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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托派？
刘家良
1942年
九十三年前，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因要驱除这个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急进党，德国侦探都在里面。那些在野的政党有不被在朝的政敌，诬作共产主义的吗？那些在野的政党，对于其它更急进的政党，对于保守的政党，不都用共产主义这名词，作为痛骂的套语吗？”
今天，九十三年后，我们很有权利将这个怪物来形容托派。所不同的，她不仅徘徊在欧洲，她还踏遍了全球。正因如此，所以不仅欧洲，就是全世界有权力的人，也加入神圣同盟来驱逐她，这个同盟也同样包括了罗马法王、法国急进党、德国侦探。所不同的只是俄国皇帝换了个苏联官僚的首脑──斯大林，梅特涅变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基佐变了贝当和丘吉尔，同时还新增了美洲和欧洲的一批新盟友吧了。
旧世界的私有财产的拥护者，不仅争先恐后的加入新的神圣同盟来驱逐和迫害新的怪物托派，他们甚至拿托派来互相攻击了。例如中国的斯大林党人，不消说，是拿托派来攻击政敌的老手，他们称一切托派都是汉奸，回头又骂一切汉奸都直接间接与托派有关。但上海一个地道汪派汉奸的机关报《新中国》也称斯大林派与托派是一丘之貉。这种论调在许多汪派汉奸的机关报上都可以发现。
事实既已如此，那么我们更有权利抄袭马克思的两个结论，只不过词句上略为更改吧了。
托派已被全世界有权力的人认作一种势力。
托派向世界（包括中国）劳苦群众详细说明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势，并对抗关于托派这怪物的无稽之谈，已是时候了。
我们现在本着这个宗旨，向中国民众特别来做一番详细的解释工作。
一．托派是怎样产生的？
了解一个政治的派别，像了解任何社会集团一样，首先应了解它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因为任何政派都不是平空产生，都有其社会的背景和阶级根源的。托派当然也不会例外。只有那些最廉价的资产阶级学者和政客，才会把托派说成是个人争夺权位的工具。
我们现在从国际和中国两方面来说明托派产生的原因吧！
（一）国际的背景
托派是一个国际党，并不是一个民族党，因此，它产生的基本原因必需从国际方面去找寻。目前稍为有点政治常识的人，大概总知道，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利益，前者代表私有财产和民族界限，亦即代表历史之过去，后者则代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亦即代表历史之未来。那么、唯一能组织国际党的当然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国际党过去有过三个，即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一国际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立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但因为巴黎公社失败造成国际空前反动局面，这个国际就瓦解了。第二国际继第一国际而造成各国无产阶级党和群众组织，并争取了生活上的改善。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第一天，第二国际的领袖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反战立场，投降了帝国主义，第二国际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派（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的领导之下夺取了政权，才又复活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于一九一八年建立了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基础上面的，它不仅继承了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同时还熔化了大战当中和以后的宝贵的新鲜经验，这种传统和观念通通结晶在第三国际首四次大会的许多决议案中了。但不幸这个新国际既然建立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它不仅接受了这个革命的好处，同时也受它的弱点牵累。
十月革命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农村破产，工业凋残，和普遍的贫穷、饥荒。在这个破蔽的国土中，无产阶级如果得不到先进国工人的帮助，不仅建立社会主义，就是长远的保持政权也是妄想。这即是说，俄国无产阶级要想和落后的环境斗争，要想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首先促成先进国无产阶级的胜利。
但一九一七年以后，国际的革命运动都因为第二国际的出卖，一个一个的失败了。现在俄国无产阶级不仅生活在落后的环境中，同时又陷入孤立环境中了。于是俄国的工人、农民普遍的发生疲倦、失望的情绪，这是革命退潮的现象，这又是群众的落后思想复活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工会等机关中到处暴露出来了，于是俄国无产阶级内部便产生了分化，有一部份共产党人公然与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联合，主张对资本主义大大让步（如取消对外贸易独占权等）。这一派叫做右派，以布哈林为代表，另一派则摇摆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采取了跳跃不定的盲目政策，这就是中派，以斯大林为代表，这两派曾长期结盟，形成俄国工农的官僚层，霸占了工农的一切机关，所有国家的分配权力都落在他们手中，我们刚才已说过：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她的工业很不发达，农业则更不用说，生产不足自然影响到分配不足，比方，我们假定俄国每天产生的面包，每人只能分到一个，这显然是不够饱的，那负责分配的人（工会、苏维埃、党等机关的上级人员）自然首先满足自己和自己的亲属，食个饱才把剩余的分出去。他们就这样在分配过程中吞没了无产阶级国家收入的大部份，这就是一种不合法的特权，享受这种特权的，就叫做官僚，凡是享有特权的便天然结成了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为了平服下层工农的不满，它就不得不维持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在苏联叫做博格乌），取消党、苏维埃、工会等机关内部的一切民主权利，苏联下层人民的口通通被钳制了。但这还不够，官僚集团为了巩固它的统治权威，还要进一步骗取国际工人的信任，因此它就篡夺了第三国际的机关了。总之，苏联的寄生官僚不仅要牺牲苏联人民的利益，同时还要牺牲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来保护它的特权了。这就是近二十余年来苏联国内外形势日趋险恶，国际革命（包括中国革命）不断失败的原因。
但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白白空过，它的活的传统关系存在少数先进、最觉悟的战士心中，历史往往就靠这少数人开辟道路。他们勇敢的起来和官僚战斗了，他们最先起来反对官僚的破坏党和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反对官僚对富农和资产阶级的让步，他们还积极提出俄国工业化的计划，往后他们又在国际革命的政策上，反对官僚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一派人叫做“左派反对派”，又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的领袖是托洛茨基，故又称为托派。托派因为坚决反对苏联官僚的国内和国际的政策，遂遭受了斯大林派和右派联合的残酷压迫，一九二三年以后，托派便不断被开除、放逐、充军。至一九二八年，她的领袖托洛茨基也被逐出苏联了。各国共产党内的托派也同样受了开除的迫害。
托派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整整十年，为什么自称为“左派反对派”呢？那就是她认为第三国际还保有庞大的革命群众基础，她的领导尚有改良的希望，但等到一九三三年，第三国际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大支部──德国共产党，不经抵抗便投降了希特勒以后，托派便立即宣布第三国际死亡，宣布脱离它，同时宣布建立第四国际来领导世界革命了。往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国际一步一步走上叛变、出卖和镇压各国工农的道路，它在法国、西班牙和中国都和资产阶级及其走狗联盟，破坏工农的独立革命运动。第四国际的产生是必然的，是适应历史的迫切需要，这个第四国际，就是人人所称的托派。
根据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知道托派（第四国际）的产生是苏联和第三国际堕落的结果，它是第一国际──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继承者，是国际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或参谋部。
（二）中国的背景
但托派为什么发展到中国来的呢？上面一段话还没有解释到，目前有些政客，为了蒙蔽中国民众的认识，就妄称中国托派是舶来品，其实，如果一个政治派别只是一种舶来品，她又怎样能够在中国存在了这样长久？这又怎能引起资产阶级那样大的仇恨和迫害，其名字又怎么能年年出现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让我们自己来冷静的研究一下吧！
中国的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和各国的托派一样，最先是从共产党内的斗争中形成的。当然，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刚刚出世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本身，还是很幼稚的，他们不仅没有经验甚至还没有力量来了解自己的经验呢！那么，他们自身的问题，最初在国际无产阶级参谋部（第三国际）内提出来就并不稀奇，共产国际于一九二七年，即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国革命的生死年头，为中国革命问题引起激烈的斗争，亦即是托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派认为斯大林派在中国执行的政策，从头到尾是迁就资产阶级国民党，牺牲中国工农利益的投机政策。它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亦即工农反对受资产阶级的政治束缚，而保持工农自己的独立领导，它要求组织苏维埃，亦即要求工农有独立的斗争机关，它要求发动土地革命，亦即要求扩大和加深中国革命，让农民帮助工人夺取政权。这些见解，斯大林派通通拒绝了，结果把蒋介石捧上了台，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惨遭失败。这个失败证实了托派有先见之明，同时也唤醒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优秀份子。一九二七年，第三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斗争便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来。一九二七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部份人直接承受了国际托派的主张，斥斯大林派为中国革命的掘墓人，他们公开承认革命已告失败，认定中国工农群众的当前任务是防守将要失去的阵地，并逐渐恢复已失的阵地，而不是进攻。
