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 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方法[1]
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通过
1933年2月4日—8日
龚义哲 译
根据《第四国际文件汇编：草创时期（1933—1940）》（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The Formative Years〔1933-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第19—43页）收录的英文版翻译。
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而起草的文件，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并通过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只写到《德国支部的危机》一节，后面的内容是经过讨论后由其他同志补上的。——中译者注
即将召开的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大会的任务，是通过一个明确而精准地制订的政纲，并通过组织章程，以及选出自己的领导机关。各国左翼反对派以前所做的理论、政治与组织工作——尤其是过去四年里所做的——已经为解决这个任务创造出了足够的前提条件。
左翼反对派使用不下十五种语言发表了自己的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与政治文件，并在十六个国家出版了三十二种期刊。在过去三年里，左翼反对派改组并加强了九个国家的支部，并在七个国家建立了新的支部。但它最重要、最宝贵的成就，是无可辩驳地提高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理论水平、巩固了它的思想、加强了它的革命积极性。
苏联左翼反对派的起源
十年前——即1923年——在十月革命的国度，在第一个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产生了左翼反对派。世界革命的迟滞，不可避免地在十月革命的国度引发了政治反动。彻底的反革命，意味着统治阶级被另外一个阶级所取代；而反动是在革命阶级仍然掌权的情况下滋生和蔓延的。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旗手是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当中较为富裕的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关系密切的官僚阶层，成了这种反动的代言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压力帮助了官僚，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无产阶级的监督。官僚把国际革命的纲领偷换成了一国改良主义的纲领，把“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立为自己的正式教条。苏联官僚同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与工人阶级中的落后阶层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的左翼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这就是列宁主义被偷换成斯大林主义的辩证过程。
官僚在组织上击败了左翼反对派之后，便把经验主义的阶级骑墙政策立为自己的正式政策。但是，官僚对无产阶级的依赖，表现于以下事实：尽管它对无产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打击，但它仍然不敢或不能消灭十月革命最重大的成果——土地国有化、工业国有化与垄断外贸。此外，党官僚在1928年发现，它的小资产阶级盟友——特别是富农——对它自己造成了威胁，它害怕自己会彻底失去无产阶级的支持，便向左急转弯。这一急剧转变的最终结果，便是冒险主义的工业化速度、土地的全盘集体化，以及利用行政手段击败富农。由这种盲目的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紊乱，致使官僚在今年[2]初重新向右转。
苏联官僚享有的特权地位，以及它的保守的思维习惯，使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官僚有许多共同点。官僚不信任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积极性，它更信任“革命的”国民党[3]、英国工会的“左派”官僚、小资产阶级的“苏联之友”和自由派的与激进派的和平主义者。但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工人国家中的地位，苏联官僚又不得不一再同资本的改良主义奴仆发生激烈冲突。因此，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一个与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主义截然不同的官僚中派主义派系，它对苏维埃共和国与世界工人阶级的整个发展时期造成了重大影响。
官僚中派主义代表着工人国家最糟糕的堕落。但是，尽管苏联发生了官僚化的堕落，它依然是工人国家。如果把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变成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斗争，那就落到了跟扬言“朕即国家[4]”的斯大林团伙没两样的地步了。
无条件保卫苏联，使其免受世界帝国主义的进犯——这是每个革命工人的基本任务，在左翼反对派的队伍内，绝不容许对这个问题存在丝毫犹豫或怀疑。左翼反对派将一如既往地同一切企图在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采取“中立”立场的团体或分子（法国的莫纳特[5]—卢松[6]团体[7]，德国的乌尔班斯[8]团体）划清界限。
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反对派
先进工人在帝国主义大战期间及战后的激荡时期的经验，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经验，直接催生了第三国际。这一点，决定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第三国际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也影响到了其它国家的支部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里的演变，只不过是俄国共产党的内部派系斗争的反映，那就大错特错了。共产国际的各个年轻的支部投靠了斯大林派官僚的原因，在于国际工人运动的演变。
在战后的头几年里，在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人们对迅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充满希望。然而，当布尔什维克的党内危机爆发时，大多数欧洲支部已经遭到了第一波重大打击与挫折。特别令人灰心丧气的，是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10月的不战而退。重新制定政治路线，便成了大多数共产党的内在需要。欧洲革命迟迟不来，使俄国工人深感失望，苏联官僚利用工人的失望情绪，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改良主义理论，让其它国家的支部中的初生的官僚松了一口气；苏联官僚提出的新前景，给各国支部的官僚提供了一条不用进行国际革命也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于是，苏联国内的反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相互呼应，为中派官僚创造了条件，让它利用行政手段成功地镇压了左翼反对派。
但是，正如斯大林派与真正的富农发生了冲突一样，正式党[9]在继续右转的过程中，与真正的国民党、真正的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发生了冲突。于是，共产国际采取了猛然转向极左的政策，这个政策，导致了共产国际的正式多数派分裂为当权的中派与右翼反对派[10]。
因此，在过去三年里，共产主义阵营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中派（斯大林派）；最后是右派，确切地说，应该叫中右派（布兰德勒[11]派[12]），它直接通往改良主义。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演变，全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并且每天仍在继续证明这一分类的正确性。
右派在原则上最接近中派，所以中派总是会与右派并肩合作，却从不会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这过去是、将来仍是中派的显著特点。至于国际层面上的右派，它就跟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一样，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尽管它的各国支部全都敌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但他们之间分歧严重、矛盾重重。
由于苏联仍处于专政之下，没有合法的反对党，所以，右翼反对派在苏联必然会成为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施加压力的工具。这就是右翼反对派的主要危险。另一方面，右翼反对派的领袖由于他们的过往经历，已经使他们与党牢牢地绑在了一起，在意识到这种危险之后，他们便失去了行动能力。
在资本主义国家，各种比共产党更右的改良主义尚能发挥作用，所以共产党的右派便没有了活动空间。在右翼反对派拥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右翼反对派就会直接或间接地把自己的群众组织交给社会民主党（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只有其中的革命分子是例外，他们找到了通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道路（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某些地方（比如德国和美国）的布兰德勒分子怀着这样的希望：斯大林派官僚迟早会宽恕他们，邀请他们归队；因此，他们完全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精神，发动了中伤、诬陷左翼反对派的运动。
左翼反对派的基本原则
