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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非洲扮演的角色

韩生

(1978年5月1日)



  [按:觅路社将于八月出版长达四百页的《古巴革命的动力》DYNAMICS OF THE CUBAN REVOLUTTON。本文是韩生为本书写的导言。]

  古巴近日由于在非洲的政治介入,引起了国际广泛注意。白宫对于古巴提供的物资援助给安哥拉,然后给埃塞俄比亚,有着强烈的反应。前美国总统福特曾描述卡斯特罗政府为“国际的被放逐者”。而卡达则坚持要卡斯特罗将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否则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国务院已在外交方面施加压力,并已恐吓将会诉诸军事措施。
  华盛顿有如此强烈反应,是由于古巴在非洲的存在,表示帝国主义对该区控制的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影响更加强,而有能力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力量获得了新的鼓励。
  任何人如果反对战争,支持民族自决权的,都应极之关注帝国主义现在重新发动的反对古巴革命的运动,要在国际规模上组织起来,保卫古巴革命的成果。
  古巴今次重新卷入世界政治漩涡,亦引致人们对古巴革命的性质、古巴领导的政治性质、及古巴与苏联的关系等重新感到兴趣。现今讨论的问题有:古巴顾问和军队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它地区的存在,是否证明卡斯特罗现正是莫斯科的傀儡?还是,古巴政府正推行自己的政策,刚好这政策在现阶段与莫斯科的目标吻合?古巴在非洲渐增的势力,反映古巴革命现今的地位如何?古巴是否已被一个寄生阶层盘据?革命是否已堕落到一个斯大林政权已夺权?古巴革命是否一开始便是由斯大林主义所领导?还是,新的进展表示一个在国际上推广革命政策正延续,正横越斯大林主义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存”的政策?
  以上的问题,在古巴革命的头几年已提出和辩论过;现在古巴在非洲采取主动,这些问题于是又重新提出来讨论了。
  要寻求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不能单是详细研究最近的事件发展,何况资料是如此缺乏,例如莫斯科和古巴政府的谋算等。目前,对于这类要点,我们仍只能作出估计或推断。
  很明显需要的,是对背境有明确的认识。要深入分析古巴在非洲渐增的影响力,便要同时涉及古巴领袖在古巴进行革命斗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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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极力鼓吹说古巴已变得完全倚靠苏联,完全服从克宫的命令,而且已派遣军队到非洲为苏联马前卒。这些论点都吻合国务院长久以来的宣传,即描述苏联是野心国,企图征服全球。但事实上:苏联统治层外交路线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持现状,即与帝国主义强国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存”。
  假如布里兹尼夫改变了这个政策,转而利用武装力量扩张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力,那么,这个转变便是世界局势一个新的大转变,而我们亦需要重新衡量苏联政府的本质,重订革命马克思主义对统治层的态度了。这个看法就等于将古巴改观,看作布里兹尼夫采取攻势的前锋了。
  但国务院却不认为布里兹尼夫已采取了阶级斗争路线。国务院将布里兹尼夫和卡斯特罗是分开对待的。美国虽在积极发展武器以对抗苏联,但仍与老布保持友好关系;但卡斯特罗则被列为国务院敌人名单的首位,中央情报局亦几次尝试暗杀卡斯特罗。
  美国的态度,是很自然的帝国主义的反应——当它面对古巴领导为保卫其革命而实行扩展革命的行动时。
  古巴的行动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古巴革命刚胜利后的激奋浪潮中,拉美发生了一连串仿效七二六运动的事件,而古巴则在政治与物资上加以支持。当时来说,古巴革命的扩展,似乎是延续七二六运动的方法——主要是发动游击战。这个时期的高峰,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哈瓦那召开的拉美团结组织会议(OLAS)。会上,卡斯特罗猛力抨击改良主义的拉美共产党,说他们破坏游击战。那时,古瓦拉正在玻利维亚指挥游击战,未几阵亡。虽然古瓦拉这个冒险是一个不妥当的主意,但从这个行动可以看到卡斯特罗部队的国际观。古瓦拉其中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新阵线,帮助越南抵抗美国对印支的侵略。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卡斯特罗曾公开提出派遣军队和军火去帮助越共。三月十六日,他呼吁北京和莫斯科团结自己队伍,对付共同的敌人。卡斯特罗说:“我们认为越南应获得所有必需的援助……我们主张以军火和军队去援助……我们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冒所有危险去支持越南……。”古巴的派遣“军火和军队”的建议被“民族解放阵线”拒绝了。但,古巴是第一个作出这类公开建议的工人国家。这个发动可能有决定性作用,逼使莫斯科和北京以同样声明来反应。
