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中共统治与我党底任务
重源、方兴、辽远、邝稽、林斯、明明
（1951年9月15日）
说明：原载中国革命共产党《内部公报（华南分版）》第十九期，下册，1951年9月18日出版
农民战争胜利底意义
（一）蒋介石的血腥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政权已确定地落入中共之手；此次政权的转移，不是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地、独立地、活跃地、直接干涉的结果，只是中共领导的农民武装所进行纯军事战争胜利的结果。我们必须认清几年来所发生的事实：纯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新局势，并不等于革命局势；旧政权的崩溃并不等于旧制度的崩溃；中共的胜利并不等于工农的胜利。
（二）作为不断革命不可或缺的动力之工人阶级，在整个事变中未曾发生任何决定的或积极的作用，在中共兵临城下时，甚至处于沉默状态；他们的情绪是冷淡的，意识是模糊的，行动是散漫的，处境是可悲的，消极地眼看着来自农村的武装将他们「解放」（中共亦久已叫他们「静待解放」）。工人在无出路中对农民军事胜利虽存若干幻想，但也普遍地怀疑与迷惑，既未相信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澈底解放自己，也不相信别人能真正解放他们。
成为此次直接推翻旧政权的唯一力量乃是农民武装，这一武装，自第二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农民运动余波中生长出来，但它一开始就操纵在中共之手。中共一方面利用农民的革命潜力以培养其武装斗争，没有农民的革命潜力，便没有它底军事斗争的成长，但它反过来又以官僚主义不断约束饥饿农民一切对土地要求底独立行动，限制着农民斗争的自由发展，使之转变为它所控制的军事斗争，因为农民斗争一旦自由发展起来，就立即会超过它的军事斗争底头，不再受它的控制。因此，农民始终没有，也不能独立而积极起来形成一个一个泛滥的运动，也因此，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显然绝不同于泛滥的农民运动。
事变过程自己证明：农民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与城市工人斗争相结合。中共不是使工人与农民联盟，而是使工人与农民隔离。工人阶级及其斗争，只有在某一时机内认为对其有利可图时，被利用来尽一些从属或点缀作用，或者用作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妥协的筹码；或者用以缚在农民战车之后壮其声势；或者用为北京天安门上的装饰品。
（三）目前掌握政权的中共，曾几次三番地主张与资产阶级合作，声言拥护蒋介石，并企图与之组织联合政府。只当蒋介石由于中国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连毛泽东的那种妥协投靠都不愿意接受而大举进攻之后，才迫使中共仓皇改变态度，初则发表「五四指示」以贯彻双减政策，继之又发表倒蒋宣言，颁布「土地法大纲」藉此取得农民的支持，挽回其军事劣势，并进而夺取政权。因此，中共由拥护蒋政府而至打倒蒋政府，与其说是前者对后者决裂，毋宁说是后者对前者决裂，以其说主要是受了群众底压力，使中共执行其既定「革命」政策，毋宁说主要是受了国民党底军事打击，使中共经验主义地在无望中不得不放弃其投靠政策。
但中共由于其本质使然，并未因击倒资产阶级政权而抛弃资产阶级，它仍然迷恋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花言巧语的革命词句掩饰下，竭力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并拉拢臭名扬溢的工农创子手李济深之流的资产阶级代表为新政权的显贵。这样必然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为工人阶级利益真正服务者少，为资产阶级切实保护者多。
（四）抗战结束后，各大城市兴起的群众运动所形成的革命前夜局势，当时如果有一个群众的革命政党执行正确的革命政策，这一局势本很可能发展成为革命。但是发生决定作用的中共，恰恰与机会主义结了不解之缘，以反复无常的政策阻碍了这一革命的到来。1947年下半年后，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便已趋向于低沉，虽然1948年国民党经济总崩溃到来的时候，城市的群众斗争，曾经稍行复活，虽然蒋介石的倒台，在客观上本有可能开辟第三次革命的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及其上台，却窒息了这个甫经复活的群众斗争，堵塞了可能开辟的革命道路，因此，毛泽东的胜利事实上显然没有开辟了第三次革命。
（五）毛泽东的胜利也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民主时期，工农群众正被置于极度严密的军事管制之下，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适合新政权需要而发动的「群众运动」，无例外地都是官式化、行政化，一切必须以新政府的意志为意志，以新政府所规定的范围为活动范围，从上而下的政令执行代替从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官僚的方法箝制了群众底创意；所谓「走群众路线」不是意识地加强工农的联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只是意识地加强对群众的控制，更有效地消除群众的独立言行；工人阶级被捧为「主人翁」，也不是表示他们已成为领导阶级，而只是籍此称誉以便于堵工人的咀，阻挡其斗争，使之牺牲更多的阶级利益而已。
