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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
赵济
1981
〔编者按〕本文原名《1930年至1932年上海托派组织的产生、活动及其消逝》，这次发表时，作者作了修改，本刊作了部分删节。
〔来源〕本文刊载于《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二辑。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赵济，于1927年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左派反对派，1930年参与组织了中国左派反对派中的一个派系（“战斗”派），1931年在统一的新组织中曾被选为宣传部干事，但脱离于日常的组织生活（即自行脱党），后以译述为生。1937年后返回故乡云南，以教书为生。1952年以“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1979年恢复自由，1994年在昆明去世，享年92岁。
托派组织，就其在一九三〇年的各派分立状态及在一九三一年统一后的组织而言，它在上海活动的时间不到二年。[1]
在追述托派组织活动时，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困难在于只凭个人的回忆，而无当时文字上的依据。我是活动的参与者之一，但我只是一个派别的成员，对其他派别的情况不甚了解，而且统一以后我又不负任何责任，因此我所知道的并不全面，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作较为详实的叙述，使其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
一九三〇年上海的派别活动
一般说，在革命遭受失败之后，党内产生不同意见，因不同意见而形成党内的派别斗争，这是时常出现的事。从各国的历史来看屡有所见。但是从中国来说，上海先后产生的几个托派小组织不是采取党内斗争的形式，而是一开始就脱离党采取党外独立的小组织活动。[2]
上海托派组织先后产生了四个派别，即：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的“无产者社”；区芳、陈亦谋等的“我们的话”派；刘仁静、王文元、濮一凡等的“十月社”；赵济、刘胤等的“战斗社”。这四个派别，就我所知，除“我们的话”派和党没有渊源外，其他三个派别的分子，大多数都是和党有深切关系的，都是在建党初期及大革命期间就参加了党的。这些人，特别是一九三〇年回国的，本可以留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向党提出，求得党内一致，可是，他们不这样做，而却脱离了党。[3]他们对王明、博古的不满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受了托派思想的影响。
现在根据我所知道的和回忆得起的，分别对这几个派别加以叙述：
（一）“无产者社”的组织及其活动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撤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4]后来听说他自号为“撒翁”，顾名思义，即大有撒手不干之意，但是陈独秀在政治上不会自甘寂寞的，就是随同他“下台”的、他左右亲近的人也必然不甘寂寞，因而形成他们和党对立的派别活动，这是必然的。
后来，听说他们向党提出过以陈独秀为首六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但是意见书的内容是些什么，是哪一年提出的，在他们提出意见书的时候，是否就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作为他们的意见书的内容，以及签名的六十一人，除我能想象的如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李季、尹宽、汪泽楷、罗汉、何资深、陈其昌、江常师、罗世藩、谢英、蒋振东、刘伯庄等人以外，其他是哪些人？我不清楚。我想，提出意见书在他们是一件大事，但在一九三〇年十月我和尹宽、陈独秀见面时，他们并不曾提起过。而当时我不曾听说有这件事，所以也不曾向他们问过。[5]
为了了解陈独秀等人的实际情况，我很想和他们见面。一九三〇年十月，有一天靠近黄昏时分，我到南京路“三友实业社”买点日用品，我正在南京路上走着，迎面来了一个高个子，突然把我叫住。我一看是尹宽，我就说了一句：“啊！长子，你也在上海？”他小声对我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一直呆在上海。（长子是尹宽的诨名，因为他个子高，过去党内同志都这样叫他）他问我几时回国，我说回来没有多久。紧接着他又说：“老先生（过去党内对陈独秀一般都如此称呼）也在上海，你可以和他见见面。”我说：“我也正想见见你们，苦于不知道你们的住址，今天如此巧遇再好没有了。”街上不便长谈，他立刻约我到他的住处。他住在提篮桥弄堂房子里，一个人住一间厢房，同院住的人家不少，但谁也不管谁。室内陈设除了一张卧床、一个书桌、两把靠椅外，别无他物。书籍、衣服地板上乱放，看来很不整洁，尤其使人注目的是床头放置不少药瓶，这表明他经常为病魔所缠，也显得生活十分潦倒。
从尹宽口中，我知道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刘伯庄、陈清晨和他自己，都是靠写作生活的。他们写作的东西，主要是靠两个书店——“亚东图书馆”和“沪滨书店”出版。“亚东”开设得比较早，“沪滨书店”是新开设的书店。两个书店的老板，前者是汪孟邹，安徽人，陈独秀的同乡；后者是马任之，湖南人，可能是彭述之同乡，都有深厚的私人关系。
在谈话中，尹宽隐约谈到他们内部还出过仅供内部阅读的刊物，名为《内部生活》，是油印的，不定期。《内部生活》的内容是些什么，我没有详细问他，也不曾向他索阅过。因为我向他的书堆仔细瞅了一下，并未发现有油印的东西。
初见面，我不便多问他关于他们的小组织活动情况，以及他们对党抱什么态度。临分手时，我同他约定时间，再次到他那里和陈独秀见面，我也把我的住址告诉他。
过了两天，我按照约定时间第二次到尹宽住处，那是在傍晚时候。我到后不久，陈独秀也来了，坐定后，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面包。我问他：“老先生，你还没有用过晚饭？”他说，他长期害胃病，近来尤甚，每天只能以面包充饥。我看他虽然害胃病，但精神并不颓唐。这一次我和他见面，也出乎我的意外，他的神情与我的想象不同，我觉得他热情而又和蔼，这和我以前见他时，不大相同。在大革命期间，我前后见过他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我列席会议，我见过他，也就在这次我认识党内不少的人。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下旬，我到广州对杨希闵军队进行策反工作时见过他。他对我和赵适然、吴少默、陶光潮等四人亲自作了指示，要我们到广州后，先向广东区委报到并和第三国际代表联系，由他们作出决定，再相机进行。第三次是同年六月中旬，广东杨（希闵）刘（振寰）事变解决后，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派我回上海，向党中央口头报告杨刘事变解决经过及广东区委的工作情况。因为当时不便携带文件，我回到上海后就去见陈独秀，把区委书记陈延年口授的话详细向他报告（我那时年青，记忆力不差，自信没有遗漏，也没有参加一点自己的意见）。他听完后勃然大怒，大骂陈延年，倒使我弄得不知所措，当时郑超麟在旁劝止了他。所以他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家长作风，专横独断，盛气凌人。这次见面，那些现象在他身上完全消失了。
