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共产国际的演变
——从世界革命的党到帝国主义的工具——
——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文件
（1936年7月）
编者按：要想彻底了解斯大林分子最近战术的变化，必须先知道斯大林分子蜕化变质的整个历史背景。我们发表在下面的文件提供了这种必要的资料。这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正式文件之一，原来是为1936年7月29、30和31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四国际第一次国际会议起草的。以三十八个命题的形式包含在这个文件中的，是共产国际的兴起和后来蜕化的简明历史。它包括大约十七年的期间，即从共产国际在1919年3月建立起到1936年春。
为了补充这个文件，完全有必要概括地叙述一下以后几年的发展。1936年，全世界的斯大林分子都处在他们的最后归结为慕尼黑四国公约（英、法、德、意）的「人民阵线」年代。1936年6月，法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人民阵线」政策终于牵制了法国群众并挫伤了他们的锐气。首先由于斯大林分子的影响，一个异常有利的革命形势被糟蹋掉了。同时，这同一个政策被用来耗尽西班牙内战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正是在1936年，即发生西班牙内战和法国革命危机的时候，斯大林演出了荒谬的莫斯枓审判案，以便具体地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老干部和苏联内的政治反对派的一切痕迹。
像实际情况所表明的那样，「人民阵线」的整个时期和苏联国内的空前的血腥清洗不过是一个外交策略的序幕：这一次是同纳綷德国结成同盟。1939年8月，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了条约，从而发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信号。在这个同盟中，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承担了希特勒的军需官的任务。各斯大林主义的党调整了它们的政策来适应莫斯科的新的外交政策。纳粹德国连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被宣扬为真正爱好和平的国家，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则专门被分派给英国、法国、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种对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的彻底投降是用听起来很过激的辞句掩益起来的。各斯大林主义的党装腔作势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高唱阶级斗争的调子，从而进一步使世界工人阶级迷失方向和丧失锐气。
在1940年5月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四国际宣言里，列夫·托洛茨基总结了斯大林主义的策略如下：
「在十分露骨地奉承了那些民主国家达五年之久以后，当全部的『共产主义』变成了法西斯侵略者每次总要提到的的攻击对象时，共产国际在1939年秋季突然发现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罪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向后转！从此以后，关于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侵占丹麦和挪威，以及希特勒匪帮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犯下的骇人听闻的兽行，一句谴责的话也没有！希特勒被说成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者面前不断受气的爱好和平的素食主义者。英法同盟在共产国际的报上被说成是『反对德国人民的帝国主义集团』。戈培尔本人都捏造不出更精采的谎话来！」
可是，同希特勒的结盟维持不到两年。1941年6月，希特勒的军队侵入了苏联。这使得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宣传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来一个大转变。所有的标签都换了样。以前由希特勒任意支配的共产国际的业务这时被出卖给了「民主的」帝国主义者。斯大林分子比好战论者更加好战。在美国和英国，斯大林分子变成了破坏罢工的工贼。在印度，他们变成了英帝国主义镇压印度群众的解放运动的公开的工具。斯大林分子的反对德国的宣传从一开头就起了助长纳粹政权的作用。这又是戈培尔求之不得的事！1943年5月，斯大林正式解散了气息奄奄的共产国际，从而保证了他同「民主国家」的合作。
人们会注意到：从1933年即希特勒在德国当政的那一年起，斯大林分子的政策的接连不断的改变是同世界舞台上帝国主义集团彼此力量的消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每一次的改变只有同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这个外交政策的主要精神是在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运用策略，以及利用共产国际作为外交上一切贩马交易的补充手段。每一次，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利益都遭到蓄意的无情践踏。
当前斯大林分子的变化也是同样的情形。它的根源在于克里姆林宫一帮人现在所处的国际局势以及他们同那完全受美国支配的单一帝国主义集团的矛盾。在权力政治的角逐中，各斯大林主义的党今天像过去一样充当着纯粹走卒的作用。
1.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己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己经成熟。但是，在资本主义扩张的长时期内已经使其官僚机构适应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二国际，在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时刻出卖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采取了保卫祖国、即保卫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疆土的立场，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连同私有制一起已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2. 只有为数极少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二国际的无耻的背叛和可怜的破产中得出必须建立第三国际的结论。固然，在多数国家内组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观点的反对派，但这种反对派起初带有主要是和平主义中派的性质。在齐美尔瓦尔得（1915年）和昆塔尔（1916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屠杀的国际会议上，拥护建立第三国际的人始终占据少数，并被一切中派和社会帝国主义者称做热狂者、空想家和宗派主义者。
