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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
A Letter to Trotsky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感谢 赤心 翻译，龚义哲、素侠云雪 校对
本文首次发表于1953年11月16日的《战士报》（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
发自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
致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亲爱的同志们：
值此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创立二十五周年之际，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谨向全世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致以革命社会主义的问候。
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制订的多项不民主的法律，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得不退出了第四国际——列夫·托洛茨基为了继承和实现被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国际与斯大林党的第三国际所背叛的纲领而成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但我们依旧衷心地关注着这个在我们殉难的导师指导下成立的世界性组织的福祉。
众所周知，二十五年前，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先驱们把遭到克里姆林宫扣压的托洛茨基纲领公之于世。此举对打破斯大林派官僚施加于托洛茨基的封锁、奠定第四国际的基础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久后托洛茨基流亡国外，他在流亡期间同社工党领导层进行了亲密无间的合作，直到他逝世的那一天。
他们的合作，包括在多个国家共同组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众所周知，1938年第四国际的成立，便是这项工作的高峰。至今仍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基础纲领的《过渡纲领》，正是由托洛茨基同社工党的领袖合作完成的，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社工党的领袖将其提交给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最后被成立大会通过。
在1939年至1940年进行的捍卫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原则，反对以伯纳姆和沙赫特曼为首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证明了托洛茨基与社工党领导层的合作是何等的亲密无间。过去十三年里，这次斗争从根本上决定了第四国际的走向。
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后，社工党率先捍卫和倡导他的遗教。我们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许多国家——首先是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国家——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转入地下。在艰难的战争岁月，我们与拉丁美洲、加拿大、英国、锡兰、印度、澳大利亚及其它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起，尽力高举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
战争结束后，欧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地下走出来，着手重建第四国际的组织，对此我们深感欣慰。由于反动的法律阻止了我们以支部的身份参加第四国际的活动，我们便深切地期盼能出现一个领导层，把托洛茨基遗留给我们世界运动的伟大传统传承下去。我们认为，必须充分信任与全面支持欧洲的新一代第四国际领导层。同志们主动改正了自己犯下的错误，这让我们相信，自己的路线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正是由于我们和其他人没有对这个领导层进行尖锐的批评，第四国际的行政机关内部才会出现一个不受控制的、秘密的个人派别，这个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纲领的派别已经根深蒂固。
以帕布洛[1]为首的这个派别，正在蓄意破坏、分裂、瓦解世界各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经多年培养出来的骨干，把第四国际推向深渊。
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
为了准确地指出涉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让我们重申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基本原则：
1、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制度，用日益严重的萧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把人类文明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而原子武器在今日的发展，更可能会使这种危险以最可怕的方式收场。