  (二)古瓦拉雄心壮志的计划惨败后,开始了一连串采取游击战道路尝试的失败。卡斯特罗这时便作了一个转变。由于当时离开一九六七年拉美团结组织会议后只有几个月,而当时又没有公开的对以前的路线作一批判性检讨,所以在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中产生了较多的混乱。古巴那时仍对进行拉美游击战的战士加以援助——主要是给予训练,但已不再将游击战看作成功的康荘大道。
  经济情况亦令古巴担忧。美国经济封锁开始引起困难。古巴政府提高经济目标,希望尽非常的努力,克服美国封锁的影响。可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显着的如一九七零年生产一千吨糖的运动,结果却令经济计划失调,工人精疲力竭。面对这些后果,古巴政府只有重估优先重点,订立较缓进的目标。这个停顿下来检讨游击战失败的意义,考虑其它可能选择的时期,一直延至一九七五年。
  华盛顿显然认为拉美游击战的下降趋势是古巴革命驯化的迹象。国务院的封锁未能孤立古巴,现在开始尝试将卡斯特罗包括在“和平共存”的一般架构内。
  (三)葡萄牙帝国的崩溃,殖民地的解放斗争高潮,里斯本独裁统治的垮台,这些都给古巴开启了新的机会。古巴已与非洲各游击队伍建立联系。在安哥拉,古巴给予援助——主要是战斗部队——以抵抗美国和南非阻碍解放斗争的意图。武装部队本身有超卓作用,甚至可撇开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这个古巴信念在非洲比在拉美更明显地受到考验。
  古巴的介入,是合法的,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是国际认许的安哥拉合法政府,它邀请古巴派遣物资援助(包括军队)来增强安哥拉的自卫,抵抗美国和南非扶植帝国主义的企图。古巴对这呼吁作出反应,并根据国际法律而行动。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形亦一样。今天,非洲不少国家都有古巴顾问。
  莫斯科有提供物资援助(首先是军火)给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这点并不新奇。苏联以前已有给予非洲国家及其它地方的国家(最特出的是古巴这例子)以同类的援助。苏联统治层逼于这样做,一来是应付北京的挑战,二来是让其矫饰的社会主义立场有点实质支持,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争取领导那些朝反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力量,以能更好利用这点来与美帝作交换。莫斯科的目标,不离和解这个一般内容。她寻求的,只是更多耍花招的余地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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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对古巴的外交政策有如下几点批评:
  (一)将游击战在洲规模上扩展,我们认为是基于对古巴经验和将它重复的可能性一个错误的估计。巴蒂斯达之被推翻,关键在于古巴当时阶级斗争的兴起。这个兴起并非由游击行动“引发”。相反来说,阶级斗争的兴起,令到“在这个事例中”,有可能即使是通过游击战亦能胜利。
  当美帝及其抗美的附庸力量得悉古巴事件后,便采用更压制的政权去窒息阶级斗争,因为建立了各军事独裁统治,他们第一个行动便是摧毁所有工人阶级组织。面对着厉害的猛攻,群众后退了,游击运动便越来越难以进展。他们不能解决与群众连系的问题。
  由事件的转向得出的总结论是:要带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便需要比一枝游击队伍更有效的方法;所需要的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群众工人阶级党。
  (二)古巴为了要建立一个共同阵线以对抗美帝国主义,却不能按政纲去分清这个阵线的成员。所以古巴有时连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权也向之欢呼,只要这些政权是“进步”的,亦即遣责帝国主义或赞扬古巴革命的。因此便引起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产生混乱,结果导致很多支持者走向错误的途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巴给予以亚伦第为首的智利政权的支持。虽然卡斯特罗在访问智利时已预感到智利将有摊牌行动(他送给亚伦第的离别礼物是一枝轻型自动枪),但他所提议给智利政权的支持却好像是支持它追随资本主义。亚伦第不能对军队的叛变者采取行动,引致他自己性命也丢了。但更重要的是,军人政变的夺权,对拉美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极沉重的打击,古巴革命的敌对政权亦多了一个。
