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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夫的报告——苏联官僚机构的反革命纲领（摘要）
波萨达斯
1964年8月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苏斯洛夫的报告在它被提出两个月以后，于4月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西班牙文本于5日发表）。必须把这一报告看作是内部斗争尖锐化的一部分。这并不是决裂，但斗争确是尖锐化了。如果他们打算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就会马上把它发表。他们把它压了下来，然后只发表其中一部分，这是因为内部存在着斗争和争论，或者是想在发表以前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他们提出这些文件，最后是为了进行争、辩、攻、守之用的。现在把它们都发表出来，是因为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这并不是说马上要决裂；任何一方都不是真要决裂，但是他们正在导向决裂的道路上前进着。
苏斯洛夫文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苏联官僚们的各种计划加以协调和整理，并把它们一起端了出来。它们是思想，也是纲领。这是苏联官僚们用来回答中国人的纲领的纲领。苏斯洛夫的这一纲领，是苏联官僚们的实际的过渡纲领和背叛行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纲领，它顺序地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和平共处、核试验、战争、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它说明这一历史阶段的指导路线是和平共处，而不是战争；它使所有殖民地革命的利益都从属于和平。这就是路线——并且有可能使资本主义确信它们必须接受和平共处。这是这些官僚们的完整的纲领。从现在起，所有共产党都必须以之作为基础，因为它取消了革命的道路。没有什么革命；只有和平的道路。
官僚机构企图用“全民国家”来为自己辩护
从根本上影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这一过渡阶段的基本基础的，有两个方面。这就是关于国家和党的特性的表述，以及他们现在所说的国家的新形式——这种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说苏联的国家已经从工人的国家变成了全民的国家，从仍然反映阶级斗争的国家变成了每一个人的国家。这就是说，他们取消了工人国家的性质。国家被放在一种对于发展和融和资本主义倾向显然有利的基础之上了。只有当消除了阶级斗争的时候，才能消除工人国家和过渡到“全民”的国家。但是那时也就将没有国家了。现在苏斯洛夫建立他的理论，说是因为马克思说——根据苏斯洛夫的解释——在社会主义中有着一种全体人民的国家。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实际上，在苏斯洛夫这一文件中，这些官僚们是要建立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联盟，是要使工人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和资本主义部分存在下去。
中国人有着与此相反的经验。他们接近于建成了一个同某些资本主义成份联盟的工人国家。他们后来把这些资本主义成份消除了。是用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十分谨慎地消除的，但是他们把它们消除了。
可是，苏斯洛夫对资本主义说，我们能够建成一个全体人民的国家。但是全体人民是什么呢？
全民国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只是意味着一个允许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集团和资本主义利益的国家。但是第二，较此更为重要的是官僚们的利益。这种理论是代表官僚利益的国家理论。这就是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结论。他编造理论来说明代表全民的国家的性质，说它反映全民的利益。但是它是由官僚们来领导的；它是官僚的国家！
官僚们把自己导向各个有关方面那里去。他们把自己导向世界资产阶级那里去；实际上，他们正在打算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
中国人对这一路线的反应，是攻击南斯拉夫人和赫鲁晓夫，说他们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但是，当中国人说赫鲁晓夫已经出卖给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们是说错了。实际上，赫鲁晓夫虽然打算对资本主义作一些让步，但他并没想出卖给资本主义。他不能出卖给资本主义，因为这将意味着这一工人国家的终结。赫鲁晓夫要同资本主义和解，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在这一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显然正在分崩离析的时候，这一步骤使得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和巩固下来。当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公约组织中跟戴高乐有争论，并且戴高乐第一次提出反对意见、投反对票和主张中立化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资本主义分崩离析的环境之中了。最近美国在日内瓦又提出它的看法，它承认它并不是支配世界的唯一国家，并且承认有必要注意世界其他部分。实际上，这是各集团之间的一次讨论。美国并不是主张只有一个美国集团能够统治拉丁美洲的市场和阻止欧洲共同市场、日本等参加进去，而是同时承认另一集团具有同它自己一样的力量和权力，并且愿意同这另一集团进行讨论。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退却。这是那挥舞鞭子、发号施令的头子的退却；它同意在各平等国家之间讨论在日内瓦提出的建议。
官僚机构歪曲马克思主义
