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陈镜林（杨林，2020年12月23日）

悼念陈镜林

杨林

2020年12月23日

2007年9月陈镜林受邀到日本参加陈独秀学术讨论会，作了《陈独秀思想的三次飞跃》学术演讲。

　　在陈镜林逝世周年的日子，我萌生了写篇悼文的念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延宕了四个多月才搁笔。与他七十四年来积淀的深厚友谊相比，这四百多天时间的磨砺，丝毫没有消减我对他的深沉悼念。2019年6月28日，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入院抢救，昏迷了一个星期后，我到医院重症监护室看望他，见他沉睡在病榻上。我压制抑郁的心情，在他耳旁大声喊：我来看你啦！握住他的右手持续摇晃，用左手摸他的脸颊，好一会儿，发现他的眼皮轻微颤动。我喊得更起劲了，终于见他半开了眼，并微微点头。我高兴得连忙叫他女儿，你爸爸醒啦！接下来他的病情有所改善，转到普通病房，大家充满希望。经历了一个多月，却终于再次恶化，于2019年8月7日与世长辞。我陷入无边的沉痛之中。
　　陈镜林1930年生于温州农村，原名陈兆魁。家无耕地，全靠爷爷手工做纸维持一家生活。幼时的他饱受饥寒贫困的蹂躏。村中大多是无地或少地而租种地主田地的农民，生活都很困苦，一张张愁眉苦脸给他幼小的心灵刻下深深的烙印。他父亲出身棉布业学徒，上过四年私塾，粗识文字。凭着勤恳和辛苦经营，使家境有所改善，这才使得陈镜林有条件上学。而整个小学和初中阶段都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亲身经历日本帝国主义对温州多次飞机狂轰滥炸，百姓死伤无数。三次军事占领，每次都奸淫烧杀，大肆掠夺大米、黄豆、食糖、牛、猪、鸡、鸭、木材、布匹及各种战略物资。瘦弱的他还曾被抓去抬稻谷，因无力而被日本兵的皮鞭抽打。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恨之入骨。
　　1945年秋，他考入当时温州最高学府温州中学高中部。这里汇集了温州一批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学习成绩优秀，思想活跃。课后挤满了图书馆、运动场，还有多个课外小组，自由参加。面对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搜刮民财、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对时局不满的同学，关注社会问题，参加时事讨论小组，对中国社会现状和社会性质，蒋介石买办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下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开展热烈讨论。开始时，陈镜林专注于功课，对古今中外历史有浓重的兴趣。直至国民党发动内战，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尤其是1947年南京学生自治会主席于之三被国民党杀害引起的席卷全国的“六二”学潮，陈镜林被卷入浪潮的漩涡之中。他与班级同学编写墙报，创作反饥饿、反内战歌曲，书写标语直至深夜才回家。他积极参加反蒋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高喊反对内战，反对征兵征粮，号召全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游行过后，陈镜林陷入深思：中国革命的前途是什么？共产党的同学争取他参加读书会，介绍他阅读《新三民主义》，对他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对农村实行“二五减租”政策产生反感。他认为孙中山都说“耕者有其田”。回忆幼年贫困农村，农民一年忙到头，好容易盼到秋收，把粮食挑到家，却要把大部分好的稻谷送给地主，自己留下小部分，甚至不够全家一年吃的。后来认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他认为中国要革命，首先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均分给农民。与他同班的托洛茨基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认为中国革命应如俄国十月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阶级相比要弱小得多，不能领导中国进行并完成民主革命，因此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先夺取政权，在革命进程中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进而建设社会主义。他在托派组织的读书会中阅读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ABC》、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著林超真（郑超麟）译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多部马列主义原著。从这些经典书籍中逐渐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原理和路线。酷爱历史的他特别当读到有关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著作——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才恍然大悟中国这次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和由他指挥的共产国际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共产国际要求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以党员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要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准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许共产党独立创办日报，使中国工农群众听不到共产党的革命号召，使中国共产党依附于国民党，完全失去独立性。斯大林基于大国沙文主义，根本不把中国革命利益和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从自身利益出发，依靠、扶持甚至纵容蒋介石掌握政治和军事大权，施行军政独裁，推崇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武装蒋介石，而反对武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反对共产党掌握革命领导权，把共产党压低为国民党的附庸和苦力。
　　托洛茨基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独立政党，要竖立鲜明的革命旗帜。一贯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多次提出共产党要退出国民党，吸引工农群众到共产党周围，号召工人建立苏维埃，使之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组织的吸引中心。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占领南昌时，便建立他的反革命中心。但这时他正面临唐生智等反对他的压力，正孤立无援。斯大林再次支援挽救他，及时签署联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电令鲍罗廷向蒋介石表示支持：“同意总司令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驻在武汉。”当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时，斯大林电告鲍罗廷向蒋表示：“我们理解形势的复杂性和你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认为，你有哪怕是暂时的退出领导岗位的情绪也是危险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的领导。”蒋介石在得到莫斯科的支持，站稳脚跟后，即转而发表反共演说，制裁共产党，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接连捣毁南昌、九江、安庆、南京等地的共产党党部和总工会，以回报斯大林。
