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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龙口述自传
2012年
沈克成、王永胜 整理
1．早期生活
出身贫苦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农历六月初一），我出生于温州南门的一个贫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父亲王汉宗，原籍平阳，农民出身，到温州城里做豆腐为生。大姐王兰芳，温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温州当小学教员。哥哥王国芳，温州艺文学校毕业。还有一个二姐。我在家排行老四。
我本来是在十师附小读书，当时老师很好，对有些学生甚至不收学费。一个学期只象征性地收一角银元学费。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王晓梅端出一个盘子说：“你们这一学期，交了一角银元，用去多少铜钱，还剩多少铜钱，没用完的，我还给你们。”当时一角银元，可以兑换十几个铜板。
一九二五年，整个国民经济都不行了。十师附小停办了，我就去了城南小学。我是从城南小学毕业的。我和二姐都只有小学毕业。那时，家里的条件已经不能再支持我和二姐的学业了。
我的童年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气氛中成长的。当时，比我大十岁的大姐正在温州女子师范读书，在一位女老师的引导下，大姐成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位女老师就是温州早期共产党员，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创立者胡识因。胡识因在一九二四年冬和丈夫郑恻尘由谢文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几年，大姐经常带着我参加温州城内激进人士的游行、集会和讨论，见到过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革命者，因为我大姐的关系，很小我就晓得五四运动了。
五四运动时期，温州省立第十中学、第十师范学校、艺文中学，是主要的“运动场地”，以后成为共产党员的，基本上是来自这三所学校的学生。由于我大姐的关系，这三个学校里的积极分子经常来我家聚会。当时我年龄还小，自然深受他们的影响。我在大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大姐也是我的文化启蒙老师。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北伐军第十七军宣传队率先进入温州城，十七军政治部随后在温州举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姐姐通过朋友让我参加训练班，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是这一班人里年龄最小的一个。李国栋也在这个班里，他比我大两岁。我们可以算是正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了。
我记得苏渊雷来教的课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郑超麟翻译的。课程是一个礼拜，有一天休息。
江东书店当学徒
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十六岁，到上海江东旧书店里当学徒。虽说是旧书店，其实也卖新书，主要卖外文书。在这家书店里当学徒，我就不得不学外语了。
为什么会有这家书店，是有原因的。当时，有一个运动分子在温州遭逮捕，被关进杭州监狱。我的哥哥王国芳和另一个同伴受牵连，不得不外逃。到了上海之后，我哥哥建议开家书店，一来维持生计，同时也为革命做掩护。他就叫我的姐夫投资，拉上一位在上海的朋友李景芳，他也是温州五四运动中的一位人物，一起开这家书店。江东书店实际上是温州一班左倾激进青年在上海的联络点。
学徒期间，我结识了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曾猛。那时，他是中共和托派双重身份，是中央秘书处干事，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同时，结识了第一个中国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中的主要人物史唐、陈亦谋、梁干乔等。还结识了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一批党员，如王国桢、施德彰等，他们大都是在温州的城市暴动或农民暴动失败后逃亡到上海的。
曾猛是托派，大家都是知道的。托派还没有被扣上帽子，无非是中间派。郑馨对我说，曾猛是共产党员，是不能够参加托派的，不过，我倒是可以的，因为我还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的气氛较宽松。
在江东书店，我学了外文，同时受到托派思想的影响。
一九三〇年秋，江东书店因生意清淡而关闭，我不得不回到温州。我再次去上海是在一九三六年。
2．温州托派始末
曾猛对周恩来说：“我没错。”
温州托派组织的创建人是曾猛。他也是我大姐的朋友。在温州的五四运动中，曾猛很活跃，是带头的。后来，他被学校开除了，就去上海读书，后来去了广州黄埔军校。曾猛到广州的时候，第三期报名已经结束，时任黄埔军校管理处处长的戴立夫就把曾猛留在身边。曾猛在戴立夫先生身边认识了周恩来、张太雷，和中共有了接触。
戴立夫先生曾经想把曾猛送到何应钦那里当兵，后来听说何应钦军队里有体罚，就作罢了。香港罢工的时候，曾猛参加了在广州的工人运动，和广州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也有接触。曾猛在广州入党，介绍人是邓中夏和李启汉。曾猛参加工人运动的经验就是从广州学来的。
北伐开始，东南军从广州一路到福建，再到浙江，一路向北。曾猛随军到上海时，刚好第三次暴动开始，就加入了上海总工会，正式参加第三次暴动。曾猛后来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要秘书。当时，中央秘书处除了曾猛是温州人外，还有一个温州人是何止铮。
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之后，曾猛被派到苏联学习，何止铮也一起去。曾猛只在莫斯科待了一年。不记得是谁说的，曾猛在莫斯科，连课都不去上，只待在房间里看《红楼梦》。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曾猛在莫斯科加入了托派，而那时，莫斯科已经开始反托派。那时的反托，虽然不像后来那样被说成反革命这么激烈，不过，干部派和受托派影响的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剑拔弩张，曾猛关起门来看《红楼梦》也是可以理解的。
干部派当然就是指陈亦谋、王明他们。在学校里，干部派过来说教，曾猛是不听的。曾猛说，他是真正看王明不起。王明为了拍别人马屁，真的没什么东西送了，就把自己从家里带出来的一件大衣做成一副图匾——当时在俄国有这种装饰——送给米夫。曾猛说，身为一个革命家，身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怎么能这么干？
当时国内的情况是需要人，曾猛在莫斯科只待了一年多就回国了。一九三〇年，我在上海碰到曾猛。在我的印象中，共产党员都很有学问、很勇敢，心里非常佩服。当时曾猛和广东的人有来往，其他来自温州的共产党员，和曾猛的私人关系都很好，都说曾猛很能干。
没过多久，中国学生在莫斯科加入托派的黑名单被带到了国内。据曾猛说，周恩来找他谈过话。周恩来对曾猛说：“只要你马上退出托派组织，并在党内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我可以保证，不再追究。”曾猛却说：“我没错。”曾猛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建议。