（六）中共所领导的农民武装，它的发展与胜利，虽非革命，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且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应该承认：推翻旧政权的行动是一种进步的行动，它结束了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和帝国主义工具国民党廿余年反动的血腥统治。
应该承认：进行土地改革的行动是一进步的行动，它扫除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多少给了贫雇农一些土地，在某种程度内改变了旧农村的土地关系。
应该承认：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是一种进步的行动，它驱走了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政治势力。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胜利打破了远东的均衡局面，它给以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种刺激，加强它们的反帝斗争。
但我们必须指出：中国历史所要求的，绝不止于推倒蒋介石政权，及进行某些程度，甚至相当进步的改良，它需要一次革命的风暴，澈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澈底解决土地问题，使中国一切民主任务的解决与社会主义的前途连结一起，唯有如此，才能最后解除生产力的束缚。但这种澈底的解决，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而中国今日的事变，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不允许真正工农力量的抬头，这是中国社会当前危机的主要关键。我们于坚决支持中共一切进步行动的同时，必须毫不隐瞒地揭穿中共阻碍革命的这种罪恶作用。
我们也必须排斥在中共胜利压力下我党内部所产生的一切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的修正主义，它们「指鹿为马」，「鱼目混珠」把1947年10月起中共领导下的斗争胡混为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毛泽东的军事胜利当作不断革命胜利底第一阶段，把邦拿巴特军事独裁日益对工农民主的剥夺看成为革命局势的发展，把党在事变中不能发生作用归罪于党政治路线的错误，这些以神经质代替坚持性，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的奇端异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以无情的摈弃！
这个胜利是历史诸特殊因素的遇合
（七）中共领导的农民武装能够单独倾覆旧政权，是由于一种稀有的历史因素之特殊的遇合所造成。
落后中国广大而贫困的农村，在地主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三重枷锁下，长期陷于破产的深渊，1925至27的大革命，本有可能把它拯救出来但革命失败的结果，蒋介石的反革命军事独裁，却愈来愈加深其破产，8年抗战的摧残与战后国民经济的分崩解体所转嫁给它的重负，更把它推向死亡的边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土地日甚一日的饥渴，迫使他们普遍地，不断地为这一饥渴而挣扎。这就造成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着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形成了中国农民反抗旧统治的巨大潜力，这种阶级矛盾与潜力，给农民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客观基础。
（八）农民，不管它的数量或力量多么庞大，由于其本质使然，在现代的政治舞台上，企图经过它的运动或纯军事斗争单独地颠覆一个旧的政权，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即城市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已陷入无力状态。当这两大阶级之任何一个力量健在时，农民的斗争不是变工人阶级领导必然要遭受资产阶级压缩。1925-27年，农民因为跟着无产阶级的斗争走，才发挥了它的伟大革命作用，1927年革命失败后，无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获得相对而暂时稳定的资产阶级统治，在帝国主义的协助下，予孤立的农民斗争以沉痛的打击，且几使之败亡。今天农民武装能够挥兵直指政权，以不可一世的压倒姿态出现于一切阶级之前，这不仅因为无产阶级无力，而且主要因为资产阶级已过分衰败，无法维持政权。