在谈话中，他流露出对第三国际不满。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第三国际不能没有责任。他之不满是说把中国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他头上，他是不服气的。但他也说这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而是如何从失败中取得教训的问题。他还说，如果在中国大革命期间，能够看到联共反对派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可能有些帮助，即是说中国党对国民党的态度就不至于过分迁就，以致一错再错。随后，他问我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有些什么见闻。我把我听到的一些传说告诉他，如联共党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关于列宁遗嘱，以及关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争论等。我说这是属于“闻”的方面，而且是间接听到的，因为没有看到所争论的文件以及“遗嘱”的原文，所以不完全置信。
我又谈及我在莫斯科的直接见闻，我说一九二七年底，我曾看到“第三国际六大纲领草案”和托洛茨基对“纲领草案”的批评。至于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事隔两三年即使再好的记忆力，也不可能完全记住，我只能把当时所能回忆得起的告诉他。
另外，我还谈到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亲临东方大学对中国学生讲演中国革命问题的情况。我们前后听过他三次讲演，每次讲演，都各有中心内容，如批判中国党的错误领导、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前途等。斯大林在讲演中也批评反对派（指托洛茨基等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这说明联共党内对中国革命问题确有争论。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等人，是说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并没有定见，而且是前后矛盾，忽而主张同国民党联合，忽而又反对同国民党联合。我个人听了斯大林对反对派的这一指责，由于看过托洛茨基对国际六大纲领草案的批评（虽然没有直接见过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写的东西），就不完全置信。
我说：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失败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您是当时的领导人也是无法否认的。可以说在莫斯科绝大多数听了斯大林讲演的，对当时党的错误领导是十分反感的。不过，也有人对当时党的错误领导抱一些原谅心理。第一，认为中国党年幼，缺乏经验；第二，中国革命的失败，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第三国际（当时布哈林任第三国际主席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后为季米特洛夫所代替）也不能完全推卸责任。因为第三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是执行第三国际指示的，中国党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鲍罗廷都很明了，就他的任务来说也应当明了，他必然要向第三国际反映，那未第三国际就应当看出中国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及时加以纠正，而不应任其继续发展，最终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以当时第三国际的威望，纠正中国党的错误，甚至撤换几个人，是不会有人敢于不服从的。为了革命的利益，我想老先生也一定会服从，尽管有人说您“刚愎自用”。
我向他说了这些话后，他并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我回国后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的情形。和他见面后没有几天，我和刘胤曾搬到尹宽的院子内同住了一个月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陈独秀来过三四次，总是在黄昏时候闲坐个把小时就转去了。这几次见面，多半谈及国内情况。在这一段时间也见到彭述之、郑超麟、罗汉等人。
关于陈独秀派“无产者社”的内情，如组织情况、人数以及活动等，他们不肯透露，我们也不便直接询问。不过在和尹宽相处的日子里，他偶然也流露出一星半点，因而知道他们这个小组成立于一九二八年，人数约五六十人，有少数是工厂工人。他们的活动除不定期出《内部生活》这一油印刊物外，没有更多的活动。因为他们每个人为使自己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能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忙于个人的生活。从尹宽身上可以看出他每天忙于写作，生活是相当艰苦的。由于我和刘胤在当时不想和“无产者社”的人过分接近，也不想入他们的“伙”，想到如果同尹宽在同一院子内长期处下去，彼此都不方便，所以住了一个月左右，我们就搬走了。以后除在四派统一大会上再和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见面，以及和尹宽、王独清偶有接触外，四派统一后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二）“我们的话”派的组织及其活动
我对于这个派别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不过有些情况大概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这个派别产生于一九二九年。这个派别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几个学生回国后在上海组织的。很显然，这个派别的分子同党没有关系，所以一回国后就成立这样的派别。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间，我问过尹宽，他是否知道这个派别的情况，他也只回答说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我也偶然看过《我们的话》这样一种刊物，但究竟是些什么人搞的，由于彼此无接触，所以不知道。这就说明陈独秀派在一九二九年乃至一九三〇年和自命为托洛茨基派的“我们的话”派还没有发生关系。