一九三〇年，曾猛被中共开除了。开除之后，生活没了保障，曾猛想回到温州瑞安老家。临走之前，曾猛碰到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曾猛对陈碧兰说：“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先回家。”陈碧兰说：“你先别回乡下，一回乡下，别人马上会知晓你的托派身份。等我回信吧，让我想想办法。”
陈碧兰找到陈独秀，推荐曾猛做他的秘书。除独秀也知道曾猛工作很得力。曾猛当时一直在做秘密文字工作，而且做得非常漂亮。一个格子可以写四个字，而且非常清楚。当时一些秘密文件都是写在被单上的。
这样，陈独秀和陈碧兰两人把曾猛留下，在上海给托派做秘密工作。一九三二年，曾猛和陈独秀、何止铮被捕。曾猛被捕的时候，当然不叫“曾猛”，是用一个化名：王子平。
曾猛被捕之后，曾猛的妻子秋君叫戴立夫先生去营救他。戴立夫先生和秋君赶到上海，找张冲。张冲是戴立夫的学生。张冲说，曾猛想要出去，必须先要在“留俄委员会”住上一段时间，张冲也是留俄委员会学习班里的成员，是国民党派去学习的。至于在留俄委员会里干些什么，我当然不知道。曾猛没有对我说，我也没有问这个问题的必要。
曾猛很快就被张冲保了出來。出狱之后，曾猛根据张冲的意思，对报界作了个谈话，说自己已对政治“心灰意冷”，随后便和妻子秋君一起回到故乡温州。到了温州之后，曾猛创立了温州托派。
第一次入狱
江东书店关门回温州之后，我和曾猛保持通信。曾猛从上海给我寄来托派刊物《火花》。一九三二年秋，温州警察局查到《火花》，以“危害民国罪”将我逮捕。这是我第一次被捕。算一算时间，我和曾猛差不多也是同时被捕。我是在温州被捕，曾猛和陈独秀是在上海被捕。
我被转到法院，判了两年半，关在温州第四监狱。虽说是两年半，其实真正关押的时间要长。按照当时法律，在看守所里羁押，两天当一天。所以，我坐了不止两年半的牢。
第四监狱里的政治犯是一个人一个房间。我也算是政治犯了。
第四监狱第二科科长是苏州人，叫耳桐（音）。在监狱里，进步思想的书籍都是可以读的，这让我觉得蛮奇怪。朋友送来的书，监狱会盖个印，“许”。我对监狱里的人说，《资治通鉴》是朋友借我的书，你们盖了章，总不恰当吧。我这么一说，耳桐竟然也同意了，朋友送给我看的书，可以不用经过审查程序，直接送到我手里。那个时候，茅盾的《子夜》刚出，朋友带给我。一般说来，这种书是带不进去的。耳桐一看，竟然也同意了。
第三科科长和我的关系也不错。他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论语》上发表过文章。鼓励我，劝我也写写。我就开始写监狱里的生活，在《宇宙风》连载。当时的稿费蛮高，写一篇文章能收到二十四元稿费。二十四元，可以解决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问题。
刑期快满的时候，审查员找我谈话。
他说：“你知道不，你们几个托派的头头，刘仁静都转投国民党了。”
我就说：“他们都是叛徒。”
审查员问我，出狱后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刑期都坐满了。”
他说：“你思想还没搞好，思想还不对。”
我说：“我本来不是托派。你把我判成托派，现在，你让我出来了，那我就是真的托派了。”因为这句话，我被加刑半年。
算一算时间，我第一次入狱，坐了四年的牢，一九三六年出狱。在温州，我没有学历，正式学校进不去，只能去做家庭教师，教语文，教英文，写写稿子。生活来源的问题勉强可以解决。
正式加入托派
一九三三年，曾猛被保出狱，回到温州。他在莲花山看中一所房子，就和妻子秋君住在了莲花山。
我从监狱里出来之后，就去山上看曾猛。在莲花山上，曾猛又影响了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一批年轻人，有余嘉、董国雄、陈又东、钱川等。这是温州托派形成的开始。
温州的托派有几个源头。曾猛是最早的一个。还有一个是安明波，他从苏联带来的讲义，和曾猛的是一样的。我们的理论都是受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分子的影响。曾猛在山上讲座的内容，也无非就是这些。还有一个源头，就是李国栋。李国栋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王独清是上海艺术大学的教授，李国栋主要是受王独清的影响。直到抗战开始，曾猛影响别人，李国栋也影响别人，两个人没有交流，也没有碰过面。
后来，上海“我们的话派”成员贺希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身体虚弱，生活困难，就来到温州。贺希到温州后，由李国栋和朱钤出钱为他租房子，由钱川为他打针服药。
贺希说，受两个人影响的托派青年为什么不一起合并成立组织？在他的撮合下，两派合并，成立温州托派组织。我正式参加托派组织就是在这段时间。那是一九三七年深秋。
温州托派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是在莲花山上曾猛家里。出席大会的人有我和曾猛、贺希、朱钤、李国栋、何树芬、何止铮、黄禹石、钱川、陈又东、余嘉等，曾猛主持大会并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两个决议：一、温州工作纲领；二、请求上海托派中央承认温州组织为温州支部。派贺希去上海向中央临时委员会报告。大会选出第一届干事会，曾猛（书记）、何树芬（宣传）、朱龄（组织），干事何止铮和我。
曾猛在干事会上提出，抗日必须联合共产党共同行动。干事会通过决议，派李蔡志代表温州托派与中共浙南纵队驻城内办事处主任吴毓商谈。李蔡志和吴毓是瓯海中学同学，又是同乡，有私人感情，李蔡志向吴毓提出联合抗日的建议，吴毓却断然拒绝。
李蔡志问吴毓：“中共同国民党合作，为什么不能和托派联合抗日？”
吴毓回答说：“托洛茨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是法西斯奸细，陈独秀是汉奸。”
中共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抗战开始时成立；同时，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成立“救国御侮团”。干事会认为，尽管吴毓拒绝同托派合作抗日，但托派应参加中共领导的战时青年服务团，因为它是真正的抗日群众组织，决不能加入国民党的救国御侮团。干事会通过曾猛的建议，温州托派成员（除二三人外）及受托派影响的外围分子全部加入战时青年服务团。
李国栋辞去国民党监察委员一职，解决了“跨党”问题。此时温州成立蛋类销售处，李国栋设法谋得该处驻沪办事处职务，干事会决定委任李国栋代表温州托派组织和中央临委联络。
当时，郑嘉治是永嘉县战时青年服务团的秘书长，团长是胡今虚。郑嘉治叫我和李金锡当秘书处中的秘书。他们知道我坐过国民党的牢，所以才让我加入。后来，他们知道我是托派，就和我划清界线。他们的管理相当好。
差点死在监狱
抗战时间，我曾三次被捕。前两次是在组织工人罢工时被拘留，他们没有证据，我只被羁押了个把月，就放出来了。第三次是一九三九年，托派中有人叛变，叛徒支强（音）全盘托出，曾猛和我都被逮捕了。当时被捕的人有很多。
一直到农历七月半的一天晚上，深夜十一点钟，我和曾猛同时被监狱里提出来。我记得，曾猛没有戴脚镣，我戴着脚镣，穿了一件软马甲，一条短裤，一双拖鞋。他们把我们送到金华新江警备司令部。
在金华大概待了半个来月，没有提审。后来来了一个参谋，他对我们说，他们不能受理我们的案件，又把我们两个重新送回温州，交给温州警备司令部审理，搞得我们也莫名其妙。他们把我们送回之后，我们被关在了凰桥司令部。
审判我们的检察官对我们实话实说：“你们为什么会被捕，是因为你们内部有人向政府靠拢了。”
曾猛当然有被捕的经验，我也是坐过牢的。当时，曾猛家里没有留下证据，我只是在半路上被碰到，也没有留下证据。我当然也矢口否认。
曾猛就说：“如果是支强说的，那就让支强过来，让我们当面对证。”据说，检察官也要求支强过来，但是支强不肯来。曾猛对我说，如果支强敢来，你就先狗血喷头，大骂他一顿。
同一个笼中有三个人，我，曾猛，还有一个叫曾定的共产党员。他是玉环三门人，是瓯海中学毕业的。我在平阳山门见过曾定。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又相逢。”曾猛的幽默劲上来了，说：“宗兄，你是共产党员，我过去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是托派，托派坐牢是当然的，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你却跟我们坐在一个牢房里，真是幸会幸会。”
没过多久，吴毓代表中共来温台防守司令部看守所看曾定，同时和防守司令部看守所交涉。他们讲平阳蛮话，我们都听不懂。他们谈话结束，吴毓要走时，曾猛喊住他，当面问他：“国民党把我们的同志都关起来，你还相信统一战线的建设吗？”吴毓不待曾猛说完，就表示歉意，不作答复走了。
