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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
彭述之起草
（1940年6月6日）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临委会（多数派）主编：《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据《彭述之回忆录》所述，该提纲是彭述之在1940年6月6日所起草的。文中的“D.S.同志”即为陈独秀，“C同志”即为陈其昌。
D.S.同志自出狱后便一贯在政治上采取机会主义立场，在组织上采取取消主义的观点。过去临委及各地组织的同志虽曾努力要求D.S.同志共同讨论，但他不是回避答复便是以谩骂来答复。现在经过国际同志的敦促，经过C同志的长途跋涉，得以与他勉强交换一下意见，但他给我们的回答除了满纸的不负责任随便牵扯的“批评”以凑合他久已加在我们头上的“极左派”罪名以外，除了他对抗战前途及整个民族解放的悲观论调以外，他还是避免把他的积极意见，把他对抗战的一贯政策明白告诉中国同志及国际同志。这种不诚实的态度其目的无非想夸大、甚至捏造整个中国组织的“错误”，以便在国际组织中混淆黑白，惹起混乱来掩饰他个人的无法解脱的错误而已。临委为了使国际同志彻底明白D.S.同志一年来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并中国整个组织一年来与D.S.同志这种严重错误斗争的意义，除将我们整个组织在抗战中策略及今后的工作路线摘要报告外，并特行提出这个报告书，希望国际同志予以严正的判断。
一
我们已经在前一报告中，说到中国这次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反帝斗争，因此，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拥护这次战争，并唤起民众来积极支持这次战争。这一点我们与D.S.同志间没有多少分歧。但这次战争是资产阶级一手经理的纯军事“应战”，我们一方面固然是在实际行动上，尤其军事行动上与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观点上，站在独立的革命政策上，以监视着战争的每一步发展，向民众指出国民党政府的不彻底、欺骗、动摇和妥协，只有这样才能唤起民众转变这种消极的军事抗战为积极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点上，D.S.同志与我们是相距甚远的；他一方面把战争的意义极度夸大，一方面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采取批评和极其有害的机会主义态度，他一开始便以“政府也有二三年军事上的势力”，当作发生抗日战争的原因（今天他把“准备不够”作为军事失败的理由，并非偶然），于是号召人民“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并称此为……我们胜利之最大保障”。于去年十一月九日在国民党政府妥协倾向最浓厚的时节，他又对不满的民众解释说：“前几天外报盛传中日言和停战，全国人心大为不安，因而外交部发出辟谣的消息，并且中国负责当局告合众社记者，谓‘于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从此以后，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了。政府曾昭告全中国人及全世界上的人，‘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人民不应再怀疑政府了”。
我们批阅他过去一年来发表的一切演辞、小册子，他一贯便采取政府与人民的中间的立场，一面向政府以超然的“公正人”的资格哀求和说服政府对民众采取宽容和改良政策，一面则以空洞和含糊的话叫民众“相信”政府，叫民众“自动”起来帮助政府。这种游离的超阶级的态度与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基本明确阶级立场不能调和。
二
D.S.同志在抗战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满脑机会主义的幻想，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及社会主义的信心已根本动播，他之屡屡郑重“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于民族民主斗争！”并不是表明他站在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上来提出这个问题，恰恰相反他最近思想的发展已接近了“阶段论”的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之成熟，自属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成熟……”他这里所谓力量显然是指数量而言，因此，他自然做出落后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仅在经济上，即在政治上亦不能成熟的结论。他虽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可以靠“外部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但这一条件“目前还在等待时期”。所以他认为目前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经济建设”（在资产阶级政府“计划”之下），是“提高生产力”，是建立所谓“近代国家”，一句话，即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建设资本主义”。“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的余地。”他叫“老诚谋国者”放手做回去，同时叫社会主义的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但是他并不指出：社会主义者促进“资本主义”的唯一方法，在于实行彻底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争取关税自主）和土地革命（这两个任务是不可分离的）。使农业中国变成工业中国的唯一道路也只有经过关税独立与土地革命。至于关税独立与土地革命之彻底实行，则必然要不断地走上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跳过”资本主义的阶段了。在这一点上D.S.同志已无形中陷入于孟什维克的死公式中，把中国革命的过程隐然划分为“建设资本主义”的阶段与遥远的社会主义阶段了。正因为如此，所以D.S.同志说：“自从十五、六世纪，一直到今天，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不是偶然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他的所谓“经济复兴”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者对经济行情变动与阶级斗争的辩证关系的观察，没有丝毫共通之点。
