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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进入新阶段
——第四国际书记处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
（1963年7月25日）
来源：《参考资料》第6027期，1963年9月28日下午版第58-63页
说明：中译本的原标题为：《托派“第四国际”发表关于中苏分歧问题的声明，污蔑当前共运争论的性质是“适应官僚集团的利益”，提出召开一次“由一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以便进行阴谋活动》。并有说明如下：
[新华社伦敦23日电] 9月9日的美国《战斗者》周刊在《莫斯科和北京的争执进入新阶段》的标题下，刊载了第四国际书记处在1963年7月25日通过的关于中苏分歧的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苏共和中共领导人的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的“意识形态会议”的中断，在中苏分裂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方面打开了新的一章。在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25点”建议、苏共中央在一个月以后发表“公开信”作为答复以后，人们对这新的一章看得更清楚了。
第四国际——由列昂·托洛茨基创立的世界性的主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认为有必要公开地说明它对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所采取的立场。由于苏共的“公开信”明确提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态度，并指责中共的行动“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的行动”，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这封信还指责中国在锡兰的代表同“埃·萨马拉科迪集团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个集团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的工具”，并说，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在给中共的一封公开信中“完全支持北京的活动”。
第四国际对中苏分裂的态度在第四国际6月21日到26日在意大利举行的重新团结大会上通过的一个文件中已往阐明了，不久前这个文件发表在杂志《第四国际》（第21年第19期）的专号上。我们想概括说明一下在那一文件中提出的主张，并澄清我们对中共的“25点”和苏共的“公开信”中提出的根本问题的立场。
Ⅰ
第四国际认为，由于中苏分裂而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讨论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和战略进行坦率和公开的辩论。远不会“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在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而只会有助于使工人阶级运动和殖民地国家的反帝运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得到澄清，从而加强全世界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
现在讨论终于公开进行；几年来，尽管主要的辩论是中共和苏共之同的辩论，赫鲁晓夫却集中攻击阿尔巴尼亚，而毛则集中攻击南斯拉夫，现在这一可笑的现象也终于结束了。这的确是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公开讨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远不是相违背的。无论是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世时所有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都是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公开进行的，以便让所有工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了解情况，这样做是符合1914年以前卢森堡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的传统的，也是符合社会党国际左派从1960年起（就社会党参加资产阶叛政府问题）对伯恩斯坦和米勒兰主义进行的斗争的传统的。
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共产国际头四次大会上的一切讨论也是公开进行的。这几次大会的会议记录都发表了。这些讨论牵涉到有关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性的政党的策略问题，也牵涉到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提出的许多策略问题。
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如果说，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比较弱、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受到敌人的包围、陷于内战、经济差不多垮台的时候，它还能进行这种公开的讨论，那么，现在当它比以前不知道强大多少、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工业国并且周围有着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工人国家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这种讨论肯定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此外，世界力量对此已发生了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决定性的变化。
有人说这种讨论会帮助帝国主义分子了解社会主义阵营正在进行的事情，这种论点是不能成立的。资产阶级报纸好多年以来一直“得悉”中苏分歧。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国资产阶级一直在随心所欲地在推测分歧的程度，并且试图利用这种分歧。唯一受迷惑的力量则是国际工人阶级，他们被阻止参加辩论。这再一次证明，在工人阶级运动内部采用“秘密外交”的办法只会帮助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对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运动的战略、策略问题的讨论应当同各个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明确地区别开来。虽然我们赞成各党之间坦率地、公开地进行讨论，但是我们强调指出，各个工人国家在军事、外交和经济领域绝对需要保持行动一致。为了确保行动一致，工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并且断然抛弃“领导国”和“领导党”的理论。工人国家必须通过互相协商和谈判来采取共同行动，任何国都不得向其它国家发号施命。