我们问曾定：“你觉得我们是汉奸吗？”曾定说：“我个人相信，你们两个人不是汉奸。”和曾定相处的日子里，他从不跟我们争论。但他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从未流露过丝毫怀疑和动摇，只表示承认我们是抗日的，对我们是托派表示惋惜。这一方面证明曾定立场坚定，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相处得不错，特别当我每次发高烧达三十九至四十度时，他极为关怀，非常细心地为我作护理。
一九四〇年五月间，我因恶性疟疾，连续发高烧二十一天，每天大半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军法处的李医官，是我十中附小的同学，他大哥李圣恩是曾猛的朋友。他不忘旧情一直给我服药，但毫无效果。曾猛要求他请胡长庚到看守所来为我诊治。第二天李医官带胡进来。胡长庚诊断后对李说，希望准予保外就医，否则，必死无疑。李医官如实报告军法处，终于得到批准，但条件是必须在瓯海医院由胡长庚医治。当时胡长庚是瓯海医院的内科主任。
陈素农知道我们的案子移送军事委员会后，即要求他在军委会的同学设法营救。据曾猛说，陈素农的同学要求军委会的瑞安人黄菊裳先生帮忙。由于黄菊裳的出力，最后，军委会指令温台防守司令部准我们交保释放。在我因病保外就医后约两个月，曾猛也交保出狱，但我们仍须随传随到。
出狱之后，曾猛变了
曾猛第二次被捕的时候，除了打通黄菊裳的关子之外，曾猛的妻子也写信给张冲。张冲的回信是：“浙江的事，鞭长莫及。”用这样的理由婉拒了。
曾猛出狱之后，就不搞托派了，温州托派也就差不多全瓦解了。曾猛对革命走向悲观，其中一个原因是，彭述之对曾猛被国民党要人保出来有看法，认为曾猛被保出狱不会这么简单。
第一次出狱之后，曾猛曾通过别人问过彭述之，组织是不是同意他出来，叫彭述之答复他。彭述之表示，这个问题，曾猛是不能问他的，应该由曾猛自己决定。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温托”干事会派我去上海向“临委”报告工作。临行，曾猛托我探听彭述之对他在南京出狱之事的态度。
彭述之跟我明确说过：“曾猛能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那一定不会是无条件的，你叫我彭述之批准你可以从牢里出来，这我是办不到的。”
彭述之还对我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发生过这种事，按照党的纪律来说，是不可信任了。我们不能否认，曾猛到温州之后，影响了一批人，但是今后是不是靠得住，这很难说。希望你能明白。”
我向曾猛转告了彭述之的原话，曾猛也知道，彭述之没有原谅他。他以前对彭一向很敬重，但从此他对彭的评价变了，甚至骂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秋，我从上海回温州，企图恢复“温托”组织，几次约曾猛商谈。他虽没有拒绝，但因为对彭述之的不予原谅，耿耿于怀，始终不愿作出恢复组织的行动。由于他持这种态度，受他影响的托派分子，也都没有行动。因此，我恢复组织的企图没有成功。
一九四三年秋，有一天我偶然在路上遇见了曾猛。他对我说要去丽水碧湖浙江省行政人员训练团工作。我问他：“你怎么可以到那样的地方去工作？”他说张冲嘱该团教务长陈希豪到温州来请他。他说：“这等于服兵役，不能拒绝应征。”
抗战胜利后，温州中学迁回温州。原托派分子金宸枢多年随同校长金嵘轩先生工作。金宸枢向金校长建议，聘任曾猛和何止铮任教。曾猛进温州中学，名义是公民课教员，但他上课讲的不是公民课，都在讲时事、讲国内外形势。约在一九四七年，陈素农调任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军官训练班主任。一九四八年十月要曾猛到那里工作，负责文书课课长（军衔：中校）。约在同时，陈在温州竞选“国大代表”。曾猛又替他策划竞选。但那次陈竞选失败。曾猛因为自己帮陈竞选没有成功，感到对不起陈。但陈并不在意，陈知道选票为地方势力所把持，而陈一向在外做官，没有地方势力支持，失败是当然的，因此陈仍带曾猛去武汉。曾猛就跟着陈素农去黄埔武汉分校任教官。
我再次见到曾猛，是在一九五七年的监狱里了。
马克思主义挺进社
温州托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周仁生（任辛）。我比周仁生大八岁。我们认识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当时，周仁生已经从温州中学毕业。
周仁生在温州中学读书时，学校里的托派气氛很浓。当时，安明波在温州中学教书。他不是温州人。周仁生和安明波的关系很好，因此，周仁生的托派思想也受安明波的影响。
有几个受托派思想影响的温州中学毕业生考上了浙大。这几个人和周仁生都是要好的朋友。这几个人都是来自温州各县的，每个学期开学前，他们都会先住在周仁生家畅谈。周仁生的家人都很欢迎这些学生。
当时的浙大在龙泉，我就在龙泉认识了周仁生。周仁生在浙大大概读了两年之后，浙大要内迁到贵州。周仁生没有跟随内迁，继续留在省内就读。这段时间，我和周仁生保持密切联系。那个时候，温州的托派组织已经瓦解了，后来只是部分恢复，周仁生对这件事，也是很关心的。
有一天，周仁生对我说，安明波想见我。安明波住在西郭。我们见面主要是谈托派问题。当时温州的托派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
安明波说，要想恢复，要解决的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问题，双方都不用攻击对方，干脆，再造一个新名称。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托派分裂为两个组织：一个是原有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多数派，又称斗争派）；另一个为“国际主义派”（少数派）。托派的分裂也影响到温州托派组织。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表态。温州托派组织把安明波的这个观点带到上海时，彭述之不同意。彭述之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
周仁生告诉我，组织恢复的时候，不用多数派的名字，准备用“马克思主义挺进队”。我一听就觉得很不妥，表示反对，因为托派组织从没有用过此类名字。周仁生和安明波商量后，改成“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虽然，我对这个名字还是觉得不满意，但是觉得“社”总比“队”好听点。后来，周仁生还把挺进社的组织纲领拿给我看。
我想，温州托派组织总得要恢复，无论如何，先恢复起来再说。如果告诉彭述之，彭述之是一定不会同意的，到那时，就不利于组织的恢复。我是瞒着彭述之，同意了这个名称。周仁生和一大批学生也就加入了“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这样，温州托派组织又恢复了。
3．在上海
第一次见彭述之
我最早是从曾猛的口中知道了彭述之，曾猛经常提起他。一九三九年的五月份，我到上海向“临委”汇报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述之。
彭述之有很多化名。他常用欧伯这个化名。我们在谈话时，都称他为欧伯。和社会上的人接触的时候，他就会用他妻子的姓，说自己姓“陈”。
一九三二年十月，彭述之和陈独秀因为托派问题被捕入狱。一九三七年八月，两人同时获释。出狱之后，陈独秀不愿意来上海，去了武汉，而彭述之选择了上海，参加临委，当时郑超麟还没有来上海，这样，彭述之当然就成为中国托派第一把手。
初见彭述之，我还不能直接去他家里。彭述之约我到外滩公园里头见面。当时的温州纺织工会组织各种运动，很热闹，彭述之也知晓。他说温州有这么多热血青年，“情况很好”。我们谈到了曾猛问题，彭述之明确告诉我，他不相信曾猛出狱是没有条件的，而称赞我在监狱里经受住了考验。
彭述之很喜欢开训练班。我在上海不能久待，彭述之也要求我参加训练班。当时陈又东也在上海。他是温州达路荣昌记（音）在上海的办事处主任。他公司里的很多房间，也就成为收留从温州来上海的年轻人的容身之地。