　　针对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1927年3月18日刊登的《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与国民党》的社论所强调：“中国革命此刻的任务中的任务，乃是国民党的地位，在南部中国属于领袖地位的国民党之往后发展。”托洛茨基发表《论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批评道：“这样看来，任务中的任务竟不是数百万工人在职工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觉醒和统一，不是将贫苦农民和手艺工人吸引至运动主流，不是加深共产党争取无产阶级的斗争，亦不是加深无产阶级争取数百万被剥夺了产权的群众之斗争。”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哪里去了？托氏指出：“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帮忙将工农的血液注入国民党的政纲，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也不能有什么意义。那里也有另一种工农血液。中国工人正在流血，不是为阶级觉悟的任务流的（被蒋介石屠杀的血）。加入国民党的工人将是国民党的党徒，这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的原料将在那个小资产阶级的孙中山模型里重铸过。要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工人们必须在共产党中受教育。可是为了这，共产党必须完全解脱任何外面的限制，能自由地领导工人斗争，且以列宁去对抗孙中山主义。”托氏进一步指出：“进行不独立的共产党政策，供给国民党以工人，乃是准备了条件，让人们最成功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专政，而且在不很远的将来，无产阶级不管如何，总是被逼从国民党中退出来的。”托氏1927年4月3日这一预言，不幸在九天后被蒋介石的上海“四·一二”和三个月后蒋汪联合的武汉“七·一五”两次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而最终被逼退出国民党所准确证实。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关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演讲》指出：“三月十六日，在蒋介石政变短短一个月前，《真理报》的一篇社论宣布反对派（指托氏）的罪，状，因为反对派相信资产阶级居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首，且在准备叛变。《真理报》非但不把这一真理明白告诉中国工人，反而愤慨地加以否认。社论争辩说：‘蒋介石是服从国民党纪律的。’还是在四月五日，即在蒋介石政变前一星期，斯大林在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上排斥拉狄克的意见，且再度声明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七天之后，蒋介石用机枪和屠刀表明他的反动的国民党的纪律性。斯大林为掩盖错误，隐藏了他四月五日的讲话记录，并说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命令中国共产党投奔武汉汪精卫政府。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托洛茨基作第二次演讲时指出：“斯大林在此地再次宣布反对建立工农苏维埃。理由是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已经是足够的手段和工具，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负起了，而且要国际也负起国民党与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我们与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桩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那末不能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们到苏维埃来。……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你们才能争取蒋介石兵士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如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那个领袖的组织（国民党）、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领袖组织，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便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
　　由于斯大林害怕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听到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将它们完全封锁，执行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结果导致蒋汪联合反共的武汉“七一五”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退出国民党，宏伟的中国大革命终于以失败告终。
　　陈镜林惋惜和痛恨这场深刻影响中国革命发展进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前途，被愚蠢而专横的斯大林所断送；而对于被斯大林封锁，匮缺情报资料的情况下以高度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无误判断中国革命形势，给出准确事变预言，提出正确的革命策略和路线的托洛茨基敬佩不已。
　　接着陈镜林又读了《震撼世界的十日》《列宁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上海托派多数派出版的《青年与妇女》《求真》和少数派出版的《新旗》等书刊，思想上基本接收托派的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而在组织问题上采取慎重态度，直至1949年2月，由徐联芬介绍参加温州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之后积极领导两个外围组织“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1950年秋，他考入了久久向往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对清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进行系统研究。北大优越的学习环境使他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历史研究中。
　　1952年12月23日的全国肃托运动中，陈镜林在北大被捕，判刑五年。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对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在列宁死后谋取领导权，对联共政治局除他之外的所有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及大批坚持马列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捏造各种莫须有罪名，清除异己，用各种严刑拷打，驱逐暗杀，制造震惊世界的莫斯科审判案。当年6月，公安部和北京公安局将北京天津“劳动改造”的托派成员集中到北京，组织参观北京十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然后学习总结。负责学习的干部告诉陈镜林等人：“你们都是大专学历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这样的人才。”大家都等待分配工作。然而秋风带来了“匈牙利事件”的消息，风向变了，生活也变成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直至1957年2月28日，正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表的日子，陈镜林被提前十个月释放，回到故乡温州。他继续坚持研究中断了四年多的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
　　1993年他参加北京陈独秀研究会，并先后瞻仰四川江津陈独秀晚年旧居和安庆陈独秀陵园。并在《风雨人生》第五期上发表《访江津，仰独秀》，文章以一首七律引路：