3. 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对国内敌人进行斗争并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的革命原则的胜利，这个原则从1914年起就已由少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面提出，用来反对保卫祖国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在克服了他们自己队伍中的类似的倾向以后，同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上态度暧昧的采取中间路线的多数派决裂，高举了第三国际的旗帜。
4. 在举行成立第三国际代表大会（1919年3月）时，只有少数比较弱小的党和派系同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起开会。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本来应当在这次集会上占据很高的地位，可是他们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觉诺斯克手下的军人杀害了。
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反对按照战前的形式重新建立第二国际的反动努力（1919年2月的社会民主党和独立党派的伯尔尼会议），赞成把先锋队集合在一个纯一的革命的国际里。代表大会的宣言无情地揭露了威尔逊总统的居心叵测的和平主义以及受第二国际支持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的欺骗性。代表大会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乃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一这一学说，揭穿议会民主制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列宁关于「民主和专政」的提纲，说明了形式上的「纯粹」民主制的抽象的口号和原则（「自由」、「平等」等等）是带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性质的。列宁的提纲用俄国经验的例子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癈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苏维埃（工人代表会议）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5. 在1919年，也获得了匈牙利革命的经验。那里，由于资产阶级的异常的恶化和混乱，政权落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手里。可是从开头起匈牙利革命就缺乏真正的领导。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化为一体，从而表明了它不是一个共产党。匈牙利革命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国际形势对它不利，而且也因为贝拉·库恩之流的领导完全软弱无能（例如，除党的组织问题外，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不过刚刚成立，从组织的意义上说还不够牢固，无法对匈牙利革命发出不同的指示。
6. 战争的灾祸深重的后果促使群众中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看穿社会民主党所起的背叛作用。在他们下层群众的压力下，有些老的改良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的领袖们（德国独立社会党、意大利社会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等）力求加入共产国际，但并不改变他们的中间立场。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点条件，杜绝了这种有可能把机会主义倾向注入共产国际队伍的危险。这些条件宣布对中派的暧昧不明、动摇态度和毫无益处的社会和平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要求同一切和平主义思想和幻想（例如裁军、国际联盟、国际仲裁等等）彻底决裂。针对着第二国际在以国家为单位而具有独立身分的（并且彼此在行动上直接对立的）各党之间保持松弛的接触这一支配原则，相反地提出了建立在共同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世界党的原则，以及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实现一个共同的国际领导这一目标。
7. 第二次代表大会使那些中派和调和派（对第二国际）的政客们不能参加共产国际，他们便设法组织了第二半国际（1921年春）这样一个中间的东西，即介于公开的社会叛卖和革命之间的中间道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德国「独立党人」、法国「龙格派」、英国独立工党等等）。像卡尔·李卜克内西所说的，第二半国际重新宣告「水火的团结一致」，革命者和社会叛徒在一个国际内的团结一致。但历史没有给不彻底的解决办法以存在的余地。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斗争中被挤垮了。它的革命成分转向第三国际。它的官主僚主义的上层在1923年（汉堡代表大会）重新同第二国际合并了。
极端左倾的毒害