我记得我参加一期训练班的题目是：“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教了十几天。来听的人不是很多，只有十来个人。陈又东也在训练班上听。彭述之的湖南口音很重，所以课程很难听懂，这是我听完彭述之上课之后的亲身体会。他没有准备讲稿，都是脱稿。听完之后，我对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清楚了许多。彭述之在我心中变得很具体。他是一个理论家，这是没问题的。
彭述之认为我经得住考验
我回温州以后，就和曾猛一起被捕了。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出狱治好疟疾之后，住在一个朋友家。
那一年的秋天，胡长庚的妹夫叶正度（郭溪人）住在温州。叶正度是浙大毕业，在上海做生意，和李振东认识，与托派的人有来往。他知道我出来之后，就带口信给我：彭述之希望我能去上海。我就去了上海。
叶正度通过彭述之的关系，和同情托派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商行，商行的名字叫“宏华商行”，他们把做生意赚来的钱支持托派运动。温州人对托派运动，是出人又出钱。
来到上海之后，我和叶正度住在一起。彭述之约我见面。这一次见面，我可以去彭述之的家里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彭述之家里。因此，我也就认识了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那一次，彭述之夫妇留我吃饭。我们几乎谈了一整天。
彭述之说：“你在温州被捕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我问：“你怎么会知道的？”
彭述之说，温州防守警备司令部里都是江西人，是江西帮，其中有一个江西人，公开职务是一名副官，也受过我的影响。所以，彭述之知道我在监狱中的表现，他早已经向彭述之汇报了。
我是经得起考验的。彭述之看人就看这个地方。他认为我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人。本来，他的家，我是跨不进去的。
彭述之对我非常亲热。他说，你和叶正度住在一起，生活由他负责。叫我暂时先别回温州，要我参加“组织生活”，李国栋和黄禹石都在上海，让我们组成一个三人小组。
他还送我两本书，叫我在这段时间好好读读。一本是一位美国托派黑人写的，作者名字已经不记得了，书名是《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彭述之在训练班上的课，可能和这本书有关系。这是英文原本，中国还没有翻译出来。那个时候，我读英文书已经没有问题了。第二本是伊罗生写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也不是译本，是原文的影印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影印了五百本。影印也是要钱的。我们活动经费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靠募捐。叶正度也捐给我们一大笔钱。
一九四〇年底，我从上海回到温州时，温州托派已经瓦解，曾猛认为彭述之不原谅他，所以，对这件事就不是很起劲。对我来说，恢复组织，也是困难重重。
第二年，我原本打算再去上海，后来温州沦陷，我就去不了上海了，因为没有轮船了。
一九四一年秋天，彭述之写信给我，问我去了温州怎么不回来了？是什么原因？他用了一句老话：“岁月如弛，贤者不闲。”接到这封信之后，我只能千方百计去上海。那个时候的交通，温沪航运已经中断，只能走陆路，要经过清江、台州、宁海，再从沈家门乘船才能到上海。
我一到上海之后，就马上去见彭述之，他看到我后非常高兴，彭述之和陈碧兰都说我干得相当不错。
这个时候，上海的组织已经分裂了，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上海临委的两派人，都想拉拢地方组织，我是温州托派的负责人，因此在这段时间，我和王凡西亦有接触。也由于这层原因，彭述之和我走得更近了。
彭述之又开训练班了。叶正度一个人住在威海卫路的“中社”公寓里，一个人一个房间。彭述之就利用叶正度的房间，继续举办训练班。这次的训练班，对象已经不同，对象是受彭述之影响，同情托派的人。彭述之叫我也参加训练班。讲座的内容是普列汉诺夫的《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纯理论的内容。彭述之也是讲得非常清楚。
宏华商行和金源钱庄
从一九四一年的秋天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我经常在上海和温州两地跑，开展托派活动。这段时间，我和彭述之接触频繁。我住在宏华商行，彭述之住在金源钱庄。宏华商行开在河南路和北京路交叉的中一大楼里，到金源钱庄没有几步路程，彭述之想找我很方便。
金源钱庄的地点在河南路北京路南边附近的一条弄堂。叶先芝（辅臣）为董事长。总经理夏杏芳，绍兴人。在金源里工作的托派有楼子春和陈其昌，楼子春在钱庄里有股，陈其昌只是教钱庄店员们文化，楼上有一个小房间供陈作办公室。陈其昌就是写信给鲁迅的陈仲山，本名是其昌，又名陈大巧。他是北大学生，和王实味、王凡西都是同学。
叶先芝在上海做金融生意，开钱庄。他从金源钱庄股东中买来股份。金源钱庄的前身叫志裕钱庄，叶先芝收来股份之后，改名为金源钱庄。叶先芝和彭述之的私人关系非常好，和杜畏之也是朋友。也因为这样的背景，陈其昌才会进金源钱庄。
没事的时候，彭述之就坐在金源钱庄的经理室里聊天，彭述之是金源钱庄经理室里的贵宾。彭述之连吃饭的钱，都是由金源钱庄提供的。金源钱庄也帮助我们出书，彭述之印《俄国革命史》的钱就是金源钱庄提供的。
叶正度也是经理室的常客，在那里很随便，不受拘束。处理业务外，也聊天。夏杏芳知道，叶正度能饮酒，就把别人送给他的威士忌拿出来，没有下酒的东西，就到弄堂口买点花生来，给叶正度一个人下酒。叶正度常在闲聊时给夏杏芳出生意的点子，夏杏芳采纳了，效果不错，因此对叶正度也很器重。
日寇占领租界，发行伪“中储券”，以一元“中储券”换两元法币，勒令立即执行。上海所有银行、钱庄为防止大量提款，都把提款额限制在五百元以下，只有金源不加限制，对存户提款，敞开供应。因此，金源的信誉顿时家喻户晓。人们都说夏杏芳有魄力，金源的业务随之兴旺起来。
当时李季生活穷迫，和彭述之商量，要把所藏的全套《四部备要》卖了。经彭述之介绍，卖给了金源。夏杏芳的经理室里为此装上了书架。书运来上架的那一天，我也在场。李季把书装上架后，夏杏芳说：“我替你保管，你要用时就来取书，不要以为书归我，你和心爱的书便分手了。”（大意）他的话是真诚的，李季很感动。
从此，李季也成了经理室的常客。我在经理室多次见到过李季，记得有一次他向彭述之谈起，他已译好了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他说到书中引有希腊文的资料，他不懂希腊文，只好辗转请人翻译，付了一大笔稿费。又有一次，他给彭述之一张条子，说是“老头子”（指陈独秀）写给他的，彭述之看后递给我。我还记得信上内容：“季子学弟……布尔什维主义是法国勃朗基主义和德国军国主义的混合物……有生之年要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当时李季说：“老头子实在走得太远了。”这张条子是彭述之后来常引用来批评陈独秀的根据。
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也是经理室的常客。亚东和金源有业务上的来往，金源对亚东的出版事业，热心支持，亚东出的书也堆存在金源仓库里。记得有一次，汪老板在经理室谈话，他对王凡西翻译托洛茨基《儿子、朋友、战士》的译笔赞赏备至。就我记忆所及，抗战爆发后，在亚东出版的小册子有彭述之的《抗日战争胜利必须条件》、《奥国革命是怎样失败的》及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小册子，陈碧兰《抗战中的妇女运动》，郑超麟译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刘家良译的《大英帝国的两个基石》，此外还有杜威委员会报告、苏联审判真相（书名已记不清）、托著《在新的世界大战前夜》（译者不知是谁）、楼子春用“郭和”的笔名译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等等，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小册子及为陈独秀辩护的小册子、陈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的两章自传，也均由亚东出版。
