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四国际 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支持波兰工人对抗官僚层的斗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1．经过牵涉二百万以上工人的两个月罢工后，波兰工人阶级赢取了巨大的胜利。自斯大林主义独裁官僚专政在苏联形成并在后来扩展到东欧以来，这是第一次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赢得自己组织的权利、罢工的权利、新闻检查部份取销、可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更多宗教自由、因声援罢工者而被迫害的政治犯被释放、以及官僚层承认过份物质特权的存在。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全球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胜利。
尽管官僚层尽其所能孤立和分化罢工者——封锁消息，向一些工人让步但拒绝另一些工人，绝望地企图防止罢工集中进行——但是波兰工人却证明了他们卓越的团结和阶级组织性。
罢工始于乌苏斯工厂，那儿是七六年斗争的前线。运动从一个工业中心蔓延到另一个工业中心。最初，一个通讯网（通讯员在七○年和七六年罢工之后产生，与《工人报》联系）将初期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散。后来，半秘密、半受政府容忍的工人动员委员会在几个工厂成立，协助将运动扩展。
自七月十七日乐布连铁路工人罢工（离开苏联边境六十公里）以后，运动采取了半总罢工的性质，牵涉了十七间工厂，令该市经济生活瘫痪。当罢工运动到达波罗的海港口，即在七○年和七六年罢工中取得最多经验的工人阶级部份，运动就取得了更高水平的组织和政治化。联系不同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出现了。格但斯克—格定尼亚—苏波区的罢工委员会是由来自五百间工厂的八百名代表组成，他们廿四小时在列宁船厂开会。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这个罢工委员会成为其它许多地区仿效的范例。在上西里西亚区（它较后期才加入斗争），罢工者由于煤在波兰经济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煤出口赚取了波兰外汇的最大部份）而占重大比重，他们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有来自七十二间工厂的代表。煤矿工人比格但斯克工人赢取了更大的胜利。格但斯克罢工委员会的二十一点要求成为许多地区工人要求的范例。当官僚层向格但斯克罢工者投降时，罢工者正在研讨将全国的罢工委员会集中成立一个罢工中央委员会。
罢工者及其领导表现了良好的策略意识，他们现实地估量了力量关系的对比和官僚层的性质。他们不让自己被挑衅所欺骗。他们将工厂改变成为工人阶级的堡垒，拒绝在任何其它地方谈判，拒绝在共产党或是政府办公室谈判。他们避免街头冲突。他们在斗争进程中建立自己的组织，依靠群众民主大会同时选择正确的策略。谈判是在罢工者控制下进行。经常性的罢工者群众大会以全面的、无限制的民主辩论来批判地审查每一个行动。
罢工者在某些要求上妥协，如果官僚层要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就需要自杀或会激发它与克里姆林宫公开决裂。罢工者考虑到，虽然罢工者取得普遍同情，但直接牵涉的只有工人阶级的少数部份。而且，他们要考虑克里姆林宫直接介入的威胁。在当时的力量关系对比下，问题是要巩固他们的自主组织，达到对抗官僚层的初步胜利。而不要立即面临与官僚层的摊牌对抗。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罢工者总数不超过二百万，但现在在工人所称的“自治”工会内，人数已有两倍。正因为八○年七、八月的模范斗争，波兰工人现在已达到比罢工时期还高水平的组织。
2．工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胜利，原因是斗争的广泛，组织性的高水平，全国的巨大同情，以及国际和国内力量关系对比变得此五六年或七○年有利得多。
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更深的危机，西欧工人阶级对资本进行的紧缩攻势的抵抗，在群众打击下苏莫沙和伊朗王独裁的倒台，西欧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不民主实践的某些方面的批评，苏联入侵捷克的长期反响，所有导致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因素，以及世界革命的新成果，所有这些都令到苏联更难于入侵波兰。
如果看轻这个入侵的威胁，将会是不负责任的。可是，这个侵略比起以前来说将困难得多，而苏联官僚层将要付出更高昂得多的代价（包括在苏联国内）。整个国际形势鼓舞了波兰工人，并协助令波兰官僚层作出真正的让步。