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血缘关系，开始就必然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密切勾结，而与群众决裂，其结果本已命定它无开创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前途，又无法觅得稳固的统治基础。8年抗战后，它的统治更陷于未之前有的衰败之中，物质基础的无比削弱，国民经济的迅速破产，行政机构的贪污腐败，军事组织的分崩解体，一般群众普遍的不满，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轧等等，所有这些都暴露了统治阶级之难以为继。即使如金元帝国这样的主子亦无法拯救其工具走出死巷以抵抗农民军的攻击。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就是乘着资产阶级的透顶腐烂和帝国主义无法直接干涉的时机，才能凭其武装走上政权。
同时，在资产阶级军事独裁长期横暴的屠杀与迫害下，加上中共长期反复无常左右跳跃的磨折，革命惨败后的中国工人阶级，20多年来，其信心、斗志、团结及组织，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战后曾初步起了头，但还来不及克服长期白色恐怖中积累下来的意识与行动的缺点，却又遭受国民党的镇压和中共错误领导的叛卖，以致农民军事胜利当前，工人仍然淡漠视之，正因为如此，农民才有可能凌驾其上，俨然成了中国的主人。
（九）农民的先天缺陷，乃在于它的散漫和落后。但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入农村的中共，在农村的革命余波中，迅速蜕变为农民党，成为农民斗争的领导，将散漫的农民斗争纳入军事斗争的轨道，集中起来。那些从各大城市和莫斯科回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较优的教养充当着农民军各级的领导与干部，相当地弥补了农民的愚昧与落后。长期机动性的游击战争，使这枝军队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往后，又藉苏联之助，在东北接受了日帝大批重武器，得以在后来的军事发展中，具备攻城战略和防城部署的较优越条件，使游击战发展为阵地战，以至于占领城市。
几年来的事变不仅反映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底尖锐化，同时也反映国际间美苏矛盾底尖锐化。毛泽东正式宣布反蒋的时候，正是克里姆宫国际政策转变的时候，虽不能说中共每走一步都单纯地以苏联的马首是瞻，但前者的政策却总是仰符于后者的外交利益，正因为如此，中共才得以藉助于美苏间的矛盾使美帝一时不敢直接派兵支持蒋介石，并藉助于马列招牌和10月革命的权威，取得某部份城市急进小资产阶级对它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配合着上述资产阶级统治空前腐烂和帝国主义无法有效干涉的主要因素，使农民军的胜利完全成为可能。
新政权底阶级基础及其性质
（十一）中共之取得政权，只是凭纯粹军事底武力攻夺或和平占领，而没有经过群众革命暴力，因此对于旧的国家机关，就不可能进行澈底的粉碎。整个攻占过程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民军当它击毁旧统治的抵抗力后，立即就成为这个仍然属于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国家底主要的压迫工具，它的上层官僚也就代替了旧的官僚，盘据于国家的各级机构之中，成为新政权的发号施令者。一切旧机构的转移，不管经过投降或战斗，都是采取和平接收方式。接收后的行政机构，只加以改组，撤换其上级人员；为了加强其机能以适应新的统治，当然也有好些机构曾加以裁撤或扩大，但终不过是旧履翻新而已。某些地区（如疆云等省）。甚至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对于投降过来的军队，也只加以改编。这些接收过来的，改组了的，或新增的机构，在新官僚的统一指挥下，立刻被用来维持资产阶级的旧秩序了，因此，旧国家机关，在形式上虽或多或少已改头换面，其性质却丝毫没有改变，而其机能反更加强了。
但虽然如此，新政权底阶级基础却与旧政权底完全不同，它既为胜利的农民武装所建立，自然以这一武装作为它的主要台柱，又因为它是由已沦为农民党的中共所掌握，并进行了某些社会改良，因而也获得城乡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的支持。新政权，明显地，建筑在农民及城乡小资产阶级基础之上。这一基础之先天的贫弱，也就命定它将永无独立可言。
（十二）新政权没有独立性的最显著表现是它无法创立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它只能屈服于旧有的社会制度之前与资产阶级妥协。中共进入城市就特别宣告私有财产之不可侵犯，并执行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与这种对资产阶级妥协行动相一致的，就是依旧排除工人阶级于生产管理与监督之外，尽一切可能瘫痪他们的斗争，强令他们继续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小资产阶级农民党虽代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但事实上这个政权仍然为资产阶级服务，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权。