陈其昌被捕之后
一九四二年，陈其昌被日本人装进麻袋用刺刀戮死，尸体被扔进黄浦江。日本人要陈其昌说出彭述之的住所，陈其昌一直到死都没有说。
陈其昌在托派中是老资格，他被捕之后，托派就要隐蔽了。托派隐蔽之后，彭述之叫我帮他做事。
首先，彭述之的住所需要转移。第二，彭述之的书和手头的文件要处理。我就先把陈碧兰和他的孩子带出来，我从温州出来经过沈家门时，办了一个证件。当时在上海开旅馆房间，必须持有所谓“良民证”。我就开了一个房间，安置好陈碧兰和她的三个孩子。后来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了一个小房间，又将他们带到那里。
彭述之的很多材料都放在金源钱庄的仓库里，特别是《俄国革命史》的纸版，都放在仓库里。为了避免文件被查抄，我就在黄河路和昌和路旁边租了一间房子，安排两个人，伪装成旧书店，刘乃光和李永爵住在店里。店里摆着温州的草纸等杂货，刘妻也会动脑筋，又找些小人书连环画，让周围儿童租看。彭述之的俄文书和其他从苏联带来的材料，都藏在里头。这次匆忙搬出后，彭述之就再也没有自己租住的房子了。
彭述之把《俄国革命史》纸版交代给来自广东的罗瑟希，他是道亨银行的人。我们就把这些材料，从金源钱庄的仓库搬到道亨银行的仓库里。
叶正度和刘中强，就给彭述之安排住所。刘中强是新新公司人事科科长，新新公司是有旅馆的，彭述之就住在新新公司的旅馆里。
在新新公司，彭述之又要办起训练班，让同情者参加。
彭述之那段时间没有工作，非常时期稿子也不能卖了，生活就只能靠妻子陈碧兰。陈碧兰供职于上海青年会。陈碧兰在上海青年会的工作是由王独清的妻子介绍的，王独清的妻子叫黄碧姚，是上海青年会的一个重要人员。
陈碧兰有三个子女，大女儿比较大一点，两个儿子比较小。陈碧兰的女儿小名叫莉莉，我们都叫她的小名。那个时候，莉莉已经读完初中，快读高中了，没有钱缴学费。彭述之本来可以跟金源钱庄说的，不过他开不了口。叫女儿不读书，又好像不妥当。陈碧兰就对女儿说：“我也没办法，你去找阿龙叔试试吧，看看有没有办法。”当时，我做了一起颜料生意，赚了一笔钱，就拿着那笔意外之财，缴了莉莉的学费。
很多人都表示，要在经济上资助彭述之，让他的生活能过得更好一点。李国栋也是这样表示的，都被彭述之谢绝了。彭述之对叶正度说过：“你们的感情很可嘉，不过，我不能依靠别人过生活。苦不苦没关系，没有什么苦是吃不过来的。”不过，叶正度出资印托派书，是支持彭述之的事业，彭述之是接受资助的。
后来，陈碧兰在上海青年会的工作也没了。金源钱庄的经理夏杏芳就买了一台缝纫机，让陈碧兰在家里做枕头套。夏杏芳帮她联系收购的商家。由于费用问题，旅馆里不能长住。叶先芝就让陈碧兰住他家。这样，陈碧兰就在叶先芝家里住了一段时间。
罗瑟希是道亨银行经理的小舅子。所以，他在道亨是有发言权的。道亨银行在艺术路买了一个花园式的住房，让彭述之一家人住。少数派就说了，彭述之住上了花园洋房。实际上，他是替户主守门。如果地产换权了，他就又不能住了。彭述之真是有点丧家犬的样子。
我到金源钱庄的仓库取《俄国革命史》纸版时，看见楼子春正在指点郑超麟和王凡西择取在那里的托派文件。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郑超麟。我问郑超麟：“纸版如何处置？”他说他们不准备搬走，也没有地方藏放。我说：“让我搬走藏放吧。”他无异议。我对王凡西说，让我也参加择取，让我每样捡一份来保存。郑、王点头表示赞同。于是我们三人蹲在地上，在一大堆油印文件中择取。他们每样择了一份，我也同样择了一份。择好后，我把我择的一份捆好，连同几箱纸版，叫了辆板车，我跟着板车，送到事先约好的一个仓库。
彭述之告诉我，金源钱庄捐出了一大笔钱印《俄国革命史》是很难得的。他认为出版《俄国革命史》是我们组织的一件大事。
老托这部著作是无价之宝，把纸版抢救出来，以后再版，就无需那么多资金了。再说，纸版留在金源仓库，如果被日寇查抄出来，势必牵连金源。他说：“我们在道义上也不能那样不负责任。”关于这一点，我后来问起郑超麟，为什么你们当时决定对纸版不予处置？他的回答是：“没有纸版，可以影印再版。事实上抗战结束后，我们就是用影印再版的。”
后来有一次，我和郑超麟谈起这次应变，为彭述之搬家的事。郑超麟说：“我们就没有搬家，因为我们相信陈大可（即陈其昌）。”意思显然是指彭述之不相信陈其昌。我觉得这样说也不中肯，应变是组织的需要，事实上，彭述之也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不相信陈其昌的迹象。
现在回忆起来，彭述之当时对陈其昌的被捕，确实说过如下的话：“大可是在国民党的秘密电台里被捕的，这件事暴露了他参加国民党的经济情报工作。”当然农民银行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银行，但不能因此就简单说成是为国民党工作。农民银行需要沦陷区的经济情报，陈参加电台编经济情报的工作，不等于就是国民党特务。而且当时托派既然主张与国民党联合抗日，那么对为抗日编沦陷区的经济情报的事，就没有理由有所非议，何况陈其昌参加这项工作，是因为他的兄弟（在重庆农民银行工作）要他为抗日做些工作，大前提即是抗日，而他在编经济情报工作过程中，没有做过任何损害托派组织的事。凭心而论，彭述之的话，不能说是实事求是的。
抗战前，彭述之有个想法，想找一个同情托派的文学家，为托派宣传。自然，他第一个想到鲁迅，但是彭述之也知道，他是没办法把鲁迅拉过来的，这个想法也只能作罢了。第二个选择是王独清，他和彭述之的私人关系是很好的，可惜王独清死得早。最后，彭述之才找到为人非常忠厚的胡山源。
一九四四年是抗日艰难时期，在上海凭写文章养活已是非常困难。胡山源也需要一个稳定的职业。钱庄当然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报酬也可观。经过彭述之的介绍，胡山源最后进了金源钱庄。胡山源对彭述之就非常敬重了。
道亨银行的花园房子卖了之后，彭述之没有地方可住，胡山源就让彭述之住在他家。胡山源家并不大，他就腾出一个房间，陈碧兰还带着三个孩子呢。
对郑超麟的认识
我和郑超麟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陈其昌被逮捕之后。
郑超麟和彭述之不同的是，他不怎么爱搞训练班，他知道我是温州人之后，只希望通过我，能在温州发展更多的托派青年。
托派分裂之后，郑超麟搞了一个公开的刊物，叫《新旗》。在我的印象中，这本刊物办得很不错。和彭述之办的《求真》和《青年与妇女》相比，《求真》太理论化，《青年与妇女》太通俗、太浅，《新旗》介于两者之间。
郑超麟能写一手不错的文章。对比彭述之、郑超麟和王凡西的文章，我们就能发现，彭述之的文章比较“老化”。举一个例子：陈独秀去世之后，三个人都写了追悼文章。当时我向彭述之建议，能不能把三篇文章油印在一起，当然，我是多数派，彭述之的文章要放在最前面，其次是郑超麟和王凡西。后来大家一比较，发现彭述之的文章确实比较“老化”。
郑超麟的文章大意是说，从法兰西大革命到巴黎公社，陈独秀一个人身上差不多集中了两百年的思想。这个说法非常生动，让人读了印象深刻。王凡西悼念陈独秀的文章，没多大意思，他不同意陈独秀后期的思想，只是说，陈独秀的思想是不断前进的。
郑超麟经常译书，经济条件比彭述之要好一点，这也养成了他好客的性格。他的文学修养也要比彭述之高。对很多事情，郑超麟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难得的是，郑超麟和中共也处得比较好。
陈独秀也看出郑超麟的为人和品格，也非常信任郑超麟。
陈独秀为什么会和彭述之在监狱里闹翻？彭述之认为，是他从苏联带来了“领导权”问题，在监狱里还摆出自命不凡的架势，这让陈独秀看不惯。两人就闹翻了。在这一点上，郑超麟没有这样的架子。尽管陈独秀不同意郑超麟的一些看法，不过，在私人层面上，陈独秀是很信任郑超麟的。
邓小平留学法国入党，虽然郑超麟不是他的直接介绍人，不过，郑超麟是特意关照过的。郑超麟离开法国到莫斯科时，交代他人说，邓小平年龄最轻，要照顾。邓小平后来评价郑超麟：“是个好人。”
周仁生同意多数派的观点
一九四六年夏，周仁生和一些温州托派分子雄心勃勃地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就碰到要加入多数派还是加入少数派的问题，我让周仁生自己好好观察，再做决定。周仁生和两派都接触之后，最后他同意多數派的观点。
这个时候，多数派人数变多了，彭述之就又开始办训练班了。周仁生也参加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我每年都会去趟上海。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时，周仁生还是和他的表弟阿明住在一起，阿明当时在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工作。
