狈，就业后可积蓄点钱，穿着也可以象样些，在面子上也可以过得去。
释放了，虽然还生活在劳改单位，但总是自由些。当你是个自由人时，你不会去想失去自由是怎么回事。当你生活在幸福之中，你不会感到幸福。你总是认为那是很自然的事，好象人的生活本来就应该如此，所以也不珍惜。当你一旦生活在不幸之中，你会立即感到痛苦，感到过去的幸福生活之可贵。所以民间谚语：“活在福中不知福”就是这个道理。我尝够了失去自由的滋味，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你都要听人家的，连唱歌都要受到限制。有次我突然心血来潮，唱起了《热血歌》：“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被别人汇报给政府，几乎要受处分。
释放了，我步出了厂门，深深地吸了口气，精神上感到一些轻松、舒畅。伸了伸几年来一直被压缩着的身腰。
政府发给的“假释”证57年3月签暑的，而我们拿到手时，已是九月。我想其中有些变故，什么样的变故，我们无法弄清楚。
五、场员生活
“假释”书上写得够好的，说我在劳改期间思想有所悔改，劳动积极，红旗竞赛中连续得奖。我暗暗好笑，直到昨天，我们的队长还说我思想反动，说我顽固不化哩！在劳改队的确有竞赛优胜奖，但我什么也未得到，人家一月拿10—15元的生活补贴，而我只拿3、4元。那时候我也只有望钱兴叹而已。想不到竟有这些冠冕堂皇的评语。真的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有意识的将这“假释书”给那些政府认为的积极分子看，我想他们也会有所联想。
长江砧瓦厂座落在长江北岸的卸甲甸，在大厂镇附近。据说卸甲甸是楚霸王卸甲放马的地方。大厂镇是有名的永利宁厂（化工厂）而得名的，“大厂”指的是永利宁厂。
长江砧瓦厂的刑满人员留场就业部，的确有些自由气氛。八级工资制，最低的一级，工资为24元。场员大多数是三级，拿36元。厂中也有工会组织，没有戴“帽子”的可加入工会。我们都被称为“职工”，有职工工作证。职工真的象一职工，外出时皮鞋大衣，留着分头。晚上也不要坐两小时学习，可以自由外出看电影。我散步在长江大堤上。我和兴农大都在晚上散步在长江边上，看着滔滔江水，对着夜空，昂首高歌。
我被分配去炼焦车间，每天和炼焦窑打交道。
新职工的工资，要由小组评定，再由领导审批。
几个月以前，由于新的工资制度刚刚实施，留厂人员，一般都是三级工，我来这里，不了解情况已有所改变，职工的工资高了，给厂里造成过多的支出。而且在某些干部的思想感情上通不过。因为这些从劳改这来的人，工资超过某些干部的工资水平，这怎么能使这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心甘情愿呢？所以最近厂方已有压缩工资的趋势。我和兴农在新生砧瓦厂时，拿的是四级假定工资，在这里按理应评为四级工。在我们的坚持下，我们为四级工被小组通过了。我们的组长还是一级工，心中当然不舒服，但他不当面反对，他也采取劳改队积极分子惯用的技俩，加油添醋地向队长汇报。我们的队长也是不做“细致”思想工作的货色，也是靠汇报过日子的。第二天我们正在劳动，队长来找我们，他怒气冲冲地，一开口就来个“训斥”：“你们为什么闹工资？”我和兴农被这个初级的官僚主义队长弄糊涂了，异口同声地问：“你说谁闹工资？”队长接下去还是训斥。这种作风好像已成为劳改队中干部的工作习惯。他们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同我们的差别。什么“耐心教育”、“耐心说服”，不过是漂亮话而已。摆摆老爷式的架子，才能表明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界限清楚。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我们，当然不吃这一套，立即和他争辩。这更使他怒火万丈，我们更其是“造反”了。他大概是第一次遇到像我们这样的被领导者。他说：“你们回去好了！”我们问回哪里去？如果是回老家，请给手续。他恼火透了，叫我们跟他走。
“去哪里？”
“去厂部！”
他说非将我们拘留起来不可。
到了厂部，他到里边去了，我们等在外面。等着等着，老半天见不到他的影子。我们不理他了，回到自己宿舍。一天、两天，我们九天不上工。乘这机会，我们去大厂镇、浦口玩玩。到了第十天，厂部干部来找我们谈话。他倒和气些。我们陈述经过，说不上工的原因是等待队长给我们办理回乡的手续，因为队长叫我们回去。干部说这是我们误解了，队长不是叫我们回老家，而叫我们回宿舍。为了免些是非，少些麻烦，我们写了检讨。后来继续上工劳动了。
事实上，厂部压缩工资已付诸行动了。他们召开大会，对一些违法乱纪的职工，以降低工资的办法处理。就是最高等级的，每月也只能拿15－16元，就是说这些人只能拿到最低限度的生活费。
共产党的政策有人说是摇摆不定的。一些事实总让人摸不着头脑。56年，劳改单位大力实施所谓“人道主义”，对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他们的工资分为八级，即同其他非劳改单位——厂矿一样的八级工资制。建立工会，称就业人员为职工。到了58年，八级工资制没有了，职工大多送往农场，“职工”改为“场员”，工会也无影无踪了，也没有职工那样自由了。一切又变成原来的样儿。
57年年底，长江砧瓦厂五、六百职工，调往苏北农场。苏北有“民新农场、”“新荡农场”、……这些农场本来总称为“建设农场”，后来分为五个农场。
我和兴农也是被调人员。我们乘坐内河船队去苏北。
这几天刮着寒冷的北风，天气阴沉。我们的心境也像这阴沉的严冬日子。船队静悄悄地航行着，没有歌声，也没有笑声，也没有喧哗声。