（十三）马克思主义者不因为新政权之仍属于资产阶级性便忽视了近年事变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国民党政权之被推翻，已使中国资产阶级失去政治的凭借，大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大资产阶级的有力部份官僚资本家已不复存在；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势力已被严厉打击；工人阶级虽突然于不知不觉中在被捧为「主人翁」获得若干微弱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是以牺牲更大的政治权利为代价，阶级地位一点也没有提高。在农村，经过土改的地区，地主已先后被肃清，中农一度激增，贫雇农一时缩减，老区生长了新富农，新区旧富农依然存在（未经土改的地区，虽进行着减租减息，反霸反特等斗争，但阶级关系基本上并未改变）。这些阶级关系变化的结果，便异常清楚显示了新政权必然采取的统治形式。
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摆脱了工农群众的监督，当一切其它阶级在政治上都表现不能发生决定作用时，中共依靠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便建立了一个似乎是超然的，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的邦拿巴特底军事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完全把持在新形成的官僚集团手里，凭借庞大的农民武装，警察、特务等来维持统治，这个新官僚集团的中坚份子，是在长期军事斗争中培养出来的中共底干部和领袖。在「军事管制」的刺刀之下，工人阶级被迫接受大力增加劳动强度和更野蛮的剥削，资产阶级则无可奈何地暂时忍受着政治权力之被约束。
1950年1月17日我党中央扩大会议决议认定：中共的统治，「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之上的，一种赤裸裸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往后的事实已更充份证明，这一认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固然要与那些将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相等并列，认新政权是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意见区分开来，更要坚决排斥那些认新政权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谬论。
新政权底政策和无法解决的社会矛盾
（十四）从新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中，更明白而具体地可以看出：一种压迫与改良并施的政策，是绝对无法澈底解决中国当前的革命任务，也无法采取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以解决横在面前的一切紧张的社会矛盾，至多只有一时加以压缩而已。
在民族问题上，新政权的政策是不澈底的，它虽已赶走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政治势力，但却没有没收那明知是中国人民底经济锁链的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有声明全部废除那明知是用以压迫和掠夺中国民族的不平等条约，没有提出收回那明知是「丧权辱国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反之，它甚至再三想加入那「强盗机关」的联合国，这些都是对帝国主义保持妥协的明证。
目前新政权狂热地进行「抗美援朝」冻结美国在华公私存款，及管制其在华财产等反帝行动，客观上确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特别是「抗美援朝」不管它是在毛泽东命令下的纯军事行动，也不管史太林主义党怎样不让中朝两国工农独立地与积极地组织起来参战，但它总是站在亚洲殖民地反帝斗争基础上，大大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使朝鲜人民今天得以免于完全受美帝的奴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坚决支助这种反帝的行动，但同时又得指出：就新政权整个反美的动机，做法及目的看来，显然不是为了要澈底进行反帝，达成中国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和帮助朝鲜人民的真正解放，而是因为美帝直接或间接的封镇与轰炸，打破了它的妥协幻想，以及适合莫斯科的外交利益等，才使它大事反美宣传；为了美帝首先冻结中国在美存款才使它如法泡制地予以报复；为了侵朝美军迫近国境才急起自保，出兵「抗美援朝」，但这些反美行动也还是带着妥协性的。至于对英帝及其它帝国主义，则更竭力谋取谅解，以香港九龙继续租借的默认来维持中英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像这样的政策，只能说已对帝国主义取得相当的政治独立，而这种政治独立也是极不巩固的。
