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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简要经历回忆
张开
2018年6月30日完稿
〔编者按：张开同志于2018年9月4日因病逝世，享年99岁。本自述完稿于2018年6月30日〕
第一章 从家庭到学校
第一节 家庭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第二年1920年农历7月29日，我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第二区溪角乡一个富农的家庭。我的祖父母养育有三子四女，“三代同堂”二十多人全部住在一间大屋内，合成一个大家庭。
乡村的空气清新、宁静，我有时爬上村外的大树看书，底下有溪水流着。全村的人都同一姓，大家互相视同叔伯兄弟姊妹，亲爱善良，融洽相处，既无利益冲突，很少争执，更不见打斗。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祥良母，在没有现代的节育避孕方法帮助下，生下了七子四女；终于因病而不幸在中年便遗下我们离世了。在我的脑海中，至今仍留着她濒危时那个深夜的情景：在微弱的油灯照明下，她握着我的手，嘱咐我长大后务必要“好好做人”。我的父亲是长子，不务正业，更染上当时流行的鸦片恶癖而不能自拔，我母亲对此自然是不满、抱憾的。在我祖母病危时，我站在她床边，她也不约而同地这样希望我“好好做人”。我一直牢记着她们的教导，身体力行。
我的二叔父有二子一女，他在外面 “走政界”，在我印象中，他因过问乡间的鸦片事情，得罪了恶势力因而被杀，连带我的三叔父都遭杀害。由此可见，我家也是帝国主义输入鸦片的无数受害家庭之一。
我的祖父为儿孙取名字，孙儿一代全用桂字开头，第二个字依次是：全欢安乐心甜和意添福。大哥名桂全，二哥名桂欢，我排行第三，名桂安，我以后读书都用这名字。大姊名伯珍，二姊名仲英，大姊在我开始写这回忆时仍然健在，已101岁了！
我祖父以务农获取收入，维持全家的生活，他勤劳俭朴，与一些持有小量农田的乡人联合组成一个“围”，再雇用贫农耕作，或分租部分农田给佃农。他被视为富农阶层。他经常要步行约一小时到 “围”工作。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是在夜晚，他经过连绵的阡陌泥路时，滑落路旁的小河，在漩涡中几经挣扎，幸而爬了上来，不致淹死。这件事也深印在我脑海中。
第二节 入读学校和活动
我虚龄6岁时，邻居一位叔叔教我认字，念 “人之初” 《三字经》，再进而教读深奥难明的《古文观止》中的部分文言文。
1926年，我入读溪角乡立小学二年级，那是1925-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爆发后第二年，中国人民，尤其是城市的工人阶级，纷纷起来游行、示威、罢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剥削工人。当时学校组织了游行，小小年纪的我也参加了，手里拿着纸制的小旗帜，上面写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等字，大家摇旗吶喊，齐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以抗议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日帝横行无忌，多次开枪射杀工人，例如打死正在罢工的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激起国人的极大愤怒。尤其是省港25万工人大罢工，历时1年4个月，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伟大的里程碑，在世界工人大罢工史上也是少见的。我当时参加游行，脑海中仍留下依稀的景象。
由于当时领导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下，实行向国民党采取国共合作的阶级调和（实即投降）的政策，给予蒋介石金钱和军火，帮助他势力日大，最后得以大规模残杀共产党员，使这次革命悲惨地失败，陷于低潮，城市工人阶级失望消沉。
革命失败的恶果之一，是国民党实行军事独裁，各地的军阀割据，自立为王，残杀和压榨农民；共产党领导层在革命失败后，不采取守势，反而在一些地方盲目地进行暴动，把自己的剩余力量高度消耗，被迫进行 “二万五千里长征” （实即是狼狈地向偏远的山区撤退）；虽然沿途加入了贫民和流氓等，但到达延安时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力量。
托洛茨基当时先是反对斯大林的阶级调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领导工农进行阶级斗争，在农村没收土地，分给农民，在城市革命高潮时建立苏维埃，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被叛卖而失败后，则应采取守势，团聚力量，从而反对秋收暴动等盲动政策。但托氏的正确预见和主张得不到采纳和实行。当时这种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利形势，其另一恶果是促进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中国。帝国主义各国在1914-18年第一次大战后，分别瓜分势力范围，向落后国家投资设厂，进行经济侵略，掠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甚至公然占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企图纾解其经济危机，例如1928-29年的大经济危机。
在革命失败后的中国，日帝最明目张胆的是在1931年9月18日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在东三省成立满洲国，立溥仪为傀儡皇帝，从而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了出去。
因此，又一次激发起全中国人民的抗议示威游行，主要的呼声是“打倒日帝”、 “抵制日货”。我就读的小学也响应了，我参加了游行示威，开始听闻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暴行。
此外，学校又组织了一次旅行，到我所住的西乡遥遥相对的中山县东乡翠亨村，参观孙中山纪念中学和他的故居，粗略获悉他被誉为革命家的事迹，而中山县名是因孙中山而把原来的香山县名改成的。
我在小学毕业后，考入位于邻乡的第二区区立中学（大家简称之为“区中”），读了三年初中。在全家众人中，我是唯一能有机会入读中学的（除了四姑姐年青时修读了新法接生课程之外）。
区中校长胡茑存，早年毕业于广州暨南大学，聘请了一些大学同学为教师，其中有黄静波（我们尊称他为T叔）、蔡振光，他俩在全校学生定期听讲会上，时常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存在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猛烈抨击帝国主义者，也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无能（但不提及苏联的事情），显现出思想十分进步。他俩有一次在饭厅吃午饭时，恰巧与我同枱，蔡振光主动地对我说，他能观貌辨色看相，并且说，我的眼睛显示我将来如果走上歪路，将会做 “贼头”；但如果走上正途，将会有贡献于社会。我虽不信这种 “相学”，但一直以此警惕自己。
黄静波也同是中山县第二区人，曾到北京大学读书，与我的同乡刘家良为同学，他们当时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参加了托派组织，并积极影响了其他人，可以说，中山的许多托派份子，都是他们发掘、教育、吸收过来的。刘家良影响了他的亲弟弟刘家才，后者在乡间组织读书会，研讨马恩列托思想，我最初便在他的带领下，与刘祖庆（其胞兄刘祖强也早有此思想）、彭碧舫结成读书小组，定期开会研讨政治、理论问题。我后来思想较为成熟，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托派组织一贯主张马克思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于是加入了这个组织的中山支部，当时是在参加1940年的抗战工作中，年龄仅二十岁。
区中还聘请了一位在广州教书的张杜若到来教国文，他住在教员宿舍，我们有时到房间请教他。他举办了一次全校作文比赛，我的文章被选为第一名，贴在墙报上，我得到很大鼓舞，于是几乎每天写日记，多读鲁迅、王独清、巴金、丁玲等作家的著名现代文学作品；而在小学时期，我已主动地看了很多著名小说，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这些书对我的阅读和写作兴趣的提升，很有帮助。
在区中的同学中，有一位来自广州培正中学的插班生王裔贤，他和我及多位同学共同出版了一份墙报（现时国内则称“墙”报），取名为《火车头》，是当时全校独有的墙报，或多或少提高了同学们的写作、发表兴趣，墙报上登载有时事评论的文章，谈论国事。
在区中初中毕业后，该校没有办高中，我投考了广东省最有名的“广雅书院”，即广东省立第一中学（简称“省一中”），据说，报考该校高中的每一届都逾千人，但只取录几百人，竞争激烈，我幸而入选。该校师资优良，办学传统深厚，校园位于广州市西村，地方宽广幽静，学习环境很好。
但好景不常，第二年便受战争影响。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帝侵略，揭开了8年英勇抗战的序幕。我入读省一中后，学校由于战事的南移，被迫迁到广州附近顺德县碧江村，我也随校迁移。该处有许多大祠堂，用作为课室。
在课余黄昏时份，我时常连同同学，到附近农村宣传，期望能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并且组织起来。但为时不长，成效不大，因为战火迫近而打断。
第二章 中国托派对抗战的主张和行动
