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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官僚集团的危机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声明
1964年10月19日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赫鲁晓夫突然被撤消苏联共产党［苏共］的首脑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职务，又一次极其显著地证明，在进步的苏联经济结构和由斯大林建立的倒退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上升号宇宙飞船的发射，非常具体地证明了苏联科学和工业的巨大进步。三天之后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这就使得苏联政治上的缺点和混乱，和科学上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
克里姆林宫的新的领导人立即慌忙向世界表示，领导人的突然改变决不表明国内或国外政策的基本路线将会有任何变动。他们公开提出，他们将切实地执行赫鲁晓夫的路线。
那么，苏联官僚集团又为什么要抛弃赫鲁晓夫呢？
如果苏联官僚集团领导人对赫鲁晓夫制定的总路线表示出一定的关心，那只是因为他们，象他以及他们之前的斯大林一样，全都是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者。赫鲁晓夫在执行那条路线时表现了许多在他们看来显然是过火的和错误的做法，他们因而感到不安了。
事实是，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使得局势越来越紧张，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了。苏联官僚集团希望从死胡同里找到一条出路，因而决定拿赫鲁晓夫来作一头替罪羊。
在国内经济政策上，赫鲁晓夫一味提出了许多如何提高苏联人民生活的漫无边际的空洞的诺言。九年来苏联消费者的境遇确也略有改善——这期间赫鲁晓夫的威望主要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可是等到他，由于连续五年农业生产的停滞，不得不提高肉类和奶油的价格，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大量的粮食的时候，情况马上有了一个急剧的改变。去年冬天，在无数面包店门口排列的长队，对他的威望就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今年农业上的较好的收成也无法挽救这个局面了。
赫鲁晓夫的“生荒地”开垦计划也同样以失败告终。《真理报》忽然提到的不听专家的劝告而制定的“鲁莽的计划”，实际就是指“生荒地”开垦计划而言，这个计划苏联科学院是一直不赞成的。
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破产——自1955年以来，第四国际曾一再指出，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能否掌握住苏共领导权将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重新转向加强正规农业的生产不可能立即获得重大效果，由于建造为发展农业所必需的较大的化学工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显得更为严重了。
经过大吹大擂提出的建立化学工业的计划，由于苏联总的工业生产率的降低，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放慢了速度。要想在同一个时候既要迅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又要维持同帝国主义进行军备竞赛，既要大力增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的援助，又要在国内进行狂热的建设，而且还要拿出大量的投资以求长期维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那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这里还必须强调指出，赫鲁晓夫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克服斯大林时期的过分集中和机构的过分庞大所造成的困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后来却慢慢地越来越没有作用了。目前在苏联国内进行的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已初步表明苏联经济正面临新的困难。
赫鲁晓夫根本无意采取“大跃进”政策，而如果实行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和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办法，那经济上的大跃进也还是有可能取得的。
苏联官僚集团牺牲掉赫鲁晓夫，把农业和工业上的困难全部归咎于他，目的是希望用这种办法来争取时间，以便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但不管怎样，一切可能的改革都只能具有有限的效果；苏联现在需要的是对整个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一次彻底的改变。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鲁晓夫变成了一系列的大大降低苏联威望的错误的替罪羊。这些错误包括出于不正当的估计在古巴设置导弹，提出立即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诺言而又无法实现，赞成联合国派遣“联合国军”到刚果，而结果刚果又出现了卢蒙巴被杀害的事件，更重要的是他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引起了最大的愤恨和反对。
把苏共和中共之间的争吵引到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上去，有其必要吗？有必要忽然停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吗？有必要在尼赫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仗的时候，给尼赫鲁以军事援助吗？有必要撕毁协助中国建立核工业的协议吗？这些问题无疑使得越来越多的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更重要的，事先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不知道被邀请的大多数的党是否会接受邀请并支持苏联的提案，竟贸然决定在1964年12月15日召开二十六国共产党筹备会议，这种做法不是太不明智了吗？