中国民族遭受另一种束缚来自克林姆宫，它企图通过对中共的控制，将中国置于其支配之下，在东北新疆的特权，对旅顺大连的租借（史毛协议虽规定1952年归还，但不立即归还已极不合理，而将来是否依期归还，尚成问题，即使归还，其对旅大等的控制，也必不会轻易放手的），和不平等贸易协议的签订等，就是克林姆宫对中国贪欲的一种最明显的表现。中国民族要能真正独立，除争取对帝国主义的独立外，同时必须摆脱克林姆宫的束缚。但新政权却已公然声明「一面倒」亦即要中国民族忍受着史大林官僚层的自私企图，把前者的解放利益隶属于后者的特权利益，这完全是违反中国工农的意志和愿望，中国工农已因苏联官僚层的贪欲与罪恶行为而大大反感了！
对国内少数民族，新政权只容许它们「区域自治」公然剥夺了它们的自决权，继续奉行大汉族主义。这一邦拿巴特统治也绝不会有民族自决权的革命民族政策，它只能继承了过去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十五）在土地问题上，新政权的政策也是极不澈底的。中共对于土改自始就没有一贯的澈底政策，当它处于不利或困难情势需要农民支持时，才有限度地迁就于农民要求土地的压力而进行土改。每次土改的程良虽随着中共处境的不同而异，但其结果都帮助中共渡过难关。如果说在江西时代最孤立无望的环境下所进行的比较澈底的土改，使中共能抵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免于完全败亡，则1947年在军事的劣势下老区所实行的半吊子的土改，无疑地已使中共的武装迅速壮大终于走上胜利，而最近在新区进行的更不澈底的土改，也足以使新的政权相当稳定了新区的农村统治。
从老区到新区土改之间，新政权由于立足未定，一方面害怕真正农民运动兴起之不能控制，另方面企图与资产阶级取得更大的谅解，并缓和农村旧势力的抵抗，曾一度勒令停止土改。后来由于土地问题严重的新区（特别是华南）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比其它区域更难缓和，农村普遍的不稳定威胁新政权在农村统治，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所引起工业生产的萎缩并由此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生活底紊乱，迫切需要开辟国内市场。这些原因迫使新政权不得不进行新区的土改。后来，「抗美援朝」需要在广大的新区农村中吸取更大的人力物力，于是更加速了新区土改的实行。
新政权建立前后的土改，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无可否认是最大的一次，但中共根深蒂固害怕群众的心理，使土改从头到尾在它严厉的箝制之下进行，而不尊重群众意志，没有一个地方土地的分配曾经是澎湃由广大的农民自己执行的，且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土改的执行都能与新政权的如意算盘相吻合，某些地方农民的行动在土改过程中往往超过新政权所限定的范围，但这种过火行为立刻就被新政权强力拖回或加以镇压。
新政权的全部土改，完全是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立场进行的，它只是将地主的土地私有制改为农民的私有制，分配后的土地，新政权绝对承认其私有权，而且准许自由买卖，自由租佃，富农经济和地主底工商业获得大力的保护。由于这种土改不是国有化的分配，以及国家对贫农帮助的缺乏，其结果不管新区或者老区，农村阶级的重新分化，土地的重新集中，将是必然的事，只不过是进行土改的时间和程度不同，新区比老区更糟而已。
在老区，旧地主富农是被清算了，贫雇农分得一份土地，中农数目一时大增，但在「农家致富」的鼓励下，新富农迅速成长，中农随即再向两极分化。那些农村的干部，利用他们执行土改的地位与职权，往往获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在农村中，成为最有势力的一群。在新区，也不过重复老区土改不澈底的分配和阶级重新分化的过程，所不同的，旧富农却被保存下来，贫雇农所得土地较少，农村私人资本更大大地操在富农之手，农村一切行政机构实际上也多为中富农所控制，有些地方甚至还为地主的走狗二流子等所控制。事实已经说明：新政权的土地政策，愈到南方，就愈对农村的资本家势力迁就，阶级关系的改变也愈有限，因此也愈受资本主义法则所支配。新政权绝不能解救贫困的中国农村。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站在一个崭新的生产关系上，才能澈底解决土地问题，替农业生产开辟社会主义大道。
（十六）在一般民主问题上：为了掩盖赤裸裸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新政权不得不披上一件民主的外衣，口头上赐与民众某些表面的和微弱的民主但这些表面和微弱的民主与基本民主权利之被剥夺比较起来，对民众的利益而言，固微不足道，对新政权的专横倒是一个有力的暴露。