第一节 任务和主张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简称中共同盟）于1937年8月15日，日军进攻上海第3日，散发题为《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的传单，提出：“保卫上海，使这次战争达到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驱逐出境；这是我们必须担负起和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全体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和前线士兵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最后，传单提出8项主张，包括：要求国民党立即对日本绝交，立即发动全国普遍的抗战；没收日本在华的一切财产，废除不平等条约；组织群众的抗战团体，要求国民政府发给武装；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箝制民众运动，力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反对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等。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托派中央于9月13日召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案：《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确定这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重新分配殖民地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自然会卷入世界大战中，我们“应该以独立的态度，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首先予直接压迫的帝国主义以打击，并进而解脱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
中共同盟“坚决认为中国抗战只有靠全体民众奋起并与先进国工人阶级的反战斗争，及其他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才能达到胜利的目的。”
第二节 实际的抗日行动
我在2005年11月写了《中国托派对抗战的主张和行动》一文，扼要地叙述了托派中央作出了有关抗战的决议和传单等以后，即把它们传达到各地方支部，落实执行。但在开展抗日工作中，遇到了重重障碍，首先是来自中共，他们污蔑托派为 “日帝走狗、汉奸”；托派在多处所组织的武装抗日队伍四面受敌：日军、汪派伪军、国民党军和中共军队都要攻打和消灭他们，不少托派成员被枪杀；加入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抗日的托派成员，例如上海百货支部曾派新新百货公司工作的托派成员曹铸成到崇明岛参加中共领导的游击队，也终于被查出而赶走，致使从事武装抗日的工作困难重重。关于这方面的斗争，现在把我知道的分述如下：
（一）在广东中山三、五两区，由参加过1925-27年土地革命斗争的托派中央委员陈仲禧同志所组织和领导的游击队，与日军汪派伪军作战了多年，直到抗战结束前不久，陈仲禧同志不幸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支队伍也被打败而溃散了。
中山有些托派成员如刘秀也曾参加了国民党所收编组成的游击纵队活动，但了解到这支队伍的作为在老百姓心目中并无好感，不可能把它改造成为农民的抗日武装，最后退出了。
关于我曾参与的托派在中山的其他抗日工作，我现在记忆犹新，具体叙述如下：
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战事更向南移。1939年初，中山县立中学、县立女子中学、简易师范学校合并，改名中山县联合中学，被迫迁校至中山县东陲的南屏乡 （邻近澳门）。我此时已从省一中转而就读于联合中学，同时参加抗日工作。
1938年9月，中山县托派组织成立了外围抗日团体，名为“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简称中青团），团聚了几间学校的师生和各乡的青年，有300多名成员。团长为郭光，副团长为郑泽铿（别名郑致祥）和刘家才，不久，郭光辞职，改由刘秀任团长，两副团长依旧。
郑泽铿十分高大，大家都尊称他为「LONG哥」，是我的中山同乡，他有时唱出洪亮的抗战歌声，很能感动人。抗战结束后，他回到上海，在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工作，与公司同事梁女士结婚，并成立百货公司的支部，开展工作。他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英语、粤语、中山话和乡下地方话，真是语言专家。
我与二哥桂欢（别名刘泓）、大姊伯珍及其爱人吴渭川，他的哥哥吴眦，我的二姊仲英，都参加了中青团。当时大家都在炽热的抗日气氛中热心参加，以图尽一己之力支持抗日工作，打击日帝和汪伪汉奸。
我在参加时，刘家才替我起一名字叫刘芒（流亡的谐音，意味当时要过着类似于流亡的战时生活），其他一些人也起一单名，以方便呼叫。
中青团专门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号召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版墙报贴于街头，同时演出抗战话剧，例如“放下你的鞭子”、 “八百壮士”、“故都春梦”等；在这之前，陆绩同志已组成了“克克剧社”，上演街头剧，宣传抗日。
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是陆绩，他是我的中山同乡，和我很熟识，在此要对他多写几句。他能言善道，是编剧及导演能手，也是出色的演员，歌喉洪亮动人，身材高瘦，脸圆眼大，热情待人。他在中山沦陷后，转到香港，与他的妻子李展开办一间小印刷厂，编印一本刊物名《指南针》，通俗易懂，后被香港政府拘捕并递解回广州，在1952年12月22日的全面逮捕托派人员中不能幸免，长期受尽折磨苦难，最终患上肝癌，未得到好好的医治，不幸早逝，当时只43岁，遗下妻子李展单独地过活。
中青团除了以街头演出等宣传抗日、组织民众之外，还派出人员协助救伤工作。在1938年10月底，日军轰炸中山石岐镇，由郑致祥同志率领的救伤队不顾生命危险，走上街头救助被炸伤的同胞；致祥本人后来也被日军投下的炸弹碎片射入胸部，送院急救留医，幸而多月后复原，只留下伤痕昭示日军的暴行。
1938年冬，米价飞涨，是由于奸商运米到敌伪地区，牟取暴利，中青团发动粮食斗争，反对奸商抬高米价，激起社会和当局震动，收到效果。
在中青团成立进行工作之后，中共人员则成立了“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在中山各学校及社会上与中青团相对抗。中青团批评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实行阶级合作，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先队则污蔑托派为汉奸、帝国主义走狗。
尽管中青团是一个抗日团体，从事抗日工作，却不能见容于当政的国民党，在它企图迫使中青团服从国民党领导但不成功之后，即命令警备司令部派兵前往中青团逮捕各成员。我们幸而事先得到消息躲避，其后知道中青团不能再公开存在和活动，于是在街头张贴墙报，散发《告中山民众书》传单，说明因被当局打压，被迫宣布“自行解散”。各团员随即分散到各地进行抗战工作。
（二）广西省托派成员的抗日活动主要部份是先后三次参加国民党所组织的学生军，第二、第三次的学生军随军队北上做抗日宣传工作，但第三次参加后，由于中共份子制造“反托”狂潮，向广西当局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拘捕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结果迫使他们要退出学生军。据当时的广西托派重要负责人姜君羊同志以蔚然笔名写的《广西托派史话》记述：1938年11月，南宁及各地的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学或同情者积极参加到学生军中，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量。
1939年冬，日军进攻南宁，南宁沦陷，托派成员和同情者共同组织抗日游击队和战工队，1944年又在坛洛区各处建立“民众抗日自卫联队，配合政府军投入战斗，曾经进行过四次抗击日军的战斗。”
但他们的抗日工作，最后却遭到中共份子的打压破坏。就在那个时候，正是王明、康生一伙无耻地诬蔑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托匪汉奸”的时候。这股 “反托”的风暴也吹到了学生军中。那些盲目跟着指挥棒转的 “反托”人员，在学生军中，上至团政治部，下至中队的负责人、排长、班长，都大有人在。他们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开展反对汉奸托派斗争的指示精神，……决定发动反托斗争。”
他们还“通过在学生军政治部门中任要职的地下党员，以扰乱军心为由，向桂系头面人物，报告托派份子的活动情况。”（见1988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党史资料丛书《党在广西学生军》第10页）。他们采取特务的方法，盯梢、监视、告密，甚至非法拘捕，刑讯逼供……。
这场 “反托”风暴席卷了整个学生军团，从迫走了毛鸿鉴，到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在第三团逮捕李启成，继而不久又逮捕杨士足、江国豪、韦昆章等13人，达到了顶点。
在逮捕杨士足等13人之后，把他们送去宾阳县监狱拘押，也一次又一次分别对他们非法审讯和施用电刑；强迫他们招认背后指挥者。在百般折磨之后，施刑者和审讯者仍然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没有任何罪证，这13位抗日的同学竟平白无辜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受尽了牢狱之苦。
在人们蓄意泡制的“反托”狂潮下，不要说真正的托派份子，有托派思想倾向的同情者，都不可能在学生军工作下去为抗日战争出力，被迫纷纷退出了学生军（详见《十月评论》总第221期）。
即便是那些与托派组织、托派思想毫不相干，但不是随风倒而有独立思考的人，也惶惶然不知道甚么时候自己会遭到排斥打击的劫难。
在国共合谋高压迫害之下，广西的托派同志在服刑期满后，有的曾出版《南宁商报》，但无法维持下去。有的被迫离开家乡，有的转到上海，或者到广州或香港，多数在工厂工作。苏燕梅、陈传诅、徐汝璋等人转到香港，与香港原有同志汇合，过组织生活。
（三）托派在山东江苏的抗日军事斗争，据梁贻写的《回顾》叙述：他在上海参加完1939年9月的中央紧急扩大会议之后，即带着会议通过的对抗战的决议回到山东老家，召开山东省代表会议，然后把该决议分别派到各个地方支部的同志，嗣后在济南、赵庄、泗水、乌江、巨野等县组织游击队，和参加政工大队，他们最后都分别牺牲了。
当梁贻和我都在上海时，我们曾有过来往，但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梁贻来自山东，说一口山东普通话，曾撰写《回顾》一篇长文，详述托派同志在山东等地的抗日事迹，内有他们备受打击和牺牲的事实。
据台湾的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档案所载： “托派于一九三九年在苏鲁边境被杀。被杀者为该党青年百余名，近（疑是‘连’字的错字——引者）该党鱼台县县长李贞干及苏、鲁、豫边区动员委员会陈筹等四十余人。”（关于山东等地的工作，山东老同志赵芳举写的《夕阳忆语》详细的叙述了他和一群托派同志站在抗日前线，参加军队中政工大队等事迹。）
