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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彭述之、刘家良起草
(1939年1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据《彭述之回忆录》所述,该决议是彭述之和刘家良共同起草的。文中的“D.S.”即为陈独秀。
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上海事变所发动的中月战争,至去年十月末广州和汉口先后失陷,已走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因此我们也得对于这一年余来抗战失败的经验及我们过去的策略,有重新加以检讨的必要。恰在这时,我们又看到D.S.同志致托同志的一封信,其中主要是攻击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的策略是“极左派”的,因而他把这次抗战失败的一部分责任加在我们身上,说我们的政治影响和组织之不能发展,其原因也在这里。他甚至于说:即使我们的组织发展了,也是将来中国革命的障碍。这迫得我们不得不立刻将我们过去的政治路线重新加以检讨,并根据现时抗战的情形和趋势,以确定我们今后的策略和工作方针。
国民党政府对于日帝国主义的态度,自“九一八”直至“卢沟桥”事变,甚至到日军进占平津为止,一贯是退让、屈服,企图尽可能地向日谋取妥协,以期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八一三”的实行“应战”,可算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个转变。但这个转变并没有使国民党政府改变它一向对于民族及民众之保守的反动的立场。因为国民党政府这次之起而“应战”,完全不是基于民族解放的利益,而只是在日帝之过分进攻下,尤其在平津失陷后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高涨,并对它那无止境的退让政策极端怀抱愤懑,同时英、日间又无法取得暂时的妥协等等情况下,它为了缓和民众和取得英国的支持以便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迫不得已而走上战争的。其意在借“应战”以达到最后妥协的目的。
但不管国民党政府的“应战”目的是怎样,我们认为这在客观上还是反帝国主义的战争,是进步的,含有革命意义的。因此,我们至始即决定拥护这个战争,主张参加这个战争,并尽可能地把这一战争推动到底。所以在“八一三”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十五日),我们的宣言便这样说:“保卫上海,使这战争达到胜利,把日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是我们必须担负起来和必须完成的任务,要实现和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全体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和前敌兵士站在一道积极参加这次战争,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要求武装,充实民众的抗战力量,……必须自动在各方面消灭日帝的一切势力,没收其一切财产,必须变国民党局部应战为全面的应战。”但同时我们根据过去一切革命经验,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血的经验,以及当前一切活的事实,不能不向民众指出国民党政府“应战”的保守立场及其对民众的反动政策。所以同一宣言中又申说:“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日帝已经极野蛮地在各地进攻了,而国民党不立刻向日断绝一切关系,不立刻宣战,甚至还企图一面抗战,一面谈判,这显然是准备中途妥协和投降了。……不许民众自动成立抗日团体,用极卑鄙的方法消散民众的抗日情绪,总之,它极怕民众真正起来参加抗日战争,这显然是表示在目前上海抗战中,国民党毫不放弃其对日妥协的一贯政策。”因此,我们最后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领导抗战,并解决国事!”
以上所叙,是我们在上海抗战初起时所表现的最基本的态度。但同时也得指出一点错误,就是“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即在上海战争发生后的一个短期内,还在我们的刊物上发现,这对于外面曾发生了一些误会和不好的影响。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疏忽,一部分是由当时的负责者中有一人还坚持保留这一口号以为宣传之用。但不久因为多数同志的指责,便把这一口号完全取消了。在上海战争期中,国民党政府虽调动全国现有的大部分的军队以事抵抗,但它对于阻止民众参加抗战的反动政策,丝毫没有改变。正因为如此,上海、南京、杭州以及各地的民众完全没有办法来直接参加这一战争,帮助战争,也正因为如此,上海就很轻易地被失陷了。自上海失陷后,国民党政府即尽量向日帝谋取妥协(经过德使陶德曼)以期终止战争,但终因日帝所提的条件过苛,不但国民党政府在当时反日空气紧张之际难以接受,即英国也绝不愿承认。因此,国民党政府又只好把战争勉强继续下来,以待将来新的机会到来时,再进行谈判(随后此种谈判曾有好几次,如南京失陷后,徐州失陷后以及武汉失陷后等等。)
我们的组织在上海失陷后,曾召集了一次代表会议,重新审查和决定我们在抗战中的任务和策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中,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这次抗战的意义及我们的态度和参战的全部政纲。在开始指出国民党政府所以发动这次战争的原因后即说:“这次战争,不管国民党政府的‘应战’如何消极和反动,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民族对日帝压迫之不可忍受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的表现,含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如果我国民众能及时起来支持并扩大这次战争,则其前途很有可能达到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但“就国民党‘应战’的全部军事看来,其实质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的目的的手段。它一方面十分畏惧的压制民众,而专靠一部分雇佣军队去应战。另一方面,则投降英美帝国主义,希望经过他们的干涉而取得有利的妥协条件。”因此,我们向民众指出:“抗战只有从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应战转变到全体民众的革命抗战,才有胜利的前途”,“必须把民众从国民党政府的欺骗下解放出来,抗战才有可能不致中途妥协而走到胜利。”