事实上，赫鲁晓夫处理中苏分歧的态度，在苏联官僚集团的眼中，最后简直是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被破坏了，苏联党的威望在各个地区又一次更为下降。甚至那些支持克里姆林宫反对北京的党也不愿意再遵循苏联党的方针办事了。中苏冲突产生了巨大的离心力，这不仅表现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如我们从意大利党的态度上可以看到的，而且表现在政府之间的关系上，比如象罗马尼亚对苏联的关系。如果明天东德，由于抗议苏联和波恩接近的计划，也走上了罗马尼亚的道路，那么克里姆林宫对于这半数以上的缓冲国的控制就很可能会趋于解体。
此外，苏联官僚集团还希望，通过牺牲赫鲁晓夫的做法以制止同北京的关系业已日益恶化的趋势。重新恢复谈判的主要障碍既然已经去掉，那么北京也就可以作出自己的让步而不至感到丢脸了。
如果现在来举行十二月筹备会议，那么它的意义就会完全改变了。那么无限制的争吵，双方采取的许多不负责任的行动也可能就会停止了。即使不可能全面和解，至少可以把这种分歧从烂泥坑中拉出来，重新放到外交家和“理论家们”对坐着的铺着绿色台布的桌面上来。
Ⅱ
赫鲁晓夫在职的那几年，将来一定会被称作是“非斯大林化”的时代。过去，苏联官僚集团篡夺了统制整个苏联的权力，斯大林更把这种权力变成了越来越由他个人专断独行的寡头统治，现在，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的国内、国际条件都已经完全改变了，在这种新的条件之下，苏联的人民群众已经不愿意再容忍这样一个残酷的政权机构，不愿意使自己生活上的需要完全从属于许多包含着巨大浪费的、带有投机性质的庞大计划了。为了防止象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那种随时可能出现的爆炸性事件，为了挽救住他们所享有的特权和他们的统治权力，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人们于是不得不牺牲掉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的方针。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同时消除了斯大林在苏联经济、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所使用的一些极端专横、极端有害的领导方法和行政管理办法，因为这些东西越来越严重地阻挠着苏联的进步。
一向被认为是“非斯大林化”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其实既不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也不是它的最坚决的拥护者。在各个领域中，常常是一些更年青的、更有生气的新生力量的代表们在尽力把“非斯大林化”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将是重新恢复托洛茨基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布尔什维克们所开创的局面。目前，进一步“非斯大林化”的主张早已受到了谴责，甚至已经被完全压制下去。
“非斯大林化”既不是赫鲁晓夫的根本方针，也不是他个人所奉行的政策。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官僚集团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同的一种笼络人心的让步，因为从这里面，官僚集团可以更安全地保全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更大的支持。在赫鲁晓夫倒台之后，决定“非斯大林化”这一路线的客观因素还一定会继续发生作用。
几年来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减轻了在斯大林时代使得许多社会阶层陷于瘫痪状态的恐惧心理。苏联人民群众，由于他们赢得了让步，越来越加强了自己的信心，是决不会容忍那种苦难和恐怖的统治再重新回来的。任何一种想要恢复斯大林统治方法的企图都将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在赫鲁晓夫倒台后出版的第1期《真理报》上，苏联的新的领导人们宣称他们将仍然执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这件事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他们这样做就等于是向群众保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在一切次要的政策上出现什么局面，“非斯大林化”所已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一定会继续发扬的。这同时也就是保证决不会恢复专横跋扈的警察机构、重新在工厂中行使残暴的压制性的法令，也决不会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再降低到同斯大林时代一样。保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将继续进行下去。这些官僚集团对人民群众的让步，从长远来看，将只会增强人民的自信心，而进一步削弱官僚集团的统治。
正是由于客观条件不容许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采取根本性的倒退政策，所以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敢说要作出根本性的改变。苏联官僚集团从来也没有意思要发动世界大战——同事实不符的相反的说法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所散布的谎言。另一方面，它也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扶植社会主义革命，尽管只有那样做才是取得世界永久和平的唯一道路。这两条路线，尽管方式各异，其结果都将会召致官僚主义统治的灭亡。排挤掉赫鲁晓夫的那些人无疑一定会继续执行他的所谓的“和平共处”政策。这个政策并不是赫鲁晓夫首创的——它的发明权应归之于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同美国进行经济竞赛”的政策只不过是斯大林的“在一国中建成社会主义”的旧理论在新的条件下的应用。
官僚集团的新的领导人，那怕只是为了便于同中国重新恢复谈判，为了掩饰，在他们自己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巩固以前，他们本身的不稳定状态和信心的缺乏，很可能会使用比赫鲁晓夫在过去两年中所使用过的更为强硬的言词。也可能他们将改变赫鲁晓夫最近在和美帝国主义合作方面所采用的某些遭到非难的办法，比如象同五角大楼联合起来武装印度的资产阶级（这就是既反对印度的人民群众，又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放手让美帝国主义在东京湾和刚果为所欲为。现在，一切引人注目的缓和莫斯科和波恩之间的关系的努力（这一前景曾使得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为不安），特别是自从西德的资产阶级拒绝承认德国的新边界、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多边核力量的范围之内追求建立自己的核武装之后，无疑已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了。