在途中我曾写了首诗，现在记不清诗句了，大意是说：在这阴沉的日子里，我们航行在苏北，平原上是刺骨的寒风，悲愁的心境，前途如这次航程那样渺茫，何处是我们的归宿。
为什么说：航程是渺茫的呢？因此每次调动，政府是不告诉我们调往哪里的。我们是瞒着双眼被牵着拉磨的驴子，转呀转！转到哪里就算哪里。
从“大有舍”登岸，要步行到农场。我被分配去民新农场三大队。兴农去四大队。皮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目的地又如此的遥远。生活在江南的人，真的连作梦也不会梦到，在苏北竟有这样一大片空旷的土地，人烟稀少。走了好一回，才看一堆房子，这就是农场的房子了。
在民新农场，冬天是拾棉花季节。我们都投入抢拾棉花。每人有两个花袋挂在身上，一个花袋可以放四、五斤棉花，如果两个花袋拾满了，可以到田头过秤，然后将花倒入大袋。长江砧瓦厂来的，上半月的工资还是长江厂的工资标准发放的。因此我们这些人，上半个月的劳动都是马马虎虎的，一天拾满两袋就算了，多了的送给了老场员。拔棉梗时，我错拔了别人的，也就算别人的了。想不到在年终评比会上，有人竟给我提“不计较工分”的优点来。我也只有在肚子里笑，我们是拿固定工资的，还计较什么工分呢？
后来，我的工分老是达不到标准，每月拿照顾工资：14元。由于收入不多，生活更清苦了，老场员每顿吃一、二角钱的荤菜，我则吃三分钱的青菜，一月的伙食费不超过七元。有时候还给家中寄三、五元，那么，那个月的生活更清苦了。
这里的葵花子很便宜，一角四分钱一斤，我时常买它几斤，上工吃，下工吃，硬是将香烟戒掉了。
据老场员们说：他们来得很早，是治准结束后来这里的。当时这里是一片芦苇滩，一望无际的芦苇。他们住在芦席搭的棚子里。每天的任务是割芦苇。每个中队的住处竖一面红旗，以免下工的犯人迷失方向。在割芦苇的劳动中，不知多少次，手脚被芦苇割破。睡铺底下就是水，到处是水，但吃不上淡水。有时候还吃不上饭。他们说我们现在来是来享清福的，如今住的是瓦房，饮的是井水，睡的是高铺，吃的是大米饭。
据说在51年冬天，他们中队一下子死去一百多犯人，一天里活活被冻死的。那天，中队动员场员去大有舍米厂背米。早上去时，天气还比较暖和，回来在半路上，刮起了东北风，接着是毛毛细雨，寒流突然袭击过来。这些人都是从福建、浙江过来的，没有经历过这种奇冷的生活，衣着又不多。除了几个一口气死命跑回场的外，其他一百多人就冻死在途中。
56年开始这里实施计件工资，以完成多少计算工资。这个制度，激发了场员的劳动积极性。他们拼死拼活地干活，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钱。我们去时，这个制度虽然还在，但工分值已降低了，每十分工分本是九角钱，降为七角二分钱。而且也不是以往不封顶——开放性的。如今规定平均每人工资是多少元，由这个数任场员依工分多少而分配，总工分越多，工分值越低，结果是工分是多了，但钱拿得少了。这样一来，场员又不肯多干了。
我们中队福建人特别多，过去称为福建大队。这些人十分富于同乡感情。他们都知道自己是他乡之客，有必要相互照顾。如烧东西吃时，不管你有钱无钱，都有一份。
这里的花生米很便宜，四角钱一斤，我每天上工时买它一、二角，吃了后，到中午也不知道饿。卖花生米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妇女、孩子占多数。他们天一亮就来了。
打野兔的也很多，一头野兔只卖八角。
这里场员曾大闹“迁返”。的确，谁不想回家呢？报纸上、电台时常宣传说流亡在台湾或海外的大陆同胞，日夜思念家乡和亲人。但人们却忘记了，这些刑满人员，也有一颗活生生的心，有血有肉的躯体，难道他们就不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么？但他们捞不到回乡的机会。长时间、无期限地生活在农场，在劳改单位。他们说劳改有期，而留场无期。他们曾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上书，有的将自己的老迈母亲接来，恳求农场领导，让自己的儿子回乡生产，并奉养老母。非但没有得到迁返的目的，反而受到批判斗争，甚至给以“劳动教养”的处罚，罪名是无理取闹。
我也参加过批判他们的大会小会。领导要我发言，而我能说些什么呢？难道我自己就不想回家么？谁都有个家。我在农场等了几十年，知道闹迁返的从来未停止过，不过方式有所改变而已，有的消极怠工，有的采取逃跑，逮住了被扎上大镣，或加刑。每年年终思想总结，领导都要我们检查是否有逃跑思想？是否安心留场。虽然我们有要求回乡的思想，但在每个人的总结上，几乎都上：“爱场如家，安心留场”等字样。
过了那个冬天，农场的工资制度又改变了，改为“三包一奖制”：即包成本、包劳力、包产量，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的得奖。但我没有继续参加农业劳动，所以实际情况无从知晓，据说也没有好结果，最后是不了了之。
我被调往四大队窑厂，又去烧窑了。
窑厂的中队长对我很好。因为他看过我“假释裁定书”，又知道我识几个字。他时常跟我学数学、物理。虽然他是个老头，刚上过速成中学，求知欲很高。但由于我的劳动紧张，也没有精力应付。后来他离休回乡了。
窑厂的生活当然比农业劳动要好，粮食定量也多，工资也高些，而且也比较自由些。离集镇较近，老百姓来卖吃食的也多。我又学会建窑技术，烧窑技术也得以发挥，因此心情也较舒畅。