8. 并不领导群众而是想要受群众领导的机会主义中间主义认为极端激进主义是它的补充，因为这种极端激进主义不是依靠在群众的组织、斗争和经验中进行合作的办法从内部去争取群众，而是从外部给他们提出最后通牒。这些极端左派分子宣布自己的立场，反对参加议会选举，主张离开群众性的职工会而组织「纯粹的」革命工会，主张由先锋队采取孤立的行动。这些倾向导致德国在1920年成立了共产主义工人党。可是甚至这个正式的德国共产党都没有能够摆脱机会主义的倾向。这一点主要在三月事件（1921年）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那时该党不是限于采取防御性的策略来反对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挑战，而是领导了孤立的先锋队发动武装攻政，并遭到了失败。但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当时已有一大批理论家在党内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把二月事件的策略变成一种原则（塔尔海默、弗勒利希、马斯洛夫、克能等等）。第三次代表大会谴责了极左派的冒险行动，发布了「到群众中去」这一口号，同时承认战后第一次的高潮（1917—1920年）正在消退，必须利用已经出现的喘息时间来更好地和更彻底地为未来的斗争作好准备。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和战略被规定在决议中，即使到今天也还不失为典范。代表大会通过了「各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指导原则，它们的工作方法和内容」。这些决定固然过分机械、「过分俄国化」（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话），却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建议，特别是关于合法工作与非法工作的联系、迅速地从一种工作方法转变到另一种工作方法的必要性、报刊组织、工厂小组的建立等等。
9. 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重新肯定了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经验教训，并且把它们处理得更加彻底和更加具体。苏联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之后，由于环境的无情的压力不得不采用新经济政策，这种政策所提供的十分重要的经验、即甚至在夺取政权以后都有必要实行策略性的退却这一经验，或许不但对于落后的俄国而且对于比较先进的国家也会是适用的。
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能够回顾巨大的组织成绩。在三年的期间，各大陆而且实际上是一切国家都成立了支部，此外还建立了红色工会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那时共产党在许多国家中都在领导着强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意大利无产阶级在1922年的失败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在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败，而是意大利最高纲领主义（塞拉蒂）在策略和战略上的失败，对于这些策略和战略，共产国际从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起就曾不断地进行剧烈的斗争，但没有能够避免那个不幸的结局。
10. 那几年共产国际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它宣传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性重大意义，支持了被奴役的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这种任务是第二国际一向所忽视的，并且由于第二国际在世界大战中表现的态度，这种任务完全被它叛卖了。
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导原则》，目的在于明确地反对想把实际上并非共产主义的革命解放运动贴上共产主义标签的任何企图。这些提纲认为暂时同民族革命运动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指出了共产党人的任务不是同这些民族主义政党合并在一起，而是要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主张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
1923年的转变
11. 1923年是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由于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而滋生了新的剥削分子阶层，由于工人阶级在革命和内战年代作了巨大的努力和发挥了非凡的热情之后普遍感到精疲力竭，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已经同时变得十分强大，能够日益迅速地上升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上升为主宰各阶级的裁决者。但是，官僚机构只有进行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反对党和苏维埃内部无产阶级民主制的斗争，才能获得政治权力。这就是1923年开始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的内容。官僚机构的抬头恰巧发生在列宁病重和不能参加政治活动的时候，但列宁在他最后的几篇文章中（特别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和所谓遗嘱中）己经清楚地看出了官僚化的危险，要求对它以及对它的主要代表斯大林进行斗争。
12. 1923年在德国又爆发了一次革命危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后果并没有克服，经济危机不过由于暂时的少量繁荣而有所间断，法军占领了鲁尔地区，德国资产阶级对这种占领组织了「消极抵抗」但遭到了失败，德国的通货发生了剧烈的膨胀——所有这些原因导玫了阶级矛盾的异常尖锐化。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工厂代表运动变成了革命群众的集合点。工人们组织了「百人团」，开始武装自己。在许多大工会中，共产党人甚至争取到多数。社会民主党陷于混乱；资产阶级发生了分裂。群众运动达到了临界点，这时需要革命领袖拿出最高程度的决断和实际的主动精神，把这个运动进一步推向胜利。但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布兰德勒、塔尔海默、互尔歇、弗勒利希等等）表现出它自己是无法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从而证明它不过是涂着共产党油漆的社会民主党领导。它坚持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不了解统一战线的思想是「退后一步以便更好地向前跳去」，也不了解在一定的时刻争取群众的斗争只能通过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才能实现。由于已经表现出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的迹象，共产国际的领导方面也是不能够引导德国共产党走上正确的道路的。当德国资产阶级终于蓄聚力量，宣布紧急状态并开始采取攻势时，德国共产党不经过斗争就投降了。其结果是德国、同时也就是欧洲无产阶级的惨败，从而使欧洲资本主义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