2、要想避免堕入深渊，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取代资本主义，从而重现资本主义早期的高速增长。
3、这只有在工人阶级——社会中唯一真正的革命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但是，尽管全世界现在的社会力量对比，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空前有利，工人阶级却面临着领导层的危机。
4、为了把自己组织起来，完成这个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任务，各国工人阶级都必须建立起列宁式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即能够辩证地把民主和集中制结合起来（决策民主、行动集中）的战斗的党；它的领导层要受到基层党员的监督，它的基层党员要做到纪律严明、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5、这项事业的主要障碍是斯大林主义，它利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威望，吸引了工人，然后又辜负了他们的信任，结果，工人不是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就是陷入消沉，或是重新接受资本主义的幻想。这些背叛行径，导致了法西斯主义与君主主义的巩固，以及由资本主义蓄谋发动的新战争的爆发，这些恶果最终还是要由工人阶级来承受。第四国际在成立之初，就把发动革命、推翻苏联国内外的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
6、第四国际的许多支部，以及同情其纲领的各党派和组织，都需要采用灵活的策略，这样它们才能学会如何同帝国主义及其小资产阶级代理人（比如民族主义组织或工会官僚）斗争，而又不用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反之，也必须学会同斯大林主义（它终究是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代理人）斗争，而又避免向帝国主义投降。
今日的世界政治日益复杂多变，但由列夫·托洛茨基确立的这些基本原则依然完全有效。事实上，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符合托洛茨基的预测，以前曾被当成脱离实际、模糊不清的抽象概念，现在得到了革命形势的完全证明。实际上，无论是在政治分析，还是在实际活动的决策中，这些原则都显得越来越有力。
帕布洛的修正主义
帕布洛抛弃了这些原则。他不再强调新的野蛮的危险，反而认为社会主义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irreversible）；然而，他却不认为我们这一代或未来几代人能够实现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观点，即“席卷”（engulfing）全球的革命浪潮，只会产生延续“数百年”的“畸形的”（deformed），即斯大林模式的工人国家。
这暴露出了他对工人阶级的能力的极度悲观，他最近对争取建立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斗争大加嘲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抛弃了用一切策略手段建立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方针，寄希望于斯大林派官僚阶层，或它的某个关键部分，指望它会在群众的压力下回心转意，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ideas）与“纲领”（program）。在法国之类的国家，为了接触到斯大林主义阵营中的工人，需要采用一些权宜之计，可是，帕布洛现在却以权宜之计为借口，来掩饰他向斯大林主义的投降。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队伍里，有部分人投靠了斯大林主义阵营，这些严重的背叛，正是这一路线导致的恶果。锡兰党内的亲斯大林主义力量脱离了党，这是对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警告，让他们看到了由帕布洛主义助长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幻想会导致什么样的悲惨后果。
我们在另一份文件里全面分析了帕布洛的修正主义。在本文中，我们只讲最近的几个事例，在关键的行动中，它们充分暴露出了帕布洛在向斯大林主义妥协的道路上走得有多远，对第四国际的生存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在苏联实行了一系列妥协措施，其中没有一个是政治性的。它们只是篡权官僚巩固自己统治的权谋，以及官僚头目为了继承斯大林的衣钵而做的准备，可帕布洛派不但没有指出这一点，反而还将这些妥协当作好事，当成了政治上的让步，甚至还妄想斯大林主义官僚会同工人“分享权力”。（《第四国际》1953年1月—2月号，第13页。）
最直接地鼓吹“分享权力”观点的人，是帕布洛教的大祭司克拉克[2]，帕布洛本人则提出了一个问题：“斯大林主义体制会不会在官僚的激烈内斗中瓦解呢？在这种内斗中，一方是力图维持现状（如果不是企图倒退的话）的分子，而另一方则是在群众压力推动下、数量越来越多的分子。”（《第四国际》1953年3月—4月号，第39页。）帕布洛没有给出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诱导性，他通过这个问题，间接地认可了“分享权力”的教义。
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主张用政治革命推翻克里姆林宫官僚，然而帕布洛的这条路线，却企图给政治革命的纲领塞进新的内容，也就是修正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纲领”可以渗入官僚阶层，或它的关键部分之中，从而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推翻”斯大林主义。