那时候，周仁生已经可以进彭述之家了。彭述之对周仁生说：“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这个名字，如果你当时告诉我，我是不同意的，不过，从现在看，效果很好，我只能表示满意。”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说，这符合托洛茨基的观点。
周仁生当时在上海没有工作，彭述之就通过江苏靖江一位朋友，为周仁生在靖江中学找到了一个当老师的职务。周仁生在靖江中学教书的时候，继续影响学生。一九四七年，我到上海的时候，没有碰到周仁生，那时他已经在靖江了。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四七年多数派出了两个刊物，一份是《求真》，一份是《青年与妇女》。《求真》杂志的社址在南京路。有一次，我到了《求真》杂志社之后，他们对我说，过一会儿，彭述之就会来，今天有人过来要见他。已经是厦门大学教授的安明波，到上海见彭述之。彭述之已经交代，如果我来访，就让我先等着。
之前，安明波已经通过周仁生的介绍，和彭述之谈过几次。安明波说，他同意多数派的意见，也就是彭述之的意见。所以，我看到的那次谈话，双方都谈得很愉快。
据周仁生说，谈话之前，他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挺进社，谈话之后，彭述之就宣布，安明波和周仁生所在的挺进社，并入托派中的多数派。
由于工作需要，彭述之让周仁生留在上海。周仁生的交际面很广，除了上海、杭州之外，连台湾也有他的托派同学。台湾也成立了托派组织。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前后，周仁生领我去见彭述之，当时他住在华山路边的一个仓库里，一个仓库的铁皮屋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彭述之。
一九四九年，我到上海的时候，周仁生已经离开上海了。当时，周仁生在上海太暴露了，就启程去福建，在海澄中学当校长。这个校长是不是由安明波介绍，我已经记不清了。周仁生去那里当上校长之后，就招黄禹石去当教务主任。在福建当校长，也是周仁生的一种掩护。
周仁生在福建的时候，和国外的托派也是有联系的。当地对周仁生的政治面貌，是不了解的。
4．监狱里
不能再活动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温州城解放。我从温州到上海参加托派江浙临委，钱川把从温州来上海参加多数派活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交给我领导。我就将这批人按住所分成北区中心和南区中心两个小组，为解决其中一部分人的吃饭、住房困难问题，就发动托派党内有工资收入的人募捐。
一九四九年十月份，托派中的几个人在房间里刻印，被警察发现，当时这是不允许的，他们就被逮捕了。江浙临委北区中心的成员大部分相继被捕，关押在学校等单位，时间不长。最长的钱川、赵养性关押十二天，我被关了二十四小时就放了。释放前，政府人员对我们说：“这次不是有计划逮捕你们，是你们自己暴露了。希望你们遵守法律，不能再活动了，否则就不客气了。”其实，对托派的整肃，政府早已做好准备。我们的底细，政府早已经摸清楚了。
托派多数派浙江临委随之瓦解。钱川等人去了香港，我仍留在温州。我当时住在我姐姐家。她也没办法，身为姐姐，她只能让我住。这两年间，我都是靠朋友的关系，做点翻译，拿点稿费，解决生计问题。
监狱里碰到周仁生和曾猛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国大肃托开始，托派被一网打尽。有些虽不是托派，却受朋友的牵连，入狱，劳改。上海提篮桥监狱人最多的时候，关着两百多名托派分子。一小块房间，人多时关着四五个人，人少的时候，关着两三个人。
我和周仁生、曾猛三人碰到，是在一九五七年监狱组织的参观活动。全国各地的托派分子齐聚上海，周仁生和曾猛是从杭州的监狱“调”到上海。
周仁生在福建被捕。但政府为了弄清楚温州托派的情况，调周仁生去温州，后来又把他关到杭州监狱。当时，曾猛也关在杭州。这样，周仁生就和曾猛碰到了。
参观之后，在上海“住”了个把月，周仁生和曾猛再被“调”回杭州。周仁生和曾猛在杭州，关在不同地方，周仁生在临平劳改，去打石头。我参加劳改，是在监狱里头，相比来说，生活条件还算比较好的。外出劳改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周仁生身体不好的毛病都是在那时落下的。
那次参观结束时，曾猛对我说，妻子秋君不应该啊，不应该让张冲去营救他。曾猛的意思是说，秋君如果不让张冲去营救他，那么后来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也可以证明曾猛的整个心路历程。一九六〇年，曾猛患水肿病后去世。去世的确切月日迄今未查明。他的家属一九六一年才接到杭州监狱的通知，说曾猛已死，嘱领遗物。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曾猛被关了十年，至死没有判决。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各地托派又集中在一起去参观，有广州过来的，也有杭州过来的。这次周仁生调到上海之后，就落在上海了。刘平梅也是在这次调到上海。
我和周仁生虽然不在同一个牢笼，不过统一学习的时候会碰到，在一条弄堂里。两个人一个房间，当时条件还是比较好的，门都是开着的，大家可以自由走动，我和周仁生能天天碰面。那个时候，周仁生的身体还是不好的，有肺病，但是非常乐观。他把衣服剪成马甲，他说，这就叫“的确凉”。
在监狱里做翻译
提篮桥监狱里后来成立一个翻译组，当时，连懂日文的大汉奸也是翻译组的成员。监狱管理员知道周仁生的英语水平很好，就把周仁生调进翻译组。喻守一和我后来也进入了翻译组。喻守一懂英文、日文和德文。就这样，我、周仁生、喻守一和郑超麟，四个托派分子组成了一个翻译组。
我们主要翻译科技类的文章，当时我们翻译了一些彩色电视机的基本资料。这对我来说，也是在外文方面很好的锻炼。
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带来了《国际概论》的原文。该书由英国一家大学出版社出版，每年出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要我们翻译成中文。周仁生翻译美欧部分，喻守一是留东洋的，日本部分由他负责，我负责亚洲（不包括日本）和非洲部分的翻译，总数大约六十万字。每人一本字典，一本地图。郑超麟当审校。
郑超麟说：“我只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郑超麟被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独自一人一个牢房。他就在监狱里向多个单位反映“法律问题”。
一九五六年，我和郑超麟在一起参加劳改，之后又分开了。我们曾经一起到过上海一家柴油机厂，我发现工厂画廊里竟然有一张郑超麟编的《向导》刊物的封面照片，上面也有郑超麟的名字。我告诉郑超麟之后，郑超麟也觉得很奇怪，以他当时的身份，这张封面照片就算能出现，他的名字也是不应该出现的。有人会说，中共把托派的功绩全都抹杀了，事实上可能也并不如此。
我和郑超麟第二次在监狱里碰到，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的参观活动。我们被安排到人民广场附近一个大楼里，大街上经过的队伍我们都能看得到。参观完之后，工作人员问郑超麟有什么感想，郑超麟说：“这红旗红装味道好啊。”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社会上在斗，监狱中也不可避免。在监狱里，托派和非托派的很多犯人要批斗郑超麟，这当然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当时，他们认为郑超麟是反革命，要郑超麟跪着，把凳子举在头顶。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暗地里要求在郑超麟边上陪同批斗的人，尽可能地保护郑超麟。
郑超麟说：“我只有两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第二个问题是，托洛茨基算不算反革命？”到最后，郑超麟说：“我是反革命，陈独秀不是反革命。”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件事。
“干部主义”