58年大选，选民名单公布时，没有我的姓名，我去找老队长，询问为什么没有选举权，我出身地主家庭，但我的成份是学生。经过老队长工作，我拿到了选票。事实上参加这样的选举有什么意思，一切都事先被安排好。每个选民拿到一张候选人的名单，我们只能在这名单上画圈圈，表示同意哪位。这些候选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是干什么的，个人品德怎么样？这就是中国式的民主！八月间，我们又突然得到通知：要调离民新农场，到哪里去，还是不知道，传说是去工业单位。要调动的信息早已有了，这也许人们愿望的反映。
我们从长江砧瓦厂来的五、六百人，有的由于生活的改变，重新走上犯罪，有的自杀了，有的逃跑了。我们这些可以说是安分守纪的人，的确要换换环境。这一天总算到了，虽然情绪不安，但还是愉快的。
在民新农场，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历程，社会的运动也反映到农场里来。在四大队，召开了“摆擂台比武”大会。每个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在大会上“打擂”。如棉花产量，有单位说保证完成年产1万5千斤子棉，争取2万斤。这是亩产呀！有代表说：“我们保证单产1万8千斤，争取2万2。”接下去发言的，提出更高的产量。真的是“站着说话不知腰痛”。那天我正好值班没有去，这些数字是参加“打擂”的回来告诉我的。我说：“你听错？”他说：“不仅听见，同时还看过他们的挑、应战书！”我说：“棉花哪有这样高的产量，每亩广300斤子棉已是高产了。亩产2万斤，连同棉田里的泥土一起过秤差不多。”他说：“你找死啦！怎么能这样说呢！现在是大跃进呀！比的是气魄，比胆略呀”！我还是不懂，但比刚才清楚一些：所谓“大跃进”就是要不着边际地喊空数字，互比吹牛，牛吹得越大越好。但我还是伸了伸舌头，感到那句“将泥土一起过秤”的话，可能会使自己遭殃，又要祸从天降了。还好，这位老兄并没有去告发我，还让我平安地过去。
大队的比武大会开了以后，接着是中队的比武会。每个小组要在中队会上表态。我们小组叫我上去发言。我计划好了在后面发言，我上去发言时，知道了他们的指标，我提出比他们都要高的数字，真的是“一鸣惊人”，这样高的产量“保证”，搏得了全场雷动般的掌声。走下讲台，我还是迷迷糊糊的，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这时代的人，这么喜欢谎言？说谎的人心不跳而脸也不红，而听的人也感到很自然，没有感到半点尴尬。真的时代的悲哀！会议最后由中队长总结，他表扬了我们，将这些“空炮”说成是有胆略、有魄力、有上进心的表现，他要求我们彻底解放思想，力争上游。好像说我们牛吹得还不够。最好是能向大会“保证”，明晚将天上的月亮摘下来。
大跃进时，我们的确闹了许多花样。天天开夜班挖河，这叫“一天等于二十年”，人人弄得筋疲力尽。于是不知谁想的主意：挖一点点土放在反过来的箩筐底上，抬土的口中高喊号子，就是不走，老远地方去听，这些人干劲冲天；老远去着，他们抬的是满满一筐土。
割黄豆时又开夜班。但人们都躺在田里，有的还呼呼大睡。领导好像.也知道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为了紧跟形势，也不得不应付局面。
大家都好像心安理得地过着这互相欺骗的日子。
原来由长江砧瓦厂调往农场的人，现在又调离农场。
兴农他们调回长江砧瓦厂，而我和其他人调往盐城炼焦厂。这是由于大炼钢铁的需要。
盐城炼焦厂属于盐城钢铁公司，这公司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正式厂房，在水稻田里搭了几座三角棚子，作为我们的厂房、住房。厂部办公室设在民房里。炼焦厂有总厂和分厂。我被分配到分厂，任务是打砧坯。来日烧砧建厂房。
这里的干部，大多是从商业局调来的。他们没有带过犯人，也没有带过场员。因此他们对待我们完全如对待工人一样，一点儿没有歧视。小组长、小队长晚上开会，吸干部的香烟，烟吸光了，干部同我们一起在拣烟屁股吸。会到九点，就要吃夜餐。关于工资、劳动时间，都同我们在会上讨论决定。队长称呼我老黄、老陈.……有时喊我们小组长、小队长。我们解除了政治上的压力，虽然工资少些，但也是愉快的。
冬天，天冷了，领导还帮我们做棉衣，不收布票。
有次，职工家中来信，信封上的邮票掉了。干部立即找这位职工解释，说邮递员送来时就没有邮票，叫他不要误会。为什么我要记述这件小事呢？因为，多少年来，我们的通信是没有自由的。就是刑满留场人员，我们的信件也没有谁来保证不被拆阅。检查信件对我们来说也已司空见怪了。而炼焦厂的干部，这样尊重我们的人身自由，尊重我们的人格，怎么不令人感动呢？
可是我们后来也有意见，连续三个月不发工资，我们连零用钱都没有。
分厂撤销了。我们同总厂合并。我开始烧砧窑。大队长是带过犯人的，在他的影响下，其他的干部对待我们的态度就同以往不一样了，也有了劳改队的味道。元旦休假，也要集中工具，借口是清点物资。我们一清二楚，劳改队或场员队，逢年过节，都是要集中工具的，以免犯人或场员闹事。
我们烧窑人员中，有个老头奴相十足，逢迎干部，旧社会那一套都使用出来。早上他休班时，去集上替老队长买油条吃食，又买这买那，好像就是队长私人伙计，我看不惯这种作风。厂书记来到我们窑上，我就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他。大概书记对队长谈过这事，队长对我们做了解释，这类买东西的事就不再发生了。
在盐城炼焦厂生活了七、八个月，我们又奉调了。这时，我家中来信，要我回家。我找队长谈这个问题，我说我要回家，这次不能再服从调动了。队长找我谈了几次，最后一次他说职工是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如果不服从是要强制服从的。我理解“强制”两个字的含义。想想，回家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后还是服从了调动。