遥路三千访江津，连年心事竟成行。
文章光泽润百代，意气高昂压群英。
山花寂寞先贤去，江水长流后继频。
问道当年德与赛，光焰万丈照今程。

　　继而详述石墙院的情景和陈独秀在江津的生活经历和观感。最后表述：“二十世纪前半叶，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陈独秀，死后他的英名正如史学家王观泉先生1994年说的‘像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在耻辱柱上，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他是一颗彗星，不可与世人见面，深恐烈火再度把天空烧亮。然而经过苦难的中国人很快从愚昧中觉醒，曾几何时，禁区打开了，陈独秀问题又浮出水面，多年压地，他又将是一个巨人站起来，“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又向我们走来。
　　他积极投入为陈独秀被诬“右倾机会主义”等罪名平反的努力。当他细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1—6集，赞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会长唐宝林主编《重新认识陈独秀》中的论文《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纪实》《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他的巨著《陈独秀全传》中的观点和论据：“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思想家、革命家、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最大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自1927年八七会议直至1951年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不实地给陈独秀扣上了十顶帽子：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苏、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事实上，上述《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丛书》揭示，证实斯大林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左右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执行中国革命的各项决议和政策。唐宝林在《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中指出：“1923至1927年，斯大林为首的联共政治局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122次会议，作出738个决定，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革命总方针）到小的决定（如何结束五卅罢工，何时找蒋介石谈话，谈时要注意什么问题等等）考虑全面细微，然后命令驻华大使加拉罕、驻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罗易等直接执行或布置给中共中央并监督执行。中共中央还要直接受加拉罕和鲍罗廷等人的指导和监督。所以陈独秀的实际权力和工作范围是很有限的。在革命紧急关头，针对蒋介石反共，陈独秀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有独立性，应与国民党党外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都被斯大林严辞拒绝，哪里可能有什么陈独秀的主义和路线呢。而斯大林独断在中国大革命时期贯彻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例如1925年8月21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指示中共必须“避免加剧关系”，指示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瓦西里耶夫起草《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指示》，要求中共：（一）“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执行”，“党团不要发号施令”；（二）“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三）“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参加共产党的）国民党员……参加本国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这个指示以“谨慎”束缚共产党，令共产党放弃在国民党党政军的领导职位，实际上就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
　　再来看忠实贯彻斯大林主义的穆辛提纲，强调：“现在革命胜利后走向全国政权的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在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时，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改善，……所以现在共产党应该做国民党的苦力。”提纲主张：（一）“共产党不应公开提出垄断工人运动的要求。”（二）“农会不应由共产党一手建立，也要吸收国民党人参加。”（三）“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工作，不是……为未来无产阶级红军准备干部，而是巩固和加强（国民党）军队”，为此，“应该取消军队中建立的共产党支部。”而且“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高级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斯大林是多么害怕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再三强调中共要放弃独立性和领导职位，捆绑共产党人手脚，做国民党附庸和苦力。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可查阅上述所提档案资料。斯大林限制共产党，而关心国民党，扶植、武装、纵容和鼓励蒋介石，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人头落地，大革命失败。这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可耻的帮凶。而更可耻的是他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推卸罪责，使用卑鄙手段将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在陈独秀头上。因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不存在的。