在波兰国内，社会力量对比有了改变。工人阶级现在是国内占多数的阶级。比起五六年，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减弱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了扩展，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有了提高。
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个先锋战士层份，他们经历过七○年、七六年和八○年的反官僚斗争而变得有经验和有战斗磨练。他们对于官僚层改良自己的可能性的幻想已有很大部份消失，在五六年（高木加经验）和七○年（盖莱克经验），这些幻想很明显。
官僚层发觉陷于经济绝境中，因而它玩手段的能力受到限制。自七○年危机之后，政权首先激发了一个经济蓬勃时期，但它的燃料是欠下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大的债务。官僚层企图以工人生活水平的上升，来作为它重新稳定控制的基础。可是，官僚层的浪费和疏忽，投资的重复和“地区性、企业性自成中心”（缺乏工人真正控制时，这是无可避免的），以及官僚层所不能预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效果——所有这些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涉及工人取得的食物和消费品供应；政权两次尝试解决这困难（在七六年和七九至八○年），方法是削减工人的生活水平。工人两次都以日益强大的力量作出反应。
官僚层分化反官僚反对派的努力是失败了。共产党无一派别能提出群众眼中可信的政治出路。在六八年，声援“布拉格之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对派大致上是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在另一方面，七○年的工人反抗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中全无响应。可是，在七六年至七九年的时期，盖莱克的声望被七六年的罢工和他迫于作出的让步所削弱。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重建了一个政治反对派，他们在实际上争取了半合法表达意见的权利（“社会自卫委员会”、《工人报》、天主教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团体）。在共产党内部和周围，怯弱的反对倾向重新出现，可是它们无能力提出有群众支持的纲领或领袖。因此，当许多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教会倾向乐于避免与官僚层直接街突或避免任何群众斗争，只安于对官僚层施加压力时，八○年夏天工人斗争的汹涌浪潮在质方面改变了形势。事实上，它团结了城市和农村极大多数人民支持工人的罢工。
因此，差不多整个国家都意识到震撼社会的深刻危机，但却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赢取了反官僚的反对派的社会领导权。除了苏联军队在五六年十一月入侵匈牙利之后数星期外，这是第一次在一个斯大林主义极权工人国家有如此广泛和持久的斗争。这是苏联将来政治革命的吉兆；在苏联，社会力量关系的对比在实质上可比拟（即使不是更胜于）波兰。
在今日议事日程上的，不是社会反革命或资本主义复辟（这点在波兰只有很小的社会基础）。在议事日程上的，是要以工人阶级通过本身的民主组织来取代官僚层的独裁专政。工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一刻也不会受到挑战，这点在匈牙利和捷克之后又再在八○年夏天由波兰罢工者的行动所美好确实。波兰工人斗争的客观冲力是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
3．虽然波兰工人取得了大胜，但是他们仍未取得征服官僚层的最后胜利。后者仍是国家机器的主人。它继续控制了社会剩余，也因此控制了社会活动的所有决定性部门。官僚层的权力未被推翻。它受到挑战、震撼，并被迫作出一些早些时无可想象的让步。可是，它的权力仍在。
波兰工人阶级赢得的让步，长远来说是与官僚层继续统治不相容的。官僚层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在社会里并不扮演不可或缺的经济作用。工人阶级完全可以行使被官僚层盗占的领导作用。极权官僚专政在长远来说要能存在，只能基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冷感和分离状态。如果工人继续大规模地向官僚管理挑战，官僚专政将会被宣告灭亡。
因此，出现涉及数百万人民的大规模有组织工人运动，是对于极权专政的一个死亡威胁。两者不会并存太久。不是独立的工人阶级通过连续一系列冲突之后取消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进行胜利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建立民主选举和集中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权力，就会是波兰官僚层在苏联及东欧的“兄弟国家”的强力支持和鞭策下逐一消灭工人在八月底九月初取得的让步。