1923年失败的后果
13. 1923年的失败引起了德国共产党的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一个新的「左派」领导（费舍—马斯洛夫）被选出来了。可是这个领导没有看出十月失败是带有决定性的。它不是命令退却，而是沿着冒险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从而扩大了失败的规模。
在保加利亚，共产国际保加利亚支部（在科拉罗夫—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也在1923年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革命形势，它接着在1923年9月力图用起义的冒险行动来加以弥补，从而造成保加利亚无产阶级一次致命的失败。
在德国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把这个路线推广到整个国际，其结果是在爱沙尼亚遭到了另一次失败（1924年12月的塔林起义）。
14.德国的失败已经削弱了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阵地，另一方面它在同等程度上有助于加强苏联官僚机构变成独立力量的倾向。这点可以说明何以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主要意味着共产国际屈从于俄国官僚机构的支配。共产国际本身官僚主义化了，并变成完全从属于莫斯科的官僚主义中心。
15.官僚机构的头子斯大林在1924年秋季提出的、显然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相抵触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新形成的社会阶层（官僚、富农、「专家」等等）来说、成为他们以本国为限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不是国际无产阶级而是官僚机构被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体现者。共产国际本来是作为世界革命的工具而被建立起来的，这时却成了苏联官僚机构追求本国利益的工具。这种基本的矛盾影响到共产国际将来的政策，它从此以后便成为中派的组织——一方面躲躲闪闪地、毫无原则地适应改良主义官僚政治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实行暴动的冒险主义。所有这些特征在它的政策上混杂地表现出来。这种类型的中间主义——一个世界运动中的稳定点——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官僚政治。
官僚主义中间主义
16.共产国际所采取的对待群众的两种方法——一方面毫无原则地适应现有的环境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另一方面突然地、毫无准备地求助于群众的革命本能——根源于苏联官僚机构的社会地位（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是它的唯命是从的附属品）。由于它的整个的社会性质，苏联官僚机构倾向于迁就苏联社会的享有特权的和剥削的阶层（富农、知识阶层、工人贵族）。可是，一旦形势的发展达到了临界点，当这些阶层的社会地位变得十分强大以致威胁到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的官僚机构的地位时，后者便采用求助于群众的办法来保全自己。实际上，它只是始终运用国家政权的全部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治保安部）来鼓动无产阶级群众（或者更正确地说，不过是这些群众中的极小部分）。在国际范围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官僚机构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发生兴趣。可是，由于国内的种种原因和事件的发展趋势，苏联官僚机构又觉得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它突然地企图把群众赶上革命行动的道路。但是，既然共产国际缺乏那种为推行其最后要求所需要的国家力量，群众始终是消极被动的。
这一方面说明了何以斯大林主义的政策会在苏联取得虚假的成功（他们给予形形色色的市侩，即从英国反动的费边社分子、韦伯夫妇之流到罗曼·罗兰乃至社会劳动党－独立工党的「伦敦局」以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何以共产国际会遭到一系列灾难性的失败。
17. 1924-1925年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完全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利益相对立的官僚主义同盟中找到了它的机会主义的补充。成立农民国际，同拉狄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和美国的拉福菜特（联合农工党）相勾搭，乃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利用富农派系作为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对抗力量的例子。不问阶级区别而联合中国国民党，对英国工会的官僚分子寄予希望——1924—1925年的所有这些冒险主义方针的支柱，成为1925—1927年露骨的机会主义方针的最重要的因素。
