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评连根的「讨论大纲」（耀如，1941年2月15日）

日美战争与我们目前的几个争论问题

——评连根的「讨论大纲」——

耀　如

　　最近因为日美战争行将爆发，同志们普遍的注意新局势的可能发展并及时把我们现在的立场加以重新估计，以便充分准备未来的大事变，这种现象是非常好的。关于这个问题最先提出正式意见的是连根同志（见《斗争》五卷一期），他当时的意见含有如下的要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如果另一帝国主义派兵登陆以及领导抗战的政府与另一帝国主义订立军事同盟，则中国抗战失去独立性，亦即失去进步意义，到时中国民众应在日美及其工具双方阵营内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本文作者当时除了关于抗战变质的标准（即决定点），采取考虑的态度之外，差不多是完全同意了这个意见的。但最近编委会数度公开的争论，尤其是连根同志提出他的第二次意见之后，使我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加以更深刻的考虑，考虑的结果，不仅把我初步考虑的抗战变质问题加以解决，而且其它问题也迎刃而解，因此形成我今天这个正式的结论。现在我公开承认，我在初期大致上同意的那个意见是不成熟的，错误的，连根同志第二次提出的意见（「讨论大纲」）之所以走到如是混乱、矛盾，完全是他头一个意见的逻辑发展，为了教育自己和帮助同志思考起见，我特别围绕着三个主要问题（抗战变质，策略转变，失败主义）给连根同志的「讨论大纲」以彻底的批评：

（一）抗战变质了吗？

　　连根同志第一次认定抗战变质是以军事同盟和派兵登陆为危机点；最近他干脆宣布抗战的性质已改变了。他的理由是抗战「本质上」已和美帝的反日战争纠缠一起，而由于国民党的长期镇压，民众已没有力量阻止资产阶级把中国抗战作成美帝战日之一翼。从他第一次以至二次的意见看来，他分明从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策以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评定抗战的性质。事实上，我们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实行进攻中国，并引起中国的抗战以来，我们一贯就抱着这个态度，日帝是中国民族当前的最主要敌人，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和行动的中心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组织和斗争策略，要完全适应于抗战的新形势，我们认定：中国军队和民众无论是甚么政党甚么阶级领导，又不管他们的领导如何反动，只要他们实际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则这种行动是进步的，因为它客观上、实际上是中国民众长期积累对日帝仇恨及他们底抗日迫切要求的反映，同时，它也是日帝的反动政策一个打击，有利于我们底抗日反帝任务的完成，这就是我们能够与斯大林党及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由此可知，我们一开始就不是从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决定抗日战争的性质，而是以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行动本身是否会有我们上述的几点客观上进步的意义而足的。如果从资产阶级本身及政策看来，它彻头彻尾是反动的，从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看来，不仅它本身从头到尾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它的政策和行动（连抗日行动也包括在内）也从头到尾是为它们自己的利益，受他们指导和唆使的。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最后分析起来，如果没有英美的支持是不会爆发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拿这两点来分析资产阶级的行动。那末我们从军事同盟（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或抗日战争与美帝对日战争的纠缠（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关系）这两点上来决定抗战的变质就完全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说法。

　　不错，我并不否认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发展到某一点就一定影响或改变资产阶级抗日行动的进步性质。而且我也不否认中美军事同盟与资产阶级参战是促成军事抗日行动的变质的重要条件。但这种条件只能辅助我们测量中国军事抗战危机的深度，它本身尚不足以说明抗战的变质，至此，我不得不解答一个问题，甚么叫做抗战变质呢？这个问题自从连根同志提出以后，从来就没有人好好的解答过。我认为抗战变质含有如下的具体内容：（一）资产阶级已把抗日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二）转变为反苏战争；（三）转变为镇压别国人民革命的战争；或（四）日帝已被美帝战败，中国的主要敌人已由日帝变为换美帝与中国资产阶级的抗日军队已成为实现新任务的障碍和敌人，其实这四种内容可以更明确的归纳为两种：（一）当我们的主要敌人尚是日帝之时，资产阶级的军队已把枪口从日帝转到别的方面去；（二）当我们的主要敌人已变换为美帝时，资产阶级的抗战完全失去意义转向反动。这就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在抗战中全体政策反动所造成的危机。它最近之把抗战与美帝与日战争联系起来，他把这个危机提到空前紧张的地步。万一抗战转变成为上述几个内容中之任何一个，我们当然要重新改变我们的策略任务和行动口号，但在今天，只要我们不否认我们的中心策略任务仍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又只要资产阶级军队仍在本国继续抵抗日本，我们就没有理由否认中国抗战的进步性。

