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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公开信
巴布洛
1961年7月6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
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
亲爱的七月二十六日运动的同志们：
我现在在我的牢房给你们写信，我已经在这儿被囚了十三个月，一直在等待法院的判决，而法院现在才审理桑坦同志和我的案件，我们俩被控告干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革命的“罪恶”活动。
最近，我在这儿接连读了两本很好的书，非常满意，一本是赖特·米尔斯著的《听着，美国佬》[1]，一本是胡伯曼和斯维济合著的《古巴，一个革命的剖视》[2]。
重要的是，迄今论述古巴革命的最出色的书都是美国人写的。
关于古巴革命的历史性意义，美国自由派的一些知识分子或社会主义左派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认为，它的历史性意义的另一证明是：古巴革命不仅是拉丁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且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北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一言以蔽之，是伟大的泛美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
这一情况已经说明古巴革命的重要性和动力是多么大了。
第四国际是最早一批认识到英勇的7月26日运动与巴蒂斯塔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动力的，也是最早一批随时注意、了解并欢迎古巴永久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胜利阶段的。
在全世界劳苦群众中，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工人中间宣传并保卫古巴革命，过去是，今后仍然是第四国际的一项基本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的战士们已经付出了他们全部的旺盛的革命精力。
这就是我坦率给你们写信的原因，我是下面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历史上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准备毫不踌躇地和全面地了解古巴革命，并且将全力地和无条件地手持武器保卫古巴革命，反击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
根据我被捕前对你本人和7月26日运动的了解、对你如何领导人民与血腥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英勇斗争的了解、对革命第一批胜利的了解，以及根据我被捕后对革命进程所了解的一切，我深深相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具有高度智慧和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的革命领袖。就你目前已经完成的和你正在进行的工作来看，你的确是伟大的革命者之一，像罗莎·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并且在某些方面来讲还有革命的南斯拉夫人和中国人那样，知道如何以创造性的和高度革命的方式来发现、吸收、解释并发展马克思主义。
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根据经典作品干燥而死板地规定一些教条和条文，以机会主义的或愚蠢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人一旦掌权就把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以便使国家的全部实施和他们所代表的官僚主义阶层的利益合法化，像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是旨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正的社会知识和革命行动的灵活而公开的方式，它不排斥在任何地方所获得的真理，并经常得到永世新颖的和无双的革命实践的创造性经验来丰富自己。
我个人非常羡慕和欣赏革命的和反教条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具有一种很独特的体系，你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就曾使用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重要的基本问题。那就是真正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与巴蒂斯塔进行武装斗争时，你曾依靠贫农，依靠你对建立游击队、使游击队与革命农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和打成一片的深刻认识，这种方式对全拉丁美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道路一定能克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仍然存在的死板的和宗派的偏见，那些人实际上低估了以革命农民为基础、为达到下列目的而组织游击队的巨大重要性：发动武装斗争反抗亲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步步加强这一斗争、鼓励和推动城市无产阶级并使他们更加接近革命的农民。
整个拉丁美洲要向古巴革命吸取的基本教训之一，就是你在这方面依靠革命农民的支持和力量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这一范例可能指导拉丁美洲的各个革命力量，其中有些至少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已经堕入了无尽无休的机会主义策略，寻求一种据说是有“革命”性的臆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指望联合它，甚而依靠它来领导。他们应该放弃这种想法，从农民或无土地的农民那里寻找巨大的革命力量，依靠他们并坚决抛开资产阶级的犹疑性，用巨大勇气热情地投入真正的组织工作和包括游击队在内的革命行动。
古巴革命从马埃斯特腊山到哈瓦那的胜利进军，是具有特别意义的。