最残酷的计件工资剥削及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制代替了最基本的民主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强迫仲裁或镇压，代替了罢工权；在国营企业中，以厂长经理对生产最后的决定权代替了工人直接的监督；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等自由在实际上已完全剥夺，连为工人争取改善生活的工会，也成了单纯鼓励增加生产与执行政令的机关。人民所需要的不是一些微弱的或只是好听的民主，而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但这正是新政权所不能给与的。
（十七）新政权既无法澈底解决上述的民主任务，又如此维护私有财产，它就必然无解除旧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使中国生产力获得飞跃的发展。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资本建设问题，即不是生产力己经解脱桎梏如何力求发展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打破旧有生产关系与外来的桎梏，以求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帝国主义在国内经济生活中那些直接起控制作用的经济势力，随着政治势力与特权的丧失而暂时在中国市场内贬低其作用，但以美帝为首的经济封锁，却严重地将中国从世界经济的整体中肢割开来，使工业的生产技术和原料供应以及国际贸易都受到扼阻，在国内，不澈底的土改，一方面使农业生产仍旧停留在分散的小农经济阶段；另方面，富农经济的发展，已使土地重新集中，虽然在土改后的初期，农业的市场会一时扩大，但随着土地的再集中，必将重趋萎缩。城市中，因为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低工资政策，以及繁重的财政负担，已使工人阶级及一般平民普遍贫穷化，购买力可怜的低下。因此，在国内就无法给工业品开辟一个广大的市场，使工业根本繁荣；同时工业的不景气，又将反过来阻滞农业生产的发展，迫使农村要为工业品提供低廉的生产费用，而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形成可怕的剪刀差最后戕害了农村经济复兴的前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新的萎缩性的危机。那些被誉为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企业，虽然通过各种公私合营，合作社，联营企业甚至个别私人资本，控制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命脉，但它只不过把资本与国家机关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已，它本身的生产正是依照资本主义的法则行事，既离不开与私人资本的结合，和他们共同分配社会全部的剩余价值，更无法摆脱商品市场的盲目支配，反之却招致官僚主义对生产之粗暴的破坏，自然不会给中国带来全盘计划性与和谐的发展，使之走出衰败的困境。
（十八）在上述的那种妥协的，不澈底的，改良的政策下，新政权就必然无法解决旧有的。现已引起的，或将必发生的深刻矛盾。
1．中共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是一个遭受长期战争空前破坏、衰败了的经济基础。进行中的某些社会改良，虽能够有限地、相对地便经济一时好转，但将极难谋求根本好转是可以断言的。庞大国家机构的行政支出，美帝经济封锁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缺乏（特别是工业原料）和生产无法大大提高，因大战危机威胁而渐增的军备负担，特别是最近「抗美援朝」底巨额军费的消耗等，更大大减弱了改良的效果，使新政权在经济上将更陷于无出路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形下，如得不外来的援助，最后仍不免走向衰败之一途。新政权固不可能从苏联方面得到充分的外援，而向英美帝国主义妥协屈服求助更只是死路一条。
2．要维持庞大的军政支出和使经济不致迅速衰败，新政权必将站在新官僚及资本家方面把重负转嫁给工人阶级，用增加生产的名义强迫工人加强他们的劳动，压低他们的待遇，这样，在新政权和私人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矛盾，将随着经济的恶化，而日益深化起来。
3．在不澈底的土地政策下，未土改地区全部旧矛盾固然保存下来已土改地区也必然在新旧富农与贫农之间发生新的矛盾。同时，随着转嫁给农村重负的日增，农民对新政权的不满和反抗也将必日益普遍起来。
4．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店员及其它贫民，从重税捐献等难以担当的重负中也分担了经济困难的恶果，他们只有日趋贫穷，日益临于水深火热中，而日渐不满新政权的统治。
5．新政权所赖以支持的最主要台柱，是一枝数百万人的庞大军队。这枝军队，直接受毛泽东党的严厉控制与思想教育；过着较贫雇农为优的物质生活，其家属在土改中得到一些果实等，使它具有较好的军风纪，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像这样的军队，其瓦解决不是轻易的。军事官僚层的日趋腐化与专横，必影响到它的士气，未来的财政困难，必降低它的兵士生活水平，但仅仅这些因素，还只能促成它对新政权不满乃至部份的叛变，但它的最后命运，仍将与新政权一起，决定于国内外阶级斗争之决定性的发展。中国未来的工农革命，在初期将仍遭受到它的打击，但革命浪潮最后必能争取穿着制服的农民叛离毛泽东，从内瓦解了它，或者是在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的军事胜利从外击溃了它。