在这个将来对抗冲突的阴影下，波兰政治反对派、工人阶级和甚至领导罢工的先锋等内部的某些流派，正试图避免这个冲突，寻求将新的独立工会的活动限制于只是保卫工人的目前经济利益。官僚层方面则推进同样的方向，作为它磨蚀、限制和最终消灭八○年夏天的工人成果的企图的一部分。
可是这个企图是注定失败的。在一个建基于主要生产资料和贸易都国有化的社会，任何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政治问题。在消费领域任何有广泛基础的工人要求，就立即会提出一些问题，涉及重组生产、经济政策和计划，以及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国民总产值在主要部门间的分配（消费资金和投资资金；生产性消费资金和非生产性消费资金；工业和农业的投资资金，生产、分配和运输的资金；个人消费资金和社会消费资金；等等）。
波兰工人完全意识到由于官僚计划内有的不合理投资决定、由于浪费、疏忽和计划的任意制订而没有群众的改正控制，因而经济出现昭彰的失调。工人提出两个答案来答复以下的论调：“如果生产不提高而工资增加，就自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简直不会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首先，工人指出，进行消费的不单是工人，而且是富裕的官僚和富有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减少他们得到的部份，削减他们的特权，增加平等，就可以增加工人的消费而不一定需要增加生产。
第二，增加生产不一定连系于投资的新的增加，而要以减少工人消费为代价。生产的增加，可以通过更好地运用众所周知的极低利用率的生产资源，更好地平衡农业和工业生产，消灭官僚管理的弊病（它们引致工人对生产的冷漠）。
这样提出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朝向工人控制，这个要求已在许多工厂和城市提出来。
换句话说，在有如今日波兰的工人国家的架构里，任何工人目前的经济要求，结果成为别于官僚层提出的经济政策的其它政策。这点可清楚见于格但斯克罢工委员会最初的廿一点要求。现在仍然过早谈及这些不同的经济政策的制订，会否由新的工会或其它如“工人委员会”的组织提出，后者从四五年和五六年以来仍然在法理上合法存在（虽然它们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无论表达工人要求异于官僚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渴望的是什么组织，与官僚层统治权力不兼容的是这个趋向本身而非某个特别组织。但在一个工人国家，任何独立工人群众组织都有朝向这个发展的倾向。因此，在八○年夏天诞生的独立工会与官僚专政之间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它们要被迫消灭对方。
在八月和九月初的协议达成之后，官僚层便立即寻求蚕食罢工的成果。它有系统地阻碍波罗的海港口区以外的新的“自治”工会的建立。在每一处，包括在格但斯克，它都试图阻挠（即使不是阻止）由工人自己控制的工人报纸的出现。它施压力于工人，威胁他们如果脱离“官方”工会就会失去他们的社会福利。又或者，它试图改变后者成为新独立工会的完整部份（在由上委派的领袖领导下），以便削弱工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初步的小型战斗。其它的更尖锐得多的冲突将会发生，包括使用镇压。到目前为止，工人针锋相对地作出回答，毫不犹豫地威胁进行罢工，甚至真的再进行罢工，以便迫使政府尊重八、九月的协议。
4．反对官僚层政治权力的斗争，因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出击能力、自信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政治阶级觉醒的不平衡和不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受到障碍和变得复杂。东欧工人蠭起的不平衡发展以同样方向运作。这无疑是现今波兰危机的主要矛盾，如果不是这个矛盾，官僚层的权力就会一击而被扫到旁边去。
矛盾从两个平面表现出来。首先，在“自治”独立工会本身内部必须辨别最低限度三种明显有别的工人：一种是经历了八、九月最先进的组织形式的（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和上西里西亚区，但无疑也包括乌苏斯和其它一些主要工厂）；一种是参与七月至九月的罢工运动但没有达到这类组织形式的；一种是在八○年夏天并没有参与罢工，但在后来加入新工会的，特别是华沙和罗兹两个主要工业中心大部分的工人。工人先锋的份量，尤其是广大群众所承认的工人领袖的份量，在三个类别中是肯定不同的。
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波兰工人来说，阶级本能、显著的基本阶级意识和低政治阶级觉醒三者之间有显著的对比。换句话说，波兰无产阶级一个重要部分仍然有明显的政治—思想混乱，显示于宗教和天主教教士在工人中间很强大的影响，显示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流派的存在，显示于比正建立的独立工人运动更左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影响。
