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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谈谈苏共新纲领
意大利“红旗报”1961年9月号评论
无疑，最近发表的苏共纲领草案是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在斯大林思想逐渐瓦解之后为了使党有一套新的系统理论而作的巨大努力。
很明显，这个纲领广泛地反映了近几年的国际局势。苏联领导方面之所以能够制订出这样一个纲领（并且采用了那么一些词句），主要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危机以更快的速度加深了，而苏联的经济发展则为一种社会形式的集体主义生产关系所具有的历史优越性提供了不容置辩的实际证明。另一方面，战胜了资本主义的那一系列思想也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所起的种种变化而得到了表达。
阐明这点并且指出了如下事实显然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即：有关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今后作为需要在实际中予以处理和解决的问题提出，我们就来批判地研究一下提交二十二大的这一文件吧。“红旗报”将陆续详细分析各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概括性的看法，作为开场白。
古巴被遗忘了
首先，从形式上看，文件仍未避免冗长啰嗦。许多东西是原可以扼要提出的（例如，只是提一下已由苏共签字的最近的八十一国党文件就够了），还有一些东西由于带有过多的偶然性，原可不必写在这种性质的纲领文件中。其次是像一贯那样，宣传味道太浓，虽然可以同意多依歇（英国资产阶级评论家——译注）的看法，即尽管尊重了形式，但与经典的斯大林主义文件比较，它还是个进步。
文件的整个第一部分（标题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人类发展的道路”）实际上没有任何新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八十一国党会议的论点。在某些地方强调的重点略有不同（如关于贫困化的理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和平共处），但根本的东西仍原封未动。
不过，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谈到中国时一笔带过，文件只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而八十一国党的决议关于中国要谈得多得多，几乎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相提并论）。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对古巴和古巴革命只字未提（而这是一份企图论证近几十年世界演变的各个方面的文件）。这是有意避而不谈的，（旨在避免对这种革命的性质和“古巴道路”的意义发表意见），并且用了一章多的篇幅来来让人了解文件的真正性质是什么。
纲领的第二部分，“苏联共产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具有更重要得多的意义。大概人们将特别对这一部分进行讨论和论战。
毫无疑问，突出的新东西就是宣布了为期二十年的经济发展轮廓。过去已经宣布过这一新东西，但文件把它具体化了。
不待言，能够规划出很长一段时期的如此高的发展速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一经济结构的性质是十分健全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最繁荣的国家）也不能作到这一点。应当看到，这不是“吹牛”或者美好的诺言。没有疑问，在战后经验的基础上，特别是这十年的经验基础上，纵使人们不超过预订的速度，也必将遵循这个速度，这也由于考虑到苏联从各个工人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国际分工之中得到的好处。或许，将会遇到的最大困难仍然是在农业问题上。不管纲领本身似乎预先考虑到这一点，因为在这方面拟订的速度（特别是在关键性的粮食产量方面）显然是比较低的（规定在二十年内，把农业总产量提高两倍半，工业总产量是五倍，而粮食产量将只提高一倍）。
无疑地，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严重的不平衡现象（这特别是斯大林时代的特点，不过现在仍然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首先，将有可能较目前好得多地（满足显著增长的对于各种消费品的要求（当前这种要求还显然未得到满足）。
但是由于文件的性质，这里首先应当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规划的一切都实现了，那是否就可以说二十年后在苏联将会有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并且人们现在是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呢？
纲领草案在准确的建成日期上是相当谨慎的，从最后一句话上也可看出这点，即：“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句话尽管是庄严宣布的，但它并未明确指出到底是哪一代（是六十岁的那一代、四十岁的那一代，还是二十岁的那一代呢？）。不过，它的目的本身是要证明对于上面那一主要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事实上，这点是个关键，就是说我们看到了文件的基本暧昧或者隐晦的地方。二十多年前斯大林已经宣布过在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他的继承者们对这个问题没有作什么本质上的修改。从这一前提出发，经过几十年的那么始终一贯的发展之后，关于苏联的性质，他们只能是宣布共产主义建设正在进行，并且将在1980年左右完成。在这方面，草案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会上所作报告中的论点，赫鲁晓夫虽然一方面批评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提法，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把主要的暧昧不明的提法肯定下来（见1959年3月号“红旗报”上的文件）。