因此，他们提出一个过渡的民主政纲（关于这个政纲，我们往后再详说），准备第三次革命。另一派（斯大林派﹞则不承认过去的错误，甚至不承认革命己告失败；相反的，他们为了平服中国、苏联和各国工农对他们的领导的不满，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他们居然提出种种荒谬的学说出来，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愈来愈高涨，因此他们到处发动不成熟的暴动，把工人的生命当作儿戏，城市暴动通通失败之后，他们便转向农村，企图在山上成立“苏维埃”，等到这个幻梦又打破了，农民运动在孤立的环境之下消竭了，他们就又在抗日的名义之下，重新投降资产阶级国民党，他们现在简直成了苏联的外交工具，他们为了苏联官僚的利益已公开叛变了中国工农了。
从上面的事实看来，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中国托派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产物，她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团结和斗争起来，她就表现了她自己与无产阶级的密切关联，她站在上次革命的经验上，把这些问题加上正确的解释，她就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民族的利益。正因为如此，托派才能在中国立足了十几年，才能在中国社会中生了根，才能在思想上逐渐影响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又才能使斯大林党和资产阶级的政党惊惶失措，生起“恕托病”来啊！
二．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纲
我们已把托派产生的原因说明白了。当然，我们对托派产生的历史只能这样简单的叙述。如果想详细叙述非要连带把近二十余年的国际革命运动史和中国大革命史也详细述说不可。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不是写托派的历史，而是写它的主张，托派怎样替中国民族和中国工农谋解放呢？说明这个问题是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不过我们已说过，托派不是一个民族党，是一个国际党，那么要想深切了解她的中国政策，首先就不能不了解怎样为世界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谋解放。
简单的说来，托派改造这个世界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不是新的发现了，人类前扑后继为此奋斗已差不多一百年了，尤其是经过俄国革命的胜利之后，这个名称已成为妇孺皆如，甚至连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集团也挂上了这个名字了。从希特勒到孙中山都说他们最后目的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叛贼，虽然已出卖了工人们自己的灵魂，但他们口口声声也就是为社会主义，在这种紊乱的情形之下，为了使中国工农明了社会主义的真义起见，我不得不进一步把托派关于她的见解介绍一下。
托派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目前的地步已把整个地球的各部份连结在一起了，连结的纽带就是商品经济。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过闭关自守的生活，落后国的原料与先进国的商品，轻工业国与重工业国，形成天然的分工，互相补充，互相依赖，印度少不了英国或美国，英国也少不了印度与中国、日本这些轻工业国家，一方面少不了如英美德这样重工业国，另一方面也少不了如中国朝鲜这样供给原料的国家。总而言之，现在每一个国家﹝不管落后的也好，先进的也好﹞都不是满足为自己民族，自己的国家而生产，都是为满足世界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这种现象明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实际上已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已把这些界限变成历史上的障碍物。正如它过去在国家范围内刚刚生长之时，把封建的地方分割主义变为历史的陈迹一样了。既然整个地球已连成了一个经济单位，我们为什么还要人工地把它割裂，造成许多无必需的，多份还是很可笑的国家界限呢？尤其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建立这许多关税壁垒、海陆空军，甚至一次两次的驱逐无辜的人民去为它牺牲生命呢？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资本家不能不维持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因为原来他们的经济客观上虽然是为满足他人而生产，但却以私有财产为最高手段。有了这个手段，资本家不仅可以预防国内缺乏购买力的广大穷人起来革命，同时还可抵抗另一群﹝即另一国﹞资本家的吞并，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手段来剥削其它人民的利益呢！那么，归根结蒂资本家维持的不合理现象就是私有财产制度。现在所有破坏人类福利、障碍历史前进的恶果、战争、民族仇恨、恐慌、人剥削人……都造因于这个私有财产制度。
托派从上面分析中，就做出这个天然的结论来：资本主义已造成了包括全球的经济基础，我们的任务就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彻底破坏，换之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合理制度。这种制度就叫做社会主义，但要实现社会主义，过去无数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经过暴力革命。这个革命就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它的担当者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牺牲者──全世界工农。只要他们一起来，他们就要分别的推翻其本国的资本主义统治势力，建立工农政府，这个建立的过程当然是复杂的，每一个国家都按照其本身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程度来决定它参加这个革命过程的迟速和繁简，但虽如此，每个国家的出路仍然是社会主义。无论中国与美国的工农，只要他们在革命中争取胜利，他们就无法也不应该把革命限制在自己国内，这个革命的潮流就要被推展出去，一直到全世界工农的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既然只能在国际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革命，也只能是国际的革命。
这就是托派对社会主义的全部见解，同时也是她的世界革命的政纲，我们就拿这个政纲来做标准，考察一下各种各式的“社会主义”吧！希特勒和孙中山的政纲不是社会主义政纲，它们只是一张保护私有财产的文书。第二国际那些资本主义的奴仆，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只是“社会主义的背叛者”，因为他们竟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割除。第三国际自从受斯大林“领导”之后，已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来代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原来见解，他们也是社会主义的阉割者，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割除了。
由此可知托派之遭受各国资本家及其奴仆的野蛮迫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已成了他们的照妖镜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国际革命者，托派的全部世界革命政纲已证实他们是世界革命者的集团。
那么托派怎样具体的指导各国革命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劝读者最好去读一读“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这个政纲就世界各国不同条件，﹝如“民主”国──英美等、法西斯主义国、工人国家─苏联、落后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分别指出正确的详细的斗争路线。此外，还有一个“反战宣言”﹝一九四零年五月﹞，号召各国工农起来反战，指出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应采取“失败主义”的路线。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能逐一评述，我们只能告诉读者，托派怎样为中国民族和中国工农谋解放，在底下各节我们就专门说这个问题吧！
三．托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见解
我们刚才说到中国托派产生的背景时曾经得出结论：中国托派是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产物。那么，它的全部政治见解当然也以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为出发点，一个革命﹝不管其结果是失败或胜利﹞不仅最清楚的暴露一个社会的所有弱点，提出所有问题，而且还引起社会的深刻变化﹝最主要的就是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如果在上一次大风暴似的中国革命，我们还看不清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诸革命问题及阶级力量的关系，我们也得不出半点敎训，则千百个的工农头颅也空掷了。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同时也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她因为受帝国主义压迫，便被牵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里面去。但因为她加入这个制度太迟了，不仅世界其它各部份的市场通通给先进国夺了去，就连她自己的国内市场也被人宰割了。因此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刺激中国民族工业的生长，但中国的民族工业很快就踫到重重的障碍，这些障碍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帝国主义。