国际左翼反对派坚持共产国际的头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这并不是说国际左翼反对派要逐字逐句地服从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种决议——这些决议有不少是纯粹临时性的，并且与后来的事态发展相抵触。但是，在这个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期，头四次代表大会（涉及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民主与改良主义；起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与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苏维埃；工会工作；议会活动；统一战线政策等问题的）的一切基本原则，依然是无产阶级战略的最高体现。
左翼反对派坚决拒绝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修正主义决议，并认为：共产国际纲领中的真金白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被精心炮制的中派主义赝品所全面偷换，所以，必须彻底地重申共产国际的纲领。
左翼反对派根据头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精神与宗旨——并在继续贯彻这些决议的过程中——确立了下列原则，并在理论上发展了它们，在实践中贯彻了它们：
1、在任何条件下，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谴责1924—1928年的为国民党充当苦力的政策；谴责英俄委员会[13]的政策；谴责斯大林派的“两阶级政党（工农党）”的理论[14]，以及按照这个理论而进行的全部实践；谴责阿姆斯特丹大会[15]的政策——这个政策使共产党陷入了和平主义的泥潭。
2、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并因此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拒绝接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德国的“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民族解放”政纲[16]），它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补充。
3、承认苏联是工人国家，尽管苏联的官僚体制正在不断堕落；保卫苏联工人国家，使之免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威胁，是每个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4、谴责斯大林派的经济政策：在1923—1928年间，这种政策表现为经济机会主义（反对“超级工业化”的斗争、扶持富农）；在1928—1932年间，表现为经济冒险主义（超速工业化、全盘集体化、以行政手段消灭富农阶级）；谴责官僚炮制的罪恶神话“苏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承认回归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5、承认在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特别是改良主义工会——当中开展系统的共产主义工作的必要性；谴责在德国建立“红色工会”组织（革命工会反对派[17]）的理论与实践，并谴责在其它国家进行的类似尝试。
6、拒绝接受这样的公式：“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是一种与赢得了农民与全体被压迫群众的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分明的、单独的政权体制；拒绝接受民主专政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
7、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各种过渡口号，以此来发动群众；特别是在反对封建关系、民族压迫或形形色色的公然的帝国主义独裁（法西斯主义、波拿巴主义等）的斗争中，要以民主口号来发动群众。
8、承认这样做的必要性：必须发展统一战线政策，与工人阶级的各种群众组织——工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建立统一战线；谴责最后通牒式的“只要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18]，这个口号实际上意味着拒绝建立统一战线，因而也就是拒绝建立苏维埃；谴责机会主义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比如英俄委员会（它是领袖们的联盟，而不是群众的联盟，并且是双方领袖勾结起来反对群众的联盟）；加倍地谴责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现行政策，这个政策把最后通牒式的“只要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同与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建立议会协定的机会主义实践结合了起来。
9、拒绝接受“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19]，以及由这个理论而生的全部实践，它一方面帮助了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帮助了社会民主党。
10、区分共产主义阵营内的三大派别：马克思主义派、中派与右派；绝不与右派结成反对中派的政治联盟；支持中派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同中派及其朝三暮四的政策进行不妥协的、系统的斗争[20]。
11、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承认党内民主；无情地批判斯大林派独揽大权的制度（篡位者的统治、窒息党的思想与意志、蓄意压制党内的信息，等等）。
上述各项基本原则，对于目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战略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它们使左翼反对派同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当权派——斯大林派——势不两立。每个想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承认这些立足于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原则。
国际左翼反对派是派别组织[21]而非独立的政党
国际左翼反对派认为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派别组织，它的各国支部也是各国共产党的派别组织。这就是说，左翼反对派并不认为由斯大林派官僚创造的组织制度是不可改变的最终形式。相反，它的目标，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从篡权官僚手中夺回来，使共产国际重新回归马克思与列宁的原则。在目前形势下，这是唯一的正确政策，它已经为理论分析和历史经验所证明。
俄国的发展的特殊条件，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早在1912年就与孟什维克主义最终决裂，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党仍然直到1914年底才与第二国际划清界限。世界大战的教训，迫使人们必须提出建立新国际的问题；而必须要到十月革命之后，新国际才能最终成立。
万一苏维埃国家覆灭了，第三国际自然就会在这种历史性惨剧中沦为苏维埃国家的殉葬品。同样地，万一共产国际的灾难性政策导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获胜并打垮了德国无产阶级，共产国际也就几乎不可能存活下去。但是，在革命阵营中，有谁敢现在就断言，苏维埃国家的覆灭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无法避免或无法阻止的呢？左翼反对派无论如何都不会下此断言。正相反，左翼反对派的政策，都是为了从中派主义手中拯救苏联，使它不至于陷入热月反动的危险；都是为了帮助德国无产阶级，使它战胜法西斯主义并夺取政权。左翼反对派立足于十月革命与第三国际之上，它拒绝在现有的共产党之外另立“第二”党。
斯大林派官僚应当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承担全部责任。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随时准备回到共产国际的队伍中，并在行动中严格服从纪律，同时，它会在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同官僚中派主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我们现在要想表达自己对共产国际的忠诚，就不能在组织上自我限制、放弃独立的政治活动、放弃参加群众工作，而必须通过自己的政策的实质内容来表达。左翼反对派不会去迎合斯大林派官僚，不会闭口不谈它的错误与罪行；正相反，它会对其进行无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另立“第二”党，同现有的共产党对抗，而是要争取正式党中的无产阶级核心，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建党。
这个问题在苏联显得特别明显、特别尖锐。采用“第二党”政策，就等于采用发动武装起义和新革命的政策。采用派别组织的政策，就等于采用在党和工人国家内部进行改良的路线。尽管斯大林派官僚及其帮凶百般造谣污蔑，左翼反对派依然完全坚持改良的立场。
我们的派别组织的名字——左翼反对派——表明了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个名称，十分明确地体现了我们的思想与方法。每个支部都要在自己的名字中加上这些补充性的名称。
纯洁左翼反对派的队伍与国际大会的人选
左翼反对派必须把一切偶然混入自己队伍的分子和一切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去，才能发展壮大。
战后的革命涨潮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无产阶级青年，也让大批企图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纯粹的宣传活动之中寻找出路的宗派团体死灰复燃。此类团体有不少想把它们对于共产国际的混乱想法付诸实践。由于大战和战后的动荡而流离失所的小资产阶级游民，也漂到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这些人组成了一支成分复杂的游击大军，其中一部分混迹于共产主义运动之内，并渗入了它的机关；盗猎者往往能成为最好的宪兵。另一方面，那些心怀不满的人要么会立即脱离政治，要么就会向左翼反对派靠拢。这些分子愿意在口头上接受最好的原则，只要满足他们的条件：不影响他们继续当个“好资产者”（帕兹[22]等人）；不用服从思想与行动的纪律（苏瓦林[23]）；可以保留自己的工团主义偏见或其它偏见（罗斯默[24]）。