我们对于史大林党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态度是:“史大林党之彻底投降(国民党政府),是苏联官僚外交命令的直接结果。但今天的国共合作,不仅是一九二五——二七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卖。……在抗战或革命运动的初期,它可以在群众中起较大的政治作用,正因为如此,又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的天然的工具。无产阶级先锋队为了争取群众的抗战的革命统一,必须无情地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史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我们当时所决定的政纲是:“一、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和宣战,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的租界及一切财产;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三、工农兵普遍组织抗日委员会;四、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债务;五、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农及抗日士兵;六、反对借口战争增加工时和减低工资,失业工人由资本家维持;七、八小时工作制;八、反对资本家怠工破坏生产,工人监督生产;九、在战争时期内免收房租(至少必须按一定比例减低房租);十、没收日帝国主义者、汉奸、奸商的财产救济难民;十一、征收累进税充抗日经费;十二、缔结中苏军事同盟,联合弱小民族共同抗日;十三、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自决;十四、解除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十五、取消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但我们虽然在抗战中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纲,对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信任态度,对于史大林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我们并没有像某些人所批评的,是一个“教派”,或像D.S.同志所攻击的是走到了“极左派”。我们在决议案中说:“为了统一民众的抗日行动起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与史大林党及其他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派别根据当前最实际迫切的任务订立共同行动的纲领,共同组织抗日委员会,共同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向群众暴露他们领袖的妥协与欺骗,使群众离开他们而走向坚决的民族革命斗争。就是对于国民党的左派,只要他们还没有公开放弃‘应战’的行动时,在抗日战争的一点上,尤其是军事行动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应与之订立临时事务性质的协定,以便集中力量抵抗当前的死敌——日帝国主义。但在共同行动中,必须不断地揭破国民党各派的种种妥协投降的企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如果它实行妥协投降时。”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八一三”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对日战争,在客观上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必须尽可能鼓动,尤其是工农大众自动地积极地起来参加,使战争进行到底。但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始终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公开告诉民众,如果他们不自动起来冲破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压制和束缚,国民党政府将不可免地要把战争领导至不断的失败,最后将以妥协投降来结束它的“应战”。但要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便必须首先让民众有完全的民主自由权,在抗战中消除民众的一切痛苦,提高民众的地位,改善民众的生活,特别是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对任何小资产阶级政派,尤其是史大林党的一切欺骗,都采取不可调和的斗争,但同时并不排除在实际行动上的共同阵线——这便是我们“八一三”后,特别是去年十一月上海会议后,对于抗战所采取的基本路线。我们一年余来,无论在宣传鼓动上,在实际的活动上,都是依照这一路线而工作的。
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至少大体上是正确的,因为这不但是根据过去俄国及中国的革命教训,根据列宁和托同志过去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基本文件,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特别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三日写给里维纳同志的信的意见相符,并且中日战争一年余来的事实,也从反面证实了我们采取的路线之正确。国民党政府一年余来,虽一面支持应战,但一面还是对民众加紧压迫和剥削,并不断向日帝谋取妥协。史大林党不但是愈来愈替国民党,特别是替蒋介石散布欺骗,并实在各方面抑压左倾的民众以“托匪”、“汉奸”的名义诬蔑和迫害真正的革命分子。正因为如此,所以国民党政府的“应战”一天一天地走向失败主义的道路,而一般民众,尤其是农民,也就一天一天地对抗战发生冷淡、失望,甚至抱起怨来了。