（一）帝国主义怎样扼住中国的命脉？中国“民族”资本和它的关系如何？
自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帝国主义连续举行几次鸦片战争，用武迫使中国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取得无限特权。他们不仅操纵了中国关税，他们还可以在中国自由倾销，投资和办厂。结果他们支配了中国纱厂的三份之二。他们操纵了中国大部份的铁路投资，全部电力，三分之二的矿业，大部份的重工业。至于百业之王的银行资本，他们竟占了四份之三，从这些粗略的数字里，你们就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已完全扼住了中国的命脉，这种情形当然立即就反映到政治上。帝国主义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便把中国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扶助中国军阀的割据，近几十年来，没有一次军阀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操纵指使的。除了助长中国的分崩离析局面之外，帝国主义还极力维持中国封建和一切落后的反动势力，靠这些势力来替他们服务。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初培养了一批买办，替他在中国倾销商品开辟市场。后来这些买办中有些发展了洋财的，便自己经营工业，向外国买机器来办厂，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因为各帝国主义者都被欧战吸引了去﹝只有日本是个例外﹞，无力兼顾中国市场，许多买办资本家便乘机扩大营业，大办厂，想把中国市场争回自己手里，因此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要求，我们通常称为“民族”资本家的就是这种人。
从“民族”资本家产生的过程中，我们就了解他们与买办资本家的关系多么密切，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他们既然从买办出身，那么，当帝国主义重新来击中中国而使他们蒙受极大打击的时候，他们又或多或少的回到买办地位。所以如果有人把“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看作两个敌对的不可调和的阶层，是非常错误的。这种人一定会把“民族”资本家理想化。
现在我们进一步把“民族”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关系看一看。我们从刚才列举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数字就明白，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基础是很薄弱的，他们没有办法购买最新式的机器。他们没有办法采用最新式的设备，因此他们生产的货色往往比帝国主义的商品差，竞争不过。其次，我们刚才已说过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外国商品纳很低的税，甚至免税可以运入中国，入了中国的关口，他们又有不平等条约的保障，可以自由畅销中国各地，免除一切苛捐什税，因此帝国主义的商品既“物美”又“价廉”。中国的商品虽然用不着入口税，但在国内倾销却反而受重重苛捐什税的抽剥，因此弄得既“物劣”又“价高”。光举这两点就可以明了，何以中国“民族”资本家常常被帝国主义的资本排挤，假如碰到恐慌，中国的“民族”资本受打击更大。这好比小工厂和大工厂的情形一样。前者总是大大吃亏的。“民族”资本家在不断的被打击之下迫得借外债，日甚一日的向汇丰等外国银行抵押借款。他们始终脱不掉买办的臭味，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二）“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
“民族”资本家受了帝国主义的排挤，一方面在经济上反而愈加依赖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补偿于廉价劳动的残酷剥削。因为中国本身非常落后，农村经济早已破产，流浪待业的人非常之多，所以劳动力很便宜。而劳动力愈是便宜，劳动时间愈是更长，资本家的生产成本也愈是低，而得到的利润也愈是大。结果，中国的民族工业便维持一种最黑暗，最带封建臭味的剥削制度。你们试到中国的工业区去看一看吧，有哪一个国家的工人生活有中国工人生活那样的悲惨的啊！他们每天做十二十六十八个钟头，所得的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的老婆子女，而资本家还利用种种机会抬高物价，间接的剥削他们。至于工厂卫生设备、失业保险，养老金等则谈也不要谈，工人在这种高度的剥削之下，很快就衰老死亡了。但这有什么要紧？资本家是不愁雇不到工人来填补的，因为中国流浪失业者正多着呢！这件事无意中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民族”资本家对帝国主义是力求妥协让歩，对中国工人则连半点的改良都不容许的。这就无怪他们在最后关头总是联合前者来反对后者了。
（三）“民族”资本家与农民
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不仅从城市方面取得补偿，它还从农村人口方面取得补偿。中国的资本家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和农村没有关系的，或者他们自己本人，或者他们的亲属就是地主。他们就经过这种关系在农村营谋高利借债，用贱价替外商收买原料，又用高价替所谓国货﹝数量很少﹞倾销，同时是利用这些手段﹝尤其是高利贷﹞来进行兼并农民的土地，现在全国农民竟有百分之五十五没有土地，土地不足的也占百分之二十，地主们﹝包括城市资本家和银行家）则竟占去耕作它的百份之八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农村当然成了一幅最悲惨的图画，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租地主一小块土地，佃租的条件非常苛刻，他们通常除了偿付地主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收获物之外，还负担种种封建式的苛捐杂税，他们即使可保存一小块土地，但也不够维持他们一家数口的生活，因此他们便长期依赖高利借贷来弥补，永远变成地主及商人的债权，这种农民构成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就叫做贫农。至于靠自己一份田，尚可自供自给的农民（中农），地是朝不保夕的，在旱灾、水灾、兵灾的不断夹击之下，他们很快就成为地主商人的债务人，并逐渐连自己的土地也送给他们了，中国农民就这样成千成万的被逐离土地和家乡，变为一无所有的流浪者。他们或者成群的被卖到外洋去，或者当土匪，或者增加军阀的队伍，或者变为都市的流氓，只有一部份人侥幸走入工厂，或者当苦力，或成为农村的工人。农民中也有少数人变为富裕农民靠剥削他人维生，甚至继续爬上了地位，但他们数目很少。而且这种富农对一般贫农和农村工人的剥削，与地主一样残酷，他自身就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的三位一体。
所谓“民族”资本家就是靠这种农村的无情剥削来积蓄自己的资本。这也使得他永远仇视农民的斗争，永远站在帝国主义方面来出卖农民了。
（四）自由和权力在谁的手里？
照上面的情形看来，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只有无情的剥削工农才能生存，绝不能对他们作丝毫让步的，即使是最轻微，最可怜的改良步骤在中国资本家看来也是一件无可忍受的事情。这样一来就引起“民族”资本家利益与工农利益的极度紧张的冲突，使中国资产阶级在民众中处于孤立的地位，四面受工农的敌对威胁。一个统治阶级人数又少，经济基础又薄弱，又遭逢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反对，它当然不让民众有充分的权利，更不愿意民众起来和它斗争。所以中国“民族”资本家一出生就仇视人民的自由权利，因为它晓得广大人民得到了自由，就无异替他掘坟墓。但资本家愿不愿意人民有自由权是一回事，民众自己愿意不愿意放弃这自由权又是一回事，结果当然引起剧烈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中国近数十年来的历史就充满这种阶级斗争。在全国大多数人民反对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只好依赖于外敌（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武力，把全国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组织在一起，培养一个庞大的警察机关，雇佣一支庞大的军队──组成一个最野蛮的军事独裁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无间断的逮捕、监禁、枪决，活埋工农的战士，它的“功业”就是一团血污。自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上台直到一九三零年，短短的几年内就有十四万人被杀，加上以后“剿共”（即屠杀农民）和城市的白色恐怖，这数目就真是惊人了。
“民族”资本家为了自己利益不惜用流血手段来剥削工农民众的自由和权利，但却因此保持和巩固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自由权利。这正是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另一主要任务。他们试看“九一八”以来，国民党那种卑鄙的妥协政策，他因为忙于“安内”（剿共）不惜把国土一块一块的让给日本了。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详细说。总之“民族”资本家的军事独裁就是“民族”经济的集中表现，一面依赖帝国主义，一面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工农。
（五）怎样解放中国，谁来解放中国？