苏斯洛夫的文件证明，官僚们的纲领编造了一种关于现实国家的性质是官僚国家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说法，根据实际历史经验，国家当它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时，它就消亡了。只有当在这里同在世界其他各地一样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时，国家才有存在的必要。这种斗争是世界规模的，而不是国家规模的。这也适用于中国人，但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革命结论中忽视了这一点。的确，他们在攻击苏联，但是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结论应用到自己身上。现在存在有世界规模的阶级对抗和阶级矛盾，存在有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国家是阶级对抗还存在着的表现。因此，当世界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即工人的国家是必要的，因为阶级斗争是世界规模的。
不仅国家是必要的，它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它是一种镇压机关；而且在苏联，国家也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并且，只要还存在着不平等的分配，即按劳分配，国家就要继续反映这种对抗和矛盾。只要还存在着这种分配，国家就是完全不可代替的东西。由于按劳分配意味着还不可能实行对每一个人都平等的分配，所以就还没有充分满足各种需要。因此也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在苏联人和中国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条件是变动无常和可以任意改变的，因为一方面，中国人要掩盖他们不充分的理解力和理论上的幼稚病，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和苏联人一样，都要掩盖他们的官僚领导的性质。
需要苏维埃
社会主义意味着一种制度，在其中，镇压机关为说服所代替了。在这种情况下，分配工作不需要有镇压机关。相反地，国家的存在就表明还有着镇压和不平等分配的基础。无论如何，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宪兵队；只要国家还存在着，那就有不平等的分配，在苏联就是如此。从根本上说，那里还有着工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资就不存在了，那里是按需分配的。工资意味着还需要根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分配工作，这就需要有一种机构。在这种机构中，是有着差别和不平等的。因此，这种机构就是一种进行分配工作的机关；从各方面说，它也是官僚政治的根源、基础和力量。这就是在苏联实际存在着的国家。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在这一国家中，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了，无产阶级不能干预政治。
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借以发挥威力的主要基础就是苏维埃。中国人和苏联都没有谈到苏维埃。但是苏维埃必须发生作用。如果没有苏维埃的作用，就不会有无产阶级专政。这里存在一种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资本主义的专政，要通过无产阶级的作用，通过苏维埃的作用，来发挥威力；无产阶级必须在苏维埃内干预政治。如果不是这样，无产者就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实行它的专政。因为它没有赖以实行它的专政的机关。象现在这样的工人国家反映着无产阶级的权力，但是它却不通过那唯一可能的机关——即苏维埃——来实行对资本主义的专政。因此，苏联的官僚们能够推行和平共处政策，能够利用这个工人国家来同资本主义和解，因为这个国家并不代表苏联的人民群众。资本主义不能推翻这个工人国家，这是无可怀疑的。而且，工人群众也不打算推翻它，他们不但无意推翻它，而且保卫它，在上次世界大战时就是如此。那时人民群众是有动机来推倒斯大林的，但是他们保卫了这个工人国家，以抵抗那更重要和更直接的危险，即纳粹侵略的危险。
当苏联官僚通过苏斯洛夫，想要压制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以便走向“全民”国家的时候，那是因为他要压制无产阶级的权力机关，即带有无产阶级性质的机关，也就是工人控制的苏维埃。其目的在于不让人民群众干预政治，并且设法同世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再设法通过改革来消除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可是苏联的官僚们却力图编造一些理论，以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他们作为一个领导阶层而存在是正当的。这就是结论。
另一个结论是，苏斯洛夫文件表明他们害怕风起云涌的世界革命。这一文件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纲领，已经作了理论上的让步，无条件地接受和平，反对革命，同时还捏造了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即“全民国家”，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阶级国家已经消失了。
这种理论使资本主义相信这些官僚们将很重视同资本主义的联盟，也给这一信念提供了基础。
这些官僚们阐释了他们关于国家的特殊概念，研究并发明了一种公式，来从理论上替他们作为工人国家所有者的利益作辩护。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国家这一浅薄的想法，只有当他们企图保卫他们作为一个寄生的、保守的反革命阶层的利益的时候，才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其中，国家由于没有必要已被取消了。这不仅是因为物资十分丰富以及所有需要都得到充分满足，而且也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使得各种形式的镇压和强制机关都成为不必要的了。阶级敌人已不存在，也再没有战争的必然性。
