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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1930年代中国早期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报告
弗兰克·格拉斯
（Frank Glass，中文曾用名：李福仁）
1939年年底
郢歌客 校订译文
【编者按】南非革命者弗兰克·格拉斯（Frank Glass，中文用名：李福仁）所撰写的给与托洛茨基的报告，其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1930年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英勇而不为外界所知的工作进行了描述。作为一个地下组织，中国托派同时面临来自国民党专制政权、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由斯大林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共的镇压与打击。尽管存在如此诸多的障碍，由国际社会主义思想和观点所武装起来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们明确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并努力在一些关键城市建立其地下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和它在中国的影响正在鼓励新一代的工人和青年重新审视托洛茨基主义──也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
以下文章来自于弗兰克-格拉斯所撰写的一份报告中的第9页到第20页的内容，这份报告是从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其文档编号为 T2.16872。它证实了当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放弃了工人斗争而关注于农民游击战争时，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着力于工人阶级斗争。该报告中使用的英文化名史尼尔（Niel Sih），其真实姓名是刘仁静，他曾是弗兰克·格拉斯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主要盟友。此后在1937年刘仁静因遭受国民党酷刑而加入国民党，随后在1949年他与毛泽东讲和。本文写于1939年末其与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Isaacs）商议后，根据霍顿档案记录，该文于1月21日被寄给托洛茨基。
本文原载英国期刊《革命史》（Revolutionary History）, 第二卷第四期, 1990年春季。译文选自《社会主义者》杂志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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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目前我们在中国进行的的运动。我的信息有效性只能到9月1日离开上海之时。同样，所有的关于我们组织的信息与数据都只是尽可能接近事实而已，因为即使我们自己同志内部对于例如成员人数等信息也有不同的观点。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立于1931年，大约是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上海政变的四年之后。政变后，从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脱离的革命者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组织。得益于来自南非的格雷夫斯同志[弗兰克·格拉斯]的支持，这些团体得以团结和巩固并在1931年正式成立同盟。
目前我们党在全国各地大约有 500名成员，其中约一半是活跃成员。其分布大致如下：100名成员在上海；100名成员在福州，一个位于上海与英国直辖殖民地香港之间的港口城市；在香港岛和相邻的九龙有100名成员；在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市有100名成员；其余的成员遍布中国。同志们对于我们的实力有不同的估计。一些人认为这一数字为500，其它一些人认为200人更为准确。这场战争使人们无法准确了解整个情况。
我们的同志数量的多少并不能准确说明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密切的同情者，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界中。这反映在人们广泛地参考共产主义同盟和第四国际的各种出版物。
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革命者，其中许多人自1921年就参与了中国革命运动。除一名成员，我相信所有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已在国民党监狱。这其中一位表现突出的的同志是王文元[王凡西]，他在莫斯科时从开始就是左翼反对派；另一位同志是彭述之，他原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另外有郑同志[郑超麟]原来也是中共的中央委员，此外还有陈其昌同志和楼同志（应是楼国华－文库编者）与寒（应是寒君──文库编者）同志。
在全体同志中约百分之六十是工人，此外一些是知识分子或白领。
党的工作除极少数情况外都是非法的。在1937年8月前，我们共有约50名同志被捕入狱，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前，这些同志已在不同的时间陆续被释放。战争开始前，我们的同志一经发现就会被逮捕，已有两届中央委员会被集体逮捕。这些逮捕都是由国民党方面，或与英国或法国租界警察合作进行的。目前，除非我们的同志参与非法活动，国民党一般不针对我们的同志采取主动的措施。国民党对我们同志的威胁已经暂时减弱。
在上海的两个外国租界地区，我们的同志现在相对安全。但是，英国或法国警察会根据日本刽子手的要求不经审判地把他们移交给日本人。截至我离开的时候，过去两年内我们没有同志在上海被逮捕。
在上海和中国其它地方，我们同志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格别乌（GPU——苏联情报机构即国家政治保卫局，克格勃（KGB）的前身）和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几位同志，包括刘仁静与彭同志都收到过对方送来的恐吓信和这样或那样的警告，毫无疑问它们都来自斯大林主义者或者格别乌。通过在他们的宣传上将我们同志的名字与日本傀儡联系起来，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正为这些同志带来暗杀。在上海的同志自然地采取了最大程度上的预防措施，其中几个担心可能被斯大林主义者认出的同志已经完全隐藏起来。