我和郑超麟在同一监房的时候，我就跟郑超麟学外语。郑超麟懂德、法、俄三国外语。我跟郑超麟学俄语，花的时间比较少，因为我已经有一点基础了。
郑超麟在监狱里写过很多关于自己思想的材料。一个是关于读《毛选》的心得。另一个就是他对国际风云的看法。
郑超麟提出一个独特的看法，叫“干部主义”。他说，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就是“干部主义社会”。他是拿苏联来举例，苏联和中国，都是“干部主义社会”。他爱到处发表他的新观点。我对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你的这个观点。
上海人民公社夺权之后，监狱里一连十多天没有报纸，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是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后来才知道，是上海人民公社夺权了。监狱里的主管问郑超麟：“你对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看法？”郑超麟说了一句：“只怕上面不会批准吧。”后来，毛祥东指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各地的新政权机构一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上海的新政权也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从生到死只存在了十八天。大家都佩服郑超麟的政治经验。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郑超麟写的文字资料都被没收，甚至是“毫无关联”的诗词。那个时候的郑超麟是很痛苦的。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看到郑超麟垂头丧气过。在监狱里除了看书读报写字之外，他也干活，洗被单。
郑超麟和彭述之私人关系不好
郑超麟和彭述之在私人关系上并不好。托派分裂之前，就这样了。
在监狱里，我问过郑超麟：“为什么和彭述之走到这种境地？”
郑超麟告诉我，中国到莫斯科学习的学生，分为两派。有一派是“领导派”，因为选来选去，都是那一拨人当干部；另一派，就是“被领导派”。
彭述之属于“领导派”。郑超麟说，他是同情“被领导派”的。
从那个时候起，郑超麟就对彭述之有不同的看法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清了，日本一家很有名的历史悠久的杂志社，在法国访问了彭述之，主要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二个是刘少奇问题，当时是说刘少奇变叛徒了。当时这篇访问，中国的党史资料也做了翻译。
彭述之说的意思大概是，刘少奇是他的朋友，从湖南到莫斯科都是朋友，后来，由于政治意见不同，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说刘少奇是叛徒，他是不相信的。这是根据彭述之对刘少奇为人的了解，和刘少奇在党内的历史可以推断出来的。他不相信刘少奇会是叛徒。
几乎在同一时间，也有人问郑超麟关于“刘少奇是叛徒”的问题。问的人和郑超麟几乎吵起来了。郑超麟说，说刘少奇是叛徒，那是没有道理的，并反问对方有什么根据。对方的根据是，某年某月某日，刘少奇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被逮捕之后，放弃共产党的身份。这就是证据。郑超麟说：“你们根本不知道实情，我可以告诉你，某年某月某日之前，根本没有发生刘少奇被捕的事情。”当时他在中央，所以他是知道的。
我的看法是，郑超麟的认识比彭述之更进一步，彭述之是个人相信，而郑超麟是直接拿出证据。
我听到郑超麟指责那人说：“你怎么能人云亦云！”而那人也指责郑超麟说：“太顽固！”
我后来对郑超麟说：“虽然你和彭述之的政治看法不同，不过对刘少奇的看法，却是相同的，都是实事求是。”
和周仁生在监狱里分开
到“文革”期间，我们已坐了二十年的牢。他们就给我们换了地方。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名托派全部被送到青浦农场和周浦玻璃厂等两处劳改单位，各人分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居室，每月发给不菲的生活费，但六人一个院落，不许与外人接触，事实上是由关押在狱中改为管制。
我被换到周浦，还有郑超麟、喻守一、蒋振东、李培和林华，一共六个人；周仁生被换到青浦，还有黄鉴铜、刘平梅、叶春华、郑良、熊安东，也一共六个人。我和周仁生，又分开了。
管理青浦监狱的负责人对周仁生挺好，对周仁生说，有机会，他可以带周仁生去周浦，让我们老朋友见面。有一次，这个负责人还真的借了一辆车，把周仁生带我这里来，和我见面。
在青浦，犯人们主要过着农场生活。那个负责人对周仁生说，你的身体这么糟糕，干农活怕受不了，就没有让周仁生参加农场工作，让周仁生负责煮饭，不过，周仁生不会煮饭。黄鉴铜的身体也不好。那个负责人说：“你们两个人轮流试着煮饭得了。”
周仁生在坐牢期间，他的叔叔去世了。死之前，家里人给周仁生写信，他叔叔希望能在死前见周仁生一面。周仁生把这封信拿给监狱负责人看，竟然批准了。他们让一个队长陪同，把周仁生送到温州。周仁生见到了叔叔最后一面。
周仁生和监狱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相处得很好，工作人员也没有说过周仁生一句坏话。
青浦农场里也有一个化工厂，需要资料翻译。这个时候，又要用到周仁生了。
5．出狱后
一九七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把我们十二人集中到青浦农场，宣布恢复公民权。六月底，郑超麟、李培、黄鉴铜、喻守一、叶春华、郑良、林华、蒋振东等八人搬入石泉路新房居住，刘平梅回广西，熊安东回徐州，周仁生和我回到温州。据郑超麟回忆，当时有二十多个托派分子，一直关到一九七九年，都没有经过审判，就释放了。
陪郑超麟买棉袄
一九七九年出狱时，天气转冷，我和郑超麟在监狱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去买棉袄。我们先到上海一家饭店里吃饭，郑超麟说：“今天，我们要放开吃。”
郑超麟在商场里脱掉外套，惹来商场的女营业员一阵哄笑。原来，郑超麟里头穿着短袖的香港杉，再套着一件马甲，让女营业员觉得奇怪的是，郑超麟把土布做的毛巾，缝上短袖，接成长袖。这样穿确实是很怪。我听到女营业员在议论，看上去陪同人员对他又很敬重，怎么穿着这么寒碜？
郑超麟选了一件棉袄。郑超麟背着一个包，出来时，整个人已经走不动了，几乎是挂在我身上了。我看他很吃力，就接过他背的包。
我笑着问他，下一次，这个商场还敢不敢进。郑超麟说：“还会进去的。”如果爱面子的彭述之碰到这件事，下次一定不会再进这家商店。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郑超麟和彭述之生活态度的不同。
释放时没有文件
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托派的机构。政府正式宣布给予我们公民权，却没有说是平反。最后，由上海市政协出面，在上海衡山饭店里请我们托派吃饭，大家都去了。酒席分三桌。第一桌有郑超麟、黄鉴铜、蒋振东、喻守一；第二桌，有我和周仁生；第三桌是其他人。
出狱后，政府给出的条件是，第一是提供生活费。给郑超麟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八十元。我和周仁生的生活费都是七十元。其他出狱的托派分子是六十元。我们也被分为三等。
第二是安排住房。他们对我和周仁生说：“你们要回温州，因为你们还有家属，可以和家人团聚。”有些在温州已没有家人的温州托派，就留在了上海。上海的普陀区是当时中国托派的居住地，郑超麟、蒋振东他们都留在了上海。
郑超麟本来是和另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后来为了照顾到郑超麟的出行，就单独为郑超麟安排了一套房子。其他人都是两个托派分子住一套房子。
我和周仁生当时的要求是不想回家。工作人员也确实向上级反映，问这两个人留得还是留不得。据他们说，是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回去。当时上海公安局一个处长来到温州，他是事后才跟我说的。他到周仁生和我家都看过。看过之后，才跟我们说，决定补贴周仁生几百元钱用来修补房子。我在东门的房子太小，住不下，就决定分配房子给我。