18. 在1925至1927年的期间，中国革命有了巨大的爆发，最初的一些事件使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能够取得了领导权。共产国际宣布它同国民党及其军事领袖（蒋介石）完全团结一致。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独立政策，不得不参加国民党并完全受它的支配。这样，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切教训都被抛在一边了。官僚机构引用了1905年革命时期的一个公式为这种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政策辩解：「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民主专政」。对列宁来说，这个公式初步地表达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战斗联盟以反对贵族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被压迫者对历压迫者的专政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完全要由每一个具体的革命形势来决定。可是，在1917年春，当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试图用布尔什维克的这个旧的公式作护身符时，列宁在他的《论策略书》（1927年4月）里便认为现今的发展已经使它变得陈旧而把它抛弃掉了。然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手里，列宁当初用来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口号，却被用作使无产阶级完全听从自由资产阶级支配的借口了。
可是，尽管匍伏在军事官僚面前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缺乏信心的斯大林官僚机构采取了机会主义政策，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和贫苦农民却转向共产主义，希望在他们的国家实现「十月革命」，分配土地，摧毁资产阶级军阀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苏维埃。
金融资本使国民党资产阶级同地主和富农结合在一起，所以国民党资产阶级竭力反对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既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受制于国民党，农民一直没有革命的领导机构，中国的革命丧失了它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尽管斯大林主义采取了屈从政策，中国的资产阶级却并没有就此罢手，不去解决由共产主义日益高涨的浪潮所产生的潜在危险。国民党的军阀领袖发动了反革命的政变；并且，当人们还在莫斯科欢呼蒋介石是革命英雄的时候，他就下令枪杀了成千成万已经被斯大林主义政策剥夺了权力和武器的中国无产者。在蒋介石「背叛」（不是背叛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是背叛斯大林主义的一厢情愿）之后，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便怂恿同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结成同盟，结果从汪精卫那里取得了同样痛苦的经验。当失败己成定局之后，这个官僚集团才求助于其中绝大多数刚刚被打倒的无产阶级群众。结果产生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带有局部暴动的性质，其势非陷于完全孤立并因而遭到失败不可，但回想起来，它再度确凿无疑地表明了中国革命的阶级性质，组织苏维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而也就突出地暴露了整个斯大林主义政策的罪恶的愚蠢想法。
机会主义的政策
19. 在其它殖民地和东亚国家（英属印度、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朝鲜等等），斯大林主义在这时期支持建立与共产党直接相反的「农工党」（国民党类型的）。这个政策彻底地挫伤和瓦解了那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且——同中国革命的灾难性的失败有关——是在那些国家里至今没有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原因。
20. 和那同国民党结成的政治同盟相似，也同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缔结了一个政治同盟，即目的在于「防止干涉战争」的所谓「英俄委员会」。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是要把群众争取到共产主义这方面来，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在这里却根本没有同英国群众发生接触。英俄委员会只限于纯粹官僚主义的活动（会议、宴会等等）。其结果是提高了反动工会官僚机构的权威，并由第三国际直接抛弃了当时在工会内部顺利发展的少数派运动。在工会领袖以莫斯科的权威为掩护而卑鄙地加以出卖的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期间，英俄委员会的这种反动性质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关系破裂了，这是在最有利于英国官僚机构的时刻由英国的而不是俄国的官僚机构撕破的。
21. 1927年，苏联官僚机构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这些后果在各方面证明左派反对派、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批评是正确的），官僚机构同富农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派系直接结成联盟，采取最苛酷的手段、即抛弃无产阶级一切民主原则的手段来对付反对派。开除出党、撤消职务、监禁、流放、充军、暗中派遣特务混进反对派队伍进行挑拨离间、伪造证据、处死等等，为斯大林的拿破仑式的独裁扫清了道路。
22. 在利用富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些阶层作为压制反对派的靠山之后，这个官僚机构本身遭到被这些阶层挤垮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它这时不得不转而反对富农。在国际范围内，由于同伙的态度有所转变（英国工会官僚机构的断绝关系，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也不可能继续公开地贯彻机会主义的路线了。就德国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说，其所以存在着矛盾，主要是由于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考虑。这些原因导致官僚机构一方面不再去迎合社会民主党、工会和民族民主主义（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另一方面不再实行官僚主义的强迫命令和冒险主义。（见命题16）
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