近日，上海的斯大林者出版了一份中文小册子《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那些通常的指控，其中很多我们已经通过对我们友好的资产阶级报纸进行了反驳。由于找不到任何“犯罪行为”，斯大林主义者往往诉诸个人诽谤和观点抨击，例如小册子声称，“'几乎所有的托派都是同性恋者，并在浴室内举行狂欢”。另一个“罪行”是指控格雷夫斯（Graves）同志写了针对伊萨克（Isaacs）同志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
这些诽谤不时出现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上。但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在重庆声称陈独秀同志正与日本人合作，是个“反革命托派 ”。约30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其中很多是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写了一篇有力的声明以驳斥这一说法。这一驳斥声明与作者们的签名被广泛刊登在报纸上。自此以后，斯大林主义者就没有公开提及过陈独秀。陈独秀也发表了声明回应这一指责，声明得到了广泛传播，揭露了斯大林主义者的诋毁活动。
在上海，我们党通过同情者，迫使斯大林主义者撤回了发表的指责彭述之同志是日本傀儡的文章。这两个例子表明，当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对我们进行诽谤时，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了。
在香港，直至我离开的时候，英国政府给斯大林主义者完全的自由行动权，但是我们的同志却没有。我们的几位同志曾在一艘日本渔船上领导一场罢工。他们被逮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我们的同志从英国警员处得知，对他们的逮捕是斯大林主义者对我们同志背叛的结果。随后，可能作为此事的直接结果，香港政府通过了法律，允许逮捕、监禁或不经审判的驱逐任何中国人。我们的几个同志被迫离开香港。
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地区，工作也同样困难。为了处罚罢工或“任何其它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死刑已经被允许。早在1938年，我们的两个同志在史尼尔[刘仁静]同志的协助下出版了合法的杂志《斗争之路》。但这本杂志在出版两期后就遭取缔。陈独秀同志撰写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文章，但其中至少一半被政府禁止发表，其中一篇包括对日军的呼吁。据我们所知，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没有同志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被逮捕。但是至少有一人，罗汉同志，一位老革命者，在重庆死于日军的空袭。
前一段时间，汉口的学生组织了一场抗日示威。我们的同志积极参加了这次示威。警察在示威进行时禁止了这场示威。为了成功地阻止示威，他们向学生开枪并打死一人。愤怒的学生攻击了一名犯罪的便衣。撕破他的衣服后，学生们发现该男子是蒋介石的恐怖主义集团蓝衣社的成员。但是这个事件没有在中国任何的报纸上得以报导，包括那些斯大林主义者的报纸。
游击队
在日本控制区，除了位于华南珠江三角洲广州附近的中山地区，很少有我们的同志。自从1938年秋广州陷落以来，中山地区有5到12名我们的同志，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着一支有100至200名战士的游击队。据报告，我们的同志发动了与日本军队的几次小规模冲突并取得成功。这些同志由一名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经验丰富的成员领导。在日本人控制的地区，日军通常会杀死任何被发现从事抗日工作的人，而这一指控可能是因为任何原因，包括没有给日本兵卷烟，没有向哨兵正确地鞠躬或藏有国民党报纸等。在这些地区，日本人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革命者，而且针对全体人民。无数的村庄因为被日军认为一直在协助游击队而被纵火焚毁，日军的机枪向逃离的居民扫射。这些故事绝非空想，而是已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一恐怖统治的结果是那些原本企图返回自己位于占领区村庄的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到租界、城市或内地避难。据估计，这场在中国的战争产生了不少于6千万的难民。
党现阶段的工作集中在翻译著作和宣传出版、强化领导层和增加成员。因为工人们的消极怠工，较小规模的鼓动工作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传单经常在特殊的场合分发，并以中文和日文书写。
我们党目前定期出版两份报纸。《斗争》每月一至两期，每期1000份；以小报格式出现，四到八页，流通全国。《斗争》在上海发行，193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定期出版，虽然在前两年的有段时间出现过不定期出版。《火星》自1937年以来一直在香港定期出版。它也是每月发行一至两期，四到八页，小报格式，每次 1000份，全国流通。报纸的印刷机器是由我们的同志设计和建造，印刷和出版工作也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这些印刷机操作起来是无声的，而且非常的巧妙。印刷机也可用来印刷各种小册子、宣传单张和内部刊物等。我们发行的所有资料都是印刷的，工人们不必看油印的资料。
我们的同志从报社和印刷厂等偷来了大部分的字模。本来有一位我们的同情者负责印刷。但这位同情者逐步提高了印刷的价格，以至于形成一个危机。最后，格雷夫斯同志和其它同志冒充外国警官一举“扫荡”了这个出版社并拿走了印刷机和字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但成功地完成了。从那时起，组织就开始经营自己的出版社。