第二，这个派别的托派思想无疑是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形成的。我们在莫斯科就听说拉狄克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山大学讲课，他讲中国革命史及中国革命问题。他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研究。他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近代的全部历史，就是农民革命斗争史。历史上农民革命没有一次成功，主要原因是革命本身没有坚强领导。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冲破了中国的封建藩篱，产生了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也产生了中国近代无产阶级。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应当起着领导作用，放弃领导，就无异于放弃革命，这就是拉狄克的论点。“我们的话”派据说就是接受这种论点，回国后就组织了托派的小组织。这说明这个派别不是从党分化出去的，他们同党毫无关系，同陈独秀派在一九三〇年以前看来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话”派据说在一九二九年出版过刊物，其名称为《我们的话》，这个名称显然是袭用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巴黎所办的刊物的名称。这个派别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开设了一个书店，名为“新宇宙书店”。我曾去过两次，目的想看看《我们的话》这一刊物的内容是些什么，但两次看遍了书架上所陈列的出售的书籍，都未发现这一刊物，我也不便问书店小伙计。这个书店出售的书籍，几乎全是代售其他书店出版的新书，它本身出版的在书架上我只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托洛茨基著的《列宁传》，一本大概是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前一本我翻阅了一下，觉得译笔生硬不堪卒读。后来再经过北四川路时，一看这个书店已被国民党查封了。[6]
开书店办刊物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话”派在那个时期的唯一活动。至于“我们的话”派究竟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我一直不清楚。四派进行协商以及统一以后我只知道两个人，也只和这两个人接触过，一个名叫区芳，一个名叫陈亦谋，两个都是广东人。托派统一后的组织被国民党破坏后，他们两人和陈独秀等同遭逮捕，由于贫病，不久死于南京监狱，这是后来听说的。[7]
（三）“十月社”的组织及活动
这个组织产生于一九三〇年十月，它之名为“十月”，当然不是因为它产生于十月，而是它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十月”来命名的。“十月社”的成员我知道的有这么几个人，即刘仁静、王文元（又名王凡西）、濮一凡（又名濮德治，也有叫他濮得之的，而其实这是同音的叫法，一九三八年来云南后改名为濮清泉）、宋逢春、董汝诚（一九三八年七月间我在昆明遇见他，他改名为董建平）等人，这大概也就是“十月社”的全部人马，因为我不曾从这几个人口中听说还有其他的人。刘仁静到莫斯科大概比我们早得多，他是在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他恐怕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我们到莫斯科后，就听说他和托洛茨基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住在土耳其布林基堡时，据说他还和托洛茨基通信。刘仁静大概也是一九三〇年回国的，可能比我早一些。[8]后来托洛茨基又从土耳其被转移到挪威奥斯陆，他也和托洛茨基通信，可以说直接和托洛茨基通信的只有刘仁静一人。刘仁静收集的托洛茨基的著作比较多，他把他所搜集的东西和他与托洛茨基之间的通信当作他的私有财产，不肯轻易示人。
别人对他另眼相看，他也颇以此自豪。王文元、濮一凡两人和我同一时期去莫斯科，同在东方大学，又同一时期回国，所以对他两人较为熟悉。王文元记忆力强，虽也不能说他过目不忘，但他的记忆力确实比我们强。濮一凡为人豁达，善于诙谐。宋逢春、董汝诚二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我过去并不认识，而是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我到刘仁静住处，经刘仁静介绍而认识的。虽然在上海和他们两人接触次数不多，但在我的印象中，宋逢春为人机警，董汝诚则其人如其名，为人老实，口头上话语不多，显得很沉默。
“十月社”成立后，不见发表过什么东西。在四派统一之前我只知道刘仁静、王文元、濮一凡三人都在搞翻译，刘仁静译克鲁泡特金著的《法国革命史》。王文元翻译托洛茨基著的《我的自传》，此书出版后，我曾见过，我好像记得此书所用译者名是“石越”，即“十月”的谐音。濮一凡则翻译马克思著的《工资价格及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所用的译者名是“西流”，他们几个人译的书都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神州国光社的老板是王礼锡，后台是陈铭枢。在这个时期，即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神州国光社还出过一种杂志，名为《动力》，这个杂志主要投稿的是几个回国后既不留在党内，又与四派无组织关系只有私人关系的人，如杜畏之、严灵峰等，四派中也有人化名投稿在这个杂志上的。
刘仁静在理论知识方面比我们丰富得多，这是我们承认的。但此人的最大缺点是不能处人。董汝诚后来回到他的老家陕西去了。
（四）“战斗社”的组织及其活动
“战斗社”是最后起的一个派别，它产生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它的成员总共有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等七人。前六人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中除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外，其他五人都在政治班。这六人中徐乃达是最早回国的一个。他本来是于一九二七年和我们同到莫斯科的，由于对学习不感兴趣，于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自动请求回国。他同国后一直呆在上海。在上海他认识了来燕堂，来燕堂的家就住在上海。徐乃达能够在上海长期混下去，来燕堂对他可能有帮助。我们回到上海后，徐乃达和我们见了面，他介绍来燕堂和我们认识。这七个人如果从籍贯上区分，那未赵济、闵萌昌是云南人；刘胤、徐乃达是湖北人；王平一是山东人；解叔达、来燕堂是江浙人。在酝酿成立这个组织之初，我们也考虑过，从人数上说，我们远不及“无产者社”，我们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强的人数，从其他方面说，我们都不及“无产者社”，在工厂工人方面、在出版界，“无产者社”都有一定联系。我们也不及“我们的话”派及“十月社”，“我们的话”派能开书店，出版书刊，虽然为期不长，但他们在经济上总比较有办法。“十月社”的人数同我们相差无几，但他们的社会关系，即出版界关系比我们广，个别人的能力也比我们强。回到国内不久，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而又不具备任何条件，就这么几个人就想成立一个政治派别，实在是不自量力。既然知道自己的力量差，为什么又不参加既有的组织“无产者社”或“十月社”？关于这一点，也有过考虑：主动参加这两个组织中任何一个，不会不受欢迎，因为彼此都是熟人，即如初见尹宽，他表示那么热情，甚至代找房子。我们搬到他那里住，但后来毅然搬走，主要原因是在当时根本不想参加他们的组织，认为与其参加他们的组织不如独树一帜。对“十月社”则因不满刘仁静而不愿参加这一组织。同时我们也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是势必会趋向于统一，因为这些派别所抱持的同样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
决定另立组织后，大家计议，对外总得有所表示，于是着手写稿，筹印刷费，出刊物。刊物以“战斗”为名，其内容主要抨击蒋介石军事独裁，提出“普选全权国民会议”口号，多余的篇幅则刊载托洛茨基的论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文章。现在回忆起来刊物内容极其贫乏，写作也非常笨拙，这个刊物，虽然秘密散发过，但这种拙劣刊物当然不会引人注意。这个刊物出了两期以后，由于经济无法筹措，就此夭折了。