固然,我们的政治路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抗战以多大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根据我们政治路线鼓动民众,组织民众起来干涉这次抗战,转移这次抗战,以至抗战不断失败。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像D.S.同志归咎我们的)。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所形成起来的。(如第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和失败后史党盲动政策以及随后向国民党的彻底投降;苏联官僚政策对中国抗战的怠工;世界整个局势的反动;……)。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的民众……。但同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独立了。在“八一三”开始时,我们有正式组织的地方仅仅是上海和香港。其他如广州、武汉、湖南、广西等地完全没有组织,不过有少数个人存在而已。即沪港的组织亦异常微小,总共不过□□人,并且与群众是隔离的。直到战争开始后,才有十余个比较有能力的同志自京或其他地方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但这些同志又大半因生活或其它关系星散于各地,无法集中于某些重要城市工作。此外,再加国民党对我们之压迫及史党对我之疯狂排斥和诬蔑迫害。这一切情形便决定了我们在这次抗战中不能发生决定的影响,只能在狭小范围内进行一些宣传工作而已。虽然如此,我们在较进步的青年和少数工人及知识分子中还是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上海、广东、广西、浙江等地的组织的相当的发展,以及近年来对我们同情者增加,就是事实。
自广州和武汉失陷后,抗战显然已临到了一个决定的阶段。主要的事实是:全国最重要的城市都失去了,全国的重要海口和铁路交通线被堵塞和载断了,在我们抗战方面再没有足以联系各地的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了,……所有这一切,都足以指出今后之抗战形势,再也不能有大规模的集中抵抗。何况加以国民党政府对于民众压迫和束缚之有加无已,史大林党对于民众的欺骗与对于革命分子的迫害之雷厉风行。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恐怕是不可免的了。因为民众既已不能立刻起来干涉战争,转变战争,而国民党政府又已精疲力竭,本身已发生深刻动摇(最近汪精卫之公开主张妥协就是其动摇的事实表现),英美又是素来主张用调停方式停止战争的(最近英美致日照会已一再提出远东幕尼黑会议以解决中日纠纷)——在这种情形底下,抗战还有什么前途呢?!因此,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是时间问题,只要英美给日帝以相当压力,在日帝感到再继续战争于它不利时,真正的妥协谈判就会到来。那时蒋介石不是屈服,就得离开他的地位(也许是暂时的),让汪精卫回到国民党的指挥部去“结束”战争。如果在较长时间国际上不发生重大的新事变(如世界战争或法、比的革命等)来干涉,据我们看别的前途恐怕是很小可能的。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后,日帝就从此统治了整个中国,反日战争就完全结束了。我们认为日本的军事统治,只能及于华北、华中的某些重要城市及交通线。而局部或零碎的游击反抗战争,还是会继续下去的,而且在战争结束后,由战争所破坏的工商业将逐渐恢复起来(现在海南的交通与较小的工商业已有相当的发展),工人阶级将会重新团聚,在经济重新活跃之下,工人阶级将重新走上斗争的道路,成为将来民族民主斗争的主力。
或者有人说(如D.S.)中日战争可以形成不和不战的局面,而无限期的僵持下去,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和不战的局面,只能在一个短时期。长期的不和不战,在日本固不愿意,在英美看来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认为不战不和的局面,正是走向妥协的过渡阶段。至于D.S.说日帝能进而占领四川与昆明,那更是过分地夸大了日帝的力量,是一种过分悲观的思想。
我们根据目前的情形,觉得走到事实上的妥协,恐怕还将经过较长的时间(或者三五个月),因为各方面(主要是英日间)的矛盾太尖锐太复杂了,不可免地还得继续。首先就是日帝还想进占长沙、西安和广西等地。不用说,在英美支持下的蒋介石政府对于日帝的此种新进攻,是会给予相当抵抗的。因此,在蒋介石政府尚未公开表示放弃应战妥协之时,我们对于抗战的基本路线,还没有根本改变之必要。就是说,我们还得根据我们一向坚持的抗战纲领在一般民众中积极从事鼓动和宣传,尽可能使民众觉醒起来参加抗战工作。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于产业中心的工作,利用经济行情的变动,领导工人的日常斗争与一般的抗战联系起来。这虽然不能改变当前整个的局势,但至少可以给国民党政府向妥协谈判的道路上安置一些障碍,为将来的斗争建立新的基础。如果国民党政府公开地正式的实行投降了,不用说,那时我们全部的抗战路线必得加以改变,但这还是将来的事,要根据将来的具体情形而定。
我们现时的工作,除在政治上还积极鼓动继续抗战外,主要的是,尽可能地经常维持我们的刊物出版,并拟出版一批基本的书籍(如《被背叛的革命》、□□的《世界革命史》、易的《中国革命史》、T的《俄国革命》以及其他小册子等)。整理我们各地新发生的组织(如广西、浙江温州)及发展旧有的组织,尽可能使组织接近群众,在工人农民中建立新的群众组织,领导他们去抗日的及日常的斗争等等。最后是关于新党的成立,我们准备在各方面开始进行积极的宣传和联系。不过新党的正式成立,恐怕还将经过若干时期。
一九三九年一月廿九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