6．上述经济无出路及城乡阶级矛盾的一切严重情形，一定会反映到「联合政府」内部，势必使代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或「民主人士」利用国内外的紧张局面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相呼应，而与中共摩擦，冲突以至破裂。
7．上列的一切矛盾，又必然与美苏间的矛盾联系和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克林姆宫将随大战的迫近更企图以各种可能加强控制中共，支配中国。另方面美帝国主义则凭借它在国际上所有的庞大优势，通过英国，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和台湾蒋政权以及中国内部资本主义的孔道，一定会影响那些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份子及一切「民主党派」的政客们使之成为它们的「第五纵队」。
中国局势底前途
新政权处于复杂底新旧矛盾底夹击中，它固然永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日趋紧张，这些矛盾且必将加剧起来。未来的大战或革命，都要颠覆这个政权。因此，新政权完全是属于过渡性质的。
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个前途：
第一，在下一阶段，或者是由于中共的统治受它本身所包含的深刻矛盾所动摇，或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刺激之下，中国工人阶级重新抬起头来，与农民斗争取得紧密结合，在一个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下，推翻中共的邦拿巴特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澈底解决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前途。
第二，或者是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下，以武力推翻中共政权，恢复它血腥的反动统治。这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前途，根据目前的情势观察，这一前途只有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才有可能。
（二十）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及其客观环境，决定它必须向左右镇压，以维持它的统治；国内外阶级矛盾愈尖锐，这种左右镇压将愈加强。它不可能意识地找寻无产阶级为其基础：「发动工农群众，开放阶级民主」，「把中国变质为工人国家」。因为如果发动群众，开放阶级民主，工农群众首先就要取消中共的邦拿巴特统治。它同样不可能让资产阶作其基础，「将政府及一切社会政治措施，完全依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让资产阶级和平地恢复其统治」，因为资产阶级已衰败到此程度，倘非得到帝国主义的武力支持，是决不可能恢复其统治了；同时，美苏深刻矛盾下克里姆宫的官僚利益与中共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也不允许中共政权按资产阶级的意志加以改组，让资产阶级和平地恢复其统治。
无论无产阶级专政或资产阶级的复辟，都绝不可能和平地到达，前者必须经过革命的暴力，后者也必须经过血污的战争。
（廿一）新政权的全部政策，都显示出它正盲目地将中国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无产阶级如不及时起来结束它的统治，中国将不可免地要遭受大战的浩劫。在未来大战中，中国资产阶级的复辟，虽不无可能，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之濒临死亡，世界革命之必然爆发，中国无产阶级更可能以革命结束毛泽东的统治，进而与世界革命总汇结束世界大战。
（廿二）但革命的乐观道路，在中国也并非一条坦途，未来局势的发展，将必然要经历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中国革命共产党，当它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之前，必须密切注意的就是新政权与克里姆宫之间的关系，在克里姆宫方面，因为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尤其由于南斯拉夫的经验，对中国的控制将必更感迫切而谨慎，在毛泽东方面，因为他的势力，在整个生长的过程中，保有相当的独立性。于是就相当表现出民族主义的色彩，克里姆宫对东北工业设备的掠劫等已引起中国一般民众对克里姆宫深感不满，以及美帝利用各种孔道从中挑拨，其结果在中共内部将必定要对克里姆宫产生一种更严重的离心倾向，但必须指出：因为中国未曾像南斯拉夫一样经历工农革命，建立工农政权，所以中国的史太林主义分裂运动与南斯拉夫的不同。