在国内与国际层面上建设自己的队伍，是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在处理这个任务时，它不得不先从现有的各种团体着手。但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基础核心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在左翼反对派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它是由各种声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独立集团机械堆砌而成的，但这种情况只有在刚刚开始时才能容忍，此后必须以理论工作、政治工作还有内部批评为基础，进行必要的选拔。事实上，国际左翼反对派在过去四年里，不仅根据各国经验，澄清与发展了理论，还把各种异己的、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的游民分子清除出了自己的队伍，这些人没有原则立场，不愿认真献身事业，脱离群众，没有责任感与纪律性，因而往往倾向于投机钻营（兰道[25]、米尔[26]、格莱夫[27]、维尔[28]之流）。
党内民主绝不等于把所有人都放进来。左翼反对派从未要求斯大林派把党变成各种派别、集团、宗派和个人的机械堆砌。我们批判中派官僚，是因为它执行了彻底错误的政策，给无产阶级的发展设下了重重阻碍；是为了解决由于党内民主被窒息而产生的诸多矛盾。官僚中派主义的组织政策与它的“总路线”是密不可分的。而左翼反对派与斯大林主义不同，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列宁主义在世界工人运动中的战略性成就为自己的旗帜。
就原则性方法方法而言，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同任何集团、任何个人划清界限之前，都会用尽一切方法来在思想上说服他们，只有当思想上的说服不能奏效之后，才同他们决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拔干部的工作，才会始终具有有机性和连续性。左翼反对派必须不断地根据每一个人的表现来考查他们，不断地把异己分子清除出去，因为经验表明，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和教育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骨干。这次国际大会只能以已经完成的工作为基础，并发展和巩固这些工作的成果。
有人建议，同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兰道集团、罗斯默集团、“呼声”集团[29]、“斯巴达克斯”集团[30]、维斯波德[31]集团……等等）一同召开会议，这种建议代表了开倒车的倾向，并且暴露出提议者完全不了解革命组织的发展的条件与规律，完全不了解选拔与教育干部的方法。本次预备会议不仅要拒绝这种建议，还要批判它，因为它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政策。
党内民主
左翼反对派的各国支部起初都是宣传性的小团体，它们正在逐步转变为工人组织。这一转变，使党内民主成为了首要的任务。在现行的制度下，为数不多的同志关系密切，熟知彼此，相处起来很随便，随意做出一切决定，这种制度必须用正规的组织关系来彻底取代。
让组织的全体成员都能及时而全面地了解有关他们的生活与斗争的一切重大问题的信息，是党内民主的基础。只有在组织的全体成员自觉地理解组织的各项政策，并且信任自己的领导层之后，纪律才能建立起来。而这样的信任，只能在共同的斗争与相互的影响中逐渐培养起来。铁的纪律是必要的，但不能光靠发号施令来建立。革命组织必须对违纪分子和捣乱分子进行处分；但是，这种纪律措施只能作为最后手段来动用，而且必须得到组织的大多数成员的舆论的坚定支持。
经常有人从实用角度出发，以遵循民主方法“太浪费时间”为借口反对民主，这完全是短视的机会主义。教育组织、巩固组织是最重要的任务。必须把每一秒时间、每一分力气都用来落实这个任务。而且，要想避免无原则的冲突与无理的分裂，党内民主是唯一的可靠保障，它最终不但不会增加发展的间接成本，反而会减少。只有自始至终地、真心实意地贯彻民主方法的领导层，才能在遇到真正的紧急事态时独立地做出重大举措，而不会造成混乱或不满。
本次预备会议向国际书记处[32]发出以下指示：在各个支部内部，以及在国际书记处同各个支部的相互关系中，不仅要在形式上、更要在实质上贯彻党内民主的各项原则，在这次国际大会的筹备工作中要特别注意贯彻党内民主。
意大利左翼反对派（与波尔迪加[33]派的关系）
意大利共产党的所谓“左派”（普罗米修斯集团[34]或波尔迪加派）有自己的传统，它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传统大相径庭。波尔迪加派起源于反对旧意大利社会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它一下子跳到了反议会主义和最高纲领主义的立场上，在共产国际的早期（头四次世界代表大会时期），它始终坚持反对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波尔迪加派虽然在形式上抛弃了反议会主义，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策。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为民主口号而斗争，拒绝对社会民主党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而现在已是1933年，有了世界各国的丰富经验——这足以表明普罗米修斯集团的宗派主义性质。尽管波尔迪加派强调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独立作用，它却根本没能对意大利共产党的发展产生半点影响。在意共内部，出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新意大利反对派[35]，它完全是按照左翼反对派的思想而建立的。尽管普罗米修斯集团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它在国外却毫无影响力，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的宗派主义性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波尔迪加派局限于意大利一国的事实，就是对它最严厉、最强烈的批判。
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同波尔迪加派打交道时，就像它同其它派别打交道时一样，尽了一切努力，力图使波尔迪加派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融合起来。在过去几年里，发生在中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已经对围绕着民主口号问题与统一战线政策问题而产生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彻底的检验。左翼反对派对斯大林派的每一个重大批判，同样是对波尔迪加派的沉重打击。在共同合作的三年里，对思想的批判，还有各种事件的检验，并没有使他们更加靠近我们。事已至此，必须做出必要的结论。
假如我们与波尔迪加派同处于一个群众性政党之内，我们是可以容忍波尔迪加派的——前提是他们能在行动中严格遵守纪律。但是，既然我们现在是一个派别组织，就完全不能容忍一个异己的、冥顽不化、闭目塞听的宗派主义集团，在跟它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之后，更不能助长可以同它团结的幻想。
波尔迪加派从未忠于我们的国际组织。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历次会议上，普罗米修斯集团不顾它的所有成员的个人意见，强迫他们按照该集团多数派的精神发言和投票，将它的本国纪律置于国际之上。因此，它不仅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也违反了国际主义原则。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波尔迪加派从来不是左翼反对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使不管这一点，即使他们依然在形式上属于国际左翼反对派，这只不过是他们借以掩饰自己是一个局限于一国之内的小宗派的幌子罢了。然而，掩饰自己的真面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尽管许多波尔迪加派分子确实是真诚的，确实是献身革命的，但左翼反对派认为，现在必须公开宣布：普罗米修斯集团已不属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行列。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意大利的唯一一个支部，是新意大利反对派。
奥地利左翼反对派
奥地利共产党的反对派分子经过初步重组，建立了“奥地利共产党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这个团体立足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原则与方法之上，并正在奠定左翼反对派组织的基础。
考虑到过去的可悲经历，国际书记处决定：在正式地、最终地接纳它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支部之前，先对它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考验。
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国际书记处的这一举措，是对正在进行的重组过程的检验，并对此加以批准；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奥地利共产党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发展，并在德国支部的协助下，帮助它真正转变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支部[36]。
奥地利的弗莱[37]集团先是参加了我们的国际组织，后来又退出，然后又想回来，但又拒绝提供它的内部情况，最后又主动中断了谈判。它的种种作为，已经暴露出它与左翼反对派的任务与目标格格不入，它只想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国际旗帜来掩盖自己的无可救药的停滞不前。本次预备会议公开声明：国际左翼反对派不对弗莱集团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国际书记处已接到指示，要在德国支部的协助下，采取措施，在奥地利发展并加强左翼反对派的独立支部。
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