这次我们调往大中农场。
又是农场。
大中农场位于东海之滨，大丰县东北，原来也是一片荒地——盐碱地。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修建盐场。
车到大中农场，巳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东西收拾好后，立即开饭。什么饭呢？玉米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照。我吃了半碗，半碗倒入洗碗桶里。据老场员说，这还是特别优特我们的。第二天我们就吃豆饼稀饭了。中午吃的是豆饼干饭。豆饼有点像牛肉片，我们开玩笑说：我们过共产主义生活了，可惜只有牛肉没有土豆。赫鲁晓夫不是说过么？共产主义生活是土豆加牛肉。
关于玉米稀饭，我在南京念书时遇到过。那天外出测量实习，见到一老百姓家在熬浆糊样的东西，我问：“这能喝吗？”同学说这是他们的主粮。我伸了伸舌头。想不到我也要以“浆糊”做为主粮了，而且还是“特别优特”的呢！
我们的口粮是定量的。但是在抢种棉花时，我们另外加了碗豆饼饭。我们以盐城炼焦厂来的人，连本分都吃不了，谁还要加饭呢？我们将它送给老场员吃，他们十分感激。但是不到两个月，我们自己也嫌口粮不够了，也只有“瓜、菜代”了。
在大中农场，最使人头痛的是每年防汛保堤。大雨滂沱，狂风怒吼。不管白天黑夜，有命令我们就要向海堤出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我们要挑土修堤，还要面对干部手中的枪口。在这所谓战斗时刻，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将以“反革命论处”。我们往往弄得精疲力竭，浑身湿透，肚子又饿。这真的不是滋味。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些不寒而栗！
有次刚值海堤抢修完毕，在回队途中，来了台风——14号台风。马路上积水尺余，只得在四大队避风避雨。在深夜，四大队接连发生房屋塌倒。风声、雨声、房子塌倒的轰隆声，真的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交响曲。我也只有抱着听天由命的念头，躺在铺上。
如今是这样的厌恶大水。在童年的时候，当大雨淹没家乡的土地时，我家的院子里也会积水，不理睬母亲的责斥，用木片做成小船，在水中嬉戏。但往往玩得正高兴时，院子里水退去了，我因此而感到扫兴。
一头小牛犊，总是跟着拉车的母亲东跑西跳，要它安静地在牛棚里躺着是不可能的。虽然你告诉它将来有它拉车的时候。到它要拉车的时候，它又会抱怨“安闲”是多么的不容易得到。小孩子也一样，在大人干活的时候，他也总是喜欢东动动西摸摸，叫他坐着不动，也是不肯。到那一天，真的要他去担当劳务时，他又怨天尤人，.感到劳累不堪了。
建盐场的计划破产了，原因是进不来海水。改种水稻，也失败了，没有淡水。化了巨额资金的基本建设报了废。我问队长，这责任应由谁负，他答不上来。最后还是种植棉花、玉米、黄豆和小麦。
大中农场的土地变化很快。我们来时，一亩地还能打一、二百斤麦子，几十斤仔棉，当我们要离开时，大多的农田翻了碱，变成白茫茫的不毛之地。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生活得十分艰苦。口粮很少，一个月吃十八斤粗粮。为了填饱肚子，用野菜、草根和着玉米粉当主食。我们自己到处挖草根找野菜吃。一种叫“土当参”的草根，味甘但有一些药气，我们不仅熟吃而且还生吃。每个场员上工时都带着一个口袋，收工后，到处找食，连胡萝卜缨子，也不放过。由于粮食不足，营养缺乏，多数人得了浮肿病。一个大队，有两个中队是病号。
那年冬天，我们一天只吃两餐。一餐是胡萝卜稀饭，另一顿稍稍干点，里边有几粒黄豆。晚上临睡时喝一杓豆浆。
劳动力都瘫痪了，谁都不想干活。冬天有割草任务，领导为了刺激场员积极性，规定割草超过500斤，第二天奖给干饭一碗。我负责过秤，谁能完成这个数字呢？有的割了一、二百斤就去找野食了。为了照顾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我私自将他们割草的数草多记一些，达到500斤，使他们能多吃一碗饭。日子长了，割草在账面上数字不少，但草堆增大不多。队长发现这个问题，过来问我：“割的柴草哪里去了”？我说：“在堆上”。“怎么还是一点点呢？”我说：“加工厂家属哪天不来搬.！”队长不再说话，只是“哼”了一声。第二天就撤了这过秤的好差使。
就是那年冬天，祸不单行，我病倒在床上。半夜忽听到：“救火，救火”的喊声。我从睡梦中惊醒，后窗巳映来通红的火光。不好了，伙房失火。大火很快漫延开来，我住的宿舍也着了火。我们的宿舍都是用麦草盖的，一烧就着。我立即起身，振作精神向舍外搬东西。噼啪的燃烧声，人群的唤喊声，混成一片。我冒着滚滚浓烟，三次进出宿舍，连别人的东西都帮着拿出来，棉袄背上着火，大队长替我扑灭了，等我想起自己还有一只箱子在架子上时，房子巳被大火吞没了。箱子早已化成灰烬。可怜我多年积.蓄，付之一炬。箱中的新衣服，是打算有一天回家去穿的。我翻着已成灰烬的衣物，眼中充满泪水。正当我心中难受的时候，一位场部的干部还怀疑我在搞破坏哩！真的只有天知道。这些人永远忘不了阶级斗争！
我们的大队长真是位好干部，在这严冬深夜，北风凛冽，他只穿一件棉毛衫，一条棉毛裤，站在围河的坝头，一直在喊：“快救火呀！快救火呀！”声音嘶哑了还在拼命地喊。他忘却了自个儿的寒冷。