（四）浙江温州托派组织在抗战爆发后，认为应该积极进行抗日，起初是向中共成员提议，双方联合抗日行动，加入他们所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但遭拒绝，“理由”是托派乃日帝走狗、汉奸；该团江北五区宝台支部，是托派朱铃等数人领导的，却遭战青团总团下令解散整顿，但不久，该总团也很快被国民党勒令取缔了。1939年春，温州托派决定成立温州救亡大同盟，分成几个支部，以抗日宣传工作为主，但在同年7月间，托派领导的针织工会领导罢工，有多人被捕，使抗日工作受影响；1941年9月温州沦陷，托派组织被彻底破坏。（详见温州曾猛、王国龙等同志写的文章，均分别刊在《十月评论》上）。
（五）在香港，托派成员素来朝向工人中工作，他们吸收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强无产阶级成份和意识的经验，动员很多成员到工厂中工作，特别是在太古船坞。1938年，日本商船“浅间丸”到香港太古船坞企图修船，与船坞的英国资本家签订了40万港元的修理合约，托派在该船坞工作的同志起而反对，张贴传单号召全体工友拒绝替它修理，船坞工人响应，实行拒修，迫使该商船离港，这一反日斗争得到了胜利。
第三节 国民党帮凶镇压托派
在后来的战时首都四川省重庆市，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厉统治，托派组织的活动十分困难，多次遭到打击破坏，许多成员被捕和监禁。1940年前后，他们共有30多人，大都在电力厂等重要企业中工作，在1945年曾胜利地进行了一次反国民党特务的斗争：由于大特务田凯枪杀了电力厂工人胡世和，他当时前往田凯的渝电餐厅执行剪线任务，激发了整个电力公司以至全市工人、市民的公愤，发电厂的托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向特务发动了斗争，重庆广大工人为此酝酿罢工，要求枪毙田凯。蒋介石迫于民愤和罢工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下令处决自己手下大特务。这项结果带来的轰动西南中国的效应，对蒋家王朝的崩溃也起了某种催化作用，为工人阶级反抗国民党统治写下了珍贵的历史一页。
嗣后，国民党当局又一次拘捕了重庆托派10余人，其中7人在抗战结束后获释，3人被处决，领导人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连同他们在狱中生的两个幼儿，从1942年春被捕时起被监禁8年后也一起被处决。他们在监禁中历经残酷刑讯，威迫利诱，但绝无表示过屈服。在处决前，他俩昂首挺胸，抱紧孩子，从容就义。小说《红岩》有这段描述。这些坚强表现，在1983年8月31日的《重庆日报》等以《火中的鳯凰》和《一对宁死不屈的患难夫妇》等为题有详细的报导（虽然后者揑造他俩变节，加上了临刑时 “高呼共产党万岁”这类虚构情节，他俩终被评为 “烈士”。（详见赵芳举的《夕阳忆语》一书的叙述 ）。
当我在香港时，曾与王、黎夫妇有过短暂见面，王来自山东，身材较高，操一口山东普通话，说话流畅，思路敏锐；黎洁霜来自广西，在港住深水埗时，我曾与她面谈过几次。我对他们之坚持托洛茨基主义宁死不屈表现深为钦佩，他俩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
第四节 评价和总结
前面的叙述我后来也写在《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主张和行动》一文内。由此可见中国托派同志的艰苦奋斗和牺牲事迹，而且对武装抗日等是有决议和实际行动的。虽然由于长期受尽不同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打杀，以致力量微薄，成效不大，但努力从事各种斗争的历史事实，却是应予肯定，不容抹煞的。
可是，向青同志在1975年1976年间，曾以苏达或马基名字在组织内部讨论中发表了《中国托派与抗日战争》一文指责道： “至于实际参加战争活动，设法在行动中跟中国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切抗日积极份子密切联系起来，按照每一步斗争的需要来提出鼓动口号，藉此对抗战发生实际影响，取得群众信仰——在这方面，中国托派组织一丝一毫也没有做到，而且根本没有认真努力去做。”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八年中，并没有由组织派遣和指导任何同志去参加抗日军事斗争——一个都没有（只有极少的个别同志在没有得到组织同意……下参加了军事斗争）。（引自1994年1月新苗社出版的《中国托派运动资料选辑》（第一辑第4页）。）
其实，以上所引的向青批评是相当武断甚至近乎霸道的。试问他当时有否和各地托派一起参加抗战活动，亲自知道，或引自当时任何同志的批评呢？是否要完全照足上引他所列出的活动方法和步骤去做，才算是“实际参加战争活动”！他这样的批评，等于完全抹煞托派组织（包括地方组织）及其成员在8年抗战等过程中所作过的一切努力以至牺牲，推翻所有实际参加的同志的有关著作 （包括梁贻的 《回顾》、赵芳举的《我们在抗日前线》、姜君羊的《广西托派史话》，以及刘平梅编的《中国托派党史》所记述的第七章七个托派地方组织的抗日活动等等，彷佛他们所写的参加抗日活动都是虚构的！难道托派各地方组织不是托派组织吗？对于苏达即向青对托派组织的批评，彭述之曾写出两篇长文，全面阐释和逐点有理有据地予以反批评：1960年6月15日写的《对苏达批评的批评》，和1977年11月14日写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理论、政纲、传统及其干部的历炼——又一次对<对苏达批评的批评>》。（见十月书屋出版的 《彭述之选集》第四卷第168至182页，和340至384页。）但向青对彭述之这些批评长期以来都不见有任何响应。是不屑回答还是理屈词穷呢？看过有关各文的读者自有公论吧！至于中国托派领导层对当时局势的一些评论主张和估计等曾有错误，彭述之在上述文章中也作了详实的检讨和承认。
我从上引我所写的该文曾总结指出：
第一．托派在抗日战争中，遭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和打击，尤其是中共的污蔑和打压封杀，使他们的活动（甚至存在）无比地艰难。加上抗战前所受国民党镇压和抗战结束至新中国成立后所受到的中共可怕打击，写下她长达大半个世纪被各个时期统治者残酷压迫的历史，其所受打击之大和历时之长，在古今中外的革命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第二．尽管遭遇到那样多而且巨大的艰难险阻，他们依然为了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念而坚持斗争，在主张和行动上反对当时最直接的压迫者日帝，同时在思想、路线上批评及反对他们的政敌——国民党和中共；这种批评和反对，是任何不同政见的政党都应享有的权利，以便争取群众支持，最后实现自己的政纲，不应因此便给他们扣上各种政治帽子。
第三．他们人数实在太少，与其统治者和政敌的巨大力量相比，的确微乎其微；以这样微弱的力量，在各方打杀之下实在难以蓬勃地发展起来，难以在工作上取得极大成就，反而在军事斗争中最后被敌人打杀，以至消灭。如果对他们也用 “成败论英雄”、 “成者王败者寇”的势利眼光，去否定他们曾经为理想而作过的努力以至牺牲，或者，指责他们“一丝一毫也没有做过”，那是极不公平、公正的。即使对托派的理论政纲有不同意见甚至反对，但对历史事实却不应抹煞。
第四．从最早的陈独秀向中共提出联合抗日开始，到抗战时托派一些地方组织要求与中共领导的团体联合行动反对日帝，中共中央和地方的人员都秉承王明所说的： “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从而坚决加以拒绝。而且，托派成员更到处遭到中共人员的诬蔑、打击、游击队员被消灭。中国托派面对着这样极端敌对而又特别强大 （抗战时拥有几十万军队，还有来自苏联的庞大人力、物力、财力帮助）的中共，有如被巨石压下的小动物，这种极为不利的处境，是一般国家各政党之间的对立斗争所少见，也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托派当时把她全部力量都动员去参加游击战争，可能发展很大的力量，但即使如此也极难改变她与国共之间非常悬殊的力量对比关系，而取得可与中共及国民党势均力敌的成就；但如果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有 “全军覆没”、或者被敌人分头逐一消灭的可能，有如前面所述的许多托派武装成员被消灭那样。
第五．在各大城市的托派成员，继续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论主张和斗争道路，绝大多数都在工厂产业部门中工作，一方面与工人群众一起，团结和影响他们，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益而共同斗争，在条件具备时进行罢工，同时帮助优秀的工人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另一方面，使非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工人环境里学习、锻炼，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起码能保持着工人政党的革命核心，为将来的兴起作准备，这种努力是应予正面肯定的。
第三章 组织的两次分裂
第一节 华南组织的错误和分裂
1939年冬，中山沦陷，联合中学被迫从南屏乡迁往毗邻的澳门，校内的托派学生也跟随着到澳门读书和活动。
我到澳门就读后，组织负责人寒君与我作了一次长谈，其中他特别提出：由于在香港负责出版的同志不能继续工作，领导同志选择我接手负责，询问我的意见。我表示这是义不容辞的，于是答应了。跟着我辍学而转到香港。
抵港后，我入住工作地方，那是在旺角弥敦道一楼宇内，租了一间梗房，里面摆了许多盘铅字，像小的排字房一样，只是铅字数目不多，一般都是我们的刊物常用的；如缺少了便到荷里活道铸字店补购。原来负责的林华焕同志简单地告诉我：排好一版字后，用一条沾好油墨的胶轇在铅字上扫过，再把白纸压在铅字上，便可印出。这种原始的人手印刷，往往印不全所有字体，需要大力地多试。就这样一个人从朝到晚单独地工作，不与别人来往，只有方少侬（方秋心）女同志来联络，带来稿件和我的生活费用等，离开时再带去“制成品”，其中重要部份是对外散发的抗日传单和宣传刊物，其余部份是内部讨论文件。方同志后来移民美国，不幸早逝。
1938年，广西一位托派青年黄杰到香港，找不到工作，难以生活，去找以前在南宁中学执教的老师胡兰成（又名胡兰澄）求助。胡在汉奸报《南华日报》任编辑，在资助一些钱后，胡向黄杰提出，愿以私人名义出资帮助托派出版书刊。据黄杰说，胡是托派的同情者。寒君等华南区临委讨论后，同意胡的建议，接受过胡二、三百元出版《二十世纪》杂志，胡要求一张收据给他作纪念。
上海中央常委会事后得到华南区临委的有关报告，表示绝对反对，指令华南区临委立即停止收受胡兰成的捐款，把已收过的捐款全部还给他并讨回收据，且断绝与胡兰成的关系，该刊物也停刊了。华南区临委其后服从中央常委会的决定，并加以执行。
中山沦陷后，曾经是托派份子的蔡俊光，由于留学日本，通晓日本语文，日帝军官迫使他担任日军翻译，因而时常随日军官员乘车出入。