这里有必要把“战斗社”这几个人的情况说明一下：
闵荫昌是首先离开“战斗社”的一个。他之离开主要是在上海无法生活下去。我们也想在上海替他找个糊口工作，但是大家都没有社会关系。来燕堂是上海人，虽然有些社会关系，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那时的社会风气是人与人之间谁也不敢信赖，来燕堂的社会关系，要间接介绍一个人也没有希望。所以在一九三一年闵荫昌一接到他家里寄来的钱，就离开上海回云南了，从此以后同我个人也毫无联系。
刘胤回国后和我同住将半年，半年生活完全由我维持。我之能维持他的生活，原因是我回国初期，家庭对我还多少有点接济。同时我因王独清的关系认识成绍宗（成仿吾的侄子），他介绍我到善钟书店任编辑，每月可得所谓车马费三十元。就在这一段时间，刘胤译考茨基著《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约五六万字。我则译柯金著《中国古代社会》一书约二十万字。他译完后我曾花了相当时间和精力替他校改，他重抄了一遍，拿到新生命书店去出版，得了二百多元稿费。他对我说：“以后我们彼此应当经济独立。”我想此人在没有经济来源时，不闹经济独立，现在有了一点来源就闹独立，我立刻对他产生厌恶之感。我说：“好吧！你去独立吧！”他拿到稿费后，顺便就找了房子，那时找房子比较容易，遍处都贴有招租条，他收拾好行李就搬走了。我以为他从此不再有求于人了，但事隔不到半年，有一天突然哭丧着脸来见我，说他患了严重的肺病，医生劝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养，他打算到西湖去。我说：“你很有条件去休养，一个人无牵无挂，经济又能独立。”他觉得我态度冷淡，且话中带刺，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说了，他和新生命书店订了约，翻译鲁宾著的《经济思想史》，每千字稿费五元。他已经译了一部分，约五万字，在养病期间不能劳作，请我代译一部分，他已经译过的那部分也请我校改。他说他已经托李俚人代他译十五万字，请我译十万字，所得稿费对半分，就是说以所得一半帮助他养病，这是靠别人的劳动来生活和养病。在他哭丧着脸来请托的时候，我觉得就其为人，可以加以拒绝，但对他的病却又不能不同情，我于是答应了他。他放心到西湖养病去了。我除搞自己的翻译外，抽出一部分时间翻译他分给的部分及校改他译的部分。我译完后，他从西湖转来，把译稿拿去。照理他应给我二百多元，但他只给我八十元，推说全部稿费尚未到手，从此就避不见面了。我不知道他对李俚人是否也如法炮制。李俚人是湖南人，同我们一同回国的，他同派别没有关系，只同我们有私人关系，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同他商量什么，只要力所能及，他是会做的。刘胤也正利用他好说话，才找上他的门的。
一九三二年以后，我和刘胤就不再来往了，但他的情况还是从旁了解得一些。由于第一个译稿卖给新生命书店，因而认识了这个书店的老板樊仲云、陶希圣两人。这两个当时在上海是小有名气的文人，刘胤很可能借卖稿而和这两人拉同乡关系，所以能继续同书店订约翻译，他用的假名是李麦麦。后来听说他因陶希圣、樊仲云关系进复旦大学教课，一九三四年病死于上海。[9]
王平一，又名王伯平，山东人，他不是山东大汉，而是山东矮子，大家不叫他王平一，也不叫他王伯平，而是叫他平儿，也有人戏叫他山东武大郎，但因称号过分开玩笑，所以不流行。初期，他对“战斗社”组织表现很热心，后来由热心变为冷淡，由冷淡堕落到公开投降国民党。这是两种原因造成的：第一，四派进行统一活动，他是积极参加的一个，满以为统一后他可以占一席位置，结果落了空，所以由热心变为冷淡。第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回国后他的父亲从山东原籍到上海来看他，带来几百块钱，他在这笔钱上打小算盘，用它来作小本经营，于是在徐家汇开了一个纸烟店，父子二人靠这个纸烟店过活，这个纸烟店就成了他的命根子，他想方设法保护它，也怕别人经常到他那里去。陈独秀等被捕之后，他怕连累到他，所以公开投降国民党，这是他的必然前途。
徐乃达，脸上麻子成堆，所以人们都叫徐麻子，湖北人。他从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就一直呆在上海，到一九三〇年我们俩见面，为时两年多，他是不是没有脱离党，因而能向党取得生活费，或者是靠他的家庭接济，我们没有问过他。我后来发觉此人每天啥事也不做，但能生活下去，他到熟识的朋友处，见饭就吃，临走时还要捞两文去。王平一开了一个纸烟店，他同王平一打得火热，王平一大概利用他跑腿。后来他跟王平一投降了国民党。
解叔达是江苏人还是浙江人，我还拿不实在，原因是我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并不接近。他和刘胤比较熟悉，四个派别统一后，他和王平一最接近，我和他更少来往，后来也同王平一一道投降国民党。
来燕堂是徐乃达的朋友，我们和来燕堂是因徐乃达介绍而认识的。“战斗社”出刊物，在印刷方面是他找的关系。他也被王平一拉拢，结果也和王平一走了一条路——投降国民党。
“战斗社”就是这样一些人构成的。
一九三一年初四派开始进行统一活动
要统一，首先就得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共同的思想基础是有的，这就是这四个派别都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在现阶段进行鼓动宣传打倒蒋介石军事独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召开普选全权国民会议。各派对于“统一”，也认为已是时候。如果当时不进行“统一”，而仍旧各自分立，那末可以想象，除陈独秀可能多存续一个时期外，其他派别很可能会自生自灭。
出面进行“统一”活动，即先征询各派意见，同各派接触的是“无产者社”，然后四派各推出一人共同作召开“统一大会”的准备工作，如商定大会会址，大会召开日期，大会讨论程序，以及确定各派出席大会的人数。我大约记得，为了事先共同商讨有关大会的问题，各派推出人选：“无产者社”为尹宽，“我们的话”派是陈亦谋，“十月社”是宋逢春，“战斗社”是王平一。他们四个人商讨的时间不长，很快取得共同一致的意见：（一）大会会址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并于会前一日通知；（二）大会于五月初举行，确定日期临时通知，会期暂定为三日；（三）大会决定四派统一后的组织名称；（四）大会讨论政治纲领及组织章程，然后交由大会选出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再经大会通过；（五）大会选举统一后新组织的领导机构；（六）在秘密状态下，商定各派出席大会人数不宜过多，“无产者社”五人，其他各派每派二人，共计十一人，其入选由各派自行决定。
“统一大会”的经过：“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无产者社”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罗世藩等五人，“我们的话”派为区芳、陈亦谋二人，“十月社”为王文元、宋逢春二人，“战斗社”为赵济、王平一二人，共十一人。[10]
“大会”一开始就进行政治问题讨论，各派就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今后的政治任务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就所提出的意见进行讨论，最后推出陈独秀、彭述之、王文元等三人，根据“大会”确定的意见进行起草，起草后向大会宣读，然后再经大会讨论通过。由于先经过充分讨论，所以三人小组起草的文件，没有更多的增改就通过了。这个文件的标题大概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即所谓托派组织的政治纲领。
其次是讨论和通过组织章程。大家都反对繁琐，所以条文不多，很顺利通过了。
在确定组织名称时，原来四个派别的名称应当废除不再沿用，这是必然的。大会上也提出过一些名称，都不恰当，最后确定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1]