西班牙革命为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然而，无论左翼反对派还是正式党，都由于缺乏受过一定训练的干部，而难以利用这种真正的历史性形势。尽管西班牙支部的成员远远多于其它支部（这应该归功于革命形势的高涨），但它在思想上的统一性，它的领导层的性质，都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让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干部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迅速扩大影响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但当地的领导同志却浪费了大量时间，这是不可饶恕的；他们不但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即使只是作为一个小核心——却在革命最关键的时期跟原则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跟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兼目光短浅的吹牛家毛林[38]调情，然后又成了毛林的跟屁虫。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情况也同样糟糕，当地的左翼反对派不但忽视了正式党，沉浸于革命的感伤主义之中，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来教育干部，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果断地同右翼反对派划清界限。
同样有害的是：当地领导同志屈服于西班牙革命传统最糟糕的一面，背弃了国际经验，口头上宣称自己与左翼反对派团结一致，实际上却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形形色色的糊涂虫与逃兵（兰道、罗斯默、米尔等人）。
对于“是要派别组织还是要独立政党”这个问题，西班牙支部在上次会议时宣布，它赞成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和其它选举，这个立场最起码来说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个决定违背了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它根本毫无可行性，只是一种空想的、然而却是十足有害的表态。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渐行渐远，他们甚至认为可以更改组织的名称。西班牙同志采用了“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从理论观点来看，这个名字显然是错误的[39]——使自己站到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对立面上，同时却在向列宁同盟、罗斯默集团等团体的名字靠拢。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会认为：如此重大的举措，一定不是偶然发生的，背后一定有政治原因。同时，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会赞同隐瞒自己的目的、在原则问题上躲躲闪闪、虚与委蛇的政策。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要求，应当允许所有自称属于左翼反对派的团体——包括已经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或已被国际左翼反对派开除的——参加这次国际大会，这暴露出了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实际发展过程，暴露出了它的内在逻辑是何等狭隘。
西班牙同志指责其它支部采取了错误的组织政策，却没有给出理由，然而他们实际上又证明了自己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中央委员会的两派突然爆发了斗争，使西班牙支部濒临分裂。这两个对立的派别至今都没有对它们的激烈斗争做出原则上的解释，致使整个组织都对此措手不及。
在它现有的思想基础上，西班牙支部无法继续前进了。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经过长期的、系统的工作，才能纠正已经犯下的各种错误，并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在原则上和组织上都严格符合革命要求的组织；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建议立即采取下列措施：
1、一切与争议问题有关的重要文件，都必须译为西班牙文，并传达给西班牙支部的全体成员。必须停止隐瞒事实的做法。这里指的主要是米尔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西班牙支部的领导人不仅支持了一个显然毫无原则的人，反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而且到了现在，他们还在为自己的错误狡辩，对国际左翼反对派进行着完全错误的、含沙射影的攻击。
2、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对立派别必须放弃进行无原则的分裂和动用组织手段的念头，并作出必要的保证，使对争议问题的讨论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并让组织的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参加讨论。
3、必须在公报上进行内部讨论，两个对立派别应当在公报的编辑部内享有完全平等的代表权。
4、一切与国际左翼反对派有关的原则问题都必须提上日程，必须采取明确的政治立场，不允许用个人好恶和含沙射影来代替。
5、为了准备召开新一届全国大会，必须进行全面的讨论。
本次预备会议指示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西班牙支部的动态，帮助西班牙支部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措施以及完全符合左翼反对派的任务和方法的其它适当措施。
附注：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宁[40]集团）领导层的代表声称，他原则上接受本次预备会议通过的基本总原则——但对于有关贯彻执行这些基本原则的段落持保留意见，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所使用的方法持保留意见，对于对罗斯默、特郎[41]等人的集团所采取的态度持保留意见，对于更改他的组织的名称持保留意见，对于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政策与方法的分析持保留意见，对本次预备会议对西班牙问题所采取的组织措施持保留意见。
这个声明囊括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些分歧，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原则分歧，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按照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导致西班牙支部的领导同志在实际上同国际左翼反对派分道扬镳。
本次预备会议指出：抽象地接受原则，却对落实原则持保留意见，这是在严肃的政治问题上玩弄外交手腕的最危险的做法，继续玩弄这种手法，就只会造成彻底忽视原则的情况。
本次预备会议向西班牙同志发出警告：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目前的领导层的态度体现着真正的危险，并希望能够按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与实践进行讨论，从而加强和巩固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在原则上和组织上的联系。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领导层对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态度，直到最近为止，都要由拉克鲁瓦[42]集团承担全部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该集团派人参加国际大会，对西班牙支部的内部情况作出澄清；该集团的代表已宣称，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所代表的集团毫无保留地接受本次预备会议在各种文件与决议（包括有关西班牙的决议）中提出的一切立场。本次预备会议注意到了这个声明；但是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实际表现，才能看出这个声明的真正成色。
有两位西班牙同志出席了本次预备会议，做了初步的澄清，使本次预备会议了解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内部的真正的政治分歧，然而，目前还不宜对这些意见分歧的内容进行最终表态。这再次证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必须立即落实上述的五项实际措施[43]。
德国支部的危机
1、本次预备会议宣布：尽管德国支部拥有非常有利的条件，尽管它拥有正确的初步立场，它却未能充分利用它获得的全部机遇。与维尔等人的投降有关的这次危机，暴露出了德国左翼反对派的干部需要认真的更新。组织的绝大多数基层成员在初步得知有关危机的准确信息之后，立即对维尔一伙采取了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可以概括为“滚出去！”；而领导层和编辑部却表现出了不可容忍的犹豫不决与拖拖拉拉，未能向本国组织或外国支部提供充足的信息。领导层用这种方法来办事，就不可能领导革命组织赢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正在遭受着旧社会的全部势力——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以及斯大林派官僚的残酷迫害。左翼反对派只有最积极、最坚决地献身于自己的思想、时刻准备彻底捍卫自己的旗帜，才能开辟通往群众的道路。容忍那些犹豫不决、消极被动、疲惫不堪或可能投降的人留在领导层里，就是公然的犯罪。必须让那些密切联系群众、完全理解历史赋予左翼反对派的重大任务的革命工人在领导层中占据主导地位。即将召开的德国左翼反对派会议必须按照这一精神进行[44]。
2、希特勒正在夺取政权，因此左翼反对派肩负着重任。即使希特勒掌握了各级政治、军事和警察机关，即使他正在日益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摧毁无产阶级的反抗力量，但如果有人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法西斯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将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误和罪过。