　　人们一定立即反驳道：「中国抗战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中受英美参谋部直接支配，还不明明把中国抗战目的迁就了英美帝国主义，而英美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意义不是完全淹没了或「抵销」了中国抗战的进步意义吗？」凡是拿资产阶级政策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来决定中国抗战性质的人都难免发出这个问题。首先，我必须反复声明：我并不否认资产阶级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是引起抗战性质变化的重点，甚至致命的条件，但根据我刚才对抗战性质的具体分析，我认为只要中国军队仍然在中国领土内抗日，从我们的抗日任务上看来，这种行动仍然是进步的。我们必须分别美帝国主义对日作战的行动与中国半殖民地军队抵抗其主要和直接压迫者、奴役者──日帝的行动，这两种行动愈纠缠一起，我们愈要向民众及全世界工农划清它们的不同意义。除非这一行动已被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实际改变或失其作战对象。关于这一点，托同志已不断给我们指出，他从未忽视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反帝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纠缠的可能，恰恰相反，他正再为看到这种可能，才郑重指出援助非帝国主义国家的义务。他在过渡纲领中指出，「有些殖民地的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无疑的要利用战争来挣脱奴隶的束缚。他们的战争可不是帝国主义的而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国际资产阶级的责任，在于帮助被压迫国家反对压迫者的战争，他甚至指出，即使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军事同盟，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仍然援助这一殖民地的反帝战争，他说：「不过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不能经过他们自己的政府来援助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不管那两个（即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与一个殖民地国家──如）在这一时期内（即战时──如）的外交与军事的关系如何。假使两政府那时正缔结着暂时的其本质是不可靠的联盟时，则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援助那种非帝国主义国家的『同盟者』……」托同志在写这一段话时，并没有把无产阶级领导的抗战放在心上，他的话分明是对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战争而发的，因为只有资产阶级的领导，能与帝国主义联盟：

　　「但到底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与帝国主义战争已淹没了抗日战争这一点子进步意义啊……」我相信人们仍不服我上述的解释的。因为人们惯于采用资产阶级的簿记学观点来考虑问题。现在我试举一例帮助人们去思考一下吧。当我们在进行抗日战争时，上海租界或任何沦陷区中，一个中国或英国工厂工人起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但这个罢工立即被日帝军部或汉奸工会利用，那末，当这个罢工尚限于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这一点上，我们是否因为民族敌人的利用或领导而宣布这个罢工是反动的呢？因为这「一滴」罢工或阶级斗争已被日帝或汉奸的反动战争「淹没」了呀！但我知道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肯定的持有这种荒谬的见解，大家都承认工人的改善生活的斗争是进步的，不管它如何孤立，不管它受任何反动势力所利用。但这种观点为什么不可以应用到中国抗战与美帝在日战争关系上呢？两者同样是一个具有解放意义的斗争，两者在客观上同样明显的「帮助帝国主义」。可知拒绝区别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不同与拒绝区别工人罢工与帝国主义战争本质不同同样犯了一种机械论的错误，以数量代替了质量。这也是一切极左派的共通错误。