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总进军，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已经完全改变了。革命正从包括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区域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的中心，和最后，向美国的帝国主义堡垒挺进。这样，在许多国家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就能在一个整个时期主要依靠农民的形势下开始并前进，因为这些农民可以推动和支持无产阶级在城市的斗争，在那些城市里具有敌人的主要的和装备齐全的力量。
当然，每个国家的特点都会影响革命的发展，并且给它加上一种独特的性质，跟其他一些因素一起影响着联合城乡、共同斗争的方式。
但是，进程的特点只有依靠古巴革命的总背景才能了解，至少对所有被帝国主义控制并具有同类阶级结构和地理特点的国家是如此。
我个人也同样羡慕你在初期不可避免的几个阶段解决国家经济改造和社会改造问题时所采用的办法。
我所指的是，你在发展经济所规定的方向和解决上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
赖特·米尔斯等人曾肯定说，你根本不想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古巴经济，从而片面地长期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且几乎是绝对发展重工业，而是想建立一个主要供应世界市场需求的经济并且依靠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保持均等的和和谐的比例；如果赖特·米尔斯等人所肯定的是真实的话，那末毫无疑问，你所采取的道路就是正确无误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革命的政治演进来说，尤其重要。
这样一个方向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能够立即给古巴农民和工人群众带来好处，的确能够适度地但是经常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牺牲目前积极一代的利益，使将来的一代去享受。
这样的方向还意味着，可以建立一种和谐的经济，可以避免苏联目前还存在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严重失调现象。
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的平衡不仅意味着可以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从而显示岀国家在政治上的健康发展；而且还意味着可以避免在将来某一阶段在一个或几个经济部门发生“瓶口”现象以及“瓶口”现象带来的许多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后果，从而可以显示出国家在经济上的健康发展。
你好像已经完全认清了古巴发展那样一种经济的重要性，这对革命所产生的政权的演进是非常重要的。
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特别是关于创立和推行合作社的办法，也同样是重要的。
合作社的农业工人认为自己是合作社的一员，他们都卓有成效地参与合作社的组织工作和管理工作，并且能够分享企业的部分盈余；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而且认为是很重要的一点。
在全国各处，工人和直接生产者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加组织并管理国家国有化的和计划化的经济，并且不再把自己看成只是为一个抽象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效劳的工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政权的将来演进，是一个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政治经济问题。
我还认真地注意到，赖特·米尔斯在其著作中对你肯定的另外几个问题：即你对于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执行、对于文化的自由和发展、对于消灭文盲的斗争、对于儿童教育等等所表示的关切和思想。
所有这些极其鲜明地使人感到形势十分美好，而且符合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明思想的最高传统。
从刚才作为思想和第一批成就所提出的来看，我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古巴革命将很快地找出家庭和私生活必需品与积极的社会集体生活中必要的化一之间的正确差距，使妇女从笨重的家庭负担中解放出来、提倡节制生育、甚而推广越来越被自愿接受的明智的优生学从而提高人类物质的危量，使艺术和科学硏究工作从一切官僚主义的干涉和一切偏见中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措施在各个阶段执行时，都将发生踌躇、甚而错误，发生迂回和退却等现象（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任何一本书都没有规定过），这要决定于群众已有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以及国家是否被官僚主义所削弱。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强调一下。使国家具有真正的民主结构并防止官僚主义浸蚀变质（在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国革命在取得政权并在本国原来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进行基本的社会改革以后的关键问题。
古巴革命仍然由取得政权的革命军队的领导人所指导。
直到目前为止，这是历史上唯一无二的情形，因为在这里夺取政权以及发起一个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在没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苏维埃制度的情况下实现的。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时代中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股新动力，即世界建立的新均势的结果。
党的角色已经由革命军队的角色所代替，苏维埃的角色已由斗争和斗争中的事件所形成的不同机构的角色所代替。