第三幢宿舍在场员奋不顾身的抢救下，免遭烧毁。他们用自己盖的棉被湿了水覆在房顶。
在这场大火中，涌现了不少抢救人民财产的英雄好汉，但也出现一些趁火打劫的流氓。他们趁大火之际去抢拿别人的衣物。供应站里的商品，也被他们抢偷了不少。第二天我也发现我搬出来的东西，也被人拿走了。还有人在大火的余烬中烤胡萝卜吃哩！他们始终没有忘却自己的肚皮。
我们又调动了。我们在支援种植水稻的名义下调往苏北方强农场。
调动前，我们小组杀了一只自己养的山羊。烧羊肉的柴草，是房间里睡铺上的竹片。这也是场员们的心理反映。由于消极怨愤，谁还怜惜这些所谓“国家财产”呢？烧吧！烧它个精光！
在这个农场我也自个儿养了一只山羊，它很爱清洁，纯白的毛，很讨人喜欢。调动了，羊怎么办呢？有人要买，但价格太低，我不愿意卖，于是随身带往方强农场。
离开大中农场时，我写了首诗：
忽令即刻上征途，行装已就马踌躇；
寄问家园何处是，中天明月照荒漠。
虽然我写不好诗，不懂古体诗的规格，但它是我当时心情的反映。许多年来，调来调去，何处是最后归宿呢？月光下的荒漠是这样的辽阔无际，如前途样的渺茫！
这些就算“诗”吧！在南京看守所里，我也写过一首：
飞雪北风归鸦远，白壁孤灯铁窗寒；
独坐牢房怀旧梦，家园老母嘱黄昏。
在大中农场的那年七月七晚，我也写过一首：
今夕织女会牛郎，烟雨风波断鹊桥；
天公何日才作美，相逢无需路迢迢。
这些诗无疑都反映自己思乡及想念亲人的情绪。
方强农场也在大丰县，位在大中农场的西北。种植的都是水稻。我们中队100多人，种3000亩。
苏北农场的田亩，都是条田化。一块条田，长有1000米，宽50米。条田与条田之间是进排水渠，条田头部是进水总渠，条田尾部是排河。
大队与大队之间以排河为界。一个大队大都分为三个中队。条田由东向西，编号为：一号条田、二号条田……一直到二十号。这二十个条田由三个中队分种。每个中队有自己的房子。房子四周有围河，围河只有一个通道，称坝口。劳改犯居住时，坝口还设岗哨，犯人进出都要向岗哨报告。这是为了防止犯人逃跑。
因此，苏北农场的田亩都整整齐齐，住房也按规划建造。不像我们家乡，村庄和田地参差不齐。
在方强农场，我才正式学会插秧，而且成了中队的插秧快手。
我学会了以大镰刀割稻。家乡割稻用的是一种短小的“稻镰”。
这里鱼很多。有许多水塘，休息天组织几个人去把塘里的水弄干，就可以捉到鱼了。当时可以把这些鱼卖给别的场员。
几年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营养不足，我曾被弄得骨瘦如柴，皮包骨头，弱不经风。来方强农场后，就尽量弄吃的。大米一元一斤，每晚在饭后的七、八点钟，都烧一斤大米饭来吃。我们曾施行保留工资制，年终可以全部拿来，大约百元多一点。这些钱被我几个月补贴光了。我的身体因此而复元。人家开始叫我小胖子了。我的身体一直保持“小胖子”状况。这个雅号也一直保留到我离开农场，回到家乡。
一个人没有经历过饥荒，是不会理解饿肚皮是什么滋味？尤其是长年吃不饱的人的痛苦滋味怎样？
饥饿是无情的，它会使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去弄到食物。对于一个意志不坚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场员会不顾农场的制度、国家的法律，如不上工，私自外出去买周边老百姓的食物——黄豆、豆饼、胡萝卜、山芋等东西。队长知道了要批评要处罚，但谁理这些呢？有人去偷窃粮食仓库，偷吃农作物。一块田的玉米被偷吃光了。重新犯罪的人不知有多少！其中有逃跑的、久出不归的、在外流窜作案的。在我的年终总结上，也都要写上：“时常私自买老百姓的食物吃”。
早在大中农场时，我打过报告，要求回乡探亲，但都没有批准。原因是政府认为乐清是前线。不能让一个曾犯过罪的去前线。来方强农场以后，我又打报告请假，天大的喜事，总算批下来了。假期还得特别照顾，批了二十天。
我的准假轰动了整个中队。人们奔走相告，时刻作为谈话资料。大家都为我高兴。
当我拿到准假条后，当晚就去场部招待所住宿，归心如箭呀！“归心如箭”，只有如我阔别家了二十多年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验。回乡探亲是多么的不容易呀！不像社会上的自由公民，只要有钱，有时间，今天去哪，明天去哪，都可立即如愿。而我们呢？自由则握在别人的手里！
多年未见过世面，什么都是新奇的。但一路上很怕和别人谈话，和人家谈话时总要回答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哪里来？哪里去？在何处工作？我真没有勇气说自己在劳改场就业。如果我真的这样老老实实地告诉了别人，也许会立即受到冷遇。人家将会像躲避瘟疫一样地避开你，这将是何等的难堪！上街买物，也显得胆怯，老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到上海后，我买不到去温州的船票，只得买去宁波的船票。我第一次到宁波。虽然它是一个著名的城市，但我无心欢赏宁波的风光。一上岸，立即雇了辆三轮车去汽车站。车夫问我去南站还是西站，我无法回答，只能说是开往乐清的车站。
到了南站，去乐清的车票三天前已卖光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举目无亲。又不能在宁波等待三、四天。我的假条写的是“刑满留场人员”，这个“派司”是不受旅馆欢迎的。犹豫了片刻，决定硬着头皮去找车站负责人。我找到了汽车队队长，亮出了自己的准假条。这时候如民间谚语所说：“卖花生不带秤，论堆了”。他看了准假条，就立即同意我上马上要开往乐清班车。他代我买了车票，临走时还吩咐说：“汽车是对号就坐的，你是超额票，没有座位，先找个空位坐上再说。”我心中十分感谢这位队长。天下还是有善良的好人的！他的美举，至今我没有忘怀。