我们报纸的分发遇到了许多问题。但由于在邮政局有我们的同情者，众多的材料可以通过邮寄发送。其它则由我们的同志和同情者在工厂和难民中进行散发。我们的同志估计我们的报纸每份至少能有四个读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国民党在上海的影响力消失，我们的同志第一次发现可以通过上海外国租界合法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它书籍。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得到了一位出版商同情者的大力协助，而一位外国同志专门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以享受外国保护。现在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合法的月刊（虽然不是以党的名 义），但这是第一次我们党合法出版书籍以外的刊物。这份月刊称为《动向》，英文为《生活时代》（The Living Age），第一次印刷的1000份几乎被销售一空。作为中国唯一一份预测莫斯科与柏林会签订条约的杂志，该杂志获得了巨大威望，并且只要其不被禁止，就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同情者们还为儿童出版一份合法的有3000份的发行量的日报。最近，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书籍，包括很多小册子得以合法出版。其它的书籍包括塞尔（V Serge）的《从列宁到斯大林》（From Lenin to Stalin），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从苏联归来》和《从苏联归来答客难》（Retour and Retouches），马尔罗的《中国大革命序曲：征服者》（Les Conquerants），及西龙尼的（Ignazio Silone）的《丰丹玛拉》（Fontamara）。这意味着大量的翻译工作，平均需要两个同志工作三至六个月的时间。目前我们的同志正在翻译《斯大林伪造学派》（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和《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由于我们的同志中外语好的不多，翻译工作将非常缓慢。而且这些同志必须为维持自己的生活翻译那些资产阶级关注的内容。
释放
据我们所知，自我们的组织建立以来，没有任何被逮捕的同志或其它同志背叛组织。已经有约五位同志脱党，三人发生在1936年前。1937年3月，刘仁静同志得以在其刑满的四个月前释放，他向国民党投降，但没有背叛组织。刘仁静已经被从组织中开除出去，并声称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他曾与我们的一些同志有密切联系，并协助他们进行一些合法的工作，但他随后加入了国民党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宣传部。史同志（史朝生）是一位非常能干和有才华的同志，1937年12月被从监狱释放。他现在精神失常并已出家成为一个和尚，还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理论，并坚持要求我给托洛茨基同志寄去几卷中文的佛教经典以供托洛茨基同志审阅。
陈独秀同志于1937年8月被从监狱释放。随后他去了汉口，在那里为几家合法的刊物写作。当斯大林主义者指陈独秀是托派时，陈独秀公开表示他只以自己的名义写作而不为任何政党或团体服务。后来，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也是我们亲近的同情者，采访了陈独秀同志。或许是因为语言障碍，采访很不成功，据说陈独秀同志认为从任何角度来说，如果日本人成功地征服了中国，对于革命运动将是最好的。幸运的是该记者并未向任何人提及这次采访而拯救了我们的同志。陈独秀同志关于他不属于任何政党团体的说法在我们年轻的同志中引起了巨大的愤怒。最后，一位同志被派往拜访陈独秀同志并报告如下：陈独秀同志百分之百地赞同第四国际，但并不公开地向任何政党表示效忠。实质上，同志们决定不公开承认或是否认陈独秀同志是我们的成员，只要他在整体上被证明对于运动是有益的就行。这是我所了解的目前陈独秀同志的情况。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而且多病。他现在住在重庆附近，据说已经由于过于病重已无法写作。我们曾经尝试说服他去美国，但当他最后同意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旅行申请被国民党方面拒绝，而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行。由于他已不再活跃以及他的巨大威望，我个人认为陈独秀同志不会遭受任何来自国民党或格别乌的威胁。但他也确实采取了预防措施。
除了陈独秀的情况外，过去的三年中党内没有出现严重的派系斗争。有一些小的争议：一个是我们的同志是否要在抗日组织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一争议已经随着战争的冲击而消失。另外，关于陈独秀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已被解决。截至我离开的时候，关于应该“无条件保卫苏联”还是“有条件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分歧。党一致站在应无条件保卫苏联的态度上。所以一般而言，目前中国组织不受任何严重的派系斗争的影响。这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彼此妒忌和政治内斗，紧密团结且有良好组织基础的组织。从1931年至1937年，党内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纷争和派系斗争，而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主义所遗留的影响。在这些年的斗争中，党已形成了坚实的基础，其领导人接受了教育，纲领也变得明确而坚定。
上海是一个复杂的城市，但简单地说，是由两个外国租界和周围的中国管辖区组成。而这些中国管辖区现在都已被日本人占据。曾经有至少一半的中国工业坐落在这些中国管辖区，但现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整个中国，所有日本人占据的地区，工业已被完全破坏，至今没有任何复苏；但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和香港，工业仍是繁荣的。在过去两年，生活的成本大增，单是房屋租金就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食品价格至少涨了百分之五十。中国的货币贬值严重降低了生活水平。虽然大工业的工资提高了约百分之十五，但实际的收入比战前少得多。例如棉纺厂的平均工资约为15上海元，换成美元大约是1.15美元。这样的工作需要每天12小时工作，每月只有一天假期。这些条件，加上战争造成的劳动力供大于求，再加上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工人和农民们完全消极的态度，使我们的组织发展新成员变得非常困难。不过，也有几位新同志加入，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和学生，特别是学生。同时第一次有几位女性同志加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唯一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开放港口城市福州，在其保持经济“繁荣”的同时，我们的力量也得到突飞猛进。同样，在西南一些重要的交通和工业中心城市，如桂林和云南府（昆明）等，虽然其程度稍低一些，我们也取得了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