要想做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首先需要摧毁无产阶级的各种组织。法西斯主义必须打垮无产阶级，才能建立自己的统治；要想打垮无产阶级，就必须通过内战来战胜它，或是让它不战而退；而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或是共产国际目前的中派主义领导层的日益严重的机会主义，使共产国际在斗争中对法西斯主义妥协退让，就会导致它的不战而退。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叛卖，是“一国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的恶果，这种政策以前就造成了向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和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恶果。
法西斯主义确立自己的统治后，一定会发动反苏战争，阻止反苏战争，是左翼反对派在德国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全部活动的重中之重。在这个关键时期，无产阶级却失去了行动能力，这主要得归咎于没有在无产阶级内部落实真正的统一战线政策，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政策对此难辞其咎。
革命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政策，致使工人无法利用罢工——特别是总罢工——这一武器，比起1923年、1919年和1918年这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工人现在的武装要差得多，因此，这个政策是罪大恶极的。最近的宣告总罢工的经验，表明社会民主党对在业工人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而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主要限于失业群众当中。支持革命工会反对派的错误政策，就等于帮助希特勒掌握群众，等于执行斯大林派的叛卖政策。
维尔一伙最近的投降，暴露了整个德国左翼反对派及其领导层的弱点，这是由于左翼反对派没有与斯大林派彻底划清界限而导致的恶果。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在德国左翼反对派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以久经考验、精明强干、与工厂和工会组织联系紧密的左翼反对派工人成员为主，组建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导层。
为了避免像维尔的投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无条件地停止少数成员独揽领导重任的做法。在某个领导人的身上，总会暴露出软弱的迹象，而集体的、顽强的工作，有助于克服每一丝软弱迹象，不让个人的犹豫不决或能力不足阻碍活动的开展。
在报纸的出版工作中，也要运用同样的方法。要让无产阶级成为编辑部和领导层的主要成分。报纸也要进行改变。首先，在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必须彻底消除妥协主义的精神。极其严峻的形势，以及斯大林派对此负有的重大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在政治上毫不妥协。不能把斯大林主义与〔共产〕党混为一谈。办报应当遵循这样的方针：不仅要报道党及其当权派别的活动，也要报道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工厂里的各种事件、局部斗争与街头武斗。组织的每个成员都要有规律地、充分地合作，才能做到这一点。各地的地方组织必须对报刊上的内容进行审阅，并成立报刊委员会，负责同报刊的合作事宜，还要负责分发报刊。全体成员都要积极参加这些工作，并积极参加组织的全部活动。绝不允许违反这项规则。
德国左翼反对派必须改变自己的总政策，必须停止执行仅在党内开展活动的政策。德国左翼反对派不仅要在党员中间、更要在全体工人群众中间开展活动。
左翼反对派必须完整地向党和工人阶级阐述无产阶级的总体目标，必须力争成为代表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思想领袖。只要有可能，就要按照这个思路来开展活动，而又不能使我们的活动显得像是反党斗争。
3、本次预备会议向德国左翼反对派建议：尽快召开全国大会，集中讨论下列问题并作出决议：
（1）目前阶段的德国局势、无产阶级与德国共产党的当前情况；
（2）左翼反对派与德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共同的任务；
（3）统一战线策略；
（4）工会策略；
（5）德国左翼反对派的组织任务（与地方组织的关系、用与无产阶级运动关系密切的工人组建一个领导层）。
必须在十日内将这个决议提交给各个地方组织，各个地方组织在收到决议后的十四日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讨论，然后再召开全国大会。
4、德国的局势，正在成为国际左翼反对派最为关注的国际事件，支持德国左翼反对派的斗争，是国际左翼反对派所有成员的任务。因此，国际左翼反对派决定组织一次募捐：在3月15日之前，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的全体成员，都要把自己一天的收入捐给国际书记处，由国际书记处将全部捐款转交给德国支部。各国支部都必须发动支援德国左翼反对派的运动。
美国支部的形势
1、在听取了美国代表的报告和国际书记处的报告后，本次预备会议宣布：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最近已经取得了坚实的进展（成员人数增加、在匹兹堡等地新建了地方支部、开展了涉及阿姆斯特丹大会、德国问题、失业者运动、伊利诺伊矿工的政治活动）。
2、本次预备会议赞同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层为了更好地组织力量、为了建立负责任的和集体的工作、为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积极地参加工人群众运动而做出的各项决议。本次预备会议认为，这些措施是选拔和训练干部的最佳手段。
3、有鉴于此，本次预备会议认为，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它应当尽快提交有关其内部冲突[45]的详尽资料，让各国支部对此表态。冲突双方至今都坚持声称，它们对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阶级斗争中的各项政策并无重大分歧，这种内部斗争对组织的发展是有害的；因此，本次预备会议决定：
（1）国际书记处应当要求冲突双方起草文件，阐明双方的意见分歧，发表在《国际公报》上；
（2）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应当准备召开下一次大会，在下一次大会上，组织全体成员以及国际左翼反对派各国支部都要参加有关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形势的讨论，然后再把关于内部形势的问题提交给大会。
巴尔干地区的左翼反对派
巴尔干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越来越快地崩坏。巨大的社会震荡正在酝酿之中。一个革命斗争的大时代正在开启。就在不远的将来，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各种迫切问题，将以最尖锐、最宏大的形式，在巴尔干地区浮现出来。
本次预备会议要求各国支部与国际书记处密切关注巴尔干地区的各种事件以及当地支部的生活，并与尚未成立支部的国家建立并巩固联系。
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在国际左翼反对派内部，以及它的各种刊物上，必须对我们的希腊支部（“马克思主义文库派”[46]）予以特别关注；这个组织的实力、思想水平以及革命的统一性，在我们的欧洲支部当中是最先进的。
希腊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库派）参加我们的国际组织的生活，已经有一年多了，根据这段经验，本次预备会议宣布：
1、希腊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文库派）是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在希腊的唯一代表。
2、国际左翼反对派对于口头上承认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它团体（“斯巴达克斯”集团、“分派”、“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等）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3、上述团体对我们的希腊支部进行了违背革命精神的、无原则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会有利于斯大林派，有时会有利于阶级敌人；本次预备会议号召一切真诚的工人对此予以谴责。
4、本次预备会议号召上述团体的一切真诚的成员与阶级敌人一刀两断，支持左翼反对派力图在希腊落实的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希腊左翼反对派的思想斗争与日常活动中支持它。
捷克斯洛伐克左翼反对派
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着几个自称承认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团体，为了把它们吸收进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队伍里，国际左翼反对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试图把它们持久地整合起来，但这些举措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1932年复活节召开的统一大会上由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组织，被证明无法开展任何实际的、系统的活动。不仅组织四分五裂、在思想上与国际左翼反对派不够统一的情况没有改变，而且它还当着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面发生了新的分裂。仅凭这件事便可以断定：在捷克斯洛伐克，并不存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真正支部，所谓的“支部”已经化为泡影。继续容忍这种幻想，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我们必须实话实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左翼反对派不可能在现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分子当中做出最终的选拔。因此，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必须宣布：一切自认为属于左翼反对派队伍的捷克斯洛伐克团体都只是同情团体。本次预备会议向国际书记处发出指示：为了在合适的时机做出最终的选拔，国际书记处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必须关注各个捷克斯洛伐克团体的活动、它们的演变以及它们可能的重组。