其次，我们必须同样密切注意的是：毛泽东党在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和国际史太林主义分裂运动的影响下，必然会产生左右两极的分化，我们中国革命共产党应竭力帮助中国史太林主义者对克里姆宫的叛离并促成它的向左分化。
目前形势中我党的行动策略
（廿三）在中共统治下的新局势中，我党最迫切的任务在于与中共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及其「新民主主义」路线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们以一切可能在各种社会生活中恢复和扩大我们与群众的联系，领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革命。
根据目前的具体形势，最实际的革命工作就是首先向工农群众解释中共之能获得政权不是由于它的政策底正确，倒是由于工人阶级之尚缺乏组织与领导，新政权并不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工农所需要的不止于一些进步的改良，而是一个从根改革的革命。以此，使工人能够普遍地从新民主主义的欺骗中解脱出来，恢复自己的信心和力量，与农民斗争取得一致行动，从日常的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从一般的民主斗争，走向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斗争。同时又必须向农民解释：新政权没有也不能满足它们的土地要求，必须进行澈底的土地斗争，这一斗争又必须与工人阶级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胜利的保证，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他们可靠的同盟者与领导者。
与群众一起，在反对毛泽东军事独裁一切斗争中，我们必须首先争取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居住，思想等的完全自由，让群众能自由发表意见，自由组织和行动起来。
不是口头上承认，而要事实上使工人阶级成为「主人翁」就必须废除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制和计件工资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让他们获得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取消公营厂中厂长或军事代表的官僚监督与私营厂中资本家的直接控制，立即由工人自己组成工厂委员会，直接监督和管理生产。
要求全面而澈底的土地改革，宣布土地国有，不得自由买卖，反对保护新旧富农，国家应予最贫苦农民以低利息贷款等切实帮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单一土地税。
组织工农民军，以代替现已成为压迫工人及贫农的工具之武装队伍和警察。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失地，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反对克林姆宫的一切贪欲的特权与企图；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少数民族完全自决！
所有上述这些斗争，必须归结到一个中心的口号：立即召开普遍选举而且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目前完全由党派指派的政治协商会议」或将来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在邦拿巴特的统治下，这一口号更具有重大的鼓动意义。
同时，提出必须组织工人，农民及兵士苏维埃的口号，以补助国民会议口号进行鼓动——在土改过程中，苏维埃口号更具有现实的鼓动意义——反抗和揭破中共控制下的那些不民主的欺伪的工人代表会和农民代表会议，以准备成立工农政府，以代替现时军事独裁的「人民政府」。
（廿四）只有根据上面这一行动纲领进行百折不回的斗争，才能使工农从「新民主主义」的欺骗下，从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的压制中解脱出来，重新团结与组织，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我们坚决相信，这个过渡的新政权，不管它将来可能披上更多的伪装，散布更多的甜言蜜语，但由于中国极待澈底完成的历史任务之不能完成，深刻的社会矛盾之无法解决，它绝不可能长久维持其统治。中国民族真正独立与工农澈底解放的重责，必然落在中国革命共产党的肩上，唯有它，才具有一个正确的革命政纲，也唯有这个政纲才能领导工农经过暴力的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接走上社会主义。
今天我们微弱的组织，正遭受空前未有的迫害，横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空前未有的艰苦时期，我们必须以加倍的艰苦斗争精神，逆流前进！
1951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