当苏斯洛夫论证一种新式国家的理论前提时，那是因为他要说明苏联官僚们的意图，他们要保持当权的地位，就好象他们是一个新的领导阶级一样，尽管他们不可能是这样一种阶级。他们狂热地表明他们要保持从苏联社会窃取来的各种特权和利益。在批评中国人的时候，这些官僚们力图引诱他们，向他们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公式，并为建立一种反对世界上被剥削群众的共同阵线编造一些理论。
同资本主义和解的世界纲领
但是，苏斯洛夫的结论所反映的，还有一种比所有这些都更为重要的东西。所有讨论和阐述（在他分析“托洛茨基主义的危险”以前）的最重要之点是，苏斯洛夫把这一报告的重点、出发点和目标都放在这样一种看法上：目前的实际危险不是资本主义，不是核战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苏斯洛夫的报告的结论。这是基本结论，也是一种纲领——官僚们的过渡的纲领。
整个文件并不是从世界范围的对立、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出发的。各工人国家的存在、向社会主义的进军以及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被认为是目前历史动向的中心枢纽。这并没有被当作基本问题。整个斗争和危险在于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什么呢？照苏斯洛夫的说法是不断革命。但是不断革命当然不象他所解释的那样——他在说谎。不断革命并不是指蜂拥到大街上盲目放枪，而是指从头一个工人国家开始直到完全消灭资本主义为止的不间断的革命。这才是不断革命。力量的对比以及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进行干预。十分明显，阶级战争的历史分析表明，如果不发生战争，资本主义是不会消灭的。得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结论以后，十分明显，谁采取主动，谁就占很大的便宜。这就是预防性战争的意义。
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战争，虽然资本主义要用战争来回答，那也不是预防性的战争。这是要使历史发展服从革命发展的必然性。但是也必须充分利用和借助于殖民地革命的现有力量。
苏斯洛夫的结论是，目前的危险不是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核战争，而且这些东西是可以使之瘫痪、加以约束和使之驯服的。这种结论完全是胡说八道。最近巴西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没有驰服；如果它们作了让步，那是因为它们觉得在某一特殊时刻它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到了另一方便的时候，它们一定会进行反击。这些官僚们力图使自己同资本主义相协调，要同资本主义和解；资本主义在它缺乏压制革命的力量的时候，是愿意和解的。一个确切的证明是：在以前，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通过电话来任免总统，随意挥舞鞭子，无需动员兵力就更换象阿根廷、巴西、智利这类国家的总统和省长。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它必须依靠军队。托马斯·曼作了论述并得出结论说，在拉丁美洲，“我们的真正力量是拉丁美洲的军队”；他这是承认，帝国主义者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里是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来作为依靠的。尽管有着经济力量，尽管资本十分集中，帝国主义者却没有能力来说服小资产阶级，让他们向后退却，也没有能力在他们中间找到一块基地。因此就有了依靠军队的新纲领。托马斯·曼说，“这说明军队是民主的最坚强、最可靠和最坚决的保卫者”，——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民主。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结论。不能象苏斯洛夫那样抽象地谈论和平。必须具体地研究这一问题。帝国主义刚刚说过，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他们的支柱是军队。这就是说，他们要用军队、用战争来进行反革命。这是实际的结论，而不是纸上谈兵的结论。
当苏斯洛夫说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发生的冒险行为，因而有必要对帝国主义施加压力以便压制它的时候，帝国主义已经在越南表现了它的弱点。帝国主义者联盟显然正在分崩离析。戴高乐的态度使得帝国主义阵线瓦解了。
帝国主义者联盟的分崩离析
欧洲报刊说，中国人正在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结盟。他们能够这样做，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并不批评中国人或任何工人国家，说他们想要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我们完全同意这种做法，但是它不能有害革命的发展。例如，中国人只字不谈加蓬问题。中国人有责任谈加蓬问题，有责任谴责法国帝国主义说他们正在做跟美国佬在拉丁美洲所做的完全相同的事情。事实上还更坏些：法国人直接用军队进行干预，美国佬还没有这样直接地干预。我们要重复我们说过的话：美国佬不直接干预，那是因为这将造成反对他们的战争。他们间接地干预对于他们有利。
中国人要建立一条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佬的阵线，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同时，这也意味着法国帝国主义将利用这种“和平共处”，依靠中国和某些半殖民地国家而舍弃美帝国主义。同样，美国佬也要依靠苏联，并设法利用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和虚弱的局势。这说明美国佬在不断衰弱着。
托洛茨基主义意味着世界革命的发展
苏联官僚们攻击中国人，因为这是一种基本力量，它甚至用一种既和解又斗争的办法使得这些官僚们的联合世界帝国主义的计划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苏斯洛夫的全部报告都在攻击中国人。除了攻击中国人及其能够得到共鸣的有组织的方式以外，它还攻击中国人所受影响的根源，以便摧毁这种根源。这说明，苏联官僚们的巨大弱点不在于他们缺乏物质力量，他们的物质力量是很大的；而在于他们缺乏社会支持和缺乏社会历史方面的理智。
