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兄：《补充》（指我写的《对梁贻〈回顾〉的几点补充》——赵）念给郑老（超麟）听了，他的意见是：‘梁（贻）已死，当然已无法由他本人来更正事实，希望把《补充》写得精简一下，作为梁书的一个附录附于书中处理’。”
　　“关于王（振华）的问题，（《回顾》）73页一段中‘才出一下策……’的话与郑老的回忆相似。这就是当时开除的原因。据郑老讲，作为组织纪律问题，王的‘下策’做得不对，当时的三常委（彭述之、刘家良、楼国华）借此开除，也就过份了的。”
　　“当时的情况，并不像梁（贻）说的，‘王在上海三年’等等，而是王（振华）与寒君在港负责南方的工作，在政治理论问题和组织原则问题上，与上海方面有意见分歧，王代表南方的意见，（由港）来上海陈述，不被采纳，使得王的生活发生困难，连回去的路费也无着，才做出了‘下策’一节。一时弄得人心惶惶，使得六个编委（彭、刘、楼、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都要搬家。最后还是由组织买一船票，送他离开上海。之后不久，寒君等二人又因意见分歧被开除。彭去港宣布解散南方组织，重新登记。据我推想，王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不得不离开而去内地的。就在那同一时期，上海的六个编委之间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了一段时期后，就分裂成两个派别，即所谓的多数派、少数派。在郑和王（凡西）的回忆录中也都谈到一些和他们各自的看法，可参考不多述。”
　　“在四川时，我与梁（贻）没有见过面，但闻其人，很有崇敬心情。1946年终，在上海苏学常的大哥家相识，那时他无职业，在北火车站贩鸡，常去苏家吃晚饭。接触多了，我对他产生了我个人的看法。虽然几十年已经过了，现在看了他写的《回顾》一文，我觉得文如其人。关于王（振华），在37页、73─74页共有六段文字，虽然是写别人，实则是写了自己！特别是对一个人的‘私事’那么津津乐道，表现了一个人的气质！再谈，祝新年愉快，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