23. 过了四年之后召开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1928年）带有暧昧的、矛盾的性质。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从极端右倾转变到极端左倾的时期举行的，其目的在于准备把右派排除出去，因为它不愿离开它从1925到1927年所采取并实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布哈林、布兰德勒、瓦尔歇、弗勒利希、基尔波姆、勒夫斯东等等）。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从头到尾都是以折衷主义为基础的。它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奉为圣典；从而阉割了共产国际。
这个纲领并不把联成整体的资本主义的当前世界局势作为前提，由此必须得出有必要进行世界革命这一结论，而是用一种一知半解的反动方式来考察每一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而为共产国际将来的社会爱国主义的蜕化堕落敝开了大门。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甚至有限度地对于西班牙、葡萄牙、波兰等这样一些国家——纲领发出「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口号，并使这个口号充满着曾使中国革命一败涂地的同样的反列宁主义内容（阶级合作）。关于策略和战略问题，这个纲领并没有越出老一套的范围。它没有分析十月胜利和无产阶级在德国、匈牙利、中国等等的惨败所取得的真正的经验，也没有分析革命政党及其领袖的作用和意义。
24. 在以后的整个时期，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主要是、虽然并不专门是靠它所能掌握的另一种方法发生作用的；那就是，毫无准备地向群众发号施令，提出不可更改的要求。在1924—1929年当时还存在的繁荣时期比较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它突然命令在国际内一律举行「革命发动」（所谓「第三时期」）。它实行了分裂工会的致命政策（宣传红色工会是独立的组织）。它拒绝同社会民主党缔结盟约，即使这种盟约不过是暂时性的或实用技术性的。它传播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斯大林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对立物，它们是孪生兄弟。」），否认议会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有什么区别。战后最初几年所发生的「极左派的越轨行动」（列宁语）无论如何是由真诚的革命愿望造成的，而斯大林主义官僚分子却卑鄙地出卖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
25. 1929—1930年在美国开始的严重经济危机深深地震撼了现有的政权、首先是德国的政权，因为列宁所说的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是资木主义链锁中最薄弱的环节这一断言也适合于这时的德国。迁就衰落的资本主义（在「二害相权取其轻」的口号下）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和德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妨碍了经济危机期间工人运动力量的壮大。小资产阶级转向进行蛊惑宣传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鼓吹发动反对无产阶级而不是反对资产阶级压迫者的内战，其目的在于通过压制一切民主权利的办法来维持和加强资本主义剥削。只要德国共产党懂得怎样推动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法西斯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个凶恶敌人的兴起本来是可以用作发动革命的有力手段的。可是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甚至没有认清这个危险，更不必说同它斗争的能力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绝对神经错乱的估计，导致了同真正法西斯主义的和解（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纲领、对法西斯分子在1931年举行公民投票以反对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这一行动的支持，等等）。这个迁就民族主义情绪的纲领，以及用官僚主义的怯懦态度规避对法西斯敌人进行军事斗争的做法，在完全受眼前的考虑支配的苏联对外政策中找到了支持。这个对外政策认为它的任务在于保持德国和法国的对立，借以排除来自西方的干涉。当然，苏联对外政策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这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为了对外政策的眼前考虑而牺性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乃是一种前所未闻的犯罪行为。
德国共产党的罪恶的、盲目的政策（整个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完全责任）导致了德国无产阶级的未经战斗即遭到可耻失败。德国共产党的悲惨的瓦解（1935年1月萨尔区公民投票的凄凉的结果再度证实了这一点）终于证明了：共产国际己经从世界革命的主观因素变成世界革命的客观障碍。从这个事实得出了绝对有必要建立第四国际的结论。
无原则的合作
26. 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政策认为同破了产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平主义者和小说家（马莱勋爵、巴比塞、罗曼·罗兰、海因里希·曼等等）以及斯大林分子所组织的「和平大会」、反帝同盟、苏联之友等等实行无原则的合作是它的补充政策。这个政策恰恰同列宁主义争取无产阶级群众的统一战线策略相反，反映了对于「身居高位的人们」的官僚主义赞扬以及对于革命群众力量的官僚主义蔑视。
27. 1934年，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以及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所改变的国外政治形势使共产国际的政策发生新的转变。以前列宁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曾被当作是「反革命的」，而这时在任何地方出现的每一个机会却被用来不但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而且同它的主子、即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并且这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叛卖性投降获得了「人民阵线」这一冠冕堂皇的名称。