你们凭上面的分析就自然知道：目前解放中国最彻底最迫切的办法，就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使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制，使农民获得土地，使广大民众得到自由，得到权力，而民众得到权力的最理想最合理手段，就是召集一个人人有权利选举和被选，有权利立法和执行法律的国民会议──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除了这种根本的办法之外，一切都是骗人的空话，不推翻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民族得不到独立自由的发展，不改善工人的生活，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不给工农民众以自由和权力，换言之，不改善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不让他们自己握有权力，就谈不到中国民族的解放，谈不到推翻帝国主义。这些任务都是不可分离的。民族的自由解放与民族大多数的人口（工农）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但谁能解决这些任务呢？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民族不是一个清一色的统一体，其自身包含三个利益完全不同的阶级：“民族”资本家，工人阶级和农民，在解决这些任务的时候，每一个阶级因为利益不同，态度也就不同。“民族”资本家既然一方面仰赖帝国主义的扶持，一方面拼命吮吸工农的血液仇视他们。它当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而也不能动员民众起来坚决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他们不想经过斗争，更不想经过工农的武装来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只是想藉妥协的办法，藉奴隶择主的办法（投降一方的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方）来谋取帝国主义的让步，而这种妥协或奴隶择主的办法不但不能动摇帝国主义，倒还给帝国主义的侵略大开门户。这种政策当然充分说明他们的反动心理：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还可以分得一杯羹，在工农的觉醒之下，他们的剥削制度和整个私有财产就受到威胁了，因为在进行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的时候，工农是分不清中外资本的，在反对国外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时候，同时也不能容忍国内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只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了解何以近代中国的革命史充满了“民族”资本家的叛卖。
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任务，甚至还不能独立解决土地问题。因为他们自身就瓦解为数个阶层，经济利益互相冲突，同时农业的落后性、散慢性、地方性也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所以农民的斗争始终是组织松弛，此起彼伏的，他们始终无法形成一个一贯的政策，更谈不到有一个明确政治经济制度。太平天国运动和最近十余年来农民暴动的失败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城市阶级的集中领导，农民是永远得不到胜利的，农民的地方政权和土地斗争的成果必须靠一个中心权力机关来保护。这个中心权力机关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因为它根本就仇视工农的。
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有资格定立一个革命的中心权力机关（无产阶级独裁）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解决上述的一切基本任务。因为工人阶级是近代一个唯一没有财产的阶级，“除了失去一条锁炼之外，便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他们的本身利益就是彻底解决中国目前的一切根本问题，他们自己正想解除中外雇主的剥削，所以能不顾一切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中国的代理人，所以能够衷心帮助农民取得土地，所以能给中国被压迫民众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权力，又因为它操纵了中国社会的心脏和命脉（一切城市和交通），所以除了资本家之外，他们是最有组织、最统一、最集中的阶级。只有他们方能代替资本家阶级，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因而工人阶级是唯一代表人类未来的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开辟人类未来的唯一担当者。
（六）“工农民主专政”是一个反动公式
以上就是托派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见解，这种见解是唯一代表无产阶级的。至于“民族”资本家的见解不消说，是彻头彻尾反动的，他们久已沉醉于“国民革命”胜利，久已将“革命工作”变为屠杀工农的掩饰了。值得我们提一提的就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小资产阶级学说，这种学说以“共产党”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这一革命的工具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个“工农民主专政”当然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因为它假定工人和农民平等参加政权，即是说，假定工人“暂时”放弃推翻自己的本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任务，迁就农民的“民权革命”，这个政权科学的说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权，不用说，这完全是一种开倒车的幻想。我们刚才已经指出过，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太过于依赖帝国主义和藐视工农，工农在没收帝国主义财产时，是不能避免连带没收中国资本家的财产的，这即是说，中国的革命不能永远停留在“民族革命”的范围之内，势必要不断的超出这个范围，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那个真正够资格领导这个革命的就只有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就叫做无产阶级革命党，所成立的政权，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其任务不仅限于解决一切阶级和民主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收一切私有财产，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
“共产党”的“工农民主专政”学说的反动性，最清楚的表现在新的“国共合作”中。因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国抗日战争是“这个革命之一部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自然就应大开门户，加入“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地主和军阀，扩大而为“民主主义共和国”或“新民主义共和国”了。
四．托派与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开始爆发，这次战争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的一件重大事变，当然不是凭空而来的，可以说完全是上次革命失败的结果，资产阶级国民党自从叛弃革命之后，便大规模的镇压民众的反帝运动和一切革命斗争，对工农及其战士的屠杀更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而这种镇压和屠杀还交织着军阀的内战。每一次内战都大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把田园变成废墟，同时还毫不容情的浪费无数国家的财富，回头来交战双方军阀又把一切负担加给人民，平空增加了一批苛捐什税，结果使民众趋于赤贫化，农民更快更多的离弃土地，全国的经济生活更趋于破产。这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工作之赐。资产阶级就这样戕害中国民族的生机。这无异替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报复，这无异扫清道路欢迎帝国主义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之下进攻东三省，资产阶级国民党碰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立即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自动放弃满州以后，从“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在整整六个多年头当中，资产阶级国民党只是一方面向帝国主义的分赃机关──国际联盟哭诉，一方面则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一个和解又一个和解，热河及冀东都相继落入日本手中，整个华北也变相的让弃了，甚至当一部分军队自动起来扺抗日本侵略时（一二八），资产阶级国民党也完全怠工来答复，结果连上海也迫得划一个非武装地带，一切抗日运动和要求均遭受残酷的摧残，资产阶级为什么这样干呢？为的是“围剿”南方的农民暴动，为的是惧怕工农运动的复兴──一个工农的刽子手是永远畏惧工农的。
这六年来的退让政策，一方面固然给了蒋介石击败江西“红军”的机会，另一方面却把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空前的提高了。这都是让蒋介石耗竭无限国富动员几十万大军“剿平”农民的武装，却确实替日本的进攻扫清了障碍，这就难怪正当江西的农民军逃入僻远的陕北之时，日本发动了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全面战争。
（一）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