托派上海中央在得知上述胡兰成和蔡俊光两事后，认为华南区组织对党员的社会关系及其行为的管束没有重视，蔡俊光的行为表现组织没有接受胡兰成事件的教训，因而在1940年3月的《斗争报》上，刊登了解散华南区组织的通告，原因是华南组织不纯。
由华南区临委书记寒君及其领导下的南方一些同志反对中央的解散措施，寒君认为，“即使是敌人的钱拿来干革命事业有何不可呢？”他的意见是可以的，因而接受了胡兰成的捐款去出版刊物。但中央则认为是绝对不可的。早在1930年代，中国托派已一直被中共无中生有地诬蔑为收受日帝敌伪的金钱资助，替他们效劳，因而长期扣上“托派汉奸”的莫须有帽子（尽管中共并没有举出确凿事实作为根据）。如果收受了胡兰成的捐款，那不是自己人提供弹药给中共利用来证明其污蔑确有事实根据吗？为了维护托派一贯的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清白，上海的中央领导层在得知华南区临委的错误后，立即采取上述的断然措施，实在是正确而必要的。刘平梅是赞同寒君们的意见的，因而在他所撰写的《中国托派党史》中加了许多不尽客观公正的叙述，比如争论“最少有相当大的数量的不纯份子，才能说华南组织不纯”，来为当时的错误辩护，表现出他和寒君们完全不理会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清白问题的必要性。寒君们既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又以拒绝重新登记而造成华南组织分裂，实在是一错再错。
在此顺便指出：上引《党史》一书，在撰写前曾与少数派郑超麟等人长谈并作记录，对彭述之、刘家良等多数派作了许多不够客观公正的叙述，我在此不想详细指出，将来有时间再作讨论。
我当时是支持中央常委会的上述意见和措施的。我除了白天工作外，傍晚到香港坚道一间开办于左派中学内的新闻学院上课，讲师有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乔木等，讲授新闻采访及撰写、报刊编辑以至标题选取等。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与邹韬奋等创办了《华南报》。
第二节 对抗战态度的争论和分裂
早在抗战爆发之前的6年间，上海组织不断遭到国民党破坏，从中共退出的领导人及干部，在1931-34年间，被捕而监禁者在30人以上，到1936年止，领导机关共遭到5次的破坏和成员被捕，但除了几个人投降悔过外，其余的都坚持不屈，多数先后获释，而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则到抗战爆发后才获释放。这许多打击，使组织涣散，不少成员消极退出。上海只有3个支部存在。
1937年7月7日，日帝发动侵华战争，中共同盟在9月15日发出传单：《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动员武装起来，并组织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到前方参加抗战等。托派成员在各地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但他们在山东等地组织的武装游击队却被国共两方军队所围攻、消灭。全国各地具体详情已在前面一一叙述。
1939年9月13日，在我赴沪之前一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世界大战与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其中对于抗日游击队的态度是：“尽量参加”、“以勇敢的抗日行动争取群众的信仰，并灵活地宣传土地政纲，在可能时首先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分给贫民。”
1940年，由于上海也缺乏技术工作同志，需要我去，于是随同来港解决华南组织问题的欧伯（大家对彭述之的尊称），乘搭太古轮船由港抵沪，我租了一间 “亭子间”居住，在入房门口的顶上，以及房内的木板上，我揭开了，把许多内部的档案等放进去，需要时才拿出来用。安排好后，我便开始排字、印刷等出版工作。
抗战爆发后，托派中央对抗战态度分成多数派与少数派：多数派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国民党屈从投降的同时，又和托洛茨基及第四国际领导人的意见一样，认为中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抗战具有进步意义，应予以支持，以打败日帝；少数派则认为：抗日战争没有进步性，对之应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其中的郑超麟（意因）从一开始即认定无进步意义，王凡西（连根）、陈其昌（室川）、楼国华（谷禾）等人则认为：抗战初期虽有进步意义，但后来，抗日战争与太平洋日美战争纠缠在一起，已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一部份，失去其进步性，因而他们不再支持中国的抗战，改而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与郑超麟几年前已采取的态度一样。可是，如果是帝国主义战争性质，则按照第一次大战时第二国际左派的主张，是“主要敌人在自己国内”，应先打倒主要敌人（即本国统治者）了！这对于侵略和蹂躏着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不是非常有利吗？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进攻珍珠港和香港等地，驻守香港九龙的英军敌不过日军，香港为日寇所占领，陷于非常黑暗时期，工厂纷纷停产，大量工人失业，市面粮食缺乏，人民生活异常艰难困苦，许多人被迫到内地偷运粮食回港维生或售卖。有一天，刘平梅及其妹为躲避日军滥杀平民，逃到山上，但他又被日军砍伤，几乎断了命。寒君等人居于港岛筲箕湾工人贫民区，他后来又患上肺病，在贫病交迫中悲惨地逝世。
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成员，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而在后来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后，就连续遭到国民党政府打击，所有领导人先后被拘捕，判处多年监禁。
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彭述之和陈独秀，对于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众政权，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对国内局势的估计及策略等问题，双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可见于《彭述之选集》所引述的陈独秀意见及彭述之的批评，以及坊间近年来大量出版的陈独秀文集 （尤其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而由唐宝林编著的《陈独秀全传》）陈所发表的意见中。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彭述之、陈独秀和尹寛、郑超麟、王文元（又名王凡西）、刘家良等人都获得释放，其他的人都重回上海恢复组织工作；陈独秀却独自到武汉，公开表示： “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 “人民如果真能做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我相信政府更能够抗战到底，不会中途妥协而言和。”
而对于共产党，则拥护 “其倡导的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中心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上引文俱引自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698、700、702页） 。彭述之如实地批评陈这些表现为 “右倾机会主义”。
在上海的领导人，对于抗战的态度、意见立场正反的双方都纷纷写出其书面见解，提出其理据，阐释自己的论点，批驳对方，十分热烈。例如，刘家良以耀如名字写出三篇长文，详细阐释太平洋战争并不能改变中国抗战的进步性质：第一篇《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评连根的<讨论大纲>》，第二篇名《小创不治，将成坏疽》，第三篇是《答复几点诡辩》，共约3.6万字，直到不再争辩。多数派的意见，逐点有理有据地驳覆对方——王凡西们。我当时完全赞同多数派的意见，并写了一文刊在“内部生活”上。所有的争论文章、档案都收集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内部讨论文集内，共分成4卷，其中第2卷又分上下卷，做到有文皆登，内容丰富，浩浩瀚瀚，充分表现出内部争论的完全自由、民主。这4卷集以腊纸油印印出，我不善于刻写腊纸，只刻了一部份，主要是做印刷等工作。印好后，发到各地（包括广东、香港、广西、重庆、温州、山东等地），也有小部份同志同意少数派意见，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总结出两种对立意见及支持的地方代表，而以支持抗战的人占绝大多数。后来，少数派要求中央领导同意他们在党对外宣传的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他们对抗战的不同主张。中央领导的多数意见仍然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一贯原则：经过内部充分民主讨论，集中多数意见对外执行，少数可保留意见在内部继续讨论，但须服从多数；因此，不同意他们对外发表少数意见的要求。但郑、王、楼等不肯服从多数，实行以“国际主义者”名义，出版“国际主义”刊物，公开对外散发。中央多数派认为这样已形成组织的分裂，少数派已自行分裂出去，不再属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了。最后便由于少数派的继续“对外发言”，而脱离开去，从而造成了重大的分裂。少数派先是在政治上犯下原则性重大错误，再犯下分裂组织的错误。
第三节 组织分裂的责任