“大会”最后的程序为不记名投票选举所谓领导机构。在未投票之前先确定人数，有的主张七人，也有主张九人，但多数意见认为就目前组织情况而言，人数过多，无此必要，人数愈少愈好，最后一致同意七人。选举结果，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区芳、陈亦谋等七人当选。[12]
“大会”未了事项，交由七人委员会处理，其内部分工，由七人委员自行决定，决定后在短期内向“同盟”成员宣布，大会即告结束。
“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3]的活动及遭破坏后之情况
“大会”结束后，七人委员会开始了它的工作。其内部分工是，在书记之下，分设组织、宣传两部。据我所知，陈独秀任书记；组织部由宋逢春、区芳、陈亦谋三人负责；宣传部由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三人负责。至于统一后总人数多少，分布情况如何，怎样编组，则非我所知也。这个“领导机构”给我以“宣传干事”的名义，而我那时正译《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和我经常接头的仅陈亦谋一人。[14]
从“同盟”成立到它被国民党破获（一九三一年八月），为时不过六个月，在这一短时期内，“同盟”出过几期《校内生活》，是油印的小册子，供内部阅读，并不外传，这说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工作不易开展。
在困难情况下，容易滋生颓废现象，甚至产生极端不稳分子，陈独秀等没有觉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事后我得知陈独秀对原“无产者社”分子马玉夫、谢德盘已经产生怀疑，但未加防范。马玉夫探知在八月的一个夜晚“同盟”领导机构开会，即向国民党告密。在他们正在开会时，国民党特务突然闯入，出席的人（除陈独秀、彭述之未出席之外）全部被捕，这是第一次被破坏。[15]一九三二年十月则由于谢德盘告密，陈独秀、彭述之、罗世藩、濮一凡等被捕，这是第二次被破坏。他们一同被押解到南京。[16]
陈独秀等被捕后，上海《字林西报》马上刊载了这个消息。他们被解到南京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法院对他们提起公诉，进行审判，据说在审判期间，章士钊自愿任陈独秀的义务律师，代其辩护，但章士钊的辩词非陈独秀本意，陈独秀曾当场加以否认，陈独秀本人曾写了一篇《辩诉状》用铅印散发。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们审判经过，上海中外报纸也有登载。
陈独秀等人关在南京监狱，后来听说除宋逢春、区芳、陈亦谋三人先后病死于狱中外，其余六人，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被迫抗日时，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他们各自分散，陈独秀、濮一凡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转到四川。陈独秀一直受国民党暗中监视。从报上看到，一九四二年他病死于四川江津。
在陈独秀等被捕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已无形瓦解。有些没有遭到国民党逮捕的都已销声匿迹，有些则公开叛变，投降国民党，甚至无耻到配合国民党特务在街上到处抓人。只要在街头遇到叛徒，就很难幸免。在那个时期陆续遭到逮捕的，我知道有刘仁静、孙雪庐两人，这两个人都关在苏州监狱。以后刘仁静何时怎样离开监狱，则毫无所闻。孙雪庐则是在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释放政治犯时出狱的。
我在那个时期是幸免于难的一个。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我在路上无意中遇见原“无产者社”成员之一的陈清晨，我们谈起在陈独秀等人被捕之后还有哪些人未遭逮捕，先由我们两人设法和他们联系，然后推出三五个较为适当的人，形成一个临时组织来维持残局，徐图发展，在这样一个时期，对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不时发表意见，以便在社会上造成这样一个声势，即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组织并不因陈独秀等的被捕而瓦解、而死亡。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未遭逮捕的少数几个人，如罗汉、刘伯庄都搬了家，无法联系，两三个月后才找到蒋振东一人。可以说，在一九三二年以后和我经常见面的就只陈清晨、蒋振东二人。虽然我们三人经常碰面，可是对恢复组织却一筹莫展，到后来我们三人的接触，只不过是维持残局而已。
我和陈清晨、蒋振东的来往一直继续到一九三七年我离开上海时为止。不过和蒋振东见面次数少，因为他住在杨树浦，在工厂作工，很少有空闲时间。我和陈清晨经常见面。陈清晨原名陈其昌，河南人，北京大学毕业，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党，革命失败后住在上海，是“无产者社”成员之一。他一家三口，靠他写稿生活。他经常在“北新书局”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上投稿。[17]他的妻子，是一个纯朴的家庭妇女，有时帮人做佣工。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但从来没有见过她对陈清晨发过一句怨言。他们的以善为乐的精神，是值得人钦佩的。在三十年代，我们这一类人都有“上海居大不易”之感，生活都是穷苦的，但还没有穷苦到像他那样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他从不向人诉苦，也不轻易向人告贷。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到九、十月间，日本强盗已侵占上海大部分地区，“英法租界”也岌岌可危，许多人纷纷离开上海。陈清晨一家数口，无力离开，只好继续住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整个上海后，即大肆搜捕，陈清晨惨遭杀害。[18]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期间，我和陈清晨的来往中，有几件事有必要追述一下：
（一）“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我国，强占我国东北大片土地，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全国各地都产生了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压迫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率领其军队进行抗日。单是上海一地，就出现了各界抗日救国的民众组织，其中之一是“上海著作者抗日协会”。我和陈清晨两人参加过这个“协会”，进行过抗日宣传。这个协会按地区分组。陈清晨住在沪西，我住在“法南”，所以不同组。在“法南区”与我同组的有乐嗣炳、曹聚仁、谢冰莹等人。我和这些人以前并不认识，在参加抗日协会，编在同组时才认识的。说到谢冰莹，她是组内唯一的一个女性，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她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个女兵的日记》，所以大家对她并不陌生。
曹聚仁家住在金神父路，住着一楼一底的一套房子。他的客室布置得很精致，当中一张长形短腿桌，上面铺着绿绒台布，桌上放着有碟有盏的瓷茶杯，桌子两端放着珐琅质的烟灰缸，长桌两边有长的皮沙发。我们每周集会，多半在曹聚仁住处，后来由于时过境迁，这个“著作者抗日协会”也就无形中取消了。