根本上说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当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工作的后果，当它把中国工农力量彻底破坏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便不客气的要吞并中国。所谓吞并中国不仅表示它要把中国人民沦为它的第三者奴隶，同时还要表示它是彻底吞并和破坏中国的民族工业。这即是说，日本帝国主义还要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连根摧毁。我们只要观察日军每占一城市之后便尽量接管中国工厂，劫走运机器，便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不能容忍中国有“独立”甚至半独立的经济基础的。这件事迫使中国资产阶级起来自保。这也是中国抗战的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自“九一八”以来，中国民众突然遭受不断的镇压和打击，但抗日运动始终没有停止。恰恰相反，它总是随着日帝的螺旋式侵略，不断扩大。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前后，西安的军事叛乱，北平上海等地的学生示威运动，上海青岛的蔓延的罢工浪潮均直接间接与抗日要求有关，甚至各派军阀也开始在抗日的名义之下发生冲突了，这种压力成了中国抗战的第二个直接原因。从这两个原因看来，可知中国的抗战从始就反映中国民族解放的要求，而在这个要求之中，包含两种不同的矛盾的要素。即资产阶级的“自保”与工农的彻底解放中国民族的愿望，资产阶级为了使整个抗日运动迁就自己的利益，他们能否先获得一个压制民众的可靠的保障，幸运得很，资产阶级固然找到这个可靠的保障，即就是共产党的授降──“国共合作”。共产党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国共合作”的政策之下断送了革命，现在经过十年的“国共冲突”之后，又重新成立“国共合作”，重新宣布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宣传自己的政纲，放弃“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总而言之，放弃一切革命的行动和政策来拥护“蒋委员长”，拥护“三民主义”，这种国共合作，无非表示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压倒一切，违反“三民主义”的任何独立的抗日斗争停止。这便是资产阶级放心举行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个原因。
（二）抗日战争是进步的呢？还是反动的呢？
深刻的了解抗日战争爆发的原因，是我们估计它的性质的先决条件，我们已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把它的原因简单扼要的说过了，我们根据这些原因可以做出我们正确的结论来。虽然这次中日战争是上次大革命失败的结果，又虽然这次抗战是在资产阶级的反动领导（国共合作）之下，但这次抗战既然直接反映着中国民族解放的要求，则这次战争无疑是进步的。每一个进步革命家都应该拥护这种进步的战争。同时，一个进步的战争不仅反映在国内的历史要求中，同时还反映在国际革命的作用中，一个殖民地要求解放的战争与整个国际革命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它自己就是这个革命的要素之一。中国抗战的目的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欲沦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这个战争的胜利将不仅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同时还直接动摇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促进世界革命，并帮助苏联十月革命的复兴。总之，不管资产阶级出于最自私的动机（“自保”），又不管资产阶级采用的是最反动的政策，但资产阶级的抗战不仅保卫着它本身的利益，同时也是最蹩脚的保卫着整个民族的利益，因而也尽量促进世界革命与保卫苏联的作用──这与苏联官僚的抗德战争不仅保卫着自身的特权，同时也是最蹩脚的保卫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因而也尽着促进世界革命与帮助中国民族解放的作用一样，每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都应根据这一正确的客观的前提来确立自己的革命态度。
斯大林派──共产党和各式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弄不清这次抗战的原因和意义，结果把资产阶级的抗战行动及其客观意义与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和动机混为一谈，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参加和领导了一个进步的抗日战争，所以它在自觉地继续完成它的“国民革命”，它的动机和政策也是进步的结论，便是“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抗战政府”，“拥护三民主义”，而比较害羞一点的机会主义者则竭力劝民众不要怀疑政府中途妥协。
一些厌弃斗争，以漂亮的空谈自慰的极左教派主义者，同样也不正确的了解这次抗战的原因和意义，他们也一样把资产阶级的抗日行动，与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动机混为一谈，只不过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反面，他们认为因为这次抗战是上次大革命失败的后果，是在资产阶级的自私动机与反动的领导之下的，所以民众根本没有起来的可能，而抗战也只是纯粹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战争。结论便是：失败主义！非常有趣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以抗战的进步性“淹没”或遮盖了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动性，极左空谈以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动机和行动来“淹没”或遮盖了抗战本身的客观进步性。前者在催眠民众，后者则以骄傲的态度丢弃了广大的民众逃避战场，而两者的作用一样帮助了资产阶级，同时也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者。
（三）托派的抗战政策
托派一开始便根据上面的正确分析确定了它对这次抗战的基本态度，拥护抗战，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更具体的说，它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支持国民党的军队，一方面依然积极的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行动，在抗战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向民众暴露它，教育民众，唤醒他们，提高他们的认识和政治觉悟力，发展他们的斗争，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充分的力量，推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把抗战的领导权握在工农政府手中，这次的抗战才能从不断的失败转上一个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从这个基本的态度和政策出发，托派便向民众贡献了一个最彻底的抗战政纲，它认为实施这个政纲是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
第一，托派要求立即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取消它的特权和租借地。
第二，托派要求立即没收全国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及抗日士兵，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之大半，不动员他们起来，抗战胜利是不可思议的，但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动员他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不仅为了动员农民，就是为了解决战时的粮食和原料问题，也非把土地分给农民们不可，而分配土地给抗日士兵，则直接可提高他们的作战牺牲精神，因为农民和士兵们都深深感觉得保卫国土，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
第三，托派要求彻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不仅可以提高工人的战斗心，还可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其次为了预防资本家任意抬高物价，间接克扣工人的工资，托派又要求按照物价增加工资，这就是说，工资的增加应依照物价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保障工人生活的彻底要求，因为如果工人们像以往一样只是要求增加工资，结果资本家只要抬高物价便可以抵消了。再次，因为战时资本家往往为自己利益，任意操纵生产，不是故意囤积商品、原料，就是以恶劣的生产品拿来赚钱。这不仅影响民众的生活，同时还影响抗战。因此，托派又直接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要求，由工人自己来监督工厂的原料和生产品之分配，监督资产阶级的资本和利润。换一句话说，由工人自己来提高战时生产力。
第四，托派要求由一切消费者──工人农民学生管家妇等组织物价委员会，共同监督和规定粮食和一切日用品的价格，同时还规定房租，因为战争是促进投机事业的滋生地。资产阶级当然利用战争所做成的种种破绽（如交通不便，生产不足等），蓄意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抬高房租，靠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来消灭这种现象完全是一种梦想，只有被牺牲的消费者本身组织起来，才能打击一切战时投机。其次，托派还要求征收财产累进税，及没收一切汉奸奸商和投机家的财产充作战时经费及救济难民贫民。
第五，托派要求彻底武装工农民众。如果一个民族解放战争，把构成整个民族大多数的民众排出战争之外，纯粹靠雇佣军来作战，这完全是不合理的。一个落后的国家要战胜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只有靠武装民众参加的革命战争才有可能。俄国十月革命已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一支新生的工农军队可以肃清内乱，打退一切帝国主义的围攻。不错，国民党也假装武装民众，他久已下令征兵和抽壮丁。但这种办法完全是拉夫式的强迫征募，毫不尊重民众自己的意愿，更不关注他们的利益，所以托派反对强抽壮丁，要求工农的武装要由民众自己的组织来监督，并应由工农自己选举教练官，经费由政府负担。
第六，托派要求给民众以一切抗日自由，并恢复民众一切组织（工会农会等），民众没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没有把意见印在纸上的出版自由，也就表示民众没有批评资产阶级政策和提出自己政策的自由──这无异叫民众眼看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眼看资产阶级把自己出卖而不准出声。民众没有集会和组织的自由，民众没有团结的自由，也就表示群众没有集合力量来保卫他们自身和中国民族利益的自由──这无异叫民众束手匐伏于敌人进攻屠杀之下。
第七，托派要求军队民主化，要求兵士有成立兵士委员会的权利。中国资产阶级军队纯粹是一种雇佣兵，他们过着一种野蛮的文盲的贫困的生活，并为一种极端严峻的军纪拑制着。尤其是上级军官们都是一些生活糜烂和无能的专制者，国民党军队分明以最尖锐的形式反映着阶级的矛盾。而这种充满紧张的矛盾的军队是最经不起反帝战争的。兵士们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怀着莫大的仇恨，已不是一切自动的发挥他们的神奇的战斗精神（如“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及目下抗战中的许多表现）。但这种精神往往为长官们的叛变，临阵逃脱，无理压迫等窒息了。为了解放兵士的创意力和战斗力，必须让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由选举和撤换长官、决定作战计划等权利。