苏联的官僚集团，一如在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统治时期一样，一定会继续寻求，在主要为了共同维持现状的基础之上，同华盛顿作出全面的安排。它将继续反对核扩散，不管华盛顿供给象加拿大那一类的国家多少核武器的储备，仍然忠心耿耿地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不容其他的工人国家得到核装备。它将提出减缓军备竞赛的建议和裁军的主张。他将继续寻求同殖民地资产阶级进行经济合作，以代替扶植殖民地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因为这一方针将会彻底改变力量的对比，而这种改变，不管对于工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如何有利，肯定是不利于苏联官僚集团的统治的。它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将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斗争限制于资本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法令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推延那些国家中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一直到美国的生产按人口比例计算低于苏联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中苏分歧，通过两国和两党在根本路线上达成完全的协议，以立即求得彻底的解决，那几乎是犹如扭转“非斯大林化”路线以及放弃“和平共处”政策一样地不可能的。中苏争端实际并不是赫鲁晓夫的“错误”造成的。它只不过是表现了在对待帝国主义、国际革命和各自本国的人民群众的问题上，处于不同地位的两个官僚主义集团利益上的严重分歧。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成功，对于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具有深刻的影响。它可能会使中国能更快地加入联合国，这种可能由于许多非洲国家继法国之后对中国予以承认，早已逐步加强了。可是约翰逊却仍然不愿意从远东撤回第七舰队，放弃台湾，或听任东南亚条约组织解体。只要华盛顿不肯放松压力，中国就面临着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部分经济封锁的可能。这种情况的存在早就足以迫使北京采取一个跟莫斯科完全不同的路线。
克里姆林宫里的新的头目们，既然决定继续执行由斯大林提出而由赫鲁晓夫加以发展的主要政治路线，必然也就将遇到使他们的前任蒙受政治灾难的同样的无法克服的困难。
Ⅲ
苏联官僚集团希望通过抛弃赫鲁晓夫以求得解决眼前矛盾的临时的办法。只要这个新的班子能被统治机构中的绝大多数所接受，只要政治危机不发生新的震动人心的转折，官僚集团也许可以借此争取到一定的时间。可是官僚集团是绝不可能克服由它的统治本身的特性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赫鲁晓夫的继承人们，看来不但不可能缓和那些矛盾和困难，相反地却只会使它们进一步恶化。
为了防止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爆炸性的事件，农业投资计划必需以加倍的速度进行。可是柯西金，这位由于农业投资应如何按地区分配的问题曾经同赫鲁晓夫发生争吵并以此而闻名的工业专家，在牺牲重工业方面，肯定不会比赫鲁晓夫表现出更大的热情。柯西金所以会被选来和勃列日涅夫分担最高领导权，这一事实就表明了在官僚集团中他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工业生产速度的普遍放慢，对于化学工业计划以及对于农业生产质量上的改进，肯定不会是一个吉兆。为了脱出这个困难的境地，就必须有某些方面遭到牺牲——这或者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或者是官僚集团中的工业派的偏好，或者是工厂和托拉斯的经理们的要求，或者是集体农庄庄员们的愿望，或者甚至是某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国际政治方面，情况也不是很好。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们因为急于要表现他们对“和平共处”事业的热心，作出了种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可是要想一方面改进同北京的关系，一方面又不让华盛顿感到忧虑，那如何可能呢？因为，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所需要采取的步骤，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情况也完全相同。当然，同北京的关系的某种程度的改善，将可以使中国人在争取建立一个新的亲中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便同莫斯科的“正统”运动作竞争方面，放慢脚步。可是赫鲁晓夫的忽然下台已经在一切共产党中引起了不安，引起了忧虑和混乱，这一事实有什么办法可以抹煞呢？赫鲁晓夫的被逐以及这件事所以能够产生的具体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加强国外的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对于苏联的论点和纲领早已抱有的怀疑态度，加强他们不愿机械地亦步亦趋地追随克里姆林宫的倾向，这一事实又如何可以完全抹煞呢？那些在解释“非斯大林化”的意义和力图为不知名的赫鲁晓夫建立威信的工作上遇上了最大的困难的人们，现在可能会感觉到，在作为过渡的“集体领导”由于选出一个新的执掌大权的“第一书记”而宣告结束之后，现在要想在那个神座上再安置上一个新的上帝，恐怕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同官僚集团上层人物的愿望相反，甚至同这件事所产生的，在他们看来，似乎很令人满意的直接结果相反，赫鲁晓夫的被逐，不但没有阻止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权的日益削弱，而且是更加速了这一过程。官僚集团指责赫鲁晓夫，说他的许多行动帮助推动了“多中心主义”的倾向。但忽然抛弃他的这种行动只可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一步刺激这种“多中心主义”的发展。没有一个卓越的领导人，而只有一些在对每一个具有一丝一毫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进行清洗的那些年月里，一再受到斯大林的洗炼、庇护的官僚主义分子，在这稳定的个人领导遭到新的打击之后，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重建起自己的威信。苏联的官僚集团慢慢将不得不习惯于看到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多地遭到别人的议论，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出的指示将越来越受到严厉的批评。