第三就是提供公费医疗。
释放的时候，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没有文件，“是中央的决定”。
托派可以释放，据说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定下来的。毛泽东说：“你们大多数人都不抗争了，思想也已经转变了，虽然说还有个别人（指郑超麟）还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没关系，无所谓了，你就坚持自己的观点得了。都释放。”
办英语班
根据“有家的回家”原则，我和周仁生只能回家。上海工作人员把我和周仁生送回温州。
我们回来之前，温州都已经收到消息了。回温州之后，周仁生就开始教英文，他就带上我。他教书，我帮他改卷，周仁生对我很尊重，把我当成老前辈。我对他说：“在英语上，你是老师。”
我和周仁生的友情是很深的。周仁生对我说过，我们有共同点，就是乐观，不会整天愁眉苦脸，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钱看得很淡。
周仁生带的两个班，甚至是不收钱的。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对他说，你要收点钱，周仁生这才收一点钱。
周仁生的身体一直不好，整个上午都会觉得头晕。到了中午稍微变好，下午去教书的时候，精神会变好，这都是在监狱里留下后遗症的原因。
从监狱里出来之后，还能参加工作，这让周仁生觉得很高兴。他觉得，又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周仁生的居住环境比我差，这不是说房子的质量，而是有干扰。他的一个邻居，老是对他大喊“你是反革命”，还闹到派出所。有客人来看周仁生时，他的那个邻居更是大声喊。周仁生也没有办法。
苏渊雪赠诗郑超麟
出狱后，每年我都会去一趟上海见郑超麟。我还当了一回中间人，把苏渊雷介绍给郑超麟认识，后来，苏渊雷写了一首诗，裱好送给郑超麟。
苏渊雷是这么写郑超麟的：“玉尹残编把诵频，天荆地棘一超麟。ABC读少年老，丁字碑传客新泪。孤愤酸情谁得遣？童乌病妇世难春。彭陈不作声名在，硕果犹存偃塞身。”ABC指郑超麟翻译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丁字碑》是郑超麟所著的《玉尹残集》中的一首诗，是写他想象中的托洛茨基的纪念碑。彭陈是指彭述之和陈独秀。我记得苏渊雷的第一稿是“天造地方”一超麟。后来改成“天荆地棘”，后四个字，更能概括郑超麟的一生。
苏渊雷的这首诗很富感情，从诗中可以看出苏渊雷对郑超麟的认识，苏渊雷是同情托派的。一九四二年，托洛茨基被暗杀之后，苏渊雷也写过两首悼念托洛茨基的诗。
《先知三部曲》出版始末
一九八八年前后，出狱之后的郑超麟，认识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朱正很敬仰郑超麟。当时郑超麟手中有《先知三部曲》中的第一卷，郑超麟就问朱正，能不能出版？朱正说，如果能翻译得出来，湖南人民出版社可以想办法出版。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我去上海的时候，郑超麟对我说，《先知三部曲》有希望能出版，朱正已经答应了。说我出手比较慢，让我拿走第一卷，回温州先翻译。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朱正靠边站了。所以，《先知三部曲》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希望也就没有了。当时第一卷我已经翻译了十有七八了。
这个时候，郑超麟通过王凡西买到了《三部曲》原文全本。第二卷交给周仁生翻译。第三卷交给喻守一翻译。周仁生基本功好，出手快。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对历史背景比较熟悉。
我之前从没有翻译过书。我翻译出来的东西，拿来和郑超麟和王凡西翻译的作品做对比。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有时候也能超过他们，并不是我比他们在历史背景上有更深的理解，而是在文字上较好读。
我翻译时想尽力做到信、达、雅。“信”、“达”，我自认为是能做到的，“雅”那是万万不能做到了。《先知三部曲》的原文非常漂亮，周仁生也有同感。
后来，我碰到苏渊雷。苏渊雷让我只管翻译，翻译好了可以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找该出版社的负责人谈。这样，我们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另外，我们还要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托洛茨基死了，《先知三部曲》的作者也死了。这该和谁去接头呢？王凡西后来找到国际上一个专门负责托洛茨基著作权的代表巴顿。巴顿得知后非常高兴，说著作权没有问题，一切按手续办就是。手续很简单，只用交一千多元的费用，他的委托书就寄来了。这前后大约花了一年时间，等到我们拿到委托书，想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时候，苏渊雷已经去世了。
我们想过要自费出版。郑超麟和北京人民出版社的范用认识。范用却说，这本书值得翻译，可是他已经退休二线了，无能为力。我们又找到上海书林出版社，他们也是满口答应，只要我们能拿出五万元钱。
后来，一个偶然机会，周仁生一个学生找到北京一家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社编辑施用勤一口答应。施用勤来到上海找郑超麟，提出一个条件，第三卷他们（施用勤、张冰、刘虎）已经翻译好了，可不可以用他们的译稿？郑超麟为了能出版，当机立断，一口答应。
当时是喻守一负责翻译第三卷。不过，喻守一没翻译多少就病倒了，之后去世。第三卷，其实是我和周仁生一起翻译完的。周仁生翻译前三章，我翻译后三章。翻译出来的稿子一直放着没有派上用场。后来，《先知三部曲》出版的时候，第三卷是用了施用勤等人的翻译稿。全书由施用勤等人统校。《先知三部曲》能够顺利出版，施用勤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也增加了著作的合法性。
从郑超麟拍板决定到审校、出版，时间不算长。当然，我和周仁生翻译这部书，也不是为了钱，而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的总结
我本来是贫苦出身，我也是苦惯了。
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我是电灯公司职工。那两年，生活有所改善。电灯公司的报酬很好。其他时候，我过得并不宽裕。我教书的时候，工资也是不高的，无非就是分些粮食。
我的一生，大小被捕六次。第一次被捕，从我虚龄十九岁一直坐牢到二十三岁。虽然只判两年半，其实坐了四年牢。
抗战时期的前两次逮捕，我只是被关了几个月。他们没有找到证据，我是硬顶顶过来的。抗战时期的第三次逮捕，我和曾猛一起被捕，关了一年多。这三次加起来，总共坐了五六年的牢。
解放之后，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九年，关了多少年呢？整整二十七年。二十七加六，等于三十三年。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在我看来，我不算白白坐牢。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只是小学毕业，能够学一点中国文化，能够懂一点外文，这都是在监狱里学到的。我没有觉得白坐牢了。我拼命利用时间学习，也读了相当多的书。这在监狱外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能教书，我能办报。
在最后一场最长的牢狱生涯里，我读完了《资本论》三卷，也读完了马恩列宁全集。读书总是和思想分不开。
从生活态度上说，我在坐牢的时候没有愁眉苦脸。很多事情，不坐牢是不能明白的。我从没有抱怨。
一九五二年，我被捕之后，我的妻子就疯了，三个孩子生活困苦。当然，我对不起我的家庭。
这是我的人生总结，我也只能这么说。
原载《瓯风》新刊第四集，2012年4月，黄山书社出版
感谢 先知在1917 整理及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