第八，托派要求与苏联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和一切被压迫人民建立革命的反帝联盟，反对资产阶级的秘密外交，反对与任何帝国主义成立任何秘密的军事同盟，因为这种同盟只能把中国从一个虎口送到另一个虎口。
第九，托派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并批准人民的一切革命行动。中国民众忍受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太长久了。他们在抗战中受它的压制和摧残也太利害了。而抗战本身之所以遭受不断失败，主要的是国民党的罪过。民众要想得到解放，要想进行一个胜利的革命战争，必须召集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抗战的领导权必须从资产阶级转到工农手中。
除此以外，托派还为广大的沦陷区工作贡献几条特别重大的见解：
一、她认为动员广大的沦陷区的人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汪派汉奸政府，是个非常急迫的任务。在沦陷区中动员农民起来的最有力口号是没收汉奸地主的土地，因为沦陷区的地主已毫无例外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其次便是反对汉奸收捐税，没收汉奸奸商的财产，成立农民的游击队及抗日军，抵抗伪军。
二、组织工人的秘密组织，发动罢工怠工和一切打击日军行动的斗争。当然，在沦陷区中发动工人斗争和组织工人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都市是日军统治最强的地方，同时也是最恐怖的地方，但即使在此种环境里，工人仍然证明是能够斗争的。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的工人仍然不断的发出行动。而且不仅在英美的厂内，甚至还在日帝汉奸区，因为跟着工人的斗争无法完全遏止，所以也进行组织一些所谓工会来笼络工人，为了对付这些汉奸工会，托派直接提出“打倒汉奸工会”的口号，但如果某些场合汉奸工会居然骗取了一部份落后工人甚至或已骗取了不少工人群众，则驱逐汉奸工贼出工会，又成了一个有力的口号了。
三、在日军中进行反战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宣传，鼓吹中国革命士兵联欢，以同样的革命的宣传瓦解汉奸军队，组织工农的真正民主化的抗日军。在日军及伪军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是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因为这些军队本身也是由日本和中国的被压迫工农构成的，他们之参加掠夺战争，一半是被迫，一半是受欺骗，我们如果不发展这些军队内的阶级斗争，不刻苦耐心向他们进行革命的鼓动和教育，使他们了解我们，就无法顺利的击溃日本帝国主义。当然，如果中国本身不爆发蓬勃的革命运动，如果中国工人、农民和兵士自身得不到解放，一句话，如果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发展，要想瓦解敌人的军队也是办不到的。革命的宣传只是革命行动的辅助工具。
我们已概括的把托派的整个抗战政纲叙述过了。这个政纲事实上也只是把他们原来的主张适用到抗日战争的局势中吧了。无产阶级的战争政策是其阶级政策的延长和尖锐化。同样的道理，国民党与斯大林党的战争政策也是他们底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政策的延长和尖锐化。
（四）托派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我们刚才已指出过，资产阶级一开始就毫不放松的把抗战的领导权握在自己手里，竭力把抗战限制在自己设定的范围内，迁就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光是这几点就可以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没有取消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倒还使阶级斗争更尖锐起来了。我们就更具体的看一看资产阶级怎样镇压工农的阶级斗争吧！
一、资产阶级国民党因为害怕动员工农，所以自始至终只是靠它的雇佣军队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而这种军队在腐败和专制的军官率领之下孤立作战，只能不断打败仗。
二、资产阶级有系统来破坏民众的斗争和组织。本来在抗战初期，群众受战争的刺激产生了不少的抗日组织，并且进行了不少的抗日斗争，但资产阶级最先狡猾地成立一个“抗日后援会”及类似的官办组织，把一切自发的抗日团体加以收编或解散，等到群众的任何独立斗争被它压制之后，国民党便愈来愈凶残的对付一般群众领袖和战士，尤其是对付青年战士。集中营、劳改营、监禁活埋……一切残酷的手段都用出来了。
三、资产阶级把全部战争的损失转嫁给工农民众。在抗战期间，不仅工农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且还得不到公平的分担损失。巨额的军费均由种种变相的苛捐什税来抵补了，如救国公债，救国捐，飞机捐，难民捐等。这些苛捐什税都落在平民大众的头上。至于战时所产生的一切困难如运输不便，生产不足，工厂农田受破坏等也要分落在平民大众身上。因为资产阶级都乘机以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买卖外汇、滥发货币、延长工作时间、克扣工资等方法、直接间接的加倍向工农大众剥削。他们不仅已取得补偿，甚至已空前发了“国难财”了。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政府要人们（尤其是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攵等）都有大笔外汇存放在外国银行里。
四、资产阶级以加强军事独裁来答复民众的民主要求。蒋介石利用抗战的名义，进行把一切异己势力压平！他不仅枪决和削弱一切异己的军阀，他还以极集中，极严峻的警察和宪兵的力量监临在工农的头上，颁布无限期的戒严令，用死刑来对付罢工，扩充“法西斯”蓝衣社的秘密组织；另一方面他又狡猾地成立一个所谓国民参政会，网罗一些无耻的政客来替他歌功颂德，粉饰他的狰狞面孔。
五、资产阶级既然自絶于人民，他便愈来愈密切的投降英美帝国主义，不仅希望靠他们来反对日本，而且还希望联合他们来对付中国人民的革命威胁。结果国民党一方面在扺抗日本的侵略，另方面却在欢迎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经济政治上逐步成了她们的附庸，所谓A、B、C、D运动就是这个意思。
光是根据这几点主要的事实，你们能说资产阶级在抗日也放弃了，甚至缓和了阶级斗争吗？任何有革命良心的人、任何被压迫民族都一定齐声答复一“不”字的，但居然有个自称为“共产党”的斯大林党告诉我们要“阶级调和”“劳资合作”，并居然把这个荒唐的“格言”写在党纲上。结果他们与国民党结成一个联盟，这就是有名的“国共合作”。
但“国共合作”本身就消极的承认了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国民党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合作的条件是“共产”党取消苏维埃，把红军改为国民党的雇佣兵，放弃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放弃共产主义的宣传，赞成三民主义，统一军权，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党政府。这些条件就是在政治上完全解除“共产”党的武装，要它无条件迁就和屈服于资产阶级利益。那么，所谓放弃阶级斗争，所谓“阶级调和”或“劳资合作”或“国共合作”，并非真正调和阶级斗争，只是“统治阶级”接受了“共产”党的投降，并经过它来屈服于对工农被压迫阶级的统治，统治阶级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只是藉共产党的“合作”，把他镇压掉罢了。在抗战期间，资产阶级之所以顺利地干着上列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国共合作”带来的结果，民众中每一种批评政治的声音，每一种独立斗争的表现，通通“在破坏统一战线”的名义之下，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压服了，每一个罢工，都在“劳资合作”的名义之下，被“共产党”出卖破坏了。但有一件事非常有象征意味的，那就是：每当“共产党”压迫任何一种阶级斗争的时候，它总是加上一顶托派汉奸的帽子，这即是说，凡是主张阶级斗争、批评资产阶级政策的总是托派汉奸，那么，“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又消极的证明“托派”是唯一能坚守工农的阶级利益和立场的。
事实上，托派从头至尾的指出“国共合作”是工人抗日斗争的绞索，并坚决的反对这种“合作”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为。但托派并不因此反对联合战线，恰相反：托派一贯就主张在抗日的军事行动上与任何抗日党派和群众组织成立联合战线。托派的联合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唯一不同就是：她并不因为和别人合作而放弃了自己的政纲和宣传自己政纲的全部自由。她和任何党派合作只是在行动上的合作，并非政治上的合作，因为她很懂得自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别的党是代表剥削阶级或半剥削阶级的，两种政纲和政策固然也代表完全不同的阶级利益，根本谈不到调和或合作。如果要和资产阶级党在政治上联盟，只有像共产党一样彻底放弃自己的政纲，牺牲工农的阶级利益才有可能，因此殖民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能在行动上的联合共同抵抗帝国主义，这即是说：无产阶级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口号，来参加资产阶级的反帝行动。托派的武装队伍可以和国民党军队共同接洽，规定共同攻守的计划，无产阶级党影响的工会或任何群众团体可以和国民党的黄色工会共同接洽，甚至成立一个临时的协议，规定共同组织工农，共同募捐，共同罢工、示威、监督物价等实际任务。但联合的双方不能干涉他人的工作方法，更不能要求他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政治批评。这就是托派所主张的真正联合战线。每一个政党都可以在这个联合战线的过程中，自己宣传鼓动自己的政纲，暴露和批评别人的政纲和行为，这就叫做“分别进军共同攻打”，目标是一致的，大家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每一个党由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攻打的方法也就不同。群众将赞成那种方法呢？那最好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去选择。我们不幻想任何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谁是真正彻底反帝国主义的，谁的利益就自然得到胜利，阶级利益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决定。