六月，东德工人举行了德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之一，反抗斯大林派控制的政府。自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篡权并巩固统治之后，这是第一次反斯大林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起义。帕布洛对这个划时代的事件有什么反应呢？
帕布洛不但没有明确指出东德起义工人怀有革命的政治愿望，反而还替动用苏联军队镇压起义的反革命的斯大林派总督掩饰：“苏联和各个‘人民民主国家’、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再也不能歪曲或无视这些事件的深刻意义了。他们不得不继续做出更多、更真实的让步，以免永远失去群众的支持，避免更强烈的事件爆发。从现在起，他们将无法半途而废。他们将被迫做出少量的让步，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更严重的爆发，如果可能的话，‘以一种平稳的方式’将现状转变为群众比较能忍受的形势。”（第四国际国际书记处声明，发表于7月6日的《战士报》。）
帕布洛不但没有要求撤回苏联军队——斯大林主义政府唯一的支持力量，反而助长幻想，以为可以从克里姆林宫长官那里获得“更多、更真实的让步”。莫斯科正在对这些事件的深刻意义进行可怕的歪曲、把起义工人打成“法西斯分子”和“美帝特务”，对他们进行残酷的镇压，帕布洛此时的行径，难道不是帮了莫斯科的大忙吗？
法国总罢工
八月，法国爆发了该国历史上最大的罢工。工人抛开了正统的领导层，自发投入了行动，创造了工人阶级历史上对夺取政权的真正斗争最有利的开局之一。法国农民紧随其后，参加了示威游行，向资产阶级政府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党的正式领导层出卖了这个运动，他们竭力压制它，化解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如果按照被叛卖的机遇的大小来排名的话，叛卖史上很难找到比这更可耻的叛卖。
帕布洛派对这些重大事件作何反应？
他们视社民党人的行为为背叛，但理由却错了。他们说，背着斯大林党同政府谈判，这就是背叛。然而这只是小罪，是由拒绝夺取政权这个大罪所产生的。
至于斯大林派，帕布洛派掩盖了他们的叛卖，因此，帕布洛派也要为斯大林派的叛卖行径分担责任。帕布洛派对斯大林派的反革命路线最严厉的批判，不过是指责斯大林派“缺乏”政策。
这是谎言。斯大林派从不“缺乏”政策。他们的政策就是为了克里姆林宫的外交利益而维持现状，扶助摇摇欲坠的法国资本主义。
不仅如此，就连在法国托派的党内教育中，帕布洛也拒绝指出斯大林派的叛卖作用。他说：“传统组织的领导层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制动器”——斯大林派的叛卖何止“制动”！——“但当群众的压力变得强大时，他们（特别是斯大林派的领导）就会屈服于群众的压力，这次工潮期间就是这种情形。”（《政治笔记》第1期。）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抛弃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却仍然打着第四国际的幌子的领导人在讨好斯大林主义。但帕布洛走得更远。
一则众所周知的传单
他的追随者向巴黎雷诺公司的工人散发了一则传单，宣称在总罢工中，斯大林派的法国总工会（法国主要的工会联合会）领导层“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这简直罔顾工人用他们的行动要求成立工农政府这个事实！
帕布洛派擅自将斯大林派领导的工会同共产党截然分开——这是最机械的思维的痕迹，还是特意包庇斯大林派的证据？——他们在传单中宣称，罢工的意义及其前景“与工会只有次要的联系。法国总工会首先是一个工会组织，它必须照此行事，不应该在这方面批判它，而应该批判那些政党，它们本应指出这个运动及其结果具有何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致各工人组织与雷诺工人》，1953年9月3日，签名人：弗朗克、梅斯特尔与普里瓦。）
托洛茨基曾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时代，工会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承担什么样的任务，然而这些教诲却在这些声明中被抛弃得一干二净。
帕布洛派的传单还“批评”法国共产党“缺乏路线”，停留在“工会运动的水平上，而没有向工人解释这次罢工是法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的序幕（！），在这次斗争中，为了把国家从资本主义的欺诈中拯救出来，必须将工人政权提上日程，开启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雷诺工人相信了帕布洛派的话，那么背信弃义的法国斯大林派官僚就只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而不是蓄意叛卖法国史上最大的总罢工。
法国总工会领导层的政策居然得到了帕布洛的拥护，这简直难以置信，然而还有无法回避的现实。龚帕斯[3]的让工会远离政治的资产阶级政策，被法国总工会运用在了这场法国史上最大的总罢工上，帕布洛却还向其献媚，说这是“正确的”。可现在是1953年！
假如法国总工会提出符合客观需要的政治要求（包括成立工农政府在内）是错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什么要向当代美国工会运动的龚帕斯们提出组建（旨在建立美国工农政权的）劳工党的要求呢？