不过，目前的问题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定革命的国家的新机器的结构。
一个政党当然是必要的；以苏维埃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以由掌握了真正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群众所选举的机构为基础的国家结构也是必要的。
这些机构的形式将由每个革命的特殊经验和每一形势的特殊性质来决定。
看来，你好像已经从事创造一个单一的党，它的组织自然是以7月26日的历史性运动和已取得胜利的革命军队为基础。
这的确是巩固和行使革命政权中的一大步。
这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它将扮演何种角色呢？我认为它将坚决扮演成一个伟大的、高度民主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像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
如果这个党具备了那种条件并允许党内自由对待意识形态的倾向，就像列宁时代那样，那末，这个党将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无限信任，并且能够事实上在实践中成为唯一生存的党，即单一党。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倾向可能发生的冲突将清楚地成为劳苦群众不同阶层的利益和希望的反映。
如果这种实际的政治垄断的可行，事实上不是完全决定于群众对这个党的信任，而是决定于官僚主义对国家的统治，那末，就有必要立即宣布，每一个处于本国社会主义宪法范围内并坚持革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成果的党都有权存在。
其他政党拥有如此解释的这种存在权利，乃是发展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的关键。
因为这种权利不仅证明人民对于单一党的自发的信任是真实的，而且还证明群众选出的构成新的国家机器结构的各个机构具有真正的民主性也是真实的。
如果不仅在地方上允许自由行使不同的政治倾向，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允许自由行使不同政治倾向并且具有进行组织的权利，那末在苏维埃，国民议会等等机构里，就只能有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一个自由的政治生活，就既不能有政党，也不能有国家政治机构。
自由的政治生活意味着，自由对待不同的政治倾向。
革命在取得政权后所潜伏的最大危险，首先在物质和文化水平低下的国家里，是革命党和国家迅速的官僚主义化。
当革命受到敌人四面夹攻而处于极端危险的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肯定，掌握政权后所建成的还不巩固的革命政权，可能被迫在一个极短的时期里中止正常地行使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在实践中形成党对群众的专政，甚而党对党、对群众的专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这样做，实际就会葬送革命。
就在这种意义下，可以理解苏联在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干涉时期所及生的一切。
就在这种意义下，列宁和托洛茨基说明了，他们一直认为特殊的、反常的和暂时的一些措施是正当的。
因为这个原故，我不同意，伊萨克·多依彻（Isaac Deutscher）在其著作中对托洛茨基所下的一些结论；从其他方面来讲，他那本书还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因此我曾以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读完了它。
列宁没有，托洛茨基也没有把政权被迫采用的（在极特殊情况下采用的）那些反民主的措施概括为一般准则，而且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作品中阐述的民主思想以及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民主思想。
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没有以归纳方式对国家的某些实践作理论阐述，却公开说过，那是一个临时的、特殊的措施的问题，甚而是退却的问题，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在某种深远的意义上来说，也并不是不违反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
我们不应当忘记，第一个指出官僚主义化极端危险性的以及早期对这种危险展开斗争并对党内以斯大林为首的、代表这种危险的人展开斗争的，也是列宁。
毫无疑问，只有实际提高群众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才是最终克服歪风、甚而是克服革命成立的国家的官僚主义堕落的有效药方。
因此，从一开始就制定一项旨在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合理的经济政策，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可以防止农民顽强反对政权。苏联三十年来不平衡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粗暴地和强制地实行农业集体化，就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一个以低价满足农民需要的市场。欧洲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南斯拉夫除外——的情况也同样是这样，他们的轻工业发展情况过于落后，他们采取了注定失败的实验道路，没有充足的技术和经济基地而强行农业集体化。
当然，国内战争带来的破坏和解体、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以及军事负担，造成了经济上的不平衡发展，并且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军事装备给工人和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
但是，不应当发生的是，由于错误和官僚主义的惊人浪费增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客观不利条件，这种官僚主义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加上群众没有对越来越脱离群众的国家机器进行有效的控制，势必有所发展。