王凡西后来在他的自传的 “组织分裂”一章里辩解： “组织分裂乃由于一个关乎一个组织原则的步骤。在1941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个所谓中国托派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因病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机关，其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我们对那次的会议的准备和进行都不满意。但接受了它的结果，自安于少数的地位。不过，我们要求一个权利，即在机关报《斗争》上辟一讨论栏，双方继续问题的阐明。新中委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自行出版内部生活，后来我们命名这个独立辑印的内部生活为《国际主义者》，以此同时对党内党外的革命者发言。我们这样作的时候，同时声明中央如答允我们在《斗争》报上开辟讨论栏的要求，随时可以停刊《国际主义者》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新常委会，不允考虑我们的要求，并指出少数派的行动破坏组织原则。如果继续发行，则宣布所有的反对派同志已自动脱离了 “中国托派”。（自传285页）
就这样，于1931年5月1日统一起来的中国托派，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再陷分裂，从此便以两个组织存在着，迄今不曾合并（自传285页）。（以上引文引自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2月出版的陈碧兰著：《早期中共与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忆》470页）。
陈碧兰批评：
王凡西歪曲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事实，其目的是企图把分裂的责任嫁给多数派，特别归咎于彭述之。现在我应当而且有责任把事实的真相弄清楚：首先，王凡西说：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新的领导机关，其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 ”。这便意味着多数派是有计划的排除少数派于新的领导机关之外，这完全是背着良心故意说谎！事实是，第二次大会开会时，少数派曾派陈其昌和楼国华出席。当选举新中央委员时，多数派的代表曾建议选郑超麟和王凡西为中委，陈其昌和楼国华坚决地拒绝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企图阻碍它的产生，因而多数派只好从自己的代表中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执行大会的决议……。
王凡西说：少数派 “对第二次大会的准备和进行都不满意。”为甚么不满意呢？他没有说出其原因之所在，好像暗示着， “大会的准备和进行”，不合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两派政治方面的分歧意见，仅关于抗战变质论已讨论了半年之久，两方面争论的文件，集成了好几大册的 《内部生活》。正如王凡西自己所说的：“这可以说在政治上已经充分民主的讨论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组织方面，出席大会的代表，完全是按照各地方党员人数的比例选出的；而且少数派所派的代表，却远远超过他们人数的比例。他们一共只有四个人，却派出两名代表。像这种苦心孤诣 （由于我们环境的恶劣，托派运动稀有的艰难），这样对他们让步，超出他们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宽大民主程序所准备和进行的大会，他们还不满意……。
现在我应当进一步地来检讨组织分裂的责任究竟谁属的问题。直接促成组织分裂的确如王凡西所说： “乃是由于一个有关组织原则的步骤。”事实是：在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之后，多数派曾经答允以后在《内部生活》上继续讨论政治的分歧意见，但少数派却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一个权利，就是在《斗争》机关报上，辟一讨论栏，双方进行政治意见的继续讨论。当新中央拒绝了这一要求之后，少数派便自行出版《内部生活》，随后改名为《国际主义者》， “……同时向党内外的革命者发言”。像这样的要求和行动，是否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呢？关于这个问题，最合理而又最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要引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三九年末和一九四零年所发生的分裂故事来对照一下，便足够证明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的责任究竟是由谁来负责的问题，那便明若观火了！
当一九三九年秋，社工党内部因德苏协议所引起的关于苏联性质的争论到达高峰时，班纳姆 （James Burnham）和夏克曼（Max Schackman）所领导的少数派，曾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辟一讨论栏：以便双方阐明自己的意见。但以加农 （James P. Canon）为首的多数派，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更有意义的是：托洛茨基不但完全支持加农派的立场，而且对班纳姆和夏克曼派的要求作了如下的深刻批评：“《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不是在特别讨论委员会控制下的讨论工具，而是党及全国委员会的工具。在讨论的内部公报里，反对派可以要求与多数派同等权利。但党的正式机关报却有保卫党和第四国际的观点的职责，直到这些观点改变……。”（《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65页）（引自陈碧兰所著同上书470-473页）。
第四章 托派同志深受的苦难
第一节 在日帝铁蹄践踏下我们的被捕
1941年12月8日，日帝偷袭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开进上海英租界，而我们当时全都住在英租界。我当天清晨外出晨运时，在沪西马路旁看到日军开进来，知道英租界已在日帝直接统治之下，连带我们也如此了。在日帝统治期间，上海的中央与各地组织的连系和日常工作便变得非常困难。当时的地区组委会负责人为籍云龙、郑致祥和蒋振东3人。
当时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是大家（尤其是欧伯）家里存有许多档案和书籍，要找个地方安放。于是由李永爵和我在街市租了一个小档位，作为买卖旧书，并零售文具用品杂物，四周钉上木板，离开时上锁。就这样把书存在该处，白天由我俩交替看守，算是勉强解决了大家的问题。
1942年夏天，上海一间丝绸厂工人因待遇问题罢工，我们有两位女同志印蓉秋和罗子玲（罗真）在该厂工作，成为工人代表的罢工领导人，被扣押起来；另一位女同志杨玉琼事前虽遭到组委会的反对，但仍擅自送饭到拘留室；警方见她是一位知识分子，不是同厂工友，怀疑她是共产党人，把她扣留，逼供盘问，在殴打及威吓之下，她经不起考验，供出了刘家良和彭述之及其住址，幸而他们在杨被捕后都及时离开上海，彭述之陈碧兰夫妇及其女儿，到昆山的同情友人严雁宾祖家暂住；刘家良当时患了肾结核病，正住在医院医治，刚做了割除腰子的手术，还未复原，也被迫要出院转到温州躲避；但是替他租住所担保的高擎宇则被牵连而被捕。在拘捕他时，欧伯也在他处，听到楼下的说话和嘈吵声（高擎宇故意吵闹以便彭知道），立即跑上天台，跳到邻居天台躲避，才免于被捕，但这样的跳越是很危险的，有可能因跳不过去而从高空跌下去，幸而成功无事。由于我和家良一家人同住一层楼，他们住前楼，我住在后面的“亭子间”，房东说是我介绍他们来租住的，且和他们是同姓兼同乡，关系密切，家良一家去向，自然要找我查问。同时，警方在家良住处找到一张精武体育馆会员咭，查到该会，知是该馆工作的李永爵介绍取得的，警方于是要拘捕我和永爵，以追查家良下落，因为他们据报，家良是仅次于彭述之的第二号领导人。
我同永爵本已约好在大世界游乐场门口会合一起去温州避难的，但警方从永爵朋友获知我们的约会地点和时间，于是前往把我们拘捕，交由警员总局的特高科审理，追问组织情况和家良等人下落。我因为上述的与家良的密切关系，所以对我的逼供追问特别严酷；日本宪兵在旁监督提示，华人密探为虎作伥，从被带至侦讯处的黄昏时起，直至凌晨4、5小时，他们轮班工作及休息，我则一直不停地被折磨：从拳打脚踢，到用通了电的电棒直击我身上的敏感处。我仍不供出，便被绑紧在长櫈上，头低垂下向天，密探则坐在我身上，用水喉水直射入我鼻子内，令我透不过气来，张开口呼吸又被水冲进口中，充满了体内。这种灌水逼供令人难以抵受的痛苦，真非身受其害者所能体会的。但我拼命忍受，坚拒供出任何内情和其他人的行踪，使日伪们毫无所得。到次日上午再提讯时，我依然坚拒，换来他们又一轮毒打，我随即到厕所饮下我的尿来解伤痛。永爵所受的逼供折磨也和我差不多。事后听到他们称我俩为“好汉”。
次日上午再提讯时，永爵、杨玉琼和我坐在一起，我们被禁止说话，我只好用手指在椅子上向永爵写出：越不怕死，越不会死，顶硬上，捱过去！
我再看杨玉琼，她披头散发，目光呆滞，已经像是神经错乱的人。她可能也自知供出了家良和高擎宇等人的地址，完全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和大家信奉的事业之所为，是绝对要不得的错误。但她在敌人殴打逼供的威吓胁迫之下，已经神经失常，丧失了理性，供出了组织的情况和她所知的同志住址；如果她冷静下来，能回想自己的供认是出卖同志时，也许会羞惭自责，更加刺激她的神经错乱，加剧她的疯癫发作。
囚室分开男女，男的一间可收容十人，众人挤睡在水泥地上，近铁门口旁有水喉和厕所，还有小小空地，可供来回踱步。吃的是每顿一个小铁碗盛着的半硬稀饭，内有粟米或土豆，但绝少有肉。有的人不够饱，便吃别人剩下的“残渣”（如仍有余的话）。高擎宇老师（又名高翚），以前在中山县立中学任教时，曾教育及吸收了许多学生加入组织，平时抽惯了烟，囚禁中无法取得香烟，对他是非常难受的事，他于是用踱步来消磨，克服困难。
囚室外的走廊天花板上装有电灯，微弱的灯光照着室内，看守常来巡视，点点人数，便又退回外面。
我们共三男三女（除杨玉琼早些释放之外），被拘留了三个多月，却找不到任何犯罪证据；经过蓉秋托她的堂叔与警局中朋友疏通，终于无条件释放。
杨玉琼获释，继续神经错乱，在沪西的街边垃圾堆中找食物，罗丽萍家人给她食物和衣服，但衣服也不穿。李琼同样见她裸睡在沪东的街边，后来听说她饿死了。
杨玉琼长得高大健硕，在中山读中学时是一个出色的排球、篮球好手，曾被选为女子排球队广东省代表，参加全国运动会。后来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转到上海。她为人主观很强，不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不应独断独行去探监送饭，以致害己害人，最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日帝敌伪铁蹄下的受害者之一。
上述关于杨玉琼的发疯情况，当时似乎所有知道她的朋友都是公认如此的。但在经过大半世纪之后的近年，却有当年知事者独持异议，说杨当时并没有癫疯，而几位现在仍健在的当时经历者（包括郑铿和我），则仍维持旧日这个记忆。李永爵写的回忆是如此写着：“杨玉琼一下子神经错乱……已全疯了，…由罗真把她送去疯人院。……听说不久杨即逃出来，饿死在马路边云。”（见李永爵写的《坎坷》一书40和43页。）