托派这种正确的联合战线主张当然被资产阶级仇视，但最奇怪的就是自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对之深恶痛絶起来，他们称此种主张为“阴谋破坏抗战”，为汉奸理论。它的意思是明显的，托派的联合战线是阴谋损害资产阶级的，为揭露“共产”党投降的“毒计”。但不幸几年来铁的事实却一步一步的证明托派主张之正确，暴露“国共合作”之破产。假如说国共合作是消极承认了阶级斗争，“国共摩擦”与“新四军”事件却积极的证实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了。尽管“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榜样，忠心帮助国民党去“调和”（即欺骗和镇压）阶级斗争，但资产阶级国民党现在最后却要它的工具──“共产”党偿付自己的头颅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作了。换句话说，“共产”党帮助资产阶级压毁群众的革命力量之后，资产阶级便把共产党当作赘物，当作炸干了的柠檬来践踏了。“调和”阶级斗争自身也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一生调和阶级，却不止一次成了法西斯的牺牲品。斯大林──共产党的收场只不过给我们一个更新鲜的实例吧了。
（五）托派对抗战前途的估计
目前全部的局势是这样，资产阶级反动政策（利用“国共合作”一面压制民众，一面投靠英美）已把大半个中国丧失掉，全国的海岸线，主要交通线，工商业大城市和大半富庻沃野通通落入日军手中，资产阶级统治基础日益狭窄，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地主明目张胆投降了日帝，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南京汉奸政权，在这种情形之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地主，军阀以及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都以更残酷、更无耻的方法来剥削工农，而非人的经济剥削又必然的伴以非人的政治迫害，结果“自由中国”充满了不自由和黑暗的集中营，屠杀和监禁。这一点，甚至一贯充当资产阶级工具的斯大林党也公开承认了，为的这种恐怕已打到它自己的头上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狭窄，它愈害怕民众，它就越是明目张胆的投降英美帝国主义，把中国从日本的虎口送入美国的虎口。这就是目前中国及其抗战的危机。但局势并非完全无望，中国的命运尚未最后决定。中国究竟从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日本或美国的殖民地，抑或变为苏维埃的中国，这个问题历史尚未做出最后的答复，但近日的日美战争，当然是日美两个强盗争夺太平洋（主要是中国）霸权。中国的命运无疑的将视这次大战的后果决定。如果帝国主义战争得不到世界革命干涉，则不仅中国就是苏联和全世界工农的命运也不堪设想了，但这是最可疑的前途。我们认为在这次大战中，世界革命爆发的条件比之上一次大战完备得多了。我们有非常强烈的信念，认为这次大战争将会由世界革命的火焰来消灭，中国甚至苏联民众的力量之所以陷于麻痹状态，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处境孤立，只要下一阶段革命的火焰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蔓延起来，中国和苏联民众的活力就会立即苏生，改变全般局势。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中国的抗战虽然在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党的叛变之下，变成奄奄一息，而且表面彷佛无望，但只要这个斗争本身尚存在，只要中国尚不完全沦陷为任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我们还有胜利之希望，我们还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我们的斗争阵地。帝国主义大战临近太平洋，这就表示中国已临近最艰难的决斗时机了。谁要想胜利就不要于危难之中宣布局势无望，束手待毙。临阵逃脱也就是不战而自动屈服，这实等于一种最可耻的叛卖。
目前损害中国民族的光荣远景的有两种倾向，一种认为中国的命运应与英美帝国主义之命运联系起来，结成“民主阵线”来对付日本，英美战胜日本，中国就可解放了，甚至如孙科所说：“中国将成为四大强国之一”了，从这种奴才思想出发，人们现在极力在鼓吹所谓ABCD运动，把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粉饰为“民主反侵略”或“反法西斯”的战争。临近的日美战争分明是争夺中国的战争，人们也故意把它说成为美国主持正义或援助中国抗战的战争，甚至还希望这个战争尽早爆发。这种倾向以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并且欺骗了广大的群众，而相信一群以掠夺为生的帝国主义强盗，换一句话说，他们因为害怕民众而自甘把中国带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屠场中去，并希望中国可以在屠刀之下得到解放。这全是说谎，最无耻的说谎！在日美强盗战争中，只有中国民众的革命力量才能解放中国，否则中国只会变成日本或美国的殖民地，国民党和斯大林派的倾向政策正是把中国推向美国殖民地的深渊中去。人们也许只答复我们说：即使做了美国的殖民地，也比做日本的殖民地好呀！是的，这正是资产阶级的结论。当它把中国民众迫入死巷和绝望中，它就进一步拿这种思想来催眠民众了。对菲律宾的手段不是比日本统治朝鲜的手段更“文明”么……总而言之，资产阶级认为做一个阔绰的富家奴比较做一个穷的富家奴赚得更多外快，享受更多“文明”“自由”和“民主”。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心思想。但这不仅是一种毒害的思想，同时还是一种愚蠢的幻想。美帝的“文明”是建筑在雄厚的经济力量和肥厚的利润上的。但美帝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却迫使她在这次战争中要进行庞大的、可怕的消耗战，即使假定美帝得到最后胜利，她也只能在地球的废墟之上来庆祝她的胜利。战争不仅消耗了她的敌人，甚至消耗了她自己的财富，她将成为穷凶极恶的绝望的胜利者，她将继续进行无间断的战争和屠杀，来榨取殖民地和征服殖民地民众的血汗，笑嘻嘻的“民主”将变成狰狞的“独裁”，“文明”将变成“野蛮”，阔绰将变成可恨的“吝啬”，中国的美丽的幻想将变成一场恶梦。
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抗战已被或正被资产阶级完全转变为美国对日作战的工具了。日美战争爆发或甚至现在，在日美战争之前夜，中国抗战的进步性要被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性“抵消”了。因此中国实际上已经沦为日美两种势力支配的殖民地，蒋介石与汪精卫只各自成为美日的工具，中国的解放只有待于另外创造一个抗战了。这种理论在德苏战争之前夜，日苏协议之前后，主要因斯大林──共产党发挥出来，在革命的队伍内也开始得到回声，不过斯大林党尚未做出应有的确认，就又因为德苏战争回到昨天的立场，赶快宣布忠诚的支持这个无望的或必然变真的抗战了，这个应有的结论只好由一些不受苏联外交支配的人们做出来，那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战争”，实行“失败主义”。虽然这种思想已因为德苏战争的爆发和苏联外交的转变，失去了重心了，但这种思想的错误和有害，仍值得我们注意和批评。这种思想的根源，一半是由于日苏协议，因为当时斯大林既然在西方不惜任何代价与希特勒妥协，他在东方也想牺牲中国来买好日本，而中国共产党也势必要为苏联外交作辩护，结果加深了国共摩擦。共产党准备应付最后的冲突，遂做成一种不利于国民党的舆论，把一切抗战失败之罪恶诿之于国民党，并以表面似乎很左的口调宣称反对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指国民党参战就是把中国抗战变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分”，而其实骨子里这种舆论却在掩护日苏协定，掩护共产党之退出中国抗战。这种思想却正与小资产阶级的悲观和幻灭情绪相配合，这也就是它的另一半根源。我们记得在抗战初期，一般小资产阶级份子对抗战和国共合作均抱了疯狂的乐观和幻想，但不幸“国共合作”却把大半个中国丧失掉，时间还一步一步的给“自由中国”带来集中营恐怖、经济破产和没落。最坏的是世界大战的可怕雷声又响到太平洋来了，黑暗又加上黑暗，于是一切都变成悲观、幻灭了，在绝望之余就只好哭泣和咀咒，把一切统治者把整个社会都加以口头上的惩罚，用“术语的恐怖”来安慰不安的灵魂，用“失败主义”和简单之否定来报复自己所幻想过和拥护过的资产阶级及其抗战，一切都无望了，抗战，哼，什么抗战，鬼才晓得这是什么抗战！它早已完结了。我们所理解的全不是这种丑恶的现实，假如我们昨天支持它，把中国弄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让用“失败主义”惩罚一下了，这就是一个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的哭泣声，咒骂声。他们就这样从机会主义的幻想，跌入期望的深渊，资产阶级的赞美歌突然变为极左，极激烈，极漂亮，略带涰泣和伤感的呼号。这就是在决斗之前的狼狈的逃脱和溃退。
中国的工农要想在临近的决战中得到胜利，他们首先就要战胜各种毒害思想，思想的解放是物质解放的前提。
五．托派为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托派已贡献了一个精确的政纲。但是一个政纲还不足以保证革命胜利。我们必需有一个能够运用这个政纲的党。所谓党并不是一个随便结合的团体，它是由无产阶级中最优秀、最聪明、最富战斗经验、最有牺牲精神的先锋份子构成的。这些份子不仅正确的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而且还以最聪敏的战略领导每一群众斗争，一直走上夺取政权。她经得起失败；她能够从失败中学习，所以它也能胜利。总而言之，党就是一支无产阶级参谋部，她的党员就是无产阶级的军宫。没有她，无产阶级就等于丧失了一个指南针，就有迷失方向、撞入死巷之虞。但有了一个不胜任的坏参谋部，也同样招致灾难。最近二十余年来国际革命运动已证明，没有一个好的领导，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部或党，无产阶级革命是命定要失败的。第二国际不用说，就是第三国际也以丧失了无产阶级参谋部的资格，她的能力只在把革命引向失败方面去。中国无产阶级就是最切身的尝受过它的“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她把中国工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屠刀之下，把国民党捧上了台。一九二七──三六年，她又用冒险的暴动方法，把无产阶级的残余精华糟塌完尽，同时又把农民运动从江西带到僻远的陕北，不久就把这个运动慷慨地卖给国民党，为的是交换一个新的“国共合作”，而这个新的“国共合作”，则把中国抗战引导到目前这条绝路中。总之，第三国际给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是一个灾难又加上一个灾难。这件事最雄辩的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要想胜利，必需创造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这是中国革命的生死问题。