那些或者象日益向右的意大利党，或者象日益向左的委内瑞拉党，表现了决心单独行动的各共产党，从今以后，将会更加毫不拘束地走着自己的道路。而那些同法国党一样目前看来在接受领导方面称得起模范的各共产党，也可能会忽然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多中心主义”势将越来越表现出它自己的发展的逻辑。
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工人国家。对它们来说，赫鲁晓夫的下台也同样既是深刻地危及整个工人国家制度的危机所产生的结果，又是加深那种危机的一个新的因素。它们全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和赫鲁晓夫的下台，两者之间即使没有因果关系，却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苏联领导人的突然更换急剧地改变了苏联同其他工人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些过去完完全全接受斯大林控制的工人国家，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它们看到了南斯拉夫的反抗，接着中国也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了。反抗莫斯科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了，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更充分地表明了这种情绪，克里姆林宫只得以放松控制作为代价，才重新获得掌握这些国家的权利。由于群众的压力和“非斯大林化”的直接结果，这些年来苏联官僚集团的威望越来越削弱了。赫鲁晓夫的垮台更是对这种威望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其结果也将会在这方面对“多中心主义”产生新的推动力。
赫鲁晓夫的下台最终将对苏联社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人民群众要求彻底改变政治制度的思想已经趋于成熟。在赫鲁晓夫突然退出政治舞台一事的震惊之下，人民群众有种种理由感到，有必要要求克里姆林宫的新的领导人们实现赫鲁晓夫一次再次提出的种种诺言。
这些诺言可以开出一个很长的清单，从修建纪念碑以纪念斯大林恐怖统治时期的受害者，一直到在几年之内使苏联人民生活达到同美国工人生活相等的水平。另外他们还将提出由于政权易人的性质所引起的一些新的要求。
赫鲁晓夫的下台将对苏联人民群众敢于批评的思想产生新的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也将对进一步消除官僚主义统治产生新的巨大的推动力。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行清算之后，在赫鲁晓夫突然被撤职之后，苏联的共产党人、其他工人国家以及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员将可以更正确地评价动摇着苏联官僚主义统治的那种危机的历史地位。他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无产阶级民主的正确形式的建立，不但绝对不会构成对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稳定性的威胁，而实际却是达到这种稳定的首要条件。托洛茨基的分析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证明。
Ⅳ
从赫鲁晓夫的倒台所提出的主要教训是，现在有必要彻底改变苏联的政治结构。
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决定，从性质上讲是非常奇怪的。广大的苏联共产党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都完全不知道，这一决定是由谁作出的、由谁执行的、为了什么理由，以及根据什么论点。他们既不知道这个被作为牺牲的人的观点，也不知道，他对于他所遭受到的秘密控诉曾如何为自己进行辩护。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在苏联是不存在的。
官方的宣传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那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和同国家有关的各种形式的控制都已经消失了。官方的宣传告诉我们，现在是“全体人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严肃地将苏联命名为“全民的国家”，将苏联党命名为“全民的党”）掌握着政权。而这据说是掌握政权的人民，只看到政府领导人突然变更，却根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中央委员参加了作出这一决定的10月14日的会议，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式表决作出的决定，也不知道这一议案是怎样提出的。他们不知道新的政府的纲领同旧的政府的纲领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国家属于“全体人民”，而这“全体人民”对国家的事务却仍然一无所知。
在苏联，甚至在斯大林独裁统治时期，政府权力也并不是真正由一个人的力量来推行的。但是很明显，那也决不是“全体人民”的力量，或者无产阶级的力量。那么，构成这种力量的是些什么人呢？是以人民的名义掌握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吗？无数百万的党员只是在10月15日听广播或者在第二天读《真理报》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又怎么样呢？这个机构，在1957年召集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官僚集团上层分子举行会议，以批准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的时候，确曾表现出它的真正的社会基础。而免除赫鲁晓夫职务的这次会议不管是跟那次会议完全相同，或者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它仍然只不过是代表了在苏联垄断政治权力长达三十五年以上的那个官僚统治集团。