因此就有了来自第四国际的危险，他们认为这种危险十分巨大。他们是对的，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使得第四国际有可能发生影响了。如果说第四国际还缺乏影响中国人和苏联人的物质力量，那么，危险何在呢？危险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这些客观历史条件确切地说明，只有革命的纲领才能使历史前进。
多年以来，他们都忽视了我们，可是现在苏斯洛夫突然说了他所说的话。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被忽视，他们在跟随着我们；他们不再说“我们已经埋葬了他们，他们已经死了”，而是说：“没有死，这些人正在发生一种影响。”他们认识到，这一懂得如何维持自己的小小团体，今天在思想意识方面并且部分地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了地位。到明天，它将是一个有机的、有组织的力量。
我们要重复我们曾经说过的话：三、四年以内，整个拉丁美洲将卷入革命之中；我们也卷入这一整个革命之内。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英国《经济学家》这样说过，美国佬也这样说：他们要么是对付巴西，要么是让整个拉丁美洲都卷入革命之中。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佬中间也有了变化。美国佬所建议的变化是很重要的。富布赖特建议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在以前，他是跟麦克阿瑟和福斯特·杜勒斯抱有同样看法的人，是“边缘政策”的主张者。可是现在，他说我们能够适应象波兰或南斯拉夫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富布赖特根据苏联官僚集团的反革命的政策、活动和结果，提出一种同工人国家的领导人和解和结盟的路线；他以赫鲁晓夫赞成同资本主义结盟的态度作为一个例子，又以其他工人国家——波兰和南斯拉夫——作为有决定意义的例子。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是要利用这些国家来达到它的反革命目的。
苏斯洛夫所详细说明的路线，是要把资本主义的改革办法当作是一种纲领，并要靠它来争取生存。
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正在做些什么，也说明他们是没有力量的。有必要充分了解帝国主义的这种虚弱性。但是象苏斯洛夫这样的共产党人以及中国人，都没有讨论这种成为革命发展的最有利基础的资本主义的虚弱性，而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第四国际巴西支部和波萨达斯的文章都指出：在巴西，只有依靠群众的武装动员和依靠争取权利的斗争，根本改革才能具有意义，才能得到实施。不这样做就意味着退却。改良的政策、依靠军队和依靠民主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政策，都已证明是不适当的。也已证明：帝国主义、地主、大领主、资产阶级没有社会力量来进行抵抗，或者能够希望在选举中，以议会形式和社会动员办法来阻止历史力量的前进。改变巴西的政权和结构的必要性是十分迫切的。而“根本改革”为改变巴西政府开辟了道路。因此，军队进行干预了。这种经验是十分具体而明显的。
苏斯洛夫的演说不仅是针对中国人，而且也针对着所有的共产党，针对着在各共产党内部以及在苏联自己内部存在的各种倾向。
当苏斯洛夫认为有必要发表这一文件的时候，那是因为已经没有可能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了——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许多拥抱接吻，也不可能达成协议。周恩来用一种机会主义的和不协调的方式说赫鲁晓夫是恶棍和废物，然后又祝他长寿，说他是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必要这样做；即使为了外交礼节而要祝贺他，那也有一些别的做法。当然，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有矛盾，以及中国人缺乏理解力和革命一致性。
这对于这些官僚们是一种危险，因此苏斯洛夫谴责第四国际拉丁美洲局、波萨达斯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谴责中国人遵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路线，他们不仅警告中国人，而且警告所有的官僚们。他们还对资本家说：我们反对这样。这是他们对资本主义所做的保证之一：我们在“光荣地”保卫着资本主义和苏联的共同利益。没有人能够谴责他们的革命立场！他们正在做国际告密人的事情。其重要性是极其微小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公开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说：我们反对这样做；这就是说，他们向他们的同盟作出保证，他们要负责攻击每一种革命的政治路线。这一文件不仅是针对中国人的，而且也是以一种具体的和使人信服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做出的保证。实际上，他们在向约翰逊说他们要保持联盟，“看看我们反对所有这些事情，我们批评这样一些立场，即那些反对和平共处、加速核战争和迫使殖民地不顾任何牺牲来进行革命的立场”。
将要表明中国人取得进展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中国人对苏联人提出要求的时候发生的。这是一种组织方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取得进展。跟由于苏联办法缺乏而可能取得的进展比较起来，现在的进展只是百分之五。
赫鲁晓夫谴责中国人提倡派系活动自由，并不是由于偶然，因为中国人的立场显出了这种情况。
这些官僚们提到托洛茨基主义，直接攻击第四国际，也是因为他们感觉到：在社会阵营里，在某些工人国家里，在各国共产党里，形成一些革命倾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他们感到他们在第四国际的思想的面前非常虚弱。他们没有感到我们的实际的有机的物质力量，但是这种巨大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就将变为一种物质的力量。马克思说过，每一种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立场，在明天都将由于自己的历史力量而变成为一种物质力量。
（译自第四国际英国支部机关刊《红旗》1964年8月号）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