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条线路上旅行。汽车要翻过三、四个山头。上去时，汽车的速度很慢，不断地哼着粗气，老半天才绕上了山顶。向下望去，公路如黄色腰带，紧紧地一圈圈地捆绑着山腰。汽车下坡，心向上提着，这是离心力作用的缘故吧？汽车驶下山崖，公路正在铺浇柏油，有些地方，很不平坦，汽车颠簸得厉害。
车到乐清时，我要求司机补买去柳市的车票，司机仍旧叫我坐着，没有要我补票。车到柳市，许多人纷纷下车，我还犹豫不决。因为我弄不清这个车站是否就是柳市车站？江山依旧，面目全非了。我记忆中的柳市不是这样。直等汽车又要开动了，我才喊下车。这迟疑的行动，挨了同车旅客的批评：“这么大年几的人了，还不知道到站下车！”谁能理解我呢？一个阔别了家乡的人，怎能立即将家乡的现实与自己的记忆联系起来呢！我也只有默默无言地跨下车门。
我一到家，母亲十分快乐，快乐得掉下眼泪。我的眼睛也充满了泪水，我弄不清这是高兴的还是悲伤的泪水。弟弟已有一个胖小子坐在摇篮里，他歪着脑袋望我，他弄不懂哪里来的陌生人？我抱了抱他，亲了他一下，一股暖流从我全身流过，是的，从这孩子身上，我看到了这个家庭的希望。
屋里立即围上乡邻。他们好像在看刚过门的新媳妇。我分给每个孩子两块糖果，给每位大人一枝烟。屋子里是一阵阵的欢笑。
到家的第二天，屋后的大场上要放电影。我主动帮助清理场子。妇女们在指手画脚地在谈论我。事后有人时我说：“她们说你清理场子时挑担子，真的如电影中的，跑得快，干得欢。”我笑笑。我想二十多年的体力劳动，我不再是一个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书生了。
我又参加了大田劳动；又上山去打柴；自己编打草鞋。这些行动，受到了村大队长的表扬。
假期只有二十天，而我在家已四十天了。我还是不想离开。
一天晚上，村书记找我，他要我立即回农场去，再超假，说他们不好交代。我答应立即回去，不给他们找麻烦。
又别离了，真叫人伤心。见到母亲忧伤的脸色，我的心如刀割。那一夜母亲一直没能睡着，对我说这说那。他老是抱怨我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去参加什么党，什么派的。她说自己老了，我应当奉持她几年，她死也瞑目了。虽然我再三说我会回来的，她还是说个不停。最后我说：“你当我十几年前已经死了，不是就完了吗？”她被这话镇住了，再也不说话了。现在想想，这句话是多么的严酷，多么狠毒。它好像是一把带毒的利剑，刺透了母亲的心。“死”镇住了母亲，叫她不再开口。“死呀！”曾给母亲带来过多少悲痛，十多年前，她的亲人相继悲惨地死去。泪流干了，心痛得淌血！十几年后的日子，我又以这个“死”来揭开这个悲痛的疮疤。母亲不作声了，但她的心又在淌血。
弟弟送我到温州。坐在候船室里，我再也不敢多看他一眼。我一看他，眼泪会立即从眼眶里涌出。我默默地坐着，弟弟也默默地坐着。虽然有千言万语要说，但谁也不开口。弟弟撕下日记本，给我写了一首诗（我记不起内容了）。我还了他一首：
鹿城三月风满楼，瓯江黄水随潮流；
无情最是连绵雨，打得桃花满腹愁。
轮船在汽笛声中离开了码头。人们在招手，在凝望，在流泪。人生最难堪的不外是生离死别。
江水东流，轮船东去，江岸被丢在后面，家乡隐没在远方。接着是连天的海洋，起伏的波涛，伴随着海鸥飞翔。游子的心，也如海浪一般起伏着，也像海鸥依恋船只一般的依恋着家乡。
又一次别离。
当汽车进入农场的圈子时，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即将重复的又是那没有多大自由的生活，又是那充满着敌视、猜忌、相互提防的生活。
回农场后的一、二个月内，我老是想家，想念亲人。但我又相（？）想，因为随着思念，又会是满眼的泪水。我是常在恍恍惚惚中过日子。
1966年春天，我们又调动了。这一次是去苏北最大农场——洪泽农场，它位于洪泽湖的西北岸，靠近安徽，方圆八十华里的范围。四周围着堤坝，堤坝外面又是人工围河，真的像古代西方的城堡，一个独立王国。汽车路通到场门口的大桥边——“车路口”。从泗洪坐车到这里，要跑四、五个小时。这去谁曾想过，江苏这个所谓人口稠密、面积不大的省份里，竟还有这样一大片一大片荒僻的平原。
来到洪泽农场后，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了：小组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所谓学术界的争鸣，竟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灾难。
我也经受了这场灾难的“洗礼”。
社会上刮什么风，农场里会下什么雨，人们都强调说农场不是避风港。当我们小组讨论吴晗的《海瑞罢官》，场员当然谈不出什么深奥的见解。这些社会渣滓，只能是人云亦云，只能有一些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的发言。而我也不愿意在这些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应付过去就算了。
不谈那些别有用心的政治“阳谋”问题。他们当然有目的、有步骤地将运动推向何方。自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一直到后来的“破旧立新”行动，他们都是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对待问题。