必须从一开始就大力抵制这种危险，防止革命建立的政权由于单一党、甚而党的领导对党和群众的专政堕落成官僚主义对群众采取波拿巴式的专政。
这样的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说是不可避免的，那就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社会主义思想是持相反态度的。
那末，目前必须考虑并参与所有那些能够保持革命军队民主性和革命建立的国家的民主性的措施。
官僚主义的偏差在整个过渡时期，即群众物质缺乏和文化水平低落的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有可能有成效地控制这些偏差，有可能利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防止他们进攻国家和控制国家。
我个人长期以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在掌握政权以后的决定性时期，革命政党与群众选出的机构密切合作来直接掌权是几乎不可避免的，那末，就必须严肃认真地争取这样一个局面：政权一经巩固，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在另一方面，一经变得明显和严重，党就能够毅然使自己与国家机器、与政府脱开。
党首先应当关心使群众和革命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保持忠诚，党应当坚持自己的最后目标，走应当走的路，在原则方面不妥协，永远把全部真象告诉群众。
这样，党就不会与官僚主义浸蚀的国家混为一体，虽然，国家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即革命的产品，保卫着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这种国家的政策，就其性质而言，只能是实验的，迁就当前的一些问题，充满妥协和退却，与其他国家来往采取俗套用语，采取一种基本上常常是机会主义的政策。
党不应当依附这种政策，也不应当无保留地或无批评地全力支持它。党特别不应当在理论上把这种政策描绘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和社会主义的实际的真正范例。采取那种道路，就像苏联的斯大林那样，党就将被国家所左右，马克思主义就要庸俗化到无法辨认的地步，群众就会大为受骗。看到下边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党同工人的国家建立关系，尤如同工会建立关系一样，办法是同群众及其用民主方式建立的、国家赖以为基础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在群众的协助下把国家管得更加有条有理。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形成党的最高精神支柱的党内重要领导人分开，与全国主要领导人分开，就可以大大鼓励群众学习控制和管理工人的国家。
至于新的国家机器所依靠的群众机构，那是不能随便规定的。这些机构要根据每个革命和每个国家的特点来建立。但是，在实质上，它们只能采取民主方式来选举，作为一种苏维埃或代表大会或两者合一的形式，使全体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可能时轮流行使政权，这样，绝大多数的公民就可以学习控制和管理国家。
我个人曾受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宪法》[3]的影响，这本书是我在狱中阅读的，书中有许多高度民主的特点，说明了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民主制。
当然，这种民主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限于一些自由民享受。但重要的是，如何使这部分人行使民主，虽然我们时代是可以用机器代替奴隶的时代。在这种安排中特别突岀的是：推行人民大会制度，参加城市参政会和法院的人有许多是市民以及采取抽签办法使市民担负大部分行政职务。
社会主义民主不必抄袭这些古代制度，因为雅典民主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社会主义民主只能在下列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它不跟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国家混为一体，脱离生产者和公民，而是跟大多数公民组织融合在一起。
古巴革命至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革命领袖的气质和批判精神，提供了一种与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化斗争的非常可靠的乐观主义。
古巴革命的全国组织是一个还不甚发达的小国的组织。
但是，它的影响是世界性的，特别是对于拉丁美洲，甚而北美洲的前途，具有决定性意义。
古巴革命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它的成功没有经受到（至少比较起来说）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革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破坏和掠夺。
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以及所有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亚洲）集团的存在和力量这一事实，可以说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无法施展往日的威力了。
这些国家所给的经济援助，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军事援助在内的帮助，已经证明，对于古巴革命的巩固和生存是极为重要的。
在另一方面，古巴革命还从近邻具有高度技术水平和工艺水平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得到了好处，这些国家是提高古巴群众整个文明的重要因素。
由此看来，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物质潜力和文化设施已经有了高度的和有希望的水平。
为了古巴群众和世界群众的利益，这次革命的领导肩负着巧于利用这些机会的重大历史任务。
你是充分了解这一点的（这可以从不止一件事上看到）：你的言论、你的政策和你的行动都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你在这方面是正确的。