第二节 大陆托派同志长期惨受折磨迫害
在此次事件中同遭拘禁审问的李永爵和罗丽萍，第一次在拘禁患难中相识，获释后在1947年结婚，但在结婚一周年时，却无辜地一齐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当作共产党疑犯监禁起来。嗣后获释了，在1952年12月22日晚又被中共当局逮捕。两夫妇进进出出牢狱3次之多，备受3个不同统治者折磨。罗丽萍其后虽得以返家，却患了舌癌，于1988年病逝。李永爵则继续被中共政权监禁、劳改、管制达35年之久，他到晚年还受癌病折磨，在2008年1月2日去世。他俩夫妇为了追求革命理念，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而历尽苦难。永爵把一生的遭遇，包括对其他许多战友的亲切回忆，写成一书，取名为《坎坷》，在他离世前不久出版，确能真实地反映现实，也是对这个极不合理的社会，特别是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和抗议。我与李永爵同志相处的时间颇长，大家感情很深，每当想起他，我便难过不已。在他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十月评论社同仁随即交由我起草了《悼念老战士李永爵同志（1921-2008）》一文，刊载于《十月评论》总第224期上，以表永远沉痛悼念。
李永爵的遭遇，实际上也是其他许多人的遭遇，1952年的冬至日，全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遭到全面大逮捕（甚至连他们的家属和同情者都受株连），他们许多人过着差不多与永爵相类似的艰苦困难日子，失去自由达几十年之久！
据上海学者吴基民指出：1952年冬至日，“全国公安，一齐行动，将留在大陆的全部托派以及他们的同情者1000余人全部逮捕，无一漏网，主要骨干被判了“重刑”。（引自吴基民著《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一书163页，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年4月初版。）
1957年，毛泽东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呼吁人民起来批评中共，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人民踊跃响应发表意见之后，毛泽东便言而无信，声称已经“引蛇出洞”，要全面进行“反右派斗争”，把其中的“右派”份子揪斗。事后据称有百多万人被扣上右派帽子，受尽劳改、监禁、改造等屈辱、折磨，其中许多人更达30年之久，与托派份子所受的颇相类似。这是中共官僚层专制独裁的无数罪行之一。
我在上海的拘留所时，有一天来了两位商人：一是苏州钱庄姓蒋的老板，另一是苏州一间银行的经理。他们答应替我找一份工作。我获自由后，为了暂避风头和暂时解决生活，便到苏州找他们，在蒋先生的永盛钱庄工作。
工余之暇，我常到苏州有名的沧浪亭所设的公众图书馆阅览报刊，和借出书籍，其中有日文书，我译出了一些。
我在苏州生活了一年多，其间曾在假日独自到附近的虎丘山、寒山寺等名胜古迹游览。有一次，3名新四军突然持枪从山峰冲下，向我盘问和搜身，然后放行，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到解放军。
1944年末，临近抗日战争结束，我离开苏州回到上海。
第五章 抗战结束后我们的工作
第一节 内战扩大和我党的态度
1945年8月，美军向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迫使日帝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事结束，中国抗战也宣告“胜利”。
但战事并没有完结，国民党向中共解放区的进攻反而更加扩大。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委会于1946年1月16日，发表了《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分析了战后中国的局势是：在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下，更显出稀有的贪婪暴虐和腐败无能，对民众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施行刮骨吸髓。如果没有狂风暴雨般的工农革命起来推倒，是绝不会自行退位的。
共产党 “已堕落成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由于它在思想上既已完全背叛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又放弃了土地革命政纲，声言 “愿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共产党高唱 ‘民主’，是恶毒的讽刺，从斯大林到中国共产党，是官僚专制，根本缺乏民主的。
“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间不断进行的种种斗争和混战，固然根本上是由于国民党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和群众组织，是极端反动的。但这同时亦是共产党多年来一贯的军事投机政策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众革命力量起来干涉，国共两党间的冲突是不会得到正当解决的。” “政治协商会议绝对不能彻底调解国共本身的根本矛盾”。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只能循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或者共产党彻底投降，“否则，两党的决战总是无法避免的”。
文件接着提出13点具体主张，号召民众积极起来为实现这些民族民主权利而奋斗。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共解放区进攻后，我党中央常委会于1947年2月13日通过和发表了《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其中指出：中国抗战后的主要形势，是美帝国主义做了中国的主人。因此，托派总的策略口号改变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凡是一切有利于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我们要站到最前面，去和各党派共同行动。” “在内战中把同情放在斯大林党所领导的农民队伍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因此， “解放区中的托派将毫不犹豫地站在农民方面抵抗国民党的反动进攻。”“在蒋介石的后方，托派则提出无条件停战的口号，并支持群众每一种反战与和平的运动，发展和加深中国群众的阶级斗争。”我当时认为这种态度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节 出版公开期刊
我们在各地的许多同志和友好在抗战结束后到上海聚集，重新开展工作，其中一项是出版公开的期刊，一份是综合性的大型月刊《求真杂志》，先得到一些同情友好的经济支持，由彭述之主编，邀请不少当时著名的译作家、学者撰稿（例如李季、蔡尚思、唐虞世、胡山源等），并得到不少学者（嵇文甫、王亚南、唐虞世、郭大力、张大军、李毓基、朱维镛、冰夷、西岑等）投稿讨论。彭述之所用笔名为陈人白、欧伯、鹤皐；刘家良笔名为刘少严、海明；陈碧兰笔名为碧云。我除了参与校对等工作外，也以康君笔名撰写时评和翻译一些文章刊出。其他朋友如籍云龙则以竹云龙、谢少翁笔名发表其小说，王凡西在第9期也发表了一篇《论宪法的本质》译文。《求真杂志》从1946年5月1日创刊，到1947年1月1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后停刊，合共出版了9期，每期80页。
《青年与妇女》在1946年3月20日创刊，每月1期，每期36页。1年半以后，改名为《新声》，至1948年12月1日，由于中共军队迫近京沪，《新声》出版了第3卷第7期后停刊，一直都由陈碧兰主编，她用韵霓、群音、碧云等笔名刊出文章；彭述之用的笔名是旭东、镜微，他在《求真杂志》停刊后较多地为《青年与妇女》撰文；刘家良用的笔名是纪芬、翟光；籍云龙用的是竹云龙、华贝笔名；我除了负责校对、对外通讯联络等之外，还几乎每期分别以刘乃光、唯康、流光等笔名撰文刊出。温州的周仁生（笔名沈念）常寄来通讯和译文，香港的阮仲琦（笔名招志坚、张志坚）等也寄来地方通讯，学者胡山源、林汉达等也有来论，都一一刊出。
上述各月刊营销到全国大城市，许多相识而失散多年的朋友、同志，从其中的意见、主张等，得知我们已恢复活动，非常高兴，纷纷来信连系，有些朋友则经此途径而到上海找到我们。
在出版公开期刊的同时，彭述之又主持政治、理论学习班，借用上海育才中学的课室，讲述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哲学、经济和社会的各种问题，并举行座谈会讨论青年所关心的问题。他讲时不假思索，滔滔不绝，讲话内容丰富、有条有理，很能吸引人，每次都有三十至五十人参加。我当时也每次必到，获益良多。这些讲话和讨论会记录，部份发表在《青年与妇女》或《新声》上。
彭述之又曾以大学教授身份在上海一些大学讲课，影响了一些进步大学生，他/她们有些人也曾参加学习班、座谈会，讨论问题，替《青年与妇女》等刊物撰稿，例如诗人陈景光（笔名陈曦、蓝天）、谢山（笔名嵇山）等人，他们后来又加入成为党员。
在此之前的1938-41年，中国托派公开出版刊物，如《动向》、《西流》和《破晓》等小册子，出版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初版用《苏联现状与前途》为书名）、《俄国革命史》三卷集，以及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十多本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领导人写的小册子，在社会上产生不少影响。
距今20多年前，我与访港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一位华裔馆长晤谈时，他说在哈佛图书馆仍存有《求真杂志》；与此同时，我电询香港一间最大的公共图书馆的职员，据答该馆也存有《求真杂志》；但在香港回归后已在一次清查图书馆书刊中被剔除了。
前少数派的王凡西、郑超麟等，从1946年6月1日起也出版了《新旗》半月刊，但在1948年7月1日出版了第19期后也停刊了。