这个政治—思想混乱的基本原因，绝不在于波兰本国的小资农民背景的压力或是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相反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这些压力在当时更为强大时，波兰工人阶级从政治觉醒水平来看是欧洲其中一个最先进的。
波兰工人运动的政治传统是其中一个最感人和灿烂的。从波兰的犹太工人中间产生了沙皇俄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同盟”，它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此产生的。在第二国际时期，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及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教育革命社会主义干部，他们在最少三个国家协助散播共产主义。波兰国际主义者与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和德国斯巴达克同盟者并肩，在青梅瓦尔特和对抗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中走在前锋。在一九一八至二五年间，波兰共产党是欧洲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
目前的政治和思想混乱的基本原因，是斯大林主义四十年来对于波兰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影响。
斯大林主义首先摧毁共产党的精神和政治完整性，方法是支持一九二六年的比萨斯基（PILSUDSKI）政变。接着是盲目的派性宗派主义，令党更孤立于工人阶级。接着它正式解散共产党，在三七至四一年间肉体消灭了差不多它的所有领导干部。它扶植平庸的官僚，这些腐败和给予克里姆林宫无条件的支持的官僚，大部分是由一支外国军队带入波兰的，群众视他们为外国间谍。最后，在过去三十年来，它有系统地以沙文主义情绪“教育”无产阶级（这是违反波兰工人运动的真正国际主义传统的），窒息来自工人的任何自主或批判性行动的迹象，而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将天主教会僧侣集团的活动提升到全国唯一的半合法群众反对派，但同时以千样卑劣的干涉来骚扰教会。
在这些情况下，当马克思主义被扭曲成为替极权官僚统治辩护的理论，宗教比起一个似乎等同于可恨的官僚专政的思想能在群众眼中有更大吸引力，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思想混乱表示，即使工人阶级已经在反官僚反对派内取得社会领导权（而反对派包括了波兰国内很大多数的人民），它还未取得反对派内的政治领导权。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国家的政治演进、与官僚层对抗的结果、正来临的政治革命的成功机会——全都很大程度上要看工人阶级有多少能力在取得组织独立后重新取得它的阶级政治独立，即是说，取得社会主义民主取代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明确概念。
正在建立的群众组织的存在，以及工人正经历的斗争经验，都会大大促进政治领导权的重取。一个根基于工人阶级、支持群众所有要求和斗争、并坚定主张基本的纲领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存在，毫无疑问将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够反对天主教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工人阶级的蒙昧主义影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明白波兰工人阶级政治觉醒正进行的特别情况。尤其重要的就是所有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共产主义的人要不妥协地在最广泛层面保卫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我们保卫的不但是罢工权利和组织自由（包括政治组织自由），而且是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无限制的宗教自由。我们不但不批评或是反对格但斯克罢工者争取到的教会使用电台电视的权利，而且欢迎这个朝向打破官僚垄断大众传播媒介道路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正确地给予天主教流派的权利也应同时给予工人阶级和反对派内所有流派：“社会自卫委员会”、工会流派、不同社会主义流派；共产主义反对派。
以行政手段或镇压手段反对宗教和教士，是完全无效的，而且只会加强它们在群众里面的份量。反对反动思想的唯一有效斗争是进行公开的思想和政治辩论，迫使僧侣集团对于重大的日常政治问题表示他们的立场（例如韦辛斯基主教在八月呼吁秩序和走回工作岗位；例如教士反对节育和堕胎的立场）。只要有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其它群众出路存在，这就会帮助减少教会在无产阶级和年青人中间的影响。