陶里亚蒂在他的“遗嘱”——这个“遗嘱”无疑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宣称，苏联仍然没有回到列宁主义的政权形式上去，仍然没有建立在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的自由。这话是对的，至少也部分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赫鲁晓夫被黜的方式表明今天的苏联，同列宁的时代（那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比现在要穷得多、弱得多，而且受到比现在大得多的帝国主义的压力）所建立的政权形式，不知要相去多远。
苏维埃民主的标准要求组织工人和农民的委员会（苏维埃），在这种委员会中一切尊重国家制度的团体和个人都保证享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在这种制度之下，全体工农委员会的代表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根据明确提出的、经过充分的公开讨论的纲领提出政府首脑的人选。在共产党内，列宁所理解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是，一切问题在领导集团做出决定以前，必须在党员群众中进行充分讨论；容许在公开发布的纲领的基础上，在把问题提交党员进行毫无顾忌的争辩的基础上，自由地组成党内的派别；同时在经过全党的民主讨论之后，以不同的纲领为基础，选举出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决定政策的机构。在今天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工人阶级多党制以加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施，看来是完全可行的。
在苏联重新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将会大大加强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团结。它将使得苏联政府有可能重新获得跟列宁的时代相同的人民群众的充分的信赖。它的一个巨大的好处将是成立一个有秩序的宪法机构，使领导人的更换始终遵循着正常的程序。
在国外，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苏联对劳动人民的吸引力也会大大加强。苏维埃民主的优越性，对于作为一个个体或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来说，都将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
正是为了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甚至比列宁时代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第四国际，长时期地进行了斗争。
资产阶级记者和政客们总常常拿“西方的民主”来同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种种制度相对此。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从来都没有扩展到生产关系上去，而在政治领域中，它也遭到了严重的浸蚀，有时甚至为法西斯主义所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则将渗透到所有的工厂、农庄以及整个社会的全部结构中去。无产阶级的民主，从质量上讲也将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最好的民主优越得多。
要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就必须通过一次政治革命以打破现在的官僚集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把这种权力交还给城市和农村中的工人群众。赫鲁晓夫的倒台和他倒台的方式都同时表明这种革命现在仍是如何需要，以及这种革命的苗头已经是愈来愈临近了。
1956年，当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在联共二十大提出时，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直是致命的一击，使得它从根动摇了。比如在美国，它使得共产党不再成其为一个有效的组织了。在别的一些国家，它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使得党的领导易人，并造成党的分裂。中苏分歧也产生了同样的作用，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党员群众的范围。古巴革命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形成的新的革命政权，而使得问题更形复杂。现在赫鲁晓夫的倒台，则更是对这一巨大运动产生了新的动力，而这种运动的要求，从根本上讲，就是打破已经僵化的组织结构，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领导。
因此，所有积极的共产主义者都深切地关心最近的这一事件，并从中取得一切教训。他们应该要求对有关赫鲁晓夫下台问题的每一个问题进行充分的和自由的讨论。他们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之一，是听听赫鲁晓夫自己为他所采取的路线进行辩护。结束居于少数派的赫鲁晓夫的领导权的那次会议的速写记录，应该立即印发给大家，应该让赫鲁晓夫利用苏联报纸的篇幅，以及让他有机会出现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说明他自己的立场。工人阶级中的各个派别，包括托洛茨基派在内，都应该有权参加讨论。
各地积极的共产党员，在他们自己的党内，应该记住一个巨大的明显的教训，那就是，依靠莫斯科的领导是危险的。斯大林领导的灾难性的实质在二十大上已经完全揭露出来，连瞎子都可以看见了。现在有关斯大林死后莫斯科领导的新的揭露，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各共产党，必须在配合本国革命发展需要的指导之下，学着单独制定自己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这样做的最后结果，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从而大大加强工人国家的阵容。
赫鲁晓夫的倒台又一次强调表明，国际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领导权方面的危机。解决这个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真正能够在国际范围内——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在殖民地世界以及在那些已经取得革命胜利并已经取得工人国家地位的地区——执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纲领的新的领导。这就是第四国际自建立以来一直奋斗的目标。
（译自《世界展望》第2卷第36期）
感谢 鲍晓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