本次预备会议认为，为了避免损害国际左翼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群众中间的声誉，各个团体必须尽力达成协议，在开展公开活动（出版工作、集会等）的时候，要保证忠实合作，彼此诚挚相待。
左翼反对派国际机关的改组
1、国际左翼反对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遴选之后，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是：骨干队伍的高度结晶化、有组织力量的发展、国际凝聚力的加强。
国际左翼反对派的领导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我们的各个支部和团体的总体情况——既反映了缺点也反映了进步——并且必将继续反映下去。国际左翼反对派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在诞生之初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错误，这在我们的国际领导机关的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出来。
2、本次预备会议认为，在国际左翼反对派目前的发展阶段，必须加强国际领导机关的体制，使它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能够领导整个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政治核心。
3、本次预备会议决定采取下列组织措施，它认为这些措施完全符合目前阶段的要求，完全符合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统一水平：
（1）由俄国支部、希腊支部、德国支部、比利时支部和法国支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全体会议，全体会议每三个月至少要召开一次会议，探讨和解决国际左翼反对派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
（2）参加全体会议的代表，由上述支部直接提名。
（3）围绕重大问题（开除、分裂、是否接纳新成员）发生分歧时，少数派有权要求各国支部举行全体表决，表决结果即为最终决定。
（4）政治路线的贯彻，与国际性的领导工作的具体业务，由国际书记处负责。国际书记处不是由各国支部的代表组成的，而是由有能力履行这一职责的同志组成的；国际书记处的成员由全体会议选出，对全体会议负责，也可被全体会议免职。（首届国际书记处的成员由本次预备会议选出。）国际书记处必须成为真正的交流中心、信息中心、监管中心与政治激励的中心。随着国际书记处的逐步发展，各国支部之间的联系，应当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书记处进行，而不是通过个人之间的通信。
（5）本次预备会议决定将国际书记处设在巴黎。
（6）为了保证充分的国际交流，必须定期出版《国际公报》；《国际公报》应当成为进行国际性讨论的机关刊物，而不仅仅是一份刊登消息与交流经验的公报。
为了保证公报的财政独立，公报将发给各国支部，各国支部在收到后立即用现金付款。
（7）为了保证国际书记处的财政独立，各国组织必须上缴国际成员费。
附注：本次预备会议向国际书记处发出指示：国际书记处要按照共产国际头四次代表大会的各种文件中描绘的组织形式，对各国支部进行改组，使各国支部符合共产主义组织的基本原则的要求（对工作的监督、集体而负责任的工作，等等），并密切关注这一工作。
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大会
为了认真地筹备国际左翼反对派第一次国际大会，本次预备会议决定，就下列政治问题起草提纲：
1、德国形势（由德国支部负责起草）。
2、西班牙形势（由西班牙支部的两个派别各自起草一份）。
3、苏联政纲的草案（由俄国支部负责起草）。
4、国际形势（由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负责起草）。
5、巴尔干地区（由希腊支部和保加利亚支部共同起草）。
6、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由新意大利反对派负责起草）。
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可能会起草关于美帝国主义的提纲。
上述所有提纲草案必须在1933年4月15日前完成，并提交发表。
随后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讨论，国际大会将于七月召开。
为了使各国支部能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大会，各国支部必须从今天起开始筹措专项资金。
[1] 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为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预备会议而起草的文件，这次会议于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开，并通过了这个文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只写到《德国支部的危机》一节，后面的内容是经过讨论后由其他同志补上的。——中译者注
[2] 托洛茨基同志是在1932年12月起草本文的，所以这里的“今年”是指1932年。——中译者注
[3] 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当权官僚的中国政策的批判，请参阅《托洛茨基论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译者注
[4]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君主专制达到了鼎盛时期，而“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据说就是路易十四的名言，但并无确切证据可以证明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中译者注
[5]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法国总工会创始人之一，革命工团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过印刷工人，1904年与阿尔丰斯·梅雷姆（Alphonse Merrheim）共同创办《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杂志。起初是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逐步转向社会主义。一战期间反对战争。十月革命后接受共产主义，1919年4月在法国总工会内部建立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与苏瓦林和罗斯默关系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同志，与苏瓦林和罗斯默被一起开除出党。1925年创办《无产阶级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杂志。——中译者注
[6] 罗贝尔·卢松（Robert Louzon，1882年6月30日——1976年9月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革命工团主义者。——中译者注
[7] 在二十年代末，莫纳特与卢松在反对中派官僚的斗争中，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同志，但不久后又与他发生激烈论战，从而疏远了他。——中译者注
[8] 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Leninbund），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中译者注
[9] “正式党”（official party）是指被中派官僚把持的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中译者注
[10] 在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中派和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的右派结成了联盟，击败了左翼反对派，把持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但是，到了1927年，当权派的右倾政策导致的一系列惨痛后果（粮食收购危机、中国革命的惨败、英俄工会联合委员会的破产……），使当权派陷入了危机。面对着危机，右派惊慌失措，主张对资产阶级做出更大让步；中派则急忙从左翼反对派的文件中抄来一些政策，以狂热、粗暴的方式推行。于是，官僚的急剧左转，使当权的中右联盟分裂成了当权的官僚中派与右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11]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筑工人，出生于苏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奥地利，年轻时因工伤变成了跛子，1897年开始成为工会活动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参加社民党，1904年以前在汉堡工作，在汉堡他领导了建筑工会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莱梅工作，在不莱梅活跃于工会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来到开姆尼茨，担任建筑工会的书记。1915年与赫克特一起被开除出社民党，此后活跃于斯巴达克派，1917年怀着保留意见参加了独立社民党。1918年10月被驱逐出德国，但后来又通过艾斯纳的巴伐利亚政府取得了德国国籍。返回开姆尼茨后创建了《战士报》（Der Kämpfer），并建立了最强大的德共（斯）地方组织。支持列维反对极左派，在卡普暴动发生后立即在开姆尼茨组织工人苏维埃的选举，并担任开姆尼茨工人苏维埃主席，并发展出了工人统一战线的思想雏形。1920年4月入选德共中央局并在统一大会上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1921年2年取代列维任德共主席，并在三月行动中担任党的领导。1921年6月被判处在要塞内监禁5年。11月获释，在莫斯科当了一阵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1922年秋天返回德国，担任总书记。1923年担任德共首脑，遭到左派的攻击，他曾多次要求开除左派，但未获成功。在莫斯科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后，担任了蔡格纳（Zeigner）的萨克森邦政府的部长。在开姆尼茨会议上担任共产党的发言人，当左派社民党人退却后放弃起义。对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承担责任，并试图为自己辩白，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但未成功。此后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违抗德共的决定回到德国，1929年1月被开除出党。成立了德共（反对派），但未加入社工党。后流亡法国，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随后流亡英国，1949年返回德国，定居汉堡，并领导“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组。——中译者注