此外，说罢工中和反官僚反对派中的教会和小资产阶级力量起大作用的指责，纯粹是虚伪的。官僚专政的辩护人很容易与这些力量找到共同的政治语言。官僚层有关“民族利益”和民族主义的呼吁，以及拒绝明确基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立场，容许了官僚层最有弹性的一翼在知识分子、天主教僧侣集团和一部份工人阶级中间取得共鸣。但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和自信越是增加，这些意见就越会丧失它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5．另外两个社会阶级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波兰社会有比重，虽然它们的比重大大小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波兰农民比起一九三九年或五六年的社会比重小了。它在五六年争取到强迫集体化的结束和私有财产的恢复之后。它在今天是极为分化的。大部分小农非常贫穷，只有一公顷至一公顷半的农地，而土地的开垦是古老的、缺乏机器工具的方法。它已带来重要的斗争，例如七八年的牛奶罢工。它正开始自我组织起来。这些小农群众了解八○年夏天工人罢工的合理不满，并公开表示他们的支持。他们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组织，相等于“自治”的独立工会，能够与有组织的工人共同制订解决为城市供应食物和给农村供应工业产品的最迫切问题的方法。
在目前时期这类独立的“自治”组织的合作，将会准备坚固的工农联盟的领域。在政治革命胜利之后，贫农自由地、不用武力地创立农民合作社，同时有现代化农业机器大量引进合作社内，这就会保证合作社成员从一开始就享有优越于现今苦况的生活和文化水平。
因此，今日成立的独立工人工会和独立贫农工会两者的联系，可以成为明日民主社会主义波兰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和贫农委员会两者的合作。在农村中三、四百万半无产阶级（这些小农同时是在市镇中工作的雇佣工人）的存在，造成了两个阶级之间一个自然的社会联系，方便了首先是农民工会然后是农民代表委员会的出现。
与这些小农群众并存的是少数富裕的农民，他们在过去廿五年来显然致富了。他们每个农场有大约十公顷至廿五公顷的土地，有许多机械，容许他们有盈利地进行现代农业耕作。这个较富裕的农民层份欢迎五六年的改革，认为是一大胜利。它同时与官僚层坚固联系（它很好地结合入官僚层内，尤其是在地方性平面），也与天主教僧侣集团坚固联系，它成为它们两者的中间社会联系。这个层份垄断了剩余的食物，它将剩余供应城市或出口。现在迫切的是将工人阶级从对这个富农层份的依赖性解放出来，方法是发展现代化的合作部门，有着高度劳动生产力，它可以产生自重组的工农联盟。
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识字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比以往大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层份，（现？）在这层份可以加入（尤其是在五六年和七○一七一年的改革之后）一个服务部门的独立小企业者层份，他们像富裕农民一样很快就致富。
后者与官僚层处于共存的状态，主要是基于贪污和互惠。但知识分子层份则与专政有矛盾的关系。它在几次（一九五六年、六八年、七○至七一年和七六年）表现了不敬的批评精神，在艺术领域（在戏院、剧院、画报、和诗歌）以及某些社会科学上尤其清楚表现了出来，可是，它特别偏向于政权的民族主义论调，而与马克思主义只有很弱的联系。
这个层份接受官僚层一系列的政治格言，在七七至七八年间倾向于认为打击工人阶级的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它乐意让步于打击工人斗争的“苏联入侵”论调的要胁。它的影响甚至存在于“社会自卫委员会”内。但是，八○年夏天工人大罢工的兴奋经验无疑将会激发知识分子中间新的分化。被斯大林破坏了的波兰马克思主义光荣传统将会主要在工人中重新兴起，但也将会被愿意坚定站在工人阵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
6．波兰官僚层已被罢工浪潮深深震撼，它内部也因如何作出反应这问题而越来越多分歧。当全国总罢工的幽灵出现时，官僚层内的分歧变成恐慌。只有从这个恐慌的角度看，方可解释八、九月的投降。
官僚层最后选择的策略，是不惜任何代价停止运动，因为它不能镇压、阻遏或分化这运动；官僚层指望迟些当运动退潮时再取回作出的让步。这个过程也需要最高结构的大改组。当一个独立工人运动不是退潮却反而是蓬勃扩展时，官僚层面对的越来越复杂的策略性问题将无疑引起许多新的分歧和重组。
苏联官僚层首先是恼怒于波兰官僚层在重新建立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上明显的无能，接着是深深忧虑波兰政权必须给予罢工者的让步的程度。它正确地恐怕这些让步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在苏联本身所引起的国际性反响。