  (三)古巴今日在非洲的政策,可以受到同样的批评。古巴并没有将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政权的纲领表现了出来,这些纲领的本质是致力维持该国的资本主义关系。
  古巴的主要兴趣,似乎在于表扬这些地区发生的动荡及帝国主义方面;但是,忽略了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只会产生反效果。如果相信反帝斗争自然会加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极危险的,这种看法会导致社会主义受到失败,就如智利的情形。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都已经发生了政府采取压制手段对付革命社会主义者。
  在厄立特里亚事件中,古巴政府最初是支持当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当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组织讨伐队伍准备以军事手段击溃叛军时,古巴似乎不能决定怎么办——参与?旁观?撤退?从古巴的犹疑,可以看出,不一致的反帝路线会是如何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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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巴在非洲的新角色,可以看到什么是古巴革命及其领袖的本质呢?当古巴响应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要求时,左派圈子盛赞卡斯特罗政权的国际主义,更进而肯定安哥拉政权的进步性。但当古巴同样响应埃塞俄比亚政权的呼吁时,左派圈子又认为这显示古巴革命的堕落了。实际上,古巴与安、埃政权的关系,并不提供卡斯特罗政权的本质及古巴革命的地位等新的迹象。
  国务院宣传说古巴在非洲的角色,等于是克宫的代理部队。国务院的宣传,未必表示这说法一定是错误的。但假如我们细看这个宣传,就自然要提出以下的问题:为什么克宫要选择古巴担任这个角色,而不是波兰或捷克?是否因为古巴离现场最远,而运输困难亦最大?古巴的游击战记录是否在最高位?莫斯科是否计算到白宫会对古巴这个选择有最激烈的反应,因而会确保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情况升级?还是克宫有更不可告人的原因,希望煽激美国?
  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出的结论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将古巴牵涉入非洲的反帝斗争中,有着某种主动性。
  有人说,古巴在非洲渐增的势力,显示古巴本国坚固的官僚层已定形。但是,可得的资料显示情况刚好相反。坚固的官僚层,例如中、苏的官僚层,特色是它的保守性,它的甚至反革命的观点,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因此,它们寻求“和平共存”,寻求“和解”,寻求牺牲群众而与帝国主义国家协议。可是,在非洲的古巴活动,大大增加了动荡,而这是有损帝国主义国家的。卡斯特罗的路线进展,是断绝了而不是招致了与美国的协议。单是这点儿就足以强烈说明非洲的事件并不证明古巴本国官僚层的硬化。
  古巴今次在非洲的行动,并不基本改变我们对卡斯特罗政府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行动路线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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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巴在非洲有如此大影响力,似与这个加勒比小国的大小不相称。这个差异很明显可以解释:就是古巴革命的力量。
  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一)以前在美国傀儡巴蒂斯达统治下的古巴和今日在革命政权统治下的古巴之间的对照;(二)今日的古巴与其它的拉美国家之间的对照。古巴说明了在有计划的经济下可以做到的事情,来改进穷人的生活水平。例如智利等国则是刽子手的陈列柜。
  推翻资本主义后可达到的成就,是难忘的。这些成就包括消除失业;禁止种族主义;鼓吹男女平等;成立国家规模的幼儿院;建立免费的教育制度,提供学徒书本、食物和衣着,建立模范的社会安全制度,包括医疗服务;进行大规模房屋建设,解决以往严重缺乏的居住情况,土地改革更是决定性地建立了坚固的工农联盟。此外,政府并照顾到年青人的需要;胜利初期,最需要的是可靠的人员,当时,国家让青少年在整个岛上担任要职,今天古巴的年青人所获得的广泛的教育与就业机会,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及的。
  古巴这个典范,这个革命带来的成就的典范,就是做成古巴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的原因,也就是做成它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的原因。