　　其实在抗战发生以来，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资产阶级镇压民众的反动行动在数量上远超过了它的抗日行动。这一点，我们绝不替它掩饰，即在它举行的进步战争中，我们也不断和它的反动行动斗争，这就是说，我们不仅区别中国半殖民地的抗日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我们甚至还区别资产阶级的抗日行动与它的一切反动行动（如用军队解散民众团体解散异己的抗日军事）。在过去如此，在现在和将来我们为什么不应如此呢？这正是我们在抗战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基础哩，只有那些极左的空谈家才将我们过去的抗战主张描写为阶级调和论。我相信我上述的话已驳倒了连根同志关于目前抗日质变的不正确论据。我认为他笼统的说「抗战变为美国对日作战之一翼」这一句话既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摸到问题的本质，甚至还无形中陷于极左派的理论圈套，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关于这一点我们往后谈到策略问题时，将更清楚的暴露出来。

（二）我们得到什么「转变」？

　　连根同志既凭空宣布中国抗战失去进步意义，他在理论上的逻辑结论当然是放弃「拥护抗战」的口号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进行的反动战争」的口号，这就是他宣布「至于两种战争已纠结到何种程度，抗战性质要怎样才能彻底改变，那对于我们只将具有次要的策略意义，而不能依照决定整个政策的」的理由。他这里说的「整个政策」当然是指「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进行的反动战争」而言。这当然是「整个政策上」的转变，这是非常显明的，但「政策」的内容是甚么？即怎样「反对资产阶级及其进行的反动战争」呢？这就靠连根同志的新「策略」（虽然是「次要」的！）来答复了。我们记得在抗战爆发之始，我们也重新确定过我们的「整个政策」──拥护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但我们跟着便改变我们的「次要的」「策略」——暂时放弃「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代以共同行动的策略，现在连根同志既已宣布改变「整个政策」，他也应该勇敢的，彻底的，把他的实际策略结论做出来，他应该毫不含糊的告诉一般工农民众及抗日士兵：你们参加的资产阶级抗日战争是反动的战争了，你们应该打倒进行这个反动战争的国民党，但不幸他没有做出这个结论，他却仍然告诉作战的士兵道：你们的抗日战争是反动的，但你们的主要敌人仍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奇妙的、深奥的口号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群众所能了解的。我相信一个兵士听到这句话，他一定指着对面战壕的日军告诉连根同志说：「国民党也正在告诉我们，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呀！请问我们继续作战是否反动的呢？」这还是极有礼貌的答复哩！而且假如这个士兵是有政治头脑的他一定还要追问下去：「你既然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现在仍在蒋介石的指挥之下继续打日本，你是不是和我们共同行动，你是不是帮助我们打？」我相信连根同志的「参加这一战争为的反对这战争」的公式将立即被打成粉碎，在这个聪明的士兵质问之下，他是没有理由拒绝答复，他说：「对的，你们的战争是对的，我并非站在你们方面作战，不过我不相信蒋介石的领导！」

　　我们读连根的「大纲」愈读到策略部份，愈感觉到他的调子愈唱愈旧，除了偶然发现「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战争」「参加战争为的是反对战争」这些空洞的，无连贯的变音之外，我们简直看不出他的基本策略与昨天有何新奇的不同。我们看到第六节末括孤内的话，我们更莫明其妙，他一开始已宣布抗战已确定地失去进步意义，已宣布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战争，但碰到客观事实时却依然留恋于他毅然舍弃的旧公式：「在争取此等抗日群众的影响时，「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乃是一个有力口号，但同时更应着重地指出国民党之必然出卖与正在出卖，方不致催眠群众，使他们对国民党保持幻想」。思想之矛盾与混乱至此已达顶点。我们既然还要「着重地指出国民党之必然出卖与正在出卖」，既然尚要拿「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为争取群众的口号，这即是说，抗战在今天还未变质，还值得我们拥护，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呢？既已变质，亦即既已出卖，又何「反对」之可言。这一点充分暴露连根同志一只脚陷入极左思想的圈套里不能自拔的矛盾和苦恼。也许有人辩解说，抗战变质与反对「反动战争」是先锋队的事情（或用连根的名词：「政策」）「反对出卖抗战」是群众的事情（或仍用连根的区别，「次要的策略」）吧，我相信这种话是不会出于连根同志之口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幼稚的话，还是自欺欺人的话哩！连根同志的策略实际上已自行推翻了他的理论前提（或「政策」）。