它在同时于不同平面上作出反应：以静默淹埋罢工的发生和重要性、罢工者的要求、协议的内容等；大力诬蔑罢工者、罢工委员会，尤其是独立的“自治”工会。说它们由“渗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所摆布，同时也等于中伤波兰工人阶级本身（有完全工人民主的四百万工人被说成被敌人摆布）；威胁会停止经济援助，并不甚掩饰的军事干预的要挟；以及试图联系东欧所有官僚主义政权共同对抗“波兰病毒”。
到目前为止，它这个策略有某些成效。尽管匈牙利的加达政权显示某种“独立性”，“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层由于全都恐惧本国工人阶级因波兰例子而鼓舞唤醒过来，因此全都与克里姆林宫联合在同一阵线；它们全都施压力于华沙，要华沙逐步令形势“正常化”。的确，东德官僚层未能在东德无产阶级之前隐瞒波兰工人的要求或是波兰工人争取到的胜利，因为东德人民能够收到西德电台电视而得到全部资料。但这并不阻止东德官僚层高声尖呼警诫“电报指导罢工委员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如布拉格（捷克）、索非亚（保加利亚）和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官僚层的反应一样。
中国官僚层由于本身的原因，采取了一个不同的路线。它同情地公布罢工者的要求，似乎要准备发动中国人民大动员反对它以为会发生的苏联的快速干预。它已经自食其果，因为许多工厂的中国工人将要求波兰工人所争取到的同等权利。
在目前，克里姆林宫仍然依靠华沙官僚层逐步重新控制波兰工人阶级，同时准备更彻底解决的阵地。波兰官僚层越是显得无能力停止波兰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化。这个蠭起浪潮对其他官僚化工人国家造成的反响就越大，克里姆林宫想军事介入的企图就更大。只要政治革命仍未同时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而群众政治活动的觉醒仍不影响到苏联本身的无产阶级，那么，军事干预仍然在技术上和政治上是可能的。
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和独裁专政的危机，正是朝这个方向逻辑发展。波兰罢工的初期直接反响并不激烈：东德“德意志铁路”工人的罢工（但他们住在西柏林），和几个东欧国家一些异议组织和一些年青人小团体进行声援运动。但独立“自治”波兰工会的存在、合法运作、纲领和有效作用越为人们所知，它们的吸引力将会越加影响“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工人阶级部份。
这就是为什么时间对于波兰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只要它的群众运动和活动不退潮。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干预的唯一保证，是这个运动的国际性扩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今日是波兰工人阶级明显的政治需要。
资本主义欧洲和帝国主义整个资产阶级对于波兰工人阶级蠭起的恐惧，是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那样害怕。他们担心这个例子对他们本国工人阶级会有影响，担心西欧、北美和日本的工人会采取“波兰式”反应来对付资本家的紧缩措施。这个恐惧同时发生于工会官僚、共产党和社会党身上，他们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会要求“自治”工会，亦即有工会民主，罢工委员会在罢工者群众大会上如波兰工人那样民主选出。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反动势力（包括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一方面“口头”支持波兰工人和寻求利用罢工来达到反共产主义宣传目的，而另一方面如释重负地欢迎罢工结束，欢迎华沙避免正面冲突的“明智”。
国际资产阶级给予华沙政权的实际支持，并不限于柏拉图式纯精神上的声明。它所采取的形式，也包括超过十亿元的贷款，让波兰官僚层可以渡过偿还巨额外债的实时困难，让它也可以有更多余地与波兰工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周旋。
资产阶级与官僚层一样，恐怕波兰会有胜利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视它为致命的威胁；它将会有力地刺激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欧及苏联的政治革命的扩展。在雅尔塔会议（1945）和波茨坦公告（1945）所创造的欧洲无产阶级分裂状态的整个架构将会受到威胁。
对于一些人说华沙官僚层权力被推翻就会给欧洲和世界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我们回答说这是一个可耻的谎话。东欧和世界工人阶级越是强大和活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就越退缩。工人阶级以百万计地动员时（如六八年的法国和八○年的波兰），就是对抗世界大战疯狂自杀的最佳屏障。欧洲（无论东欧还是西欧）的无产阶级胜利将会在美国和苏联无产阶级中有深远的震荡反响。那些促进、鼓励或是容忍核武器竞赛的人，和那些令工人阶级沮丧、分化和消极的人，实际正鼓励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动力，而不是那些走上工人阶级夺权和行使权力的道路的人。