三
D.S.同志对两个基本的革命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既已根本动摇，走向机会主义的道路，则他把我们原有的政纲加以修正是必然的，如他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抛在一旁，主张“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并因此而主张“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就是说我们的政纲是一回事，在抗日过程中容忍国民党军事专政又是一回事。他又在他独自提出的政纲中把“八小时工作制”降为“减少工作时间”，把“没收土地归贫农”降为“解决贫农耕地问题”。在《抗战一年》一文中主张“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我们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补助我们了解D.S.同志与我们之间在抗战过程中有根本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孟什维克机会主义乖离的路线，一条是不可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路线。
四
对无产阶级革命前途满怀悲观而寄托幻想于资本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往往就是无产阶级党的取消主义者（请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的情形呵），D.S.同志也不能逃出这个规律。自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D.S.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
五
只有根据上面的说明，我们才能够了解D.S.同志这次意见书的全般意见，才能够了解他所谓“中国工人在数量上，物质上，精神上都倒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等悲观的论调（关于中国无产阶级状况的估计，他显然没有了解这次战争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打击虽然很大，但战争对于一般工业的影响却应该辩证地来看。一方面固然是极度的摧毁，但同时［不必等到战后］也在创造着，西南交通事业以及各种军用品工业之相当发展，沦陷区中日本资本统治下各种工业之逐渐恢复等。所以无产阶级力量的团聚并不是极渺茫的事。）关于他的意见书，除了对抗战前途估计的一部分我们已在另一文中答复，又除有一些劝告我们努力接近工人等的话，我们完全接受外，我们现在必须对他批评我们的部分郑重声明：
他批评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例子，大半是过去数年前的争论（从前的争论多仅限于少数上层同志，包括D.S.同志），这种争论久已结束，而他所列举的那些幼稚的见解久已在过去争论中淘汰掉了。现在组织内部没有任何同志轻视民主民族斗争的意义，没有任何人怀有D.S.所列举的那些陈旧不堪的意见。虽然他所举的后面几个事例（如“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等）纯然是他道听途说或凭空臆造的。凡是在组织内部积极工作的同志谁也没有这种幼稚甚至自杀的意见。总而言之，临委一再最后负责声明：D.S.攻击我们为极左派所列举的罪名，没有一条是真实的！
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毫无缺点或错误，相反的，我们并不用超历史的眼光来夸大自己。我们十余年来固于一个宣传的小团体，在大事变中我们自然要暴露许多弱点出来。这些弱点中最大的一个便是创立这个组织的老同志差不多一大半消极、腐化、堕落，而留在组织内积极工作的干部大半都是后起的青年分子，因此，往往因为政治斗争及工作的经验较浅，不能拿原则活用到事变中去。其次，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受迫害，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但我们认为这些缺点都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更不是“极左派”的表现，而这些缺点只有靠时间才能克服。
六
D.S.同志个人的斗争历史与斗争经验（可惜他不能正确理解他的经验）我们都是尊重的。他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一贯对他个人问题的解决采取审慎的步骤。去年上海十一月代表大会，我们通过的决议案只要求他恢复组织生活，和我们进行彻底的讨论，以期达到最后的结论。直到今天，虽然我们认为他的错误已非常严重，且一年来对外发表的言论已发生很坏的影响，虽然上海、香港、浙江、广西各地的同志要求我们公开向外声明D.S.同志的意见不是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但我们还是极力抑制，使其仅以内部批评为限。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总之，我们一贯便想尽最后一分努力去挽救他。但这只是技术的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自然是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范围内）。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争，仿佛一个领袖可以在情感的温室中永远得救似的！这些同志中又有人拿D.S.同志发表的文件中某一句话、某一段文章来辩护他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D.S.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立场的特质。机会主义者往往在口头上，在某一场合上部分的保留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在总的方面，他是以双关语、诡辩来掩饰他的机会主义面目。他过去一年中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政府公开的态度，我们在上面已加以揭发，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意见书中偷偷摸摸的宣布“国民党政府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仿佛自言自话时可说些真话，对群众则非说假话不可似的。这真是机会主义者的伎俩呵！我们现在特别请求同志注意：假如我们这次不从D.S.同志的错误中得出真正的教训，我们就无法保障D.S.同志不在事变的下一阶段或将来的事变中不走得更远，做出更大的错误。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D.S.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