但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也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党除了具备一个革命政纲之外，还必需建立一个健全的党制──民主集中制。
我们知道，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了达到这一步，党必需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要想得到正确的领导，只有充分反映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有可能，而充分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予每个党员以发表意见、批评党政策、撤换和选举党领袖的自由，每个党员都是党在群众中的触须或耳目，党只有经过他们才能了解群众的真正状况，亦根据这些来规定、修正或考验自己的领导，因此党内民主是可以保证党得到一个正确的领导，不致坠落。第三国际堕落之第一步就是窒息党内民主。但党的社会成份不一，每一党员反映的意识也未必一律符合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有些党员反映无产阶级中的落后见解，有些则甚至反映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舆论，党内民主只是受党外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反映，假如我们在每一次实际阶级斗争中，必须做出结论，我们也不能让党成为一所永无了结的俱乐部，我们必须把大多数的意见集中起来作成结论，并把这个结论作为实时行动的指标。推动全党党员继续作战，并在作战时，少数必须服从多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
一个官僚主义的领导必然取消党内民主，但取消了党内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的集中制了，即只是依照上层领袖的意志下命令，而绝对漠视下级党员与群众的意见了。但这种官僚的集中制也不是平空而生的。例如斯大林党就是这种制度最典型的代表。这种制度也有她的物质基础。第三国际的官僚集中制建筑在苏联官僚层的利益上，这犹如第二国际的官僚主义，建筑在贵族工人的利益之上一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有一部份人受了资本家贿买，享受了一般工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利益，他们为了维护这种非份的利益，便错误地使用官僚集中办法把持了工会，把持了党，牺牲了广大下层工人的利益。苏联虽是一个工人国家，但因为生产落后，分配不足，负责分配的上层份子，便取得了优越的特权，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而满足一己之欲望，而保持这种特权之唯一办法，就是采取官僚集中制，用严峻的命令和警察的力量来消灭党员的不满和呼声。官僚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寄生虫的自保制度。
官僚集中制培养了一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把一切官僚集中制的恶果归咎于“集中”，因而连带仇视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他们甚至认为斯大林的官僚制度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当然结果。其实，仇视“集中”已成为一切没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共通特色，他们在资本主义集中的无情规律之下受了托拉斯、辛特加的排挤，而趋于破产和没落，他们便满腹牢骚的反对“集中”，在政治领域内，他们又碰到法西斯主义，波拿帕特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极度专横的官僚集中制，他们的脆弱感情受伤更深，对“集中”的仇视也更大，他们不求甚解，不愿也不寻求一切事物的真理，只是抓着事物的一些皮毛类似，便觉满足。他们的理论是什么？是一种无限制的民主的天国，在这种玄虚的幻想之下，他们仇视纪律、仇视严肃的态度、仇视集体的行动、仇视领袖、仇视领导机关、仇视党，甚至仇视党的大多数意见，他们把一切都归于官僚集中的范畴之内。
但社会的发展不是这些堂吉诃德先生所能拦阻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并不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哭泣而停止。经济集中使一切社会生活更趋系统化集中化，因而使一切社会的力量也集中化了。资本主义的集中规律，集中了资本家的力量，同时也集中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假如说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力量极度集中的体现物，必须以集中的力量来对抗集中的力量。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最高表现。它经常在铁的纪律之下作战，并曾经在俄国表现夺取政权之一幕。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的集中是一种进步的因素，没有集中的“民主”，则是一种违反历史规律的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没有内部的民主─就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集中），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真正党内民主集中制，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党。
托派就根据这种基本的观念建立第四国际，中国的托派（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也正根据这同一观念，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党的准备工作。
六．胜利终会到来
有人必然发生疑问﹕托派的人数那么少，组织那样薄弱，她所代表的主张具有胜利的希望吗？这种人根本不懂得历史的规律，他们以为人类总是受环境支配的，他们就不知道人类也可以支配环境，创造环境。而支配环境创造环境的先决条件，就是认识社会的法则，认识真理。谁把握了真理，谁就是未来的胜利者。大家知道，第一次大战时，第二国际的领袖差不多完全投降了环境，只有极少数革命家死守住真理，不肯低头，结果他们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夺取了俄国资产阶级地主的政权。由此可知，真理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认识，但她终于得到胜利。问题就在有没有少数人坚持她，耐心地解释她，把她传给广大群众。因为人类历史往往就靠这“少数人”持续下去的！第四国际成立于一九三三年，她的组织遍及全球，就数量讲，它当然属于少数的地位，但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它比一九二五年的第二国际的左派强大得多。现在没有一个国家，不把阶级斗争和托派的名字连系起来的。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象征。第二次大战爆发之初，捷克首都的工人和学生在民族独立纪念节之日举行了一个示威，德国的捷克总监牛赖特公开声明此次示威是托派领导的。后来捷克的亡命总统贝奈斯也在他的机关报上证明这一点。又正当希特勒进攻波兰之时，法国、丹麦等国报纸遍传柏林工人区墙上发出“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的标语。这种事实清楚的表明，第四国际与世界革命密切的结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我们的阶级敌人也知道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五日，正当德法外交关系行将破裂之前，法国驻德大使古龙德（Corilonilne）报告法国外长波立德（Bonnet）说，他于当天下午五时三十分与希特勒会谈一次。
“我（古龙德自称）说，“虽然我真的想我们将来会胜利，但我也想战争结束时，唯一的胜利者是托洛茨基先生。”元首（指希特勒）拦断我的话，叫起来：“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放任波兰呢？””
在法国外交官和希特勒看来，所谓“托洛茨基先生”当然就是指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民主”帝国主义的外交代表战战竞竞的对他的敌国元首说：“战争将不可避免要引起社会主义的革命的。”那个法西斯的混世魔王也答道：“那么，为什么你们……”，他们都在害怕战争引起革命，同时也害怕托派，但他们既然没有什么力量制止战争，他们就更加没有力量防止革命和托派的胜利。
我们现在又从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帝国主义的统治层中找出一些新事实来。参议院多数派议员的领袖巴克莱（Barkly）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在议院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
“当他们（指一九一七年革命后的民众）着手之时，他们曾有一种含糊的妄诞的思想，满以为他们将要把全世界社会主义化或共产主义化，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根本分歧，就在这个问题上。据我们所知，托洛茨基是一个世界革命家，而斯大林则采取这种立场：认为俄国政府的第一宗义务是替俄国人着想，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斗争就围绕着这个问题：他们应从事于世界革命呢？抑或应集中力量于俄国？斯大林胜利，托洛茨基不得不离开故国”，（见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美国国会纪录）
巴克莱向他们的帝国主义同僚耐心解释：“斯大林在向我们服务，他不像托洛茨基”。因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危险的革命家呀！
这是敌人口中的第四国际和托派。敌人的话加倍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胜利是必然的！这次大战将无疑招致世界革命的大火灾。第四国际的旗帜在世界革命的火焰中飞扬全球，它就是胜利的象征。托洛茨基，这位自始至终尽忠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在临终时声称：“我确信第四国际终得胜利，前进！前进！”这是他一生斗争经验做出来的总结论。
一九四二年初完稿
根据民国时期中国托派出版小册子《什么是托派？》录入及校对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