[12] 当权的中右联盟分裂后，受其影响，以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为首的德共右派脱离德共，另立德国共产党（反对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pposition]，KPD-O或KPO）。布兰德勒是苏联之外最重要的右翼反对派领袖。——中译者注
[13] 1925年5月，英国工会的“左”派官僚同苏联工会成立了英俄工会联合委员会。这一政策，使英国工会官僚得以借助十月革命的威信，破坏了1926年的大罢工。此后，英国工会官僚不再需要这个工具，便于1927年退出了联合委员会。——原注
[14] “两阶级政党”理论是斯大林派为了支持国民党而炮制的机会主义理论。关于托洛茨基同志对这种理论的批判，请参阅《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三联书店，1965年12月，第1版，吴继淦、李潞译）第178—187页。可在此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3.htm#7 ——中译者注
[15] 1932年8月27—29日，在斯大林派的倡议下，各国和平主义者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世界反战大会。——中译者注
[16] 德国斯大林派为了同纳粹党争夺德国民族主义的青睐，发动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压迫、争取德国的“民族解放”的鼓动。在这场竞争中获利的只有纳粹党。——原注
[17] 1928年，在共产国际六大和红色工会国际四大之后，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德国共产党着手在全德工会联合会（Allgemeiner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内部建立一个反对派组织，1929年12月，德国共产党把因为在全德工会联合会内开展反对派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会活动家组织起来，建立了革命工会反对派（Revolutionäre Gewerkschafts Opposition，RGO），将其作为与全德工会联合会对立的“红色工会”。此举不但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果，反而分裂了工会运动，帮助了纳粹党获胜。——中译者注
[18] 在1928—1934年间，共产国际拒绝同社会民主党及其它工人阶级派别建立统一战线，但它又宣称自己是支持统一战线的，只是它支持的是“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也就是说，它只同非斯大林派组织的基层群众而非领袖商讨建立统一战线。这种违反列宁主义的限制条件实际上彻底破坏了建立统一战线的任何可能。托洛茨基同志把这个口号当作是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的具体例子：不管群众是否能理解，是否具有足够的经验，或不在乎群众的意愿，便径自下达指示与口号，如果群众不接受这些指示或口号，便暗示或威胁说要抛弃群众。——原注
[19] “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是斯大林的创造，这个理论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敌人，而是双胞胎。既然社会民主党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种变种，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种形式的法西斯分子（自由派法西斯分子、工党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那么，任何其它派别组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参加。希特勒能成功夺权，“社会法西斯主义”理论居功至伟。到了1934年，斯大林派突然在一夜之间抛弃了这个政策，而又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解释，它很快就不只向社会民主党，而且还向那些在1934年初仍被它扣上“法西斯”帽子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比如罗斯福和达拉迪耶——献媚了。——原注
[20]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成功夺权后，由于共产国际拒绝吸取教训，第10条在1933年做了修改。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决定：共产国际已经无药可救，它不可能回到革命政策的道路上，因此，第10条更改如下：
力争把世界工人阶级的各种革命力量集结在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承认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能够落实上述各项原则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原注
[21] 派别组织（faction，又译“派系”）是党内派别的一种。它与思想流派（tendency）的区别在于：思想流派往往是具有相同思想、主张、观点、想法的一群人的集合，它一般没有比较正式的组织形式，对于自己的成员没有纪律约束；而派别组织则不仅在思想上较为一致，更有比较正式的组织形式，往往还具有独特的纪律。——中译者注
[22] 莫里斯·帕兹（Maurice Paz，1896年2月22日——1985年11月24日），法国律师、历史学家。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图尔代表大会上支持参加共产国际，并成为法国共产党创党成员之一。1924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1929年3月前往土耳其，协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与托洛茨基决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中译者注
[23] 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鲍里斯·康斯坦丁诺维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随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6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成立法国共产党。后曾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同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均保持合作。——中译者注
[24]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25] 库尔特·兰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参加奥地利共产党，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1929年在柏林参加了列宁同盟。他曾为托洛茨基工作过，但很快又与托洛茨基疏远。1936年前往巴塞罗那参加西班牙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踪，据猜测他可能是被格伯乌绑架杀害的。——中译者注
[26] M·米尔（M.Mill）和J·奥宾（J.Obin）是乌克兰人帕威尔·奥昆（Pavel 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参加法国共产党。1929年参与创办《真理报》（La Verité），1930年参与创建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法国支部——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他会俄语，而列夫·谢多夫一时又来不了法国，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为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并成为国际书记处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因工作表现很差被撤职后，他于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7] 马克斯·格莱夫（Max Graef），本名雅可布·弗兰克（Jacob Frank），原籍立陶宛，是奥地利的一个自称“党内集团”的左派团体的领袖，后来重返共产党。——中译者注
[28] 鲁维利斯·索波列维丘斯（Ruvilis Sobolevicius，1900年11月7日——1962年9月11日），曾用化名鲁维姆·索波列维丘斯（Ruvim Sobolevicius）、罗曼·维尔（Roman Well）、罗伯特·索布伦（Robert Soblen）。生于立陶宛。他与弟弟阿布拉姆·索波列维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1903—1967）曾是德国左翼反对派的领导，在1932年年底同托洛茨基决裂后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译者注
[29] 《新呼声》（Der Neuer Mahnruf）是奥地利共产党反对派的刊物，这个派别因此被称作“呼声”集团。——原注