斯大林为了保卫篡夺苏联政权的苏联官僚机构的狭隘利益而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实行共产党之间进行秘密外交的作法。斯大林还在世界革命运动中倡导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卑躬屈节地服从苏联官僚机构。我们呼吁所有共产党人、特别是声称为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自称正在“消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后果”的苏联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断然根除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
不要向你们的有战斗性的党员和工人阶级隐瞒分歧！
不要用秘密外交代替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
为举行一次所有矢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而奋斗！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必须包括所有共产党人、第四国际、古巴和拉丁美洲的菲德尔主义派、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从各个正式共产党开除出去的“亲华派”共产党人。唯有这样一次会议能够根据过去二十年的丰富的革命经验而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方法，透彻地讨论今天世界革命运动的一切战略和策略问题。
Ⅱ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企图把问题模糊起来，硬说中共“希望打核战争”，“对爆发核大战的危险漠不关心”。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诽谤，客观上帮助了美帝的反华和反共宣传。
的确，中国共产党在从前一些文件中虽然支持苏联争取销毁和禁止对世界工人阶级造成极大威胁的核武器的斗争，但是对问题的提法有时候意味着低估了这种武器的破坏力量。苏共答复中共“二十五点”的公开信继续根据下面这种假设进行争辩：中共对核战争“漠不关心”，中国人甚至希望发动这种战争等等。很明显，苏联领导这样做是故意歪曲和曲解中共在自己的文件中的第15、16和17点中清楚地表明的立场。
实际上，世界革命运动内部并没有也不可能围绕发动核战争“是不是适宜”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因为除了一小撮疯子以外，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内部谁也不会为这种自杀性的建议辩解。讨论也不是围绕核战争究竟有多大破坏潜力这个问题进行的。这也不是什么“策略”问题，而是一个科学事实。真正的讨论关系到的不是工人国家（既不是苏联、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而是各国共产党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政策。
中国人在自己的“25点”中没有哪一点要求苏联在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中进行武装干涉。他们所要求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用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一口号来作为他们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平共处”的托辞，或者以此作为幌子来掩盖他们抛弃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而实行彻头彻尾的改良派和修正派的机会主义。
武装斗争
中国人提醒共运注意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到目前为止——不仅在核时代以前，而且在发明了核武器之后——一切取得成功的革命，如越南、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所显示的那样，都不得不进行武装斗争来推翻它们的敌人。
因此，把说出这种不可否认的真理的革命者同想要煽动一场核战争的人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诬蔑。相反地，中国人的这样的说法一般说来是有道理的：只有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必要的话也包括武装斗争——并取得成功，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成功，最终才能解除世界帝国主义的武装，销毁核武器，并保证人类享有肯定的持久和平。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大致是上述的总路线，在世界革命的问题上我们支持他们反对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中国人现在也同意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某些共产党极右派的蜕化变质的表现提出的批评，例如丹吉领导集团（在印度）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来不仅反对中国的工人国家而且甚至反对被尼赫鲁投入监狱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背叛行径，美国共产党要求黑人和工人支持垄断资本主义和最狂暴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所控制的民主党的可耻行径；法国共产党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表现的可耻的消极态度，意大利共产党的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理论：可以通过“结构改革”、通过议会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无需推翻资产阶级国家、也无需由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共产党领导集团提出的一般的批评。但是同时由于北京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苏加诺资产阶级政权的机会主义的作法保持缄默，我们对中共立场的一贯性表示怀疑。
Ⅲ
另一方面，中共提出的25点（其中的第23点）认为南斯拉夫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的国家而已经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人（在第19点中）（应为第20点——编者注）说，“有些人”过去夸大“某个人的作用”的问题，他们还要求对“批判斯大林”进行讨论，对此我们肯定不能赞同他们的立场。
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中共拒绝过份夸大个人作用的重要性，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斯大林统治下对苏联共产党人和工人以及对国际工人阶级犯下的可怕罪行是由于所谓的“个人迷信”造成的。中共这样做是正确的。中国人批评赫鲁晓夫想“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第19点）（应为第20点——编者注），中国人这样说也是正确的。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进行的这种批评，只有用来比赫鲁晓夫更进一步推行“非斯大林化”，那才是正当的。如果用这种批评来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作法，这种批评就会变成不负责任的、不正确的。