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法国总工会的领导层恰恰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就能发现帕布洛的随意拥护是何等奇怪。只要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法国总工会就会领导工人进行无论多么荒谬的政治冒险。只要回想一下，在去年由反李奇微游行所引发的各种事件中[4]，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知道了。为了抗议逮捕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迪克洛[5]，这些斯大林派工会领袖毫不犹豫地下令罢工。
事实上，总工会的领导层在这次总罢工中一再显示出自身的高度政治性。它运用多年的背信弃义和欺诈手段，故意误导工人，扼杀他们的主动性，阻碍工人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斯大林派的工会领导层自觉地出卖工人。帕布洛却认为这种背叛路线是“正确的”！
然而帕布洛派的罪过还不止如此。帕布洛派的传单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谴责那些在总罢工期间积极在雷诺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尽到了真正的革命者的责任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传单特地点了两位同志的名，说他们“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被第四国际及其法国支部开除”。传单指出，这个“团体已因违反纪律而被开除，它的方针路线（特别是在上次罢工运动中），违背了国际主义共产党（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所捍卫的路线。”这里提到的这个“团体”，其实就是遭到帕布洛蛮横而不公正地开除的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6]。
当着斯大林派的面，正式谴责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士，又在工人面前为斯大林派的可耻叛卖行径辩解，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可曾见过这样的丑行？
应该注意的是，尽管帕布洛派在斯大林派面前谴责这些同志，但随后工人法庭的判决洗刷了斯大林派对雷诺工厂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诽谤。
美国的帕布洛派
我们觉得这些世界大事的考验足以表明帕布洛派对斯大林主义的调和有多么严重了。但我们还想举出另外一些事实，让整个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进行公开的评判。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在同以科克伦[7]和克拉克为首的修正主义倾向作斗争。这是我党史上最严峻的斗争之一。其实，围绕着相同的原则问题，我们曾在二战开始时同伯纳姆/沙赫特曼集团斗争，在二战结束后又同莫洛—戈尔德曼集团斗争，现在又同科克伦—克拉克集团斗争。这又是一次修正和抛弃我们的基本纲领的企图。这次斗争，事关美国革命的前景、革命党的性质、作用以及组织方法，还有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前景。
战时的繁荣“软化”了一部分工人，形成了一个保守的特权工人阶层，它吸收了一大批创建产联的那一代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在这个新特权阶层之上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官僚阶层，它在战后得到了巩固。
他们曾在各战斗性的阶级行动中冲杀在最前线，但比较安稳的生活条件，暂时消磨了他们的主动性与战斗性。
这个新的工人贵族阶层，利用它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压，科克伦主义即为其表现。异己阶级利用这个消极而又比较知足的工人阶层的情绪与倾向，向我们的运动施加了强大的影响。科克伦派的口号“抛弃过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就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美国工人阶级蕴含着强大的革命潜能，科克伦派却把革命当成是遥不可及的远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美国无产阶级建立新的战斗力量的微观过程，他们却将其斥为“宗派主义”。
在他们眼中，美国工人阶级中的进步倾向，仅存在于斯大林主义的队伍里或其外围，以及“经验丰富”的工会政客之中，工人阶级的其它部分已经麻木不仁，只有核战争的震撼才能唤醒他们。
简而言之，他们的立场，暴露出他们已对美国革命的前景失去信心；对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党（首先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职责已经失去信心。
科克伦主义的特征
世界运动的各国支部，都会通过自己的艰苦经验，很好地认识到这一点：长期的战时繁荣，以及甚嚣尘上的反动（我们在美国就深受反动派之害），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在这种最困难的情况下，骨干队伍仍能维持下去，原因在于：坚信自己的运动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认识到自己是推动工人阶级历史性任务的活生生的手段，理解人类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作为，坚信无论一时的情形如何，历史发展的主线都会要求建立一个战斗的列宁主义政党，通过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人类的危机。