（二）大约是在一九三四年的秋天，有一天下午，我去看陈清晨，他正在写信。[19]他见我来就停下笔对我说，他打算写封信给鲁迅先生，他之所以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在上海文坛上看出鲁迅和左联之间有矛盾，他想乘此机会写信给鲁迅，让鲁迅了解一下“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不同意他的做法，我认为无此必要。我说：“你想用一封两封信去打动鲁迅，就能使鲁迅了解‘我们的政治主张’，这是幻想。我们尊敬鲁迅，并不是因为他是革命的政治家，而是因为他是革命的文学家，把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是比较恰当的。鲁迅在中国文学界所起的作用有如高尔基在俄国文学界所起的作用一样，对革命是热情的，对腐朽的旧社会的揭露和拌击是无情而猛烈的，他的笔锋非常锐利，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人所公认的。但他对不同的政治主张，不一定有兴趣去作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文学家。高尔基不是在革命的关键问题上同列宁的意见相左，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了苏联，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底才回到苏联吗？尽管鲁迅现在和左联有矛盾，你想利用这一矛盾，写信去打动他，你是打动不了他的。”
陈清晨没有听我的话，还是写完他的信，在未寄出之前，全信给我看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不同意他寄出。可是他为人相当固执，终于把信寄出去了。后来鲁迅把他的信和自己的答复，公开在刊物上发表。他看见后才知道他所得到的反响与他想象适得其反。他很想对鲁迅的答复其中有些地方加以答辩，但他没有这样做。鲁迅把陈清晨的信发表后，外面有人猜测是陈独秀化名写的，当然不符合事实。
（三）一九三五年我和陈清晨在上海见过两个美国人，他们两人都是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同他们发生接触，是十分偶然的。大概是在《密勒氏评论报》上看到一则“新书出版预告”，书名是《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是伊罗生。书名本身就很引人注目，作者的名字对读者来说也并不十分陌生，只要经常阅读《密勒氏评论报》，作者所写的东西是常会看到的。正因书名很引人注目，而且从中国大革命失败以来，还没有人以此为题材，来评述中国革命的经过和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伊罗生以外国新闻记者身份，这是一般新闻记者所特有的优越性——在大革命期间到处奔走、为了采访新闻、搜集资料，可以同多方面接触，既了解革命方面的情况，也能知道反革命方面的内幕。所以我们想象，他所搜集的史料，一定是很丰富的。经过一番整理，分类解剖、分析而写成的书，一定有读的价值。我们和他素昧平生，但为了此书如能出版，以能先睹为快，所以写信给他，作为预订，这本来是一件极普遍的事情，我们没有想到他回信约我们见面。我和陈清晨也如约而去了，在《密勒氏评论报》编辑室和他见了面，就在这时他介绍他的同事格朗士和我们见面。伊罗生在中国时间较长，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他谈到他在大革命期间的活动情况，他的书是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花了几年工夫写成的，不打算在上海印刷，而是寄回美国出版。他和格朗士年底回国，书出版后，他很愿意寄一两本给我们。后来他的书是否出版，出版后是否寄给我们，我们都无从得知，因为我们在上海的住址是经常变更的。
（四）一九三七年八月，罗汉从苏州到上海来，同陈清晨和我见了面。他谈到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已被迫宣布抗日，则关于释放陈独秀等人出狱的问题可以乘机进行。他说，他到南京先去见叶剑英将军（叶剑英将军是当时党派驻南京的代表），向他提出这个请求，请求他同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陈独秀等人。罗汉同叶剑英将军很熟，我们相信他去见叶并向他提出这一请求是不会遭到拒绝的，因此我们觉得从对陈独秀等人的私人关系而言，罗汉的南京之行是有必要的。
和罗汉多年不见面，这次他来上海是从“亚东图书馆”问到陈清晨的住址，才和我们见面的。我们也才知道一九三二年陈独秀等被捕后，他就离开上海到苏州，在一家私营漆染厂工作，直到一九三七年从不曾离开苏州，也不和任何人通信，这也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消沉。他这次来上海，一方面办理他的私事，另一方面也想在上海如能碰见我们，谈谈彼此这多年的情况。我们见面后，他就到南京去了。
十月初，他从南京回到苏州，结束他在漆染厂的工作，同着他的爱人来上海。他把他南京之行的情况告诉我们，他说他一到南京就去会见叶剑英将军，请求对营救陈独秀等人给以帮助。叶要他把关在南京监狱和苏州监狱的人开一个名单去，以便向国民党政府交涉。他根据他所知道的开了一个名单。并说，叶对他表示，党希望这批人回到党内去，但必须承认错误，叶希望他去西安一趟，见一见林祖涵，情况就可更明白些。听了罗汉所说的这一情况之后，我个人当时的想法是：无条件回到党内是可以的，如果必须承认错误，就说明党对我们还是歧视的。因此，对个人的出处，就不能不有所考虑。不过个人也认为，待罗汉西安之行的结果如何，再作决定。
罗汉的南京之行，据他说，他在南京逗留期间并没有见到陈独秀等人，只是随后听说他们已经出狱，出狱后已各自分散，陈独秀到武汉去了，其他的人则去向不明。
陈独秀去武汉可能还受到国民党暗中监视。他打算到武汉见陈独秀，然后再决定西安之行。罗汉谈了这些情况后，就匆匆离开了上海。十月下旬，我也离开了上海。从此以后关于罗汉的行踪就毫无所闻，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才听说重庆大隧道崩塌，死亡万余人，罗汉即在这次死于非命。[20]
一九三七年我回云南。相隔九年后，我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初同徐如（在重庆谋得伪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主任的职位）从昆明乘飞机到上海。一到上海我就打听一下上海出版界的情况，到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信步到五马路，看看“亚东图书馆”是否还存在，一看“亚东图书馆”还存在，店门是半掩的，不像是停业，不过有点萧条景象。我走进书店问小伙计：“汪孟邹老先生在不在？”小伙计反问我一句：“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我是他的朋友，刚从外地来，想和他见见面。”小伙计进去通告，汪立即出来见我。我问起出版界的情况，他即表示并不景气，他谈起上海房价之高，真吓人听闻，租房子要金条。听了他的话，我的留住上海靠译著生活的幻想破灭了。在我们谈完话，我表示告辞的时候，他才对我说：“有几个老朋友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都在上海，你如愿和他们见面，我可通知他们。”我说：“我很愿见见他们，就请你通知他们。”我通过汪孟邹和郑超麟、王文元约定见面时间和地点。到时候我到约定的地点去会他们，见面后同到王文元住处，他留我吃晚饭，我问起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在他那里我见到陈清晨的儿子，才知道陈清晨是怎样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