对苏联共产党的整个老近卫军领导犯下的罪行，（这些人大多数被斯大林肉体消灭了），斯大林主义领导集团对国际工人阶级犯下的罪行（他们力图在许多国家破坏和阻挠革命斗争）是非常真实、非常具体的。今天，这些罪行在许多国家首先是苏联和欧洲的工人国家里千千万万有良知的共产党人、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中仍然说忆犹新。
当我们批评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这些罪行不仅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责任，而是那一阶段整个苏共领导集团集体的责任。对这些罪行，我们只有看作是官僚阶级利益的表现，才能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种官僚阶级篡夺了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政权，并压制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真正工具的苏维埃民主。为了防止这种罪行的重演，光谴责斯大林个人是不够的。必须取消官僚阶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特权、在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民主、恢复共产党人在共产党内形成各种流派的权利（因为正如中共自己说的，一个共产党内的少数也可能是正确的）、并恢复工人在苏联法律许可范国内以及在社会主义宪法基础上成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权利。有必要重新确立列宁在世时的那样一个条例：“党员最高收入”（政府中的党员的最高收入）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平均收入。尤其重要的是，有必要通过工人委员会建立工人自我管理制度，把工厂的实权交付给工人。
对赫鲁晓夫这样的批评在苏联和其他工人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间将是非常受欢迎和得人心的。苏共公开信说得对，苏联人民群众当然是支持非斯大林化的。中国反对非斯大林化的任何企图只能使他们同所有的工人国家的基层工人和共产党员完全隔绝开来。
第四国际怎么也不支持中共的非斯大林化的立场。我们试图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我们对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批评。我们坚决认为只有一次政治革命才会在苏联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清除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现象和他们的特权，将大大加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
我们也反对中国的反南共的宣传以及他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提法。中国谴责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极端右倾，这种谴责是正确的。但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跟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是由财产关系决定的。目前南斯拉夫的财产关系是一个工人国家的财产关系，其程度至少同1948年中共也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一样，如果不比那时更大的话。
中共谴责赫鲁晓夫提出的以“全民国家”代替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一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赫鲁晓夫——斯大林也是如此！——关于苏联已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指出，苏联仍然存在两个阶级（工人和农民）因而推翻了所谓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说法。但是在中国人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摘出大量引语以证明只要阶级存在国家也将存在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列宁也在《国家与革命》中发展的这个基本真理的辩证的另一部分：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是一种“开始消亡的国家”，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应当由劳动人民群众集体行使。中国人似乎并不象列宁那样强调必须不断发展和增进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使工人群众掌握真正的权力从而不断反对官僚机构滥用权力和蜕化。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在这方面取得最大进展的正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要不然就是因为在中国就有官僚机构滥用权力的严重现象，而工人群众并不象《国家与革命>所论述的那样行使直接的国家权力？
Ⅳ
简单说，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的“大辩论”中所采取的立场。
托洛茨基主义者全心全意地、但批判地支持中国以及在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中跟其亲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右翼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各共产党左派。
我们批判地支持中国的这一主张：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采取革命方针是同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准备核战争的活动进行斗争的唯一有效办法。
但是同赫鲁晓夫派和毛派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反对任何这样的图谋：把这些原则进行修正来适应任何官僚集团或官僚阶层的眼前利益、或对这些原则进行歪曲来反映任何工人国家的暂时利益。我们致力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期在现时代人类正在经历的伟大的、革命的剧变中，它能反映国际工人阶级以及全体人类历来抱有的普遍愿望。我们再重复一遍，人类摆脱目前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目前的危机反映出世界共运必须刻不容援地摆脱斯大林主义曾想在其中把它扼杀的困境，以应答现时期的要求。我们再次重复我们向全世界一切共产党人所提的具体建议：
召开一次由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
通过工人的民主和国际辩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