第三节 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8年8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召开了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先由彭述之起草《党纲》，刘家良起草《党章》和《组织原则和方法》等草案，分发到各地方支部，全国共有10个地方支部（上海、香港、广州、广西、温州、杭州、中山、山东、四川、南京），进行了会前讨论各份草案文件，选出代表13人参加，加上前中委犀照（即彭述之）、耀如（即刘家良）及陈碧兰、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康溪（即徐可康）、特邀代表尹寛、俞守一（党名梅尔端）参加，合共19有效票。我被上海支部选为代表之一，又接受中山支部委托为代表出席。我被推选为大会的秘书长，并与香港代表震炎（苏燕海）同志一起负责大会记录。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组织原则和方法》和《党章》，并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中国革命共产党”。
大会选出了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俞守一、尹宽、刘毅、阮仲琦（党名真渔）、戴颜（党名畲独夫）、和王国龙9人为中委，朴克（郑泽铿）和籍云龙为候补中委，我则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此外，党所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S.Y.），也于大会之前在全国各地有党组织存在的地方发展起来，全国人数较少于党员人数。
在《党纲》通过之前，大会先对《党纲》草案逐个重大问题（由各小标题即各章来分开）讨论，然后分别表决。总体来看，较重大的分歧是在第二章 “革命的任务、动力及其性质”，主要为香港代表震炎和戴颜所提出及付诸表决，大体上只有香港两票支持，而支持犀照原草案意见的则有17票。主要的歧见是：草案提出，中国革命是以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个民主革命不断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 （这也是托洛茨基起草而由第四国际正式通过的《过渡纲领》的意见）；但香港代表则表示反对，而认为“第二章的中心思想应在于社会主义，并非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提出议事日程，无产阶级起来作广大斗争企图完成民主任务的时候，必定要侵犯私有财产权，那时革命的性质便带上社会主义性”（录自震炎经过重抄好的他的记录第11页）。
刘平梅所编撰的《中国托派党史》，在叙述这个争论时就更明白地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排拒了不断革命论的从民主革命不断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同时对彭、刘作了许多攻击，反映出他在撰写该书前曾与郑超麟和苏达（即向青）作了十多天的长谈和获取的资料，他们三人都与彭述之、刘家良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很深的积怨，因而显出该书不够客观、公正。
前少数派于1949年4月27-28日，在上海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全国有100多人，在上海有64人），成立"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郑超麟、王凡西、楼国华等7人为中委，其后，王、楼和梁贻三人即离开上海南来香港免为中共逮捕，郑超麟及其他留下的成员则不能幸免，郑的刑期最长，同革共党的一些成员几乎一样。
第四节 共军南下我们被迫离沪赴港
党大会后，鉴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官僚层对托派的残酷迫害追杀，而中共则一直追随斯大林对托派的污蔑打击不遗余力，当中共解放军在1948年末已南下到长江北岸，即将渡江占领南京、上海，届时在中共统治下，托派组织和中央领导人等将无法继续存在，于是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上海的全体党员和团员一致赞成，中央政治局必须迁至南方，上海则成立一个江浙临时委员会，选出刘毅、林斯、丁毅三位同志担任，负责与各地的组织联系；同时决定，各党员团员设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团，或工农组织，在政治方面则支持中共的一切进步措施；有些为中共所认识的成员则需离开上海，与别处的一些成员来沪对调工作。尹宽原本约好与其他同志一起离沪南下的，但当他们齐集码头见面时，尹宽却表示不愿一起南下，而要重返安徽乡间。其后不久，他被捕，死于中共的监禁中。
1950年，上海的江浙临时委员会三位成员被捕。据刘毅后来说，他从牢房窗口看见他以前接近和介绍入党的一名同厂男工人，自由进出警局。他们不需逼供，但须承诺以后不再活动，很快便释放了。他们认为中共已熟知托派内部情况，表明有内奸早已打入党和团之内。他们获释后，随即也离沪赴港。
这种发展显示，彭述之等人如果不及时离开，也会同他们一齐被捕，但结果却不会一样。1952年12月22日和1953年1月8日，全国托派成员 （包括过去曾参加而在当时之前已退出的）和同情者同时在各地被拘捕，这也显示中共对全国托派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彭述之们南下广州不久，解放军已迫近华中，他们被迫要再转到香港。当时的中委会，由南下3成员，加入了1948年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在港二成员（焦励夫、戴颜）共五人组成及运作。国际主义工人党 （前少数派的领导人和成员也同时被捕，除王凡西、楼国华和梁驷及时南抵香港之外，留沪的郑超麟等被监禁或失去自由，长达29年之久）。后来，由于香港组织连续有几批人被捕及递解出境，彭述之也发现被港英侦探跟踪，一再迁居仍不能摆脱，在得到越南托派同志帮助下，他们于1950年1月前赴越南。数月后，因为当地托派组织被渗进了越盟份子，后者声称越盟占领区有一位参谋长 （‘以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邀请越南托派负责人和刘家良前去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有军队保护，无危险，于是他们应邀去了。但在归途中却把他们逮捕，刘家良不久即病逝于狱中。这样地失去几个重要领导人，对于中越两个托派组织的打击很大。刘家良当时还是壮年，政治理论水平高，写作及工作能力强，他的逝世是托派的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
彭述之夫妇感到在越南处境已很危险，香港同志也告诉他们，中共已知道他们居于南越西贡市，建议他们必须离开，并尽力在经济上资助所需交通费。他们于是在1951年5月26日乘船流亡欧洲，后来再转居美国，得到美国同志的经济帮助，生活安顿下来，参加国际托派运动的工作。彭述之在1983年病逝于美国，终年89岁，陈碧兰1987年病逝于香港，终年85岁，走完了他们作为革命者的艰苦而坚毅的最后人生历程。
以上所述的中国托派重要领导人和成员的遭遇，反映他们从持有不同政见时起的大半个世纪内，持续处于备受压迫的地下活动之中，历尽所有统治者 （从国民党、日帝、英帝、中共，以至越南的越共）的残酷迫害、无理监禁，甚至屠杀。受不了这种高压的成员都先后消极离队，那些坚持信仰理念的则工作困难，生活艰苦。
现在转谈我俩夫妇情况。我和伴侣蓉秋第一次见面是在日伪的侦讯室，虽然在这以前我俩已听到对方的名字和为人，但一直无机会见面。蓉秋早已没有父亲，母亲则年迈失明，生活要靠蓉秋维持，租住在一小房间内，不能走动。蓉秋为人很好，面容姣美，善良可亲，高擎宇和华贝都曾追求她，但她都没有接受。
得到释放回家后，她在她堂叔开办的一品香中菜馆主管账务，邀请我担任会计。我欣然接受，以解决生活问题。由此我俩便每天在一起工作，相互了解日深，感情日炽，最后，我俩同意结成终生伴侣。1948年2月1日，我们借用一间学校的礼堂，邀请三十多位相熟的友好和同志到来，有些同志（如彭述之、刘家良等）讲话祝贺，便算婚礼完成，既没有茶点招待，更没有酒席宴客。
从1948年结婚开始，到现在写成这篇回忆为止，已经70年了，她已103高龄，我也已98岁了。在这悠长的时间里，我俩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迫害打击，依然双双健在，矢志不移，尽力工作，真的是俗语所祝愿的 “白头偕老”，共度晚年，十分难得。
婚后不久，中共军队在江淮等战役上节节胜利，将横渡长江，进占京沪。上海中央鉴于中共紧跟斯大林对托派尽力迫害的政策，深知在中共统治上海后，定遭无情迫害（1952年12月22日实行全国逮捕所有托派份子甚至同情者，便是事实证明），因此，决定迁移至南方。我俩乘轮船先到广州，然后转至香港。在航行中，她在船上小产，健康大受影响，因全无药物及补品调理。她的母亲年迈失明，我们经济拮据，难以带同南下，只好留沪托她堂弟照顾。
我回到香港后，我胞妹蕴碧仍然留在上海，她在几年前只身赴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年我家除我外另一人参加托派组织（其余两位姐姐和二哥桂欢则只参加外围团体中山青年战时服务团）。蕴碧后来在沪结了婚，丈夫对政治较少兴趣，她婚后不幸患了白血病，很难医治，且经济能力差，结果病逝。我知道后深感难过。
第六章 第二次被捕和偷渡回港
第一节 被港英警员拘捕后递解出境
在香港，我白天在外任职，工余则住在抄写油印的地方，一起工作的杨同志来自广西。
有一天，他忘了关房门，给房东闯进，见他在做这种工作。他没有经验，惊慌失措，用箱子把所有油印品及工具企图搬到一位女同志家，但在路上遭警员搜查，并带到警局盘问及落案，连带我放工回去时也被捕。由于印制品中有传单、政治宣传刊物，被控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转解政治部，被英帝帮办肆意殴打，逼供组织情况及成员名单，但我坚拒招供，头面被殴，肿胀得很，连旁边的华籍“杂差”在我去厕所时也叫我多饮自来水，以消解瘀血。其后送到荷里活道“大馆”收监前，当值官见我如此伤势，不肯即收，要送到玛丽医院得到验伤报告后，才收进域多利监狱，被囚禁了一个多月。
在实行递解终身出境的当天上午，我还被送到政治部再追问，但仍毫无所获，再遭英帝特务毒打一轮，然后和小杨一起被递解落船赴穗。到广州后，我需要给跌打中医师诊治休养，才逐渐恢复健康。所有这些，都显示英帝殖民主义者的无法无天，任意残害中国民众。
我治好伤痛后，便在李永爵亲友开的碾米厂当会计，并住在厂内，以解决生活问题，同时负责广州组织的工作；蓉秋也随同我离港来广州，并在税务局任职会计。
不久，我去开支部会议返回住所途中，发现有人跟踪，我于是走入横街小巷，途中低头看跟踪者初时还在跟着，后来不见了。
如果我俩后来不够警惕和当机立断，不及时离开广州赴港，则在次年冬至的全国大逮捕中，必然无可幸免，从而影响了我俩以后大半生的生活和工作。李永爵同志因响应第四国际领导人巴布洛错误地主张返回中国大陆的意见，从香港返回广州，接任我的碾米厂会计职和党的工作，从而在不久的冬至夜遭拘禁，再次而且长期地受尽迫害折磨的苦难。
第二节 偷渡回港长期非法居留