　　唐宝林研究员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纪实》中指出：“加给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六项罪名都是因为他与托派相结合。陈独秀出任托派中央领导人期间，曾领导托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反蒋抗日“革命行动；抗战爆发后，也做过许多抗日工作。托派与共产党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托派及陈独秀认为革命应该像欧洲那样，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希望。这在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和策略上没有错，只是运用到中国实际时成了教条主义，自然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而联系到中共胜利至今的历史，也很难说陈独秀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承认了托派不是间谍、汉奸。而对于这起斯大林指使王明、康生捏造事实、造谣中伤、影响非常恶劣的严重政治事件，用“流行着”来推脱罪责，未免不够严肃了吧？
　　所谓“托陈取消派、反共、反共产国际、反苏、反革命、叛徒”，实际上是陈独秀反对斯大林的右倾错误路线，坚持无产阶级革命主场反而受到的诬陷。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组织全国著名学者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程》成了继上海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之后又一部放弃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传统错误观念的权威著作。经过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审批，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国际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指示，作出了一些错误主意”；“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在党内占了上风”。在三十年“为陈独秀正名”运动的压力下，中共高层通过各种方式，终于悄悄地放弃原来加于陈独秀的“十宗罪”。
　　2007年陈镜林和陈良初、黄公演参加南京奚金芳牵头举办的陈独秀研究会期间，与会的日本代表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日本陈研会会长佐佐木和庆应义塾大学著名教授、日本陈研会事务长长堀祐造与他们三人进行交流，邀请他们到日本研讨参观。当年9月4日由北京陈研会会长唐宝林率领代表团一行起程去日本。佐佐木教授、长堀祐造教授和日本大学中国语教授、陈研会会员山口守亲自到成田机场迎接。先到日本最著名的名胜风景箱根休息参观了两天。该地整个是温泉区，浓荫绿树，空气清新，孙中山和鲁迅都曾到此游览、居住。
　　9月7日在东京大学和9月9日在庆应大学特意为代表团举办了两场陈独秀学术讨论会。中方代表唐宝林团长作了《陈独秀和日本》的学术演讲，论述了陈独秀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参加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被打败的刺激，寻求救国道路，五次留学日本。直至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华侵略战争最严重关头的1942年去世，日本对陈独秀一生荣辱，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产生持续一生的强烈的救国救亡的爱国主义情思；他也从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介绍的西方民主思想和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中获取救国救亡之路的启蒙和知识。其他三位代表，陈良初作了《陈独秀早期思想的演进》，黄公演作了《陈独秀晚年与托派》，陈镜林作了《陈独秀思想的三次飞跃》学术演讲。
　　四人演讲结束后，日本学者评述、提问、互相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特别值得提出的提问是：“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结合，其基本主张是反蒋抗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后来又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些主张与共产党没有区别，为什么把他说成是汉奸、反革命、叛徒？”答：“托派的基本主张之一是党内要有民主、容许反对派合法存在；在党外，容许反对党合法存在。而斯大林不容许这两个存在。陈独秀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尽管他许多政治主张和活动与中共是一样的，但由于陈公开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所以中共其他几次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虽然也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犯了错误，也曾受过”替罪羊“式的处理，但没有受到像陈独秀那样严重的打击，（被冤枉扣上汉奸、反革命、叛徒等帽子）。这种情况，生活在像你们这样”两个允许“的国家中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由于在代表团到达前日方已在报纸上刊登了讨论会的消息，所以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各方来宾十分踊跃，还有多家新闻社记者到场。日方以这四篇演讲的论文为中心，出版日文版专辑。佐佐木教授曾发表过多篇论文，把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放在亚洲和世界科学史上，与其他世界伟人进行比较论述，给予高度评价。把陈独秀和伽利略、马基雅维利、福泽谕吉并列，称为世界民主和科学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会后日方还安排了四天参观考察。这次中国陈研会代表团访日受到日方如此高规格热情接待，深切表明日本友人、陈研会学者对中国陈独秀研究的高度重视。
　　回顾陈镜林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从少年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地主及两千多年来的封建道统的守旧思维，到青年时期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国民党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反动统治，再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高度。晚年的他仍一直关注和思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金融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化的演化，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日趋剧烈，无产阶级革命需求和革命动力问题更加突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前景一片光明。

2020年12月23日于红枫山庄

感谢杨林供稿、志愿者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