这个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观，被科克伦主义用怀疑论、拼凑出的理论和流水账式的思考代替了。所以，社工党内的这场斗争，就跟发生在1939年至1940年的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斗争一样不可调和。
在斗争过程中，科克伦派已显示了如下的特征：
1、不尊重党的传统和党的历史使命。科克伦派一有机会，就会诋毁、嘲讽和大肆蔑视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十五年的传统。
2、企图以反对党内“体制”为旗号，纠集一帮无原则的乌合之众，取代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活动。因此，科克伦派是由一群彼此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大杂烩。其中一个主要在纽约活动的团体，支持对美国斯大林主义运动采取“打入”策略。
另一个团体由保守的工会会员组成，主要在底特律一带活动，认为转向斯大林派只能取得很少的成果。它高估了这个新工人官僚阶层的稳定性与持久力，才得出了这种修正主义观点。
被科克伦主义吸引的还有一些心生厌倦的人，他们被当前的不利形势压垮了，想给自己找一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好让自己退回消极状态。
正是出于对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敌视，这些人才形成了这个无原则的集团。
3、企图使党远离我们在美国的主战场，即大生产工业中的政治意识尚未觉醒的工人。社工党利用过渡口号与要求的纲领，把自己同这些工人联系起来，但科克伦派却在实际上抛弃了这个纲领，还认为坚持这条路线的多数派是在迁就这些工人的落后性。
4、认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工人阶级绝不可能用激进的方式反对美帝国主义。
5、通过经验，对“左派”斯大林主义做出了粗率的理论总结，产生了极其荒谬的信条：以为斯大林派“不可能再背叛”，斯大林主义的革命一面，使斯大林派有可能领导美国革命，在革命过程中，斯大林派会吸收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这样革命最后就会“自我纠正”。
6、在一系列新的事变中迁就斯大林主义。帕布洛在解释贝利亚的倒台，以及随后席卷苏联的镇压时，向斯大林主义做出了调和的姿态，这得到了科克伦派的支持和捍卫。帕布洛派用来掩饰斯大林主义在东德工人大起义和法国总罢工中的反革命作用的全部借口，被科克伦派一再重复。就连美国斯大林主义向民主党的靠拢，也被科克伦派解释为仅仅是“左转”过程中的“向右反弹”。
7、在1953年五月全会上，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绝大多数党员的驳斥后，他们曾在书面上同意服从多数派的领导，遵守五月全会通过的政治路线。然后他们又破坏了约定，更狂热、更歇斯底里地重新发动了反党的派别活动。
我们在上文指出了科克伦主义的主要特征，它只是党内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派。如果不是帕布洛背着党的领导层帮助和怂恿它，那它不过是悲观主义情绪最虚弱、最苍白的表现罢了。
五月全会后，帕布洛的秘密鼓励和支持很快就被揭露了，此后，帕布洛就公开同我们党内的这个修正主义派别合作，唆使他们破坏党的财政、干扰党的工作，并准备进行分裂。
党在纽约举办的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暨纽约市政选举动员大会，遭到了帕布洛—科克伦派的抵制，这是他们的背叛路线的登峰造极之作。
这种背叛性的工贼行为，实际上是一场有组织的示威，反对的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十五年来的斗争，它在客观上帮了斯大林派的忙，而在1928年10月，正是斯大林派把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首批核心成员开除出党。
对这次大会的有组织抵制，事实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纽约市政选举运动的示威。
所有参加这次背叛性的反党行动的人，明显是在制造他们蓄谋已久的分裂，失去了作为我们党员的一切权利。
社工党的二十五周年纪念全会正式记录了这个事实，中止了组织这次抵制行动的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并宣布：所有参加了这次背叛性的工贼行为、或拒绝与之划清界限的帕布洛—科克伦派成员，均已不属于社工党的行列。
共产国际的手法
帕布洛对社工党领导层玩弄两面派手法，背地里同科克伦修正主义派勾结，这违背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传统。克里姆林宫就是利用这种伎俩，腐化了共产国际，我们许多人都曾在1923年至1928年间对此有过亲身体会。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帕布洛的这种行为并不是个别的失常现象，而是他一贯的作风。
例如，帕布洛最近给第四国际某个重要的欧洲支部的主要领导人下达命令，勒令他“在第四次世界大会之前要捍卫多数派的路线和国际的纪律”。帕布洛还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服从他的命令就会遭到报复。
帕布洛的奇异的修正主义路线，仅仅迷惑了一小批人，他却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和这个小小的少数派称作“多数派”。帕布洛的新路线同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纲领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许多组织才刚刚开始对此进行讨论，没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支持它，它并不是第四国际的正式路线。