就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除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外），是一部血淋淋的剥削史。但是各种社会制度在历史上存在是一个事实。虽然奴隶社会是靠鞭子和锁链维持的，但是比起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来是历史的进步。没有奴隶社会，人类也将没有现代的物质文明。所以对待历史，我们不能抱虚无主义观点，将历史全盘否定。我们不能说过去的社会制度，对于人类都是罪恶。黑格尔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所以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待他们，不能一概否定。
人们否定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人们烧毁书籍，尤其是古籍。毛泽东的著作例外。除此以外，将知识分子说为“臭老九”。中国的“臭老九”被打倒在地，还踩上一脚。多少“臭老九”忍受不了侮辱而自杀，多少的“臭老九”被关在牛棚，关进监狱。
在文化大革命中，农场也搞得“热火朝天”，时常停产开大会，开批判会，批斗会。谁也不会知道自己的命运。被揪斗的人要弯着腰，或跪在毛泽东的像前请罪。如果喊谁的姓名，谁不老老实实立即站出来，或稍有抵触的表情，他会立即被那些“闯将”捆绑起来。过去是“历史犯”、“反革命”和一些有文化的，大多逃不出被冲击的命运。那些过去是小偷小摸或强奸犯等，他们才是这次运动的“闯将”、“英雄”。
主持批斗大会的是我们的政治指导员。在批斗会上，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火候不到，猪头不烂”。每当被批斗的人不肯“坦白”自已的“罪行”时，他就会说：“火候不到，猪头不烂。”于是那些打手们身心领会，立即会加强“火力”，这时候的指导员会出去“小便”或“大解”了，任他们采取什么方法对待被批斗者，“捆”、“吊”、“打”是通常事。他进来时，见到已有人被捆、被吊、被打得喊叫，他又会假惺惺地说：“怎么捆上了！让他好好谈么！”好像世界上唯独他是善人、好人，是软心肠的君子。
那时候每个单位的（中队）领导，只怕自己所领导的单位被上级认定是阶级斗争不开展，或被认为阶级斗争的盖子未揭开。因此他们唯恐自己的中队搞得太“和平”，宁可“左”些，不能“右”，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因此无形中，他们在搞比“左”竞赛。看谁的中队捆的人多，跪的人多，打过的人多，高帽子戴过的人多，这些数字越高，这个单位越革命，表明这单位的领导有能耐。这使我想起：日军占领中国的某些城市后，曾进行过杀人竞赛，谁杀的中国人多，谁就是英雄。在他们的屠刀下，多少中国人，成了冤鬼？
我们中队在这次运动中，也“揪出”两个所谓“反革命”集团。事情真令人费解，在专政单位里，竟有“反革命”在活动，这岂不是给这个“专政”抹黑么？这些“反革命”真的是三头六臂的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我们的场部，也真的将它做为一件正经事来办，他们也煞有介事的召开了处理大会，一些年青人，也真的被他们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年、十二年，有的也得以宽大处理。
顺便说一话说，“四人帮”打倒后，他们都得到“平反”。
像我这样的人，当然逃脱不了被冲击的命运。
有人揭发我的问题，因为问题的严重性，我被列为重点冲击对象。
在几年前，我在方强农场时，看到《盐阜大众报》上一篇文章：“谈谈精神变物质”。我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我说明不同意该文章对“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的提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在物质决定精神的前提下，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这种观点，即所谓辩证观点。我们既承认精神的从属性，又承认精神的反作用的积极性，如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产生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加速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先进思想，就会有所创造，有所发明。但我们不能简单的命名为“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如果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那么人可以变鬼，鬼可以变人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却十分荒唐的结论。