你在解决下列这些问题时的作法和政策，不仅被古巴群众热情地注视着，而且被美洲各大陆和全世界千百万人热情地注视着，这些问题是：经济方向的规定、土地问题的解决、新的国家制度的制定、社会主义民主的行使、享受文化自由的方式、房屋和城市的建造、俘虏的待遇以及许多较小的事情。
你在历史面前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也就在这里。
古巴革命，不管在哪一领域，每走一步，都响遍全球。
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曾说过，从历史角度来讲，我认为，古巴革命不仅意味着拉丁美洲革命的开端，而且意味着北美洲革命的开端。
我深深相信，古巴革命的胜利、存在和巩固所引起的革命影响已经深远而且将日益增长，特别是对于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群众、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工人和其他拉丁美洲移民、美国工资低微的工人和大批青年与知识分子的影响。
古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形成美国的外围领土，但是它能变成美国的阿溪里的脚跟[4]。
古巴革命在美国黑人少数民族当中已经家喻户晓，而这些黑人是美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和最激进的力量。
当然，美国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古巴革命的主要危险，去年五月策划未遂的政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美帝国主义根据保全自己的高度本能已经认识到古巴革命对拉丁美洲，即这个帝国主义目前力量的第一号储备所的巨大革命影响，归根到底，它是为了自己的国家。
在另一方面，它已经了解，在它的近邻，比方说，在“虎口”建立了该半球第一个工人国家又是美国傲慢霸权无法忍受的一种侮辱，并且鲜明地形成了世界舞台上建立的新均势。因此，它决心要使用一切力量制止古巴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进展，并且如果可能还要把它扼杀掉。
古巴革命的巩固和生存将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力量新均势面前注定衰落和公开无力的最有力的信号。由于这个原因，必须预料到它将不停地阴谋削弱古巴革命并将采用一切手段扑灭古巴革命。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现在领导人提出的诺言，即一旦古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将给予军事援助的诺言是多么真切了。
过去，即斯大林时代，克里姆林宫从不迟疑地鼓动一些革命，利用这些革命为苏联外交、为苏联掌权的官僚主义阶层谋取金钱实恵，并且无情地背叛他们。
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上次大战时期和战后的希腊革命、南斯拉夫革命以及中国革命就特别表现了这种情况。
你知道，南斯拉夫和中国所以成功，实际上只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幸运地没有理睬斯大林的建议和指示。
一个时期以来，克里姆林宫对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种更加强硬的态度，对殖民地民族和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采取了一种更加肯定的态度。
这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如果这种倾向能以巩固，那末就应当举起双手表示欢迎。
不管这是苏联日益増长的力量的反映，世界力量新均势的反映，还是克里姆林宫与北京对抗的反映和中国革命对克里姆林宫的压力的反映，抑或，最后，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总合的反映，事实总是，克里姆林宫的这一新动向目前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了一个极进步和极革命的因素。
由此看来，古巴革命在苏联强大力量的支持下，不管怎样，还在中国强大力量的支持下，是能够保存下来，而且能够继续发展的。
但是，国际群众，特别是拉丁美洲的群众，甚而北美洲的人民力量的支持，对于古巴革命的前途，也同样是重要的。
归根到底，古巴革命的前途将决定于革命扩大到拉丁美洲，决定于革命浪潮在美国的发展。
因此，再一次提出，古巴革命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重要性，因为它是推动这些地区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力量。
凡是有助于提高古巴群众生活水平、有助于古巴工业化、有助于消除失业现象、有助于消灭文盲、有助于发展一种自由文化、有助于促进革命群众参加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生活的，都必然对美洲各大陆产生巨大的革命影响。
你们是伟大的泛美革命的先锋。
要充分了解这项巨大的历史性使命的深远意义。全世界无数工人将准备根据你们的言行，为保卫古巴革命而斗争、而牺牲。
成千上万的革命者，特别首先是第四国际的革命者——在北美洲、南美洲以及全世界，将宣扬古巴革命的成就和重要性，准备保卫古巴革命，反击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并通过革命把它扩大到本国去。
古巴革命万岁，伟大的拉丁美洲和泛美洲革命的先锋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萨尔·桑坦和我从监狱向你们，亲爱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亲爱的7月26日历史性运动的同志们，致以最亲切的兄弟祝贺。
前进吧，要小心谨慎，以便你们可以继续，就像你们卓越完成的那样，为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和不朽的事业服务。
1961年7月6日于阿姆斯特丹监狱。
[1] C.Wright Mills：Listen Yankee.
[2] L.Huberman and P.M.Sweezy：Cuba，Anatomy of a Revolution.
[3] Aristotle：The Constituion of Athens.
[4] 阿溪里（Achilles）是古希腊作家荷马作品《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传说阿溪里全身刀枪不入，勇猛超群，唯一的弱点是脚跟；在一次战斗中敌人巴里斯（Paris）用箭射中了阿溪里的脚跟，立即致死。——译者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