我们得到的首批报告表明，帕布洛不等讨论或投票，就企图用高压手段把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强加给世界组织，引发了众怒。我们的消息足以表明，帕布洛的路线一定会遭到第四国际绝大多数成员的否决。
帕布洛专横地要求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的领导人不去批评他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这已经很过分了。但他并没有止步于此。帕布洛一面企图堵住这位领导人的口，不让他参加自由讨论，以免使普通党员分享他的经验、知识与观点；另一面又诉诸组织手段，企图纠集一个修正主义少数派，向该支部的领导层开战。
这种伎俩脱胎于共产国际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堕落后形成的卑鄙传统。如果这就是问题所在，那就必须同帕布洛主义斗争到底，挽救第四国际，使其免于内部腐化。
这些策略的意图昭然若揭。帕布洛少数派正在准备发动政变，这些策略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希望通过帕布洛对行政机关的控制，将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强加给第四国际，如果有谁反抗，就用分裂和开除来对付。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一年半之前，帕布洛在针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的破坏活动中，蛮横地滥用了他对行政机关的控制，这就是这一斯大林主义的组织路线的发端。
由于国际书记处的命令，当选的法国支部多数派不能行使他们领导党的政治工作与宣传工作的权利。相反，根据共产国际式的“对等委员会”（parity commission）策略，少数派控制了政治局与党报。
少数派利用这种专横的行为，蛮横地推翻了多数派，这种行为当时遭到了我们的强烈反对。我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向帕布洛提出了抗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没有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此举涉及到了哪些问题，才犯下了这个错误。经过数月的分裂性的派别斗争之后，帕布洛开除了多数派，我们当时虽然对他的组织处理方法表示担忧，但我们以为他与法国支部的分歧只是策略性的，所以我们支持了他。
但是，分歧其实是纲领性的。事实上，法国多数派的同志比我们更清楚所发生的事。他们党的第八次大会声称“一个巨大的危险威胁着第四国际的未来，甚至它的存在……源自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印象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出现在了它的领导层之中。第四国际仍有重大缺陷，接触不到各国支部的生活，这暂时导致了个人统治体制的建立，对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抛弃，是这种体制及其反民主手段的根基。”（《真理报》〔La Verité〕，1952年9月18日。）
必须结合事态的后续发展，重新分析整个法国形势。法国支部多数派在最近的总罢工中的表现，最明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懂得如何坚守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原则。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遭到了不公正的开除。围绕在《真理报》周围的法国支部多数派是法国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社工党公开承认这一点。
尤其令人愤慨的是，帕布洛歪曲和捏造了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政治立场。他们被帕布洛派斥为“宗派分子”和“革命的逃兵”。
与帕布洛派故意营造的形象相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革命代表。他们是无罪的，毛泽东政权却用斯大林在苏联消灭了整整一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用诺斯克和谢德曼等人在1918年德国革命中杀害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方法，将他们赶尽杀绝。可是，帕布洛对斯大林主义调和的路线导致他无可避免地给毛泽东政权涂上玫瑰色，却给坚持原则的中国同志抹上灰色。
怎么办
总而言之：帕布洛修正主义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裂痕太深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可能妥协。帕布洛派已表明它要阻挠一切真正反映多数意见的民主决策。他们要求所有人彻底服从他们的罪恶政策。他们下定决心将一切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赶出第四国际，或封住他们的嘴巴，压制他们的行动。
他们妄图一点一点地引入他们向斯大林派妥协的调和主义，并把那些看穿了他们的伎俩，并提出反对的人给一个一个地除掉。帕布洛派的阐述中有许多奇怪的暧昧之处和圆滑的回避，原因便在于此。
迄今为止，帕布洛派用这种无原则的、不择手段的权谋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还未达到质变点。曾被权谋掩盖的政治问题，如今已经暴露出来，斗争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刻。
此刻我们被迫离开了第四国际的行列，但如果我们可以向第四国际各国支部提供一些建议的话，我们认为应该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第四国际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多数派必须立即挺身而出，反抗篡权的帕布洛。