这封信寄出以后，报社没有给以回信。可是却被好心人汇报给中队领导。中队领导又向场政治部汇报。政委来找我，我承认写过这样的信。我将底稿交给他，他看了以后，没有发火，只冷淡地说：“机械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当我学习“社会主义教育”文件时，才知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泽东说的。我非常吃掠：“乖乖，这还了得！”在一次闲谈中，我说：“早知道是毛主席说的，我哪里有胆量向报社写信呢！毛主席放的屁是臭的，也应该说是香的。”就这件事和这些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个逃跑归队的场员在大会上揭发出来。他呢，急着要立功赎罪。我的言行恰好适合他的胃口。
我在大会上表示不服，反辩了几句，这样就罪上加罪，立即被那些“闯将、英雄”捆绑起来。但我还是不承认自己有错。大会结束后，领导松了我的绑，换上了手铐，叫我反醒交代。手铐一直戴了三个月。
在戴铐反醒期间，他们搜集我的犯罪材料，想将我置于死地。将我以往写的东西，也进行检查，将我那些诗歌也作为罪证。
更严重的是，将我与一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联系起来，说我是该集团的策划者、指挥者。
依照这些“罪行”，我真的是罪魁祸首了。但最后没有受到处理。高尔基在《母亲》中说：“真理是血的海也不能淹没的”。没有的事，怎能强加给人们呢？
这也许可称为“红色恐怖”吧！“红色恐怖”笼罩着农场。这时候你不能说错半句话，写错半个字。有人学日本人将毛泽东的“泽”字，写成“（？）”字，立即遭到批判，说他犯有污辱领袖罪。
我们每天按升降红旗上下工，有人看到太旧的红旗说：“红旗都退成白色了，还不换一面”。说他攻击红色政权而挨了批斗。
有人从上海回来，他说：“上海有种灯叫小太阳”。他也挨了批斗，说他影射攻击领袖。
厕所里发现一页毛主席语录，立即轰动整个中队，大检查，查阅谁的《语录》本缺页。谁被查到了，谁就是反革命。还好，每人的《语录》都完好的。
有人将“早请示、晚汇报”说同国民党的纪念周差不多，灾祸也降临在他的身上。
有人说刘少奇是好人，立即遭到逮捕。
“天安门”事件，也被作为反革命事件在农场宣传。当听到“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有人说：“乖乖，干起来了！”被戴铐反省。
整整八年，我生活在这样恐怖的气氛中。如今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追查“政治谣言”，也在我们中队进行过。政治指导员多次恐吓我们，谁听到政治谣言，立即要问政府坦白，如有隐瞒，查出来要受重罚，要按反革命论处。他采取突击集合的方法，制造紧张气氛，叫我们坦白交代。最后还要我们当小组长的画押保证：保证我们小组没有听到政治谣言。如有隐瞒，查到后愿受重罚。
但是我们多数场员，早已听到不少所谓政治谣言，如说江青泄漏国家机密等。但谁也不愿意向政府交代，谁也不愿自找麻烦。“不知道”，多简单的回答！大家都回答说：“不知道”。
毛泽东逝世的日子里，也有人犯了“罪行”：饮酒消遣。我们不敢唱歌，不敢大声笑，否则会被扣上“幸灾乐祸”的帽子。
我去伙房玩时，听炊事员说：“四老鼠捉住了”。我问什么是“四老鼠”？他就不说下去了。我懂了，他在说小道消息。当报纸电台未公布前的消息，都是小道消息。场员是不能传布小道消息的。
下午，我才知道中央已揪出“四人帮”。
关于江青，场员谈论得最多。
这些重大事件，又被时间的浪花湮没了。人们感兴趣的，又转入场员的“迁返”问题。
一批批国民党县级以上人员被迁返回家了。他们恢复了公民权。临走时还拿到100元生活补助费，一套衣服。
其他场员也陆续迁返。
没有轮到迁返的，更不安心劳动了。他们在注意动静，打听消息，向家里问信。
浙江的场员也开始迁返了，宁波地区的走了，加兴地区的走了。我的心也有些不安，不知道哪天轮到我？如果走不了又怎么办？
在迁返过程中，中队还进行了几次批判会，对一些违法乱纪的进行批判。差不多每次批判会，都指定有我发言。我总是感不到兴趣，应付着过去。
1978年2月，在全农场大会上，我被宣布摘掉反革命帽子，这在人们说来，当然是件大事，所以要我买糖请客。我也只好买了些分给他们。
迁返终于也轮到我了。在割稻时，有人来喊我回去。清理回乡，盼望几十年的大事，终于降临了。
从此我正式成为公民，获得进一步的自由，回到自己亲爱的家园，能同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总算可以摆脱那相互仇视、相互提防、相互间勾心斗角的场所了。
小鸟儿飞吧！飞回那熟识的阔别了的山林吧！也许那里还有风暴，还有严寒，还有崎岖的道路，还有艰苦的生活历程。但是过去的总算过去了，前程总还有一丝亮光。
生活并没有完结，生活的河流还是向着前方，流着，流着。回顾过去了的岁月，有过激情，有过温暖，也有过辛酸。怀着理想、信念，历尽千辛万苦，遭受千重磨难。时间夺去了青春，如今老了，老了！年过“古稀”了，但是我永远没有后悔。人生本来如此，有什么可惋惜的呢？多少人为了个人的信念而献出了生命，但这些人的信念，并不一定是真理。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作出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1952年12月被捕，1979年11月离开劳改农场而回到家乡，差不多是27个年头。
如伏契克说的：“不论我活着还是死去，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在我的坟头，不要安上悲哀的安祺儿”。
1983年2月5月写完
2004年4月27日修改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