7．罢工以及二百万波兰工人的胜利，强调了在整个世界革命过程中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日益重要性。它越来越确证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所有三个部门已起的支配性作用；三个部门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不断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极权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它又一次压倒性地驳斥了所有那些理论家，他们用自己个人的失望来分析历史，倾向于拒绝无产阶级，因为世界革命的不平衡节奏并不尊重他们的任意和先验的时间表和图式。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在意大利工人阶级近十年典范的战斗性之后，在巴西工人阶级壮大的蠭起之后，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惊人城市起义之后，波兰罢工再一次证实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团结的、集体的斗争中的典范能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以日增的同情和热情跟随了波兰工人阶级的兄弟姊妹的典范斗争。当独立工会组织、发展和保卫八○年八、九月的成果，并试图实现工人阶级制订另一社会和经济政策取代官僚层的能力时，这个同情就会连同有新的意识的出现，认识到社会主义真正的性质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行出路，就如“布拉格之春”的时候一样。对我们这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敌人来说，我们只会欢欣，因为这个日益提高的意识将会越来越培育在资本支配的国家内的反帝和反资斗争。
可是，正因为悬在“波兰夏天”之上的主要威胁仍然是由苏联军事干预支持的镇压，同时因为“波兰夏天”是无产阶级世界兴起的重要部份，因此这个普遍同情必须转化为真正活跃的声援运动，令国际力量对比转变到有利于波兰工人阶级。声援运动越强大，镇压性干预就会越困难。战斗将会决定于国际平面。国际有组织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可以转变力量对比使有利于波兰的兄弟姊妹。
尤其是在工会运动内，现在是有可能建立与波兰独立工人运动的团结联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可以派遣代表团到波兰收集资料，诚实地将波兰“自治”独立工会的真实情形告诉他们的工会会员，以便对抗官僚层和资产阶级的错误资料。得到资料后可进行具体支持：波兰工会分子需要援助，包括忠告、技术和经济援助，以及建立独立工人报纸的协助。支持可以导致工会支部间相互紧密联系，以及建立工人阶级内大型资料宣传运动（关于波兰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实际意义）。
这类有系统的声援宣传运动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就是抗衡主要由共产党影响的工会联盟内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意大利的CGIL，法国的CGT，西班牙的CCOO，葡萄牙的CGTP，和半殖民地国家各类联盟）。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联盟与联盟之间、和越来越多国家的工会联盟与波兰“团结”之间的正式联系。
同时，重要的是继续战斗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北约组织、巡航导弹引进欧洲，等等。这个战斗有一部分是要反对美国“劳联—产联”最高官僚架构的“国际部”的反共产主义阴谋手段，反对美国东岸码头工人工会的打击波兰货物的反动杯葛，以及反对任何同类亲帝国主义行动，它们只会伤害波兰工人的奋斗事业。
第四国际成员在发展声援波兰工人的支持运动中有着特殊的责任。第四国际完全赞同他们的目标。发展声援波兰工人的运动，是建立第四国际的一个完整部分。
国际工人与波兰工人团结万岁！
波兰独立工人运动万岁！
打倒极权官僚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波兰工人共和国万岁！
克里姆林宫不得插手波兰！波兰国家有自决权！
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争取东欧和苏联的政治革命胜利！
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万岁！