他们几个人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潜回上海的，仍然靠译书生活的，他们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恢复了托派组织。他们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儿子，朋友，战士》（为了纪念他的儿子谢多夫作的）等书，都是秘密发行的。这些书我都主动向他们要过，我还向他们要过托洛茨基著的《斯大林传》（英文版）、《不断革命论》（俄文版）两书，并在当时寄回云南。我向他们问起彭述之的情况，他们说这位“通天教主”（这是彭述之的绰号，据说在南京监狱就已叫开了的）真难办。他们和他意见相左也不来往，究竟在什么问题上意见相左，我也没详细问他们。
我又通过汪孟邹通知彭述之，后来和彭见了面。我向他说明我来上海的原因，随后他就约我去参加他那一伙举行的“托洛茨基的纪念会”，到会的有二三十人，我和他们都是陌生的。我想这许多人同彭述之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举行这样的集会，参加的人不会是普通的同情者。彭述之在会上介绍了托洛茨基的生平，他要我发言，我因毫无准备没有发言。我想彭述之约我参加这样一个集会，主要是让我看看他的“阵容”，比起郑超麟、王文元的一派，他的人数是较多的。我和郑、王见面除见到陈清晨的儿子外，我没有见到其他的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当然郑、王一派也不一定只三几个人，但人数毕竟不及彭述之多，后来听说他们之间分为多数派与少数派，彭述之属前者，郑、王属后者，这大概是以人数多寡划分的。彭述之的多数派与郑超麟、王文元的少数派都是在他们于一九三七年出狱后回到上海经过一段时期聚合以后产生的，从时间上说不会早于一九四〇年，我是一九四六年才和他们接触的。
我在他们三人之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我愿意接近郑超麟、王文元，彭述之为人，在我看来总觉得他有些傲然自恃。据说一九四九年他们又复统一，但在临近全国解放的时候，这个组织又复瓦解了。[21]
录入者注：
[1] 此说法是指中国托派从成立到第一、二届中常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逮捕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托派在上海活动的时间一直到五十年代初，总共长达20多年。
[2] 此说法有误。
[3] 陈独秀等人恰恰是因为“留在党内，有不同意见向党提出”，而遭中共开除。（参见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数封意见书）
[4] 这是一种常见的错误。事实上，陈独秀不是被撤职的，而是自己辞职的。
[5] 标题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由陈独秀、彭述之、尹宽所起草，有八十一人签名（实际上有三分之一为假名），罗汉、谢英、蒋振东并没有签名。
[6] 新宇宙书店未出版过托洛茨基的著作《列宁传》，且最早的译本应为1933年韩起译本（南京国际译报社出版）。拉狄克的书译名为《中国革命运动史》，由克仁翻译，1929年11月4日由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7] 区芳（？-1931），广东广州南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中山大学支部书记、共青团香港市委书记。1927年初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1927年上半年秘密加入了联共（布）左派反对派。同年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纪念日大会，他和一些中国学生在红场上打出了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1928年，被遣送回国。回国后，于同年12月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左派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派，担任总干会候补委员，后改任干事长，并编辑机关刊物《我们的话》。1929年赴香港组织工人运动，建立起香港的左派反对派支部。1929年中国左派反对派（“我们的话”派）全国二大在上海召开，区芳作为香港工人代表列席大会。会后，区芳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他组织和发展了上海左派反对派组织。1930年末，中国反对派统一运动开始之时，区芳及葛崇锷等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以“共党”罪名判处十个月徒刑。1931年夏在上海漕河泾狱中不幸病逝。
陈亦谋（1902—1932），原名陈燕贻，广东韶关新丰人。出身农民家庭，年少好学。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中山大学附中，在大革命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同左权等一批学生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期间，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纪念日大会，他和一些中国学生在红场上打出了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因此被遣送回国。1928年，返回家乡秘密组织“犁头会”，举办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启发阶级觉悟，动员打倒土豪劣绅。1929年春，由于反动当局的镇压，秘密逃亡香港，后转往上海。到达上海后，参与并组织中国第一个左派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派，积极开展宣传活动。1931年5月1日，中国反对派统一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陈亦谋被推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组织部长。5月22日，因叛徒出卖，陈亦谋及其他同志在上海英租界提兰桥被捕。11月25日，反动当局以“共党”罪名判处陈亦谋六年徒刑。1932年1月在狱中不幸病逝，享年31岁。
[8] 刘仁静于1929年8月16日回国。
[9] 刘胤（1903-1942），原名刘治平，笔名李麦麦。湖北竹山潘口塘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湖北区委派往苏联学习，次年转入中山大学。在校期间，接近过苏联的左派反对派运动。1927年被遣返回国。回国后即自封老牌托派，进行投机活动。1930年夏，同赵济等人一同组建了中国第四个左派反对派组织——“战斗”派，创办机关刊物《战斗》。后因其在统一的托派组织中投机失败，旋即公开投降国民党，摇身一变而为蒋匪反动政权的御用文人。1935年后，因“功”在复旦大学任教，抗战时随校一同迁入重庆。1942年6月在贫病中死去。
[10] “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尚师、王芝槐、彭述之（经核实人数，无产者社增加一名代表，彭述之后来参加大会）；我们的话派：史唐、陈亦谋、楼国华（宋敬修代）、张九和两个香港工人；十月社：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治；战斗社：赵济、王平一。列席代表：尹宽、罗世璠、蒋振东、来燕堂。”（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1] 此说法有误。1931年5月1日四派统一的统一大会，确定新组织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表明组织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派。