28. 斯大林于1935年5月对法国总理赖伐尔宣布，说「他完全理解和赞成法国的国防政策」，这个声明表明共产国际己经投靠帝国主义阵营。与此同时，已经参加国际联盟的苏联对外政策鼓吹「集体安全」（即帝国主义强盗毫无阻挡地继续掠夺的安全）、国际仲裁等等。因此，共产国际就使自己变成帝国主义用以欺骗群众并准备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的种种最陈旧的幻想的支柱，而正是在这个时候，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凶残袭击清楚地表明了集体安全这一谎言的全部空浻和浅薄。
29. 终于在1935年秋召开的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表明共产国际传统的最后残余已被完全抛弃，「人民阵线」和「国防」、社会叛卖和社会沙文主义是这次代表大会——官僚主义傀儡们的一场浅薄的戏剧表演——必须提供给世界工人阶级的全部东西。
30. 一切国家中的斯大林分子只要求一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愿意保卫「祖国」的诺言，那就是，各该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得以反对苏联为目标。光是法苏军事协议就足以把法国的斯大林分子变成一种鼓吹一切阶级以及一切政治和宗教派系间的全国大合作的最恶劣的沙文主义者。英国的斯大林分子的唯一目标是使英国资产所级成为法苏协定的签署者。今天，共产国际的美国支部已经同意美国对日作战以「保卫苏联」。虽然美国对日本的一场战争——假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政策——可以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提供巨大的可能性，美国的斯大林分子却已经在鼓吹放弃革命的阶级斗争，支持美国资产阶级这一世界上最强大、最危险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国，斯大林分子打算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再度交到反革命的蒋介石手里，只要后者表示愿意掉转他的刺力去对付日本。
在欧洲的一些小国，斯大林分子已经表明他们是「民族独立」的捍卫者。他们完全忘记了：这些国家是帝国主义链环中的环节；它们也是抱着帝国主义的目的进行战争的。就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为斯大林分子所特别喜爱的国家来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一个被法帝国主义给合在一起的若干民族的凝集体。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等等本身是少数民族的压迫者。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国家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它们对殖民地的残酷剥削并不比帝国主义大国逊色。奥地利的斯大林分子宣布他们准备保卫「奥地利的独立」——这种人为的创造物是不可能有独立的存在的——只要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和英法资本）允许斯大林分子享有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进行他们的爱国忠诚宣传。侨居国外的德国斯大林分子已经变成社会爱国者，即从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民族主义战士转变为维护这同一个条约所造成的现状的捍卫者。根据德国斯大林分子现今采取的立场可以推断，一旦德国法西斯专政为另一类型的资产阶级政权所代替，他们将变为真正的社会爱国者。
和这种大规模地叛卖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行径完全相反，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坚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内战这一国际主义的口号；不是保卫几十年前成为任何进步发展的障碍的反动国界，而是要加以废除；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欧洲和全世界的联合的苏维埃共和国。
两个机会主义的国际
31. 由于斯大林主义向社会爱国主义的转变，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纯粹由于共产国际的蜕化变质，第二国际才能人为地延长它的生存）的一切差别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此，「有机的统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合并——的问题愈来愈突出了。在改良主义仍对工人运动拥有垄断权的那些国家里（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第二国际的党反对有机的统一。在比利时，斯大林分子最近的几次胜利和工党的失败也许已使后者更赞成合并的想法。但是，依靠削弱社会民主党的势力而逐渐壮大的法国共产党却把问题搁置下来。然而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原则性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事关紧要的是纯粹官僚主义的讨价还价的方法。但不管是否能实现「有机的统一」，先进的工人必须认定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对立物，而是孪生兄弟」。它们都是日益腐朽的资本主义的黄色代理机构。