（三）论「失败主义」

　　连根同志在第一篇文章里公开提出：如果抗战变质，则我们在日美及其工具交战双方采取失败主义。我初期也保有这种思想，南方有些年青同志也公然赞成这种思想，最近意因同志（极左派）则公开以失败主义相号召，连根虽然在大纲里已不提起它，但在口头上他仍认为他的「大纲」是具有「失败主义」精神的，这就明示他口头上尚没有放弃这种思想，我现在公开承认这种思想是错误的，虚伪的。首先我们须将「失败主义」了解一下。列宁的著作我们姑且不引证，我们就引证托洛斯基的定义吧，他在过渡纲领中把「失败主义」翻译成：「主要的敌人在我们自己国内」，或「你们自己（帝国主义）政府的失败较胜一筹」。托同志在「你们自己」下面加多一个括号：「（帝国主义）」不是多余的，偶然的，是在警告一些没有头脑的极左派。他无形中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军队反抗日帝的战争中，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不能使自己政府失败。所谓「双方失败」更属不通。这是不是说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使日本政府失败，在蒋介石抗战区域内也取失败主义呢？如果这样，我们的策略路线和行动便失去中心，成了二元的了，因为需要同时打倒两个主要敌人啊！这不仅不是我们的路线，同时也不是极左派的「失败主义」路线，因为我们的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意因同志的路线是：「主要敌人是国民党政府」。只有小孩子或大人患了「小儿病」才高呼：「你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汪派政府，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这不是严肃的革命策略路线，这是以原则代替策略，以空话代替行动，一句话，这是极左派的最坏的变种。

　　连根同志的沉默是不是放弃了「双方失败论」呢？他实际上放弃了，他不仅放弃了「双方失败论」甚至已放弃了「失败主义」了，因为他既然说：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日帝。这就是说，日帝的失败较胜一筹，而不是蒋介石的失败较胜一筹。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究竟还站在原有的立场，不敢失陷太深。革命的名词是不好随便玩弄的，这是我从自己及别人错误中得出的教训。

　　那末我们放弃了反战了吗？因为「失败主义」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总路线啊！浅薄的人将起来质问。其实他们不了解「失败主义」只是反战的一般形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里还有它的特殊形式；即用民族独立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主要的敌人是你们的直接侵略者和压迫者。殖民地的「保卫祖国」和「爱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内的「失败主义」并不是矛盾的，是同一反帝和反战的进步因素。中国工农今天反帝反战的中心任务是进行彻底独立的抗日战争，只有全面发展这一战争才能发展而成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及其所有中国工具的战争，但这一战争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用极左的「革命」符咒可以唤起来的。我们必须刻苦耐心的根据目前现存的条件，一步一步的教育群众，发动农村与城市的阶级斗争来转变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不是空口否认「抗战」的存在，而仍然是：发动阶级斗争来转变资产阶级的军事抗战！极左派的任务（反动的）是转变资产阶级的抗日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两个路线的分别是非常明显的，不可调和的，但连根同志的任务（调和的）却是：参加抗战以反对抗战，我们的目的是分化军队，把抗日指挥权操在兵士手里！

　　让同地从这三条道路中去选择一条吧！

（四）我们的任务

　　根据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今天的基本策略除了加以部份的补充或修正之外，尚没有全般转变的必要。连根同志虽然已宣布抗战变质，但仍然保持原有的基本策略路线，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他彷佛为了表明他的转变点，着重说明「分化军队的必要」。但这一点也不是新调，我们过去，现在，甚至将来，虽然和资产阶级的抗日战争共同行动，我们绝不因此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及其雇佣兵制度，恰恰相反，我们在抗日过程中，不断鼓吹土地革命，不断鼓吹工农兵抗日委员会以及鼓吹国民会议就是为的取消军事独裁，为的「分化军队，把抗日指挥权操在兵士手里」！托同志在批评夏克曼说：错误的思想是足以令人虚伪的解释自己过去的（大意），连根同志虽然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他的思想确有这个危险。