他们还应该将帕布洛及其代理人免职，夺回第四国际的行政事务机关，换上另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必须经受过行动的考验，证明了他们懂得如何维护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如何使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能沿着正确路线前进。
致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友好敬礼
社工党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SWP）
注释：
[1] 米歇尔·帕布洛（Michel Pablo，1911年8月24日——1996年2月17日），本名米哈利斯·N·拉普蒂斯（Μιχάλης Ν. Ράπτης），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父亲是希腊犹太人，母亲是埃及人。毕业于国立雅典理工大学，二十年代末开始参加革命运动，1934年参与创立希腊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者组织（Οργάνωση Κομμουνιστών Διεθνιστών Ελλάδας），1936年希腊发生军事政变后被捕，获释后流亡法国，并参加了第四国际成立大会。1942年进入第四国际欧洲书记处工作。1944年担任欧洲书记处组织书记，负责第四国际欧洲组织的重建工作。1945年至1960年任第四国际书记。五十年代初，帕布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长期打入主义”〔 deep entryism〕）引发了激烈的争议，导致了以法国和英国支部为首的部分支部脱离国际书记处，另立国际委员会。1963年，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部分支部重新合并为统一书记处后，帕布洛于1964年脱离了统一书记处，试图重建以他为首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但都不成气候。希腊军政府垮台后返回希腊，并在1981年担任帕潘德里欧的特别顾问。1996年死于雅典。——校对者注
[2] 乔治·克拉克（Geroge Clarke）曾担任社工党驻国际书记处代表，后来与科克伦一同脱离社工党。——校对者注
[3]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850年1月27日－1924年12月13日），美国工会活动家，长期担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他是一个顽固的行业工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坚持“劳资合作”政策。——校对者注
[4] 1952年5月，新任北约欧洲盟军总司令、美国将军马修·李奇微（Mattew Ridgway，1895—1993）访问法国，法国共产党为了抗议李奇微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细菌武器，在5月28日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警察对游行群众进行暴力镇压，打死两人，打伤数百人。法国政府还在当晚逮捕了雅克·迪克洛等多名法国共产党的活动家。——校对者注
[5] 雅克·迪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法国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家，1920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36年起领导党的宣传部门。他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校对者注
[6] 1952年时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共有170多人，当时被开除出去的多数派达110多人。这部分人以朗贝尔为首，他们被开除后仍沿用法国国际主义共产党的名称。1953年朗贝尔派参加了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在1963年第四国际两派重新统一时，朗贝尔派没有参加重新统一的第四国际。1971年，朗贝尔派退出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并组织起第四国际（重建国际中心）。1992年，法国的朗贝尔派组建工人党，后改名为独立工人党。——校对者注
[7] 伯特·科克伦（Bert Cochran，1913年12月25日——1984年6月6日），本名亚历山大·戈尔德法尔布（Alexander Goldfarb），生于波兰，幼年随家人移民美国。三十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就读期间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1938年参与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社工党内曾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成为底特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五十年代初接近帕布洛，并在社工党内形成了一个以科克伦、克拉克为首的派别组织。1954年科克伦带领自己的一派人脱离社工党，成立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 Union of America）。——校对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