32. 现今共产国际正在经历一定程度的不可低估的发展，但它是作为一个社会变节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政党而不是作为一个革命党发展起来的。面临着到处表明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的巨大的政治紧张局面，群众急剧左倾并在那边找到他们所熟悉的唯一门户、即共产国际的门户。所以，在最近的选举中法国共产党所得到的选票比以前多出一倍以上（它的议员名额增加了六倍）。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选区——巴黎和近郊——投了共产党的票。另外，比利时共产党虽然一向很弱，却也能在今年的选举中获得一次并非不重要的胜利（与1932年相比，选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议员名额增加了两倍）。斯大林主义在西班牙、端士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也可能获得某些成功。其它支部（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美国等等）的发展即使不是肯定的，也决不是不可能的。可是，固然群众希望第三国际帮他们摆脱战争的危险，共产国际却准备在未来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充当主要的政治工具。这样，共产国际便代替陈腐的第二国际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帝国主义效劳，但它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33. 共产国际最近的这些成功首先使所有那些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国际局」（伦敦局）的小资产阶级市侩们，即德国的社会劳动党、英国的独立工会、瑞典的社会党、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党（宁－摩林）等等晕头转向。在德国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失败的影响下，某些中派的政党本来要逐渐转到第四国际方面来。但是，1934年秋斯大林主义的转变把犹豫不决的瓦尔歇之流、摩林之流、宁之流等等连带拉进了人民阵线的泥淖，斯大林主义之完全吸收伦敦局现在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群众激进化
34. 与现今共产党的发展有关的一个令人信服的矛盾的例子，是法国过去几星斯内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和占据工厂事件（参加的大约有两百万体力劳动者和事务工作者），这些是在完全出乎法共意料之外的情况下发生的。可是当这个新的群众运动开始走上革命道路时，它发现共产国际的陈腐机构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例如，法国共产党不是去领导罢工运动和提出革命要求，而是一开头就同政府和雇主们合作，以便找到一个结束罢工的手段。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预言：不是法国无产阶级群众的新的运动扫除斯大林主义叛徒的官僚机构并建立一个新的领导——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获得胜利——便是变节的官僚们控制局势——从而使法西斯主义获得胜利。
35. 急剧地向左靠拢的斗志昂扬的群众和各国共产党所起的新的叛卖作用之间的矛盾，给第四国际的各个组织提供新的任务和可能性。这些组织中有一些在不久的过去参加了社会党，把那里的最优秀的成分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在内部政治发展异常迅速的国家里（法国、比利时），这证明是一个简短的步骤。在其它国家里（波兰、英国），这个经验还没有完成。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美国），它们还正在开始。可是，不论第四国际的各支部是独立地还是在社会党内部进行工作，它们必须注意到，现今第三国际正在第二国际勾引工人。因此，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斗争是反对共产国际、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斗争。最重要的任务是向工人们阐明共产国际作为帝国主义代理机构的今天的性质，使他们了解到从第二国际转到第三国际意味着从热锅跳到火里。
36. 这项工作的道路和方法将是多种多样的和千变万化的取决于每一国家的整个发展和特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同它的社会支持者、即革命的劳动阶级发生公开的对立。到处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搜集材料，仔细地随时研究一切矛盾的倾向，以便能够及时地和有效地采取行动，那是很重要的。
37. 最初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理论和实践，在现今的共产国际中是毫无影迹可寻了。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共产国际的战略和策略学说，以及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新肯定，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这些学说和经验从1923年起就曾由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加以捍卫，以反对官僚主义的蜕化变质。它们是反对派旳政治和理论工作的基础，而反对派从最初起就曾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社会爱国主义蜕化变质的根源作斗争的。应用于新的事件和现象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学说和经验，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在1923至1936年期间的错误和罪行的无情批判，曾被反对派用来教育全世界新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如果不彻底研究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在这一时期的纲领性文件和著作，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假如他想名副其实——都没有资格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中起领导作用。
38. 第四国际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第三国际所采取的但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所叛卖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目的作为它的政策的唯一指导方针，因此它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将近一百年的革命斗争的学说和经验武装了自己，并从而重新肯定了无产阶级伟大先驱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思想和毕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