1951年，当港英政府实行封锁中港边境，只准持有证件者入境的新政策之前一天，我知道不能在中共统治下的广州长住下去，于是再离开广州，经过澳门乘船到香港，以后便开始了45年无合法居留证件的非法地下生活。蓉秋也来港，我俩在荃湾芙蓉山脚路边租了一间小木屋，她到附近的丝绸厂做她的熟练老本行，我无工作，曾一度跟她学师，但难上手，只好作罢。
当时，香港情势日渐严峻，组织方面领导干部分成 “基础” 和 “任务” 两派，各以其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评断和主张的题目末两字为名，前者为原有本地负责人，后者是来自上海的干部。欧伯等老一辈则已离港，我来港后，不参加任何一派，而要协调双方，以免纷争持续扩大。但争论仍多少影响了日常的工作。
部份由于我的态度客观中立，我被他们双方推选为当时成立的全国临时委员会书记，直到1978年，才由李西同志接任。
全临会之成立，是鉴于原有的中央委员刘家良不幸在越南为越共所杀，迫得彭述之夫妇要从越南转赴欧洲，另两位中委俞守一和尹寛留在大陆，他们后来都被中共拘禁，在香港的中委只有阮仲琦（党名焦励夫）和戴颜（党名畲独夫）、刘毅和后补中委郑铿。这样的实际情况使得彭述之俩人认为需要改组中委会成立全临会，成员除阮仲琦、戴颜、刘毅、丁毅（党名明明）和郑铿外，还加上林斯和我。
早在1949年之前，我们在香港的实际工作，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由于接受了托洛茨基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多数派领袖加农们所总结的该党被班纳姆等人分裂的教训，支持党员应到工人中去的主张，动员党员到工厂环境中工作、学习；因此，香港支部的成员绝大多数于1940年前后都在行动上加以响应，特别多的人是到纺织厂中工作，例如当时设于荃湾名为上海（后改名德丰会）、南海、东南和九龙等纱厂，都曾先后爆发过争取改善待遇的罢工 （后来再有反对关厂或搬厂、要求遣散费等）；托派在各厂的成员共有30多人，都积极参加斗争，有些更是发动者和领导者。
在此之前托派成员曾领导香港太古船坞工人罢工，并且得到胜利。此事已在前面较详细地谈过。
由托派成员梁苏为后期副主席所领导的活版印刷工会 （旧名印刷工会，因避免与中共人员领导的印务工会名称相类似而加上活版二字），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于日帝统治之前一年，曾发动罢工，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结果得到胜利，每月工资从20元或20多元增加到30元。他们汲取了以前罢工失败的教训，非全部工人同时罢工，而采取选择性的策略（以上是根据梁苏说的情况）。
1949年圣诞节前，港岛电车罢工，托派有4成员积极参加，但无领导它，而是由工联会属下的电车工会所领导。罢工失败，后来检讨认为是由于选择错误的罢工时间，应该等工人领取到年尾双薪，有经济力量才罢工。结果争不到工资增加，在电车工作的工会领导骨干约30人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香港工人的斗争持续了几年，便逐渐低沉了，这也连带影响了香港托派同志而导致士气低落。
在国际上，当时的重要领导人巴布洛主张，中国在海外的同志应回到中国大陆，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50多位优秀的同志，包括来自武汉的领导干部俞守一、广西来的震炎、徐汝璋、子越、黄斧等都加以响应，但返国后不久，在1952年冬至的全面逮捕中无一幸免。
在这之前数年间，又有许多托派成员纯粹因旅游观光或探亲等原因，先后回到大陆，但全部被国内当局拘捕，不需供出香港托派组织及各成员的情况，而只要他们承诺返港后不再参加组织生活和活动，便把他们释放回港，他们后来全都退出香港组织。
中共领导革命的胜利，使得不少同志感到迷惘，怀疑我们的见解主张是否正确，俗语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他们有些人中不无影响。加上其他因素，消极以至退出的人产生骨牌效应。在以上几方面的影响下，组织的规模日益缩小，对外工作日感困难。
我由于偷渡入境而没有香港身份证，如果去申领又恐怕翻查档案知是递解终身出境 “犯”。因此，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在供职公司报我的薪俸税时，我只能设法避免，或用别人名字顶替。而最难防备的是，在街头遇到警员检查身份证。有一次，在住处附近遇到警员要查看身份证，我说：“忘了带出来，我回家取。”他信以为真，让我走进一座楼宇。我进去后，即往楼下后门走出去，再从远处看，他已不在等我了。这算是非常侥幸的逃脱；如果被带回警署，就会被查出，监禁一段时间再递解出境，且恐怕只有解回大陆，又要落在中共手上：这真是不堪设想的发展。幸而45年来都避过了！由此可反映出我处境的潜在危险。
直至1995年12月，距离香港回归前不到两年，在国际特赦协会英国友人的帮助下，我才第一次取得了香港身份证，结束了非法的地下居民的生活，能够在银行开立个人户口，享有投票选区议员、领老人生果金、到公共医疗机构看病等权利。在去申领证件时，那位英国朋友说：真难想象如此长期过着地下的生活。
回顾一生中两次被捕的坏影响和后遗症：第一次在日帝宪兵指挥下虽受水、电等酷刑的逼供，但获释后只在短期有较坏影响；而第二次在英帝殖民地政府的高压迫害下，影响和后遗症却是非常长远的。可堪告慰的是，我两次都经得考验，没有丧失革命者的立场，一切辛劳苦难，都会凭坚强的意志加以克服。
第三节 坚持写作和出版等工作
1974年初，我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十月评论》杂志，后来在刊物注册处登记成为合法刊物，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在以后一段很长时间内几乎都能维持每月一期。特别是在1989年中国4月学运和民主运动期间，得到读者的供稿，内容更加充实，当时出版了《四月学运特辑》和《中国民运原始资料专辑》（该专辑有两集），图文并茂，十分精彩，此后再版了几次，社会上不少刊物都转载其中一些图片、大字报、传单等。这是我们对中国民运的支持和效力的具体工作之一。
《十月评论》除了对中港澳台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问题作出评析，提出主张外，更翻译外国的政治、理论等文章、和第四国际的文件、文献，以介绍给中文读者，尽其沟通的桥梁作用。在1996年，曾辑集其中的重要文章、文献，出版了8本书（总名为《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最近又有3本书出版了。
2016年3月出版了《彭述之回忆录》，这部钜著涵盖近现代革命史，资料翔实，由他生前口述，再由他的女儿编撰成中文，我仔细校对及改正，然后出资交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法文本及英文本则由她和法籍丈夫高达乐合作先行出版了。陈碧兰的回忆录则早前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再版发行。
《十月评论》独树一帜，发出不同的声音，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它反映和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立场。
时移势易，由于人力、财力的日益减少，《十月评论》每年出版期数，改为三期。尽管如此，至今45年仍始终维持着出版，不致于停刊。一份没有社会上财政支持的刊物能在中国境内的香港如此长期的出版，可算难能可贵。每当一期出版拿到手上时，内心的欣慰悠然而生，为她付出的辛劳就觉得很值得。我长期以来便是如此在工作中得到快乐。
我在港继续工作后，写出了许多文章，主要是对中国问题的评析和主张，最初用小册子和丛书等形式，以向升、方兴、张开等笔名，以铅印或油印发表。其后在《十月评论》上，从1974年初创刊号起，几乎每期都分别用张开、如日、军行、振言、微波、涓滴等笔名刊出各类文章。至今大半个世纪，我从未停止过写作（除了在暂失自由的短时期之外），犹如我对追求理想的意愿从未放弃、停止过一样。
即使在出版物的技术工作方面，我也努力依从列宁的指示，务求做到尽量少错漏，每个出版前的校样，我都细心地校对二、三次，以改正发现到的错漏之处。
在个人家庭方面，从1953年起6年内，我们生育了一子二女，蓉秋为了照顾三个幼孩，不能再去绸厂工作。我们借了友人几百元在荃湾石围角盖搭了一间木屋居住。她申领了商业登记证，在门外摆放了日常用品、食物等作为零售，主要目的不在谋利以维持一家生活 （因附近只有十多户人家），而在于希望以后当局拆迁时可分配到铺位或补偿。她一方面买卖货物，料理家务，非常能干；另一方面，培育孩子，教导有方。孩子们从幼儿园起便各自上学回家，没有大人接送，十分独立。我要到市区工作，为节省交通费和路上时间，我睡在工作地方 （很多时睡在工场或写字枱上）。我除了日间正职外，还多做兼职和代人报税，以尽量挣取收入，所得几乎都交回家用（除了个人生活费外）。当要靠我个人收入维持全家重要开支那几年间，我的兼职更多，工作更忙。
1967年，我在中环一间公司任职，又在中环半山找到一层旧唐楼，租下来，蓉秋同时把荃湾的木屋卖掉。儿女们相继成长，考入附近著名的中学，课余为家庭补习，所得全交作家用。他们勤奋攻读，学有所成，贡献于社会，我的孙女和外孙女攻读了大学。儿孙他们为我们带来很大的慰藉和期望。
三十多年以来，我的许多亲密同志战友，都非常不幸地先后一一离世了，例如周冀瓯、周仁生、姜君羊、李永爵、罗丽萍、章华、谢山、刘毅、明明、陈景光，以及前一辈彭述之、陈碧兰、刘家良等，我时常想念他们；特别是长期努力为《十月评论》大量撰稿和翻译的同志离世，对出版工作的影响重大，更难以补偿。
彭荣老同志党名李西、张明，他在1978年接任全临会书记。2004年一天，在同我谈话的上午，他有病去看医生服药；下午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天桥下面的石櫈谈话中途，他突然中风，我立即送他到附近的律敦治医院急救，他后来在病床上醒了，见了我，流出眼泪，自知已难再活下去。后来他出殡时，我虽然想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我因病住院，医生不许我请假赶去送殡，说我很可能因而中风，以致我无法送他最后一程。在这之前，已有刘毅、明明等同志因中风而离世。
我自己有幸，能够多活至今，惟有尽量保持健康，以便能够传承他们的遗愿，继续工作，希望争取活下去，多做些事情。但我已经年老了，至今已度过97个寒暑。30年前，我陆续患上多种疾病。较难根治的是高血压、心血管收窄引起的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引起的咳嗽，一直在看医生服药，还算能控制，暂无大问题。只是在开始写这篇回忆之前不久，我患了肺炎，在医院捱过了半个月非常痛苦的折磨；返家后休养了一段时间，体力、精神等才渐渐恢复过来。我虽然年纪如此老迈且有大小病患，我仍要努力保持健康，克服困难，争取活下去，以继续努力写作、出版等工作。
我奉献一生，无愧无疚！
2018年6月30日完稿
原载《十月评论》杂志第45卷第2/3期（总第245期）2018年12月30日出版
感谢 丁一新 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