[30] “斯巴达克斯”集团（Spartakos）是希腊共产党总书记潘特利斯·普利奥普洛斯被开除出党后，在1928年建立的左翼反对派团体。国际左翼反对派成立后，“斯巴达克斯”集团宣布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31] 阿尔伯特·维斯波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美国工会活动家，1924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29年退党，1930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31年3月15日建立共产主义斗争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1937年解散。——中译者注
[32] 即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中译者注
[33] 阿马迪奥·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时即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0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1921年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处三年徒刑；1930年被开除出意共。1944年后将极左派组织为“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继续领导“左”派共产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34] 波尔迪加的支持者曾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因其创办刊物《普罗米修斯》（Prometeo）而被称为“普罗米修斯”集团。托洛茨基同志流亡国外后，“普罗米修斯”集团曾在1929年一度接近左翼反对派，但因意见分歧，双方最终在1932年决裂。——中译者注
[35] 1930年上半年，意大利共产党内以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 Leonetti）、保罗·拉瓦佐利（Paolo Ravazzoli）为首的一批左翼反对派批判了党的政策，并因此被开除出党。此后他们成立了新意大利反对派（Nuova Opposizione Italiana，NOI），这个派别的大多数人后来都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中译者注
[36] 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中并没有本节的头三段，这三段话是后来加上的。——中译者注
[37] 约瑟夫·弗莱（Josef Frey，1882—1957），奥地利共产党建党成员之一，奥地利左翼反对派领袖之一，1927年被开除出党。——原注
[38] 华金·毛林·胡利亚（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于西班牙阿拉贡地区维斯卡省波南萨镇（Bonansa），青年时即投身革命，参加了全国劳工联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参加了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回国后当选为全国劳工联盟总书记，随后被捕入狱。获释后在全劳联内成立布尔什维克派组织革命工会委员会（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参加西班牙共产党，负责组建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地区的党组织——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获释后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罗那，后因不赞成斯大林主义，率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脱离西班牙共产党，同年与加泰罗尼亚人共产党（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并，1933年将加泰罗尼亚—巴利亚里共产主义者联盟改组为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安德列乌·宁领导的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由毛林出任总书记。1936年2月，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参加了人民阵线，毛林当选为议员。内战爆发时，毛林身陷国统区，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区途中被叛军逮捕，1944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73年于纽约逝世。——中译者注
[39] 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起初叫“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 （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ñola，OCE），1932年3月改名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ña，ICE）。而“共产主义左派”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派——“左派共产主义者”，故有此说。——中译者注
[40] 安德列乌·宁·佩雷斯（加泰罗尼亚语：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语：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于加泰罗尼亚地区塔拉戈纳省艾尔·文德雷伊镇（El Vendrell）。1917年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后参与成立西班牙共产党。曾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与红色工会国际工作。后参加左翼反对派，回到西班牙后，参加了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由于在许多问题上与托洛茨基产生分歧，脱离国际左翼反对派。1935年与毛林一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1936年初参加人民阵线，并出任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司法部长。1936年12月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1937年6月，在斯大林党的强烈要求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被取缔，宁和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被逮捕，并遭到秘密杀害。——中译者注
[41] 阿尔贝·特郎（Albert Treint，1889年2月13日——1971年10月25日），生于巴黎一个中间阶级家庭，当过教师，一战前参加法国社会党。一战期间应征入伍，两次负伤，1917年晋升为上尉。1919年退役后继续执教。战后积极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22年担任法共总书记，1924年以后积极支持季诺维也夫，拥护“布尔什维克化”，清洗了大批左翼反对派的支持者，1927年开始支持左翼反对派，并因此在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法国支部，1932年4月退出后转向极左主义，1934年重返法国社会党。——中译者注
[42] 昂利·拉克鲁瓦（Henri Lacroix，1901—1939），本名弗兰西斯科·加西亚·拉维德（Francisco García Lavid），当过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参加西共，曾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流亡苏联。1930年在比利时列日发起创立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1931年6月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反对派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返回西班牙后，担任理论刊物《共产主义》编辑。1933年6月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此后参加了社会党。在内战期间曾任共和军政治委员。1939年在撤往法国时，在边境上被西共杀害。——中译者注
[43] 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中并没有这个“附注”，这是预备会议召开后补上的。——中译者注
[44] 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就写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是由其他同志补上的。——中译者注
[45] 当时，在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内发生了派别斗争，冲突双方分别是以詹姆斯·P·坎农为首的多数派和以马克斯·沙赫特曼和马丁·阿伯恩为首的少数派。双方并没有政治分歧。这里提到的措施，本意是想使斗争提升到政治层面上或直接停息斗争。1933年春季，国际左翼反对派全体会议要求多数派和少数派承认：双方并没有原则分歧，因此，应当减少派别摩擦，在多方面的工作中努力合作。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全体通过了这个建议，最终解停息了派别斗争，在此之后的多年之内，双方都在党建工作中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原注
[46] “马克思主义文库派”（Αρχειομαρξισμός）是希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因出版刊物《马克思主义文库》（Αρχείο Μαρξισμού）而得名。该组织曾于1930—1934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1934年退出国际左翼反对派，后来参加了伦敦局。——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