[12] “5月3日大会选出全国执行委员会，由9人组成：陈独秀、王文元、郑超麟、陈亦謀、区芳、宋逢春、濮德志、张九、彭述之。候补委员：史唐、宋敬修、尹宽、罗汉。”（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3] 请参见注释[11]。
[14] “5月5日，举行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推选五人组成书记处：陈独秀为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主任，陈亦谋为组织部主任，王文元为党报主编，书记处秘书宋逢春。指派吴季严、严灵峰、赵济三人为宣传部干事。”（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5] 1931年5月23日，马玉夫由于其政治上的失意（投机失败），向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并发表投降自首书。同日晚托派中央机关遂被国民党破获。中央委员郑超麟、王凡西、陈亦谋、何资深、宋逢春、濮德治以及楼国华、刘静贞、张以森、江常师、王芝槐及其妻子、女儿等十三人被捕。（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6] 此说法有误。托派中央机关被破坏，是由于中共的叛徒盖叔达和费克勤的告密，并侦知了中常委的开会地点。
1932年10月15日，常务委员会在谢德盘家开会，被国民党警探协同法租界捕房破获。彭述之、宋逢春、罗世璠、濮德治及谢德盘当场被捕。谢德盘被捕后，当即叛变革命，供出了陈独秀的住所，是晚，陈独秀在家里被捕。此次共逮捕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罗世璠、彭道之、曾猛、何智深、王平一、梁有光。（参见刘平梅著《中国托派党史》）
[17] 北新书局未创办过《中学生》杂志，此处应为《青年界》杂志，陈其昌同志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青年界》杂志于1931年3月创刊，为十六开月刊，1937年7月抗战爆发时被迫停刊，由上海北新书局编辑出版。
[18] 陈其昌（1900-1942），河南洛阳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在军阀统治下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曾担任支部干事、市东城区委委员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秋离京赴山东工作，后赴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党的中高级干部。1929年在接触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后，与陈独秀等党内老干部一并转向托派，因而被中共开除党籍。1931-32年在托派中央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之时，陈其昌在白色恐怖下竭力维持、重建托派组织，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了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并担任临时中央委员。九一八事件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从事地下抗日工作和工人运动。1942年6月30日，陈其昌被日寇逮捕。9月被日寇杀害于黄浦江岸，壮烈牺牲，享年42岁。
[19] 此处时间有误。陈其昌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的时间为1936年6月3日。
[20] 罗汉（1897—1939），湖南浏阳小河乡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受陈独秀、李大钊及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和组织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中，积极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等学生爱国行动，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底由北京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参加组织了勤工俭学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因此被武装押送回国。1922年1月，罗汉参与组建了琼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其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2月创办了嘉积农工职业学校，担任校长。同年赴广州接受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与编辑《青年军人》杂志。东征期间，被委派为第四军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1926年2月5日，罗汉被任命为国民党琼崖特委主任，同时被任命为中共琼崖特支书记，成为琼崖国共两党组织的最高领导。1926年9月，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在校期间，接触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著作后，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1928年秋，罗汉回国后被派往北京，参与北方党组织的活动。1930年，参与组建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组织——“十月社”，并编辑机关刊物《十月》。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在上海召开，罗汉当选为中执委常委，负责秘书工作。1931-32年在托派中央两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罗汉因匿居苏州而幸免于难。1937年8月，罗汉主动联系中共中央要求同陈独秀、中国托派共同合作抗日。同年11月，中共中央突然宣称陈独秀及中国托派为“日寇暗探”，声称陈独秀及中国托派皆为汉奸、卖国贼。1938年4月，罗汉发表了《致周恩来等的一封公开信》，驳斥了中共中央的诬陷。后迫于生计，担任军委会工兵署技术员（少将军衔），从事技术工作。1939年5月3日，在重庆大轰炸中遇难，享年42岁。
[21] 此处说法有误。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成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和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多数派即为中国革命共产党（1948年9月建党），少数派即为国际主义工人党（1949年4月建党）。后来，国际主义工人党于1977年10月15日与多个托派组织合并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1991年后宣告解散。中国革命共产党则存在至今。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