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根据草案所说，只是在今后十年内，苏联方将超过美国的产量（首先是绝对产量，然后是按人口平均产量）。应当看到，这种比较是以目前的美国产量为依据的，这就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不论如何，在今后十年内，特别是在今后二十年内，美国的产量大概总会增加的。
主要暧昧不明之处
但是，让我们姑且承认，就算是考虑到那时美国将达到的水平，苏联也必定会超过美国。正如我们曾不厌其烦地屡次指出的那样，这点将再一次证实苏联的经济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这也总不过是个出发点。只有在远远超过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最高生产水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在还没有超过美国的水平和一些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按人口平均产量时就宣布实现了社会主义不论从过去和现在来说，都是荒唐的，而把逐渐超过这些水平的阶段说成是在建设共产主义，也同样是武断的。事实上，严格地说，只有在二十年后，当达到被草案假定为完成共产主义建设时的那个水平时（同时也总要实现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才能说是实现了社会主义（而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今天这样说是正确的）。
从草案关于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价格、商品关系等等）的提法上也可以证实有“隐晦之处”，这里所指的共产主义建设的种种过程也恰好相反应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征。
政治结构
对于收入和消费问题也应当这样看。
让我们再说一遍：没有人会真正否认各方面将有可观的进步。特别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社会消费基金的不断增长，到1980年，这种基金约将等于实际收入总额的一半。另一方面，草案进一步强调指出了将逐步缩短收入差别（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现在这些差别还十分大）的趋势也并非没有意义的。
不过某些远景指标（收入将较目前提高两倍）以及关于一些仍然存在的基本“辣手”问题（如住房问题）的提法，清楚地表明，即使在二十年后，也远不能实现作为共产主义阶段标志的那种在人类社会生活条件方面的彻底革命。到那时将在某些方面大大超过甚至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且将有客观可能来建立某些纯属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形式等等（见缩短劳动时间问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那还离共产主义远着呢。
纲领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在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政治结构问题。
总的说来，充分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改良主义”的革新路线。人们对政权的行使形式和政权结构本身提出了进一步朝着“自由主义”方向的修改，并且企图肯定有必要使目前机构产生实际作用以及正确执行法律（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关于（在国家和在党方面）选举领导机关和更换领导机关成员的原则计划，采用诸如全民投票的形式、宣布决心缩减领取工资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些都是在赫鲁晓夫分子在二十大以后制定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几步。
不过，即使在这里缺点和矛盾也是明显的。首先，在理论上制定准则和在实践中遵守这些准则之间有可能脱节（正如1936年的那个宪法所表明的）；尤其是草案本身也公开指出这点。其次，如果不在苏联恢复一个实质上的无产阶级民主，所谈的一切指标和措施都可能统统是纸上谈兵，无产阶级民主要求有真正的批评权，特别是在主要问题上，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并且这种批评权要通过真正的工农政权（首先是在工厂中的真正工人管理权）表达出来。在这方面，纲领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它也不能作到这点，因为制定纲领的领导机构是官僚主义性质的。至于党，纲领相反地明确重申了非但不允许有分裂派，同时也不允许有各种集团或派别，这就意味一点也不打算抛弃官僚主义磐石般一致的概念（应当指出，这是重申二十一大报告中关于党在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作用日益增长的错误论断。1959年四期“红旗报”）。
特别耐人寻味的一点是：虽然就应当尊重的正义和法律原则作出了种种声明，但是草案连取消死刑都没有计划进去。略掉这一点要比解释苏共官僚分子的观念的那些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难道说我们在对货币投机罪犯判处死刑的条件下会享有共产主义？
最后，在赫鲁晓夫纲领中，对斯大林只字未提。至少在这方面，我们担心的倒不是历史上的准确性（既然认为在三十年代在苏联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应当提一下那一时代的最高领导人），而是这种闭口不提的作法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在整个文件中，在对苏联经验进行的全部分析中，除了极少几个地方间接地提到而外，根本未谈严重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蜕化，而这一问题曾是二十大的中心问题。人们在总结过去和制订未来远景时就好像是一切都未曾发生似的，就好像一切辩证的问题、过渡阶段的内部矛盾问题都早就解决了并且不可避免地以最好的方式解决了似的。
不用提别的，只是这一“漏洞”就足以否定那么大肆宣扬地提出来的新纲领的科学意义。事实是：尽管苏共领导机构的草案反映了当前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和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巨大经济发展，可是也反映了官僚主义蜕化仍然存在，从斯大林的无情的专制主义到赫鲁晓夫的这个改良主义恩惠主义的过渡，并没有把官僚主义蜕化连根铲除。
（译自意大利托派刊物“红旗报”1961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