  本书的文章,着重为初期的革命辩护,并分析这个特别的模式,这个没有一个列宁主义党存在却成功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模式。
  古巴革命一开始便已遭遇极大的困难。其中一点是领导力量的不足,而最重要的,是对游击战的极大倚赖,以扩展革命。另一点是不能立刻进展到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
  困难主要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美帝立意扼杀古巴革命。卡斯特罗被置于暗杀对象之列;农场牲口被注射传染性病菌,破坏者放置炸弹;两件轰动的事件是哈瓦那港一艘商船被炸毁,哈瓦那一间最大的百货商店被人放火焚毁;更甚的是猪湾被军事侵略;最坏的是经济封锁。小小的古巴,要靠人口石油作为能源,真的是被重重围困的孤立堡垒。为了要捍卫革命,卡斯特罗政府便将古巴置于战时法律下。
  每当我们批评卡斯特罗政府的弱点与过失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华尔街及其在华盛顿的政治代理人在封锁古巴革命令其不能自由发展上,是负有全责的。
  克宫要负责另一困难来源。没有苏联的帮助,古巴革命定必会被美国摧毁。古巴寻求苏联帮助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古巴应该享受到这个援助,因为这符合于列宁和托洛次基领导下苏维埃政府所坚持的世界革命纲领。
  斯大林的继承人觉得不能不答应古巴的要求,但他们却不是提供无偿的援助(他们责任应该如此提供),而是要求代价——主要在政治方面。因此,古巴为了要得到必需的援助,便需要让古巴革命的红色光辉照在赫鲁暁夫和布里兹尼夫身上。
  从很多历史记录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是卡斯特罗批评苏联入侵捷克,虽然他勉强支持这行动),克宫所要求苏联援助的代价,令古巴产生愤恨。古巴不能自由发表意见。他们能够及时获取必需的物资援助以保存革命,可是付出的政治独立的代价却是沉重的。
  我们在研究古巴官僚化问题时,必须考虑到美国的破坏与苏援的代价。经济封锁将古巴孤立并使她更贫困,因而增加了负责保卫国家那些阶层的社会重要性。在分配缺乏的供应时,优先的是给予军队的;其中一个后果便是产生了现今拉美一支最好的军队;另一后果却是产生了军阶——官僚化的一个迹象。克宫的影响,可见于官僚倾向的渐增。这是巴蒂斯达时期的斯大林主义组织内的重要人物所领导保护的倾向。这些硬化的官僚受到卡斯特罗的迎头对抗。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就是苏联统治层的先例——它取消了列宁和托洛次基培养的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民主的典范存在,可以抗拒克宫支撑的极权统治形式。
  我们不能说,在古巴,对抗官僚主义的仗已胜利了。迹象显示这深毒的社会疾病反之是增强了,这些可见于军队中与兴起的军阶;共产党内禁止成立倾向和派系;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有独立思想的诗人百迪拉PADILLA被捕入狱;左派知识分子抗议这次拘捕事件却受到漠视;百迪拉被逼作出莫斯科式“供词”;文化界跟着受到压制,在这之前,古巴人民本希望令革命成为“不受约束的思想学派”,而与官僚作风抗衡。
  然而,古巴官僚主义的发展,仍未到下述那样的严重程度;一个硬化了的官僚阶层已形成,行使独裁权力,已不能挽救,而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现在尚没有一个质变,可以令人得出以上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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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古巴革命所采取的立场,是得自它对这事件的最初分析,总括来说有三点:
  (一)捍卫古巴革命,抵抗所有敌人。身为美国一个政党,社工党认为它本身一个特别的职责,是促进尽可能最强的政治性反对,对抗革命的主要敌人——美帝。这种捍卫是无条件的——它不会受古巴政府的态度或政策所左右。
  (二)争取古巴本国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目的是要领导群众最有效地参与决策,因而加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立工人议会,将会为古巴革命增加新的力量,使古巴革命成为一个活榜样,证明社会主义主义并非必然会带来极权主义,相反,是将民主扩展至受压迫的群众,这个方法最终会引至国家机关的衰亡。
  (三)争取组成列宁主义党,保证内部民主,亦即批判性意见有被聆听的权利。布尔塞维克说明了党在保卫成立倾向和派系的权利时,它的力量是如何大。根据古巴特点而造成的同样事物,可以有力地激发起世界各地成立同类的党。这会大大帮助解决在国际规模上,无产阶级面对的领导危机,因而会确保一连串新的革命胜利。
  

写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星荧译自一九七八年六月廿六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间中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