　　至此，连根及其它同志一定会问的：「日美战争难道对抗战毫无影响吗？难道为了应付新的大事变就以维持原有路线为满足吗？」我绝对没有这种保守的观念，我还竭力反对那些对形势的变化闭目无睹，而一味背诵公式的人。但我刚才已说过，日美战争对中国抗日的影响要到了什么程度才叫做变质，同时我也一次再次声明资产阶级目前的反动政策已给中国抗战造成致命的危机。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不仅限于支持抗战，而且还应该加重指出资产阶级出卖抗战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动——从军事同盟到消灭新四军，这就是说在思想上准备和教育群众。

　　「这是尾巴主义！因为你明知资产阶级已镇压了民众，民众已没有力量干涉它的出卖，你为什么还不及早转变呢？」这不是尾巴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的策略是建立在今天的形势上，是领导或教育今天的群众斗争的，我们绝不应该抛开群众或客观形势，而把明天的或明天底「必然的」结果来做我们今天领导群众行动的策略和口号，我们一面指出明天的「必然的」结果，我们还要尽可能根据今天的条件发动群众斗争，形势愈无望，我们愈有效的暴露资产阶级的面目——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过早的（或不如说感情的）宣布抗战变质，只能帮助资产阶级的欺骗——这是连根的方法。前者是唯物的，战斗的，后者是唯心的，宿命的，我们也让同志们去选择这两种教育群众的方法吧。

（五）目前争论的意义

　　我一开头就声明，在日美战争之前夜，我们这次争论是好的，有益的。因为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大事变之前不能反映各种意见出来，确定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一个死尸了。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于其阶级成份的差别，在每次内部政治斗争中，不仅反映无产阶级内部的落后思想，同时还深刻的反映异阶级的舆论和情绪。这一点，美国上次的内部斗争已充分告诉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阶级成份上是最不利的，旧的多少保有革命传统的份子已大批消沉堕落了，目前年青的不足三四年党龄的知识分子却占了多数，再加上整个组织的长期脱离群众，这一点不仅有使青年同志在大事变前走入迷途之虞，就是原有的老同志也有陷于思想背叛与混乱之虞。「反对派」十年来在战争中受第一次试验，以D．S为首的一些老同志都经不起资产阶级舆论的压迫，走上理论或行动背叛之途了；现在我们在更不利的形势下，碰到更大的试验了。一方面资产阶级投降「民主」帝国主义的舆论笼罩了小资产阶级与落后工人，另方面是史太林党小资产阶级的「反对参战」「反对帝国主义争战」，「严守中立」的伪善的「左」调高唱入云；在这两种舆论的包围压迫之下，我们内部隐伏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即史太林昨天的思想，以D．S为代表）与极左派的思想（以意因同志为代表）便趁机抬头，各各以其自己的方法来修改第四国际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我们内部思想的主要危机。每一个同志都应该勇敢的，负责的，严萧的乘着这次思想的斗争起来克服这个危机！在斗争中严守无产阶级的立场，无情的打击异阶级的思想影响。无论右倾机会主义与极左派的思想都不是新奇的，都是出于同样的国际和社会根源，它们同样是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只不过前者已干脆投降「民主」帝国主义，而后者则以革命的空谈或咒语来妨碍斗争罢了。我们必须认清它们与我们的面目，它们与整个第四国际原则是完全相反的，原则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尖锐的反映，是无可调和的。如果有谁企图（不管有意无意）把我们的原则立场与右方或左方的思想「调和」，我们应该同样无情的批评他，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大事变中不致迷惑起来，动摇起来，也才能把自己的立场坚守不让。我今天批评连根同志思想的动机和目的全在这里！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